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和反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直接瓜分中國的陰謀，由於受到中國愛國軍民的打擊和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影響而未能實現，便轉而采取扶植清廷，“以華治華”的策略。為了加強對清政府的控製和對中國的掠奪，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要害部門派遣了顧問，以左右清廷的重大決策；在京津、京榆沿線駐紮軍隊，以武力挾製清廷；迫使清政府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以擴大在中國開辟商埠、增加投資、修築鐵路、開發礦藏、內河航運等特權。至1911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開設的通商口岸達八十二處之多，在十六個城市內設有租界，霸占了十幾個省的礦產開發權，取得了粵漢、正太、津浦、隴海等十多條鐵路的修築權。帝國主義還通過增設銀行，擴大資本輸出，壟斷中國的財政金融。它們在掠奪中國時，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1904年2月，在中國東北境內爆發的日俄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棄了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職責，竟無恥地宣布“局外中立”，聽任人民遭受屠戮和淩辱。俄國戰敗後，東北成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英國乘機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與之訂約，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經濟特權。日俄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經過肮髒的交易，暫時緩和了緊張關係，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清政府聽任帝國主義驅使，實際上已成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進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正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
隨著清政府賣國殘民的麵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緒也不斷增長。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清政府掛出了一塊實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發布“變法”上諭以後，清政府陸續頒布了一係列改革法令，如裁汰製兵練勇、編練新軍，裁撤冗衙、節省啊費，振興商務、獎勵實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視的是練兵。1903年，在北京設練兵處，任命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世凱1為會辦練兵大臣。1904年9月，練兵處和兵部會同奏定《新軍營製餉章》、《陸軍學堂辦法》和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確定陸軍以鎮為經常編製。鎮設統製，每鎮轄步兵兩協。協設統領，每協轄兩標。標設統帶，每標轄三營。營設管帶，每營轄前後左右四隊。隊設隊官，每隊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鎮有馬隊、炮隊各一標，工程、輜重各一營。合計一鎮將弁兵夫共一萬二千人。遇有征調，則以二至三鎮為一軍，由朝廷欽派總統節製。全國計劃編練常備軍三十六鎮，除近畿四鎮、四川三鎮外，其餘各省編練一至二鎮，限二至五年內編成。新軍的編練工作，大多數省份沒有按期編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時，全國建製完備的新軍隻有十四鎮，其餘隻有一協或不滿一協，總人數約二十六萬人。在編練新軍的同時，還把部分綠營練勇等改編為巡防營，以加強鎮壓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雖然對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了一些促進作用，但卻同時又給帝國主義擴大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麵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條件。為了編練新軍，需要大批餉款，而當時的清廷已“帑藏大絀”，於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稅，攤派勒索，無奇不有。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在此期間，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把武裝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提上了議事日程。
二、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及其領導的反清武裝鬥爭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由於它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的摧殘，所以發展非常緩慢。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1911年，投資在萬元以上的廠礦企業已有五百多個。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逐漸形成獨立的階級，並產生了一大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先進者對深重的民族災難憂患倍增，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向西方學習；發行各種書刊，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組織各種革命小團體，積極開展愛國革命活動，其中較著名的有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科學補習所1等。由於經濟地位不同，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之間的親疏關係不同，因而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政治態度也不相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代表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他們雖然也介紹過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說，參加過愛國宣傳活動，但是不願與清王朝決裂，隻要求實行君主立憲，以取得參政的權利。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主張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專製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發展資本主義開拓道路。
