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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時代九黎族部落酋長，中國神話中的武戰神。原為炎帝臣屬，炎帝被黃帝擊敗後，率八十一個兄弟舉兵與黃帝爭天，在涿鹿展開激戰。傳說有八隻腳，三頭六臂，銅頭鐵額，刀槍不入。善於使用刀、斧、戈作戰，不吃不休，勇猛無比。黃帝不能力敵，請天神助其破之。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被黃帝所殺，帝斬其首葬之，首級化為血楓林。後黃帝尊為“兵主”，即戰爭之神。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讓人畏懼，黃帝把他的形象畫在軍旗上，用來鼓勵自己的軍隊勇敢作戰，諸侯見像不戰而降。傳說中性情豪爽、剛直不阿、打仗勇往直前，充滿武將帝王陽剛之美，不為一代蓋世豪傑。後來人們為了歌頌黃帝，便醜化，把他論為妖魔、邪神形象。中華三祖苗族的形象：《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雲：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其後《龍魚河圖》（《太平禦覽》卷七八引）雲：“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述異記》雲：“食鐵石”，“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而雲：“兄弟八十人”（《龍魚河圖》）或七十二人（《述異記》）者，則神之又類人間一巨人部族。而《皇覽?塚墓記》複雲：“塚，在東平壽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旗。肩脾塚，在山陽巨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塚等。傳言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又傳言，黃帝殺之實一部屬，在重傷陷絕境處舍身換穿衣，為主自殺。追兵至，辨衣著為。死後葬於涿鹿礬山”；《封禪書》記齊祀八神，“三曰兵主，祀”。遂終以戰神形象，載入史冊。
[編輯本段]是農耕部落的名稱見之正史，載於《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紀。因其有與黃帝爭戰失敗的經曆而聞名。
曆代史家為作之作注。裴駰撰《史記集解》引應劭曰：“，古天子”；又轉達引《漢書音義》臣瓚引《孔子三朝記》雲：“，庶人之貪者”。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說法。
戰神之後，司馬貞撰《史記索隱》，對“天子”與“庶人”兩說提出質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諸侯相侵伐，最為暴”，析其意，非為天子，又引《管子·地數篇》所言“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說明並非庶人。進而提出“蓋諸侯號也”之說。
然則，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引《龍魚圖》雲：“黃帝攝政，有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製伏。帝因使之主兵，以製八方。沒後，天下複擾亂。黃帝遂畫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謂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引述這一夾雜神話的民俗傳說，顯然對“諸侯”“天子”“庶人”諸說都有否定之義。因為，僅是一幅遺像便足以使“八方萬邦皆為弭服”，其威風遠非一般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黃帝而非助之說，可見亦與“天子”無緣。
諸學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諸侯”等概念硬往身上套，明顯是局限於周秦封建社會結構模式的認識框架，因而不能正確詮釋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身份及這一概念的社會曆史的內涵。
所處的時代，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正值“神農氏世衰”之時。
神農氏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民明農耕生產工具耒、耜的一個氏族。《易·係辭》記：“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從此，在中華大地上，許多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謀生手段的族硌先後轉向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如《白虎通義》記：“古之人民皆食禽獸之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氏”。這是對狩獵肉食的族群轉向農耕生產曆史的追憶。又如《淮南子·修務訓》記：“古者民茹草飲水，采草木之實，食螺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這又是對采儲果實及螺蚌之肉為主食的族群轉向農耕生產曆史的記憶。
耒耜的發明是中國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一次大飛躍，它奠定了中國原始農業的基礎，導致了一個新的曆史時代即“神農氏之世”的出現。神農氏功績偉烈，被尊為“農皇”，又稱“地皇”。《尚書大傳·卷第四》說：“神農為農皇也。……神農以地紀，悉地力種穀疏，故托農皇於地”。指其功德之實質在發揮地力，亦稱“地皇”。
在中華遠古傳說中，“皇”的意思有兩層：一是有重大發明功大德美澤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發明個鑽木燧取火而被尊為“燧皇”[2]；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用於捕獸撈魚，並製定婚姻嫁娶之禮，使人類本身的繁衍進入健康有序的軌道，因而被尊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權力的早期原始社會，“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4]，“煩一夫擾一婦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婦故為皇”[5]。其情景如《莊子·盜蹠》所述：“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農氏晚期，由於農耕業逐漸成為主要生產方式，遊蕩覓食的原始群也漸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會，並發展為部落組織，出現擁有超出本部落影響力的部落聯盟首領，這就是“帝”。《說文解字》釋：“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諦”是指“審諦”，即舉措詳謹周密，合乎客觀規律。《白虎通義》說，“德合天者稱帝”[6]。“王天下之號”是指超越部落範圍的號召力。“帝”的稱號出現標誌著原始社會從早期遊群和氏族社會階段向晚期部落社會階段的轉變。此時，神農氏也開始被稱為“炎帝”。
“炎帝”之“炎”，其義有二：一是火光，焚燒。《說文解字》釋：“炎，火光上也”。《玉篇》釋：“炎，熱也，焚也”。這與原始農業離不開“火耕”有關。所謂“火耕”，是指先砍倒燒光荒地上的雜草灌木，然後耕種點播的一種墾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漢書·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這是從黃河流域的地理視角而言，發祥於湖北厲山，崩葬於湖南茶陵的神農氏當屬南方無疑。
從被尊為“農皇”的“神農氏之世”，到被稱為“炎帝”的“神農氏世衰”之時，是一個曆史的轉折時代。
活躍於曆史舞台之時，即“神農氏世衰”的“炎帝”之時。當時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經濟實力和武力互相爭鬥，不再服從由於發明耒耜的功績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聯盟首領炎帝神農氏的約束。“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最為暴”[7]。此所言“諸侯”，並非周秦社會製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貴族，而是指原始社會末期的各部落酋長。是其中之一。
“蚩”是貶詞。《說文解字》釋為“蟲也”。作冠詞用，若今之詈辭“小爬蟲”之類。《六書正偽》曰：“凡無知者，皆為蚩名之”。“尤”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為農。楊慎《丹鉛錄》雲：“由與農通”。《韓詩外傳》雲：“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勿躬》例舉“管子複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為大由’”。注：“大由，大農也”。《管子·省官》說：“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力，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詔期即《禮記·月令》所謂“王命布農事”之日期。由田即農田，亦農官之謂也。《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尤”是依傳聞所記部落名稱，與“由”為同音異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農部落。貶之即謂“”。中國古代對氏族及部落的名稱與其酋長名稱和氏族部落民名稱常常不加區別地稱呼，所以，“”既為部落名，亦為該部落酋長與部落民之共名。
[編輯本段]與炎帝、黃帝的關係與炎帝有族裔的關係。《路史·傳》說：“薑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與均由神農氏族發展而來，同屬農耕部落聯盟。炎帝部落為神農氏族之直係後裔，仰成於其先祖神農氏發明耒耜功績之餘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聯盟之首，而稱“炎帝”。炎帝與神農氏既屬於兩個不同的曆史階段，故《史記·封禪書》例舉封禪大典時，將神農氏與炎帝分列先後。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關於神農氏與炎帝的記敘非常貼近，但未予指明其間的關係。《帝王世紀》說：“神農氏作，是為炎帝”，已經注意到二者的親緣關係。《漢書2古今人表》及《易·係辭》疏將為帝與神農氏合稱呼為“炎帝神農氏”。
《易·係辭》疏引《帝王世紀》雲，“炎帝”之號，凡傳八世：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見部澆嶄露頭角。
部落是由神農氏族發展而來的一群農耕部落中實力最強的一個部落。其實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於其居地產鹽；二是在煮鹽的生產過程中，發明了冶煉金屬與製作兵器。
《夢溪筆談2卷三》記：“解州鹽澤，方麵二十裏。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嚐溢；大旱未嚐涸。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運城市解州鎮。鹽澤今名解池，素有“國寶”之譽，有硫酸鈉、氯化鈉、硫酸鎂等鹽，含鈣、碘、鉀、硼、鋰、銫、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記·卷四六》客觀存在邑縣條下記：“天在縣南一十八裏”。故安邑縣即今縣，亦受轄於運城市。這裏曾經是部落的居地。得鹽澤之富，部落才有實力與黃帝抗爭。如《史記·五帝本紀》雲：“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最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數篇》說：“葛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受而製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受而製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二十”。葛廬之山及雍狐之山具體所指無考。其地處當不會離今運城市太遠。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屬，不限於黃金。
與今山西運城市相鄰的今河南三門峽市，也是農部落的聚居中心。數千年之後，這裏仍有神農氏後裔。《史記·本周紀》載，周武王伐紂成功，“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裴駰《史記集解》注釋：“《地理誌》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漢書·地理誌》弘農郡，首縣弘農，治在今河南靈寶縣。陝縣今屬三門峽市。《地理誌》載弘農郡“有鐵官，在黽池”黽池即今澠池縣，亦屬三門峽市。靈寶縣有金礦，至今仍有重大開采價值。其它如銀、銅、鐵、鋅、鋁等礦藏資源儲量也很豐富，該地區具有金屬冶煉的必備條件。相傳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處，即在靈寶縣境內[8]，其相對曆史年代在軒轅與之戰後。這一地區不僅礦藏豐富，而且土地肥饒，盛產五穀林果及紫胡、天麻、黃苓、丹參等中草藥，宜於農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載觀之，部落因得鹽池之利，金屬冶煉之法，成為以炎帝為首的農耕部落聯盟中實力最雄厚的一個部落。與炎帝同為神農氏後裔，顯赫者稱炎帝，失敗者稱。
關於與黃帝之戰，載籍所見，有三種說法：一說是黃帝勝炎帝之後，再勝而鞏固帝位，黃帝與之戰似為黃炎之戰爭的餘波；另一說是驅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訴於黃帝，二帝聯手殺於中冀；三說是作兵攻黃帝，兵敗被殺。
第一種說法如《史記·五帝本紀》載：“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作亂，不用帝命。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依附殺”。太史公言黃帝名軒轅，國號有熊軒轅本意為車，應是指發明製作車的技術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領的名稱，如發明製作農耕工具技術稱神農氏，發明製作捕撈工具技術而稱伏羲氏，發明鑽燧取火技術稱燧人氏然。有熊國號。當時的“國”，實為部落。熊、羆、貔、貅、貙、虎為六種獸名，應是有熊部落中六個氏族的名稱，或謂圖騰。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慶縣。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縣，與阪泉相距不遠。
