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探謎案
中國曆史的側麵Ⅱ：近代史疑案的另類觀察 作者：馮學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伴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於很多曆史事件，我們已經從最初的義憤填膺，慢慢開始嚐試理性對待，並且已經能夠正視曆史，學習辯證分析，這無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繼續下去的。本章的解讀，會讓你對那些謎案有不一樣的感受，因為這裏的解讀不一定最準確，但一定更客觀。 霍元甲與日本醫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練氣功致病而死的？還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那麽，日本人為什麽要毒殺霍元甲……
在中國，大凡提起“武俠”二字，有不少國民會條件反射般地想起這麽一個人：霍元甲。
霍元甲最廣為人知的故事，有兩個：
第一，打擂台，擊敗俄國大力士。
第二，霍元甲被日本醫生毒死。
第一個（打擂台）目前已經被證實是謠傳的。實際上，俄國大力士，並沒有如約來華比武，也就是說，霍元甲根本就沒有和俄國大力士比武，更談不上打敗了人家。
而至於第二個故事——“霍元甲被日本醫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廣的一種說法。
可是，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今天，請諸位跟我來，一起重新審視一下，有關此事的一些相關的史料和說法。
首先，我們來看看“日本人毒殺說”最早風行的出處——1912年出版的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作者筆名為“平江不肖生”。
這本書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嶽麓書社重版，改名為《大刀王五、霍元甲俠義英雄傳》，在嶽麓書社版的第525～534頁，作者“平江不肖生”對霍元甲之死，表達了這樣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懷疑是日本醫生下的毒。
以下，讓我們一起來讀一下，這本小說的原文，是怎麽說的：
“……霍元甲自精武體育會開辦後，身體不免勞頓，因家事又受了憂慮，以致胸內疼痛的病又發了……胸內已痛了一次，當把秋野送的白藥片服下時停止的，這次再發，不知如何服下那藥全無效驗，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隻得帶了劉震聲到秋野醫院去診視，秋野（日本人）診查了之後，說：‘霍先生不聽我的勸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療的時期了，上次來診查的時候，還可以不住醫院，隻要一麵服藥，一麵靜養，即可望在一兩個月內痊愈，現在的病勢……’霍元甲問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會兒，說道：‘要完全治好，大約需兩個月以上……’霍元甲隻好答應住院……秋野先生診得十分細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覺得身體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興地對劉震聲說：‘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貴老師（霍元甲） ……這一星期的經過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擔保沒有生命危險了……預料五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後，秋野陪同霍元甲帶了劉震聲，乘車到（日本）講道館（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醫院……秋野照例給霍元甲打了兩針，並衝藥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聲，（劉震聲）連忙拉上秋野跑去看，隻見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亂滾，口裏噴出鮮血，上前問話，已不能開口了，劉震聲急得哭了起來，秋野又趕著打了一針，口裏不噴血了，也不亂滾了，仍抬到床上躺著，不言不動，僅微微有點鼻息……把農勁蓀找來……疑惑突然變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著證據，不敢隨口亂說……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脫離了塵世……”
這本小說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實姓名是向愷然，其人雖然與霍元甲同一時代，但是他與霍元甲並沒有交往，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俠義英雄傳》也隻是一本小說，並非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但是，盡管如此，向愷然在這本小說中，對“日本人毒殺說”，也僅僅是采取了“懷疑說”，並非一個清晰的指控，況且，日本醫生秋野在該書中的表現，是先將霍元甲治好，然後再將其毒死，前後的表現，是相互矛盾的。
顯然，這本小說不足為憑——事實上，小說從來都不能作為研究曆史的憑據。
我們再來聽聽另一個人的說法：陳鐵生。
陳鐵生在其 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紀》中，認為是日本醫生給霍元甲吃了“爛肺藥”，將霍元甲毒死的。
陳鐵生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力士（指霍元甲）歿之翌晨，秋醫（即日本醫生秋野）已鼠竄歸窟。力士弟子大疑，檢力士日服之餘藥，付公立醫院察之，院醫曰：此慢性爛肺藥也……”
這段證言，翻譯成現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
“……霍元甲死後的第二天，那個姓‘秋野’的日本醫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們嚴重懷疑是秋野的藥有問題，於是，徒弟們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藥到公立醫院去化驗，醫生說：這是慢性爛肺藥……”
陳鐵生的說法，關鍵在於“爛肺藥”這種藥物，在醫療界是否存在？
化學常識告訴我們，帶有強腐蝕性的藥劑，是強硫酸，俗稱“鏹水”，可是，強硫酸喝下去，腐蝕的並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
也就是說，服用之後會使肺部腐爛的這種藥——所謂“爛肺藥”，在醫學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種藥可以腐蝕肺部，那麽，它在吃下去的時候，首先就腐蝕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藥物被吸收，藥力進入肺部之前，這個人就已經死了。
分析是很清楚的，“爛肺藥”，既不符合邏輯，而且在醫藥界眾所周知，這種藥並不存在。
提到這本《精武本紀》，不得不引出另一個人：霍元甲的曾孫霍自正。
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種媒體的采訪，均聲稱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當被問及依據，霍自正則宣稱有以下兩個依據：
依據一，陳鐵生所著的《精武本紀》。
依據二，家人發掘霍元甲的遺骨，發現遺骨呈黑色，因此，堅信是日本人下的毒。
醫學常識告訴我們：無論是哪一種中毒，都不會改變人類骨骼的顏色。因此，霍元甲遺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遺骨遭到氧化的緣故，而與中毒不中毒，毫無關係。
更值得疑問的是，霍自正作為霍元甲的曾孫，當被問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時，竟然引用一個外人的著作——陳鐵生的《精武本紀》——來做依據，其中的不靠譜，可想而知。
所以，霍自正盡管是霍元甲的曾孫，可是他對霍元甲之死，並不知道內情，因此，他的說法，可信度也並不高，說不上是權威說法。
我們再來看一個證人：陳公哲。
陳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開辦、經營“精武體育會”的夥伴——因此，他的證言，相對而言，是最為可信的。
陳公哲在其回憶錄《精武會五十年》一書中，對霍元甲死亡一事，是這樣認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確曾經接受日本醫生的治療。但是，陳公哲並未在此書中表示過對日本醫生的懷疑。
陳公哲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時發時愈……日人有賣仁丹藥物者……霍先生信之，購服之後，病轉加劇。霍先生得病之由，謂少年之時，曾練氣功，吞氣橫闕，遂傷肺部，因曾咯血，麵色蠟黃，故有黃麵虎之稱，公哲（我）嚐問以氣功之道，即誡不可學……今日以生理學研究，吸氣入肺，收吸氧氣，助長氣力……反傷肺部……肺部微細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遷入黃家宅後，霍先生病轉加劇，由眾人送入中國紅十字會醫院，
醫治兩星期，即行病逝……”
（陳公哲的證言，出自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精武會五十年》第6～8頁。）
陳公哲的上述證言，梳理總結如下：
1. 霍元甲患了嚴重的咯血病（應為肺結核）。
2. 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惡化。
3. 霍元甲遷入黃家宅，病情持續惡化。
4. 霍元甲進入“中國紅十字會醫院”住院治療。
5. 霍元甲住院治療兩周之後，不治辭世。
可見，霍元甲既吃過日本人的藥（仁丹），也吃過“中國紅十字會醫院”的藥，陳公哲不確定是日本人的藥有問題，還是中國紅十字會醫院的藥有問題，所以，陳公哲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不得不說陳公哲是謹慎的。
我們再聽一個人的說法，他叫蕭汝霖。
蕭汝霖在其所寫《大力士霍元甲傳》一文裏麵，對霍元甲的死亡，是這樣認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確曾經在日本人的醫院裏治療過。但是，蕭汝霖在該文中，也並未直接主張日本醫生的殺人嫌疑。
蕭汝霖這篇《大力士霍元甲傳》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劇。或送之至秋野醫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擊。邀之往觀柔道會。元甲以疾辭，固請。乃與劉正聲偕。日人欲與角，元甲不可。強之，命正聲。日人進撲正聲，欲顛之，不得，陽臥，伸足出正聲跨下。正聲側而蹴之，傷股。繼進者，怒而前，勢甚疾。正聲迎擠之，仰跌尋丈外。其三人，乃舍正聲撲元甲。元甲執其手，膚裂，投之落地，折其脅。日人皆盱愕，與秋野語良久。元甲歸，秋野敬之異於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劇，強舌望陽，未幾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農勁蓀君，為餘道霍公平生……”
（蕭汝霖的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傳》，出自陳獨秀所編的《新青年》第 1卷第5號刊。）蕭汝霖的說法，總結如下：
1. 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醫院治療。
2. 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館和日本人比武。
3. 比武回來之後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
4.我（蕭汝霖）認識霍元甲的好友農勁蓀，這是農勁蓀告訴我的。可見，蕭汝霖在這篇《大力士霍元甲傳》中，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
至此，我們不妨對以上五個人的說法，作出以下的總結：
說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懷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處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俠義英雄傳》，性質是小說，不足為據。
說法二，陳鐵生所著《精武本紀》：日本醫生“秋野”給霍元甲吃了“爛肺藥”，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爛肺藥”在醫藥界並不存在，因此，陳鐵生的說法，缺乏科學依據。
說法三，霍元甲的曾孫霍自正：日本醫生“秋野”給霍元甲吃了“爛肺藥”，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說法依據：1.陳鐵生所著《精武本紀》；2.霍元甲的遺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鐵證”。但是，依據醫學常識，中毒並不能導致骨頭變色。因此，霍自正的證詞，也缺乏科學依據。
說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陳公哲的回憶錄《精武會五十年》，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
說法五，蕭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傳》，也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
綜上所述，從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霍元甲的，
似乎隻有兩個人：指控人一：陳鐵生。理據：爛肺藥。但是，此藥在醫藥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據：霍元甲遺骨變黑。但是，中毒並不能導致骨頭變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學依據。
也就是說，本案至今唯一的兩位指控人，他們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學上，就是很難成立的。
上述是史料分析。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日本人（醫生）的作案動機：
第一，從清日關係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當年——1910年，是大清國與日本的友好時期，日本軍政界暗殺霍元甲，有什麽好處？
第二，從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軍事要人，而僅僅是一個民間拳術家。日本軍政界暗殺霍元甲，有什麽必要？
除非這個日本醫生與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麽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間刑事案件，則和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政治鬥爭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看案發地點。
霍元甲的死亡地點是在1910年的上海，當時的上海，並沒有日本駐軍。在司法方麵，當時的上海，是英國人領導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換言之，當時的上海，是英國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發之後，霍家人如果懷疑是日本人下的毒，為什麽不立即到英國巡捕房去報案？而且，為什麽不開膛驗屍？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當然，正如我一貫的求學態度，我始終認為，就命案而言，最靠譜的辦法就是在案發之後，及時報案，及時驗屍，及時開展偵查，才有可能得出最準確的結論。而霍元甲死亡之後，霍家人一不報案，二不驗屍，才造成了今天眾說紛紜以及研究的困難。事到如今，我們也隻能從一些證人證言入手，從嫌疑人的作案動機分析等方麵入手，去作個大概的判斷，而準確的定論，就不太好說了。
但是，不得不重複一次：“爛肺藥”以及“中毒導致骨頭變黑”這兩點，是沒有科學依據的，也是不符合醫學常識的。
話說到這裏，諸位讀者，也應該心裏有譜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與日本人無關。因此，“日本醫生毒死霍元甲”的說法，恐怕也隻是中國民間仇日思維所造成的一種猜想，而至今，仍然查無實據。
日本侵略軍在侵華戰爭時期，的確殺了許多中國人。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斷定，所有的中國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殺的。仇恨歸仇恨，但曆史卻絲毫不能含糊。
而在清日兩國關係良好的1910年，暗殺中國一位人微言輕的民間武術家，對於日本而言，不但毫無必要，而且，恐怕也並不符合日本當年的國家利益。 光緒帝死亡之謎
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去世的消息一傳出，就震驚了海內外。人們普遍認為，光緒在慈禧前一天死去，這也許是一個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處心積慮的謀害……到底是誰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後還是隆裕太後？或許都不是……
1908年11月14日，年僅38歲的光緒皇帝驟然駕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後也緊接著病死。
從那時候開始，“慈禧太後毒死光緒皇帝”的說法開始流傳。至今流傳了一百多年。這個說法一直被國人無條件地相信。
我讀法律出身，有“證據癖”，現以本文，嚐試從現代科學屍檢報告入手，和大家談談。
讓我們來看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學術問題研究課題組（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檢測了光緒皇帝遺骨以及頭發的砷含量之後，所寫的一篇《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
這個研究課題組的成員，不但含有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反應堆工程研究設計所的專家王珂、張永保、鄒淑芸、夏普、李義國，還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的法醫張新威、張大明、宋朝錦、潘冠民。
但是，這份報告不但冗長，而且內含技術性語言，十分枯燥，不適合大眾讀者閱讀。我已經對其進行抽絲剝繭，將該報告簡化了，直接指出報告的要點如下。
醫學告訴我們，砒霜中毒後會導致體內砷含量升高，於是課題組從光緒皇帝遺體的“砷含量”入手。課題組在化驗了光緒皇帝的頭發，並且對比性地化驗了其他人的頭發之後，得出了以下的一組“發砷含量”對比數據（單位：微克／克）：
可見，光緒皇帝的發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幾百倍到一萬倍以上。這樣的典型症狀，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話說的砒霜中毒。讀者可能會說，光緒皇帝的頭發，經過一百年，水分都蒸發了，上述的百分比數據不準確！應該承認這樣的懷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認為：
1.光緒皇帝的頭發水分的確會蒸發，但是，同時“砷”也會揮發。也就是說，在這個百分比除法算式裏，分子、分母同時都變小了。因此，對“發砷含量”百分比的影響，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
2.課題組同時還對隆裕皇後遺體的頭發和一具清末幹屍的頭發進行了對比檢測，數據顯示：光緒皇帝的頭發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時代的其他人相比較，仍然壓倒性地、遠遠地超過了他們。須知隆裕皇後、清末幹屍的頭發，水分也蒸發了。
所以說，上述這份“發砷含量”對比報告，仍然有著強大的證明力，我們可以認為光緒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說，光緒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
出於謹慎，課題組考慮到了棺木對光緒皇帝頭發進行汙染的可能性，於是，課題組對棺木內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殘渣，也進行了采樣，分析其砷含量，並和光緒皇帝的頭發進行了對比，得出了以下的對比數據（單位：微克／克）：
由此可見，棺木內各物體的砷含量，遠遠低於光緒皇帝的發砷含量。也就是說，光緒皇帝頭發裏的砷，並非來自於棺木的汙染。可是，由於史料記載，光緒皇帝久病，長期服用中藥，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
課題組為了進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參考了《中國醫藥報》2004年 12月 29日第 7版報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該患者長期超量服用牛黃解毒丸），二者對比之後，發現光緒皇帝的發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發砷含量的 66倍。