孫中山（1866—1925），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號逸仙。童年時，對洪秀全的反清壯舉懷有敬慕之情。青年時代，對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1894年2月，曾上書李鴻章，提出變法自強主張，結果遭到拒絕。從此，他便毅然擺脫改良主義的羈絆，率先舉起民主革命的旗幟。1894年，他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1895年與1900年，在廣州和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組織了兩次起義，雖然都失敗了，卻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武裝反清揭開了序幕。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奔走國外，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促成了興中會與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的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一致選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於為庶務（負責本部日常工作）。會議還通過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不久又闡釋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政治綱領，並決定暫設總部於東京，在國內外分設支部，支部之下設立各省區分會。同盟會的成立，使資產階級革命派有了全國性的統一政黨，標誌著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同盟會成立後，一麵同改良派展開針鋒相對的論戰，堅持隻有推翻清朝君主專製統治，中國才有前途；一麵積極在國內外發展組織，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在同盟會的領導和影響下，從1906年起，各地革命黨人組織的武裝起義，先後達十多次，大致可分兩種情況：
一種是以運動會黨為主的武裝起義。如1906年12月湘、贛邊界的萍瀏醴起義習；1907年5月的廣東潮州黃岡（屬饒平縣）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屬歸善縣）起義，9月的欽州防城起義，12月的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廣東欽州上思起義，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此外，還有光複會領導人徐錫麟、秋瑾發動的皖浙起義。革命黨人之所以依靠會黨，是因為會黨是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員大多處在社會最底層，富有反抗精神，且與農民群眾有較多的聯係，在反清起義中常常可以起衝擊作用。但會黨的成分複雜，紀律鬆弛，缺乏明確的政治方向，沒有充足的餉械，更少訓練。孫中山等雖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導”會黨的主張，但一般都是在未經認真教育改造的情況下，便倉促起義，以致“發難易，成功難”，不能堅持長期的鬥爭。上述這些起義，大多在粵、桂、滇邊陲地區。這與孫中山先奪取南方數省，然後揮師北進的指導思想有關；同時，這些地區便於從國外購運軍火，獲得財力、人力的援助。從單純依靠會黨和依賴外援這兩個側麵，反映出孫中山等人對武裝起義的艱巨性、複雜性，以及廣泛而又深入地發動工農群眾的必要性，還缺乏認識。
另一種是以運動新軍為主的武裝起義。當時，運動新軍具有一定的便利條件。一是新軍士兵多數來自比較貧苦的農民家庭，容易激發其革命情緒。二是新軍選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餉也高於舊式軍隊。當時正處於廢除科舉前後，許多貧寒的知識分子為尋求出路，便“投筆從戎”，“秀才當兵”成為較普遍的現象。而這些知識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多數從武備學堂的學生中選拔任用，另一部分則從日本等國的軍事學校留學歸國的學生中選拔。這樣，就有一大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入新軍，其中有些人是同盟會員，他們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從事革命活動。經過革命黨人的積極活動，開始出現了以新軍為主的起義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領導的安慶馬炮營起義，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領三千新軍進攻廣州城的起義，1911年4月27日爆發的著名的廣州黃花崗起義1。這些起義，或因勢寡力單，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統一指揮，且與當地群眾均無聯係，因而也都失敗了。但愈來愈頻繁的武裝起義，引起了清廷極大震驚，於是三令五申，嚴飭各省督撫加強對新軍的防範。而在革命黨人方麵，則不斷吸取了經驗教訓，激勵了革命鬥誌。
新軍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漢革命黨人。當時在武漢影響較大的革命團體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是由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革命小團體演變而成，成立於1911年初，由蔣翊武1任社長。該社成立不久，組織迅速發展，約有社員三千人。共進會是一部分原籍長江中上遊的同盟會員，因不滿意總部隻注意在華南邊境發動起義，於1907年秋在日本東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孫武、焦達峰1等奉命回國，在漢口設立機關，秘密發展組織，到1910年冬，會員已發展到二千餘人。
在文學社與共進會成立以前，湖北的許多革命黨人就以運動新軍為工作重點。他們認為，“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參加行伍不可”1，因而紛紛投筆從戎，在敵人營壘中開展革命活動。他們注意積蓄革命力量，不輕率發難，反對“暗殺主義”，長期深入士兵之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文學社與共進會成立後，這方麵的工作更有成效，並取得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在宣傳教育方麵，首先從“灌輸知識”著手，在新軍中秘密散發革命書刊，啟發官兵的愛國思想。他們還注意以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工作，如邀入參加演講會，宣傳民族危機，抨擊時政；或在個別交談中“迎機啟示”；或借“講有關故事以激勵之”；或編唱歌曲、吟詩聯句以傳播革命道理。他們還利用報紙揭露清廷的各種黑幕和新軍中的貪汙舞弊行為，以激發官兵的反抗情緒。
在組織工作方麵，開始時曾“專以發展軍官為主”，後發現軍官“人數過少，一旦發生變故，又以地位關係，不能堅持到底”，遂改為“專從士兵著手”。1在吸收會員方麵，注意嚴格手續，保證組織純潔。文學社簡章中規定：“凡願為本社社員者，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派員調查，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為本社社員”。（為了便於領導，根據新軍的建製，建立自己的組織係統，各標、營、隊設代表一人，平時由標代表參加會議，研究情況，部署工作；各營、隊代表分別按上級代表的部署進行活動，起義時即可成為臨時指揮員。為了免遭敵人破壞，均按秘密工作原則，實行單線領導，“隻有直的關係，並無橫的聯係”2。湖北革命黨人運用“借矛奪盾”的手段，長期進行爭取新軍的工作，使駐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壯大。1911年秋，在一萬七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將近三分之一，並有許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漢周圍各縣，革命黨人還聯絡了一批會黨、農民、士兵和學生。