第二種說法見於《逸周書·嚐麥解》：“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殺之於中冀”。廣平之地曰阿。爭戰發生在涿鹿山下的開闊地帶，隅指角落，“九”意指多，並不限於具體數目八加一。“九隅無遺”是說驅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遺地。地冀指中原冀州。《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當時把黃河入海處稱為東河，河套向南流處稱西河。《周禮·職方》記：“正北曰並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屬之；“東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屬之。上古冀州位於幽、並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傳說被殺之處，在今山西運城解州。
第三種說法如《山海經·大荒北經》載：“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風伯雨師是農耕部落專司氣象的巫師，後為農業氣象神，立有廟，歲時奉詞。《韓非子·十過》說：“昔者黃帝俁鬼神於泰山之上……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反映了風伯雨師與部落之密切關係，因為農業部落生產的豐收部是與風調雨順分不開的。
三說孰是，今已無考查之可能與必要。對於此類滬傳千年後才被記入載籍的史前傳說，史學家注視的焦點，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學者關心的問題，則是該傳說反映出的族體的類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變的過程。
戰敗後的結果，一說是被黃帝擒殺，如前引述《史記》《逸周書》《山海經》所記；另一說是受到黃帝重用，如《龍魚河圖》所言：“黃帝製服，帝因使之主兵，以製八方”。逮至秦漢，民間尚有以為兵主行禮祠之俗。以致秦始皇東遊及高祖劉邦起兵，皆從民俗禮祠，見載於《史記·封禪書》及《史記·高祖本紀》。
《管子·五行》亦有黃帝重用的記載：“昔者黃帝得而明於天道……明天道，故使為當時”。“當時”是中原黃帝部落聯盟的一種公職名稱，其地位與職能約與《周禮》中的“天官”相類，亦近似於後世各朝之宰相，是輔佐部落聯盟首領（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務的部宰。此處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曆法歲時月令的經驗知識。熟悉這些知識，是安排農業部落生產生活，管理好農業部落社會的關鍵。
關於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的記載，反映了黃帝與關係的不同階段與不同側麵。“”本是農部落的他稱，既是對部落酋長的他稱，也是對部落全體成員的他稱。部落的第一任酋長稱，第二任酋長亦稱；第一代部落成員稱，第二代部落成員仍然被稱為。如同《大載禮記·五帝德》記“黃帝三百年”之類傳言的實際內涵。把黃帝與的戰後關係放到原始部落戰爭的曆史背景中去認識，殺戮是不可避免的，斬盡殺絕又是不可能的，最終隻能是讓戰敗的部落在服從的條件下保持原狀生活下去。
的遺裔在部落活動過的地方留下了聚居點（後世所謂“城”）、墳塚、祀祠等遺跡的記載，追溯這些遺跡，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動地區，以現其遺裔的線索。
關於城的記載，見於（水經注·卷十三）涿水條記：“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經涿鹿縣故城南……〈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裏有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並側流注阪泉”。又引〈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泉會，水出城，城無東麵”。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縣。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縣礬山鎮龍王塘村中央，河流源頭來自東靈山，即《山海經》裏說的“靈山”，河流從礬山鎮折向東，流入桑幹河。阪泉在今北京市延慶縣。新安縣有屋場等。
《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七》客觀存在邑縣條下記：“城在縣南一十八裏……其城今摧毀”。故安邑縣治在今山西運城市安邑鎮。
關於塚的記載，見於《皇覽·墓塚記》：“塚，在東平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旗。肩髀塚在山陽郡钜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塚等”。三國時之東平壽張縣治在今山東陽穀縣壽張鎮。山陽钜野縣治在今山東巨野縣。
關於祠的記載，見於《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巡遊，封泰山，禪梁父，禮祠齊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今山東東平縣即其故治。又，《漢書·地理誌》東郡壽良（張[9]）縣條下記：“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漢東郡壽起兵之時，“祠黃帝於沛庭”。秦時沛縣，治在今江蘇徐州市沛縣。沛縣東境隔微山湖與山東相望。
《逸周書·嚐麥解》中，有“命於宇少昊”之語。這裏的“宇”釋為“邊”。於屋則簷邊為宇，於國則四垂為宇。意思是說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邊垂居住。當時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為中心。《左傳2定四年》杜預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魯城內”。在少昊之西垂。
《述異記·卷上》雲：“太原村落間祭神，不用牛頭”。又雲“漢武時，太原有神晝見……其俗遂為立祠”。又載：“今冀州有樂名戲，其民兩兩三三，頭載牛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製也”。秦漢置太原郡，屬並州，首縣晉陽，治在今山西太原市。兩漢時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黃河以北地區。
依上列籍記述，關於的遺跡、遺俗、傳說，曆數千年之久，逮至秦漢，仍然以濃烈的色彩保存於民間。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運城，東到山東東平，南至江蘇沛縣的廣大地區，禮祠之俗經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這些地區定有為數眾多的遺裔，才能具備形成和保持這種祭祀民俗的社會條件。這些地區在兩漢時期又是漢族政治經濟文化的腹心之地，無疑有相當多的遺裔成為漢族成員。
遺裔見於載籍者，有鄒氏屠氏。王嘉《拾遺記》載：“軒轅去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為鄒氏屠氏”。鄒姓屠姓今為漢族常姓。
“有北之鄉”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見於《詩·小雅·巷伯》，也穎達疏：“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說明曾經有一部份遺裔被遷到北方。蒙古族學者陶克濤著《氈鄉春秋——匈奴篇》，論是匈奴在傳說時代的稱號，被黃帝北逐的葷粥當是[11]（部落遺裔）。司馬貞《史記索隱》釋葷粥：“匈奴之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周書·帝紀第一》：“太祖文皇帝守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單於之裔”。
古有仇猶國，公元前457年被晉國智伯所滅。《史記·樗裏子傳》記：“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今山西盂縣東北有仇猶國遺址。仇猶與音近，其國或為遺裔所建。
部落遺裔之向南遷者，不見經傳，但存口碑。黔東南苗族史詩《楓木歌》，說苗族始祖薑央（炎）是從楓樹樹心中生出來的。苗族學者聯係《山海經·大荒南經》記：“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論證苗族為之裔[12]。《苗族簡史》載：“川南、黔西北一帶有廟，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從楓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傳說，實涵再世之象征意義。
《尚書·周書·呂刑》將與苗民相提並論：“惟始作亂，延及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製以刑”。說“作亂”是從開始的，延及平民，無不以各種方式取人財物：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以鴟張跋扈為義；作亂在外曰奸，作亂在內曰宄，強取曰奪，竊取曰攘，詐取曰矯，固取為虔。“靈”意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製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襲了之習性。時至今日，布依族仍稱苗族為“布由”。布依族“布”意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製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後，“布由”意為“由族”亦可記為“尤族”。與部落的他稱一致。
《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崩葬長沙茶鄉。茶鄉即今湖南茶陵縣，在湘贛邊界羅霄山脈西側。古三苗居地亦曾及於湘贛間。據《史記·吳起列傳》記：“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陽湖。因此，三苗極可能是從神農氏之裔，或即（農部落）之遺裔發展而來的遊耕農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長時間遠距離遷徙的傳說曆史。這是與其較長時間地保持遊耕農業經濟的生產方式分不開的。當然，也有政治和社會的原因。
還應當注意到，如同漢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樣，作為中國南方的一個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現出多元性。苗族古稱“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農氏和（農部落）與“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關係而外，黃帝之裔縉雲氏、顓頊之裔驩頭也都分別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在榕江一偏僻苗塞中發掘出的“苗族古歌”，解答了榕江西山上“苗王廟”的千古之謎，同時解釋並確認了“苗王廟”所供的祖像是中華民族三大始祖之一“”。
“三苗”之始見載籍，有《尚書·虞書》：“竄三苗於三危”。孔穎達疏：“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此所謂“國名”，實為部落名稱。“縉雲氏”是黃帝部落中的一個氏族名稱，後發展為部落名稱。《史記正義》案：“黃帝有熊國君，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直接指縉雲氏為黃帝。《史記集解》說黃帝“亦號軒轅氏”。杜預注《左傳·文十八年》：“縉雲，黃帝時官名”。此所謂“官名”，實指黃帝部落的分職名稱。《左傳·昭十七年》記：“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名”。即以雲作為本部落以氏族為單位的軍事編製（雲師）的名稱和該氏族所擔任的部落公職名稱（雲名）。
《史記集解》引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表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禮》，春官宗伯管祭祀禮樂，夏官司馬管行政軍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設。這種以雲為公職名稱是早期黃帝部落內部由各氏族分別擔任的部落公職，至於黃帝成為部落聯盟首領之後，由各部落分別擔任的部落聯盟公職名稱，如《管子·五行》所記，則稱為“當時”（天官）、“稟者”（地官）、“土師”（春官）、“司徒”（夏官）、“司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縉雲縣，其縣有縉雲山，相傳為黃帝遊仙之處。
《廣韻》釋“竄”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國傳曰：“西裔之山”，裔指邊遠之地。《山海經·西山經》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漢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肅敦煌市。敦煌市東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鎮。《史記·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戎”本意指山間穀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於山間穀地之人，今之所謂“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傳的古史傳說，言其祖先原住積石山以西，從日沒方向移到積石山，經過若幹代的長途遷徙，渡過黃河，到了長江中遊一帶，最後進入西南地區。[13]《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驩頭又作驩兜，見《尚書·舜典》：“放驩兜於崇山”。又作驩兜，見《史記·五帝本紀》：“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屬武陵山區，行政建置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簡史》說，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與驩兜有親緣關係。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語中被稱為“驩兜”，[14]瀘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廟。
綜合漢文古籍記載，是中國原始社會末期活躍在今河北山西及山東西部的一個農耕部落名稱，即該農耕部落酋長與部落民之共同名稱。部落為神農氏氏族後裔，屬炎帝部落聯盟。傳說部落善長於金屬冶煉和製造兵器。部落與黃帝部落爭戰失敗，其遺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據《管子》所記，部落加入了黃帝為首的部落聯盟，並在其中擔任了重要公職。《拾遺記》載，鄒氏、屠氏為其遺裔中可查之姓氏。