換言之，光緒皇帝也不應該是慢性砷中毒，光緒皇帝由於長期服用中藥而可能產生的發砷含量過高，可以排除，因為數據對不上。那麽，光緒皇帝頭發內那麽高的“發砷含量”，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課題組緊接著，化驗了光緒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殘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組對比數據（單位：微克／克）：
很明顯，光緒皇帝頭發的砷含量，與他的頭皮、脊椎骨、內衣殘片等物體的砷含量，基本上處在同一個水平。由此可見，光緒皇帝頭發的高砷含量，是來自於他的身體。進而，課題組經過反複研討之後，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讀到這裏，讀者也許會質疑：既然光緒皇帝的身體砒霜中毒，那麽，為什麽不是他內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較高呢？這個問題很刁鑽，但是這個問題的確存在，不容回避。我認為，存在以下的各種可能：
1. 光緒皇帝右手撫胸而死，並且死後甚至下葬後仍保持了這個姿勢。
2. 光緒皇帝內衣穿著欠整齊，右袖直接接觸胸部。
3. 光緒皇帝內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經腐爛、滅失。
4. 光緒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經被盜，屍體被擺弄過。
5. 光緒皇帝死後一百年以來，北京城鄉一帶發生過好幾次強地震，棺木內部所有東西位置都隨著地麵震動而發生過位移…… ……讀者還可以推測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點應該可以肯定的是，光緒皇帝的脊椎骨、內衣殘片、頭發上麵的砷，不會從天而降，不會無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觀的來源的。既然棺木的內部四周，都沒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卻偏偏存在於光緒皇帝的脊椎骨、頭發、內衣……對於這一點，最合理的解釋，甚至是幾乎可以斷定的解釋，就是：光緒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
因此，課題組得出“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的結論，從該份屍檢報告的出台過程和檢測數據來看，其依據和理由，是具有相當強的說服力的。
這份報告，全名叫作《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是一份公開材料，各位讀者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對其進行查閱。
目前學界有多名學者否認“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的觀點，但是其爭鳴觀點卻紛紛回避這份屍檢報告而另覓途徑，從清代的宮廷醫療記錄、宮內人士的回憶錄、邏輯推理等方麵入手，我認為，這是有待商榷的，因為，無論推論得多麽合理，最終仍然無法忽視這份屍檢報告，因為，這是科學的數據，這是白紙黑字的，是用現代科學化驗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證明力，自然遠遠超過那些宮廷診脈筆記、耳聞、回憶和邏輯推理。
也就是說，反對者無論怎樣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終都必須要合理解釋這份《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因為這些數字，都是無法回避的，是必須直麵的科學數據。
那麽，是誰下砒霜毒死了光緒皇帝呢？是慈禧太後嗎？
那也不一定。不少讀者也許會認為，在堂堂紫禁城裏麵，除了慈禧太後之外，根本沒有人敢對光緒皇帝下手。
我認為，這種“想當然”、“有罪推定”的猜測，無論從刑事偵查的角度，還是從曆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都是不可取的。
在中國曆史上，膽敢謀害極權統治者的案例，實在是太多了。我隨手舉例如下：
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陳德，一個人持刀闖進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謀刺嘉慶皇帝。
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劍弓箭，直接殺進紫禁城，刀鋒直指嘉慶皇帝。
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為、譚嗣同，合夥謀刺當時的極權統治者——慈禧太後。
……
這些，還遠遠不是僅有的例子，讀者有心要找的話，還有許多。
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後之外沒人敢殺光緒皇帝”這種猜測，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實是坐井觀天式的主觀臆測，而這種主觀的態度，是一個嚴謹的讀書人所應努力戒除的學風。
也就是說“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並不能直接推斷出“慈禧太後毒殺光緒皇帝”的結論。
無論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後毒死光緒皇帝，都必須舉出充分的、能夠形成基本證據鏈條的人證、物證、書證或者其他確鑿的證據，否則，那就隻能算是猜測，或者充其量，也隻能叫作“合理推測”，而不能叫作“定論”。
綜上所述，我認為：
1. 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對而言最為靠譜的說法。
2. 至於慈禧太後是不是凶手，定論為時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從嚴再探
1913年 3月 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 22日，宋教仁術後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撲朔迷離，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呢……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被一個刺客開槍擊中，3月22日，宋教仁術後不治身亡。是誰謀殺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兩個說法一說袁世凱，二說陳其美。我擬從案發當年上海各界媒體對案件偵查和審判的報道入手，嚐試重讀本案，並提出嚴謹、穩妥的看法，也借此拋磚引玉，向各位請教。我們先來看看本案偵查和審判的關鍵過程和細節：宋教仁被刺之後，國民黨人帶了一個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舉報並繼而協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殺宋教仁案的指使人應夔丞。
由於當時庭審是公開的，記者記錄下來了以下的庭審記錄，收錄在邵力子、楊千裏、葉楚傖、朱宗良、徐血兒所編著，由民立報館於1913年出版發行的《宋漁父》第一集：
“……前晚，由國民黨某君偕售賣古董字畫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總巡報稱：一星期前因售字畫至小西門外應桂馨（應夔丞）處，應出一照片，雲謀辦照上之人，如能辦到，願酬洋一千元。我因無此能力，未曾允許，當即照片交還……卜總巡乃親率五十號西探……至迎春坊李妓處，
將應拘獲，帶回收押……佩克律師複詰稱爾既至應處二次，伊與照片爾看，欲辦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稱是第二次……（應夔丞）又向王阿法詰稱爾第二次至我處，所說甚話？王阿法答稱：第二次至你處，因你不在，沒有會麵……應即向堂上聲稱：頃間捕房律師向詰時，雲第二次至我處，伊看照片欲辦伊人，今伊雲第二次至我處未曾會麵，此種供詞應請堂上注意……”
依據這份庭審記錄，王阿法說一個名叫“應夔丞”的人，曾經指使他刺殺宋教仁，未果。
王阿法的上述證言，雖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處，但是不排除口誤或者記憶錯誤。王阿法到國民黨處報案，也並非一定不合理。國民黨當時也對社會開出了懸賞價格，而且賞金頗高。
抓捕了血案指使人應夔丞之後，巡捕房又帶隊去了應夔丞的家中，將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歸案。
對此，《宋漁父》這本史料，是這樣記錄的：
“……應夔丞既獲，隨即抄其家屋，凡來訪者皆被拘……見有一短身著新服者……果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後，一一供認不諱，親自簽字……”
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後，留下了初審口供。
《中華民報》3月 29日對案件的調查跟進報道如下：
“……29日中華民報載，上海公共捕房總巡卜羅斯君，查得該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陳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車站者，陳姓即係陳玉生，除已偵獲，另有二人，一係吳乃文，一係張漢彪，茲又研詰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馮嶽君者，亦是應夔丞指使行刺同謀之人，現因該三犯均係案中要犯，未便任令遠颺，故由卜總巡前日致函公廨關獻員，請速出票協同緝拿吳乃文、張漢彪、馮嶽君三犯，務獲解訊等因，昨經關獻員準即照辦雲……”
《中華民報》的這份報道顯示：武士英很明確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
人——應夔丞（應桂馨）、吳乃文、張漢彪、馮嶽君（又名馮玉山）。我們再看《民立報》於 1913年 3月 26日的報道：
“……26日下午 5時，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領事聶獻員與英界會審員關炯之及城內審判庭王慶瑜列坐會審。聞凶犯武士英供自稱吳福銘，山西人，曾在貴州某學堂讀書……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陳的來約我入共進會，姓陳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認識的，當時陳對我說：‘現在我們要辦一人，這人與中國前途有非當關係，這人是無政府黨，吾等將替四萬萬同胞除害。’我因聽陳說這人於中國有害，所以毅然決然答應了，這日同陳去吃茶，晚上同陳到六野旅館，開一間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與陳在三馬路半齋吃夜飯，酒已吃的半醉，陳就告訴我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說畢，將手槍交給我，這時另有二人，一名 xxx，一名xxx，同叫車子到火車站，買月台票三張，有一人不買票，在外麵看風，票遂買好，已見宋至，姓陳的就指點我說：‘這就是宋某。’後來等宋從客廳中出來，走至半途，我即開槍打了一下，往後就逃至門口，見有人來，當即撲地在後放了一槍，而逃到門外坐黃包車。到應桂馨家去，及進門，則陳已先至，陳尚對我言：‘如今好了，我們已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進會，時即見應桂馨一麵，行刺後又見應桂馨，應甚稱讚我做得好，且說將來必定設法令我出洋去讀書，至於手槍，於行刺後，已經交回姓陳的了。至此間，官詢問行刺後曾許有酬勞否？武答雲：‘沒有，當時曾許我一千塊，但是我隻得三十元雲雲……’”
可見，在這份庭審記錄中，武士英對其作案過程，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
3月 27日，《民立報》進一步報道：
“……武士英被捕之時，已經供認應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曉得要幹這事……”
再後續的審訊當中，武士英進而對公眾宣稱“我是上了應夔丞的當”。
應夔丞是誰？此人曾經是國民黨人陳其美的部下，當時是北洋政府屬下的江蘇巡查總長，同時也兼任一個名叫“共進會”組織的頭目。
史料《漁父先生被害後十日記》章節《凶徒醜跡記》，對應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
“……應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歲，浙江寧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20號，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護著名流氓範高頭者，即此人，光複之際，滬軍都督府曾利用之為間諜科科長，以為羈縻之計，尋至南京總統府充庶務員，因濫用公款被逐，南北統一後，入京運動總統府，任之為長江偵探科長……後陳君（陳其美）致函中山謂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關兵站……”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應夔丞，原本是革命黨的人，但是後來暗地裏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為了北洋政府的人，並且陳其美暗中對此人不滿，不願意重用他。
應夔丞還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還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內務秘書洪述祖。
我們來看看應夔丞和洪述祖之間關於謀害宋教仁的秘密電報，是怎樣被截獲的。以下是史料《宋漁父》的記載：
“……程都督本預約於 26日會同英法捕房捕頭及國民黨重要人同至電報局閱看關於此案之緊要秘密電報各底，隨即簽字蓋印，令電報局保存，乃 26日下午，英總巡卜羅斯君及陳英士（陳其美）諸君均到電報局照辦……應桂馨家中所得證據甚多，而最關緊要者則暗殺案發現之電信是也，其關於此案之電報各信，無非應夔丞與洪述記（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記送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惡陰險……”
由此可知，應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來往電報，事後被陳其美和巡捕房查獲了。
我們來看看被截獲的一些關鍵電報，它們被刊於《民立報》1913年 4月27日版，《民立報》那時向公眾公開了這些電報：
“3月 14日，應夔丞電洪述祖（寒電）：‘梁山匪魁（宋教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夔。’3月 18日，洪述祖回電應夔丞：‘川密。寒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為忌者所笑。蔭。’（3月 20日，宋教仁被刺。）3月 21日，應夔丞電洪述祖：‘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鑒，川密，號電諒悉， 匪魁（宋教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夔。’”
這些電報很清楚地顯示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秘書洪述祖，指使應夔丞安排謀殺了宋教仁。那麽，洪述祖為什麽要謀殺宋教仁呢？對此，史料《宋漁父》收錄的《凶手醜跡記》的推測是，洪述祖是為了討好他的上司——趙秉鈞、袁世凱：
“……（洪）此次挾資南來，係為解散歡迎國會權，殺機遂起，而我宋先生首當其衝，傷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實欲借是以媚其主耳……”
綜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認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許是至今而言比較穩妥的一個版本：
1.應夔丞是陳其美的人，但是暗地裏接受了北洋政府秘書洪述祖的招募。
2.應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謀殺宋教仁，於是，應夔丞主動向洪述祖提出刺殺宋教仁的提議，目的為獲取豐厚的報酬。
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後，應夔丞派出陳玉生等屬下，指使武士英殺死了宋教仁。
4.案發後，國民黨人偕同報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舉報，及時抓捕了應夔丞、武士英。
5.陳其美一行人搜出應夔丞和洪述祖的電報，列為呈堂證供，由於洪述祖為北洋政府的內務秘書，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腦袁世凱。
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案發之後，陳其美為何很快知道應夔丞是指使人？
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舉報嗎？不一定。不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個虛假線人。陳其美不但對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牽涉在內。但是，這僅僅是猜想，也有一些間接的相關線索，可是至今仍然沒有確鑿和直接的證據。
當然，也正是因此，陳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雖然是國民黨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孫中山、陳其美一夥，長期以來關係並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說陳其美出於內鬥暗殺了宋教仁，這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此，我出於十分嚴謹的角度，嚐試對案件各個涉案當事人作出暫時的定性如下：
1. 袁世凱：有嫌疑，但至今沒有確鑿證據。
2. 趙秉鈞：有嫌疑，但至今沒有確鑿證據。
3. 洪述祖：已確定，是謀殺宋教仁的主凶。
4. 應夔丞：已確定，是謀殺宋教仁的同謀。
5. 武士英：受應夔丞、陳玉生指派，充當直接殺手。
6. 陳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沒有確鑿證據。
也就是說，從目前所能查到的確鑿證據看來，我隻能得出以下確定的結論：是應夔丞為討好洪述祖而謀殺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並且執行死刑，這個處理，應該說是妥當的。
而至於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凱、陳其美的替罪羊，則都是在間接證據基礎上所作出的推論，雖然其推論也不乏合理之處，但是，畢竟那隻是推論，仍然算不上是鐵案一樁。
這是我對宋案的嚴格定性，這也是一個權宜的定性。我認為，在缺乏確鑿證據的當下，目前的這個定性，暫時而言是比較穩妥的。當然，我也隻是依據可靠史料進行的推理，本文也絕非一份判決書。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拋磚引玉。
希望這起羅生門，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誰炸死了張作霖
關於張作霖之死，近來出現了一種所謂“新說法”，即張作霖被炸死與日本人無關，而是蘇聯情報機構所為。那麽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蘇聯特工嫁禍日本人的陰謀嗎……
時間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東北王”之稱的奉係軍閥張作霖，為了躲避北伐軍（國民革命軍）的進攻，乘坐火車專列，從北京趕回沈陽。此刻，清晨 5點 30分，列車行駛到沈陽郊區的皇姑屯，車廂突然遭到炸藥爆破，瞬時，列車車廂被顛覆，張作霖被炸成重傷，並於當日死亡。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誰在鐵路上安放炸藥炸死了張作霖？關於謀殺張作霖的凶手，民間有傳統的“河本大作說”，也有新奇的“蘇 聯特工說”。
其中，“蘇聯特工說”出自於脫啟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係遠方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書中轉引了據說是來自於蘇聯特務機關的人事檔案資料。該書似乎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但是，我通過挖掘日本方麵的史料，又發現，傳統的“河本大作說”，證據仍然相當充分、相當紮實，其可信性仍然是壓倒性的。在這一方麵，證據十分充足，為免繁冗，我在此，隻列舉其中幾條關鍵的史料如下：
謀殺張作霖的第一號嫌疑人——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本人，在 1953年 4月 11日於中國山西太原戰犯管理所內所寫的一份筆供，很清楚地承認了自己謀害張作霖的事實。
河本大作的供詞，收錄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其中文譯文，是這樣的：
