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中國仍在突圍中：回望百年</h2>
在過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過於大清帝國轟然坍塌。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龐大帝國，且正在進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國，為什麽在一場軍事嘩變之後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擊，走進曆史？
或以為清亡的教訓在於其改革，以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管製，清廷或許還能硬撐若幹年。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清廷在1895年之後走上政治變革道路，從家天下的立場說，一點兒都沒有錯。沒有哪一個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興旺繁榮昌盛，大清國的主政者不論是慈禧太後，還是光緒帝，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加愛惜大清國的未來，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對於清廷來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術語說，也就是“堅持和完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對大清國的領導”。這一點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問題在於，清廷的改革或許真的像革命黨人當時批評的那樣，缺乏誠意，到了關鍵時刻掉鏈子，不明白所謂改革就是一場鳳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權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體製。因此，清廷統治者盡管在晚清最後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製、改法製、改教育製、構建近代社會管理體製等等，然而到了最後關鍵時刻，即將進入君主立憲的時候，一個皇族內閣將先前十幾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個王朝就這樣結束了。
如果正麵總結清廷失敗的教訓，絕對不是改革太多太激進，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徹底。由此引發另外一個疑惑，為什麽清廷改革不徹底、不到位，清廷既成體製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說，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滿洲黨”對權力的壟斷和貪婪，使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不可能在關鍵點上有絲毫實質性的讓步。二十年前的所謂“告別革命”說，不管出於怎樣的善良目的，其實都像孫中山當年所說是一個善良的農夫期待豬能夠變得更溫順更善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國是通過暴力構建的帝國，這樣的帝國無論怎樣改革，都無法變成一個良性的體製。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權力和一切資源的帝國，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讓人民擁有權利，重新建構屬於人民的現代民族國家。這或許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無法告別，革命與改良在曆史上大約永遠都是交替使用。
大清國當然不是革命黨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滿洲貴族用自己的手將這個王朝掀翻的。終結帝製是中國曆史的大進步，這既是對一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也是對幾個世紀之前英國工業革命的回應，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重要節點。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有資格有機會回溯這一百年的進與退了。實事求是地說，不論清帝退位後的中國怎樣一度混亂，也不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現過多少次反複，多少次複辟。中國往前走的決心不變，方向不變，盡管有曲折有反複。
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年，已經大致構建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帝製時代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中國在未來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與問題，絕對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製複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權與神聖的光環去重建中國社會。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中國社會的進步。
然而，這種進步也不能太誇大。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兩千年帝製傳統的國家，從帝製到共和，也絕對不是選舉共和國總統那麽簡單，更不是口頭上說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一個漫長的轉型期，中國真正走出帝製時代，或許需要兩三百年的時間。這不是危言聳聽故作高深。在一個具有悠久帝製傳統的國度裏實現社會轉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誰能保證我們每一個人心裏不再期待一個無形的皇帝，誰能保證那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心中沒有想過當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順當有形的皇帝，為什麽不能享皇帝之實而去皇帝之名呢？
事實上，在我們今天無處不在的官僚體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頭目，哪一個不把自己視為主宰單位的小皇帝呢？我們要想完全走出帝製時代，可能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在過去一百年，中國的進步是顯然的。中國確實已經擺脫先前家天下的束縛，人民確實逐步成為社會的主人。隻是從全世界橫向進行比較，中國的進步遠遠不夠，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在擺脫了帝製束縛，也失去皇恩庇護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獲得民主的權利。皇恩不再浩蕩，民主又沒有實現，這就有點不進則退了。中國隻有徹底落實人民的權利，隻有讓人民自己當家做主，擁有選擇公仆和罷免公仆的權力，就像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樣，中國才能坦率地說真正走出了帝製時代，真正走向了現代社會。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中國決不會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實現晚清以來幾代中國人的信念，與世界同步，願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專製君主已經遠離我們而去，一個現代國家正在構建中，一百年的時間在人類曆史上說非常短暫，但這一百年的變化絕對超出了中國曆史上過去的兩千年。
在這一百年，我們經曆過清朝的最後統治，經曆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經曆過袁世凱和北洋係的十幾年政治統治，也經曆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國體製”，直至1949年，中國的麵貌發生根本轉變，幾十年的混亂、分裂予以終結。此後六十年，台灣在繼續發展，延續了孫中山當年所規劃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至20世紀80年代開放黨禁，實現憲政，為中國政治發展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新路。
台灣的成就和經驗對近代中國許多既成觀念都是根本性顛覆，自康有為、孫中山以來的所謂特殊國情論在台灣政治實踐中逐步被證明有誤。這是亞洲的驕傲，也是全體中國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陸，過去六十多年也是幾經反複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盡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一係列頭腦發熱式的激進錯誤，確實給新建的共和國以沉重打擊。這是中國曆史的慘劇，但是人們並沒有因此喪失對執政者的信賴。然而，可悲的是，隨後便人為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僅使中國的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而且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的中止，一係列錯誤的糾正，伴隨著改革開放，逐步將中國帶到一個常態國家，經濟發展繁榮，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時間，中國已經從先前貧困狀態步入比較富強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都是過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國的麵貌由此發生根本改觀，一百年前的東亞病夫成為亞洲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一百年的變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當然也有這些領導階級和領導者的貢獻。一百年後理性回溯中華民族走過的路，成就是主要的，問題其實也不少。變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異，不變甚至某些方麵的倒退也是事實。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鄭重承諾要進行君主立憲政治體製改革，然而到了最後清廷無法兌現立憲承諾，隻好遜位，隻好交出政權。
一百年前，孫中山也曾鄭重承諾在經過軍政、訓政兩個階段後還權於民，實現憲政。隻是孫中山在其一生並沒有真正獲得政權，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諾言。
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莊嚴承諾遵守共和，然而為時不久，帝製自為，一生名譽毀於一旦。接替袁世凱的北洋係軍人一次又一次地維護共和，挫敗帝製陰謀，但是軍人政治也使民國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蔣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統一，也曾承諾還政於民，實現憲政，但是直至國民黨兵敗大陸，蔣介石的承諾都沒有變成現實。
一百年前的問題好像至今沒有變。未來中國不變革則已，一旦走上變革之路，政治民主化，還政於民，依然是必須跨越的一道坎。中國隻有政治有辦法，其他方麵才會有辦法。而政治上的辦法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讓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擁有選擇執政黨和執政者的權利。 中國近代史的熱點、焦點和難點
2012年就要結束了，《深圳特區報》理論版主編周國和先生約我對過去一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作一簡略回顧。這是一個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樣，總要在一個財政年度結束後做個盤點，弄清盈利還是虧損。當然，我並不是這個題目最合適作者，因為現在一年近代史專業知識產量汗牛充棟，斷非淺學如我者所能把握。我隻能像國和兄所說，就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熱點問題談點看法，更細致的綜述，還應求助於那些專門者。好在我們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有幾十人常年關注學術進展，每年都分門別類撰寫“學術前沿報告”。讀者如對相關話題有興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裏有上一年度學術分析，全麵涵蓋上一年度近代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學術、思想等諸多門類研究新進展。 熱點：曆史相似性
曆史哲學早就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重大曆史情形在曆史上都不會出現一次就結束，曆史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盡管每一次重複並不那樣全然相同。
近代中國的主題就是中國走上世界，世界進入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近兩百年中國曆史的縮寫，就是世界重新進入中國，中國走上世界的過程。
類似的曆史主題，總會衍生類似的曆史問題，因而近代史在過去若幹年活躍，如果一定要尋找其動力，毫無疑問是時代對理論的需求，是人們期待從既往曆史經驗中尋找智慧。
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是從堅船利炮開始，是從物質建設開始，中國人在最初幾十年埋頭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識形態因素，我們必須承認，1860—1894年這三十四年，使中國麵貌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正在裂變，一個全新的現代工業基礎正在形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都在變化。三十年，原本隻是人類曆史的瞬間，但洋務運動帶給中國巨大變化，確是幾百年、幾千年所罕見。
洋務三十年高增長主要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資源、市場、價格等諸多方麵壟斷，實現了超常規跨越。這是中國曆史的奇跡，也是中國人的創造，值得總結，值得珍惜。
跨越式發展，超常規增長，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也遺留無窮問題。如果我們不抱成見觀察19世紀70年代之後中國思想界關於發展，關於中體西用等問題的一係列討論，尤其是鄭觀應等一批來自實業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們就應該相信那時的中國人並沒有躺在三十年跨越發展成就上不思進取，而是謀劃著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方向、發展軌道。可惜，曆史沒有給那代人留下足夠時間，1894年一場局部的中日衝突，將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掃而光。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進入維新時代，過去三十年管控過於嚴厲的社會得以釋放，新的社會階層得以發生，社會空間得以打開，維新、變法，成為中國人最樂於談論的問題。短短幾年，中國社會在變化，即便僅僅從經濟增長方麵說，1895年之後的速度、質量，遠遠超過先前，過去幾十年無法建設的鐵路，無法開采的礦山，都因中國有了新思路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再往後，經過1900年的義和團、1901年《辛醜條約》的強烈刺激，中國開始在政治改革上邁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國終於步趨東西洋各國，走上立憲道路，試圖以君主立憲重構中國社會。應該說，這是中國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現代化道路之後最重要的覺醒。 焦點：革命與改良
曆史學界對近代史的重新表達，是生活的恩賜，是時代的必然。西方曆史學者在談到曆史學的性質時有一句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曾經引起巨大爭議，以為曆史學不是科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曆史學家之所以對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曆史問題感興趣，進行研究，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識中意識到這個問題遠比那個問題更重要。這就是近代史學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尋找近代中國發展主線的深層思想根源。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曆史視角進行觀察，雖然與洋務三十年有根本性質不同，但憑借國家主義優勢，學習西方，埋頭發展等，還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處。這不是說改革開放刻意模仿了洋務新政，而是說這兩個曆史階段具有高度相似性。
相似的道路總在提醒人們注意曆史教訓，避免曆史悲劇重演，這是人類與其他生靈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務不僅沒有讓清朝順暢發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務終結時，萌發了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革命思潮、運動，這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無疑具有正當性；但對於清朝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畢竟是一種不該發生的悲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紀念。這兩個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識界的關注，近代史學界也在過去幾年投入相當精力，組織一批很有意義的活動。
人們在討論清亡教訓時都注意到了革命與改良賽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
甲午戰後，中國並沒有在改革上猶豫、蹉跎，中國幾乎在沒有經過任何爭論的情形下輕鬆轉軌，放棄了先前畸形發展方略，以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為主軸，引領中國步入一個全新的維新時代。從1895年起，短短三年時間，中國麵貌大變，如果仔細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這個判斷。
從189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動蕩期，政治上是焦慮迫使領導層走上了激進主義軌道。欲速則不達。中國經過幾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確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憲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實事求是說，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對的，所以當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經過一個短暫高潮，立馬陷入困境。此後幾年，革命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成功的幾率越來越大。到了1911年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黃花崗孤注一擲，革命基本上到了尾聲，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已經可以遠遠看到勝利的曙光，一個古老的中國即將實現華麗轉身，在那個時代似乎已經沒有人懷疑。 難點：怎樣剝離既得利益者
在過去幾年，近代史學界談論最多的是改良最終沒有跑贏革命，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到了最關鍵時候，還是不期然驗證了孫中山、革命黨的預言：清廷主導的改革缺乏真誠，改革隻是在糊弄人民。改革隻是推遲了革命的爆發，但最終還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曆史，革命則在等待中迎來了機會。
研究者對於清末憲政改革的失敗不無惋惜，但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這場充滿希望的改革歸於失敗？
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憲政進入落實階段的第一個舉措，清廷發布的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讓社會各界，特別是讓立憲黨人跌破了眼鏡，失去了信心。憲政本來就是在憲法框架下的權力分享，皇族、貴族在這個體製下如果還有功能的話，其實就是做一個模範的國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範者，此外，還可以是時尚引領者，唯獨不能做的，就是從事政治的優先權、違法的豁免權。這是憲政國家皇族、貴族必須遵守的規則。
然而，或許是因為中國立憲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許因為新政治家的養成還有一段時間。總而言之，一個充滿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內閣名單弄得灰蒙蒙。