部落中一部份遷到北方，與葷粥（匈奴之別名）有族源關係。
部落中的南遷者，與苗民、三苗有族源關係。三苗來源呈多元性，除遺裔之名，尚有黃帝縉雲氏之後，顓頊氏之後等。
從關於和三苗傳說的記述中，可以看到中華大地上，原始社會末期部落間由匯聚、爭戰、融合、遷徙待環節所構成的大規模的攪拌運動。這種攪拌運動造成了中華各族在起源形成階段就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狀況。
[編輯本段]黃帝戰
數千年前，中國黃河、長江流域一帶住著許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黃帝是黃河流域最有名的一個部落首領。另一個有名的部落首領叫炎帝。黃帝和炎帝是兄弟。在長江流域有一個九黎族，他們的首領名叫，十分強悍。
有八十一個兄弟，他們個個獸身人麵，銅頭鐵臂猛無比。他們擅長製造刀、弓弩等各種各樣的兵器。常常帶領他強大的部落，侵略騷擾別的部落。有一次，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的對手，被殺得一敗塗地。炎帝沒辦法，逃到黃帝所在的地方涿鹿請求幫助。黃帝早就想除去這個部落的禍害，於是聯合各部落首領，在涿鹿的田野上和展開一場大決戰，這就是著名的“涿鹿大戰”。
戰爭之初，憑借著良好的武器和勇猛的士兵，連連取勝。後來，黃帝請來龍和其它奇怪的猛獸助戰。的兵士雖然凶猛，但是遇到黃帝的軍隊，加上這一群猛獸，也抵擋不住，紛紛敗逃。
黃帝帶領兵士乘勝追殺，忽然天昏地黑，濃霧迷漫，狂風大作，雷電交加，天上下起暴雨，黃帝的兵士無法繼續追趕。原來請來了“風神”和“雨神”來助戰。黃帝也不甘示弱，請來天上的“旱神”幫忙，驅散了風雨。一刹那之間，風止雨停，晴空萬裏。
又用妖術製造了一場大霧，使黃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黃帝利用天上北鬥星永遠指向北方的現象，造了一輛“指南車”，指引兵士衝出迷霧。
經過許多次激烈的戰鬥，黃帝先後殺死了的八十一個兄弟，並最終活捉了。黃帝命令給帶上枷鎖，然後處死他。因為害怕死後作怪，將他的頭和身子分別葬在相距遙遠的兩個地方。戴過的枷鎖被扔在荒山上，化成了一片楓林，每一片血紅的楓葉，都是的斑斑血跡。
死後，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讓人畏懼，黃帝把他的形象畫在軍旗上，用來鼓勵自己的軍隊勇敢作戰，也用來恐嚇敢於和他作對的部落。後來，黃帝受到了許多部落的支持，漸漸成為所有部落的首領。
[編輯本段]的存生處關於：在部落活動過的地方留下了聚居點（後世所謂“城”）、墳塚、祀祠等遺跡的記載，追溯這些遺跡，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動地區，以現其遺裔的線索。
關於城的記載，見於（水經注·卷十三）涿水條記：“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經涿鹿縣故城南……〈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裏有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並側流注阪泉”。又引〈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泉會，水出城，城無東麵”。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縣。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縣。阪泉在今北京市延慶縣。新安縣有屋場等。
[編輯本段]苗族祖先在中國曆史上的功績與地位
一、是中華民族的三個偉大始祖之一塑像由於原始社會階段，沒有文字記載，所以自春秋戰國以來以致如今，中國的曆史典籍，都隻是根據曆史傳說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父係氏族公社階段的黃帝時期。然而，在黃帝時，中華民族就有三個著名的偉大始祖，即黃帝、炎帝、。但是，在我國曆來的官方正統史中，一直把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始君，後來炎帝也逐漸被確認。所以，這裏我們著重談談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始祖之一的問題。
首先，應當指出，是中國苗族的先祖。因為如今的中國苗族的族屬淵源，和遠古時代的“九黎”、“三苗”、“南蠻”有著密切的一脈相承的關係。在原始社會末期，在我國長江中下遊和黃河下遊一帶，遠古的時候就生活著很多原始人類；他們經過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過艱苦的勞動，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漸形成了部落聯盟。這個部落聯盟叫做“九黎”，以為乎領。《國語·夢語》注中說：“九黎，之徒也”。《書呂刑釋文》、《呂氏春秋·蕩兵》、《戰國?
?·秦》高誘注，都說是九黎之君。他們借助優越的地理條件，不斷地辛勤開拓，使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一躍而成為雄踞東方的強大部落，並且最早進入中原。我黨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同誌寫道：傳說中的中國遠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統被稱為‘蠻族’。其中九黎族最早進入中部地區。九黎當是九個部落的聯盟，每個部落又包含九個兄弟氏族，共八十一個兄弟氏族。是九黎族的首領，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個氏族酋長。……是以猛獸為圖騰，勇悍善鬥的強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進入中原之後，炎帝族也自西方牧進入中部地區，與九黎族發生長期的部落間的衝突。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後業，炎帝族聯合黃帝族與九黎族在涿鹿展開了原始社會末期規模空前的部落大戰——涿鹿大戰。在戰爭初期，黃帝由於兵力不足，又對地形氣候不了解和不習慣，因而“黃帝與九戰九不勝”[3]；後來黃帝族創製了指南車以識別方向；[4]並大大增添實力，[5]才轉敗為勝。最後雙方決戰於涿鹿，九黎被打敗，其首領也被擒殺。
九黎戰敗以後，其勢大衰，但他們還據有黃河下遊和長江中下遊一帶的廣闊地區。到堯、舜、禹時期，他們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聯盟。這就是史書上說的“三苗”，又稱為“有苗”或“苗民”三苗這種部落群體的發展，最後形成了部落酋長國。範文瀾寫道：“苗族被禹戰敗後，退出黃河流域，據戰國時人說，三苗曾在長江中下遊建立起一上大國。這個大國當是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是許多部落的集合體，其中較大的是荊楚。”[6]所以，到商、周時期，“三苗”又被稱為“荊楚”，有時也被稱為“南蠻”後來，荊楚的社會經濟日益發展，其中較先進的楚人，又被稱為“荊蠻”。其後，荊蠻日漸強盛，發展成為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國的主體居民和主體民族。
可見，九黎、三苗、南蠻、荊蠻、苗族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後者是前者的苗裔。《周書·呂刑》的“對苗民製以刑”，《國語·鄭注》的“有苗複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後也”，等記載，就已經顯出“九黎”和“三苗”的親緣關係。《禮記·衣疏·引甫刑·鄭注》說，“有苗、九黎之後……居於西裔者三苗”等語，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後裔。“南蠻”則是被驅逐到長江以南地區的部分“三苗”的別稱，而“荊蠻”則是商、周時期對兩湖地區這部分“南蠻”的稱謂。許多隻書都認為，苗族和三苗有親緣關係，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9]。這就使我們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線索，九黎——三苗——南蠻（荊蠻）——苗族。就是說苗的先民是九黎，而是九黎的首領，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將視為自己的先祖。
其次，也是中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與黃帝同時代的九黎部落聯盟，據史書記載，其成員中除了苗族以外，還有黎族、瑤族、佘族等少數民族。如果按照過去史書的稱謂，把遠古時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統稱為“蠻族”，或稱“南蠻”、“荊蠻”，那麽就把我國在南方許多少數民族都包括在內了。這就是說九黎、三苗、南蠻，不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瑤族、佘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先民。而是九黎之君，所以，也就不僅是苗族的先祖，同時也是黎族、瑤族、佘族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先民。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遷徙過程中，包括南遷和西遷的過程中，逐漸演化為若幹民族，隻有一部分仍保持著苗族的稱謂。由此可見，這些演化出來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後裔，亦當是他們的先祖。
再次，也是我國羌族的先祖。《後漢書·西羌傳》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羌地是也。”這就是說，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後裔是薑姓的別支。據史料記載，薑姓就是西北一帶原來的薑族，後來稱為羌，以後逐漸南遷和西遷。所以，北至現在的青海，西至現在的西藏，南至現在的四川、貴州、雲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遷到西藏的人自稱為“烏斯藏”，烏斯就是烏氏，藏就是羌，烏斯藏就是烏氏羌的統稱。他們又稱為“西藏”，實際上西藏就是西羌。這就可以證明，現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烏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遷的，到四川的與當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遷的，到四川的與當地的青族融合後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遷到貴州、雲南。現在貴州西部的羌族，他們的公開族號為羌，而族人間仍自稱為苗。雲南的羌族，其來源與貴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開的族號為羌，族人間仍自稱為苗。由此可見，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後裔，作為九黎之君的亦當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也是漢族的先祖。範文瀾同誌寫道：“遠古時代，在中國領域內，居住著許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們彼此間經長時期的相互影響和相互鬥爭，有些逐漸融合了，有些發展起來”。[10]“黃帝族與炎帝族，又與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漸融合，形成了春秋時期稱為華族、漢以後稱為漢族的初步基礎。”[11]"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製苗民，命棄播百穀以養黎民，實際是用刑法強迫苗民黎民耕種來養活受教化的百姓。”[12]又如：陸次雲《峒溪纖誌》說：或者人捕獲馮人妝奴隸，給他著上木靴再加木鎖，一輩子也不得逃走。這就是說，把俘獲對方民族的人當奴隸，以後便逐漸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戰國時期，“華族與居住在中國內部和四方的諸族因文化不同經常發生鬥爭，鬥爭的結果，華夏文化擴大了，中國也擴大了，到東周末年，凡接受華夏文化的各族，大體上融合成一個華族。”[13]顯而易見，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著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於華族，成為漢族的初步基礎，以後又不斷有一部分苗族融合於漢族之中，那麽，九黎也應當是漢族的先民，九黎之君亦應當是漢族的先祖，而不應把他排斥在黃帝、炎帝之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僅是苗族黎民族和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漢族等其它民族的祖先，因而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在黃帝時期，黃帝、炎帝、是同時代的三個偉大人物，是原始社會階段部落聯盟解體前黃帝時期的古代中國三大部落聯盟的三個首領（即大酋長）和傑出代表，是中華民族的三大始祖。
三、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偉大曆史人物之一曆史唯物主義認為，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同時，承認個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傑出人物的產生是曆史的必然，是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許許多多曆史人物。但是，根據史書記載和曆史傳說，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三個偉大曆史人物當是黃帝、炎帝、。而且，可以說黃帝、炎帝、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三個偉大的曆史人物。關於中國人民懷念黃帝、炎帝的情況，已有許多論、著的文章作了闡述，而對中國人民懷念的情況則論述得很少。因此，我們在這裏著重談談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情況。
首先，在死後，黃帝及其後代帝王都把奉為“兵主”，視為“戰神”來崇敬和緬懷。《路史·後紀四·傳》說“後世聖人著其‘像於尊彝，以為貪戎’。”‘羅萍注雲：“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之像，為貪虐者之戎”。《龍魚河圖》說：“靈尤沒後，天下複擾亂不寧。黃帝遂畫形象以威天下。天下鹹謂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狀。”由此可見，在九黎部落聯盟戰略被擒殺而死以後，黃帝及其族人們就將的形象用來威嚇天下八方，從而將變成了自己的保護神，並對加以崇敬和緬懷。
