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徙戎論
在這大大小小的叛亂中，最終將西晉王朝推向末路的是匈奴人，隨後鮮卑人、羯人、氐人、羌人各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到底為什麽造成這種情況呢？西晉王朝又是如何處理邊疆少數民族問題的呢？五胡亂晉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呢？直到現在我們仍是眾說紛紜。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形成書麵材料的是一個叫江統的人，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今河南省杞縣南）人，時任晉國山陰令。
上文我們曾經介紹過，隨著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入塞，鮮卑人居匈奴故地,另外一部分烏桓人也在三國時被遷入塞內。西晉時期，少數民族部落大規模內遷的浪潮又再次出現，匈奴族和羯族大量進入並州（今山西地區），鮮卑族進入遼東、幽州、涼州（今遼寧、河北和甘肅）。西晉征伐高句麗，一部分高句麗人被遷到河南。漢族名稱的由來源自漢朝，以上少數民族與漢族開始雜居並處。少數民族民眾為反對當時沉重的壓迫，經常武裝反抗，晉惠帝時上黨的匈奴人起兵，隨後關中的羌人、盧水胡（匈奴的一支）、氐人紛紛起兵，擊殺建威將軍周處（除三害的那個英雄），不過都被晉廷鎮壓下去。
江統由此意識到少數民族入內，會威脅西晉王朝的統治，因此，他寫了一篇古今傳頌、影響深遠的文章《徙戎論》。其文寫道：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製，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從徙戎論文章可以看出江統的主導思想就是將遷入內地的少數民族再遷出去，讓他們回到原來生活的邊遠地區。江統是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胡適先生曾經指出民族主義的三個方麵，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江統最適合第一種，排外的民族主義者。徙戎論問世不到十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稱帝，匈奴人劉淵在左國城稱王，五胡十六國勃然而興，西晉亡國。當時的人都佩服江統的遠見卓識，認為如果晉王朝采取政策遷徙少數民族，則可以避免亡國之禍。
徙戎論做為一個處理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呈到晉惠帝司馬衷的禦案上，白癡皇帝顯然無法解答至今仍然困擾世界的民族問題。晉朝的統治者們怎麽看待這一方案呢？
曆代封建王朝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無非是兩個字，“撫”與“戰”，最佳的莫過於撫戰結合，恩威並施，可為什麽總不見效果呢？因為他們缺少二個字“平等”。漢族總喜歡以華夏自居，稱少數民族為夷、胡、蠻等等。在這種思想方針的指導下，民族之間的關係隻能是上述兩個字。江統開出的藥方，是個“遷”字，他所能帶來的結果，無非是一個“戰”字。
民族遷徙不僅僅是中國才有的事，也不僅僅是東方才有的事，他是一個世界範圍的問題。中世紀歐洲的日耳曼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阿蘭人、蘇維匯人、勃郎弟人、央格魯與薩克遜人先後進入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顛以及北非。他們所向無敵，打敗西羅馬帝國，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王國。所有人的野蠻人都是抱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生存的渴望來的。如果你強行讓他們回到原始森林或者草原上，對過上舒服的日子，習慣農耕生存的民族來說，可能嗎？肯定會激起他們的反抗，必定是持續不斷的戰亂。縱使你用武力把他們遷出去，他們難道不會再來嗎？還是會發生戰爭。
如何解決大晉國的民族問題，晉武帝司馬炎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允許匈奴、羯族繼續內遷，反對朝臣的意見，不殺匈奴傑出的人物劉淵已經表明態度，他對少數民族要“撫”。然而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擺脫不掉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限製，不能平等的對待少數民族，對劉淵不殺但也不用。如此的民族政策雖然能夠拖延民族矛盾爆發的時間，但危機遲早會出現。五胡亂晉是西晉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士族秉政的必然產物。