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急劇激化，革命時機趨於成熟
與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策動新軍組織武裝起義的同時，全國各地群眾的抗租、抗糧、抗捐、抗稅、搶米、反洋教等自發鬥爭，也呈現急劇高漲的形勢。據統計，1909年自發的群眾反抗鬥爭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參加鬥爭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階層的人民，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有些鬥爭還把反清和反帝結合起來。蓬勃發展的全國人民的反抗鬥爭，預示著革命的高潮即將來臨。為了阻遏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清王朝於1906年又拋出了“預備立憲”的騙局。結果，不僅遭到革命黨人的激烈反對，而且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緒帝和那拉氏相繼死去，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改年號為宣統，由其父載灃攝政。載灃積極推行集權於皇族的政策，首先將掌握軍權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罷黜回籍。接著，載灃自任代理陸海軍大元帥，並任命其弟載洵為海軍大臣，載濤為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兄弟三人總攬了軍政大權。同時，對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權作了種種限製。1911年5月，清政府頒布新訂內閣官製，任命奕劻為總理大臣，成立了所謂“皇族內閣”。結果引起漢族官僚的普遍不滿，清朝親貴集團的處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騙局，已被徹底戳穿。資產階級立憲派多次請願，要求參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多數對清政府產生了離心傾向，少數開始同情或參加革命。特別是“皇族內閣”成立後，為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於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謂“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行接收廣東、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辦鐵路公司，將人民多年爭得的路權重新拍賣給帝國主義。這一賣國行徑，更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其中尤以四川最為激烈。四川同盟會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誌軍，進圍成都，人數不下二十萬。隨之全省沸騰，各地保路同誌軍揭竿而起，攻州占縣，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起義。吳玉章、王天傑還在榮縣宣布獨立，建立革命政權，揭開了辛亥革命戰爭的序幕。為了撲滅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各省幫命黨人在四川保路鬥爭的鼓舞下，積極準備起義。湖北革命黨人乘時而發，首義武昌，一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風暴終於來臨了。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和反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直接瓜分中國的陰謀，由於受到中國愛國軍民的打擊和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影響而未能實現，便轉而采取扶植清廷，“以華治華”的策略。為了加強對清政府的控製和對中國的掠奪，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要害部門派遣了顧問，以左右清廷的重大決策；在京津、京榆沿線駐紮軍隊，以武力挾製清廷；迫使清政府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以擴大在中國開辟商埠、增加投資、修築鐵路、開發礦藏、內河航運等特權。至1911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開設的通商口岸達八十二處之多，在十六個城市內設有租界，霸占了十幾個省的礦產開發權，取得了粵漢、正太、津浦、隴海等十多條鐵路的修築權。帝國主義還通過增設銀行，擴大資本輸出，壟斷中國的財政金融。它們在掠奪中國時，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1904年2月，在中國東北境內爆發的日俄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棄了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職責，竟無恥地宣布“局外中立”，聽任人民遭受屠戮和淩辱。俄國戰敗後，東北成為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英國乘機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與之訂約，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經濟特權。日俄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經過肮髒的交易，暫時緩和了緊張關係，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清政府聽任帝國主義驅使，實際上已成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進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正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
隨著清政府賣國殘民的麵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緒也不斷增長。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清政府掛出了一塊實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發布“變法”上諭以後，清政府陸續頒布了一係列改革法令，如裁汰製兵練勇、編練新軍，裁撤冗衙、節省啊費，振興商務、獎勵實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視的是練兵。1903年，在北京設練兵處，任命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世凱1為會辦練兵大臣。1904年9月，練兵處和兵部會同奏定《新軍營製餉章》、《陸軍學堂辦法》和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確定陸軍以鎮為經常編製。鎮設統製，每鎮轄步兵兩協。協設統領，每協轄兩標。標設統帶，每標轄三營。營設管帶，每營轄前後左右四隊。隊設隊官，每隊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鎮有馬隊、炮隊各一標，工程、輜重各一營。合計一鎮將弁兵夫共一萬二千人。遇有征調，則以二至三鎮為一軍，由朝廷欽派總統節製。