其次，苗族人民較普遍地將視為自己的先祖，長期地懷念和祭祀。湘西、黔東北的苗族祭祀時，須殺豬供奉“剖尤”，並傳說“剖尤”是遠古時代一位勇敢善戰的領袖。“剖”，按湘西苗語意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的苗族人民有祭“楓神”為病人驅除“鬼疫”的習俗，裝扮“楓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這位令人敬畏的“楓神”就是的化身，這與《山海經·大荒南經》所記載的“所棄其桎梏進為楓木”的傳說有關。黔東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楓木歌》，歌中唱詞的含義也是把蚩作為苗族的始祖來看待和懷念。川南、黔西北一帶還有“廟”，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再次，漢族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長期懷念著。民間傳說，一直在說是一位長期受人懷念的曆史人物。《蘇氏演義》說：“冀州人把稱為神，民間人常作戲；齊魏之間，太原村落中祭神；漢武帝時，太原人還為立祠；。現在，河北省涿鹿縣仍有墓、碑、祠、廟等，深綬當地人民的懷念和祭祀。
此外，瑤族、黎族、佘族、羌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人不同程度地長期懷念著，把他用為偉大的曆史人物傳頌著、紀念著。
可見，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偉大曆史人物。
四、摒除錯誤的思想觀點，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確認的曆史地位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確是中國古代曆史上與黃帝同時代的偉大曆史人物，在中國曆史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然而，幾千年來，的偉大形象和地位卻被嚴重地歪曲了，貶損了。我們是曆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應當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確認的曆史地位，以增強中國曆史的科學性，促進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但是，多年來有幾種錯誤的思想觀點，嚴重地阻礙了對問題的撥亂反正。為了摒除錯誤的思想觀點，以便能較順利地給正名，我們有必要在這裏對這幾種錯誤的思想觀點加以辨析。
有一種觀點是，以勝敗論英雄，或曰“勝敗英雄論”。持這種觀點的人，因襲著“勝者為王，敗者寇”的老觀點。他們認為在涿鹿之戰中是敗者，所以，應該納入“判逆者”之列，而不應該作為我們的始祖。很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曆史唯物主義者是不能唯勝敗論英雄的。如果我們的史書隻寫勝乾，而把敗者從史書中抹去，那麽，這種史書將是殘缺的，不科學的。曆史應是對過去時代的曆史事實的記載和評價。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的任務，在於發現和說明人類曆史發展的規律，闡述曆史發展的過程，用曆史知識和曆史經驗提高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的水平。黃帝、炎帝、是古代中國三大部落聯膃的三個大酋長，這是曆史事實，是不能抹殺的。如果說對敗者就一概從史書中抹去，不予承認，那麽，對炎帝將如何對待呢？因為“炎黃兩族在阪泉（據說，阪泉在河北懷來縣）發生了三次大衝突，黃帝族統率以熊、羆、貌、貅、虎為圖騰的各族打敗炎帝。”可見，炎帝在古代部落戰爭中也是敗者。難道我們能因為炎帝是失敗者而不承認他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嗎？顯然不能。所以，同樣也不能因為是敗者而不承認他是我們的始祖。同時，我們還應當指出，如果按照以勝地敗論英雄的觀點來寫曆史，來取舍人物，那麽，從秦朝的陳勝、吳廣，漢朝的張角，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洪秀全、楊秀清等，便能不能稱為曆史人物，都不能寫進曆史。這豈不是與曆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嗎？！現在，我們的《中國通史》，既然已經把上述人物作為曆史人物寫進了曆史，那麽，為什麽不承認是曆史人物並寫進曆史呢？
又一種觀點是，強調以正史為依據，或曰“唯正史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的正統史書上沒有寫，沒有肯定。其實，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中國過去的所謂正統史，實際上就是官方史，不僅真偽混淆。而且常常以偽造的壓倒真實的，很需要重新寫過。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學問，待整理者甚多，既如曆史，就須另編一部。所以，現在我們編寫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史，就不能強調隻以所謂的正史為依據，而應注意運用野史史料和曆史傳說。華崗同誌在《中國通史的翻案》一書中說：“在進行中國曆史的翻案工作時，除了端正自己的立場與思想方法以外，還應特別注意運用野史史料。因為正象魯迅先生所說：‘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就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窨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可見，不論野史或雜記，其真實性，都遠非正史所能及。因此，我們不應輕視野史、雜記和曆史傳說、文集詩詞等史料史實，不慶持唯正史論的態度。同進，在中國史學問題上，在不唯正史論，不唯正上，不唯書，要唯實，並對中國曆史進行某些部分的翻案工作方麵，郭沫若同誌已經為我們帶頭了，他所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屈原研究》、《十批判書》等就是證明。所以，那種隻強調以正史為依據的觀點是片麵的，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示的，因而慶當予以糾正。至於問題，其實正史、野史、雜記、詩歌、曆史傳說等都有記載和論述。《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和《史記正義》，都談論到。
再一種觀點是，漠視問題，或曰“漠視論”。持此種觀占為的人認為，提出問題，為平反正名是小題大做，因而對問題抱著冷漠的態度。我們認為，這咱態度是很不妥當的、很不可取的。應當提出，問題決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的三大始祖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我們決不可以淡漠視之。為了說明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我們不得在這裏談談近期發生的一些有關的情況。其一，據悉，1995年3月，在全國人大八屆三次會議上，陸鎮藩、龍明伍等代表，提出關於“請中史通知有關部門，不要再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一詞取代憲法規定的‘中國各民族’一詞的提法，以利民族團結”的建議案。1995年6月，**中內宣傳部辦公廳函複說：“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民族傳統。我部曆來按照憲法的規定，要求宣傳係統單位正確地使用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國家繁榮的規範用語。受中內委托，由我部召開的乎都主要新聞單位通氣會上，部領導曾多次向新聞單位提出，不要使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等類似的不規範用語。”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為什麽我國少數民族不讚成使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提法呢？這難道不是與沒有承認的始祖地位有關嗎？其三，據《人民日報》報道，全國首屆炎黃蚩三始祖文化研討會，1995年9月25日，在河北省涿鹿縣開幕，來自海峽兩岸的48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共收到論文28篇。此次研討會由中國先秦史學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涿鹿縣政府等共同主辦。“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涿鹿縣是眾多史籍記載炎帝、黃帝、相征戰的汲涿鹿、阪泉所在地，應同炎黃一樣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一。兩岸學者共同認為，應加強三祖研究和涿鹿考古，促進中國文化發展和中華民族團結。”其三，據《揚子晚報》1995年7月25日報道，《南博發掘阜寧陸莊遺址，首次解開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謎》，報道說：“我國古代最發達、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200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區消失，成為考古學界的“千古之謎”，南京博物館在阜寧縣進行考古發掘，首次在江淮地區發展良渚語文化遺存，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消失後由南向北遷徙，從而解開了這一“千古之謎”。報道還說，這一發現還“對研究文明的起源，國家的產生具有重要的意義。據《史記》記載，在公元前21世紀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領曾與軒轅黃帝發生一場大戰——‘涿鹿’之戰。……這一發掘，印片了部族的北上，使考古學界對江淮東部地區古文化類型有了新的認識。”以上情況說明，提出問題，為平反正名，是有根據的、有道理的、有意義的，決不是什麽小題大做。所以，我們問題不應采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冷漠態度。據悉，正因為如此，老紅軍、部隊作家陳靖將軍，曾於1994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別致信上級同誌，建議為平反正名。遺憾的是，這一問題至今仍無大的進展。
為了較快地弄清問題的真相，實事求是、全麵、客觀、公允對的曆史人物形象和曆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我們建議：請中央責成有關部門牽頭，組織有關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究，力爭在本世紀內作出結論，以便為平反正名，恢複的始祖地位。我們深信，這件事做好了，那將是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史學的一個重大貢獻。
總之，是中華民族的三個偉大始祖之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偉大曆史人物。我們應當確認的曆史地位，以增進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促進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發展和社會的全麵進步。
[編輯本段]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之一曆史是現實的基礎和前提，現實是未來發展的起點。中國近現代文明是從中國古代文明發展而來的，是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文明的結果。在黃帝時期的古代中國，黃帝、炎帝為了中國古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中國古代文明作了重要貢獻，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之一。
第一、為物質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統率的九黎部落聯盟，生活在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一帶，是一個麵對海河而生長起來的部落，是當時三大部落聯盟中最強大的部落聯盟，物質文明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他們借助當地的地理、氣候、水源等優越條件，發明了穀物種植，已經開始由采集、漁牧、遊牧向農業發展，這是曆史和文明的一大進步，是對古代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而穀物種植就需要育苗、移苗、壯苗等等。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後來人們就用“苗”字來給的子孫命名為“苗族”。與此同時，他們還能創製較精美的陶器，手工業也開始發展起來。這也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
第二、發明了金屬冶煉和金屬兵器的製造。《世木·作篇》說“以金作兵器”。翦伯讚寫道：“據說‘以金作兵器’，是金屬冶煉的最早發明者。”[15]我認為，不令是金屬冶煉的最早發明者，而且也是金屬兵器製造的最早發明者。《管子·地數》說：能以金為兵，製作“劍鎧矛戟”。《史記·五帝本記》正義引《龍魚河圖》說：“黃帝攝政，有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書還說，能製造的最早發明者，為中國古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冶煉業的出現具有劃進代意義，從此，人類開始進入了使用金屬工具的時代，它標誌著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一河北巨鹿墓次新的飛躍。
第三、是建立法規、實行法製的最早創造者和施行者。在古代中國，首創法規，實施刑事法，以肅綱紀。《周書·呂刑》說：“對苗民製以刑”，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路史·後紀四·傳》在記述被擒殺後說：“後代聖人著其尊彝，以為貪戎。”羅萍注曰：“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我著之像。為貪虐者之戎”。《太平禦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說：“靈尤沒後，天下複擾亂不寧，黃帝遂畫形象以威天下。天下鹹謂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狀。”這也說明嚴格實行法製而樹立了威嚴的形象和產生了濃遠影響。同時，鄭玄注曰：“苗民，謂九黎裔也。”“上效重刑以變九黎言苗民者。”這也同樣說明，是刑法的首創者和施行者。有的史料還說，兵器和刑法是發明的，後來被黃帝部落集團效法。可見，乃是中國古代法製的締造者。