隻有消滅戰爭，才能消除戰爭帶來的所有苦難。然而有民族則必有民族之間的矛盾，有矛盾則必有民族之間的戰爭。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不是排外，不是單純擁護本國文化，不是建設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要建設一個融合的新的民族國家，這樣的一個民族可以包容世界上一切民族。美國之所以強大，正是因為美利堅是個移民國家。一旦他取消或者限製其移民政策，美利堅民族會逐漸衰敗。在中國，中華民族自古便有包容天下民族的襟懷，因為漢朝國盛年久影響深遠，漢朝亡國之後，人們依舊自詡為漢人，漢族由此誕生。然而隨著民族的遷徙，此後的中華大地，不僅僅生活著漢族人，還有匈奴、鮮卑、羯、氐、羌、高車、高句麗等等民族在一起繁衍生息共同生活。為消除民族間的戰亂，獲得和平，前秦天王苻堅首先舉起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的大旗，用他自己話說，叫做“混四海於一家、視夷狄如赤子”。可惜他功業未就而身先死，苻堅沒有白死，北魏的孝文帝在他的經驗和教訓上進行了民族融合的漢化改革，取得輝煌的成就，在一翻曲折磨難之後，民族融合政策造就一個強大的唐王朝。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的一個“仁”字，便包含西方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對儒學著作曆朝曆代均有注解，我們滿腦子裏對儒學的理解隻是曆代思想家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的演繹。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我們不該迷信曆代的注解，沉迷於古人的思想中。儒學應當現代化，孔孟經典應該進行現代化的詮釋（不是翻譯而是詮釋），摒棄為時代所拋棄的糟粕，堅決弘揚其基本精神。現代化的儒學應該成為世界大同的一種文化，成為世界大一統的一麵旗幟。
之所以討論民族和文化問題，因為下一章我們就要進入民族矛盾尖銳、文化衝突激烈、社會局勢動蕩不安的五胡亂晉時代。成功的解讀文化與民族矛盾的前因後果，也就讀懂五胡十六國，讀懂南北朝。舉一個極為通俗的例子，民族征服者總是拿著刀劍去占領大片的土地，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又必須捧起書本。我們看一下五胡中第一個稱王的匈奴人劉淵，他是怎麽做的呢？
在這大大小小的叛亂中，最終將西晉王朝推向末路的是匈奴人，隨後鮮卑人、羯人、氐人、羌人各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到底為什麽造成這種情況呢？西晉王朝又是如何處理邊疆少數民族問題的呢？五胡亂晉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呢？直到現在我們仍是眾說紛紜。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形成書麵材料的是一個叫江統的人，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今河南省杞縣南）人，時任晉國山陰令。
上文我們曾經介紹過，隨著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入塞，鮮卑人居匈奴故地,另外一部分烏桓人也在三國時被遷入塞內。西晉時期，少數民族部落大規模內遷的浪潮又再次出現，匈奴族和羯族大量進入並州（今山西地區），鮮卑族進入遼東、幽州、涼州（今遼寧、河北和甘肅）。西晉征伐高句麗，一部分高句麗人被遷到河南。漢族名稱的由來源自漢朝，以上少數民族與漢族開始雜居並處。少數民族民眾為反對當時沉重的壓迫，經常武裝反抗，晉惠帝時上黨的匈奴人起兵，隨後關中的羌人、盧水胡（匈奴的一支）、氐人紛紛起兵，擊殺建威將軍周處（除三害的那個英雄），不過都被晉廷鎮壓下去。
江統由此意識到少數民族入內，會威脅西晉王朝的統治，因此，他寫了一篇古今傳頌、影響深遠的文章《徙戎論》。其文寫道：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製，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從徙戎論文章可以看出江統的主導思想就是將遷入內地的少數民族再遷出去，讓他們回到原來生活的邊遠地區。江統是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胡適先生曾經指出民族主義的三個方麵，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江統最適合第一種，排外的民族主義者。徙戎論問世不到十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稱帝，匈奴人劉淵在左國城稱王，五胡十六國勃然而興，西晉亡國。當時的人都佩服江統的遠見卓識，認為如果晉王朝采取政策遷徙少數民族，則可以避免亡國之禍。