十三個內閣成員竟有九個來自皇族或貴族，這是無論如何無法解釋的失誤。知錯改錯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見紛呈之際大膽糾正，像嚴複後來所說的那樣，將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提前幾個月，那麽，皇族內閣引發的政治風波不過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遺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軍，連同六個省的新軍揭竿而起進行抗議，清廷主政者依然不為所動，不願廢黜皇族內閣，改建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直到中央軍——北洋六鎮——灤州發難，清廷方然醒悟，下詔罪己，宣布罷黜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籌組新內閣。遲來的機會還是機會，這一個回合雖說讓朝廷在信譽上損失巨大，但總算在關鍵時刻僥幸過關。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凱內閣建立，中國的憲政改革起死回生，機會重現。憲政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將不完全選舉的資政院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國會。
按照預備立憲規劃，資政院兩百名議員有一半來自各省谘議局，他們是經過嚴格選舉進入的。另有一半為欽定議員，他們由朝廷指定，分別來自實業、學界、皇族、貴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長官。實業、學界及各部院行政長官共五十二名交給各地重新選舉問題不大，出問題的還是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四十多人。這些人當然都屬於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們的祖上追隨愛新覺羅家族打天下，在過去兩百多年屬於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時代天經地義無可懷疑，但到了憲政時代，哪怕這個憲政是君主立憲，皇族和貴族都不便繼續享有家天下時代的老辦法。南北議和從10月到12月，所爭問題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皇族、貴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何以自處，他們究竟應該對政治承擔怎樣的角色？
在立憲黨人看來，所謂立憲政治，就是將包括皇帝在內的權力放到籠子裏。在立憲框架裏，根本就不再有皇權之外的特權。然而在皇族、貴族看來，他們之所以斤斤於權力，並不在於權力，他們是要通過對權力的壟斷保證大清王朝不變色。
我們無法斷定皇族、貴族的真誠或虛偽，但我們知道，皇族、貴族的堅持，終於使君主立憲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不得已，立憲黨人、革命黨人、新軍將領達成妥協，終結帝製，轉向共和，以國體的變更消解君憲的壓力，既得利益者最終還是向隅而泣，成為曆史的陳跡，中國卻由此前進了一大步。
近代中國走過的路，為未來中國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隨著實踐演變，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解讀一定越來越接近真相，一定越來越精彩。 <h2>大變革時代——緣起、動力及方向</h2>
1860年，中國在經曆了兩百年閉目塞聽、二十年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痛定思痛，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曆程。僅僅用了三十年時間，中國就大致重建輝煌，恢複了中華帝國慣有威風。所謂“同光中興”，絕不是浪得虛名，而有實實在在業績作支撐：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軍事力量世界第六，亞洲第一。這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國人實實在在的研究。然而，讓中國人無論如何沒有預料到的是，一個偶然的局部衝突，竟然將三十年增長真相大起底，中國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周期，進入一個“大變革時代”。 本末與體用
中國三十年增長不敵同時期的東鄰小國日本，這讓長時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國很沒有麵子。中國人在此之前最為自信的是道路選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被奉為那個時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現在，日本人用事實證明“中體西用”可愛不可用，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加分析將甲午戰敗責任歸結為隻變其末不變其本的“中體西用”。於是乎，中國在1895年不期然改變先前幾十年發展方略，轉身向東，追隨日本，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國走完日本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路。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說清中國1895年轉身向東是好還是壞。假如我們不是采納“線性進化論”去看待曆史發展，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在1895年放棄“中體西用”發展路徑非常可惜，因為回望過去三十年，中國並不是真的隻變其末不變其本，並沒有完全拒絕外來好東西，更沒有堅守傳統壞東西，中國在政治架構、思想文化等方麵學習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國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假如中國不因甲午戰爭中斷發展路徑，中國沿著“中體西用”既定方針繼續往前走，再過二十年，到1915年，中國也應該能夠一步一個台階走上類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進有所進步，而且可以減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樣的大動蕩。
然而，為什麽經過一場並非毀滅性的局部戰爭，中國人就集體無意識轉向，不再認同三十年舉國共識了呢？這裏麵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說，不外乎先前沒有從理論上說明洋務新政“中體西用”道路選擇的曆史依據和所要達成的目標。
三十年洋務新政確實是悶頭發財“追求富強”，就是要縮短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這是對的。近代中國全部問題，其實就是農業文明的中國怎樣添加一個工業文明。這是傳統中國不曾有的，無論怎樣快速增長都不過分。
問題在於，就像嚴複後來所意識到的那樣，不論是西方文明，還是中國文明，都有本有末，有體有用，不存在隻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體其本的情形。中國在末與用增長的同時應該清楚，本與體是中國不可回避的問題，中國在獲得經濟快速增長後，一定能夠發生全方位的漸變，一定能夠建設一個與世界一致而又別致的新國家。假如中國在1895年前弄清這些道理，中國理所當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選擇。 維新與變法
中國是一個知恥而後勇的民族。甲午戰敗讓中國人迅速覺醒，先前爭論十多年的問題因戰敗而不再爭論，清政府迅即釋放社會，新式報刊雜誌、社會組織仿佛在一夜之間如雨後春筍遍及全國；各地官紳主導的地方自治試驗，也在1895年之後迅速展開，做得比較好的如湖南，短短幾年時間就取得了相當成績。中國的麵貌煥然一新。
根據《馬關條約》約束，“日本臣民”有權到中國自由辦廠，享有進出口優惠。根據列強與中國政府多年前達成的條約體製，中日之間雙邊約定轉化為多邊受益，各國資本參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規模投資中國。中國真正向外國資本打開了大門，迎來了經濟建設一輪新高潮。
外國資本自由進入中國，當然有利潤考量，這就是列寧所說的資本輸出。不過對於當時中國而言，積極意義不應低估，先前無法修建的鐵路，無法開采的礦產資源，都在1895年後很短時間內啟動，這裏麵主要的就是外國資本的驅動。
對於外國資本，中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持積極歡迎的態度，對於外國資本在中國所遇到的困難，中國政府也積極給予解決。但是，由於舊的行政體製、觀念約束，中國政府在很多問題上也有難處。比如，各國對華投資貿易急劇擴大，他們急需在中國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國礙於各方麵原因，有心無力，理性覺得可以接受這樣的要求，但實際上又不敢將土地以租借方式劃給外國資本使用。
正像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具有瘋狂的本能，隻要有值得它瘋狂的衝動。馬克思的母國德國政府自恃在“三國幹涉還遼”中有恩於中國，因而希望中國政府為德國資本找到一個“煤棧”，以方便德國遠洋貨輪。但是，德國人性子太急了，無法容忍中國的行政官僚主義。1897年底，德國人借著巨野教案一舉武力占領膠州灣，引爆了中國社會內部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緒。
膠州灣外交危機阻斷了中國正在進行的漸進維新，使中國人覺得中國如果不變法，不進行係統的政治體製變革，中國就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獲得尊嚴。於是轉過年，尤其是穩健政治家恭親王奕不幸去世，中國的政治變革迅即展開。這就是1898年“百日維新”。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一直以為百日維新太激進了，是失敗的根源。其實，按照現在的研究，百日維新與稍後相比一點都不激進，百日維新失敗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為等人憑借超人想象以為朝廷中有個冥頑不化的守舊派。為了改革，他們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變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師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等倉皇出逃。
以後來的觀點回望1898年政治變革，我們相信那時各派都期望中國更好，而不是更壞。康有為懷疑朝廷有個守舊派，其實，在很多時候，適度守舊並非一件壞事。 新政、憲政與君憲
從維新到變法，改革的動力就是為了中國更好，隻是機緣巧合，中國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
1898年秋天政治逆轉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先前幾年對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種種憂慮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後外國資本大規模、無限度進入也確實衍生許多問題，大開發，大開挖，確實讓相當一部分農民流離失所。戰爭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不會發生了，政府也就大膽遣散了軍隊。這些離開土地的軍人雖說本質上就是農民，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重新回到土地，他們在城鄉之間流浪、遊走。到了1900年春天，終於在華北爆發了大規模衝突，導致八國聯軍進中國。
義和團戰爭、八國聯軍進中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中國政府在列強要求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在觀念上與世界一致，所以《辛醜條約》簽訂前後，中國開始了新一輪政治變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獨立、新教育發展為主要內容。應該說，1901年開始的新政盡管存在許多問題，但其在中國政治上的積極意義不應低估。
1901年新政觸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這場改革依然局限於政治的末節，並非製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戰爭，中國官紳眼見著日本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打敗歐亞大陸兩個龐大帝國，真的是不寒而栗，驚慌失措。
中國究竟應該向何處去？又一次擺在了中國人麵前。1905年，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看來，清政府已毫無希望，中國人應該像俄國人那樣覺醒，那樣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國。
日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俄國緊接著發生的變革，深深影響了革命黨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國革命黨人在那一年匯聚東京，朝聖般地學習日本，發誓改變中國，不惜代價。
革命高潮，日本的勝利，俄國的變革，也在影響清政府。在家天下體製下，也不能說清廷統治者對未來前途不考慮。形勢比人強。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秋，以憲政為主導的政治變革迅速推進。
應該承認，中國人自從甲午戰後開始探索，直至終於承認君主立憲是適合中國的政治選擇。君主立憲就是憲政，就是將君主的權力用憲法去約束。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明確了這些原則，按照規劃，經過九年時間逐年籌備，一個與東西洋各立憲國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構就會從藍圖變成現實。
遺憾的是，《欽定憲法大綱》頒布當年，強勢領導人光緒帝、慈禧太後在一天之中相繼去世，接替他們的是攝政王和隆裕太後。如果僅從年齡上說，攝政王、隆裕太後組合比慈禧太後當年與恭親王搭檔的叔嫂組合還年長，但在任何人看來，攝政王、隆裕太後這個組合都是一個弱勢班底。
弱勢班底沒有辦法掌控政治變革的大局，很快攝政王被迫同意立憲黨人縮短立憲年限的要求。這不僅破壞了“計劃政治”的約定與規則，為後來的變數開了一個先例，而且使複雜的政治變革變成了兒戲，既然九年立憲的約定可以縮短，那麽為什麽不能立即立憲呢？
弱勢的攝政王叔嫂組合沒有辦法回應立憲黨人的要求，也沒有辦法掌控皇族和滿洲貴族。1911年，當政治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原本值得慶賀的第一屆責任內閣，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
知錯就改善莫大焉。問題在於，攝政王並不認為皇族內閣以及稍後的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錯了，所以全國混亂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總督府門前流血，直至湖北新軍發難，方才有機會打破僵持。
按理說，南北和談仍給清廷留有機會，但是僵持到最後，滿洲貴族依然在權力分享上不願繼續妥協。國體變更，走向共和，成為1911年底中國唯一的政治選擇，清帝退位，創建民國，兩千年的帝製竟然如此輕鬆成為過去。
然而，兩千年的帝製確實不是那麽容易結束，一個全新的共和製度也不是那樣容易確立。但在經曆了共和之後重回帝製，更是死路一條。所以等到袁世凱複辟帝製，短短一百天，就將自己送上了絕路。
袁世凱帝製複辟引起了中國知識人沉痛反省。1915年，陳獨秀等人發現，如果不能建構一個新的思想文化基礎，中國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現代。於是，陳獨秀等人創辦《新青年》，一個全新時代就此開始。
1895—1915年這二十年，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曆史三峽”的一段。二十年大變革濃縮了中國曆史幾千年，其中的經驗、教訓，至今仍值得細細思索，認真總結。 <h2>章太炎與新史學</h2>
中國士大夫向來有立言傳世的傳統，但千百年來卻沒有幾部精心建構體係的精致之作，更沒有製造思想體係學術範式的野心和嚐試，即便學術成就如鄭玄，如韓愈，如二程，如朱熹，他們留給後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隨筆，稍有建構體係野心的如劉勰、如劉知幾、如章學誠，也不過比鄭玄、韓愈等略強些，留有《文心雕龍》、《史通》和《文史通義》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現構建體係營造範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響深遠的《訄書》。
章炳麟生於1869年，卒於1936年，浙江餘杭人，初名學乘，字枚叔，後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為人，改名絳，號太炎。章氏家族有著幾百年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家業，所以章炳麟的童年過著比較優越的生活，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領他閱讀傳統典籍，後因其患有癲癇而與科舉考試絕緣，得以自由閱讀，較之同時代同齡人整天忙於科舉考試無疑學到了許多不一樣的東西，這對他後來的學術發展意義巨大。
稍後，學有所成的章炳麟遵從乃父遺命拜大學問家俞樾為師，入詁經精舍，在那裏他又潛心攻讀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離開詁經精舍步入社會，章炳麟28歲，已經實打實地下過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帶任何功利目的，這是同時代甚至易代學者都很難具備的條件和機遇。
由於在詁經精舍的日子裏就與東南半壁學術界多有交往，結識一批學術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學問和識見也在業內早有傳聞，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做編輯，這是那個時代的“新青年”比較向往比較羨慕的。
在《時務報》，章炳麟結識了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一大批維新誌士，他的才華也受到許多維新誌士的欣賞與推崇，隻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實在看不慣康有為擺譜以聖人自居，看不慣康門弟子阿諛奉承低三下四，為此他與康門弟子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不惜接著酒勁發生肢體衝突。
《時務報》的編輯生涯很快就結束了，此後幾年，章炳麟輾轉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後在一些新式團體或新式報刊中任職，大要都是傳遞新思想新學術，儼然成為維新時代思想家和新派學者。
孤僻的個性和學問上的自負使章炳麟無法與同儕普遍友好相處，除了幾個能夠高度容忍他的獨特個性給予寬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時候其實很孤獨，當然由於他的個性和自負的學問，特別是他畢竟得過癲癇病，因而許多人對他的怪異言行見怪不怪，不過冷嘲為“章瘋子”而已，大多時候相安無事。
瘋瘋癲癲的章炳麟隻是一種行為上的瘋癲，在思想上在學問上，章炳麟確實不讓人。在那幾年，章炳麟在與各方激烈爭辯爭鬥的同時也潛心寫作，一大批有洞見有學問根基的論文先後在《時務報》、《經世報》、《譯書公會報》等發表，這就是稍後結集為《訄書》的基礎。
《訄書》的結構就是一部論文集，隻是這部論文集比較別致，從結集之初就考慮到結構，考慮到了體係。這個過程相當漫長，如果從1897年章炳麟踏進《時務報》報館算起，至1916年前從《訄書》改編成《檢論》，這個過程前後將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時的木刻初刊本，稍後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鉛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檢論》全麵寫定，中間所收篇目，各個篇目的具體內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調整或改動。這個過程過去被研究者視為“從《訄書》到《檢論》”一個複雜的結集過程，強調其間隱含著非常複雜的思想演變軌跡。
如果從思想史脈絡說，《訄書》初刊本問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局麵急劇動蕩的一個非常時期，從1895年開始的維新時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變革達到頂峰，但是稍後就遇到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謀劃用武力挾持慈禧皇太後向光緒帝讓權的事情。這個計劃不慎敗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殺。這個故事的真相在當時其實是很清楚的，但由於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麵貌出現，而清廷因為甲午戰敗而陷入一個道德困境，現在又因權力衝突殺死六君子，因而維新誌士自然占據了道德高地。
對於清廷內幕新聞，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懷疑的。但經過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轉，章炳麟暫時放棄了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態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後，接受康有為的想象，以為那位可憐的小皇帝可能還是不錯的，值得利用，建議將光緒帝視為中國的“客帝”，不要太折騰中國的政治架構，讓中國平穩過渡到一個新的政治形態上。
章炳麟的“客帝”說隻是一種說法，也是他那時還沒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滿的象征，隻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個小皇帝在經過1898年秋天那場未遂政變一驚一乍之後真的病倒了，此後一年，中國政治進入一個非常麻煩的動蕩期。就在這個動蕩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書》。所謂“訄”，就是不得不說的意思。可見章炳麟對這本小冊子是怎樣自負。
