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抗戰勝利的歡呼聲還沒有散盡,懲處漢奸的行動已經開始。上海的街頭日夜都能聽到警車拉著警笛呼嘯而過。許多人從家裏被揪出來,可往往人還沒到監獄,他們的家產已經被瓜分,他們的妻女同樣也會被瓜分。


    勝利者從來都是用掠奪來歡慶他們的勝利。


    林楠笙人還沒到上海,他的公寓已經準備妥當,就在靜安寺邊上的愛丁堡大廈。這是他的學生與同僚們送給他的一份薄禮,為了祝賀他榮任上海肅奸委員會的幫辦。但是,他更重要的任務是協助長官籌建中美合作所上海辦事處。


    前來虹橋接機的是他特訓班上的學生,現在已是忠義救國軍的一名隊長。他把林楠笙請上車,並沒有直接駛向愛丁堡大廈,而是去了華懋飯店的小宴會廳。那裏有一場為他接風的晚宴,林楠笙卻在步入八角廳的瞬間想起了藍小姐。


    晚宴過後,林楠笙在眾人的簇擁下出來,仍然沒回愛丁堡公寓,而是沿著南京路一直往前走。他對堅持要送他的學生說,這裏我比你熟,你讓我—個人走走。


    林楠笙在上海的街頭整整逛了一夜。天亮時分,他坐上一輛黃包車穿過蘇州河橋,來到曾與朱怡貞同居的那幢小樓前,站在馬路對麵仰頭長久地看著閣樓上那個窗口。


    現在,林楠笙每天除了工作、應酬與睡覺外,把閑暇的時間都花在查閱日偽遺留的檔案上,連仁濟醫院裏的病曆都沒放過,卻就是沒有找到一九四二年春節期間關於朱怡貞的任何記錄,也沒有他自己的。


    一個月後,林楠笙第一次跟上海的組織接頭。這是早在重慶就定下的時間與地點。他推開春申旅社的一扇房門,就見到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的男人坐在茶幾邊,微笑著看著他,說,你來晚了。


    林楠笙關上門,說,我得確保我們彼此的安全。


    我姓潘。那人起身,伸出手說,你可以叫我老潘。


    林楠笙握住老潘的手,說,我認識你,你曾經是朱怡貞的上線。老潘一愣,還不等他開口,林楠笙就笑了笑,說,當初我跟蹤過她。


    過去的事不談了。老潘給他倒了杯水後,就說起了在重慶的和談,說起了國軍對偽軍的整編。他長歎一聲道:協議簽訂了,這戰幕隻怕還是拉不下來。


    林楠笙卻輕描淡寫地說,政治鬥爭嘛,就是老人們舉著酒杯交談甚歡,孩子們在桌子底下大打出手。


    情報工作也一樣。老潘話題一轉就開始布置工作,從他們的傳送線路到交接方式到備用方案,以及情報傳遞中的各種可能發生的意外與處理,他一一交代完後,又向林楠笙伸出手,笑著說,從今天起,我們就是穿在一根繩上的兩隻螞蚱。


    但是,林楠笙坐著並沒有告辭的意思。他抬頭看著老潘,說,你得告訴我朱怡貞的情況。


    老潘皺緊眉頭,眯起眼睛,就像在腦海翻找這麽個人,想了很久,才說,如果她還活著,現在應該在蘇北的根據地。說完,他看著林楠笙,又說,我隻知道這些,也隻能告訴你這些。


    其實,朱怡貞這個時候就在上海,就住在浙江中路一套帶閣樓的公寓裏。跟她住在一起的人是孟安南,現在已改名黎廣文,在法國圖片社裏當編輯。每天,他提著公文包出門上班,朱怡貞就上到閣樓。這裏已經成為她的繡房,到處掛滿了各色的絲線與繡品,而在窗台下暗格裏還放著一台發報機。