“……當時，（張作霖）東北軍敗退出關，（日本）關東軍依據東方會議的決議，準備對東北軍進行繳械，但是，依照當時的規定，關東軍在南滿鐵路附屬地以外的地方開展軍事行動，必須要首相田中義一的一種特殊背書令，而田中義一由於受賄（收了張作霖的錢）的關係，和張作霖是一夥的人，所以，他遲遲不肯簽字，於是，關東軍就這樣錯過了對東北軍繳械的最佳時機。因此，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僑民感到極度的不安，並對關東軍表示了非常的不滿。如果晚一點兒再繳械，就可能要與東北軍發生直接的火拚了，而與其這樣，還不如直接暗殺掉張作霖，並以此打亂東北軍的指揮係統。暗殺張作霖的決定，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備隊第四中隊長東宮鐵男答應（我）承擔實際爆破的任務，並最終是由東宮鐵男操縱爆炸裝置，將張作霖給炸死的……”
熟悉中日曆史的朋友應該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當時的特定曆史背景和行為邏輯的。
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殺張作霖之後）回日本期間，私底下對他的好友小磯國昭承認過自己就是謀殺張作霖的真凶。
這一條史料，相當的關鍵。
據日本軍人小磯國昭在其《小磯國昭回憶錄》的記載，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從中國東北回到日本東京，小磯國昭在東京車站接他，河本大佐當時對小磯國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殺死張作霖的凶手。
《小磯國昭回憶錄》的這個證言，轉引自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寫的資料《滿洲事變》。
還沒完，還陸續有證人。
當年身在東北與河本大作打過不少交道的日本僑民菅原憲亮的證言也表明張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劃謀殺的。
菅原憲亮在回憶文章《奉天特務機關長》裏麵，有一份這樣的證言，收錄在史料《土肥原秘錄》中：
“……我在奉天（沈陽）一家日本商業公司當經理……當時，日本僑民在滿洲的權利受到（中國人）日益嚴重的侵害，幾乎已經陷入絕境。我向關東軍的河本大佐參謀訴苦，請其設法幫助（日本僑民）解脫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慮、研究對策，終於擬定了一個計劃（即炸死張作霖）。我從一個買賣人的角度，極力支持這一計劃。土肥原賢二也深知此情，並預祝這一計劃的成功……計劃逐步實現，皇姑屯車站終於響起了震天的爆炸聲。我趕赴現場，隻見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奉軍（東北軍）士兵……”
其實這還不算，還有更多的證人。
依據曾經擔任日本駐華公使、親曆了中日戰爭的重量級戰犯重光葵回憶：張作霖的確是被河本大作謀殺的。而且案發之後，日本陸軍省反對公布本案的真相，是為了不影響日本的國家形象。日本陸軍省當時認為：與其公開本案的真相並公開處罰責任人，還不如讓本案永遠留在雲裏霧中，日本可以糊弄國際輿論，逃脫道義的譴責。
重光葵的這份證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華內幕》（又名：《昭和之動亂》）。
戰後，由日本防衛廳（相當日本戰時的軍部）編寫的正史《大本營陸軍部》，也是這樣記錄的——是河本大作暗殺了張作霖。
中國對《大本營陸軍部》這本日本史料進行了摘譯，出版了《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一書，分上、下兩冊。書中的相關文字摘錄如下：
“……因為（首相）田中義一拒絕批準對（張作霖）東北軍進行繳械，關東軍私自策劃了炸死張作霖的事件，該案不但主謀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土肥原賢二、村岡長太郎也參與了策劃……”
換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對於“河本大作謀殺張作霖”的說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認的。
不但如此，還有日本戰犯城野宏、偽滿洲國漢奸臧式毅、日本軍人儀我誠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個事實：是河本大作，暗殺了張作霖。這些人的證言，大同小異，在此不贅述。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狀，還有相當多的人證：菅原憲亮、小磯國昭、重光葵。此外，還有更多的證人：城野宏、臧式毅、儀我誠也……相當多的證人證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
可是，我們畢竟又無法忽視脫啟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該書所主張的“蘇聯特工暗殺說”，畢竟列出了據說是摘抄自蘇聯特務機關人事檔案的有力證據。
事實上，當年的張作霖，的確是狠狠地得罪過蘇聯。首先，蘇聯立國之後，蘇聯國內的反叛殘餘——效忠沙皇的白俄軍隊逃亡到東北被張作霖收留，蘇聯抗議多次，無果而終，懷恨在心。其次，張作霖派人搜查了蘇聯駐中國大使館，逮捕並殺害了以李大釗為首的一群共產黨人。對於此，蘇聯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也就是說，蘇聯的確存在報複張作霖的充分理由。
可是，曆史畢竟是曆史，任何謀殺案件的認定，都需要舉證。
既有日本人自稱是凶手，也有蘇聯人自稱是凶手，張作霖這個疑案，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我綜合蘇聯、日本兩方麵的現有材料，進行綜合的分析，認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
1. 河本大作和蘇聯特工，都有暗殺張作霖的計劃。
2. 河本大作搶先成功實施了暗殺，蘇聯特工晚了一步。
3. 蘇聯特工獲悉張作霖死訊，回國謊稱是自己所為來冒領功勳。
當然，這也隻是一個假設。可是，這樣的假設，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釋日本、蘇聯雙方都有人“爭當殺死張作霖的凶手”這樣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麽在蘇聯間諜機關“克格勃”的檔案裏麵，會留下蘇聯特工自述殺死張作霖的記錄。
大家也一起來琢磨琢磨？ 吳佩孚暴斃內幕
關於吳佩孚的死，其貼身心腹汪崇屏，在台灣的史料裏，提供了完全不一樣的說法：日本醫生，是吳佩孚的鐵杆哥們齊燮元請來的，而日本醫生在給吳佩孚動手術之前，實際上吳佩孚已經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
1939年秋，吳佩孚因吃飯時被雞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經過中、日、德多個國家的醫生治療無效，進入高危狀態，1939年 12月 4日，吳佩孚的部下齊燮元請來一個日本醫生，給吳佩孚動手術，手術之後，吳佩孚當場身亡。
吳佩孚的命案是民國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撲朔迷離的命案之一。此案牽涉牙科手術，是故意殺人還是醫療事故？由於當時沒有及時進行司法鑒定，如今要回頭將本案的事實真相徹底還原，恐怕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似乎隻能回頭檢證吳佩孚身邊人的說法，借以參考。
首先，我們看看吳佩孚的孫子吳運乾、吳運坤在《先祖父吳佩孚的生前身後事》一文中的說法：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頭子川本會同大漢奸齊燮元攜日本軍醫前來強行‘治療’。家屬欲阻攔而不得，齊燮元說：‘大帥是國家的人，一切由國家主持安排，家屬無權過問。’我們後來得知，當時是由我父親（吳道時）扶護頭部，母親也在側，川本、齊燮元現場監督。日本醫生用手術刀在水腫的右腮下氣管與靜脈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頓時氣絕。當時有人喊了一聲快打強心針！日本醫生在醫藥包裏尋找一番，表示沒帶強心針，旋即跳到床上搶救，進行人工呼吸，強壓胸腔及心髒。事後想來，這番搶救動作，無非是再施手腳，加速死亡。母親從屋中出來時，痛哭失聲，告訴我們：‘天塌了！’噩耗一經傳出，樓上下、院內外一片大亂，哭聲震天。祖母當場昏厥。親隨張劭溥拔出手槍要打死日本醫生，日本醫生在眾多警特掩護下鼠竄而逃。當時的情景，給我們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還曆曆在目……”
顯然，吳佩孚的孫子們一口咬定：日本醫生是故意殺死吳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吳運乾、吳運坤二人，當年的年齡分別為 8歲、10歲。他們的證言，隻有參考價值，恐怕不能單獨成立事實。
我們再來看吳佩孚生前的隨員、英文翻譯陳文會在《我所知道的吳佩孚》這冊資料中的說法：
“……當吳氏（吳佩孚）患牙疾惡化之時……大漢奸齊燮元主張請日本牙科大夫伊東豐作及外科醫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後由川本、岡野等帶至吳宅，或謂其帶至之時，即有意不利於吳氏。伊東旅京甚久，治牙係其專業，兼有時名，何致拔牙之後，複經消毒反形增劇，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帶已啞致不能發音，此誠令人大惑不解，吳左頰紅腫，醫謂膿血填溢為害，議請寺田稍動手術，俾膿血向外潰流，但頰之與喉，部位懸隔，何以一經開刀及喉部，奇離如此，索解莫由，吳氏病臥在床，妻子未離左右，兒媳扶頭，齊燮元在場，寺田開刀，致哎喲一聲，立與世辭，伊東等借去取強心劑為詞溜出吳宅，伊東未溜之時，宅中隨從人等，勢與伊東、寺田拚命，經吳夫人含悲忍痛攔阻方平息，當伊東在樓上治牙之時，吳之舊部（我在場）約百餘人在樓下靜候消息，一聞逝世，莫不失聲痛哭，如喪考妣，吳氏死後，物議朋興，集矢於日本軍部，為平息眾怒，爰請吳之秘書長陳廷傑與參謀長張佐民至電台，講吳氏逝世經過。陳、張無儀秦之舌，亦無法代為辯護……”
可見，作為吳佩孚隨身翻譯人員的陳文會也認為：日本醫生是故意殺死吳佩孚的。
在吳佩孚死亡的現場，還有一個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吳佩孚》中寫下了如下的證言：
“……吳佩孚幾天之前吃飯，被雞骨頭卡在了金牙裏，嗓子腫了，吃不下東西，曾經找日本大夫伊東來拔牙，將牙拔去之後，腫也沒消，仍然飲食不進，今天又由齊燮元介紹另外一個日本大夫前來診治，在場的隻有（吳佩孚的妻子）張佩蘭和齊燮元二人，據大夫說：‘非動手術不可，但不上醫院、不用麻藥，就動手術。’連張佩蘭也認為不妥，但齊燮元堅持說：‘不要緊，沒問題。’於是就由日本大夫動了手術，一刀子進去，隻聽見哎呀一聲，吳佩孚就斷氣了，現在日本大夫還沒走，已經過了三個鍾頭，大家都在等待吳佩孚緩過這口氣呢……不久，請來了一個德國大夫，上樓匆匆一看，急忙下樓來，用中國話說：‘不行了，沒有脈息了……’”
李炳之的言辭比較中立，他既沒有認定日本醫生故意殺人，也沒有為日本醫生開脫。
我們再來找一個證人，此人叫張紹程，是吳佩孚兒媳婦的叔父。張紹程的說法，也收錄在《我所知道的吳佩孚》中。原文照錄如下：
“……吳佩孚……患了牙症，本來病並不嚴重，初請中醫郭某敷石膏藥……拖延了時間，口腔發炎，家人改請德國醫生史蒂夫斯診視，經化驗說是白細胞多、紅細胞少，恐轉入敗血症，最好住院開刀動手術，家人勸吳佩孚住院，但吳佩孚堅持不進德國醫院，但是想請德國醫生到家中來開刀。德國醫生認為吳佩孚家中衛生環境及設備條件不適宜動手術，於是不來。齊燮元看德國醫生不來，則改請日本醫生。吳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吳佩孚並不反對日本醫生來。齊燮元說：‘（吳）大帥是中國的重要人物，德國醫生不來，就該請日本醫生，如果你們不同意，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誰擔負得起責任？’吳的家人於是隻好聽從齊燮元，請日本醫生伊東來開刀……動手術時，張佩蘭執吳的左手，（兒子）吳道時執右手，（兒媳）張義先扶吳佩孚的頭部，日本醫生伊東的手術器械簡單，而且沒用麻藥……在刀割處一勾，吳佩孚當場氣絕身亡……醫生說身體太弱，沒有辦法挽救，勉強打了一支強心劑，當時吳的衛隊有幾人，一直吵鬧，責問伊東，齊燮元急忙阻止，不讓衛士們吵嚷……”
張紹程作為吳佩孚的親戚，他也沒有就本案的性質，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
我們再來找一個證人。這個證人，是吳佩孚晚年的貼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寫了一篇《吳子玉先生幕中見聞》（注：吳子玉即吳佩孚），收錄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當中。
在這本訪問紀錄中，汪崇屏所講述的吳佩孚死亡的全過程如下：
“……（碎骨頭嵌進牙縫）飯後，找了一個日本人叫伊藤的給他治療，伊藤沒有什麽政治作用，我們大家都找他鑲過牙，認為很滿意，他不是牙醫，隻是個鑲牙的，他將吳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沒有消毒，因而進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腫了……吳佩孚的家人將姓曹的中醫找來，此人是有名的庸醫……草草開了方子，吳佩孚晚上 10點吃的藥，剛過 12點病情就惡化了，吳佩孚之死，就死在這個江湖醫生的手裏……到了（12月 4日）淩晨 2點鍾，人已經差不多要完了，將他的兒子找來準備後事……結果又吃了（曹中醫）的一服藥，進而發燒……吳於 12月 4日逝世，逝世前兩天，病已嚴重，即使日本醫生不開刀，他也絕無痊愈的希望……請了德國醫生史蒂夫斯來診治，發現吳的白細胞太少，非常危險，需要手術……至 12月 3日深夜，吳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將孫丹林找來吩咐後事……12月 4日晨，德國醫生要求入院開刀，吳不肯去……這時齊燮元、符定一、川本帶了一位日本醫生（姓石田）來，吳佩孚堅決不肯讓日本醫生治，齊燮元又氣又急，對張夫人說：‘你們老爺不讓日本人給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齊燮元說罷，帶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樓，強行給吳佩孚施行手術，我當時對齊燮元說：‘（吳）大帥已經不行了，為什麽還要讓日本醫生擔此惡名？讓他（吳）安靜離去吧。’齊燮元問日本醫生。日本醫生點點頭，說：‘也許還可以治。’結果一刀下去，吳就斷氣了。齊燮元哭著下樓，頓時大家一片哭聲。一些年輕將士在樓下鬧，說要打死那兩個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樓上，一動不敢動。我當時對他們（年輕人）說：‘（吳）人已經完了，還鬧什麽？憑良心說，他們（日本醫生）也是為吳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樓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狽……”
可見，作為吳佩孚貼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說法則截然相反：吳佩孚並非死於日本醫生故意殺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灣。）
那麽，侵華日軍那邊的人，對於吳佩孚的死，又是怎麽說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曆史當事人、侵華日軍高層人員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憶錄》中的說法：
“……組成對華特別委員會……決定以土肥原賢二為目前的負責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吳佩孚身上……吳佩孚提出的出馬條件與日本軍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認為吳佩孚是舊軍閥，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馬無益……土肥原賢二采納了我的意見，打消了推舉吳佩孚的意圖……後來隨著汪精衛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賢二策動吳佩孚的設想自然也就不積極了……因此，促成吳佩孚出馬的工作至此中斷，重新改為以開封為起點，利用吳佩孚的聲望致力懷柔雜牌軍……但是，吳佩孚在當年12月4日因治療牙病引發了敗血症，突然死亡，這項工作也就結束了……吳佩孚死後，重慶政府對其大加讚揚……而他們對吳佩孚本人的真實（親日）想法卻無從知道……”
顯然，今井武夫認為：吳佩孚仍然對日軍有利用價值，他的死亡是突發事件，與日軍無關。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日本軍人——陸軍省人事局額田坦的證言，收錄在《土肥原秘錄》裏麵：
“……我隻見過（土肥原賢二）僅有的一次大驚失色，那是在 1939年 12月他對華北工作告一段落，從參謀本部來到畑俊六大臣官邸匯報，正當他在會客室等候之際，我因向大臣請示人事問題也同時在座，這時，參謀本部電報班的軍官倉皇趕來，交給大將（土肥原賢二）一封電報，頓時見他（土肥原賢二）驚慌失措，慌忙進入大臣辦公室，我當時也感到震驚，事後才知道，是因為經他苦心謀略且成功在望的吳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
額田坦的證言，說明了土肥原賢二在得知吳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覺相當的意外和震驚。
注意，土肥原賢二當時是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全力負責策反吳佩孚的工作，換言之，日軍如果要暗殺吳佩孚，按理應該事先征得土肥原賢二的首肯，除非日軍下層將士擅自為之。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外務省給日本內閣的報告。有一份名叫《建立華北新中央政權的運動》的報告，收錄在《我所知道的汪偽政權》中，是這樣寫的：
“……隻有吳佩孚一派的運動，因日本軍土肥原機關積極援助而逐漸具體化，曾一時與唐紹儀取得聯係，唐被暗殺後，即單獨進行，吳佩孚為了響應臨時政府、維新政府及民間的希望，終於決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吳佩孚）向全國發出了和平救國通電，1月 30日，吳佩孚就任綏靖委員長，該會在達到吳佩孚出山的目的後，於 2月 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開封設置以吳佩孚為綏靖委員長的綏靖委員會，這個運動，結果在當年 12月 4日，因吳佩孚的去世而夭折……”
很清晰，日本外務省的報告顯示：吳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吳佩孚對於日本是有利用價值的。日本人暗殺吳佩孚，似乎並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我們仔細研讀、對比以上九位“證人”的證言（吳運乾、吳運坤、陳文會、李炳之、汪崇屏、張紹程、今井武夫、額田坦、日本外務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實如下：
1. 吳佩孚吃飯時，雞骨刺入牙縫，請日本醫生拔牙。
2. 拔牙之後，吳佩孚感染，得了敗血症。
3. 吳佩孚服用中醫的中藥，延誤了治療，病情惡化。
4. 吳佩孚拒絕入住德國醫院動手術。
5. 吳佩孚進入病危狀態。
6. 吳佩孚的老部下齊燮元帶了日本醫生伊東來給吳佩孚動手術。
7. 吳的家屬及隨從阻攔，但齊燮元強硬地說服了吳家接受手術。
8. 動手術時，吳佩孚的妻子、兒子都在現場幫忙。
9. 動手術過程中，吳佩孚當場身亡。
10.吳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懷疑日本醫生，並要動粗，被勸阻。
而侵華日軍人員今井武夫、額田坦以及外務省的證言，則似乎說明了以下事實：
1. 吳佩孚是個親日人士，至少在表麵上是。
2. 吳佩孚並不拒絕出任偽職，隻是條件沒談攏。
3. 到了後期，吳佩孚對日軍似乎已經不再重要。
4. 但是，吳佩孚對日軍還有“招撫雜牌軍”的利用價值。
5. 負責“吳佩孚工作”的首腦土肥原賢二對吳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
本案的研究難點在於，研究者需要同時具備以下的專業知識：
1. 牙科臨床手術知識，分析日本醫生的動作。
2. 對比證人證言，理清基本事實。
3.根據當時的軍事、政治、曆史背景，分析日軍動機。我顯然不具備牙科手術知識，因此隻能在分析證言、分析作案動機等方麵入手。
依據上述的各種證言，我認為，日本醫生故意殺死吳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則需要合理解釋以下的疑點：
1. 盡管合作條件談不攏，但是吳佩孚對日軍仍有利用價值，暗殺吳佩孚，似乎並不符合日軍的利益。
2. 北平當時是日軍占領的地盤，要殺吳佩孚似乎並非難事，似乎不必請醫生當著吳佩孚妻兒的麵公然動手。
3.吳佩孚當時已經進入病危狀態，暗殺垂死之人，似乎沒有必要。
4. 日本醫生膽敢進入警衛森嚴的吳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
5. 日本醫生不是日軍派來的，而是吳佩孚的心腹部下齊燮元請來的。
6. 土肥原賢二得知吳佩孚死訊時的意外和震驚，也需要合理的解釋。
7. 吳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灣，似乎沒有必要為日本人開脫。
綜上所述，我認為，吳佩孚一案，醫療事故的可能性，大於蓄意謀殺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須坦言，司法實踐告訴我們，醫療死亡案件，必須及時開展醫療事故的司法鑒定，才能及時得出肯定的結案判詞，而一旦錯過了時機，相隔幾十年再回頭，單憑證人證言去對比分析，則恐怕隻能判斷個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準確斷案。