《訄書》初版本是由梁啟超題寫書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雖然與康門弟子有衝突，但可能與梁啟超還沒有鬧翻，或者因1898年中國故事而再度成為朋友。這個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獨》寫於1894年，最遲的寫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俠》、《民數》、《平等難》、《喻侈靡》、《東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經在《實學報》、《譯書公會報》、《經世報》、《昌言報》、《清議報》上發表，隻是在輯入《訄書》時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為文字潤飾、譯名改寫，增補新資料等。
初版本的印數不會太多，但出版不久卻又出了一個增補本。這個增補本對於原有50篇並沒有刪改，隻是在書末以《訄書補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學隱》兩篇文章。這兩篇不見於目錄，其頁碼也與全書不連貫。
從思想脈絡看，《訄書》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還處在與“尊清者遊”的狀態，盡管發生了1898年政治逆轉，章炳麟的思想好像還停留在那個維新時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這個時候還沒有生發排滿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時走在時代前列，更多時候其實就是時代的反映，幾個被反映的事件真相並不一定準確並一定對，但思想的變化在很多時候都在政治變動社會變化的後麵。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絕對相信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逆轉的一般判斷，以為這場逆轉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內部慈禧太後不滿意於光緒帝的獨斷專行，於是在1898年之後，皇太後總想著廢黜光緒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實就是慈禧太後這個想法轉為政治實踐。
其實，這些想象是不對。一百年後重新翻檢當年的記錄，小皇帝在那一年確實病了，在此後一年間清廷高層鑒於光緒帝的病情，鑒於光緒帝已經不能生育的事實，開始為他尋找繼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緒帝病重的時候替代一些禮儀性的活動。這就是“己亥立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大阿哥事件”。
從善意去理解，為光緒帝尋找一個繼承人慢慢培養，即便這個大阿哥將來接班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這不僅因為光緒帝總會生病總會老去，而且即便從光緒帝不能生育，必須培養接班人的立場說，也是一種正常行動。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間缺乏起碼信任，外國人也不明底裏，再加上皇族內部權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務的皇族慶親王奕劻似乎對於皇族會議選擇了端王的後人心有不滿。於是乎，內部紛爭鬧成了外部衝突，原本隻是民間活動的義和拳、大刀會等被利用，中國政府與外國之間的僵持也在升級在惡化，終於演化成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
在這場因內政而引發的外部衝突中，章炳麟並沒有閑著。他先是與孫中山等人一樣，想到策動兩廣總督、漢人高官李鴻章反正，重建漢族人的國家。當這個希望近乎破滅之後，章炳麟又和容閎、嚴複、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繼而剪取象征著清朝順民的辮子，由與“尊清者遊”走上排滿革命，正式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建立聯係。至此，章炳麟的思想發生了劇烈變動，並很快在《訄書》修訂本上有所反映。
《訄書》修訂本的整理出版時間還有爭論，但在與鄒容結為兄弟之後應該沒有問題，因為這個新版本不僅在篇目上有很大調整，而且其封麵題字也由梁啟超而換成了鄒容。
這個新版本有“前錄”兩篇，一篇是《客帝匡謬》，另一篇為《分鎮匡謬》，表明章炳麟已經正式放棄“客帝”思想，不再認清廷為合法政府，也同時放棄了對漢族高官特別是地方督撫大員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對清廷抱有任何幻想。
除兩篇《匡謬》外，修訂本收錄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調整，也有增補。大致上說，《訄書》修訂本更多地強調了學術性和經典性，呈現出作品構建獨特學術體係的努力和嚐試，這對中國傳統學術特別是史學轉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著重要啟示。
我們現在已經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語能力，盡管他在那個時代也曾與他人合作翻譯過一些東西學作品，比如《社會學》。但他的外語工具肯定沒有辦法與留學西洋的嚴複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對東西學的理解似乎不在嚴複之下，他和嚴複、梁啟超等人在這方麵大約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將他們放在中國學術傳統轉型這個學術脈絡中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章炳麟的貢獻遠在康有為、嚴複及梁啟超之上。
章炳麟將他所理解的東西學具體運用到了中國學術的整理上，並由此建構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體係，他既是傳統中國學術的終結者，又是現代中國學術成立的開啟者，他不是像嚴複那樣將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傳入中國進行鼓吹，而是將這些西方的理論運用到對中國學術的具體分析重新解讀上。《訄書》中的許多篇章比如《原變》、《原人》、《族製》、《公言》、《顏學》、《王學》、《訂實知》等雖然討論的問題還是傳統中國學術的舊問題，但由於章炳麟將達爾文的進化論、生存競爭等理論不動聲色地運用到了裏麵，因而他在這些篇章中得出了與傳統解讀很不一樣的結論，對新史學的發生具有重要啟導意義。
按照章炳麟的解讀，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進化而來的，進化的動力就是生存競爭，這種競爭既有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競爭，也有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競爭。人與其他物種的差別在於人能群，即能夠組成社會，因而人類能夠在各種生物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萬物之靈。章炳麟的這些解讀除了達爾文的影響外，很明顯也具有荀子、韓非等中國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較容易被新知識分子所接受。這對於重建中國曆史解釋體係至關重要。
章炳麟對中國史學轉型的另一個貢獻就是為重新評價中國曆史與人物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準，這個標準既不是中國史學的正統與異端，也不是簡單照搬西方現代價值理念，而是一種更加實在的情理分析的層麵。這是《訄書》對後來新史學的深刻影響之一。比如在對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價值的分析方麵，章炳麟在《訂孔》、《原學》、《學變》等篇中，將孔子視為古代中國的一個大曆史學家，以為孔子對中國文明的巨大貢獻不是什麽先聖什麽至聖，而是整理了《春秋》，啟發了諸子，既保存傳播了古代文化，也為後世思想的開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由此，章炳麟又對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遊俠等進行係統研究和闡釋，重新建構了一個具有現代特征的中國思想史脈絡，胡適後來的《中國名學史》、《中國哲學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種思想史、哲學史，其實都帶有很明顯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與《訄書》中的諸多篇章有著直接間接的關聯。所以如果說胡適等人的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具有現代史學典範意義的話，那麽這個典範的起點其實應該從《訄書》中去尋找。
在現代中國新史學構建方麵，《訄書》還有一個重要示範，就是將西方剛剛興起不久的文化人類學理念運用到中國史學研究上，從體製、方法等方麵徹底改變了傳統史學敘事、資政的簡單功能。在《訄書》中的許多篇中，比如《序種姓》、《族製》、《方言》、《訂文》等，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詳盡考察了各個種族之間的差異及其各自的曆史脈絡，明確提出了“曆史民族”的範疇，這不僅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起到了積極影響，而且極大豐富了中國曆史學的研究方法和表達方法，曆史不再隻是帝王將相家譜和英雄事跡，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共同體逐漸成長的過程，從那裏可以看到民風民俗社會教化的演化，可以體會一個種族或者一個民族智慧甚至是體能、體製方麵的變化。章炳麟在《訄書》中的這些研究或許還非常幼稚或淺薄，但無疑為後來的中國史學開啟了新通途。
《訄書》在現代中國學術特別是新史學建立方麵貢獻巨大，其及門弟子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以及三代弟子範文瀾、周予同等，其實都是參照章炳麟的《訄書》構建各自的學術體係，隻是由於《訄書》文字太過古奧，晦澀難懂，除了章門弟子口耳相傳深得要旨外，別人很難弄清《訄書》的價值和意義，更沒有辦法像胡適等新派學者那樣聰明地利用這筆學術資源。 <h2>蔣廷黻論近代中國外交</h2>
進入近代，東北亞一直成為中國外交的難點，始終困擾，甚至牽製著中國。東北亞問題的症結在如何看待朝鮮，中國隻有弄明白這一點，才能找到解決東北亞外交困境的鑰匙。在這個問題上，外交史專家蔣廷黻的一些論述最具啟發意義。
蔣廷黻認為，在光緒初年，日本、俄國、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六國都曾試圖與朝鮮發生關係。李鴻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國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而其他諸國則隻是為了通商與傳教。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主張借用英、法、德、美四國的力量對付俄國和日本，於是他從光緒六年起就竭力勸說朝鮮放棄閉關自守政策，想方設法誘導朝鮮與西方各國簽訂通商友好條約。
在李鴻章的勸說下，朝鮮於光緒八年與各國訂約，朝鮮半島的大國均勢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後來，李鴻章的朝鮮政策終歸失敗，其原因據蔣廷黻的分析主要有兩個：
第一，朝鮮地瘠民貧，內政不修，經濟未得開發，致注重通商的國家無大利可圖。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戰爭不得不爆發的時候，英、美、法、德都覺得與己利害關係不大，無積極幹涉的必要。
第二，中國始終不願改變舊的宗主國對藩屬的觀念。朝鮮對中國的重要全在國防，在國防上中國所怕的不是朝鮮，而是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朝鮮為跳板向中國作進一步的侵略。朝鮮果能獨立自保，中國的國防目的即可達到。
光緒十年，德國駐朝鮮總領事根據這些理由曾向李鴻章建議，化朝鮮為遠東的比利時，由列強共同擔保其獨立和中立。這種建議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鴻章也表示反對，因為這個辦法不合乎中國在朝鮮的傳統宗主權。以後在袁世凱的積極運作下，宗主權幾乎變成了統治權。結果，美國輿論嘩然，反對中國改變朝鮮的現狀。而朝鮮內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對中國的失望而有意於聯合日本或俄國，朝鮮半島的局勢日趨複雜。
1894年春，東學黨起事，日本遂借口保護日僑向朝鮮派遣重兵。世界各國均知局勢嚴重，中國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們主張即時動員，力主軍事解決。在朝的一些軍政要員多年來想倒李而屢屢失敗者亦堅決主戰，以便借對外來對內。李鴻章拿到這個難題竟無法交卷，因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協濟北洋軍餉，其理由就是對日備戰。甚至他過去反對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對付俄國和法國等，也都是為了集中力量保護朝鮮，以免朝鮮落入日本人手裏。現在朝鮮形勢吃緊，李鴻章如再不以強硬的態度對付日本，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也必然將喪失自己的誠信。李鴻章處於戰和兩難之間。
恰當此時，俄國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臨時抱佛腳向俄國求援，喀西尼也覺得如果讓日本的陰謀得逞獨占朝鮮，將損害俄國的利益，於是答應李鴻章的請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國的答應，李鴻章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他覺得日本怕俄國，有了俄國人出麵，日本肯定會撤兵，朝鮮危機就可以旦夕化解。於是他在對日外交上取強硬姿態，不肯退讓，但他在軍事上卻不積極準備，以防患於不測。他期待不戰而勝，期待列強幹預。
喀西尼的答應是不負責任的，俄國的既定政策是不幹預。俄國的真實態度早被日本方麵所獲知，因此日本不僅無意撤兵，反而加緊了向朝鮮進攻，逼迫李鴻章應戰。結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中國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敗。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此決定了遠東地區的政治格局，遠東的政治領袖終於由中國移交給日本，中國從此開始了從屬的地位。在戰前，中國隻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從此之後，中國則要麵臨東西洋的夾攻和侵略了。所以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僅是軍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軍事失敗的緣由大體上說有這樣兩層：一是中國西化的水準低於日本；這一層的責任主要應該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來承擔；二是中國此時的軍政太過腐敗；這一點，李鴻章應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至於中國外交失敗的根由也可以分為幾個層麵。第一，像戰和這樣的軍國大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僅憑一個公使的談話就貿然決定，不僅公使的談話不能算數，即便是外交部長的談話也不能當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經雙方全權代表正式簽字並經元首批準方有相當的把握，盡管依然不是絕對的把握。而李鴻章過於輕信喀西尼的談話，鑄成了大錯。這也表明李鴻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國政府根據其整體利益決定不采納喀西尼的建議，李鴻章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導致了重大失敗。
第二，假使當時中國駐俄、駐日公使深知所在國的真實情形，又假使他們知無不言而言又無不盡，再假使李鴻章和其他主政者對外交官的報告加以相當的考慮和信任，那麽中國在甲午之役期間的外交或許能夠兼顧利害和力量。蔣廷黻指出，政策的發動當然根據國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貫徹要靠國家的力量。個人負重若超過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圖，縱使是正當的，倘超過國力，必致誤國。所以外交必須知己知彼。這種工作，唯獨健全的外交機構始能負荷。中國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運用機關，李鴻章當然也不例外。當然，前麵所說的三種假設也不存在，當時中國駐外使對所在國的國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種種顧慮而不能盡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結果就是李鴻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積極、軍事消極的誤國政策。
蔣廷黻還指出，當時李鴻章雖不能濟事，但其見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於一般的士大夫，他們除了發表不著邊際的高調外，別無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風波，李的才能足以度過，在甲午及甲午以後的大風浪中，李鴻章實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後來，他愈不濟事。在作戰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國均借詞搪塞。這不是李鴻章的過錯，因為當時中國的國力實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國家的政策。外國雖不援中國於未敗之先，卻又援中國於既敗訂約之後。俄、德、法三國幹涉還遼本是不懷好意的，以後瓜分的禍根就種於此。所以，蔣廷黻強調，中國對“友邦”的所謂“友誼”不可太憑一時的情感和幻想。我們愈研究國際關係，愈知道國與國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沒有永遠的敵人，更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關係。
後人能夠責備李鴻章的是他甲午之後的聯俄政策。沙皇俄國假借援助中國的美名，行割中國的實際政治。最初修中東鐵路，因而引起以後嚴重的東北問題，一直演變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變。中東鐵路是李鴻章聯俄的代價。戊戌年春，俄國又假助中國的名義，強迫中國許它修築南滿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這兩個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國於甲午戰後幫助中國用兩千萬向日本贖回的。
三國的援助，若清算一下，僅使中國白白地拋棄了兩千萬兩銀子也就罷了。這還不夠。1900年，俄國趁義和團運動時期的混亂派兵侵占東北。在北京交涉的時候，它又假助中國收複平津的美名，強迫中國向它割讓東北的一切權力。當時英、美、日三國竭力支持劉坤一、張之洞抗俄，而李鴻章則堅持與俄國訂約。李鴻章末年的荒唐簡直不敢想象，幸而條約未簽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後來的情形還會怎樣發展。
李鴻章去世之後，中國的外交路線發生了重大變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對付俄國。當時中國輿論傾向於加入這個同盟，留學日本的學生甚至發起成立義勇軍，準備協助日本與俄國作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中國政府雖然表麵上宣布中立，實際上對日本表示出相當的同情，地方勢力如張作霖甚至還以實力去幫助日本作戰。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的傾向。
蔣廷黻就此指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不但失敗了，而且簡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醜之前想聯俄製日，後來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想聯日製俄。李鴻章的成績固然不好，其後果也不堪問，但後來者的成績亦更不值得誇耀，與李鴻章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戰爭之後，中日兩國在南滿開始摩擦。由此又可證明所謂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國力發展未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是不可靠的。無論是聯東以製西，或是聯西以製東，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小心的時候，代價還要大於當初所要避免的損失。
蔣廷黻分析民國外交時指出，民國以來，中國的外交方案並無根本的變動。與前不同的就是在內亂時期，黨派的競爭免不了要借外以製內。大概說來，在朝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低；反之，在野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高。同時還有一個方麵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負實際的政治責任，說話行事比較謹慎；反對政府的人，因不負實際責任可以隨便給政府出難題，對社會唱高調。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發生誤會，以為官僚不努力、太消極，甚至於不愛國。反之，反對政府的人因言論激昂好像是特別愛國，特別有作為。國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在中國，就是在教育普及、新聞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一般人民關於外交問題容易為野心家的宣傳所麻醉。所以在這些國家，後來就有不少公私組織，專門研究國際問題，以圖輿論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黨化。而這種組織在中國卻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遺憾。