徙戎論做為一個處理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呈到晉惠帝司馬衷的禦案上，白癡皇帝顯然無法解答至今仍然困擾世界的民族問題。晉朝的統治者們怎麽看待這一方案呢？
曆代封建王朝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無非是兩個字，“撫”與“戰”，最佳的莫過於撫戰結合，恩威並施，可為什麽總不見效果呢？因為他們缺少二個字“平等”。漢族總喜歡以華夏自居，稱少數民族為夷、胡、蠻等等。在這種思想方針的指導下，民族之間的關係隻能是上述兩個字。江統開出的藥方，是個“遷”字，他所能帶來的結果，無非是一個“戰”字。
民族遷徙不僅僅是中國才有的事，也不僅僅是東方才有的事，他是一個世界範圍的問題。中世紀歐洲的日耳曼人、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阿蘭人、蘇維匯人、勃郎弟人、央格魯與薩克遜人先後進入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顛以及北非。他們所向無敵，打敗西羅馬帝國，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王國。所有人的野蠻人都是抱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生存的渴望來的。如果你強行讓他們回到原始森林或者草原上，對過上舒服的日子，習慣農耕生存的民族來說，可能嗎？肯定會激起他們的反抗，必定是持續不斷的戰亂。縱使你用武力把他們遷出去，他們難道不會再來嗎？還是會發生戰爭。
如何解決大晉國的民族問題，晉武帝司馬炎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允許匈奴、羯族繼續內遷，反對朝臣的意見，不殺匈奴傑出的人物劉淵已經表明態度，他對少數民族要“撫”。然而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擺脫不掉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限製，不能平等的對待少數民族，對劉淵不殺但也不用。如此的民族政策雖然能夠拖延民族矛盾爆發的時間，但危機遲早會出現。五胡亂晉是西晉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士族秉政的必然產物。
隻有消滅戰爭，才能消除戰爭帶來的所有苦難。然而有民族則必有民族之間的矛盾，有矛盾則必有民族之間的戰爭。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不是排外，不是單純擁護本國文化，不是建設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是要建設一個融合的新的民族國家，這樣的一個民族可以包容世界上一切民族。美國之所以強大，正是因為美利堅是個移民國家。一旦他取消或者限製其移民政策，美利堅民族會逐漸衰敗。在中國，中華民族自古便有包容天下民族的襟懷，因為漢朝國盛年久影響深遠，漢朝亡國之後，人們依舊自詡為漢人，漢族由此誕生。然而隨著民族的遷徙，此後的中華大地，不僅僅生活著漢族人，還有匈奴、鮮卑、羯、氐、羌、高車、高句麗等等民族在一起繁衍生息共同生活。為消除民族間的戰亂，獲得和平，前秦天王苻堅首先舉起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的大旗，用他自己話說，叫做“混四海於一家、視夷狄如赤子”。可惜他功業未就而身先死，苻堅沒有白死，北魏的孝文帝在他的經驗和教訓上進行了民族融合的漢化改革，取得輝煌的成就，在一翻曲折磨難之後，民族融合政策造就一個強大的唐王朝。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的一個“仁”字，便包含西方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對儒學著作曆朝曆代均有注解，我們滿腦子裏對儒學的理解隻是曆代思想家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的演繹。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我們不該迷信曆代的注解，沉迷於古人的思想中。儒學應當現代化，孔孟經典應該進行現代化的詮釋（不是翻譯而是詮釋），摒棄為時代所拋棄的糟粕，堅決弘揚其基本精神。現代化的儒學應該成為世界大同的一種文化，成為世界大一統的一麵旗幟。
之所以討論民族和文化問題，因為下一章我們就要進入民族矛盾尖銳、文化衝突激烈、社會局勢動蕩不安的五胡亂晉時代。成功的解讀文化與民族矛盾的前因後果，也就讀懂五胡十六國，讀懂南北朝。舉一個極為通俗的例子，民族征服者總是拿著刀劍去占領大片的土地，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又必須捧起書本。我們看一下五胡中第一個稱王的匈奴人劉淵，他是怎麽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