這就是我的看法。諸位讀者也不妨來琢磨琢磨。 川島芳子死亡之謎
電影裏麵川島芳子的故事，其實還遠遠不如現實中的真實故事精彩，川島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還活在人間的說法，靠譜嗎……
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輝，為肅親王善耆的女兒。1912年，年僅六歲的川島芳子被父親（肅親王善耆）送給日本浪人川島浪速收養，並於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學。
長大之後，川島芳子成為了侵華日軍的一員間諜。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川島芳子和日本軍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劃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並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戰事，以轉移國際視線，掩護偽滿洲國在中國東北的“建國”活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島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 3月 25日，川島芳子以漢奸罪，被中華民國政府在北平處決。一了百了。這件事本來也就這樣完了。但是，近年來，在中國冒出了一條驚天新聞：川島芳子當年並未被國府槍斃，而是花錢買通了替死鬼，川島芳子被秘密釋放了，從此隱居在長春郊外一個名叫“新立城”的農村，一直到 1978年 2月 21日，安然終老。事實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關於川島芳子（金壁輝）到底是被國府槍斃了，還是被私下釋放了，我依據自己所接觸到的一些證人證言，在本文中，也來一個分析。
首先，我們看看川島芳子的哥哥——愛新覺羅·憲均的證言。
愛新覺羅·憲均認為：川島芳子，的確是被國府處決了。
愛新覺羅·憲均的證言，收錄在《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原文摘錄如下：
“河北省高等法院於 1948年 3月 25日淩晨，將金壁輝槍決了，她的屍體由她在北平的十姐愛新覺羅·顯獅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領走並且火化了。金壁輝的屍體被火化之後，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則留在了中國。”
很清楚，作為川島芳子的哥哥愛新覺羅·憲均認為：川島芳子的確被國府槍決了。
當然，也許讀者會說：愛新覺羅·憲均是川島芳子的哥哥，當哥哥的，當然要保護妹妹，不可能誠實地告訴你“我妹妹還活在人世”吧？
應當承認：這種質疑，是有道理的。
於是，我們再來看看台灣那邊的國民政府獄政檔案。
1948年 3月時任北平第一監獄典獄長的吳峙沅，在台灣當局法務部編纂完成的《百年獄政檔案》中，留下了這樣的證言：川島芳子確係被民國政府處決了。
吳峙沅的證言，原文是這樣的：
“（川島芳子）執行死刑並經何承斌檢察官驗明正身，訊留遺書後，命令法警執行一槍斃命，事後經檢察官率同檢驗員三次覆驗，確已死亡，始將屍體交由本監移出非常門外停放，以備各新聞記者參觀暨拍照，同日午後並準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領掩埋。”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方麵的獄政檔案，和大陸這邊的愛新覺羅·憲均（川島芳子的哥哥）的證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島芳子不但的確被槍決了，而且屍體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領走了。
說到這裏，毋庸諱言，證據仍然不是十分充分。
我們再來看看川島芳子的親妹妹、肅親王善耆的第 38個孩子金默玉的證言。
2008年 11月 19日，在東北調查“川島芳子沒死”傳聞的記者，電話采訪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當時，金默玉是這樣對記者說的：川島芳子在1948年，的的確確是被國民政府槍斃了。
金默玉的證言，是這樣的：
“當年她（川島芳子）被槍決時，也有被替身贖出的傳言，我們看了行刑後的照片，確信是她本人，沒有假的，你們現在聽到的都是謠言。”
於是我們進一步知道，不但川島芳子的哥哥愛新覺羅·憲均深信川島芳子已經被國民政府槍決，川島芳子的親妹妹金默玉，也堅信川島芳子的確已經被國民政府槍決。
當然，前麵所引用的川島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當年的典獄長，也許都與川島芳子有一定的利害關係，因此，從理論上而言，這些人的證言，都不是絕對可信的。
以下，我們來看一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麽說的。
大家跟我來看看聲稱當年親眼目睹川島芳子被槍斃的國民黨老兵——譚良澤老先生的證言。
譚良澤老先生是原國民黨憲兵 19團駐西區憲兵隊少校軍官，當年負責槍斃川島芳子的刑場警戒任務。
2004年，譚良澤老先生在四川自貢接受媒體采訪，是這樣說的：
“川島芳子被處決是鐵的事實，之所以傳出未死的謠言，是因為此次處決的開槍過程沒有允許記者公開目擊，所以引起了記者不滿所致。”
譚良澤老先生作為刑場目擊者，他的這篇證言采訪文章，名叫《帝國諜報之花的末日：處決川島芳子的全過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一讀。
但是，盡管譚良澤聲稱親眼目睹川島芳子被槍決，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譚良澤此前從未見過川島芳子，他所見到那個被槍斃的“川島芳子”，隻不過是一個替身。實事求是地講，這種可能，也是有的。
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慶祥所編著的新書《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這本書出版之後，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這一本書中，曆史學者王慶祥，在調查了“川島芳子逃脫死刑”傳聞的相關人士之後，挖掘出了以下兩條最為關鍵的證據：
關鍵證據一：長春市居民段連祥，在生前告訴過他的女兒段續擎和外孫女張鈺，川島芳子在1948年並未被槍斃，而是花錢買通獄卒，並逃脫了，此後一直隱居在長春郊外一個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 1978年去世。段續擎和張鈺長期接觸的“方姥”，正是川島芳子本人。
但是，這則證據的瑕疵在於，段連祥早已去世，死無對證。原話是不是他所說的？不能十分確定。
關鍵證據二：清廷貴族後裔愛新覺羅·德崇，於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陽市皇姑屯三義棧胡同的一個大院裏，親眼見過川島芳子。“川島芳子”走後若幹天，愛新覺羅·德崇的姐姐額溫對他說了以下的一番話：
“那天來家的壁輝有學問，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藝……連死都有人替。”
注意這裏的“壁輝”，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輝”——川島芳子的漢文名字。
這件事，是愛新覺羅·德崇親口告訴曆史學者王慶祥的——但是，這一條證據也是有瑕疵的：這句話畢竟是額溫說的，而額溫又不在人世了，死無對證，其真實性也是無法確定的。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慶祥在《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一書當中，還分析了所謂“川島芳子”的一些遺物，例如一架刻著“hk”兩個英文字母的望遠鏡、一張寫著“小方閣下”的紙條……但是，由於這些遺物，並不能證明遺物的主人就是川島芳子，也就是說：從證據的角度來看，這些證據缺乏足夠的關聯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讀一下《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這本書。
分析到這裏，毋庸諱言，《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證到的兩條關鍵證言如下：
1.段續擎、張鈺的證言。
2.德崇的證言。
就在世人而言，目前隻有這三個人，聲稱自己在 1948年之後，親眼見過川島芳子本人——也就是說，他們三個人聲稱川島芳子並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
行文至此，我們不妨將本案中的各個證人的說法，總結如下：
1.川島芳子兄長愛新覺羅·憲均：川島芳子的確於1948年被槍決了。
2.川島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島芳子的確在 1948年被槍決了。
3.典獄長的吳峙沅：川島芳子的確在1948年被槍決了。
4.刑場警戒兵譚良澤：我親眼目睹川島芳子在1948年被槍決了。
5.段續擎、張鈺：川島芳子脫逃，此後在長春一直活到1978年。
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間，親眼見過川島芳子。因此，這件事到了現在，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羅生門”事件，證明川島芳子被槍決的證據有，證明川島芳子逃脫死刑的證據也有。但是，正反兩方的證據，似乎也都並不十分充分。說到這裏，有一點是必須指出的：當年國民黨的獄政，的確是比較腐敗的，
一個有錢的犯人，願意花足夠多的錢，買下自己的一條命，這並非是鮮見的事情。川島芳子這個“羅生門”案件，也許要等待更多的證據浮出水麵，才能開展進一步的探討了。 疑點重重的“馮玉祥之死”
馮玉祥的一生，叱吒風雲，民國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幾乎都參與其中。1948年 9月 1日，馮玉祥在訪美歸國的輪船上，由於輪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幾十年來，一直是個謎……
1948年 9月 1日，馮玉祥乘坐蘇聯輪船“勝利號”，在黑海海域，輪船發生火災，馮玉祥在船艙內被煙火窒息而死。馮玉祥的命案，是眾多民國命案中最難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國內傳言最廣的說法是“國民黨暗殺之說”。但是，真的是這樣嗎？通過本文我帶領讀者們，去重新審視這個案件。當時在案發現場，有一個關鍵證人——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們來聽聽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對事發經過是怎樣說的。1965年，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在山東青島親口對馮玉祥的老部下張宣武說了以下一番話，收錄在《我所知道的馮玉祥》這冊史料中：
“……馮玉祥自赴美國，蔣介石的特務始終跟蹤不離左右，但是，在乘坐蘇聯“勝利號”輪船抵達埃及開羅時，馮玉祥已經下船，特務也跟著下了船，啟碇時，馮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幫（國民黨）特務卻沒有赴蘇聯的船票和簽證，他們上不去，於是，才把特務甩開了……”
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認為有一群疑似“國民黨特務”的人在跟蹤馮玉祥一家人，但是，這群被她和馮玉祥懷疑是“國民黨特務”的人，在火災事故發生之前，已經被馮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這裏，讀者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1. 馮玉祥懷疑人家是國民黨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
2. 跟蹤的目的可以有許多種（例如監視），跟蹤不等於蓄謀暗殺。
另外，讀者也許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國民黨特工已經跟蹤馮玉祥很久了，為什麽不直接開槍射殺馮玉祥？國民黨對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就是直接開槍射殺的，後來國民黨派特工到美國暗殺作家江南，也是這樣幹的。
馮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說法還沒完，我們繼續往下讀：李德全接著對張宣武說：
“……（1948年）8月31日，船抵達黑海，晚餐後，馮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電影室看電影，馮玉祥在船上的電影室親手放自己在美國拍攝的紀錄電影膠片，在倒片時，機輪滑落，快速旋轉摩擦生電導致起火，由於室內膠片很多，而拷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間滿室內都是火，馮玉祥和其他觀眾一起爭先恐後地奪門而出，被煙霧遮蔽視線，看不到出口，脫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燒傷，同時遇難者七十多人……”
注意細節，本場火災似乎不僅僅是燒死了馮玉祥，而是一共燒死了七十多名國際乘客——因為這是一艘國際客輪。
我們再來聽聽魯迅的兒子周海嬰的說法。
為什麽要聽周海嬰的說法？因為周海嬰和馮玉祥一家的後人有交往。周海嬰在其《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談馮玉祥之死》一章中，是這樣說的：
“我們住的沈陽鐵路賓館，隔幾天就有一次當地首長出麵舉行的‘接風’宴，歡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達。他們之中有蔡廷鍇、李濟深、王昆侖、章伯鈞、章乃器、朱學範、彭澤民、譚平山、鄧初民、孫起孟、閻寶航、吳茂蓀、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還有一位僅比我年長1歲的王金陵，是王昆侖的女兒。有關方麵介紹說，他們有從哈爾濱過來，也有繞遠道從蘇聯和法國過來的，各有不同的途徑，但大家都隻顧聽，至於路上的過程細節誰也不打聽。因為這‘通道’也許仍有使用價值，萬一不慎透露出去，將對‘通道’環節的人員不利。
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到達後，向大家詳細敘述了馮將軍死難的經過，使眾人聽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為怕影響中蘇關係，隻得忍著喪夫之痛，也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所以大家聽了也都不便表示什麽。
我至今記得的是，馮夫人當時回憶說，馮將軍是應邀回國來參加新政協大會的，他們夫婦帶兩個女兒和兒子、女婿，還有秘書賴亞力，一起從美國搭乘蘇聯客輪‘勝利號’借道埃及去蘇聯。客輪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統，放下 1500名歐洲歸國的蘇僑（白俄），然後橫渡黑海，開往奧德薩（據他的次女馮弗伐說，此船是德國軍用船改裝的，並非正規的商用客輪）。船上的文娛生活很豐富，每天除了有音樂會和交誼舞會，還放映電影，因此電影膠片積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 8月 22日，放映員在回倒電影膠卷過程中，不慎拷貝起火，並很快從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於風大火勢凶猛，濃煙衝騰而起，正與兩個女兒在艙內談話的馮將軍立即帶著夫人、女兒向出口處衝去，不料離房間最近的那扇門竟被從外麵鎖死，怎麽呼喚也無法打開，為尋找出口，小女兒馮曉達衝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們三人被困在膠片燃燒的化學氣體充溢的走廊裏，直到兒子洪達和四女婿、賴亞力先生幾人把他們一一搶救到了甲板，馮將軍心髒已經停止跳動。在馮夫人敘述的全過程中，她沒有提到曾有蘇聯船員前來救援，隻說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員帶領的。
馮玉祥另一女兒當時受了輕傷。賴亞力的臉部被燒傷，在蘇聯的醫院住院治療。直到過了 3個多月之後，我們還看得出他臉上皮膚的顏色明顯有異。這件不應發生的災難屈指算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且已時勢大變，應當也可以解密，見個分曉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況是，在全國政協一起開會期間，馮弗伐曾向前國民黨軍統頭目沈醉提出過她對父親遇難的疑問。沈醉的答複甚可回味。他說：‘蔣介石對於馮玉祥在美國演講反對援蔣反對內戰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沒有那麽長。’我想，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周海嬰的說法，總結起來是以下幾點：
1.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說：這是一起由電影膠片起火導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鎖了其中一扇門（反鎖原因不詳）。可是，她又擔心影響中蘇關係，因而不敢深入追究。
2.馮玉祥的次女馮弗伐問過（前國民黨軍統高層）沈醉，沈醉否定了“國民黨暗殺馮玉祥”的可能性。
我們根據周海嬰的說法，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女士以下這一句話，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為怕影響中蘇關係，隻得忍著喪夫之痛，也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
這段話是否暗示著蘇聯人也有放火暗殺馮玉祥的嫌疑？馮玉祥的次女馮弗伐，自己也寫過一篇文章，叫作《緬懷先父馮玉祥將軍》，在這篇文章中，馮弗伐是這樣說的：
“……關於父親（馮玉祥）在黑海遇難，60年來，很多人都心存疑問。記得在 20世紀 90年代，我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曾就父親遇害事詢問沈醉先生。沈先生說：‘馮到美國以後，發表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演講，蔣十分怨恨，但國內形勢吃緊，他的手沒那麽長了，顧不上了！’2001年，周海嬰先生在電話中向我談起此事，說他在 1949年隨母親許廣平夫人到東北時，曾聽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敘說我父親遇難經過，大家聽後都感到悲痛又覺疑惑。她（李德全）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但忍著喪夫之痛，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父親的秘書賴亞力先生在晚年曾對我的弟弟洪達說過：‘據蘇方的調查，大火是烈性炸藥爆炸引起的……’”
馮弗伐的說法，總結如下：
1.（前國民黨軍統高層）沈醉否認“國民黨暗殺說”。
2.李德全對火災有疑問，但是沒有提出過調查的要求。
3.馮玉祥的秘書賴亞力說：蘇聯調查結果是烈性炸藥引起的火災（誰調查的？哪個報告？沒有交代）。
我們再來聽聽馮玉祥四女兒馮理達的說法。馮理達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采訪時，是這樣說的：
“……誰也不知道那火是怎麽著起來的。我兩個妹妹正在頭等艙聽父親講故事，艙門開著。最招人憐愛的小妹曉達，突然看見外麵起煙了，說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沒回來……我們從窗口逃出去，然後飛奔過去救父母和妹妹，母親被救了出來，發現父親時，他已經昏迷不醒，曉達也失蹤了，最終留給我們的僅有一片衣襟……當時父親的身體還有餘溫，可是周圍沒有任何急救藥物，醫務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電影膠片起火，肯定是小範圍的，應該能控製。但這次船上的電報、無線電、醫務室和駕駛艙事先都遭到了破壞……”
馮理達的證言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艙門是開著的，也就是說，這個空間似乎並非是封閉的。
除此之外，馮理達在《文學報》總第 1325期中提供的說法如下：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親到美國。到美國後，父親看到國內戰亂愈演愈烈，就在美國發表了《告同胞書》，痛斥蔣介石的獨裁，呼籲美國政府和人民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蔣介石恨我父親，就開除了他的黨籍，吊銷了我們的護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國成立前夕，我黨邀請父親回國參加新政協，父親立即決定回來。為了安全，我們乘坐了蘇聯在二戰中繳獲德國的輪船‘勝利號’，這是我黨為迎接我父親撥專款給蘇聯的。7月 31日，我們秘密離開紐約，8月中旬抵達埃及亞曆山大港。這時，這裏停留的一艘國民黨軍艦引起了父親的警惕。到了 9月 1日，我們在黑海上航行時，輪船突然起火，濃煙衝進我父親的特等艙，但由於醫務室也提前被破壞，父親在煙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曉達也不幸遇難。後來查明，輪船起火是由於電影膠片起火造成的，但具體原因是什麽並不知道，美國和蘇聯都認為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謀殺，且雙方都指責是對方所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誰，也許永遠無法知道了……”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練氣功致病而死的？還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那麽，日本人為什麽要毒殺霍元甲……
