一、帝國主義在華爭奪勢力範圍
《馬關條約》簽訂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更加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虎視鷹瞵、爭相吞噬的一塊肥肉。實際上，當1895年初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時，帝國主義者就發出了“幹淨利落地解決中國問題，由歐洲有關的幾個主要國家加以瓜分”1的狂叫。隨後，“歐洲各國政府一個接一個拚命掠奪（所謂‘租借’）中國領土”，在行動上“開始瓜分中國了”。1
德國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國山東的膠州灣“作為港口而論，它在各方麵都有重要的優越性”2，亟欲占領，以便建築海軍基地。1897年11月，德國借口兩名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派軍艦侵占了膠州灣。次年3月，又強迫清政府與之訂立《膠澳租界條約》，不僅在“租借”的名義下強占了膠州灣，並把山東省變成了它的勢力範圍。俄國於1897年12月15日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灣。隨後，俄國一方麵從海參崴（今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來華，以四五十艘艦船在中國海口遊弋；另一方麵又賄賂李鴻章、張蔭廷，誘迫清政府於1898年3月和5月分別與之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及其《續約》。俄國強租旅大後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為“關東時，不僅霸占我遼東半島，而且把東北全境劃為它的勢力範圍。法國於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應租讓廣州灣，不久便劃兩廣和雲南三省為其勢力範圍。英國以俄、法的擴張會妨礙其在華利益為借口，趁機於1898年6月9日強租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的島嶼，接著又強租威海衛為軍港，並宣布廣東和雲南的一部分地區及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日本也於1898年4月脅迫清政府承認福建為其勢力範圍。美國當時正忙於向中南美洲擴張，無暇東顧，但它並沒有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個各國在華利益“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保持中國市場對美國商品自由開放，保護其在華利益。
帝國主義在華奪取勢力範圍，強租軍港，構築炮台，建立軍事基地，控製了北自旅大南至廣州灣的許多沿海戰略要地，並可將軍艦駛抵渤海灣內各重要港口，從而使中國門戶洞開，京畿腹心要地也處於侵略者的軍事威脅之下。
二、帝國主義的經濟和宗教侵略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加劇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首先，它們趁清政府無力籌付對日戰爭賠款之機，三次強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國銀行借了約三億一千萬兩白銀的外債1，加上其它各項債款，共約五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約八千萬兩白銀，支出約九千餘萬兩，根本無法從國家的財政收入中逐次償還外債和利息，隻得以關稅、厘金、鹽課作抵押，同時用增加苛捐雜稅和發行內債等辦法，把財政赤字轉嫁給農民、手工業者及中小廠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國還從攫取的鐵路修築權中獲取斑額利潤。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們攫取的鐵路修築權竟達一萬零二百公裏之多。同時，各國還通過在華開礦設廠及大量輸出商品等渠道，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此外，帝國主義在華設立的銀行，也從為其對華商品輸出服務，變為控製中國財政金融的經濟侵略中心。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進一步控製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壟斷了中國市場，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壓抑和摧殘，廣大農民、中小商人、運輸業和手工業工人大批破產和失業。
在政治、軍事、經濟侵略的同時，帝國主義還利用宗教作為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各國傳教士即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竄遍我國的通都大邑和僻野鄉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穌教、東正教等，已經在中國建立了約四十個教區，六十多個教會，有外籍傳教士三千餘人，中國教徒八十餘萬。在帝國主義各國的脅迫下，清政府給予傳教士以各種政治特權。他們所到之處，拆廟毀寺，霸田搶房，敲詐勒索，包攬詞訟，私設牢獄，無故毆斃貧民。他們還收買地主惡霸、地痞流氓入教，縱使這些人為非作歹，肆無忌憚地欺淩百姓。還有不少傳教士，實際上是披著宗教外衣的間諜，無孔不入地刺探中國的各種情報，有的還直接參與策劃侵華活動。
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1供認，他對中國內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於天主教牧師的幫助2。更為嚴重的是，當時許多教堂都擁有武裝，有的教堂內甚至藏有數門大炮和幾百支槍。對於這些無惡不作的傳教士，中國人民無不切齒痛恨，不斷掀起反洋教的鬥爭，並逐步匯集成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帝國主義的種種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自戊戌變法3失敗後，中國的朝政大權再次被泥古守舊的慈禧集團所控製，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不可能指望這樣的政府抵禦帝國主義的瓜分和侵略，隻有自己起來進行殊死的鬥爭，以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瀾壯闊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