以上事實說明，的確是我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
上古時代九黎族部落酋長，中國神話中的武戰神。原為炎帝臣屬，炎帝被黃帝擊敗後，率八十一個兄弟舉兵與黃帝爭天，在涿鹿展開激戰。傳說有八隻腳，三頭六臂，銅頭鐵額，刀槍不入。善於使用刀、斧、戈作戰，不吃不休，勇猛無比。黃帝不能力敵，請天神助其破之。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被黃帝所殺，帝斬其首葬之，首級化為血楓林。後黃帝尊為“兵主”，即戰爭之神。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讓人畏懼，黃帝把他的形象畫在軍旗上，用來鼓勵自己的軍隊勇敢作戰，諸侯見像不戰而降。傳說中性情豪爽、剛直不阿、打仗勇往直前，充滿武將帝王陽剛之美，不為一代蓋世豪傑。後來人們為了歌頌黃帝，便醜化，把他論為妖魔、邪神形象。中華三祖苗族的形象：《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雲：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其後《龍魚河圖》（《太平禦覽》卷七八引）雲：“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述異記》雲：“食鐵石”，“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而雲：“兄弟八十人”（《龍魚河圖》）或七十二人（《述異記》）者，則神之又類人間一巨人部族。而《皇覽?塚墓記》複雲：“塚，在東平壽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旗。肩脾塚，在山陽巨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塚等。傳言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又傳言，黃帝殺之實一部屬，在重傷陷絕境處舍身換穿衣，為主自殺。追兵至，辨衣著為。死後葬於涿鹿礬山”；《封禪書》記齊祀八神，“三曰兵主，祀”。遂終以戰神形象，載入史冊。
[編輯本段]是農耕部落的名稱見之正史，載於《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紀。因其有與黃帝爭戰失敗的經曆而聞名。
曆代史家為作之作注。裴駰撰《史記集解》引應劭曰：“，古天子”；又轉達引《漢書音義》臣瓚引《孔子三朝記》雲：“，庶人之貪者”。列舉了兩種不同的說法。
戰神之後，司馬貞撰《史記索隱》，對“天子”與“庶人”兩說提出質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諸侯相侵伐，最為暴”，析其意，非為天子，又引《管子·地數篇》所言“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說明並非庶人。進而提出“蓋諸侯號也”之說。
然則，張守節撰《史記正義》，引《龍魚圖》雲：“黃帝攝政，有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慈仁。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製伏。帝因使之主兵，以製八方。沒後，天下複擾亂。黃帝遂畫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謂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
引述這一夾雜神話的民俗傳說，顯然對“諸侯”“天子”“庶人”諸說都有否定之義。因為，僅是一幅遺像便足以使“八方萬邦皆為弭服”，其威風遠非一般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黃帝而非助之說，可見亦與“天子”無緣。
諸學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諸侯”等概念硬往身上套，明顯是局限於周秦封建社會結構模式的認識框架，因而不能正確詮釋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身份及這一概念的社會曆史的內涵。
所處的時代，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正值“神農氏世衰”之時。
神農氏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民明農耕生產工具耒、耜的一個氏族。《易·係辭》記：“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從此，在中華大地上，許多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謀生手段的族硌先後轉向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如《白虎通義》記：“古之人民皆食禽獸之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氏”。這是對狩獵肉食的族群轉向農耕生產曆史的追憶。又如《淮南子·修務訓》記：“古者民茹草飲水，采草木之實，食螺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這又是對采儲果實及螺蚌之肉為主食的族群轉向農耕生產曆史的記憶。
耒耜的發明是中國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一次大飛躍，它奠定了中國原始農業的基礎，導致了一個新的曆史時代即“神農氏之世”的出現。神農氏功績偉烈，被尊為“農皇”，又稱“地皇”。《尚書大傳·卷第四》說：“神農為農皇也。……神農以地紀，悉地力種穀疏，故托農皇於地”。指其功德之實質在發揮地力，亦稱“地皇”。
在中華遠古傳說中，“皇”的意思有兩層：一是有重大發明功大德美澤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發明個鑽木燧取火而被尊為“燧皇”[2]；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用於捕獸撈魚，並製定婚姻嫁娶之禮，使人類本身的繁衍進入健康有序的軌道，因而被尊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權力的早期原始社會，“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4]，“煩一夫擾一婦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婦故為皇”[5]。其情景如《莊子·盜蹠》所述：“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農氏晚期，由於農耕業逐漸成為主要生產方式，遊蕩覓食的原始群也漸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會，並發展為部落組織，出現擁有超出本部落影響力的部落聯盟首領，這就是“帝”。《說文解字》釋：“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諦”是指“審諦”，即舉措詳謹周密，合乎客觀規律。《白虎通義》說，“德合天者稱帝”[6]。“王天下之號”是指超越部落範圍的號召力。“帝”的稱號出現標誌著原始社會從早期遊群和氏族社會階段向晚期部落社會階段的轉變。此時，神農氏也開始被稱為“炎帝”。
“炎帝”之“炎”，其義有二：一是火光，焚燒。《說文解字》釋：“炎，火光上也”。《玉篇》釋：“炎，熱也，焚也”。這與原始農業離不開“火耕”有關。所謂“火耕”，是指先砍倒燒光荒地上的雜草灌木，然後耕種點播的一種墾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漢書·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這是從黃河流域的地理視角而言，發祥於湖北厲山，崩葬於湖南茶陵的神農氏當屬南方無疑。
從被尊為“農皇”的“神農氏之世”，到被稱為“炎帝”的“神農氏世衰”之時，是一個曆史的轉折時代。
活躍於曆史舞台之時，即“神農氏世衰”的“炎帝”之時。當時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經濟實力和武力互相爭鬥，不再服從由於發明耒耜的功績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聯盟首領炎帝神農氏的約束。“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最為暴”[7]。此所言“諸侯”，並非周秦社會製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貴族，而是指原始社會末期的各部落酋長。是其中之一。
“蚩”是貶詞。《說文解字》釋為“蟲也”。作冠詞用，若今之詈辭“小爬蟲”之類。《六書正偽》曰：“凡無知者，皆為蚩名之”。“尤”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為農。楊慎《丹鉛錄》雲：“由與農通”。《韓詩外傳》雲：“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勿躬》例舉“管子複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為大由’”。注：“大由，大農也”。《管子·省官》說：“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力，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詔期即《禮記·月令》所謂“王命布農事”之日期。由田即農田，亦農官之謂也。《錢譜》神農幣文“農”作“由”。“尤”是依傳聞所記部落名稱，與“由”為同音異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農部落。貶之即謂“”。中國古代對氏族及部落的名稱與其酋長名稱和氏族部落民名稱常常不加區別地稱呼，所以，“”既為部落名，亦為該部落酋長與部落民之共名。
[編輯本段]與炎帝、黃帝的關係與炎帝有族裔的關係。《路史·傳》說：“薑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與均由神農氏族發展而來，同屬農耕部落聯盟。炎帝部落為神農氏族之直係後裔，仰成於其先祖神農氏發明耒耜功績之餘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聯盟之首，而稱“炎帝”。炎帝與神農氏既屬於兩個不同的曆史階段，故《史記·封禪書》例舉封禪大典時，將神農氏與炎帝分列先後。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關於神農氏與炎帝的記敘非常貼近，但未予指明其間的關係。《帝王世紀》說：“神農氏作，是為炎帝”，已經注意到二者的親緣關係。《漢書2古今人表》及《易·係辭》疏將為帝與神農氏合稱呼為“炎帝神農氏”。
《易·係辭》疏引《帝王世紀》雲，“炎帝”之號，凡傳八世：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見部澆嶄露頭角。
部落是由神農氏族發展而來的一群農耕部落中實力最強的一個部落。其實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於其居地產鹽；二是在煮鹽的生產過程中，發明了冶煉金屬與製作兵器。
《夢溪筆談2卷三》記：“解州鹽澤，方麵二十裏。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嚐溢；大旱未嚐涸。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運城市解州鎮。鹽澤今名解池，素有“國寶”之譽，有硫酸鈉、氯化鈉、硫酸鎂等鹽，含鈣、碘、鉀、硼、鋰、銫、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記·卷四六》客觀存在邑縣條下記：“天在縣南一十八裏”。故安邑縣即今縣，亦受轄於運城市。這裏曾經是部落的居地。得鹽澤之富，部落才有實力與黃帝抗爭。如《史記·五帝本紀》雲：“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最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數篇》說：“葛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受而製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受而製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二十”。葛廬之山及雍狐之山具體所指無考。其地處當不會離今運城市太遠。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屬，不限於黃金。
與今山西運城市相鄰的今河南三門峽市，也是農部落的聚居中心。數千年之後，這裏仍有神農氏後裔。《史記·本周紀》載，周武王伐紂成功，“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裴駰《史記集解》注釋：“《地理誌》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漢書·地理誌》弘農郡，首縣弘農，治在今河南靈寶縣。陝縣今屬三門峽市。《地理誌》載弘農郡“有鐵官，在黽池”黽池即今澠池縣，亦屬三門峽市。靈寶縣有金礦，至今仍有重大開采價值。其它如銀、銅、鐵、鋅、鋁等礦藏資源儲量也很豐富，該地區具有金屬冶煉的必備條件。相傳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處，即在靈寶縣境內[8]，其相對曆史年代在軒轅與之戰後。這一地區不僅礦藏豐富，而且土地肥饒，盛產五穀林果及紫胡、天麻、黃苓、丹參等中草藥，宜於農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載觀之，部落因得鹽池之利，金屬冶煉之法，成為以炎帝為首的農耕部落聯盟中實力最雄厚的一個部落。與炎帝同為神農氏後裔，顯赫者稱炎帝，失敗者稱。
關於與黃帝之戰，載籍所見，有三種說法：一說是黃帝勝炎帝之後，再勝而鞏固帝位，黃帝與之戰似為黃炎之戰爭的餘波；另一說是驅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訴於黃帝，二帝聯手殺於中冀；三說是作兵攻黃帝，兵敗被殺。
第一種說法如《史記·五帝本紀》載：“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作亂，不用帝命。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依附殺”。太史公言黃帝名軒轅，國號有熊軒轅本意為車，應是指發明製作車的技術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領的名稱，如發明製作農耕工具技術稱神農氏，發明製作捕撈工具技術而稱伏羲氏，發明鑽燧取火技術稱燧人氏然。有熊國號。當時的“國”，實為部落。熊、羆、貔、貅、貙、虎為六種獸名，應是有熊部落中六個氏族的名稱，或謂圖騰。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慶縣。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縣，與阪泉相距不遠。