在中國，大凡提起“武俠”二字，有不少國民會條件反射般地想起這麽一個人：霍元甲。
霍元甲最廣為人知的故事，有兩個：
第一，打擂台，擊敗俄國大力士。
第二，霍元甲被日本醫生毒死。
第一個（打擂台）目前已經被證實是謠傳的。實際上，俄國大力士，並沒有如約來華比武，也就是說，霍元甲根本就沒有和俄國大力士比武，更談不上打敗了人家。
而至於第二個故事——“霍元甲被日本醫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廣的一種說法。
可是，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今天，請諸位跟我來，一起重新審視一下，有關此事的一些相關的史料和說法。
首先，我們來看看“日本人毒殺說”最早風行的出處——1912年出版的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作者筆名為“平江不肖生”。
這本書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嶽麓書社重版，改名為《大刀王五、霍元甲俠義英雄傳》，在嶽麓書社版的第525～534頁，作者“平江不肖生”對霍元甲之死，表達了這樣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懷疑是日本醫生下的毒。
以下，讓我們一起來讀一下，這本小說的原文，是怎麽說的：
“……霍元甲自精武體育會開辦後，身體不免勞頓，因家事又受了憂慮，以致胸內疼痛的病又發了……胸內已痛了一次，當把秋野送的白藥片服下時停止的，這次再發，不知如何服下那藥全無效驗，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隻得帶了劉震聲到秋野醫院去診視，秋野（日本人）診查了之後，說：‘霍先生不聽我的勸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療的時期了，上次來診查的時候，還可以不住醫院，隻要一麵服藥，一麵靜養，即可望在一兩個月內痊愈，現在的病勢……’霍元甲問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會兒，說道：‘要完全治好，大約需兩個月以上……’霍元甲隻好答應住院……秋野先生診得十分細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覺得身體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興地對劉震聲說：‘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貴老師（霍元甲） ……這一星期的經過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擔保沒有生命危險了……預料五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後，秋野陪同霍元甲帶了劉震聲，乘車到（日本）講道館（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醫院……秋野照例給霍元甲打了兩針，並衝藥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聲，（劉震聲）連忙拉上秋野跑去看，隻見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亂滾，口裏噴出鮮血，上前問話，已不能開口了，劉震聲急得哭了起來，秋野又趕著打了一針，口裏不噴血了，也不亂滾了，仍抬到床上躺著，不言不動，僅微微有點鼻息……把農勁蓀找來……疑惑突然變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著證據，不敢隨口亂說……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脫離了塵世……”
這本小說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實姓名是向愷然，其人雖然與霍元甲同一時代，但是他與霍元甲並沒有交往，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俠義英雄傳》也隻是一本小說，並非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但是，盡管如此，向愷然在這本小說中，對“日本人毒殺說”，也僅僅是采取了“懷疑說”，並非一個清晰的指控，況且，日本醫生秋野在該書中的表現，是先將霍元甲治好，然後再將其毒死，前後的表現，是相互矛盾的。
顯然，這本小說不足為憑——事實上，小說從來都不能作為研究曆史的憑據。
我們再來聽聽另一個人的說法：陳鐵生。
陳鐵生在其 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紀》中，認為是日本醫生給霍元甲吃了“爛肺藥”，將霍元甲毒死的。
陳鐵生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力士（指霍元甲）歿之翌晨，秋醫（即日本醫生秋野）已鼠竄歸窟。力士弟子大疑，檢力士日服之餘藥，付公立醫院察之，院醫曰：此慢性爛肺藥也……”
這段證言，翻譯成現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
“……霍元甲死後的第二天，那個姓‘秋野’的日本醫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們嚴重懷疑是秋野的藥有問題，於是，徒弟們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藥到公立醫院去化驗，醫生說：這是慢性爛肺藥……”
陳鐵生的說法，關鍵在於“爛肺藥”這種藥物，在醫療界是否存在？
化學常識告訴我們，帶有強腐蝕性的藥劑，是強硫酸，俗稱“鏹水”，可是，強硫酸喝下去，腐蝕的並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
也就是說，服用之後會使肺部腐爛的這種藥——所謂“爛肺藥”，在醫學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種藥可以腐蝕肺部，那麽，它在吃下去的時候，首先就腐蝕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藥物被吸收，藥力進入肺部之前，這個人就已經死了。
分析是很清楚的，“爛肺藥”，既不符合邏輯，而且在醫藥界眾所周知，這種藥並不存在。
提到這本《精武本紀》，不得不引出另一個人：霍元甲的曾孫霍自正。
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種媒體的采訪，均聲稱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當被問及依據，霍自正則宣稱有以下兩個依據：
依據一，陳鐵生所著的《精武本紀》。
依據二，家人發掘霍元甲的遺骨，發現遺骨呈黑色，因此，堅信是日本人下的毒。
醫學常識告訴我們：無論是哪一種中毒，都不會改變人類骨骼的顏色。因此，霍元甲遺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遺骨遭到氧化的緣故，而與中毒不中毒，毫無關係。
更值得疑問的是，霍自正作為霍元甲的曾孫，當被問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時，竟然引用一個外人的著作——陳鐵生的《精武本紀》——來做依據，其中的不靠譜，可想而知。
所以，霍自正盡管是霍元甲的曾孫，可是他對霍元甲之死，並不知道內情，因此，他的說法，可信度也並不高，說不上是權威說法。
我們再來看一個證人：陳公哲。
陳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開辦、經營“精武體育會”的夥伴——因此，他的證言，相對而言，是最為可信的。
陳公哲在其回憶錄《精武會五十年》一書中，對霍元甲死亡一事，是這樣認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確曾經接受日本醫生的治療。但是，陳公哲並未在此書中表示過對日本醫生的懷疑。
陳公哲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時發時愈……日人有賣仁丹藥物者……霍先生信之，購服之後，病轉加劇。霍先生得病之由，謂少年之時，曾練氣功，吞氣橫闕，遂傷肺部，因曾咯血，麵色蠟黃，故有黃麵虎之稱，公哲（我）嚐問以氣功之道，即誡不可學……今日以生理學研究，吸氣入肺，收吸氧氣，助長氣力……反傷肺部……肺部微細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遷入黃家宅後，霍先生病轉加劇，由眾人送入中國紅十字會醫院，
醫治兩星期，即行病逝……”
（陳公哲的證言，出自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精武會五十年》第6～8頁。）
陳公哲的上述證言，梳理總結如下：
1. 霍元甲患了嚴重的咯血病（應為肺結核）。
2. 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惡化。
3. 霍元甲遷入黃家宅，病情持續惡化。
4. 霍元甲進入“中國紅十字會醫院”住院治療。
5. 霍元甲住院治療兩周之後，不治辭世。
可見，霍元甲既吃過日本人的藥（仁丹），也吃過“中國紅十字會醫院”的藥，陳公哲不確定是日本人的藥有問題，還是中國紅十字會醫院的藥有問題，所以，陳公哲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不得不說陳公哲是謹慎的。
我們再聽一個人的說法，他叫蕭汝霖。
蕭汝霖在其所寫《大力士霍元甲傳》一文裏麵，對霍元甲的死亡，是這樣認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確曾經在日本人的醫院裏治療過。但是，蕭汝霖在該文中，也並未直接主張日本醫生的殺人嫌疑。
蕭汝霖這篇《大力士霍元甲傳》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劇。或送之至秋野醫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擊。邀之往觀柔道會。元甲以疾辭，固請。乃與劉正聲偕。日人欲與角，元甲不可。強之，命正聲。日人進撲正聲，欲顛之，不得，陽臥，伸足出正聲跨下。正聲側而蹴之，傷股。繼進者，怒而前，勢甚疾。正聲迎擠之，仰跌尋丈外。其三人，乃舍正聲撲元甲。元甲執其手，膚裂，投之落地，折其脅。日人皆盱愕，與秋野語良久。元甲歸，秋野敬之異於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劇，強舌望陽，未幾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農勁蓀君，為餘道霍公平生……”
（蕭汝霖的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傳》，出自陳獨秀所編的《新青年》第 1卷第5號刊。）蕭汝霖的說法，總結如下：
1. 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醫院治療。
2. 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館和日本人比武。
3. 比武回來之後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
4.我（蕭汝霖）認識霍元甲的好友農勁蓀，這是農勁蓀告訴我的。可見，蕭汝霖在這篇《大力士霍元甲傳》中，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
至此，我們不妨對以上五個人的說法，作出以下的總結：
說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懷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處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俠義英雄傳》，性質是小說，不足為據。
說法二，陳鐵生所著《精武本紀》：日本醫生“秋野”給霍元甲吃了“爛肺藥”，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爛肺藥”在醫藥界並不存在，因此，陳鐵生的說法，缺乏科學依據。
說法三，霍元甲的曾孫霍自正：日本醫生“秋野”給霍元甲吃了“爛肺藥”，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說法依據：1.陳鐵生所著《精武本紀》；2.霍元甲的遺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鐵證”。但是，依據醫學常識，中毒並不能導致骨頭變色。因此，霍自正的證詞，也缺乏科學依據。
說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陳公哲的回憶錄《精武會五十年》，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
說法五，蕭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傳》，也並未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了霍元甲。
綜上所述，從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明確指控日本人毒殺霍元甲的，
似乎隻有兩個人：指控人一：陳鐵生。理據：爛肺藥。但是，此藥在醫藥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據：霍元甲遺骨變黑。但是，中毒並不能導致骨頭變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學依據。
也就是說，本案至今唯一的兩位指控人，他們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學上，就是很難成立的。
上述是史料分析。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日本人（醫生）的作案動機：
第一，從清日關係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當年——1910年，是大清國與日本的友好時期，日本軍政界暗殺霍元甲，有什麽好處？
第二，從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軍事要人，而僅僅是一個民間拳術家。日本軍政界暗殺霍元甲，有什麽必要？
除非這個日本醫生與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麽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間刑事案件，則和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政治鬥爭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看案發地點。
霍元甲的死亡地點是在1910年的上海，當時的上海，並沒有日本駐軍。在司法方麵，當時的上海，是英國人領導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換言之，當時的上海，是英國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發之後，霍家人如果懷疑是日本人下的毒，為什麽不立即到英國巡捕房去報案？而且，為什麽不開膛驗屍？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當然，正如我一貫的求學態度，我始終認為，就命案而言，最靠譜的辦法就是在案發之後，及時報案，及時驗屍，及時開展偵查，才有可能得出最準確的結論。而霍元甲死亡之後，霍家人一不報案，二不驗屍，才造成了今天眾說紛紜以及研究的困難。事到如今，我們也隻能從一些證人證言入手，從嫌疑人的作案動機分析等方麵入手，去作個大概的判斷，而準確的定論，就不太好說了。
但是，不得不重複一次：“爛肺藥”以及“中毒導致骨頭變黑”這兩點，是沒有科學依據的，也是不符合醫學常識的。
話說到這裏，諸位讀者，也應該心裏有譜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與日本人無關。因此，“日本醫生毒死霍元甲”的說法，恐怕也隻是中國民間仇日思維所造成的一種猜想，而至今，仍然查無實據。
日本侵略軍在侵華戰爭時期，的確殺了許多中國人。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斷定，所有的中國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殺的。仇恨歸仇恨，但曆史卻絲毫不能含糊。
而在清日兩國關係良好的1910年，暗殺中國一位人微言輕的民間武術家，對於日本而言，不但毫無必要，而且，恐怕也並不符合日本當年的國家利益。 光緒帝死亡之謎
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去世的消息一傳出，就震驚了海內外。人們普遍認為，光緒在慈禧前一天死去，這也許是一個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處心積慮的謀害……到底是誰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後還是隆裕太後？或許都不是……
1908年11月14日，年僅38歲的光緒皇帝驟然駕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後也緊接著病死。
從那時候開始，“慈禧太後毒死光緒皇帝”的說法開始流傳。至今流傳了一百多年。這個說法一直被國人無條件地相信。
我讀法律出身，有“證據癖”，現以本文，嚐試從現代科學屍檢報告入手，和大家談談。
讓我們來看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學術問題研究課題組（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檢測了光緒皇帝遺骨以及頭發的砷含量之後，所寫的一篇《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
這個研究課題組的成員，不但含有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反應堆工程研究設計所的專家王珂、張永保、鄒淑芸、夏普、李義國，還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的法醫張新威、張大明、宋朝錦、潘冠民。
但是，這份報告不但冗長，而且內含技術性語言，十分枯燥，不適合大眾讀者閱讀。我已經對其進行抽絲剝繭，將該報告簡化了，直接指出報告的要點如下。
醫學告訴我們，砒霜中毒後會導致體內砷含量升高，於是課題組從光緒皇帝遺體的“砷含量”入手。課題組在化驗了光緒皇帝的頭發，並且對比性地化驗了其他人的頭發之後，得出了以下的一組“發砷含量”對比數據（單位：微克／克）：
可見，光緒皇帝的發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幾百倍到一萬倍以上。這樣的典型症狀，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話說的砒霜中毒。讀者可能會說，光緒皇帝的頭發，經過一百年，水分都蒸發了，上述的百分比數據不準確！應該承認這樣的懷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認為：
1.光緒皇帝的頭發水分的確會蒸發，但是，同時“砷”也會揮發。也就是說，在這個百分比除法算式裏，分子、分母同時都變小了。因此，對“發砷含量”百分比的影響，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
2.課題組同時還對隆裕皇後遺體的頭發和一具清末幹屍的頭發進行了對比檢測，數據顯示：光緒皇帝的頭發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時代的其他人相比較，仍然壓倒性地、遠遠地超過了他們。須知隆裕皇後、清末幹屍的頭發，水分也蒸發了。
所以說，上述這份“發砷含量”對比報告，仍然有著強大的證明力，我們可以認為光緒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說，光緒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
出於謹慎，課題組考慮到了棺木對光緒皇帝頭發進行汙染的可能性，於是，課題組對棺木內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殘渣，也進行了采樣，分析其砷含量，並和光緒皇帝的頭發進行了對比，得出了以下的對比數據（單位：微克／克）：
由此可見，棺木內各物體的砷含量，遠遠低於光緒皇帝的發砷含量。也就是說，光緒皇帝頭發裏的砷，並非來自於棺木的汙染。可是，由於史料記載，光緒皇帝久病，長期服用中藥，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
課題組為了進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參考了《中國醫藥報》2004年 12月 29日第 7版報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該患者長期超量服用牛黃解毒丸），二者對比之後，發現光緒皇帝的發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發砷含量的 66倍。