全國計劃編練常備軍三十六鎮，除近畿四鎮、四川三鎮外，其餘各省編練一至二鎮，限二至五年內編成。新軍的編練工作，大多數省份沒有按期編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時，全國建製完備的新軍隻有十四鎮，其餘隻有一協或不滿一協，總人數約二十六萬人。在編練新軍的同時，還把部分綠營練勇等改編為巡防營，以加強鎮壓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雖然對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了一些促進作用，但卻同時又給帝國主義擴大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麵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條件。為了編練新軍，需要大批餉款，而當時的清廷已“帑藏大絀”，於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稅，攤派勒索，無奇不有。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在此期間，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把武裝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提上了議事日程。
二、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及其領導的反清武裝鬥爭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由於它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的摧殘，所以發展非常緩慢。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1911年，投資在萬元以上的廠礦企業已有五百多個。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逐漸形成獨立的階級，並產生了一大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先進者對深重的民族災難憂患倍增，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向西方學習；發行各種書刊，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組織各種革命小團體，積極開展愛國革命活動，其中較著名的有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科學補習所1等。由於經濟地位不同，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之間的親疏關係不同，因而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政治態度也不相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代表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他們雖然也介紹過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說，參加過愛國宣傳活動，但是不願與清王朝決裂，隻要求實行君主立憲，以取得參政的權利。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主張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專製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發展資本主義開拓道路。
孫中山（1866—1925），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號逸仙。童年時，對洪秀全的反清壯舉懷有敬慕之情。青年時代，對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1894年2月，曾上書李鴻章，提出變法自強主張，結果遭到拒絕。從此，他便毅然擺脫改良主義的羈絆，率先舉起民主革命的旗幟。1894年，他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1895年與1900年，在廣州和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組織了兩次起義，雖然都失敗了，卻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武裝反清揭開了序幕。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奔走國外，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促成了興中會與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的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一致選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於為庶務（負責本部日常工作）。會議還通過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不久又闡釋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政治綱領，並決定暫設總部於東京，在國內外分設支部，支部之下設立各省區分會。同盟會的成立，使資產階級革命派有了全國性的統一政黨，標誌著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同盟會成立後，一麵同改良派展開針鋒相對的論戰，堅持隻有推翻清朝君主專製統治，中國才有前途；一麵積極在國內外發展組織，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在同盟會的領導和影響下，從1906年起，各地革命黨人組織的武裝起義，先後達十多次，大致可分兩種情況：
一種是以運動會黨為主的武裝起義。如1906年12月湘、贛邊界的萍瀏醴起義習；1907年5月的廣東潮州黃岡（屬饒平縣）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屬歸善縣）起義，9月的欽州防城起義，12月的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廣東欽州上思起義，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此外，還有光複會領導人徐錫麟、秋瑾發動的皖浙起義。革命黨人之所以依靠會黨，是因為會黨是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員大多處在社會最底層，富有反抗精神，且與農民群眾有較多的聯係，在反清起義中常常可以起衝擊作用。但會黨的成分複雜，紀律鬆弛，缺乏明確的政治方向，沒有充足的餉械，更少訓練。孫中山等雖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導”會黨的主張，但一般都是在未經認真教育改造的情況下，便倉促起義，以致“發難易，成功難”，不能堅持長期的鬥爭。上述這些起義，大多在粵、桂、滇邊陲地區。這與孫中山先奪取南方數省，然後揮師北進的指導思想有關；同時，這些地區便於從國外購運軍火，獲得財力、人力的援助。從單純依靠會黨和依賴外援這兩個側麵，反映出孫中山等人對武裝起義的艱巨性、複雜性，以及廣泛而又深入地發動工農群眾的必要性，還缺乏認識。