總結到抗戰爆發時先前百年的外交，蔣廷黻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中國近百年對外失敗不是由於中國人不愛國。
第二，中國的失敗由於外交者尚屬次要，由於內爭者實為主要。內爭的致命傷即現代化的建設過於零碎、遲緩和不徹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論，中國的失敗一部分應歸咎於士大夫的虛驕，其他部分應歸咎於外交機構的不健全。若再進一步的研究，這兩種弊病都要歸根於中國人的知識、思想及辦公習慣的現代化程度之不足。我們不能不承認，蔣廷黻的分析和結論確實有相當的道理，確乎為智者之言。 <h2>近代中日交涉：時機、教訓及彌補</h2>
中日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更是亞洲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日合作，亞洲團結、穩定，世界就安寧；中日衝突，亞洲動蕩，世界也不得安寧。這是過去近兩百年曆史已經證明了的事實。 相互不信任緣起
如果從曆史淵源說，中日是東亞最重要的鄰居，有著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長的歲月中，日本是中國文明的學生，而且是最好的學生。中國古典文明許多重要內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像日本這樣的好學生。禮失求諸野。古老的中國應該慶幸。
到了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世界市場逐步一體化，中日兩國都麵臨著西方的挑戰。中國在經曆了漫長的猶豫之後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西方，從剿夷到撫夷，再到學習西方。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至少耽擱了兩百年，中國原本應該坦然麵對西方，回應西方，追上西方，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或者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增加工業文明的成分，從傳統走向現代。然而，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中國沒有及時回應西方的挑戰，或許與自己古老的傳統有關，豐厚的文化積澱使中國很難在短時間認同西方。但是，與中國的情形很不一樣，日本在過去千年畢竟隻是中國文明的學生，他們從中國文明中學的確實不少了，但他們畢竟不是中國，不是老師，還是學生。所以，麵對西方的挑戰，日本以另外一種方式回應，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發誓在遠東建設一個“西方式”國家。應該承認，經過幾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從1867年算起，至1900年義和團戰爭，日本就成為世界大國俱樂部一個重要成員；而此時的中國，卻淪為被大國俱樂部處分的對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幾十年發生跨越式的發展，除了日本轉身向西，與世界一流大國同舟共濟、坦誠交往、認同世界主流價值“通大道”外，還應該承認日本最好地繼承了中國文明中的智慧。在過往歲月中，日本對中國文明進行認真研究，對中國也進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對中國人並不屑的智慧比如《孫子兵法》，比如三國智慧，比如權謀，比如詐術等，中國人隻是一般性地說說，並不信以為真，中國遵循孔子的教導，君子坦蕩蕩，不屑於陰謀，不屑於詭計，更不屑於詐術。日本則不然，或許是因為島國生存的特殊憂患意識，日本對這些東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國在過往很長曆史階段中是以王道主義立場看待世界，看待周邊。中國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義主流價值觀影響周邊，用文明軟實力使四方來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這個過程中擴充，因而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國人不再屑於玩弄雕蟲小技，不屑於陰謀，不屑於權謀。這是中國在兩千年不斷擴充不斷強大的原因，也是中國在近代麵對西方很難轉型，麵對外敵屢屢顯得笨拙，顯得有點像宋襄公。
應該坦然承認，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世界就是嚴複所認識的那樣，是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要想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中活下去，就要尋求富強，就要既通人類文明的大道，知道人類文明的方向和未來，也要知道叢林法則，知道小計，知道中國文明儒家精神向來不屑的法術勢，知道陰謀、詐術，知道借勢發力。
對於這些，應該承認，中國文明的學生日本做得比老師好。 老師與學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計。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關鍵。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總是在拿中國做試驗，用中國智慧對付中國，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時間點的選擇上，日本絕對不是聽之任之隨波逐流，總是牢牢把握主動權，甚至不惜以小計刁難、發難。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應該是1876年的《江華條約》。
朝鮮是中國的番邦，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已有幾百年的曆史了。自從中國不得不踏上學習西方的路之後，資本一直有撬開朝鮮大門，打入東北亞的衝動。怎樣引領番邦打開國門，走上世界，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是個問題。當美國資本準備進入時，中國確實不願幫忙，也是事實。但是，相信中國一旦完成自己內部整合，一定會對包括朝鮮在內的諸多番邦有一統一規劃。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務新政無暇他顧，在外交上選擇孤立主義的時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國自主”原則，像美國對付日本那樣，利用一次簡單的事件，軟硬兼施簽訂《江華條約》，與朝鮮構建了另外一種關係，挑戰中國在東亞的盟主地位。必須承認，日本在這一次交涉中幹得很棒，中朝宗藩關係因日本攪局麵臨轉型。
中國擁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戰使中國人看到先前宗藩關係不可持續。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不能單兵突破，中國必須考慮周邊那麽多番邦的利益，這些番邦數百年來追隨中國，尋求保護，但西方挑戰東方，傳統向近代轉型時，中國一定要盡最大力量與這些番邦攜手共進。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在東北亞抵禦日本，以及俄國利用地緣優勢對中國的蠶食，對東北亞的覬覦。
此後，李鴻章那一代中國外交家為建構一個穩固的東北亞環境，下力氣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引進朝鮮，用“大國均勢”抵消日本因《江華條約》發展起來的日朝特殊關係，防止日本對朝鮮的獨占，這一方麵維護了中國作為宗主國的尊嚴、麵子，對周邊其他番邦的示範作用；另一方麵也比較有效遏製了日本的野心，維持東北亞和平。如果說晚清幾十年對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誤的話，必須承認這個時間段的“大國均勢”構想及其實踐，是最合理的一個階段。
1882年5月22日，在中國幫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條約》簽字。引美入朝是一個共贏的方案，如果說有誰受到一點損失的話，隻是日本再也無法利用地緣優勢獨占朝鮮。
此後不到兩個月，朝鮮分別與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意大利簽訂相同條約，一個全新的“大國均勢”基本成型，日本對朝鮮的獨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主管朝鮮事務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丁憂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鮮策劃了一場兵變，殺害主導構建大國均勢的朝鮮實際領導人閔妃，使剛剛成型的東北亞大國均勢破局。而恰恰在李鴻章不在的時候，李鴻章的繼任者張樹聲、老部下馬建忠無法充分理解“大國均勢”的意義，不知怎樣在朝鮮半島與日本人鬥智鬥勇。馬建忠識破了日本人的陰謀，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馬建忠作出一個非常錯誤的決斷，竟然以上國身份綁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確實罪大惡極，但他畢竟是朝鮮國王的生父。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國對朝鮮的控製權，但從此後，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大國均勢不複存在，群雄逐鹿東北亞變成了中日對峙。
一千年的師生關係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後的甲午戰爭。 日本的小計
日本在李鴻章丁憂這個準確時間點達到了一個準確目標。日本這個中國文明的學生確實經此一變改變了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從此對日既沒有信任感，也沒有什麽需要謙卑的東西。無論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獲得怎樣的進步，在中國人的眼裏都算不上什麽成績。中日關係從此踏上一條充滿風險的路，中日遲早回發生問題，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看法。
兩年後，1884年，中國因越南問題陷入南部邊陲不得脫身，在戰場上贏得了法國，但卻不得不放棄越南。中國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距離北京更近的朝鮮又出了問題。
這年12月，日本策劃發動政變，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國正在南部陷入戰爭而脫離中國，走上獨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當然是這次政變的幌子，其真實目的讓朝鮮投向日本，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為了化解這場衝突，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1884年在天津進行了一次會談。這次會談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發展方向。作為中國的番邦一變而成為中日共管。這為十年後的甲午戰爭埋下了種子。
1888年，慈禧太後讓小皇帝光緒即位，經過幾年傳幫帶，慈禧太後定於六十歲時徹底退休，頤養天年，讓光緒帝親政。
慈禧太後在過去三十多年是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她的退休關乎國家榮譽和一個時代的結束。慈禧太後或許並不想大事張揚，但從國家、朝廷立場上，慈禧太後的六十大壽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進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後六十大壽年”，中國所有的事情都必將圍繞在這件事情轉。
然而，就在這樣的時間點，日本利用朝鮮內部出現的小問題大事發難，清政府為了榮譽為了內部穩定，情報、決策、兵力布局調度、後勤保障，甚至國際溝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國既不能為了對付日本宣布中止、暫停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慶典，那樣的話，中國必內亂。中國就在那種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左右應對，日本卻利用了這個機會猛攻狠打。戰爭的結局從開始就已注定。
甲午戰爭是中國曆史的根本轉折。這個轉折從根本上打亂了中國發展的步伐，中國原本可能在洋務新政基礎上往前走，在解決了物質的、器械的完美之後一步一步踏上一條君憲主義道路，中國不可能不改變，但中國最不應該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變。中國從此踏上一條激進主義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經曆了“二次革命”之後，國內嚴重分裂，在參戰還是不參戰問題上爭論不休。就在這個混亂時期，日本義無反顧宣布參戰。但它並沒有立即出兵歐洲，而是發兵中國，搶占山東，從德國人手裏奪取全部權益。這件事是現代中國的巨大轉折，此後的外交失敗、五四運動均與此關聯。當然，日本發兵山東值得我們今天檢討的方麵很多，中國無論如何不應該總是讓內爭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這可能是中國在建構現代國家時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為了讓中國政府確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利用袁世凱萌發的帝製野心，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這是中日撕破臉皮的開始。“二十一條”的關鍵不在山東，而是日本對滿洲、蒙古權益的訴求。此時的中國，內政分裂，根本無法尋求共識，無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經過十幾年的混亂、重組，蔣介石在1928年大致統一了關內。然而就在這個時間點，日本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其目的眾說紛紜。但從大曆史觀察，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清晰，此後幾十年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這個重大事變中尋找到影子，中日交惡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結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總是能巧妙利用時間點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些時間點或是中國發展關鍵期，或是中國困難時，或是中國格外重視的節點。從國家立場上說，日本的這些做法對中國有極大傷害，也非君子所當為。但是從曆史教訓說，中國也應矯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內政壓外交，內政、外交應該建立一種良性聯動，而不是惡性互動。不能將自己的軟肋總是暴露在外，不能給對手留下可攻擊的目標，更不能用黨派的紛爭、政見分歧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機實現黨爭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國在坦蕩蕩的同時，也應該適度注意“小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或許應該引起中國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視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態蔑稱“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亞洲的偉大國家，是中國無法搬走的鄰居，中日必須友好。中日之間隻有重建正常國家關係，亞洲和平與穩定方才可期，中國重建輝煌方才可能。 <h2>文化的根本在政治</h2>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與前此中國政治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是20世紀初中國人精神探索的繼續。
辛亥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上的劇烈變動，造成國人信仰的空前危機與混亂，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中國人的難題。魯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辛亥革命以後的一係列複辟事件導致新知識分子對政治失望，進而頹唐，他們覺得中國問題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體製，而在於改造傳統文化。舊的文化傳統是帝製複辟的社會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體製，就必須徹底打碎舊的文化傳統。
然而問題在於，舊的文化傳統從何而來？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帝王意識為什麽不能隨著民主共和體製的建立而自然消亡？
辛亥革命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帝王專製體製，但並沒有迅速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立即提出，民主、民族兩大問題已經解決，中國必須盡快轉入和平的建設階段，著手解決民生問題。
孫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義，在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之後，中國確曾出現過一段時間的經濟建設熱潮，孫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於鐵路的建設與開發，黃興也有解甲歸田從事實業的考慮，就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國初年放棄書齋生涯，致力於東三省的實業建設和邊疆開發。如果不發生重大意外的話，中國的經濟建設在民國年間必將進入一個黃金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民主共和政體的框架內將得到迅速恢複，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將很快得到改變。到那時，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也必將隨之而改變，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也就自然會隨著人們生存方式的改變而改變。
良好的期待並沒有成為現實。袁世凱在其執政的第一年，受《臨時約法》內閣製的束縛，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內處理問題。然而宋教仁血案爆發之後，不僅袁世凱開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軌，就連南方的共和黨人也不願繼續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則去解決問題，他們寄希望於武力。從此，中國政治離民主憲政體製越來越遠，武人專製、軍閥割據的局麵由此形成，他們動輒進行武力較量，中國政治淪為軍閥操縱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們把原因歸結到文化實在過於天真，並沒有找到根治此種痼疾的良藥。
事實上，不必用文化為政治家們脫離民主的軌道尋找借口，而應該從政治本身尋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民主共和體製實質上是和平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各政黨都可以在議會進行合法的遊說、辯論，以爭取議會多數和社會層麵的多數。
議會政治的關鍵在於絕對排斥武力，隻要參加了和平的議會政治，任何政黨都應交出手中的軍隊，使軍隊成為國家政權的工具，而不應該成為政治家手中的籌碼。孫中山等革命黨的領袖們為民國製定了民主憲法，但他們在宋教仁案發生之後的本能反應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決問題，而是訴諸武力，進行所謂的“反袁”鬥爭，由此開啟20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凱作為合法的總統，事實上也沒有遵守民主憲法所賦予的義務和權力，他期望從肉體上消滅政治上的對手，並利用合法總統的身份命令屬於國家的軍隊為其個人政治利益服務。民初的政治家們都沒有遵守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這既是民國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之所以會從文化上解決中國問題的直接背景。
政治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本，隻有首先解決政治問題，其他一切問題才會有轉機。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來一次革命，徹底否定傳統，實行全盤西化，也無法解決問題。文化問題、經濟問題附麗於政治，反過來說，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能促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反過來就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期望二十年不談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時間為政治的良性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可能是找錯了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生了嚴重分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思想家熱衷於組建政黨，從事政治鬥爭，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可能和他們已經認識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選擇並不正確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