換言之，光緒皇帝也不應該是慢性砷中毒，光緒皇帝由於長期服用中藥而可能產生的發砷含量過高，可以排除，因為數據對不上。那麽，光緒皇帝頭發內那麽高的“發砷含量”，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課題組緊接著，化驗了光緒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殘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組對比數據（單位：微克／克）：
很明顯，光緒皇帝頭發的砷含量，與他的頭皮、脊椎骨、內衣殘片等物體的砷含量，基本上處在同一個水平。由此可見，光緒皇帝頭發的高砷含量，是來自於他的身體。進而，課題組經過反複研討之後，得出了以下的結論：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讀到這裏，讀者也許會質疑：既然光緒皇帝的身體砒霜中毒，那麽，為什麽不是他內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較高呢？這個問題很刁鑽，但是這個問題的確存在，不容回避。我認為，存在以下的各種可能：
1. 光緒皇帝右手撫胸而死，並且死後甚至下葬後仍保持了這個姿勢。
2. 光緒皇帝內衣穿著欠整齊，右袖直接接觸胸部。
3. 光緒皇帝內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經腐爛、滅失。
4. 光緒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經被盜，屍體被擺弄過。
5. 光緒皇帝死後一百年以來，北京城鄉一帶發生過好幾次強地震，棺木內部所有東西位置都隨著地麵震動而發生過位移…… ……讀者還可以推測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點應該可以肯定的是，光緒皇帝的脊椎骨、內衣殘片、頭發上麵的砷，不會從天而降，不會無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觀的來源的。既然棺木的內部四周，都沒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卻偏偏存在於光緒皇帝的脊椎骨、頭發、內衣……對於這一點，最合理的解釋，甚至是幾乎可以斷定的解釋，就是：光緒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
因此，課題組得出“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的結論，從該份屍檢報告的出台過程和檢測數據來看，其依據和理由，是具有相當強的說服力的。
這份報告，全名叫作《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是一份公開材料，各位讀者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對其進行查閱。
目前學界有多名學者否認“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的觀點，但是其爭鳴觀點卻紛紛回避這份屍檢報告而另覓途徑，從清代的宮廷醫療記錄、宮內人士的回憶錄、邏輯推理等方麵入手，我認為，這是有待商榷的，因為，無論推論得多麽合理，最終仍然無法忽視這份屍檢報告，因為，這是科學的數據，這是白紙黑字的，是用現代科學化驗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證明力，自然遠遠超過那些宮廷診脈筆記、耳聞、回憶和邏輯推理。
也就是說，反對者無論怎樣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終都必須要合理解釋這份《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因為這些數字，都是無法回避的，是必須直麵的科學數據。
那麽，是誰下砒霜毒死了光緒皇帝呢？是慈禧太後嗎？
那也不一定。不少讀者也許會認為，在堂堂紫禁城裏麵，除了慈禧太後之外，根本沒有人敢對光緒皇帝下手。
我認為，這種“想當然”、“有罪推定”的猜測，無論從刑事偵查的角度，還是從曆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都是不可取的。
在中國曆史上，膽敢謀害極權統治者的案例，實在是太多了。我隨手舉例如下：
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陳德，一個人持刀闖進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謀刺嘉慶皇帝。
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劍弓箭，直接殺進紫禁城，刀鋒直指嘉慶皇帝。
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為、譚嗣同，合夥謀刺當時的極權統治者——慈禧太後。
……
這些，還遠遠不是僅有的例子，讀者有心要找的話，還有許多。
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後之外沒人敢殺光緒皇帝”這種猜測，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實是坐井觀天式的主觀臆測，而這種主觀的態度，是一個嚴謹的讀書人所應努力戒除的學風。
也就是說“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並不能直接推斷出“慈禧太後毒殺光緒皇帝”的結論。
無論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後毒死光緒皇帝，都必須舉出充分的、能夠形成基本證據鏈條的人證、物證、書證或者其他確鑿的證據，否則，那就隻能算是猜測，或者充其量，也隻能叫作“合理推測”，而不能叫作“定論”。
綜上所述，我認為：
1. 光緒皇帝死於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對而言最為靠譜的說法。
2. 至於慈禧太後是不是凶手，定論為時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從嚴再探
1913年 3月 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 22日，宋教仁術後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撲朔迷離，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呢……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被一個刺客開槍擊中，3月22日，宋教仁術後不治身亡。是誰謀殺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兩個說法一說袁世凱，二說陳其美。我擬從案發當年上海各界媒體對案件偵查和審判的報道入手，嚐試重讀本案，並提出嚴謹、穩妥的看法，也借此拋磚引玉，向各位請教。我們先來看看本案偵查和審判的關鍵過程和細節：宋教仁被刺之後，國民黨人帶了一個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舉報並繼而協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殺宋教仁案的指使人應夔丞。
由於當時庭審是公開的，記者記錄下來了以下的庭審記錄，收錄在邵力子、楊千裏、葉楚傖、朱宗良、徐血兒所編著，由民立報館於1913年出版發行的《宋漁父》第一集：
“……前晚，由國民黨某君偕售賣古董字畫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總巡報稱：一星期前因售字畫至小西門外應桂馨（應夔丞）處，應出一照片，雲謀辦照上之人，如能辦到，願酬洋一千元。我因無此能力，未曾允許，當即照片交還……卜總巡乃親率五十號西探……至迎春坊李妓處，
將應拘獲，帶回收押……佩克律師複詰稱爾既至應處二次，伊與照片爾看，欲辦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稱是第二次……（應夔丞）又向王阿法詰稱爾第二次至我處，所說甚話？王阿法答稱：第二次至你處，因你不在，沒有會麵……應即向堂上聲稱：頃間捕房律師向詰時，雲第二次至我處，伊看照片欲辦伊人，今伊雲第二次至我處未曾會麵，此種供詞應請堂上注意……”
依據這份庭審記錄，王阿法說一個名叫“應夔丞”的人，曾經指使他刺殺宋教仁，未果。
王阿法的上述證言，雖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處，但是不排除口誤或者記憶錯誤。王阿法到國民黨處報案，也並非一定不合理。國民黨當時也對社會開出了懸賞價格，而且賞金頗高。
抓捕了血案指使人應夔丞之後，巡捕房又帶隊去了應夔丞的家中，將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歸案。
對此，《宋漁父》這本史料，是這樣記錄的：
“……應夔丞既獲，隨即抄其家屋，凡來訪者皆被拘……見有一短身著新服者……果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後，一一供認不諱，親自簽字……”
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後，留下了初審口供。
《中華民報》3月 29日對案件的調查跟進報道如下：
“……29日中華民報載，上海公共捕房總巡卜羅斯君，查得該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陳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車站者，陳姓即係陳玉生，除已偵獲，另有二人，一係吳乃文，一係張漢彪，茲又研詰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馮嶽君者，亦是應夔丞指使行刺同謀之人，現因該三犯均係案中要犯，未便任令遠颺，故由卜總巡前日致函公廨關獻員，請速出票協同緝拿吳乃文、張漢彪、馮嶽君三犯，務獲解訊等因，昨經關獻員準即照辦雲……”
《中華民報》的這份報道顯示：武士英很明確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
人——應夔丞（應桂馨）、吳乃文、張漢彪、馮嶽君（又名馮玉山）。我們再看《民立報》於 1913年 3月 26日的報道：
“……26日下午 5時，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領事聶獻員與英界會審員關炯之及城內審判庭王慶瑜列坐會審。聞凶犯武士英供自稱吳福銘，山西人，曾在貴州某學堂讀書……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陳的來約我入共進會，姓陳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認識的，當時陳對我說：‘現在我們要辦一人，這人與中國前途有非當關係，這人是無政府黨，吾等將替四萬萬同胞除害。’我因聽陳說這人於中國有害，所以毅然決然答應了，這日同陳去吃茶，晚上同陳到六野旅館，開一間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與陳在三馬路半齋吃夜飯，酒已吃的半醉，陳就告訴我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說畢，將手槍交給我，這時另有二人，一名 xxx，一名xxx，同叫車子到火車站，買月台票三張，有一人不買票，在外麵看風，票遂買好，已見宋至，姓陳的就指點我說：‘這就是宋某。’後來等宋從客廳中出來，走至半途，我即開槍打了一下，往後就逃至門口，見有人來，當即撲地在後放了一槍，而逃到門外坐黃包車。到應桂馨家去，及進門，則陳已先至，陳尚對我言：‘如今好了，我們已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進會，時即見應桂馨一麵，行刺後又見應桂馨，應甚稱讚我做得好，且說將來必定設法令我出洋去讀書，至於手槍，於行刺後，已經交回姓陳的了。至此間，官詢問行刺後曾許有酬勞否？武答雲：‘沒有，當時曾許我一千塊，但是我隻得三十元雲雲……’”
可見，在這份庭審記錄中，武士英對其作案過程，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
3月 27日，《民立報》進一步報道：
“……武士英被捕之時，已經供認應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曉得要幹這事……”
再後續的審訊當中，武士英進而對公眾宣稱“我是上了應夔丞的當”。
應夔丞是誰？此人曾經是國民黨人陳其美的部下，當時是北洋政府屬下的江蘇巡查總長，同時也兼任一個名叫“共進會”組織的頭目。
史料《漁父先生被害後十日記》章節《凶徒醜跡記》，對應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
“……應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歲，浙江寧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20號，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護著名流氓範高頭者，即此人，光複之際，滬軍都督府曾利用之為間諜科科長，以為羈縻之計，尋至南京總統府充庶務員，因濫用公款被逐，南北統一後，入京運動總統府，任之為長江偵探科長……後陳君（陳其美）致函中山謂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關兵站……”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應夔丞，原本是革命黨的人，但是後來暗地裏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為了北洋政府的人，並且陳其美暗中對此人不滿，不願意重用他。
應夔丞還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還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內務秘書洪述祖。
我們來看看應夔丞和洪述祖之間關於謀害宋教仁的秘密電報，是怎樣被截獲的。以下是史料《宋漁父》的記載：
“……程都督本預約於 26日會同英法捕房捕頭及國民黨重要人同至電報局閱看關於此案之緊要秘密電報各底，隨即簽字蓋印，令電報局保存，乃 26日下午，英總巡卜羅斯君及陳英士（陳其美）諸君均到電報局照辦……應桂馨家中所得證據甚多，而最關緊要者則暗殺案發現之電信是也，其關於此案之電報各信，無非應夔丞與洪述記（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記送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惡陰險……”
由此可知，應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來往電報，事後被陳其美和巡捕房查獲了。
我們來看看被截獲的一些關鍵電報，它們被刊於《民立報》1913年 4月27日版，《民立報》那時向公眾公開了這些電報：
“3月 14日，應夔丞電洪述祖（寒電）：‘梁山匪魁（宋教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夔。’3月 18日，洪述祖回電應夔丞：‘川密。寒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為忌者所笑。蔭。’（3月 20日，宋教仁被刺。）3月 21日，應夔丞電洪述祖：‘北京椿樹胡同洪蔭芝君鑒，川密，號電諒悉， 匪魁（宋教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夔。’”
這些電報很清楚地顯示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秘書洪述祖，指使應夔丞安排謀殺了宋教仁。那麽，洪述祖為什麽要謀殺宋教仁呢？對此，史料《宋漁父》收錄的《凶手醜跡記》的推測是，洪述祖是為了討好他的上司——趙秉鈞、袁世凱：
“……（洪）此次挾資南來，係為解散歡迎國會權，殺機遂起，而我宋先生首當其衝，傷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實欲借是以媚其主耳……”
綜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認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許是至今而言比較穩妥的一個版本：
1.應夔丞是陳其美的人，但是暗地裏接受了北洋政府秘書洪述祖的招募。
2.應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謀殺宋教仁，於是，應夔丞主動向洪述祖提出刺殺宋教仁的提議，目的為獲取豐厚的報酬。
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後，應夔丞派出陳玉生等屬下，指使武士英殺死了宋教仁。
4.案發後，國民黨人偕同報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舉報，及時抓捕了應夔丞、武士英。
5.陳其美一行人搜出應夔丞和洪述祖的電報，列為呈堂證供，由於洪述祖為北洋政府的內務秘書，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腦袁世凱。
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案發之後，陳其美為何很快知道應夔丞是指使人？
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舉報嗎？不一定。不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個虛假線人。陳其美不但對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牽涉在內。但是，這僅僅是猜想，也有一些間接的相關線索，可是至今仍然沒有確鑿和直接的證據。
當然，也正是因此，陳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雖然是國民黨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孫中山、陳其美一夥，長期以來關係並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說陳其美出於內鬥暗殺了宋教仁，這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此，我出於十分嚴謹的角度，嚐試對案件各個涉案當事人作出暫時的定性如下：
1. 袁世凱：有嫌疑，但至今沒有確鑿證據。
2. 趙秉鈞：有嫌疑，但至今沒有確鑿證據。
3. 洪述祖：已確定，是謀殺宋教仁的主凶。
4. 應夔丞：已確定，是謀殺宋教仁的同謀。
5. 武士英：受應夔丞、陳玉生指派，充當直接殺手。
6. 陳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沒有確鑿證據。
也就是說，從目前所能查到的確鑿證據看來，我隻能得出以下確定的結論：是應夔丞為討好洪述祖而謀殺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並且執行死刑，這個處理，應該說是妥當的。
而至於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凱、陳其美的替罪羊，則都是在間接證據基礎上所作出的推論，雖然其推論也不乏合理之處，但是，畢竟那隻是推論，仍然算不上是鐵案一樁。
這是我對宋案的嚴格定性，這也是一個權宜的定性。我認為，在缺乏確鑿證據的當下，目前的這個定性，暫時而言是比較穩妥的。當然，我也隻是依據可靠史料進行的推理，本文也絕非一份判決書。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拋磚引玉。
希望這起羅生門，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誰炸死了張作霖
關於張作霖之死，近來出現了一種所謂“新說法”，即張作霖被炸死與日本人無關，而是蘇聯情報機構所為。那麽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蘇聯特工嫁禍日本人的陰謀嗎……
時間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東北王”之稱的奉係軍閥張作霖，為了躲避北伐軍（國民革命軍）的進攻，乘坐火車專列，從北京趕回沈陽。此刻，清晨 5點 30分，列車行駛到沈陽郊區的皇姑屯，車廂突然遭到炸藥爆破，瞬時，列車車廂被顛覆，張作霖被炸成重傷，並於當日死亡。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誰在鐵路上安放炸藥炸死了張作霖？關於謀殺張作霖的凶手，民間有傳統的“河本大作說”，也有新奇的“蘇 聯特工說”。
其中，“蘇聯特工說”出自於脫啟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係遠方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書中轉引了據說是來自於蘇聯特務機關的人事檔案資料。該書似乎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但是，我通過挖掘日本方麵的史料，又發現，傳統的“河本大作說”，證據仍然相當充分、相當紮實，其可信性仍然是壓倒性的。在這一方麵，證據十分充足，為免繁冗，我在此，隻列舉其中幾條關鍵的史料如下：
謀殺張作霖的第一號嫌疑人——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本人，在 1953年 4月 11日於中國山西太原戰犯管理所內所寫的一份筆供，很清楚地承認了自己謀害張作霖的事實。
河本大作的供詞，收錄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其中文譯文，是這樣的：