另一種是以運動新軍為主的武裝起義。當時，運動新軍具有一定的便利條件。一是新軍士兵多數來自比較貧苦的農民家庭，容易激發其革命情緒。二是新軍選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餉也高於舊式軍隊。當時正處於廢除科舉前後，許多貧寒的知識分子為尋求出路，便“投筆從戎”，“秀才當兵”成為較普遍的現象。而這些知識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多數從武備學堂的學生中選拔任用，另一部分則從日本等國的軍事學校留學歸國的學生中選拔。這樣，就有一大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入新軍，其中有些人是同盟會員，他們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從事革命活動。經過革命黨人的積極活動，開始出現了以新軍為主的起義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領導的安慶馬炮營起義，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領三千新軍進攻廣州城的起義，1911年4月27日爆發的著名的廣州黃花崗起義1。這些起義，或因勢寡力單，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統一指揮，且與當地群眾均無聯係，因而也都失敗了。但愈來愈頻繁的武裝起義，引起了清廷極大震驚，於是三令五申，嚴飭各省督撫加強對新軍的防範。而在革命黨人方麵，則不斷吸取了經驗教訓，激勵了革命鬥誌。
新軍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漢革命黨人。當時在武漢影響較大的革命團體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是由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革命小團體演變而成，成立於1911年初，由蔣翊武1任社長。該社成立不久，組織迅速發展，約有社員三千人。共進會是一部分原籍長江中上遊的同盟會員，因不滿意總部隻注意在華南邊境發動起義，於1907年秋在日本東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孫武、焦達峰1等奉命回國，在漢口設立機關，秘密發展組織，到1910年冬，會員已發展到二千餘人。
在文學社與共進會成立以前，湖北的許多革命黨人就以運動新軍為工作重點。他們認為，“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參加行伍不可”1，因而紛紛投筆從戎，在敵人營壘中開展革命活動。他們注意積蓄革命力量，不輕率發難，反對“暗殺主義”，長期深入士兵之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文學社與共進會成立後，這方麵的工作更有成效，並取得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在宣傳教育方麵，首先從“灌輸知識”著手，在新軍中秘密散發革命書刊，啟發官兵的愛國思想。他們還注意以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工作，如邀入參加演講會，宣傳民族危機，抨擊時政；或在個別交談中“迎機啟示”；或借“講有關故事以激勵之”；或編唱歌曲、吟詩聯句以傳播革命道理。他們還利用報紙揭露清廷的各種黑幕和新軍中的貪汙舞弊行為，以激發官兵的反抗情緒。
在組織工作方麵，開始時曾“專以發展軍官為主”，後發現軍官“人數過少，一旦發生變故，又以地位關係，不能堅持到底”，遂改為“專從士兵著手”。1在吸收會員方麵，注意嚴格手續，保證組織純潔。文學社簡章中規定：“凡願為本社社員者，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派員調查，認為與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為本社社員”。（為了便於領導，根據新軍的建製，建立自己的組織係統，各標、營、隊設代表一人，平時由標代表參加會議，研究情況，部署工作；各營、隊代表分別按上級代表的部署進行活動，起義時即可成為臨時指揮員。為了免遭敵人破壞，均按秘密工作原則，實行單線領導，“隻有直的關係，並無橫的聯係”2。湖北革命黨人運用“借矛奪盾”的手段，長期進行爭取新軍的工作，使駐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壯大。1911年秋，在一萬七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將近三分之一，並有許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漢周圍各縣，革命黨人還聯絡了一批會黨、農民、士兵和學生。
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急劇激化，革命時機趨於成熟
與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策動新軍組織武裝起義的同時，全國各地群眾的抗租、抗糧、抗捐、抗稅、搶米、反洋教等自發鬥爭，也呈現急劇高漲的形勢。據統計，1909年自發的群眾反抗鬥爭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參加鬥爭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階層的人民，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有些鬥爭還把反清和反帝結合起來。蓬勃發展的全國人民的反抗鬥爭，預示著革命的高潮即將來臨。為了阻遏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清王朝於1906年又拋出了“預備立憲”的騙局。結果，不僅遭到革命黨人的激烈反對，而且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緒帝和那拉氏相繼死去，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改年號為宣統，由其父載灃攝政。載灃積極推行集權於皇族的政策，首先將掌握軍權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罷黜回籍。接著，載灃自任代理陸海軍大元帥，並任命其弟載洵為海軍大臣，載濤為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兄弟三人總攬了軍政大權。同時，對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權作了種種限製。1911年5月，清政府頒布新訂內閣官製，任命奕劻為總理大臣，成立了所謂“皇族內閣”。結果引起漢族官僚的普遍不滿，清朝親貴集團的處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騙局，已被徹底戳穿。資產階級立憲派多次請願，要求參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多數對清政府產生了離心傾向，少數開始同情或參加革命。特別是“皇族內閣”成立後，為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於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謂“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行接收廣東、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辦鐵路公司，將人民多年爭得的路權重新拍賣給帝國主義。這一賣國行徑，更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其中尤以四川最為激烈。四川同盟會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誌軍，進圍成都，人數不下二十萬。隨之全省沸騰，各地保路同誌軍揭竿而起，攻州占縣，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起義。吳玉章、王天傑還在榮縣宣布獨立，建立革命政權，揭開了辛亥革命戰爭的序幕。為了撲滅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各省幫命黨人在四川保路鬥爭的鼓舞下，積極準備起義。湖北革命黨人乘時而發，首義武昌，一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風暴終於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