    除了黎太太,朱怡貞另一個更隱秘的身份是孟安南的報務員。他們在離開蘇北根據地的前夜第一次見麵,就在阜寧城外的一間茅屋裏。隔著一盞馬燈,孟安南用一種審查似的眼神看了她好一會兒,說,你熟悉上海,也有過假扮夫妻的經驗,你是最合適的人選。見朱怡貞低著腦袋久久不語,他接著又說,當然,你也可以拒絕,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服從命令。朱怡貞抬起頭說。


    那好,孟安南合上手裏的卷宗,說,你回去準備一下,明天出發。


    是。朱怡貞起身,走到門口忽然回身,說,我想知道,我是準的妻子。


    孟安南說,我。


    朱怡貞最後看了他一眼,離開茅屋,沿著一條漆黑的小路走到村頭時,再也沒有力氣挪動一步。她靠著一口枯井的井台,一點一點地坐到地上,胸口那個曾被子彈貫穿的地方又開始隱隱作痛。


    中彈後的朱怡貞至今都不知道是怎樣離開上海的。等她醒來時,已在嘉興的一家德國診所裏。看護她的是個年邁的猶太女人。她是診所的女主人,也是這裏唯一的護士。此後的三個多月裏,朱怡貞不止一次問過她:是誰把我送來的?年邁的猶太護士每次都是搖晃著她那顆灰白的頭顱,用流利的中文說,是上帝,我的孩子。


    於是,傷愈之後的朱怡貞成了診所裏第二名護士。直到盛夏的一天深夜,她悄悄離開診所,搭乘一艘運紗的航船由十六浦碼頭登岸,重新回到上海,就像個尋親不遇而落魄的女人,每天混居在閘北最下等的旅館裏,跟那些逃難者、算命的、拐騙的、做小買賣的一起。朱怡貞把身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刊登尋人啟事上,那是她唯一聯絡組織的方式。


    終於,在一個多月的等待與尋找之後,朱怡貞在兆豐公園的後門見到了老潘。


    可是一見麵,老潘卻說,根據組織原則,你不應該到處找我,你已經失蹤半年多了。


    我不是找你,我找的是組織。朱怡貞看著馬路對麵的一個報亭說。


    根據組織原則,我也不應該來見你。說著,老潘歎了口氣,掏出幾張法幣塞進她手裏,又說,改天我們換個地方再見麵吧。


    兩天後,他們再次見麵時,老潘靜靜地聽她說完這半年裏的經曆,把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她麵前,說,這些錢你拿著,離開上海後,找個地方好好安頓下來。


    我不要錢。朱怡貞低下頭說,我幹這一行也不是為了錢。


    可你也知道這一行是有製度的,你斷線的時間太久了。老潘說,這半年多裏,我們通過各個渠道找你,但找不到一點線索。


    所以你們就懷疑我背叛了組織。


    如果你背叛了組織,今天你見到的就不是我了。


    鋤奸隊嗎?朱怡貞直視著他鏡片後麵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任務失敗,使命終止,身份暴露,必須撤回老家,這是我來上海前組織上給我的命令。


    老潘低下頭,沉默了很久後,說,我可以安排你回去,但到了根據地你會受到嚴格的審查。


    審查才會證明我的清白。


    說不定會要了你的命。


    朱怡貞愣了愣,說,我不怕,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老潘再也不說一句話。半個月後,朱怡貞一到根據地就被關押,在一間由柴房改建成的審訊室裏,她對審查她的兩名新四軍幹部說,我什麽都不能告訴你們,這是組織原則,除非你們是我的直線上級。


    你不要頑固不化,這是一場運動,我們是在搶救你。


    朱怡貞搖了搖頭,轉臉看著從窗口透進來的那縷陽光,再也不說一句話。她一直被關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得以釋放。前來迎接她的上級—個箭步握住她的手,張了好一會兒的嘴,卻一個字都沒吐出來,就像關了這麽久的人是他。


    朱怡貞出奇的沉靜,隻是有點虛弱。她嗓音沙啞地說,首長,我可以歸隊了嗎?


    上級使勁一點頭,說,我就是來接你歸隊的。說完,他看著朱恰貞,又說,這沒什麽,為了革命,受點委屈算不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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