“……當時，（張作霖）東北軍敗退出關，（日本）關東軍依據東方會議的決議，準備對東北軍進行繳械，但是，依照當時的規定，關東軍在南滿鐵路附屬地以外的地方開展軍事行動，必須要首相田中義一的一種特殊背書令，而田中義一由於受賄（收了張作霖的錢）的關係，和張作霖是一夥的人，所以，他遲遲不肯簽字，於是，關東軍就這樣錯過了對東北軍繳械的最佳時機。因此，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僑民感到極度的不安，並對關東軍表示了非常的不滿。如果晚一點兒再繳械，就可能要與東北軍發生直接的火拚了，而與其這樣，還不如直接暗殺掉張作霖，並以此打亂東北軍的指揮係統。暗殺張作霖的決定，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備隊第四中隊長東宮鐵男答應（我）承擔實際爆破的任務，並最終是由東宮鐵男操縱爆炸裝置，將張作霖給炸死的……”
熟悉中日曆史的朋友應該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當時的特定曆史背景和行為邏輯的。
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殺張作霖之後）回日本期間，私底下對他的好友小磯國昭承認過自己就是謀殺張作霖的真凶。
這一條史料，相當的關鍵。
據日本軍人小磯國昭在其《小磯國昭回憶錄》的記載，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從中國東北回到日本東京，小磯國昭在東京車站接他，河本大佐當時對小磯國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殺死張作霖的凶手。
《小磯國昭回憶錄》的這個證言，轉引自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寫的資料《滿洲事變》。
還沒完，還陸續有證人。
當年身在東北與河本大作打過不少交道的日本僑民菅原憲亮的證言也表明張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劃謀殺的。
菅原憲亮在回憶文章《奉天特務機關長》裏麵，有一份這樣的證言，收錄在史料《土肥原秘錄》中：
“……我在奉天（沈陽）一家日本商業公司當經理……當時，日本僑民在滿洲的權利受到（中國人）日益嚴重的侵害，幾乎已經陷入絕境。我向關東軍的河本大佐參謀訴苦，請其設法幫助（日本僑民）解脫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慮、研究對策，終於擬定了一個計劃（即炸死張作霖）。我從一個買賣人的角度，極力支持這一計劃。土肥原賢二也深知此情，並預祝這一計劃的成功……計劃逐步實現，皇姑屯車站終於響起了震天的爆炸聲。我趕赴現場，隻見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奉軍（東北軍）士兵……”
其實這還不算，還有更多的證人。
依據曾經擔任日本駐華公使、親曆了中日戰爭的重量級戰犯重光葵回憶：張作霖的確是被河本大作謀殺的。而且案發之後，日本陸軍省反對公布本案的真相，是為了不影響日本的國家形象。日本陸軍省當時認為：與其公開本案的真相並公開處罰責任人，還不如讓本案永遠留在雲裏霧中，日本可以糊弄國際輿論，逃脫道義的譴責。
重光葵的這份證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華內幕》（又名：《昭和之動亂》）。
戰後，由日本防衛廳（相當日本戰時的軍部）編寫的正史《大本營陸軍部》，也是這樣記錄的——是河本大作暗殺了張作霖。
中國對《大本營陸軍部》這本日本史料進行了摘譯，出版了《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一書，分上、下兩冊。書中的相關文字摘錄如下：
“……因為（首相）田中義一拒絕批準對（張作霖）東北軍進行繳械，關東軍私自策劃了炸死張作霖的事件，該案不但主謀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土肥原賢二、村岡長太郎也參與了策劃……”
換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對於“河本大作謀殺張作霖”的說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認的。
不但如此，還有日本戰犯城野宏、偽滿洲國漢奸臧式毅、日本軍人儀我誠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個事實：是河本大作，暗殺了張作霖。這些人的證言，大同小異，在此不贅述。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狀，還有相當多的人證：菅原憲亮、小磯國昭、重光葵。此外，還有更多的證人：城野宏、臧式毅、儀我誠也……相當多的證人證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
可是，我們畢竟又無法忽視脫啟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該書所主張的“蘇聯特工暗殺說”，畢竟列出了據說是摘抄自蘇聯特務機關人事檔案的有力證據。
事實上，當年的張作霖，的確是狠狠地得罪過蘇聯。首先，蘇聯立國之後，蘇聯國內的反叛殘餘——效忠沙皇的白俄軍隊逃亡到東北被張作霖收留，蘇聯抗議多次，無果而終，懷恨在心。其次，張作霖派人搜查了蘇聯駐中國大使館，逮捕並殺害了以李大釗為首的一群共產黨人。對於此，蘇聯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也就是說，蘇聯的確存在報複張作霖的充分理由。
可是，曆史畢竟是曆史，任何謀殺案件的認定，都需要舉證。
既有日本人自稱是凶手，也有蘇聯人自稱是凶手，張作霖這個疑案，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我綜合蘇聯、日本兩方麵的現有材料，進行綜合的分析，認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
1. 河本大作和蘇聯特工，都有暗殺張作霖的計劃。
2. 河本大作搶先成功實施了暗殺，蘇聯特工晚了一步。
3. 蘇聯特工獲悉張作霖死訊，回國謊稱是自己所為來冒領功勳。
當然，這也隻是一個假設。可是，這樣的假設，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釋日本、蘇聯雙方都有人“爭當殺死張作霖的凶手”這樣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麽在蘇聯間諜機關“克格勃”的檔案裏麵，會留下蘇聯特工自述殺死張作霖的記錄。
大家也一起來琢磨琢磨？ 吳佩孚暴斃內幕
關於吳佩孚的死，其貼身心腹汪崇屏，在台灣的史料裏，提供了完全不一樣的說法：日本醫生，是吳佩孚的鐵杆哥們齊燮元請來的，而日本醫生在給吳佩孚動手術之前，實際上吳佩孚已經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
1939年秋，吳佩孚因吃飯時被雞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經過中、日、德多個國家的醫生治療無效，進入高危狀態，1939年 12月 4日，吳佩孚的部下齊燮元請來一個日本醫生，給吳佩孚動手術，手術之後，吳佩孚當場身亡。
吳佩孚的命案是民國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撲朔迷離的命案之一。此案牽涉牙科手術，是故意殺人還是醫療事故？由於當時沒有及時進行司法鑒定，如今要回頭將本案的事實真相徹底還原，恐怕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似乎隻能回頭檢證吳佩孚身邊人的說法，借以參考。
首先，我們看看吳佩孚的孫子吳運乾、吳運坤在《先祖父吳佩孚的生前身後事》一文中的說法：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頭子川本會同大漢奸齊燮元攜日本軍醫前來強行‘治療’。家屬欲阻攔而不得，齊燮元說：‘大帥是國家的人，一切由國家主持安排，家屬無權過問。’我們後來得知，當時是由我父親（吳道時）扶護頭部，母親也在側，川本、齊燮元現場監督。日本醫生用手術刀在水腫的右腮下氣管與靜脈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頓時氣絕。當時有人喊了一聲快打強心針！日本醫生在醫藥包裏尋找一番，表示沒帶強心針，旋即跳到床上搶救，進行人工呼吸，強壓胸腔及心髒。事後想來，這番搶救動作，無非是再施手腳，加速死亡。母親從屋中出來時，痛哭失聲，告訴我們：‘天塌了！’噩耗一經傳出，樓上下、院內外一片大亂，哭聲震天。祖母當場昏厥。親隨張劭溥拔出手槍要打死日本醫生，日本醫生在眾多警特掩護下鼠竄而逃。當時的情景，給我們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還曆曆在目……”
顯然，吳佩孚的孫子們一口咬定：日本醫生是故意殺死吳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吳運乾、吳運坤二人，當年的年齡分別為 8歲、10歲。他們的證言，隻有參考價值，恐怕不能單獨成立事實。
我們再來看吳佩孚生前的隨員、英文翻譯陳文會在《我所知道的吳佩孚》這冊資料中的說法：
“……當吳氏（吳佩孚）患牙疾惡化之時……大漢奸齊燮元主張請日本牙科大夫伊東豐作及外科醫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後由川本、岡野等帶至吳宅，或謂其帶至之時，即有意不利於吳氏。伊東旅京甚久，治牙係其專業，兼有時名，何致拔牙之後，複經消毒反形增劇，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帶已啞致不能發音，此誠令人大惑不解，吳左頰紅腫，醫謂膿血填溢為害，議請寺田稍動手術，俾膿血向外潰流，但頰之與喉，部位懸隔，何以一經開刀及喉部，奇離如此，索解莫由，吳氏病臥在床，妻子未離左右，兒媳扶頭，齊燮元在場，寺田開刀，致哎喲一聲，立與世辭，伊東等借去取強心劑為詞溜出吳宅，伊東未溜之時，宅中隨從人等，勢與伊東、寺田拚命，經吳夫人含悲忍痛攔阻方平息，當伊東在樓上治牙之時，吳之舊部（我在場）約百餘人在樓下靜候消息，一聞逝世，莫不失聲痛哭，如喪考妣，吳氏死後，物議朋興，集矢於日本軍部，為平息眾怒，爰請吳之秘書長陳廷傑與參謀長張佐民至電台，講吳氏逝世經過。陳、張無儀秦之舌，亦無法代為辯護……”
可見，作為吳佩孚隨身翻譯人員的陳文會也認為：日本醫生是故意殺死吳佩孚的。
在吳佩孚死亡的現場，還有一個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吳佩孚》中寫下了如下的證言：
“……吳佩孚幾天之前吃飯，被雞骨頭卡在了金牙裏，嗓子腫了，吃不下東西，曾經找日本大夫伊東來拔牙，將牙拔去之後，腫也沒消，仍然飲食不進，今天又由齊燮元介紹另外一個日本大夫前來診治，在場的隻有（吳佩孚的妻子）張佩蘭和齊燮元二人，據大夫說：‘非動手術不可，但不上醫院、不用麻藥，就動手術。’連張佩蘭也認為不妥，但齊燮元堅持說：‘不要緊，沒問題。’於是就由日本大夫動了手術，一刀子進去，隻聽見哎呀一聲，吳佩孚就斷氣了，現在日本大夫還沒走，已經過了三個鍾頭，大家都在等待吳佩孚緩過這口氣呢……不久，請來了一個德國大夫，上樓匆匆一看，急忙下樓來，用中國話說：‘不行了，沒有脈息了……’”
李炳之的言辭比較中立，他既沒有認定日本醫生故意殺人，也沒有為日本醫生開脫。
我們再來找一個證人，此人叫張紹程，是吳佩孚兒媳婦的叔父。張紹程的說法，也收錄在《我所知道的吳佩孚》中。原文照錄如下：
“……吳佩孚……患了牙症，本來病並不嚴重，初請中醫郭某敷石膏藥……拖延了時間，口腔發炎，家人改請德國醫生史蒂夫斯診視，經化驗說是白細胞多、紅細胞少，恐轉入敗血症，最好住院開刀動手術，家人勸吳佩孚住院，但吳佩孚堅持不進德國醫院，但是想請德國醫生到家中來開刀。德國醫生認為吳佩孚家中衛生環境及設備條件不適宜動手術，於是不來。齊燮元看德國醫生不來，則改請日本醫生。吳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吳佩孚並不反對日本醫生來。齊燮元說：‘（吳）大帥是中國的重要人物，德國醫生不來，就該請日本醫生，如果你們不同意，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誰擔負得起責任？’吳的家人於是隻好聽從齊燮元，請日本醫生伊東來開刀……動手術時，張佩蘭執吳的左手，（兒子）吳道時執右手，（兒媳）張義先扶吳佩孚的頭部，日本醫生伊東的手術器械簡單，而且沒用麻藥……在刀割處一勾，吳佩孚當場氣絕身亡……醫生說身體太弱，沒有辦法挽救，勉強打了一支強心劑，當時吳的衛隊有幾人，一直吵鬧，責問伊東，齊燮元急忙阻止，不讓衛士們吵嚷……”
張紹程作為吳佩孚的親戚，他也沒有就本案的性質，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
我們再來找一個證人。這個證人，是吳佩孚晚年的貼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寫了一篇《吳子玉先生幕中見聞》（注：吳子玉即吳佩孚），收錄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訪問紀錄》當中。
在這本訪問紀錄中，汪崇屏所講述的吳佩孚死亡的全過程如下：
“……（碎骨頭嵌進牙縫）飯後，找了一個日本人叫伊藤的給他治療，伊藤沒有什麽政治作用，我們大家都找他鑲過牙，認為很滿意，他不是牙醫，隻是個鑲牙的，他將吳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沒有消毒，因而進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腫了……吳佩孚的家人將姓曹的中醫找來，此人是有名的庸醫……草草開了方子，吳佩孚晚上 10點吃的藥，剛過 12點病情就惡化了，吳佩孚之死，就死在這個江湖醫生的手裏……到了（12月 4日）淩晨 2點鍾，人已經差不多要完了，將他的兒子找來準備後事……結果又吃了（曹中醫）的一服藥，進而發燒……吳於 12月 4日逝世，逝世前兩天，病已嚴重，即使日本醫生不開刀，他也絕無痊愈的希望……請了德國醫生史蒂夫斯來診治，發現吳的白細胞太少，非常危險，需要手術……至 12月 3日深夜，吳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將孫丹林找來吩咐後事……12月 4日晨，德國醫生要求入院開刀，吳不肯去……這時齊燮元、符定一、川本帶了一位日本醫生（姓石田）來，吳佩孚堅決不肯讓日本醫生治，齊燮元又氣又急，對張夫人說：‘你們老爺不讓日本人給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齊燮元說罷，帶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樓，強行給吳佩孚施行手術，我當時對齊燮元說：‘（吳）大帥已經不行了，為什麽還要讓日本醫生擔此惡名？讓他（吳）安靜離去吧。’齊燮元問日本醫生。日本醫生點點頭，說：‘也許還可以治。’結果一刀下去，吳就斷氣了。齊燮元哭著下樓，頓時大家一片哭聲。一些年輕將士在樓下鬧，說要打死那兩個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樓上，一動不敢動。我當時對他們（年輕人）說：‘（吳）人已經完了，還鬧什麽？憑良心說，他們（日本醫生）也是為吳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樓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狽……”
可見，作為吳佩孚貼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說法則截然相反：吳佩孚並非死於日本醫生故意殺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灣。）
那麽，侵華日軍那邊的人，對於吳佩孚的死，又是怎麽說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曆史當事人、侵華日軍高層人員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憶錄》中的說法：
“……組成對華特別委員會……決定以土肥原賢二為目前的負責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吳佩孚身上……吳佩孚提出的出馬條件與日本軍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認為吳佩孚是舊軍閥，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馬無益……土肥原賢二采納了我的意見，打消了推舉吳佩孚的意圖……後來隨著汪精衛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賢二策動吳佩孚的設想自然也就不積極了……因此，促成吳佩孚出馬的工作至此中斷，重新改為以開封為起點，利用吳佩孚的聲望致力懷柔雜牌軍……但是，吳佩孚在當年12月4日因治療牙病引發了敗血症，突然死亡，這項工作也就結束了……吳佩孚死後，重慶政府對其大加讚揚……而他們對吳佩孚本人的真實（親日）想法卻無從知道……”
顯然，今井武夫認為：吳佩孚仍然對日軍有利用價值，他的死亡是突發事件，與日軍無關。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日本軍人——陸軍省人事局額田坦的證言，收錄在《土肥原秘錄》裏麵：
“……我隻見過（土肥原賢二）僅有的一次大驚失色，那是在 1939年 12月他對華北工作告一段落，從參謀本部來到畑俊六大臣官邸匯報，正當他在會客室等候之際，我因向大臣請示人事問題也同時在座，這時，參謀本部電報班的軍官倉皇趕來，交給大將（土肥原賢二）一封電報，頓時見他（土肥原賢二）驚慌失措，慌忙進入大臣辦公室，我當時也感到震驚，事後才知道，是因為經他苦心謀略且成功在望的吳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
額田坦的證言，說明了土肥原賢二在得知吳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覺相當的意外和震驚。
注意，土肥原賢二當時是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全力負責策反吳佩孚的工作，換言之，日軍如果要暗殺吳佩孚，按理應該事先征得土肥原賢二的首肯，除非日軍下層將士擅自為之。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外務省給日本內閣的報告。有一份名叫《建立華北新中央政權的運動》的報告，收錄在《我所知道的汪偽政權》中，是這樣寫的：
“……隻有吳佩孚一派的運動，因日本軍土肥原機關積極援助而逐漸具體化，曾一時與唐紹儀取得聯係，唐被暗殺後，即單獨進行，吳佩孚為了響應臨時政府、維新政府及民間的希望，終於決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吳佩孚）向全國發出了和平救國通電，1月 30日，吳佩孚就任綏靖委員長，該會在達到吳佩孚出山的目的後，於 2月 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開封設置以吳佩孚為綏靖委員長的綏靖委員會，這個運動，結果在當年 12月 4日，因吳佩孚的去世而夭折……”
很清晰，日本外務省的報告顯示：吳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吳佩孚對於日本是有利用價值的。日本人暗殺吳佩孚，似乎並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我們仔細研讀、對比以上九位“證人”的證言（吳運乾、吳運坤、陳文會、李炳之、汪崇屏、張紹程、今井武夫、額田坦、日本外務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實如下：
1. 吳佩孚吃飯時，雞骨刺入牙縫，請日本醫生拔牙。
2. 拔牙之後，吳佩孚感染，得了敗血症。
3. 吳佩孚服用中醫的中藥，延誤了治療，病情惡化。
4. 吳佩孚拒絕入住德國醫院動手術。
5. 吳佩孚進入病危狀態。
6. 吳佩孚的老部下齊燮元帶了日本醫生伊東來給吳佩孚動手術。
7. 吳的家屬及隨從阻攔，但齊燮元強硬地說服了吳家接受手術。
8. 動手術時，吳佩孚的妻子、兒子都在現場幫忙。
9. 動手術過程中，吳佩孚當場身亡。
10.吳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懷疑日本醫生，並要動粗，被勸阻。
而侵華日軍人員今井武夫、額田坦以及外務省的證言，則似乎說明了以下事實：
1. 吳佩孚是個親日人士，至少在表麵上是。
2. 吳佩孚並不拒絕出任偽職，隻是條件沒談攏。
3. 到了後期，吳佩孚對日軍似乎已經不再重要。
4. 但是，吳佩孚對日軍還有“招撫雜牌軍”的利用價值。
5. 負責“吳佩孚工作”的首腦土肥原賢二對吳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
本案的研究難點在於，研究者需要同時具備以下的專業知識：
1. 牙科臨床手術知識，分析日本醫生的動作。
2. 對比證人證言，理清基本事實。
3.根據當時的軍事、政治、曆史背景，分析日軍動機。我顯然不具備牙科手術知識，因此隻能在分析證言、分析作案動機等方麵入手。
依據上述的各種證言，我認為，日本醫生故意殺死吳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則需要合理解釋以下的疑點：
1. 盡管合作條件談不攏，但是吳佩孚對日軍仍有利用價值，暗殺吳佩孚，似乎並不符合日軍的利益。
2. 北平當時是日軍占領的地盤，要殺吳佩孚似乎並非難事，似乎不必請醫生當著吳佩孚妻兒的麵公然動手。
3.吳佩孚當時已經進入病危狀態，暗殺垂死之人，似乎沒有必要。
4. 日本醫生膽敢進入警衛森嚴的吳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
5. 日本醫生不是日軍派來的，而是吳佩孚的心腹部下齊燮元請來的。
6. 土肥原賢二得知吳佩孚死訊時的意外和震驚，也需要合理的解釋。
7. 吳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灣，似乎沒有必要為日本人開脫。
綜上所述，我認為，吳佩孚一案，醫療事故的可能性，大於蓄意謀殺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須坦言，司法實踐告訴我們，醫療死亡案件，必須及時開展醫療事故的司法鑒定，才能及時得出肯定的結案判詞，而一旦錯過了時機，相隔幾十年再回頭，單憑證人證言去對比分析，則恐怕隻能判斷個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準確斷案。
這就是我的看法。諸位讀者也不妨來琢磨琢磨。 川島芳子死亡之謎
電影裏麵川島芳子的故事，其實還遠遠不如現實中的真實故事精彩，川島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還活在人間的說法，靠譜嗎……