《馬關條約》簽訂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更加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虎視鷹瞵、爭相吞噬的一塊肥肉。實際上，當1895年初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時，帝國主義者就發出了“幹淨利落地解決中國問題，由歐洲有關的幾個主要國家加以瓜分”1的狂叫。隨後，“歐洲各國政府一個接一個拚命掠奪（所謂‘租借’）中國領土”，在行動上“開始瓜分中國了”。1
德國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國山東的膠州灣“作為港口而論，它在各方麵都有重要的優越性”2，亟欲占領，以便建築海軍基地。1897年11月，德國借口兩名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派軍艦侵占了膠州灣。次年3月，又強迫清政府與之訂立《膠澳租界條約》，不僅在“租借”的名義下強占了膠州灣，並把山東省變成了它的勢力範圍。俄國於1897年12月15日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灣。隨後，俄國一方麵從海參崴（今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來華，以四五十艘艦船在中國海口遊弋；另一方麵又賄賂李鴻章、張蔭廷，誘迫清政府於1898年3月和5月分別與之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及其《續約》。俄國強租旅大後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為“關東時，不僅霸占我遼東半島，而且把東北全境劃為它的勢力範圍。法國於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應租讓廣州灣，不久便劃兩廣和雲南三省為其勢力範圍。英國以俄、法的擴張會妨礙其在華利益為借口，趁機於1898年6月9日強租九龍半島及香港附近的島嶼，接著又強租威海衛為軍港，並宣布廣東和雲南的一部分地區及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日本也於1898年4月脅迫清政府承認福建為其勢力範圍。美國當時正忙於向中南美洲擴張，無暇東顧，但它並沒有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個各國在華利益“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保持中國市場對美國商品自由開放，保護其在華利益。
帝國主義在華奪取勢力範圍，強租軍港，構築炮台，建立軍事基地，控製了北自旅大南至廣州灣的許多沿海戰略要地，並可將軍艦駛抵渤海灣內各重要港口，從而使中國門戶洞開，京畿腹心要地也處於侵略者的軍事威脅之下。
二、帝國主義的經濟和宗教侵略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加劇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首先，它們趁清政府無力籌付對日戰爭賠款之機，三次強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國銀行借了約三億一千萬兩白銀的外債1，加上其它各項債款，共約五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約八千萬兩白銀，支出約九千餘萬兩，根本無法從國家的財政收入中逐次償還外債和利息，隻得以關稅、厘金、鹽課作抵押，同時用增加苛捐雜稅和發行內債等辦法，把財政赤字轉嫁給農民、手工業者及中小廠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國還從攫取的鐵路修築權中獲取斑額利潤。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們攫取的鐵路修築權竟達一萬零二百公裏之多。同時，各國還通過在華開礦設廠及大量輸出商品等渠道，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此外，帝國主義在華設立的銀行，也從為其對華商品輸出服務，變為控製中國財政金融的經濟侵略中心。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進一步控製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壟斷了中國市場，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壓抑和摧殘，廣大農民、中小商人、運輸業和手工業工人大批破產和失業。
在政治、軍事、經濟侵略的同時，帝國主義還利用宗教作為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各國傳教士即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竄遍我國的通都大邑和僻野鄉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穌教、東正教等，已經在中國建立了約四十個教區，六十多個教會，有外籍傳教士三千餘人，中國教徒八十餘萬。在帝國主義各國的脅迫下，清政府給予傳教士以各種政治特權。他們所到之處，拆廟毀寺，霸田搶房，敲詐勒索，包攬詞訟，私設牢獄，無故毆斃貧民。他們還收買地主惡霸、地痞流氓入教，縱使這些人為非作歹，肆無忌憚地欺淩百姓。還有不少傳教士，實際上是披著宗教外衣的間諜，無孔不入地刺探中國的各種情報，有的還直接參與策劃侵華活動。
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1供認，他對中國內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於天主教牧師的幫助2。更為嚴重的是，當時許多教堂都擁有武裝，有的教堂內甚至藏有數門大炮和幾百支槍。對於這些無惡不作的傳教士，中國人民無不切齒痛恨，不斷掀起反洋教的鬥爭，並逐步匯集成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帝國主義的種種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自戊戌變法3失敗後，中國的朝政大權再次被泥古守舊的慈禧集團所控製，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不可能指望這樣的政府抵禦帝國主義的瓜分和侵略，隻有自己起來進行殊死的鬥爭，以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瀾壯闊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