第二種說法見於《逸周書·嚐麥解》：“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殺之於中冀”。廣平之地曰阿。爭戰發生在涿鹿山下的開闊地帶，隅指角落，“九”意指多，並不限於具體數目八加一。“九隅無遺”是說驅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遺地。地冀指中原冀州。《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當時把黃河入海處稱為東河，河套向南流處稱西河。《周禮·職方》記：“正北曰並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屬之；“東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屬之。上古冀州位於幽、並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傳說被殺之處，在今山西運城解州。
第三種說法如《山海經·大荒北經》載：“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風伯雨師是農耕部落專司氣象的巫師，後為農業氣象神，立有廟，歲時奉詞。《韓非子·十過》說：“昔者黃帝俁鬼神於泰山之上……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反映了風伯雨師與部落之密切關係，因為農業部落生產的豐收部是與風調雨順分不開的。
三說孰是，今已無考查之可能與必要。對於此類滬傳千年後才被記入載籍的史前傳說，史學家注視的焦點，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學者關心的問題，則是該傳說反映出的族體的類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變的過程。
戰敗後的結果，一說是被黃帝擒殺，如前引述《史記》《逸周書》《山海經》所記；另一說是受到黃帝重用，如《龍魚河圖》所言：“黃帝製服，帝因使之主兵，以製八方”。逮至秦漢，民間尚有以為兵主行禮祠之俗。以致秦始皇東遊及高祖劉邦起兵，皆從民俗禮祠，見載於《史記·封禪書》及《史記·高祖本紀》。
《管子·五行》亦有黃帝重用的記載：“昔者黃帝得而明於天道……明天道，故使為當時”。“當時”是中原黃帝部落聯盟的一種公職名稱，其地位與職能約與《周禮》中的“天官”相類，亦近似於後世各朝之宰相，是輔佐部落聯盟首領（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務的部宰。此處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曆法歲時月令的經驗知識。熟悉這些知識，是安排農業部落生產生活，管理好農業部落社會的關鍵。
關於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的記載，反映了黃帝與關係的不同階段與不同側麵。“”本是農部落的他稱，既是對部落酋長的他稱，也是對部落全體成員的他稱。部落的第一任酋長稱，第二任酋長亦稱；第一代部落成員稱，第二代部落成員仍然被稱為。如同《大載禮記·五帝德》記“黃帝三百年”之類傳言的實際內涵。把黃帝與的戰後關係放到原始部落戰爭的曆史背景中去認識，殺戮是不可避免的，斬盡殺絕又是不可能的，最終隻能是讓戰敗的部落在服從的條件下保持原狀生活下去。
的遺裔在部落活動過的地方留下了聚居點（後世所謂“城”）、墳塚、祀祠等遺跡的記載，追溯這些遺跡，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動地區，以現其遺裔的線索。
關於城的記載，見於（水經注·卷十三）涿水條記：“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經涿鹿縣故城南……〈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裏有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並側流注阪泉”。又引〈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泉會，水出城，城無東麵”。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縣。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縣礬山鎮龍王塘村中央，河流源頭來自東靈山，即《山海經》裏說的“靈山”，河流從礬山鎮折向東，流入桑幹河。阪泉在今北京市延慶縣。新安縣有屋場等。
《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七》客觀存在邑縣條下記：“城在縣南一十八裏……其城今摧毀”。故安邑縣治在今山西運城市安邑鎮。
關於塚的記載，見於《皇覽·墓塚記》：“塚，在東平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旗。肩髀塚在山陽郡钜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塚等”。三國時之東平壽張縣治在今山東陽穀縣壽張鎮。山陽钜野縣治在今山東巨野縣。
關於祠的記載，見於《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巡遊，封泰山，禪梁父，禮祠齊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今山東東平縣即其故治。又，《漢書·地理誌》東郡壽良（張[9]）縣條下記：“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漢東郡壽起兵之時，“祠黃帝於沛庭”。秦時沛縣，治在今江蘇徐州市沛縣。沛縣東境隔微山湖與山東相望。
《逸周書·嚐麥解》中，有“命於宇少昊”之語。這裏的“宇”釋為“邊”。於屋則簷邊為宇，於國則四垂為宇。意思是說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邊垂居住。當時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為中心。《左傳2定四年》杜預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魯城內”。在少昊之西垂。
《述異記·卷上》雲：“太原村落間祭神，不用牛頭”。又雲“漢武時，太原有神晝見……其俗遂為立祠”。又載：“今冀州有樂名戲，其民兩兩三三，頭載牛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製也”。秦漢置太原郡，屬並州，首縣晉陽，治在今山西太原市。兩漢時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黃河以北地區。
依上列籍記述，關於的遺跡、遺俗、傳說，曆數千年之久，逮至秦漢，仍然以濃烈的色彩保存於民間。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運城，東到山東東平，南至江蘇沛縣的廣大地區，禮祠之俗經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這些地區定有為數眾多的遺裔，才能具備形成和保持這種祭祀民俗的社會條件。這些地區在兩漢時期又是漢族政治經濟文化的腹心之地，無疑有相當多的遺裔成為漢族成員。
遺裔見於載籍者，有鄒氏屠氏。王嘉《拾遺記》載：“軒轅去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為鄒氏屠氏”。鄒姓屠姓今為漢族常姓。
“有北之鄉”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見於《詩·小雅·巷伯》，也穎達疏：“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說明曾經有一部份遺裔被遷到北方。蒙古族學者陶克濤著《氈鄉春秋——匈奴篇》，論是匈奴在傳說時代的稱號，被黃帝北逐的葷粥當是[11]（部落遺裔）。司馬貞《史記索隱》釋葷粥：“匈奴之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周書·帝紀第一》：“太祖文皇帝守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新唐書·宰相世係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單於之裔”。
古有仇猶國，公元前457年被晉國智伯所滅。《史記·樗裏子傳》記：“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今山西盂縣東北有仇猶國遺址。仇猶與音近，其國或為遺裔所建。
部落遺裔之向南遷者，不見經傳，但存口碑。黔東南苗族史詩《楓木歌》，說苗族始祖薑央（炎）是從楓樹樹心中生出來的。苗族學者聯係《山海經·大荒南經》記：“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論證苗族為之裔[12]。《苗族簡史》載：“川南、黔西北一帶有廟，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從楓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傳說，實涵再世之象征意義。
《尚書·周書·呂刑》將與苗民相提並論：“惟始作亂，延及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製以刑”。說“作亂”是從開始的，延及平民，無不以各種方式取人財物：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以鴟張跋扈為義；作亂在外曰奸，作亂在內曰宄，強取曰奪，竊取曰攘，詐取曰矯，固取為虔。“靈”意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製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襲了之習性。時至今日，布依族仍稱苗族為“布由”。布依族“布”意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製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後，“布由”意為“由族”亦可記為“尤族”。與部落的他稱一致。
《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崩葬長沙茶鄉。茶鄉即今湖南茶陵縣，在湘贛邊界羅霄山脈西側。古三苗居地亦曾及於湘贛間。據《史記·吳起列傳》記：“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陽湖。因此，三苗極可能是從神農氏之裔，或即（農部落）之遺裔發展而來的遊耕農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長時間遠距離遷徙的傳說曆史。這是與其較長時間地保持遊耕農業經濟的生產方式分不開的。當然，也有政治和社會的原因。
還應當注意到，如同漢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樣，作為中國南方的一個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現出多元性。苗族古稱“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農氏和（農部落）與“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關係而外，黃帝之裔縉雲氏、顓頊之裔驩頭也都分別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在榕江一偏僻苗塞中發掘出的“苗族古歌”，解答了榕江西山上“苗王廟”的千古之謎，同時解釋並確認了“苗王廟”所供的祖像是中華民族三大始祖之一“”。
“三苗”之始見載籍，有《尚書·虞書》：“竄三苗於三危”。孔穎達疏：“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此所謂“國名”，實為部落名稱。“縉雲氏”是黃帝部落中的一個氏族名稱，後發展為部落名稱。《史記正義》案：“黃帝有熊國君，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直接指縉雲氏為黃帝。《史記集解》說黃帝“亦號軒轅氏”。杜預注《左傳·文十八年》：“縉雲，黃帝時官名”。此所謂“官名”，實指黃帝部落的分職名稱。《左傳·昭十七年》記：“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名”。即以雲作為本部落以氏族為單位的軍事編製（雲師）的名稱和該氏族所擔任的部落公職名稱（雲名）。
《史記集解》引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表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禮》，春官宗伯管祭祀禮樂，夏官司馬管行政軍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設。這種以雲為公職名稱是早期黃帝部落內部由各氏族分別擔任的部落公職，至於黃帝成為部落聯盟首領之後，由各部落分別擔任的部落聯盟公職名稱，如《管子·五行》所記，則稱為“當時”（天官）、“稟者”（地官）、“土師”（春官）、“司徒”（夏官）、“司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縉雲縣，其縣有縉雲山，相傳為黃帝遊仙之處。
《廣韻》釋“竄”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國傳曰：“西裔之山”，裔指邊遠之地。《山海經·西山經》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漢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肅敦煌市。敦煌市東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鎮。《史記·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戎”本意指山間穀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於山間穀地之人，今之所謂“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傳的古史傳說，言其祖先原住積石山以西，從日沒方向移到積石山，經過若幹代的長途遷徙，渡過黃河，到了長江中遊一帶，最後進入西南地區。[13]《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驩頭又作驩兜，見《尚書·舜典》：“放驩兜於崇山”。又作驩兜，見《史記·五帝本紀》：“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屬武陵山區，行政建置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簡史》說，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與驩兜有親緣關係。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語中被稱為“驩兜”，[14]瀘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廟。
綜合漢文古籍記載，是中國原始社會末期活躍在今河北山西及山東西部的一個農耕部落名稱，即該農耕部落酋長與部落民之共同名稱。部落為神農氏氏族後裔，屬炎帝部落聯盟。傳說部落善長於金屬冶煉和製造兵器。部落與黃帝部落爭戰失敗，其遺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據《管子》所記，部落加入了黃帝為首的部落聯盟，並在其中擔任了重要公職。《拾遺記》載，鄒氏、屠氏為其遺裔中可查之姓氏。