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輝，為肅親王善耆的女兒。1912年，年僅六歲的川島芳子被父親（肅親王善耆）送給日本浪人川島浪速收養，並於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學。
長大之後，川島芳子成為了侵華日軍的一員間諜。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川島芳子和日本軍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劃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並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戰事，以轉移國際視線，掩護偽滿洲國在中國東北的“建國”活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島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 3月 25日，川島芳子以漢奸罪，被中華民國政府在北平處決。一了百了。這件事本來也就這樣完了。但是，近年來，在中國冒出了一條驚天新聞：川島芳子當年並未被國府槍斃，而是花錢買通了替死鬼，川島芳子被秘密釋放了，從此隱居在長春郊外一個名叫“新立城”的農村，一直到 1978年 2月 21日，安然終老。事實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關於川島芳子（金壁輝）到底是被國府槍斃了，還是被私下釋放了，我依據自己所接觸到的一些證人證言，在本文中，也來一個分析。
首先，我們看看川島芳子的哥哥——愛新覺羅·憲均的證言。
愛新覺羅·憲均認為：川島芳子，的確是被國府處決了。
愛新覺羅·憲均的證言，收錄在《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原文摘錄如下：
“河北省高等法院於 1948年 3月 25日淩晨，將金壁輝槍決了，她的屍體由她在北平的十姐愛新覺羅·顯獅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領走並且火化了。金壁輝的屍體被火化之後，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則留在了中國。”
很清楚，作為川島芳子的哥哥愛新覺羅·憲均認為：川島芳子的確被國府槍決了。
當然，也許讀者會說：愛新覺羅·憲均是川島芳子的哥哥，當哥哥的，當然要保護妹妹，不可能誠實地告訴你“我妹妹還活在人世”吧？
應當承認：這種質疑，是有道理的。
於是，我們再來看看台灣那邊的國民政府獄政檔案。
1948年 3月時任北平第一監獄典獄長的吳峙沅，在台灣當局法務部編纂完成的《百年獄政檔案》中，留下了這樣的證言：川島芳子確係被民國政府處決了。
吳峙沅的證言，原文是這樣的：
“（川島芳子）執行死刑並經何承斌檢察官驗明正身，訊留遺書後，命令法警執行一槍斃命，事後經檢察官率同檢驗員三次覆驗，確已死亡，始將屍體交由本監移出非常門外停放，以備各新聞記者參觀暨拍照，同日午後並準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領掩埋。”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方麵的獄政檔案，和大陸這邊的愛新覺羅·憲均（川島芳子的哥哥）的證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島芳子不但的確被槍決了，而且屍體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領走了。
說到這裏，毋庸諱言，證據仍然不是十分充分。
我們再來看看川島芳子的親妹妹、肅親王善耆的第 38個孩子金默玉的證言。
2008年 11月 19日，在東北調查“川島芳子沒死”傳聞的記者，電話采訪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當時，金默玉是這樣對記者說的：川島芳子在1948年，的的確確是被國民政府槍斃了。
金默玉的證言，是這樣的：
“當年她（川島芳子）被槍決時，也有被替身贖出的傳言，我們看了行刑後的照片，確信是她本人，沒有假的，你們現在聽到的都是謠言。”
於是我們進一步知道，不但川島芳子的哥哥愛新覺羅·憲均深信川島芳子已經被國民政府槍決，川島芳子的親妹妹金默玉，也堅信川島芳子的確已經被國民政府槍決。
當然，前麵所引用的川島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當年的典獄長，也許都與川島芳子有一定的利害關係，因此，從理論上而言，這些人的證言，都不是絕對可信的。
以下，我們來看一個利益不相關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麽說的。
大家跟我來看看聲稱當年親眼目睹川島芳子被槍斃的國民黨老兵——譚良澤老先生的證言。
譚良澤老先生是原國民黨憲兵 19團駐西區憲兵隊少校軍官，當年負責槍斃川島芳子的刑場警戒任務。
2004年，譚良澤老先生在四川自貢接受媒體采訪，是這樣說的：
“川島芳子被處決是鐵的事實，之所以傳出未死的謠言，是因為此次處決的開槍過程沒有允許記者公開目擊，所以引起了記者不滿所致。”
譚良澤老先生作為刑場目擊者，他的這篇證言采訪文章，名叫《帝國諜報之花的末日：處決川島芳子的全過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一讀。
但是，盡管譚良澤聲稱親眼目睹川島芳子被槍決，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譚良澤此前從未見過川島芳子，他所見到那個被槍斃的“川島芳子”，隻不過是一個替身。實事求是地講，這種可能，也是有的。
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慶祥所編著的新書《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這本書出版之後，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這一本書中，曆史學者王慶祥，在調查了“川島芳子逃脫死刑”傳聞的相關人士之後，挖掘出了以下兩條最為關鍵的證據：
關鍵證據一：長春市居民段連祥，在生前告訴過他的女兒段續擎和外孫女張鈺，川島芳子在1948年並未被槍斃，而是花錢買通獄卒，並逃脫了，此後一直隱居在長春郊外一個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 1978年去世。段續擎和張鈺長期接觸的“方姥”，正是川島芳子本人。
但是，這則證據的瑕疵在於，段連祥早已去世，死無對證。原話是不是他所說的？不能十分確定。
關鍵證據二：清廷貴族後裔愛新覺羅·德崇，於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陽市皇姑屯三義棧胡同的一個大院裏，親眼見過川島芳子。“川島芳子”走後若幹天，愛新覺羅·德崇的姐姐額溫對他說了以下的一番話：
“那天來家的壁輝有學問，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藝……連死都有人替。”
注意這裏的“壁輝”，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輝”——川島芳子的漢文名字。
這件事，是愛新覺羅·德崇親口告訴曆史學者王慶祥的——但是，這一條證據也是有瑕疵的：這句話畢竟是額溫說的，而額溫又不在人世了，死無對證，其真實性也是無法確定的。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慶祥在《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一書當中，還分析了所謂“川島芳子”的一些遺物，例如一架刻著“hk”兩個英文字母的望遠鏡、一張寫著“小方閣下”的紙條……但是，由於這些遺物，並不能證明遺物的主人就是川島芳子，也就是說：從證據的角度來看，這些證據缺乏足夠的關聯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讀一下《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這本書。
分析到這裏，毋庸諱言，《川島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證到的兩條關鍵證言如下：
1.段續擎、張鈺的證言。
2.德崇的證言。
就在世人而言，目前隻有這三個人，聲稱自己在 1948年之後，親眼見過川島芳子本人——也就是說，他們三個人聲稱川島芳子並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
行文至此，我們不妨將本案中的各個證人的說法，總結如下：
1.川島芳子兄長愛新覺羅·憲均：川島芳子的確於1948年被槍決了。
2.川島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島芳子的確在 1948年被槍決了。
3.典獄長的吳峙沅：川島芳子的確在1948年被槍決了。
4.刑場警戒兵譚良澤：我親眼目睹川島芳子在1948年被槍決了。
5.段續擎、張鈺：川島芳子脫逃，此後在長春一直活到1978年。
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間，親眼見過川島芳子。因此，這件事到了現在，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羅生門”事件，證明川島芳子被槍決的證據有，證明川島芳子逃脫死刑的證據也有。但是，正反兩方的證據，似乎也都並不十分充分。說到這裏，有一點是必須指出的：當年國民黨的獄政，的確是比較腐敗的，
一個有錢的犯人，願意花足夠多的錢，買下自己的一條命，這並非是鮮見的事情。川島芳子這個“羅生門”案件，也許要等待更多的證據浮出水麵，才能開展進一步的探討了。 疑點重重的“馮玉祥之死”
馮玉祥的一生，叱吒風雲，民國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幾乎都參與其中。1948年 9月 1日，馮玉祥在訪美歸國的輪船上，由於輪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幾十年來，一直是個謎……
1948年 9月 1日，馮玉祥乘坐蘇聯輪船“勝利號”，在黑海海域，輪船發生火災，馮玉祥在船艙內被煙火窒息而死。馮玉祥的命案，是眾多民國命案中最難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國內傳言最廣的說法是“國民黨暗殺之說”。但是，真的是這樣嗎？通過本文我帶領讀者們，去重新審視這個案件。當時在案發現場，有一個關鍵證人——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們來聽聽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對事發經過是怎樣說的。1965年，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在山東青島親口對馮玉祥的老部下張宣武說了以下一番話，收錄在《我所知道的馮玉祥》這冊史料中：
“……馮玉祥自赴美國，蔣介石的特務始終跟蹤不離左右，但是，在乘坐蘇聯“勝利號”輪船抵達埃及開羅時，馮玉祥已經下船，特務也跟著下了船，啟碇時，馮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幫（國民黨）特務卻沒有赴蘇聯的船票和簽證，他們上不去，於是，才把特務甩開了……”
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認為有一群疑似“國民黨特務”的人在跟蹤馮玉祥一家人，但是，這群被她和馮玉祥懷疑是“國民黨特務”的人，在火災事故發生之前，已經被馮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這裏，讀者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1. 馮玉祥懷疑人家是國民黨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
2. 跟蹤的目的可以有許多種（例如監視），跟蹤不等於蓄謀暗殺。
另外，讀者也許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國民黨特工已經跟蹤馮玉祥很久了，為什麽不直接開槍射殺馮玉祥？國民黨對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就是直接開槍射殺的，後來國民黨派特工到美國暗殺作家江南，也是這樣幹的。
馮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說法還沒完，我們繼續往下讀：李德全接著對張宣武說：
“……（1948年）8月31日，船抵達黑海，晚餐後，馮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電影室看電影，馮玉祥在船上的電影室親手放自己在美國拍攝的紀錄電影膠片，在倒片時，機輪滑落，快速旋轉摩擦生電導致起火，由於室內膠片很多，而拷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間滿室內都是火，馮玉祥和其他觀眾一起爭先恐後地奪門而出，被煙霧遮蔽視線，看不到出口，脫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燒傷，同時遇難者七十多人……”
注意細節，本場火災似乎不僅僅是燒死了馮玉祥，而是一共燒死了七十多名國際乘客——因為這是一艘國際客輪。
我們再來聽聽魯迅的兒子周海嬰的說法。
為什麽要聽周海嬰的說法？因為周海嬰和馮玉祥一家的後人有交往。周海嬰在其《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談馮玉祥之死》一章中，是這樣說的：
“我們住的沈陽鐵路賓館，隔幾天就有一次當地首長出麵舉行的‘接風’宴，歡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達。他們之中有蔡廷鍇、李濟深、王昆侖、章伯鈞、章乃器、朱學範、彭澤民、譚平山、鄧初民、孫起孟、閻寶航、吳茂蓀、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還有一位僅比我年長1歲的王金陵，是王昆侖的女兒。有關方麵介紹說，他們有從哈爾濱過來，也有繞遠道從蘇聯和法國過來的，各有不同的途徑，但大家都隻顧聽，至於路上的過程細節誰也不打聽。因為這‘通道’也許仍有使用價值，萬一不慎透露出去，將對‘通道’環節的人員不利。
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到達後，向大家詳細敘述了馮將軍死難的經過，使眾人聽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為怕影響中蘇關係，隻得忍著喪夫之痛，也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所以大家聽了也都不便表示什麽。
我至今記得的是，馮夫人當時回憶說，馮將軍是應邀回國來參加新政協大會的，他們夫婦帶兩個女兒和兒子、女婿，還有秘書賴亞力，一起從美國搭乘蘇聯客輪‘勝利號’借道埃及去蘇聯。客輪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統，放下 1500名歐洲歸國的蘇僑（白俄），然後橫渡黑海，開往奧德薩（據他的次女馮弗伐說，此船是德國軍用船改裝的，並非正規的商用客輪）。船上的文娛生活很豐富，每天除了有音樂會和交誼舞會，還放映電影，因此電影膠片積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 8月 22日，放映員在回倒電影膠卷過程中，不慎拷貝起火，並很快從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於風大火勢凶猛，濃煙衝騰而起，正與兩個女兒在艙內談話的馮將軍立即帶著夫人、女兒向出口處衝去，不料離房間最近的那扇門竟被從外麵鎖死，怎麽呼喚也無法打開，為尋找出口，小女兒馮曉達衝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們三人被困在膠片燃燒的化學氣體充溢的走廊裏，直到兒子洪達和四女婿、賴亞力先生幾人把他們一一搶救到了甲板，馮將軍心髒已經停止跳動。在馮夫人敘述的全過程中，她沒有提到曾有蘇聯船員前來救援，隻說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員帶領的。
馮玉祥另一女兒當時受了輕傷。賴亞力的臉部被燒傷，在蘇聯的醫院住院治療。直到過了 3個多月之後，我們還看得出他臉上皮膚的顏色明顯有異。這件不應發生的災難屈指算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且已時勢大變，應當也可以解密，見個分曉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況是，在全國政協一起開會期間，馮弗伐曾向前國民黨軍統頭目沈醉提出過她對父親遇難的疑問。沈醉的答複甚可回味。他說：‘蔣介石對於馮玉祥在美國演講反對援蔣反對內戰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沒有那麽長。’我想，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周海嬰的說法，總結起來是以下幾點：
1.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說：這是一起由電影膠片起火導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鎖了其中一扇門（反鎖原因不詳）。可是，她又擔心影響中蘇關係，因而不敢深入追究。
2.馮玉祥的次女馮弗伐問過（前國民黨軍統高層）沈醉，沈醉否定了“國民黨暗殺馮玉祥”的可能性。
我們根據周海嬰的說法，馮玉祥的遺孀李德全女士以下這一句話，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為怕影響中蘇關係，隻得忍著喪夫之痛，也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
這段話是否暗示著蘇聯人也有放火暗殺馮玉祥的嫌疑？馮玉祥的次女馮弗伐，自己也寫過一篇文章，叫作《緬懷先父馮玉祥將軍》，在這篇文章中，馮弗伐是這樣說的：
“……關於父親（馮玉祥）在黑海遇難，60年來，很多人都心存疑問。記得在 20世紀 90年代，我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曾就父親遇害事詢問沈醉先生。沈先生說：‘馮到美國以後，發表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演講，蔣十分怨恨，但國內形勢吃緊，他的手沒那麽長了，顧不上了！’2001年，周海嬰先生在電話中向我談起此事，說他在 1949年隨母親許廣平夫人到東北時，曾聽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敘說我父親遇難經過，大家聽後都感到悲痛又覺疑惑。她（李德全）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但忍著喪夫之痛，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父親的秘書賴亞力先生在晚年曾對我的弟弟洪達說過：‘據蘇方的調查，大火是烈性炸藥爆炸引起的……’”
馮弗伐的說法，總結如下：
1.（前國民黨軍統高層）沈醉否認“國民黨暗殺說”。
2.李德全對火災有疑問，但是沒有提出過調查的要求。
3.馮玉祥的秘書賴亞力說：蘇聯調查結果是烈性炸藥引起的火災（誰調查的？哪個報告？沒有交代）。
我們再來聽聽馮玉祥四女兒馮理達的說法。馮理達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采訪時，是這樣說的：
“……誰也不知道那火是怎麽著起來的。我兩個妹妹正在頭等艙聽父親講故事，艙門開著。最招人憐愛的小妹曉達，突然看見外麵起煙了，說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沒回來……我們從窗口逃出去，然後飛奔過去救父母和妹妹，母親被救了出來，發現父親時，他已經昏迷不醒，曉達也失蹤了，最終留給我們的僅有一片衣襟……當時父親的身體還有餘溫，可是周圍沒有任何急救藥物，醫務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電影膠片起火，肯定是小範圍的，應該能控製。但這次船上的電報、無線電、醫務室和駕駛艙事先都遭到了破壞……”
馮理達的證言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艙門是開著的，也就是說，這個空間似乎並非是封閉的。
除此之外，馮理達在《文學報》總第 1325期中提供的說法如下：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親到美國。到美國後，父親看到國內戰亂愈演愈烈，就在美國發表了《告同胞書》，痛斥蔣介石的獨裁，呼籲美國政府和人民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蔣介石恨我父親，就開除了他的黨籍，吊銷了我們的護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國成立前夕，我黨邀請父親回國參加新政協，父親立即決定回來。為了安全，我們乘坐了蘇聯在二戰中繳獲德國的輪船‘勝利號’，這是我黨為迎接我父親撥專款給蘇聯的。7月 31日，我們秘密離開紐約，8月中旬抵達埃及亞曆山大港。這時，這裏停留的一艘國民黨軍艦引起了父親的警惕。到了 9月 1日，我們在黑海上航行時，輪船突然起火，濃煙衝進我父親的特等艙，但由於醫務室也提前被破壞，父親在煙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曉達也不幸遇難。後來查明，輪船起火是由於電影膠片起火造成的，但具體原因是什麽並不知道，美國和蘇聯都認為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謀殺，且雙方都指責是對方所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誰，也許永遠無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