在過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過於大清帝國轟然坍塌。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龐大帝國，且正在進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國，為什麽在一場軍事嘩變之後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擊，走進曆史？
或以為清亡的教訓在於其改革，以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管製，清廷或許還能硬撐若幹年。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清廷在1895年之後走上政治變革道路，從家天下的立場說，一點兒都沒有錯。沒有哪一個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興旺繁榮昌盛，大清國的主政者不論是慈禧太後，還是光緒帝，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加愛惜大清國的未來，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對於清廷來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術語說，也就是“堅持和完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對大清國的領導”。這一點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問題在於，清廷的改革或許真的像革命黨人當時批評的那樣，缺乏誠意，到了關鍵時刻掉鏈子，不明白所謂改革就是一場鳳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權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體製。因此，清廷統治者盡管在晚清最後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製、改法製、改教育製、構建近代社會管理體製等等，然而到了最後關鍵時刻，即將進入君主立憲的時候，一個皇族內閣將先前十幾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個王朝就這樣結束了。
如果正麵總結清廷失敗的教訓，絕對不是改革太多太激進，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徹底。由此引發另外一個疑惑，為什麽清廷改革不徹底、不到位，清廷既成體製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說，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滿洲黨”對權力的壟斷和貪婪，使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不可能在關鍵點上有絲毫實質性的讓步。二十年前的所謂“告別革命”說，不管出於怎樣的善良目的，其實都像孫中山當年所說是一個善良的農夫期待豬能夠變得更溫順更善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國是通過暴力構建的帝國，這樣的帝國無論怎樣改革，都無法變成一個良性的體製。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權力和一切資源的帝國，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讓人民擁有權利，重新建構屬於人民的現代民族國家。這或許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無法告別，革命與改良在曆史上大約永遠都是交替使用。
大清國當然不是革命黨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滿洲貴族用自己的手將這個王朝掀翻的。終結帝製是中國曆史的大進步，這既是對一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也是對幾個世紀之前英國工業革命的回應，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重要節點。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有資格有機會回溯這一百年的進與退了。實事求是地說，不論清帝退位後的中國怎樣一度混亂，也不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現過多少次反複，多少次複辟。中國往前走的決心不變，方向不變，盡管有曲折有反複。
我們在過去的一百年，已經大致構建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帝製時代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中國在未來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與問題，絕對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製複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權與神聖的光環去重建中國社會。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中國社會的進步。
然而，這種進步也不能太誇大。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兩千年帝製傳統的國家，從帝製到共和，也絕對不是選舉共和國總統那麽簡單，更不是口頭上說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國家的主人。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一個漫長的轉型期，中國真正走出帝製時代，或許需要兩三百年的時間。這不是危言聳聽故作高深。在一個具有悠久帝製傳統的國度裏實現社會轉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誰能保證我們每一個人心裏不再期待一個無形的皇帝，誰能保證那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心中沒有想過當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順當有形的皇帝，為什麽不能享皇帝之實而去皇帝之名呢？
事實上，在我們今天無處不在的官僚體製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頭目，哪一個不把自己視為主宰單位的小皇帝呢？我們要想完全走出帝製時代，可能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在過去一百年，中國的進步是顯然的。中國確實已經擺脫先前家天下的束縛，人民確實逐步成為社會的主人。隻是從全世界橫向進行比較，中國的進步遠遠不夠，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在擺脫了帝製束縛，也失去皇恩庇護的同時，其實並沒有真正獲得民主的權利。皇恩不再浩蕩，民主又沒有實現，這就有點不進則退了。中國隻有徹底落實人民的權利，隻有讓人民自己當家做主，擁有選擇公仆和罷免公仆的權力，就像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樣，中國才能坦率地說真正走出了帝製時代，真正走向了現代社會。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中國決不會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實現晚清以來幾代中國人的信念，與世界同步，願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專製君主已經遠離我們而去，一個現代國家正在構建中，一百年的時間在人類曆史上說非常短暫，但這一百年的變化絕對超出了中國曆史上過去的兩千年。
在這一百年，我們經曆過清朝的最後統治，經曆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經曆過袁世凱和北洋係的十幾年政治統治，也經曆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國體製”，直至1949年，中國的麵貌發生根本轉變，幾十年的混亂、分裂予以終結。此後六十年，台灣在繼續發展，延續了孫中山當年所規劃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至20世紀80年代開放黨禁，實現憲政，為中國政治發展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新路。
台灣的成就和經驗對近代中國許多既成觀念都是根本性顛覆，自康有為、孫中山以來的所謂特殊國情論在台灣政治實踐中逐步被證明有誤。這是亞洲的驕傲，也是全體中國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陸，過去六十多年也是幾經反複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盡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一係列頭腦發熱式的激進錯誤，確實給新建的共和國以沉重打擊。這是中國曆史的慘劇，但是人們並沒有因此喪失對執政者的信賴。然而，可悲的是，隨後便人為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僅使中國的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而且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的中止，一係列錯誤的糾正，伴隨著改革開放，逐步將中國帶到一個常態國家，經濟發展繁榮，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時間，中國已經從先前貧困狀態步入比較富強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都是過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國的麵貌由此發生根本改觀，一百年前的東亞病夫成為亞洲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一百年的變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當然也有這些領導階級和領導者的貢獻。一百年後理性回溯中華民族走過的路，成就是主要的，問題其實也不少。變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異，不變甚至某些方麵的倒退也是事實。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鄭重承諾要進行君主立憲政治體製改革，然而到了最後清廷無法兌現立憲承諾，隻好遜位，隻好交出政權。
一百年前，孫中山也曾鄭重承諾在經過軍政、訓政兩個階段後還權於民，實現憲政。隻是孫中山在其一生並沒有真正獲得政權，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諾言。
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莊嚴承諾遵守共和，然而為時不久，帝製自為，一生名譽毀於一旦。接替袁世凱的北洋係軍人一次又一次地維護共和，挫敗帝製陰謀，但是軍人政治也使民國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蔣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統一，也曾承諾還政於民，實現憲政，但是直至國民黨兵敗大陸，蔣介石的承諾都沒有變成現實。
一百年前的問題好像至今沒有變。未來中國不變革則已，一旦走上變革之路，政治民主化，還政於民，依然是必須跨越的一道坎。中國隻有政治有辦法，其他方麵才會有辦法。而政治上的辦法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讓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擁有選擇執政黨和執政者的權利。 中國近代史的熱點、焦點和難點
2012年就要結束了，《深圳特區報》理論版主編周國和先生約我對過去一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作一簡略回顧。這是一個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樣，總要在一個財政年度結束後做個盤點，弄清盈利還是虧損。當然，我並不是這個題目最合適作者，因為現在一年近代史專業知識產量汗牛充棟，斷非淺學如我者所能把握。我隻能像國和兄所說，就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熱點問題談點看法，更細致的綜述，還應求助於那些專門者。好在我們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有幾十人常年關注學術進展，每年都分門別類撰寫“學術前沿報告”。讀者如對相關話題有興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裏有上一年度學術分析，全麵涵蓋上一年度近代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學術、思想等諸多門類研究新進展。 熱點：曆史相似性
曆史哲學早就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重大曆史情形在曆史上都不會出現一次就結束，曆史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盡管每一次重複並不那樣全然相同。
近代中國的主題就是中國走上世界，世界進入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近兩百年中國曆史的縮寫，就是世界重新進入中國，中國走上世界的過程。
類似的曆史主題，總會衍生類似的曆史問題，因而近代史在過去若幹年活躍，如果一定要尋找其動力，毫無疑問是時代對理論的需求，是人們期待從既往曆史經驗中尋找智慧。
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是從堅船利炮開始，是從物質建設開始，中國人在最初幾十年埋頭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識形態因素，我們必須承認，1860—1894年這三十四年，使中國麵貌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正在裂變，一個全新的現代工業基礎正在形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都在變化。三十年，原本隻是人類曆史的瞬間，但洋務運動帶給中國巨大變化，確是幾百年、幾千年所罕見。
洋務三十年高增長主要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資源、市場、價格等諸多方麵壟斷，實現了超常規跨越。這是中國曆史的奇跡，也是中國人的創造，值得總結，值得珍惜。
跨越式發展，超常規增長，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也遺留無窮問題。如果我們不抱成見觀察19世紀70年代之後中國思想界關於發展，關於中體西用等問題的一係列討論，尤其是鄭觀應等一批來自實業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們就應該相信那時的中國人並沒有躺在三十年跨越發展成就上不思進取，而是謀劃著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方向、發展軌道。可惜，曆史沒有給那代人留下足夠時間，1894年一場局部的中日衝突，將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掃而光。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進入維新時代，過去三十年管控過於嚴厲的社會得以釋放，新的社會階層得以發生，社會空間得以打開，維新、變法，成為中國人最樂於談論的問題。短短幾年，中國社會在變化，即便僅僅從經濟增長方麵說，1895年之後的速度、質量，遠遠超過先前，過去幾十年無法建設的鐵路，無法開采的礦山，都因中國有了新思路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再往後，經過1900年的義和團、1901年《辛醜條約》的強烈刺激，中國開始在政治改革上邁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國終於步趨東西洋各國，走上立憲道路，試圖以君主立憲重構中國社會。應該說，這是中國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現代化道路之後最重要的覺醒。 焦點：革命與改良
曆史學界對近代史的重新表達，是生活的恩賜，是時代的必然。西方曆史學者在談到曆史學的性質時有一句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曾經引起巨大爭議，以為曆史學不是科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曆史學家之所以對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曆史問題感興趣，進行研究，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識中意識到這個問題遠比那個問題更重要。這就是近代史學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尋找近代中國發展主線的深層思想根源。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曆史視角進行觀察，雖然與洋務三十年有根本性質不同，但憑借國家主義優勢，學習西方，埋頭發展等，還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處。這不是說改革開放刻意模仿了洋務新政，而是說這兩個曆史階段具有高度相似性。
相似的道路總在提醒人們注意曆史教訓，避免曆史悲劇重演，這是人類與其他生靈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務不僅沒有讓清朝順暢發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務終結時，萌發了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革命思潮、運動，這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無疑具有正當性；但對於清朝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畢竟是一種不該發生的悲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紀念。這兩個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識界的關注，近代史學界也在過去幾年投入相當精力，組織一批很有意義的活動。
人們在討論清亡教訓時都注意到了革命與改良賽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
甲午戰後，中國並沒有在改革上猶豫、蹉跎，中國幾乎在沒有經過任何爭論的情形下輕鬆轉軌，放棄了先前畸形發展方略，以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為主軸，引領中國步入一個全新的維新時代。從1895年起，短短三年時間，中國麵貌大變，如果仔細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這個判斷。
從189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動蕩期，政治上是焦慮迫使領導層走上了激進主義軌道。欲速則不達。中國經過幾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確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憲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實事求是說，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對的，所以當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經過一個短暫高潮，立馬陷入困境。此後幾年，革命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成功的幾率越來越大。到了1911年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黃花崗孤注一擲，革命基本上到了尾聲，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已經可以遠遠看到勝利的曙光，一個古老的中國即將實現華麗轉身，在那個時代似乎已經沒有人懷疑。 難點：怎樣剝離既得利益者
在過去幾年，近代史學界談論最多的是改良最終沒有跑贏革命，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到了最關鍵時候，還是不期然驗證了孫中山、革命黨的預言：清廷主導的改革缺乏真誠，改革隻是在糊弄人民。改革隻是推遲了革命的爆發，但最終還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曆史，革命則在等待中迎來了機會。
研究者對於清末憲政改革的失敗不無惋惜，但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這場充滿希望的改革歸於失敗？
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憲政進入落實階段的第一個舉措，清廷發布的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讓社會各界，特別是讓立憲黨人跌破了眼鏡，失去了信心。憲政本來就是在憲法框架下的權力分享，皇族、貴族在這個體製下如果還有功能的話，其實就是做一個模範的國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範者，此外，還可以是時尚引領者，唯獨不能做的，就是從事政治的優先權、違法的豁免權。這是憲政國家皇族、貴族必須遵守的規則。
然而，或許是因為中國立憲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許因為新政治家的養成還有一段時間。總而言之，一個充滿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內閣名單弄得灰蒙蒙。