部落中一部份遷到北方，與葷粥（匈奴之別名）有族源關係。
部落中的南遷者，與苗民、三苗有族源關係。三苗來源呈多元性，除遺裔之名，尚有黃帝縉雲氏之後，顓頊氏之後等。
從關於和三苗傳說的記述中，可以看到中華大地上，原始社會末期部落間由匯聚、爭戰、融合、遷徙待環節所構成的大規模的攪拌運動。這種攪拌運動造成了中華各族在起源形成階段就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狀況。
[編輯本段]黃帝戰
數千年前，中國黃河、長江流域一帶住著許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黃帝是黃河流域最有名的一個部落首領。另一個有名的部落首領叫炎帝。黃帝和炎帝是兄弟。在長江流域有一個九黎族，他們的首領名叫，十分強悍。
有八十一個兄弟，他們個個獸身人麵，銅頭鐵臂猛無比。他們擅長製造刀、弓弩等各種各樣的兵器。常常帶領他強大的部落，侵略騷擾別的部落。有一次，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的對手，被殺得一敗塗地。炎帝沒辦法，逃到黃帝所在的地方涿鹿請求幫助。黃帝早就想除去這個部落的禍害，於是聯合各部落首領，在涿鹿的田野上和展開一場大決戰，這就是著名的“涿鹿大戰”。
戰爭之初，憑借著良好的武器和勇猛的士兵，連連取勝。後來，黃帝請來龍和其它奇怪的猛獸助戰。的兵士雖然凶猛，但是遇到黃帝的軍隊，加上這一群猛獸，也抵擋不住，紛紛敗逃。
黃帝帶領兵士乘勝追殺，忽然天昏地黑，濃霧迷漫，狂風大作，雷電交加，天上下起暴雨，黃帝的兵士無法繼續追趕。原來請來了“風神”和“雨神”來助戰。黃帝也不甘示弱，請來天上的“旱神”幫忙，驅散了風雨。一刹那之間，風止雨停，晴空萬裏。
又用妖術製造了一場大霧，使黃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黃帝利用天上北鬥星永遠指向北方的現象，造了一輛“指南車”，指引兵士衝出迷霧。
經過許多次激烈的戰鬥，黃帝先後殺死了的八十一個兄弟，並最終活捉了。黃帝命令給帶上枷鎖，然後處死他。因為害怕死後作怪，將他的頭和身子分別葬在相距遙遠的兩個地方。戴過的枷鎖被扔在荒山上，化成了一片楓林，每一片血紅的楓葉，都是的斑斑血跡。
死後，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讓人畏懼，黃帝把他的形象畫在軍旗上，用來鼓勵自己的軍隊勇敢作戰，也用來恐嚇敢於和他作對的部落。後來，黃帝受到了許多部落的支持，漸漸成為所有部落的首領。
[編輯本段]的存生處關於：在部落活動過的地方留下了聚居點（後世所謂“城”）、墳塚、祀祠等遺跡的記載，追溯這些遺跡，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動地區，以現其遺裔的線索。
關於城的記載，見於（水經注·卷十三）涿水條記：“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經涿鹿縣故城南……〈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裏有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並側流注阪泉”。又引〈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泉會，水出城，城無東麵”。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縣。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縣。阪泉在今北京市延慶縣。新安縣有屋場等。
[編輯本段]苗族祖先在中國曆史上的功績與地位
一、是中華民族的三個偉大始祖之一塑像由於原始社會階段，沒有文字記載，所以自春秋戰國以來以致如今，中國的曆史典籍，都隻是根據曆史傳說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父係氏族公社階段的黃帝時期。然而，在黃帝時，中華民族就有三個著名的偉大始祖，即黃帝、炎帝、。但是，在我國曆來的官方正統史中，一直把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始君，後來炎帝也逐漸被確認。所以，這裏我們著重談談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始祖之一的問題。
首先，應當指出，是中國苗族的先祖。因為如今的中國苗族的族屬淵源，和遠古時代的“九黎”、“三苗”、“南蠻”有著密切的一脈相承的關係。在原始社會末期，在我國長江中下遊和黃河下遊一帶，遠古的時候就生活著很多原始人類；他們經過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過艱苦的勞動，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漸形成了部落聯盟。這個部落聯盟叫做“九黎”，以為乎領。《國語·夢語》注中說：“九黎，之徒也”。《書呂刑釋文》、《呂氏春秋·蕩兵》、《戰國?
?·秦》高誘注，都說是九黎之君。他們借助優越的地理條件，不斷地辛勤開拓，使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一躍而成為雄踞東方的強大部落，並且最早進入中原。我黨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同誌寫道：傳說中的中國遠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統被稱為‘蠻族’。其中九黎族最早進入中部地區。九黎當是九個部落的聯盟，每個部落又包含九個兄弟氏族，共八十一個兄弟氏族。是九黎族的首領，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個氏族酋長。……是以猛獸為圖騰，勇悍善鬥的強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進入中原之後，炎帝族也自西方牧進入中部地區，與九黎族發生長期的部落間的衝突。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後業，炎帝族聯合黃帝族與九黎族在涿鹿展開了原始社會末期規模空前的部落大戰——涿鹿大戰。在戰爭初期，黃帝由於兵力不足，又對地形氣候不了解和不習慣，因而“黃帝與九戰九不勝”[3]；後來黃帝族創製了指南車以識別方向；[4]並大大增添實力，[5]才轉敗為勝。最後雙方決戰於涿鹿，九黎被打敗，其首領也被擒殺。
九黎戰敗以後，其勢大衰，但他們還據有黃河下遊和長江中下遊一帶的廣闊地區。到堯、舜、禹時期，他們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聯盟。這就是史書上說的“三苗”，又稱為“有苗”或“苗民”三苗這種部落群體的發展，最後形成了部落酋長國。範文瀾寫道：“苗族被禹戰敗後，退出黃河流域，據戰國時人說，三苗曾在長江中下遊建立起一上大國。這個大國當是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是許多部落的集合體，其中較大的是荊楚。”[6]所以，到商、周時期，“三苗”又被稱為“荊楚”，有時也被稱為“南蠻”後來，荊楚的社會經濟日益發展，其中較先進的楚人，又被稱為“荊蠻”。其後，荊蠻日漸強盛，發展成為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國的主體居民和主體民族。
可見，九黎、三苗、南蠻、荊蠻、苗族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後者是前者的苗裔。《周書·呂刑》的“對苗民製以刑”，《國語·鄭注》的“有苗複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後也”，等記載，就已經顯出“九黎”和“三苗”的親緣關係。《禮記·衣疏·引甫刑·鄭注》說，“有苗、九黎之後……居於西裔者三苗”等語，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後裔。“南蠻”則是被驅逐到長江以南地區的部分“三苗”的別稱，而“荊蠻”則是商、周時期對兩湖地區這部分“南蠻”的稱謂。許多隻書都認為，苗族和三苗有親緣關係，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9]。這就使我們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線索，九黎——三苗——南蠻（荊蠻）——苗族。就是說苗的先民是九黎，而是九黎的首領，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將視為自己的先祖。
其次，也是中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與黃帝同時代的九黎部落聯盟，據史書記載，其成員中除了苗族以外，還有黎族、瑤族、佘族等少數民族。如果按照過去史書的稱謂，把遠古時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統稱為“蠻族”，或稱“南蠻”、“荊蠻”，那麽就把我國在南方許多少數民族都包括在內了。這就是說九黎、三苗、南蠻，不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瑤族、佘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先民。而是九黎之君，所以，也就不僅是苗族的先祖，同時也是黎族、瑤族、佘族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先民。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遷徙過程中，包括南遷和西遷的過程中，逐漸演化為若幹民族，隻有一部分仍保持著苗族的稱謂。由此可見，這些演化出來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後裔，亦當是他們的先祖。
再次，也是我國羌族的先祖。《後漢書·西羌傳》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羌地是也。”這就是說，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後裔是薑姓的別支。據史料記載，薑姓就是西北一帶原來的薑族，後來稱為羌，以後逐漸南遷和西遷。所以，北至現在的青海，西至現在的西藏，南至現在的四川、貴州、雲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遷到西藏的人自稱為“烏斯藏”，烏斯就是烏氏，藏就是羌，烏斯藏就是烏氏羌的統稱。他們又稱為“西藏”，實際上西藏就是西羌。這就可以證明，現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烏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遷的，到四川的與當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遷的，到四川的與當地的青族融合後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遷到貴州、雲南。現在貴州西部的羌族，他們的公開族號為羌，而族人間仍自稱為苗。雲南的羌族，其來源與貴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開的族號為羌，族人間仍自稱為苗。由此可見，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後裔，作為九黎之君的亦當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也是漢族的先祖。範文瀾同誌寫道：“遠古時代，在中國領域內，居住著許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們彼此間經長時期的相互影響和相互鬥爭，有些逐漸融合了，有些發展起來”。[10]“黃帝族與炎帝族，又與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漸融合，形成了春秋時期稱為華族、漢以後稱為漢族的初步基礎。”[11]"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製苗民，命棄播百穀以養黎民，實際是用刑法強迫苗民黎民耕種來養活受教化的百姓。”[12]又如：陸次雲《峒溪纖誌》說：或者人捕獲馮人妝奴隸，給他著上木靴再加木鎖，一輩子也不得逃走。這就是說，把俘獲對方民族的人當奴隸，以後便逐漸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戰國時期，“華族與居住在中國內部和四方的諸族因文化不同經常發生鬥爭，鬥爭的結果，華夏文化擴大了，中國也擴大了，到東周末年，凡接受華夏文化的各族，大體上融合成一個華族。”[13]顯而易見，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著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於華族，成為漢族的初步基礎，以後又不斷有一部分苗族融合於漢族之中，那麽，九黎也應當是漢族的先民，九黎之君亦應當是漢族的先祖，而不應把他排斥在黃帝、炎帝之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僅是苗族黎民族和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漢族等其它民族的祖先，因而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在黃帝時期，黃帝、炎帝、是同時代的三個偉大人物，是原始社會階段部落聯盟解體前黃帝時期的古代中國三大部落聯盟的三個首領（即大酋長）和傑出代表，是中華民族的三大始祖。
三、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偉大曆史人物之一曆史唯物主義認為，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同時，承認個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傑出人物的產生是曆史的必然，是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許許多多曆史人物。但是，根據史書記載和曆史傳說，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三個偉大曆史人物當是黃帝、炎帝、。而且，可以說黃帝、炎帝、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三個偉大的曆史人物。關於中國人民懷念黃帝、炎帝的情況，已有許多論、著的文章作了闡述，而對中國人民懷念的情況則論述得很少。因此，我們在這裏著重談談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情況。
首先，在死後，黃帝及其後代帝王都把奉為“兵主”，視為“戰神”來崇敬和緬懷。《路史·後紀四·傳》說“後世聖人著其‘像於尊彝，以為貪戎’。”‘羅萍注雲：“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之像，為貪虐者之戎”。《龍魚河圖》說：“靈尤沒後，天下複擾亂不寧。黃帝遂畫形象以威天下。天下鹹謂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狀。”由此可見，在九黎部落聯盟戰略被擒殺而死以後，黃帝及其族人們就將的形象用來威嚇天下八方，從而將變成了自己的保護神，並對加以崇敬和緬懷。
