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沙俄劍拔弩張,準備向我東北地區發動大規模武裝入侵之際,關內戰事十分吃緊,因此,東北三省隻能依靠原有駐軍和防禦設施,抗擊入侵之敵。至1900年6月止,東北三省輩有防、練軍一百一十七營三哨。其中盛京省五十二個營,吉林省二十九營三哨,黑龍江省三十六個營。按編製計算,總數可達五萬八千餘人,但實際不足五萬人。以後各省又進行擴兵,人數稍有增加。此外,東北地區尚有四萬四千餘名戰鬥力很低的八旗兵。這些清軍裝備的武器,除一部分由國外進口、內地撥給和吉林機器局仿製的毛瑟、曼利夏步槍及克虜伯、格魯森火炮外,還有不少抬槍、抬炮及其它舊式火炮。


    除清軍外,東北三省還有義和團及人民群眾協助清軍抗敵。但義和團運動的規模不如關內,力量沒有關內強,組織更為分散,所以難以承擔較大的作戰任務。


    東北三省的將軍及其他軍政要員,在如何對待沙俄入侵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存在著根本的分歧,嚴重地影響了戰爭準備。


    黑龍江將軍壽山,在沙俄重兵壓境,形勢危急之際,多次上奏朝廷,曆陳沙俄“乘我畿輔危急,日為增兵之謀”的種種事實,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提出了“不得不戰”、“不可不戰”、“不可失機”等抗戰主張。1他還分析了抗戰的有利形勢,認為:甲午戰爭以後,人們“負痛方深”;義和團的興起,足見民心對沙俄之忿恨;在軍事上,可扼守陸路要地,以靜待動,截擊深入我境、前後不能相顧的俄軍。為了集中力量守衛邊防,他建議朝廷“先清內患”,對沙俄“護路隊”采取必要的防範措施。盛京副都統、育字軍總統晉昌,積極支持壽山的主張。他建議三省聯為一氣,並力抗戰。伯都訥副都統嵩昆,也讚同壽山等人的抗戰主張。但是,吉林將軍長順和盛京將軍增祺,卻極力反對壽山和晉昌等人的正確意見,認為“當此各國合謀,何可再樹一敵”2,主張對沙俄的進逼實行不抵抗主義。


    由於上述分歧,三省無法進行統一部署。主戰的黑龍江將軍壽山,隻能調派本省的力量,加強戰略要地的防禦。1900年7月8日,沙俄阿穆爾總督格羅傑科夫以“護路”為名,要求將數千俄軍經璦琿、齊齊哈爾運往哈爾濱。壽山嚴詞拒絕了沙俄侵略者的無理要求,並積極進行臨戰準備。他奏請清廷分別委任璦琿副都統鳳翔、呼倫貝爾副都統依興阿、通肯(今海倫)副都統慶祺為北、西、東三路翼長,分別指揮三路戰守;委任安徽候補知縣程德全為行營營務處,負責來往聯絡。此外,還向清廷請求調撥糧餉,商請盛京、吉林兩省勻撥槍械彈藥等物,準備抗擊沙俄的進攻。


    畏敵怯戰的吉林將軍長順則根本不作臨戰準備。練軍六營約三千人仍然分布在各城鎮;新募五營散駐於鐵路沿線;主力靖邊防軍十八營三哨,分布在三姓、寧古塔、琿春等七個城鎮。同時,長順還在6月底7月初以“奉旨招練”為名,對伊通、寬城子、伯都訥、哈爾濱一帶的義和團進行嚴密控製,並遣散鐵路沿線的大量民工。此外,對哈爾濱等地的沙俄“護路隊”不采取任何防範措施,任其在哈爾濱至雙城子的鐵路以及鬆花江沿線自由往來。


    由於晉昌的積極主戰及義和團鬥爭的影響,盛京省作了一定的防禦準備:西部由仁字軍、奉軍共八營兩哨駐守錦州、山海關一帶;北部由仁字軍、奉軍共六營駐守開原、鐵嶺一帶;東部有四營清軍駐守鳳凰嶺、岫岩一帶;南部由晉昌自率育字軍十餘營駐守熊嶽、海城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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