十三個內閣成員竟有九個來自皇族或貴族，這是無論如何無法解釋的失誤。知錯改錯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見紛呈之際大膽糾正，像嚴複後來所說的那樣，將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提前幾個月，那麽，皇族內閣引發的政治風波不過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遺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軍，連同六個省的新軍揭竿而起進行抗議，清廷主政者依然不為所動，不願廢黜皇族內閣，改建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直到中央軍——北洋六鎮——灤州發難，清廷方然醒悟，下詔罪己，宣布罷黜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籌組新內閣。遲來的機會還是機會，這一個回合雖說讓朝廷在信譽上損失巨大，但總算在關鍵時刻僥幸過關。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凱內閣建立，中國的憲政改革起死回生，機會重現。憲政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將不完全選舉的資政院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國會。
按照預備立憲規劃，資政院兩百名議員有一半來自各省谘議局，他們是經過嚴格選舉進入的。另有一半為欽定議員，他們由朝廷指定，分別來自實業、學界、皇族、貴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長官。實業、學界及各部院行政長官共五十二名交給各地重新選舉問題不大，出問題的還是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四十多人。這些人當然都屬於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們的祖上追隨愛新覺羅家族打天下，在過去兩百多年屬於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時代天經地義無可懷疑，但到了憲政時代，哪怕這個憲政是君主立憲，皇族和貴族都不便繼續享有家天下時代的老辦法。南北議和從10月到12月，所爭問題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皇族、貴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何以自處，他們究竟應該對政治承擔怎樣的角色？
在立憲黨人看來，所謂立憲政治，就是將包括皇帝在內的權力放到籠子裏。在立憲框架裏，根本就不再有皇權之外的特權。然而在皇族、貴族看來，他們之所以斤斤於權力，並不在於權力，他們是要通過對權力的壟斷保證大清王朝不變色。
我們無法斷定皇族、貴族的真誠或虛偽，但我們知道，皇族、貴族的堅持，終於使君主立憲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不得已，立憲黨人、革命黨人、新軍將領達成妥協，終結帝製，轉向共和，以國體的變更消解君憲的壓力，既得利益者最終還是向隅而泣，成為曆史的陳跡，中國卻由此前進了一大步。
近代中國走過的路，為未來中國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隨著實踐演變，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解讀一定越來越接近真相，一定越來越精彩。 <h2>大變革時代——緣起、動力及方向</h2>
1860年，中國在經曆了兩百年閉目塞聽、二十年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痛定思痛，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曆程。僅僅用了三十年時間，中國就大致重建輝煌，恢複了中華帝國慣有威風。所謂“同光中興”，絕不是浪得虛名，而有實實在在業績作支撐：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軍事力量世界第六，亞洲第一。這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國人實實在在的研究。然而，讓中國人無論如何沒有預料到的是，一個偶然的局部衝突，竟然將三十年增長真相大起底，中國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周期，進入一個“大變革時代”。 本末與體用
中國三十年增長不敵同時期的東鄰小國日本，這讓長時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國很沒有麵子。中國人在此之前最為自信的是道路選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被奉為那個時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現在，日本人用事實證明“中體西用”可愛不可用，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加分析將甲午戰敗責任歸結為隻變其末不變其本的“中體西用”。於是乎，中國在1895年不期然改變先前幾十年發展方略，轉身向東，追隨日本，維新、新政、君憲、憲政，再君憲，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國走完日本半個多世紀走過的路。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說清中國1895年轉身向東是好還是壞。假如我們不是采納“線性進化論”去看待曆史發展，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在1895年放棄“中體西用”發展路徑非常可惜，因為回望過去三十年，中國並不是真的隻變其末不變其本，並沒有完全拒絕外來好東西，更沒有堅守傳統壞東西，中國在政治架構、思想文化等方麵學習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國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假如中國不因甲午戰爭中斷發展路徑，中國沿著“中體西用”既定方針繼續往前走，再過二十年，到1915年，中國也應該能夠一步一個台階走上類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進有所進步，而且可以減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樣的大動蕩。
然而，為什麽經過一場並非毀滅性的局部戰爭，中國人就集體無意識轉向，不再認同三十年舉國共識了呢？這裏麵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說，不外乎先前沒有從理論上說明洋務新政“中體西用”道路選擇的曆史依據和所要達成的目標。
三十年洋務新政確實是悶頭發財“追求富強”，就是要縮短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這是對的。近代中國全部問題，其實就是農業文明的中國怎樣添加一個工業文明。這是傳統中國不曾有的，無論怎樣快速增長都不過分。
問題在於，就像嚴複後來所意識到的那樣，不論是西方文明，還是中國文明，都有本有末，有體有用，不存在隻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體其本的情形。中國在末與用增長的同時應該清楚，本與體是中國不可回避的問題，中國在獲得經濟快速增長後，一定能夠發生全方位的漸變，一定能夠建設一個與世界一致而又別致的新國家。假如中國在1895年前弄清這些道理，中國理所當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選擇。 維新與變法
中國是一個知恥而後勇的民族。甲午戰敗讓中國人迅速覺醒，先前爭論十多年的問題因戰敗而不再爭論，清政府迅即釋放社會，新式報刊雜誌、社會組織仿佛在一夜之間如雨後春筍遍及全國；各地官紳主導的地方自治試驗，也在1895年之後迅速展開，做得比較好的如湖南，短短幾年時間就取得了相當成績。中國的麵貌煥然一新。
根據《馬關條約》約束，“日本臣民”有權到中國自由辦廠，享有進出口優惠。根據列強與中國政府多年前達成的條約體製，中日之間雙邊約定轉化為多邊受益，各國資本參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規模投資中國。中國真正向外國資本打開了大門，迎來了經濟建設一輪新高潮。
外國資本自由進入中國，當然有利潤考量，這就是列寧所說的資本輸出。不過對於當時中國而言，積極意義不應低估，先前無法修建的鐵路，無法開采的礦產資源，都在1895年後很短時間內啟動，這裏麵主要的就是外國資本的驅動。
對於外國資本，中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持積極歡迎的態度，對於外國資本在中國所遇到的困難，中國政府也積極給予解決。但是，由於舊的行政體製、觀念約束，中國政府在很多問題上也有難處。比如，各國對華投資貿易急劇擴大，他們急需在中國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國礙於各方麵原因，有心無力，理性覺得可以接受這樣的要求，但實際上又不敢將土地以租借方式劃給外國資本使用。
正像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具有瘋狂的本能，隻要有值得它瘋狂的衝動。馬克思的母國德國政府自恃在“三國幹涉還遼”中有恩於中國，因而希望中國政府為德國資本找到一個“煤棧”，以方便德國遠洋貨輪。但是，德國人性子太急了，無法容忍中國的行政官僚主義。1897年底，德國人借著巨野教案一舉武力占領膠州灣，引爆了中國社會內部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緒。
膠州灣外交危機阻斷了中國正在進行的漸進維新，使中國人覺得中國如果不變法，不進行係統的政治體製變革，中國就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獲得尊嚴。於是轉過年，尤其是穩健政治家恭親王奕不幸去世，中國的政治變革迅即展開。這就是1898年“百日維新”。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一直以為百日維新太激進了，是失敗的根源。其實，按照現在的研究，百日維新與稍後相比一點都不激進，百日維新失敗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為等人憑借超人想象以為朝廷中有個冥頑不化的守舊派。為了改革，他們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變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師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等倉皇出逃。
以後來的觀點回望1898年政治變革，我們相信那時各派都期望中國更好，而不是更壞。康有為懷疑朝廷有個守舊派，其實，在很多時候，適度守舊並非一件壞事。 新政、憲政與君憲
從維新到變法，改革的動力就是為了中國更好，隻是機緣巧合，中國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
1898年秋天政治逆轉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先前幾年對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種種憂慮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後外國資本大規模、無限度進入也確實衍生許多問題，大開發，大開挖，確實讓相當一部分農民流離失所。戰爭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不會發生了，政府也就大膽遣散了軍隊。這些離開土地的軍人雖說本質上就是農民，但他們已經沒有辦法重新回到土地，他們在城鄉之間流浪、遊走。到了1900年春天，終於在華北爆發了大規模衝突，導致八國聯軍進中國。
義和團戰爭、八國聯軍進中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中國政府在列強要求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在觀念上與世界一致，所以《辛醜條約》簽訂前後，中國開始了新一輪政治變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獨立、新教育發展為主要內容。應該說，1901年開始的新政盡管存在許多問題，但其在中國政治上的積極意義不應低估。
1901年新政觸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這場改革依然局限於政治的末節，並非製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戰爭，中國官紳眼見著日本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打敗歐亞大陸兩個龐大帝國，真的是不寒而栗，驚慌失措。
中國究竟應該向何處去？又一次擺在了中國人麵前。1905年，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看來，清政府已毫無希望，中國人應該像俄國人那樣覺醒，那樣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國。
日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俄國緊接著發生的變革，深深影響了革命黨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國革命黨人在那一年匯聚東京，朝聖般地學習日本，發誓改變中國，不惜代價。
革命高潮，日本的勝利，俄國的變革，也在影響清政府。在家天下體製下，也不能說清廷統治者對未來前途不考慮。形勢比人強。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秋，以憲政為主導的政治變革迅速推進。
應該承認，中國人自從甲午戰後開始探索，直至終於承認君主立憲是適合中國的政治選擇。君主立憲就是憲政，就是將君主的權力用憲法去約束。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明確了這些原則，按照規劃，經過九年時間逐年籌備，一個與東西洋各立憲國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構就會從藍圖變成現實。
遺憾的是，《欽定憲法大綱》頒布當年，強勢領導人光緒帝、慈禧太後在一天之中相繼去世，接替他們的是攝政王和隆裕太後。如果僅從年齡上說，攝政王、隆裕太後組合比慈禧太後當年與恭親王搭檔的叔嫂組合還年長，但在任何人看來，攝政王、隆裕太後這個組合都是一個弱勢班底。
弱勢班底沒有辦法掌控政治變革的大局，很快攝政王被迫同意立憲黨人縮短立憲年限的要求。這不僅破壞了“計劃政治”的約定與規則，為後來的變數開了一個先例，而且使複雜的政治變革變成了兒戲，既然九年立憲的約定可以縮短，那麽為什麽不能立即立憲呢？
弱勢的攝政王叔嫂組合沒有辦法回應立憲黨人的要求，也沒有辦法掌控皇族和滿洲貴族。1911年，當政治改革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原本值得慶賀的第一屆責任內閣，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
知錯就改善莫大焉。問題在於，攝政王並不認為皇族內閣以及稍後的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錯了，所以全國混亂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總督府門前流血，直至湖北新軍發難，方才有機會打破僵持。
按理說，南北和談仍給清廷留有機會，但是僵持到最後，滿洲貴族依然在權力分享上不願繼續妥協。國體變更，走向共和，成為1911年底中國唯一的政治選擇，清帝退位，創建民國，兩千年的帝製竟然如此輕鬆成為過去。
然而，兩千年的帝製確實不是那麽容易結束，一個全新的共和製度也不是那樣容易確立。但在經曆了共和之後重回帝製，更是死路一條。所以等到袁世凱複辟帝製，短短一百天，就將自己送上了絕路。
袁世凱帝製複辟引起了中國知識人沉痛反省。1915年，陳獨秀等人發現，如果不能建構一個新的思想文化基礎，中國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現代。於是，陳獨秀等人創辦《新青年》，一個全新時代就此開始。
1895—1915年這二十年，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曆史三峽”的一段。二十年大變革濃縮了中國曆史幾千年，其中的經驗、教訓，至今仍值得細細思索，認真總結。 <h2>章太炎與新史學</h2>
中國士大夫向來有立言傳世的傳統，但千百年來卻沒有幾部精心建構體係的精致之作，更沒有製造思想體係學術範式的野心和嚐試，即便學術成就如鄭玄，如韓愈，如二程，如朱熹，他們留給後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隨筆，稍有建構體係野心的如劉勰、如劉知幾、如章學誠，也不過比鄭玄、韓愈等略強些，留有《文心雕龍》、《史通》和《文史通義》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現構建體係營造範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響深遠的《訄書》。
章炳麟生於1869年，卒於1936年，浙江餘杭人，初名學乘，字枚叔，後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為人，改名絳，號太炎。章氏家族有著幾百年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家業，所以章炳麟的童年過著比較優越的生活，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領他閱讀傳統典籍，後因其患有癲癇而與科舉考試絕緣，得以自由閱讀，較之同時代同齡人整天忙於科舉考試無疑學到了許多不一樣的東西，這對他後來的學術發展意義巨大。
稍後，學有所成的章炳麟遵從乃父遺命拜大學問家俞樾為師，入詁經精舍，在那裏他又潛心攻讀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離開詁經精舍步入社會，章炳麟28歲，已經實打實地下過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帶任何功利目的，這是同時代甚至易代學者都很難具備的條件和機遇。
由於在詁經精舍的日子裏就與東南半壁學術界多有交往，結識一批學術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學問和識見也在業內早有傳聞，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做編輯，這是那個時代的“新青年”比較向往比較羨慕的。
在《時務報》，章炳麟結識了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一大批維新誌士，他的才華也受到許多維新誌士的欣賞與推崇，隻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實在看不慣康有為擺譜以聖人自居，看不慣康門弟子阿諛奉承低三下四，為此他與康門弟子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不惜接著酒勁發生肢體衝突。
《時務報》的編輯生涯很快就結束了，此後幾年，章炳麟輾轉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後在一些新式團體或新式報刊中任職，大要都是傳遞新思想新學術，儼然成為維新時代思想家和新派學者。
孤僻的個性和學問上的自負使章炳麟無法與同儕普遍友好相處，除了幾個能夠高度容忍他的獨特個性給予寬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時候其實很孤獨，當然由於他的個性和自負的學問，特別是他畢竟得過癲癇病，因而許多人對他的怪異言行見怪不怪，不過冷嘲為“章瘋子”而已，大多時候相安無事。
瘋瘋癲癲的章炳麟隻是一種行為上的瘋癲，在思想上在學問上，章炳麟確實不讓人。在那幾年，章炳麟在與各方激烈爭辯爭鬥的同時也潛心寫作，一大批有洞見有學問根基的論文先後在《時務報》、《經世報》、《譯書公會報》等發表，這就是稍後結集為《訄書》的基礎。
《訄書》的結構就是一部論文集，隻是這部論文集比較別致，從結集之初就考慮到結構，考慮到了體係。這個過程相當漫長，如果從1897年章炳麟踏進《時務報》報館算起，至1916年前從《訄書》改編成《檢論》，這個過程前後將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時的木刻初刊本，稍後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鉛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檢論》全麵寫定，中間所收篇目，各個篇目的具體內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調整或改動。這個過程過去被研究者視為“從《訄書》到《檢論》”一個複雜的結集過程，強調其間隱含著非常複雜的思想演變軌跡。
如果從思想史脈絡說，《訄書》初刊本問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局麵急劇動蕩的一個非常時期，從1895年開始的維新時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變革達到頂峰，但是稍後就遇到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謀劃用武力挾持慈禧皇太後向光緒帝讓權的事情。這個計劃不慎敗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殺。這個故事的真相在當時其實是很清楚的，但由於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麵貌出現，而清廷因為甲午戰敗而陷入一個道德困境，現在又因權力衝突殺死六君子，因而維新誌士自然占據了道德高地。
對於清廷內幕新聞，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懷疑的。但經過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轉，章炳麟暫時放棄了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態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後，接受康有為的想象，以為那位可憐的小皇帝可能還是不錯的，值得利用，建議將光緒帝視為中國的“客帝”，不要太折騰中國的政治架構，讓中國平穩過渡到一個新的政治形態上。
章炳麟的“客帝”說隻是一種說法，也是他那時還沒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滿的象征，隻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個小皇帝在經過1898年秋天那場未遂政變一驚一乍之後真的病倒了，此後一年，中國政治進入一個非常麻煩的動蕩期。就在這個動蕩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書》。所謂“訄”，就是不得不說的意思。可見章炳麟對這本小冊子是怎樣自負。