其次，苗族人民較普遍地將視為自己的先祖，長期地懷念和祭祀。湘西、黔東北的苗族祭祀時，須殺豬供奉“剖尤”，並傳說“剖尤”是遠古時代一位勇敢善戰的領袖。“剖”，按湘西苗語意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的苗族人民有祭“楓神”為病人驅除“鬼疫”的習俗，裝扮“楓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這位令人敬畏的“楓神”就是的化身，這與《山海經·大荒南經》所記載的“所棄其桎梏進為楓木”的傳說有關。黔東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楓木歌》，歌中唱詞的含義也是把蚩作為苗族的始祖來看待和懷念。川南、黔西北一帶還有“廟”，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再次，漢族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長期懷念著。民間傳說，一直在說是一位長期受人懷念的曆史人物。《蘇氏演義》說：“冀州人把稱為神，民間人常作戲；齊魏之間，太原村落中祭神；漢武帝時，太原人還為立祠；。現在，河北省涿鹿縣仍有墓、碑、祠、廟等，深綬當地人民的懷念和祭祀。
此外，瑤族、黎族、佘族、羌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人不同程度地長期懷念著，把他用為偉大的曆史人物傳頌著、紀念著。
可見，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偉大曆史人物。
四、摒除錯誤的思想觀點，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確認的曆史地位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確是中國古代曆史上與黃帝同時代的偉大曆史人物，在中國曆史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然而，幾千年來，的偉大形象和地位卻被嚴重地歪曲了，貶損了。我們是曆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應當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確認的曆史地位，以增強中國曆史的科學性，促進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但是，多年來有幾種錯誤的思想觀點，嚴重地阻礙了對問題的撥亂反正。為了摒除錯誤的思想觀點，以便能較順利地給正名，我們有必要在這裏對這幾種錯誤的思想觀點加以辨析。
有一種觀點是，以勝敗論英雄，或曰“勝敗英雄論”。持這種觀點的人，因襲著“勝者為王，敗者寇”的老觀點。他們認為在涿鹿之戰中是敗者，所以，應該納入“判逆者”之列，而不應該作為我們的始祖。很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曆史唯物主義者是不能唯勝敗論英雄的。如果我們的史書隻寫勝乾，而把敗者從史書中抹去，那麽，這種史書將是殘缺的，不科學的。曆史應是對過去時代的曆史事實的記載和評價。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的任務，在於發現和說明人類曆史發展的規律，闡述曆史發展的過程，用曆史知識和曆史經驗提高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的水平。黃帝、炎帝、是古代中國三大部落聯膃的三個大酋長，這是曆史事實，是不能抹殺的。如果說對敗者就一概從史書中抹去，不予承認，那麽，對炎帝將如何對待呢？因為“炎黃兩族在阪泉（據說，阪泉在河北懷來縣）發生了三次大衝突，黃帝族統率以熊、羆、貌、貅、虎為圖騰的各族打敗炎帝。”可見，炎帝在古代部落戰爭中也是敗者。難道我們能因為炎帝是失敗者而不承認他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嗎？顯然不能。所以，同樣也不能因為是敗者而不承認他是我們的始祖。同時，我們還應當指出，如果按照以勝地敗論英雄的觀點來寫曆史，來取舍人物，那麽，從秦朝的陳勝、吳廣，漢朝的張角，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洪秀全、楊秀清等，便能不能稱為曆史人物，都不能寫進曆史。這豈不是與曆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嗎？！現在，我們的《中國通史》，既然已經把上述人物作為曆史人物寫進了曆史，那麽，為什麽不承認是曆史人物並寫進曆史呢？
又一種觀點是，強調以正史為依據，或曰“唯正史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的正統史書上沒有寫，沒有肯定。其實，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中國過去的所謂正統史，實際上就是官方史，不僅真偽混淆。而且常常以偽造的壓倒真實的，很需要重新寫過。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學問，待整理者甚多，既如曆史，就須另編一部。所以，現在我們編寫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史，就不能強調隻以所謂的正史為依據，而應注意運用野史史料和曆史傳說。華崗同誌在《中國通史的翻案》一書中說：“在進行中國曆史的翻案工作時，除了端正自己的立場與思想方法以外，還應特別注意運用野史史料。因為正象魯迅先生所說：‘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就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窨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可見，不論野史或雜記，其真實性，都遠非正史所能及。因此，我們不應輕視野史、雜記和曆史傳說、文集詩詞等史料史實，不慶持唯正史論的態度。同進，在中國史學問題上，在不唯正史論，不唯正上，不唯書，要唯實，並對中國曆史進行某些部分的翻案工作方麵，郭沫若同誌已經為我們帶頭了，他所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屈原研究》、《十批判書》等就是證明。所以，那種隻強調以正史為依據的觀點是片麵的，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示的，因而慶當予以糾正。至於問題，其實正史、野史、雜記、詩歌、曆史傳說等都有記載和論述。《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和《史記正義》，都談論到。
再一種觀點是，漠視問題，或曰“漠視論”。持此種觀占為的人認為，提出問題，為平反正名是小題大做，因而對問題抱著冷漠的態度。我們認為，這咱態度是很不妥當的、很不可取的。應當提出，問題決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的三大始祖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我們決不可以淡漠視之。為了說明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我們不得在這裏談談近期發生的一些有關的情況。其一，據悉，1995年3月，在全國人大八屆三次會議上，陸鎮藩、龍明伍等代表，提出關於“請中史通知有關部門，不要再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一詞取代憲法規定的‘中國各民族’一詞的提法，以利民族團結”的建議案。1995年6月，**中內宣傳部辦公廳函複說：“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民族傳統。我部曆來按照憲法的規定，要求宣傳係統單位正確地使用維護民族團結、促進國家繁榮的規範用語。受中內委托，由我部召開的乎都主要新聞單位通氣會上，部領導曾多次向新聞單位提出，不要使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等類似的不規範用語。”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為什麽我國少數民族不讚成使用“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提法呢？這難道不是與沒有承認的始祖地位有關嗎？其三，據《人民日報》報道，全國首屆炎黃蚩三始祖文化研討會，1995年9月25日，在河北省涿鹿縣開幕，來自海峽兩岸的48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共收到論文28篇。此次研討會由中國先秦史學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涿鹿縣政府等共同主辦。“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涿鹿縣是眾多史籍記載炎帝、黃帝、相征戰的汲涿鹿、阪泉所在地，應同炎黃一樣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一。兩岸學者共同認為，應加強三祖研究和涿鹿考古，促進中國文化發展和中華民族團結。”其三，據《揚子晚報》1995年7月25日報道，《南博發掘阜寧陸莊遺址，首次解開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謎》，報道說：“我國古代最發達、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200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區消失，成為考古學界的“千古之謎”，南京博物館在阜寧縣進行考古發掘，首次在江淮地區發展良渚語文化遺存，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消失後由南向北遷徙，從而解開了這一“千古之謎”。報道還說，這一發現還“對研究文明的起源，國家的產生具有重要的意義。據《史記》記載，在公元前21世紀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領曾與軒轅黃帝發生一場大戰——‘涿鹿’之戰。……這一發掘，印片了部族的北上，使考古學界對江淮東部地區古文化類型有了新的認識。”以上情況說明，提出問題，為平反正名，是有根據的、有道理的、有意義的，決不是什麽小題大做。所以，我們問題不應采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冷漠態度。據悉，正因為如此，老紅軍、部隊作家陳靖將軍，曾於1994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別致信上級同誌，建議為平反正名。遺憾的是，這一問題至今仍無大的進展。
為了較快地弄清問題的真相，實事求是、全麵、客觀、公允對的曆史人物形象和曆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我們建議：請中央責成有關部門牽頭，組織有關專家學者進行專題研究，力爭在本世紀內作出結論，以便為平反正名，恢複的始祖地位。我們深信，這件事做好了，那將是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史學的一個重大貢獻。
總之，是中華民族的三個偉大始祖之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是中國人民長期懷念的偉大曆史人物。我們應當確認的曆史地位，以增進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促進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發展和社會的全麵進步。
[編輯本段]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之一曆史是現實的基礎和前提，現實是未來發展的起點。中國近現代文明是從中國古代文明發展而來的，是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文明的結果。在黃帝時期的古代中國，黃帝、炎帝為了中國古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中國古代文明作了重要貢獻，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之一。
第一、為物質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統率的九黎部落聯盟，生活在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一帶，是一個麵對海河而生長起來的部落，是當時三大部落聯盟中最強大的部落聯盟，物質文明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他們借助當地的地理、氣候、水源等優越條件，發明了穀物種植，已經開始由采集、漁牧、遊牧向農業發展，這是曆史和文明的一大進步，是對古代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而穀物種植就需要育苗、移苗、壯苗等等。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後來人們就用“苗”字來給的子孫命名為“苗族”。與此同時，他們還能創製較精美的陶器，手工業也開始發展起來。這也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
第二、發明了金屬冶煉和金屬兵器的製造。《世木·作篇》說“以金作兵器”。翦伯讚寫道：“據說‘以金作兵器’，是金屬冶煉的最早發明者。”[15]我認為，不令是金屬冶煉的最早發明者，而且也是金屬兵器製造的最早發明者。《管子·地數》說：能以金為兵，製作“劍鎧矛戟”。《史記·五帝本記》正義引《龍魚河圖》說：“黃帝攝政，有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書還說，能製造的最早發明者，為中國古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冶煉業的出現具有劃進代意義，從此，人類開始進入了使用金屬工具的時代，它標誌著原始社會生產力的一河北巨鹿墓次新的飛躍。
第三、是建立法規、實行法製的最早創造者和施行者。在古代中國，首創法規，實施刑事法，以肅綱紀。《周書·呂刑》說：“對苗民製以刑”，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路史·後紀四·傳》在記述被擒殺後說：“後代聖人著其尊彝，以為貪戎。”羅萍注曰：“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我著之像。為貪虐者之戎”。《太平禦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說：“靈尤沒後，天下複擾亂不寧，黃帝遂畫形象以威天下。天下鹹謂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狀。”這也說明嚴格實行法製而樹立了威嚴的形象和產生了濃遠影響。同時，鄭玄注曰：“苗民，謂九黎裔也。”“上效重刑以變九黎言苗民者。”這也同樣說明，是刑法的首創者和施行者。有的史料還說，兵器和刑法是發明的，後來被黃帝部落集團效法。可見，乃是中國古代法製的締造者。
以上事實說明，的確是我國古代文明的偉大締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