《訄書》初版本是由梁啟超題寫書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雖然與康門弟子有衝突，但可能與梁啟超還沒有鬧翻，或者因1898年中國故事而再度成為朋友。這個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獨》寫於1894年，最遲的寫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俠》、《民數》、《平等難》、《喻侈靡》、《東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經在《實學報》、《譯書公會報》、《經世報》、《昌言報》、《清議報》上發表，隻是在輯入《訄書》時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為文字潤飾、譯名改寫，增補新資料等。
初版本的印數不會太多，但出版不久卻又出了一個增補本。這個增補本對於原有50篇並沒有刪改，隻是在書末以《訄書補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學隱》兩篇文章。這兩篇不見於目錄，其頁碼也與全書不連貫。
從思想脈絡看，《訄書》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還處在與“尊清者遊”的狀態，盡管發生了1898年政治逆轉，章炳麟的思想好像還停留在那個維新時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這個時候還沒有生發排滿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時走在時代前列，更多時候其實就是時代的反映，幾個被反映的事件真相並不一定準確並一定對，但思想的變化在很多時候都在政治變動社會變化的後麵。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絕對相信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逆轉的一般判斷，以為這場逆轉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內部慈禧太後不滿意於光緒帝的獨斷專行，於是在1898年之後，皇太後總想著廢黜光緒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實就是慈禧太後這個想法轉為政治實踐。
其實，這些想象是不對。一百年後重新翻檢當年的記錄，小皇帝在那一年確實病了，在此後一年間清廷高層鑒於光緒帝的病情，鑒於光緒帝已經不能生育的事實，開始為他尋找繼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緒帝病重的時候替代一些禮儀性的活動。這就是“己亥立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大阿哥事件”。
從善意去理解，為光緒帝尋找一個繼承人慢慢培養，即便這個大阿哥將來接班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這不僅因為光緒帝總會生病總會老去，而且即便從光緒帝不能生育，必須培養接班人的立場說，也是一種正常行動。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間缺乏起碼信任，外國人也不明底裏，再加上皇族內部權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務的皇族慶親王奕劻似乎對於皇族會議選擇了端王的後人心有不滿。於是乎，內部紛爭鬧成了外部衝突，原本隻是民間活動的義和拳、大刀會等被利用，中國政府與外國之間的僵持也在升級在惡化，終於演化成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
在這場因內政而引發的外部衝突中，章炳麟並沒有閑著。他先是與孫中山等人一樣，想到策動兩廣總督、漢人高官李鴻章反正，重建漢族人的國家。當這個希望近乎破滅之後，章炳麟又和容閎、嚴複、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繼而剪取象征著清朝順民的辮子，由與“尊清者遊”走上排滿革命，正式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建立聯係。至此，章炳麟的思想發生了劇烈變動，並很快在《訄書》修訂本上有所反映。
《訄書》修訂本的整理出版時間還有爭論，但在與鄒容結為兄弟之後應該沒有問題，因為這個新版本不僅在篇目上有很大調整，而且其封麵題字也由梁啟超而換成了鄒容。
這個新版本有“前錄”兩篇，一篇是《客帝匡謬》，另一篇為《分鎮匡謬》，表明章炳麟已經正式放棄“客帝”思想，不再認清廷為合法政府，也同時放棄了對漢族高官特別是地方督撫大員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對清廷抱有任何幻想。
除兩篇《匡謬》外，修訂本收錄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調整，也有增補。大致上說，《訄書》修訂本更多地強調了學術性和經典性，呈現出作品構建獨特學術體係的努力和嚐試，這對中國傳統學術特別是史學轉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著重要啟示。
我們現在已經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語能力，盡管他在那個時代也曾與他人合作翻譯過一些東西學作品，比如《社會學》。但他的外語工具肯定沒有辦法與留學西洋的嚴複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對東西學的理解似乎不在嚴複之下，他和嚴複、梁啟超等人在這方麵大約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將他們放在中國學術傳統轉型這個學術脈絡中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章炳麟的貢獻遠在康有為、嚴複及梁啟超之上。
章炳麟將他所理解的東西學具體運用到了中國學術的整理上，並由此建構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體係，他既是傳統中國學術的終結者，又是現代中國學術成立的開啟者，他不是像嚴複那樣將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傳入中國進行鼓吹，而是將這些西方的理論運用到對中國學術的具體分析重新解讀上。《訄書》中的許多篇章比如《原變》、《原人》、《族製》、《公言》、《顏學》、《王學》、《訂實知》等雖然討論的問題還是傳統中國學術的舊問題，但由於章炳麟將達爾文的進化論、生存競爭等理論不動聲色地運用到了裏麵，因而他在這些篇章中得出了與傳統解讀很不一樣的結論，對新史學的發生具有重要啟導意義。
按照章炳麟的解讀，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進化而來的，進化的動力就是生存競爭，這種競爭既有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競爭，也有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競爭。人與其他物種的差別在於人能群，即能夠組成社會，因而人類能夠在各種生物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萬物之靈。章炳麟的這些解讀除了達爾文的影響外，很明顯也具有荀子、韓非等中國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較容易被新知識分子所接受。這對於重建中國曆史解釋體係至關重要。
章炳麟對中國史學轉型的另一個貢獻就是為重新評價中國曆史與人物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準，這個標準既不是中國史學的正統與異端，也不是簡單照搬西方現代價值理念，而是一種更加實在的情理分析的層麵。這是《訄書》對後來新史學的深刻影響之一。比如在對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價值的分析方麵，章炳麟在《訂孔》、《原學》、《學變》等篇中，將孔子視為古代中國的一個大曆史學家，以為孔子對中國文明的巨大貢獻不是什麽先聖什麽至聖，而是整理了《春秋》，啟發了諸子，既保存傳播了古代文化，也為後世思想的開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由此，章炳麟又對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遊俠等進行係統研究和闡釋，重新建構了一個具有現代特征的中國思想史脈絡，胡適後來的《中國名學史》、《中國哲學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種思想史、哲學史，其實都帶有很明顯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與《訄書》中的諸多篇章有著直接間接的關聯。所以如果說胡適等人的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具有現代史學典範意義的話，那麽這個典範的起點其實應該從《訄書》中去尋找。
在現代中國新史學構建方麵，《訄書》還有一個重要示範，就是將西方剛剛興起不久的文化人類學理念運用到中國史學研究上，從體製、方法等方麵徹底改變了傳統史學敘事、資政的簡單功能。在《訄書》中的許多篇中，比如《序種姓》、《族製》、《方言》、《訂文》等，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詳盡考察了各個種族之間的差異及其各自的曆史脈絡，明確提出了“曆史民族”的範疇，這不僅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起到了積極影響，而且極大豐富了中國曆史學的研究方法和表達方法，曆史不再隻是帝王將相家譜和英雄事跡，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共同體逐漸成長的過程，從那裏可以看到民風民俗社會教化的演化，可以體會一個種族或者一個民族智慧甚至是體能、體製方麵的變化。章炳麟在《訄書》中的這些研究或許還非常幼稚或淺薄，但無疑為後來的中國史學開啟了新通途。
《訄書》在現代中國學術特別是新史學建立方麵貢獻巨大，其及門弟子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以及三代弟子範文瀾、周予同等，其實都是參照章炳麟的《訄書》構建各自的學術體係，隻是由於《訄書》文字太過古奧，晦澀難懂，除了章門弟子口耳相傳深得要旨外，別人很難弄清《訄書》的價值和意義，更沒有辦法像胡適等新派學者那樣聰明地利用這筆學術資源。 <h2>蔣廷黻論近代中國外交</h2>
進入近代，東北亞一直成為中國外交的難點，始終困擾，甚至牽製著中國。東北亞問題的症結在如何看待朝鮮，中國隻有弄明白這一點，才能找到解決東北亞外交困境的鑰匙。在這個問題上，外交史專家蔣廷黻的一些論述最具啟發意義。
蔣廷黻認為，在光緒初年，日本、俄國、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六國都曾試圖與朝鮮發生關係。李鴻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國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而其他諸國則隻是為了通商與傳教。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主張借用英、法、德、美四國的力量對付俄國和日本，於是他從光緒六年起就竭力勸說朝鮮放棄閉關自守政策，想方設法誘導朝鮮與西方各國簽訂通商友好條約。
在李鴻章的勸說下，朝鮮於光緒八年與各國訂約，朝鮮半島的大國均勢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後來，李鴻章的朝鮮政策終歸失敗，其原因據蔣廷黻的分析主要有兩個：
第一，朝鮮地瘠民貧，內政不修，經濟未得開發，致注重通商的國家無大利可圖。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戰爭不得不爆發的時候，英、美、法、德都覺得與己利害關係不大，無積極幹涉的必要。
第二，中國始終不願改變舊的宗主國對藩屬的觀念。朝鮮對中國的重要全在國防，在國防上中國所怕的不是朝鮮，而是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朝鮮為跳板向中國作進一步的侵略。朝鮮果能獨立自保，中國的國防目的即可達到。
光緒十年，德國駐朝鮮總領事根據這些理由曾向李鴻章建議，化朝鮮為遠東的比利時，由列強共同擔保其獨立和中立。這種建議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鴻章也表示反對，因為這個辦法不合乎中國在朝鮮的傳統宗主權。以後在袁世凱的積極運作下，宗主權幾乎變成了統治權。結果，美國輿論嘩然，反對中國改變朝鮮的現狀。而朝鮮內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對中國的失望而有意於聯合日本或俄國，朝鮮半島的局勢日趨複雜。
1894年春，東學黨起事，日本遂借口保護日僑向朝鮮派遣重兵。世界各國均知局勢嚴重，中國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們主張即時動員，力主軍事解決。在朝的一些軍政要員多年來想倒李而屢屢失敗者亦堅決主戰，以便借對外來對內。李鴻章拿到這個難題竟無法交卷，因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協濟北洋軍餉，其理由就是對日備戰。甚至他過去反對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對付俄國和法國等，也都是為了集中力量保護朝鮮，以免朝鮮落入日本人手裏。現在朝鮮形勢吃緊，李鴻章如再不以強硬的態度對付日本，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也必然將喪失自己的誠信。李鴻章處於戰和兩難之間。
恰當此時，俄國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臨時抱佛腳向俄國求援，喀西尼也覺得如果讓日本的陰謀得逞獨占朝鮮，將損害俄國的利益，於是答應李鴻章的請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國的答應，李鴻章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他覺得日本怕俄國，有了俄國人出麵，日本肯定會撤兵，朝鮮危機就可以旦夕化解。於是他在對日外交上取強硬姿態，不肯退讓，但他在軍事上卻不積極準備，以防患於不測。他期待不戰而勝，期待列強幹預。
喀西尼的答應是不負責任的，俄國的既定政策是不幹預。俄國的真實態度早被日本方麵所獲知，因此日本不僅無意撤兵，反而加緊了向朝鮮進攻，逼迫李鴻章應戰。結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中國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敗。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此決定了遠東地區的政治格局，遠東的政治領袖終於由中國移交給日本，中國從此開始了從屬的地位。在戰前，中國隻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從此之後，中國則要麵臨東西洋的夾攻和侵略了。所以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僅是軍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軍事失敗的緣由大體上說有這樣兩層：一是中國西化的水準低於日本；這一層的責任主要應該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來承擔；二是中國此時的軍政太過腐敗；這一點，李鴻章應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至於中國外交失敗的根由也可以分為幾個層麵。第一，像戰和這樣的軍國大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僅憑一個公使的談話就貿然決定，不僅公使的談話不能算數，即便是外交部長的談話也不能當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經雙方全權代表正式簽字並經元首批準方有相當的把握，盡管依然不是絕對的把握。而李鴻章過於輕信喀西尼的談話，鑄成了大錯。這也表明李鴻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國政府根據其整體利益決定不采納喀西尼的建議，李鴻章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導致了重大失敗。
第二，假使當時中國駐俄、駐日公使深知所在國的真實情形，又假使他們知無不言而言又無不盡，再假使李鴻章和其他主政者對外交官的報告加以相當的考慮和信任，那麽中國在甲午之役期間的外交或許能夠兼顧利害和力量。蔣廷黻指出，政策的發動當然根據國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貫徹要靠國家的力量。個人負重若超過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圖，縱使是正當的，倘超過國力，必致誤國。所以外交必須知己知彼。這種工作，唯獨健全的外交機構始能負荷。中國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運用機關，李鴻章當然也不例外。當然，前麵所說的三種假設也不存在，當時中國駐外使對所在國的國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種種顧慮而不能盡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結果就是李鴻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積極、軍事消極的誤國政策。
蔣廷黻還指出，當時李鴻章雖不能濟事，但其見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於一般的士大夫，他們除了發表不著邊際的高調外，別無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風波，李的才能足以度過，在甲午及甲午以後的大風浪中，李鴻章實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後來，他愈不濟事。在作戰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國均借詞搪塞。這不是李鴻章的過錯，因為當時中國的國力實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國家的政策。外國雖不援中國於未敗之先，卻又援中國於既敗訂約之後。俄、德、法三國幹涉還遼本是不懷好意的，以後瓜分的禍根就種於此。所以，蔣廷黻強調，中國對“友邦”的所謂“友誼”不可太憑一時的情感和幻想。我們愈研究國際關係，愈知道國與國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沒有永遠的敵人，更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關係。
後人能夠責備李鴻章的是他甲午之後的聯俄政策。沙皇俄國假借援助中國的美名，行割中國的實際政治。最初修中東鐵路，因而引起以後嚴重的東北問題，一直演變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變。中東鐵路是李鴻章聯俄的代價。戊戌年春，俄國又假助中國的名義，強迫中國許它修築南滿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這兩個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國於甲午戰後幫助中國用兩千萬向日本贖回的。
三國的援助，若清算一下，僅使中國白白地拋棄了兩千萬兩銀子也就罷了。這還不夠。1900年，俄國趁義和團運動時期的混亂派兵侵占東北。在北京交涉的時候，它又假助中國收複平津的美名，強迫中國向它割讓東北的一切權力。當時英、美、日三國竭力支持劉坤一、張之洞抗俄，而李鴻章則堅持與俄國訂約。李鴻章末年的荒唐簡直不敢想象，幸而條約未簽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後來的情形還會怎樣發展。
李鴻章去世之後，中國的外交路線發生了重大變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對付俄國。當時中國輿論傾向於加入這個同盟，留學日本的學生甚至發起成立義勇軍，準備協助日本與俄國作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中國政府雖然表麵上宣布中立，實際上對日本表示出相當的同情，地方勢力如張作霖甚至還以實力去幫助日本作戰。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的傾向。
蔣廷黻就此指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不但失敗了，而且簡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醜之前想聯俄製日，後來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想聯日製俄。李鴻章的成績固然不好，其後果也不堪問，但後來者的成績亦更不值得誇耀，與李鴻章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戰爭之後，中日兩國在南滿開始摩擦。由此又可證明所謂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國力發展未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是不可靠的。無論是聯東以製西，或是聯西以製東，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小心的時候，代價還要大於當初所要避免的損失。
蔣廷黻分析民國外交時指出，民國以來，中國的外交方案並無根本的變動。與前不同的就是在內亂時期，黨派的競爭免不了要借外以製內。大概說來，在朝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低；反之，在野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高。同時還有一個方麵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負實際的政治責任，說話行事比較謹慎；反對政府的人，因不負實際責任可以隨便給政府出難題，對社會唱高調。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發生誤會，以為官僚不努力、太消極，甚至於不愛國。反之，反對政府的人因言論激昂好像是特別愛國，特別有作為。國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在中國，就是在教育普及、新聞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一般人民關於外交問題容易為野心家的宣傳所麻醉。所以在這些國家，後來就有不少公私組織，專門研究國際問題，以圖輿論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黨化。而這種組織在中國卻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遺憾。
總結到抗戰爆發時先前百年的外交，蔣廷黻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中國近百年對外失敗不是由於中國人不愛國。
第二，中國的失敗由於外交者尚屬次要，由於內爭者實為主要。內爭的致命傷即現代化的建設過於零碎、遲緩和不徹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論，中國的失敗一部分應歸咎於士大夫的虛驕，其他部分應歸咎於外交機構的不健全。若再進一步的研究，這兩種弊病都要歸根於中國人的知識、思想及辦公習慣的現代化程度之不足。我們不能不承認，蔣廷黻的分析和結論確實有相當的道理，確乎為智者之言。 <h2>近代中日交涉：時機、教訓及彌補</h2>
中日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更是亞洲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日合作，亞洲團結、穩定，世界就安寧；中日衝突，亞洲動蕩，世界也不得安寧。這是過去近兩百年曆史已經證明了的事實。 相互不信任緣起
如果從曆史淵源說，中日是東亞最重要的鄰居，有著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長的歲月中，日本是中國文明的學生，而且是最好的學生。中國古典文明許多重要內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像日本這樣的好學生。禮失求諸野。古老的中國應該慶幸。
到了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世界市場逐步一體化，中日兩國都麵臨著西方的挑戰。中國在經曆了漫長的猶豫之後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西方，從剿夷到撫夷，再到學習西方。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至少耽擱了兩百年，中國原本應該坦然麵對西方，回應西方，追上西方，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或者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增加工業文明的成分，從傳統走向現代。然而，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中國沒有及時回應西方的挑戰，或許與自己古老的傳統有關，豐厚的文化積澱使中國很難在短時間認同西方。但是，與中國的情形很不一樣，日本在過去千年畢竟隻是中國文明的學生，他們從中國文明中學的確實不少了，但他們畢竟不是中國，不是老師，還是學生。所以，麵對西方的挑戰，日本以另外一種方式回應，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發誓在遠東建設一個“西方式”國家。應該承認，經過幾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從1867年算起，至1900年義和團戰爭，日本就成為世界大國俱樂部一個重要成員；而此時的中國，卻淪為被大國俱樂部處分的對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幾十年發生跨越式的發展，除了日本轉身向西，與世界一流大國同舟共濟、坦誠交往、認同世界主流價值“通大道”外，還應該承認日本最好地繼承了中國文明中的智慧。在過往歲月中，日本對中國文明進行認真研究，對中國也進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對中國人並不屑的智慧比如《孫子兵法》，比如三國智慧，比如權謀，比如詐術等，中國人隻是一般性地說說，並不信以為真，中國遵循孔子的教導，君子坦蕩蕩，不屑於陰謀，不屑於詭計，更不屑於詐術。日本則不然，或許是因為島國生存的特殊憂患意識，日本對這些東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國在過往很長曆史階段中是以王道主義立場看待世界，看待周邊。中國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義主流價值觀影響周邊，用文明軟實力使四方來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這個過程中擴充，因而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國人不再屑於玩弄雕蟲小技，不屑於陰謀，不屑於權謀。這是中國在兩千年不斷擴充不斷強大的原因，也是中國在近代麵對西方很難轉型，麵對外敵屢屢顯得笨拙，顯得有點像宋襄公。
應該坦然承認，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世界就是嚴複所認識的那樣，是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要想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中活下去，就要尋求富強，就要既通人類文明的大道，知道人類文明的方向和未來，也要知道叢林法則，知道小計，知道中國文明儒家精神向來不屑的法術勢，知道陰謀、詐術，知道借勢發力。
對於這些，應該承認，中國文明的學生日本做得比老師好。 老師與學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計。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關鍵。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總是在拿中國做試驗，用中國智慧對付中國，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時間點的選擇上，日本絕對不是聽之任之隨波逐流，總是牢牢把握主動權，甚至不惜以小計刁難、發難。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應該是1876年的《江華條約》。
朝鮮是中國的番邦，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已有幾百年的曆史了。自從中國不得不踏上學習西方的路之後，資本一直有撬開朝鮮大門，打入東北亞的衝動。怎樣引領番邦打開國門，走上世界，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是個問題。當美國資本準備進入時，中國確實不願幫忙，也是事實。但是，相信中國一旦完成自己內部整合，一定會對包括朝鮮在內的諸多番邦有一統一規劃。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務新政無暇他顧，在外交上選擇孤立主義的時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國自主”原則，像美國對付日本那樣，利用一次簡單的事件，軟硬兼施簽訂《江華條約》，與朝鮮構建了另外一種關係，挑戰中國在東亞的盟主地位。必須承認，日本在這一次交涉中幹得很棒，中朝宗藩關係因日本攪局麵臨轉型。
中國擁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戰使中國人看到先前宗藩關係不可持續。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不能單兵突破，中國必須考慮周邊那麽多番邦的利益，這些番邦數百年來追隨中國，尋求保護，但西方挑戰東方，傳統向近代轉型時，中國一定要盡最大力量與這些番邦攜手共進。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在東北亞抵禦日本，以及俄國利用地緣優勢對中國的蠶食，對東北亞的覬覦。
此後，李鴻章那一代中國外交家為建構一個穩固的東北亞環境，下力氣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引進朝鮮，用“大國均勢”抵消日本因《江華條約》發展起來的日朝特殊關係，防止日本對朝鮮的獨占，這一方麵維護了中國作為宗主國的尊嚴、麵子，對周邊其他番邦的示範作用；另一方麵也比較有效遏製了日本的野心，維持東北亞和平。如果說晚清幾十年對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誤的話，必須承認這個時間段的“大國均勢”構想及其實踐，是最合理的一個階段。
1882年5月22日，在中國幫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條約》簽字。引美入朝是一個共贏的方案，如果說有誰受到一點損失的話，隻是日本再也無法利用地緣優勢獨占朝鮮。
此後不到兩個月，朝鮮分別與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意大利簽訂相同條約，一個全新的“大國均勢”基本成型，日本對朝鮮的獨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主管朝鮮事務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丁憂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鮮策劃了一場兵變，殺害主導構建大國均勢的朝鮮實際領導人閔妃，使剛剛成型的東北亞大國均勢破局。而恰恰在李鴻章不在的時候，李鴻章的繼任者張樹聲、老部下馬建忠無法充分理解“大國均勢”的意義，不知怎樣在朝鮮半島與日本人鬥智鬥勇。馬建忠識破了日本人的陰謀，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馬建忠作出一個非常錯誤的決斷，竟然以上國身份綁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確實罪大惡極，但他畢竟是朝鮮國王的生父。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國對朝鮮的控製權，但從此後，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大國均勢不複存在，群雄逐鹿東北亞變成了中日對峙。
一千年的師生關係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後的甲午戰爭。 日本的小計
日本在李鴻章丁憂這個準確時間點達到了一個準確目標。日本這個中國文明的學生確實經此一變改變了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從此對日既沒有信任感，也沒有什麽需要謙卑的東西。無論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獲得怎樣的進步，在中國人的眼裏都算不上什麽成績。中日關係從此踏上一條充滿風險的路，中日遲早回發生問題，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看法。
兩年後，1884年，中國因越南問題陷入南部邊陲不得脫身，在戰場上贏得了法國，但卻不得不放棄越南。中國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距離北京更近的朝鮮又出了問題。
這年12月，日本策劃發動政變，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國正在南部陷入戰爭而脫離中國，走上獨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當然是這次政變的幌子，其真實目的讓朝鮮投向日本，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為了化解這場衝突，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1884年在天津進行了一次會談。這次會談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發展方向。作為中國的番邦一變而成為中日共管。這為十年後的甲午戰爭埋下了種子。
1888年，慈禧太後讓小皇帝光緒即位，經過幾年傳幫帶，慈禧太後定於六十歲時徹底退休，頤養天年，讓光緒帝親政。
慈禧太後在過去三十多年是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她的退休關乎國家榮譽和一個時代的結束。慈禧太後或許並不想大事張揚，但從國家、朝廷立場上，慈禧太後的六十大壽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進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後六十大壽年”，中國所有的事情都必將圍繞在這件事情轉。
然而，就在這樣的時間點，日本利用朝鮮內部出現的小問題大事發難，清政府為了榮譽為了內部穩定，情報、決策、兵力布局調度、後勤保障，甚至國際溝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國既不能為了對付日本宣布中止、暫停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慶典，那樣的話，中國必內亂。中國就在那種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左右應對，日本卻利用了這個機會猛攻狠打。戰爭的結局從開始就已注定。
甲午戰爭是中國曆史的根本轉折。這個轉折從根本上打亂了中國發展的步伐，中國原本可能在洋務新政基礎上往前走，在解決了物質的、器械的完美之後一步一步踏上一條君憲主義道路，中國不可能不改變，但中國最不應該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變。中國從此踏上一條激進主義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經曆了“二次革命”之後，國內嚴重分裂，在參戰還是不參戰問題上爭論不休。就在這個混亂時期，日本義無反顧宣布參戰。但它並沒有立即出兵歐洲，而是發兵中國，搶占山東，從德國人手裏奪取全部權益。這件事是現代中國的巨大轉折，此後的外交失敗、五四運動均與此關聯。當然，日本發兵山東值得我們今天檢討的方麵很多，中國無論如何不應該總是讓內爭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這可能是中國在建構現代國家時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為了讓中國政府確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利用袁世凱萌發的帝製野心，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這是中日撕破臉皮的開始。“二十一條”的關鍵不在山東，而是日本對滿洲、蒙古權益的訴求。此時的中國，內政分裂，根本無法尋求共識，無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經過十幾年的混亂、重組，蔣介石在1928年大致統一了關內。然而就在這個時間點，日本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其目的眾說紛紜。但從大曆史觀察，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清晰，此後幾十年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這個重大事變中尋找到影子，中日交惡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結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總是能巧妙利用時間點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些時間點或是中國發展關鍵期，或是中國困難時，或是中國格外重視的節點。從國家立場上說，日本的這些做法對中國有極大傷害，也非君子所當為。但是從曆史教訓說，中國也應矯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內政壓外交，內政、外交應該建立一種良性聯動，而不是惡性互動。不能將自己的軟肋總是暴露在外，不能給對手留下可攻擊的目標，更不能用黨派的紛爭、政見分歧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機實現黨爭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國在坦蕩蕩的同時，也應該適度注意“小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或許應該引起中國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視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態蔑稱“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亞洲的偉大國家，是中國無法搬走的鄰居，中日必須友好。中日之間隻有重建正常國家關係，亞洲和平與穩定方才可期，中國重建輝煌方才可能。 <h2>文化的根本在政治</h2>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與前此中國政治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是20世紀初中國人精神探索的繼續。
辛亥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上的劇烈變動，造成國人信仰的空前危機與混亂，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中國人的難題。魯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辛亥革命以後的一係列複辟事件導致新知識分子對政治失望，進而頹唐，他們覺得中國問題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體製，而在於改造傳統文化。舊的文化傳統是帝製複辟的社會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體製，就必須徹底打碎舊的文化傳統。
然而問題在於，舊的文化傳統從何而來？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帝王意識為什麽不能隨著民主共和體製的建立而自然消亡？
辛亥革命通過暴力手段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帝王專製體製，但並沒有迅速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立即提出，民主、民族兩大問題已經解決，中國必須盡快轉入和平的建設階段，著手解決民生問題。
孫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義，在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之後，中國確曾出現過一段時間的經濟建設熱潮，孫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於鐵路的建設與開發，黃興也有解甲歸田從事實業的考慮，就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國初年放棄書齋生涯，致力於東三省的實業建設和邊疆開發。如果不發生重大意外的話，中國的經濟建設在民國年間必將進入一個黃金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民主共和政體的框架內將得到迅速恢複，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將很快得到改變。到那時，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也必將隨之而改變，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也就自然會隨著人們生存方式的改變而改變。
良好的期待並沒有成為現實。袁世凱在其執政的第一年，受《臨時約法》內閣製的束縛，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內處理問題。然而宋教仁血案爆發之後，不僅袁世凱開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軌，就連南方的共和黨人也不願繼續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則去解決問題，他們寄希望於武力。從此，中國政治離民主憲政體製越來越遠，武人專製、軍閥割據的局麵由此形成，他們動輒進行武力較量，中國政治淪為軍閥操縱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們把原因歸結到文化實在過於天真，並沒有找到根治此種痼疾的良藥。
事實上，不必用文化為政治家們脫離民主的軌道尋找借口，而應該從政治本身尋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民主共和體製實質上是和平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各政黨都可以在議會進行合法的遊說、辯論，以爭取議會多數和社會層麵的多數。
議會政治的關鍵在於絕對排斥武力，隻要參加了和平的議會政治，任何政黨都應交出手中的軍隊，使軍隊成為國家政權的工具，而不應該成為政治家手中的籌碼。孫中山等革命黨的領袖們為民國製定了民主憲法，但他們在宋教仁案發生之後的本能反應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決問題，而是訴諸武力，進行所謂的“反袁”鬥爭，由此開啟20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凱作為合法的總統，事實上也沒有遵守民主憲法所賦予的義務和權力，他期望從肉體上消滅政治上的對手，並利用合法總統的身份命令屬於國家的軍隊為其個人政治利益服務。民初的政治家們都沒有遵守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這既是民國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之所以會從文化上解決中國問題的直接背景。
政治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本，隻有首先解決政治問題，其他一切問題才會有轉機。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來一次革命，徹底否定傳統，實行全盤西化，也無法解決問題。文化問題、經濟問題附麗於政治，反過來說，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能促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反過來就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期望二十年不談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時間為政治的良性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可能是找錯了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生了嚴重分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思想家熱衷於組建政黨，從事政治鬥爭，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可能和他們已經認識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選擇並不正確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