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紀南北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4—6世紀，騎兵戰術已經完全成熟定型，之後再未發生曆史性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單調和千篇一律。這段時間裏，各政權之間及政權內部的戰爭異常頻繁，騎兵作戰的對象、環境都多種多樣。從自然環境看，既有北方草原戈壁，也有華北平原、山地，還有江南亞熱帶的水網叢林；從運用騎兵的主體看，既有正在中原化進程中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也有並非戰馬原產地的南方政權。所以該階段騎兵戰術和戰例更加豐富。加之時代愈晚近，保存至今的史料文獻也愈豐富，這三百年的史料密度也遠遠超過戰國秦漢時代。 第一節 十六國北朝政權的騎兵建設<h4>北方政權的騎兵武裝</h4>
十六國北朝政權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著傳統遊牧的部落組織形式及畜牧業生活方式，所以比較容易通過部落組織召集騎兵進行戰爭。[1]在占領漢地以後，這些政權往往結合漢地原有的世襲“軍戶”製度，將本民族戰士作為職業兵，以此維持傳統的騎兵戰鬥力。[2]但華北內地是傳統農業經濟區，並不適合發展畜牧業，十六國政權如果不能控製北方草原，就會逐漸受到戰馬供應不足的困擾。前趙劉曜曾下令無官職者不得乘馬，後趙石虎為了征集戰馬，強行沒收一切民間馬匹，數量達四萬匹。數年後，為了維持對東晉的戰爭，石虎又征調州郡官吏的馬一萬四千餘匹補充軍隊。苻堅準備傾國攻滅東晉，也將其境內所有公、私馬匹全部征用。[3]北方政權往往采取中原王朝傳統的官營畜牧業為騎兵提供戰馬。由於史書文獻中這方麵材料較少，隻能通過個別史料進行窺測。比如前秦苻堅統一北方後，在其建都的關中附近建設了規模巨大的馬牧場，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鮮卑都在這些牧場裏充當牧奴。當苻堅在淝水之戰慘敗後，這些人揭竿而起，牧場恰好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戰馬。這也成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4]再如拓跋北魏政權，當他們還生活在塞外時，過的是傳統部落遊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會雲中，東西二百裏、南北百餘裏的山間盆地中盡是馬匹，時人概算為“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5]。但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與南齊政權頻年戰爭，代北的馬場已經過於遙遠，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陽北郊的黃河兩岸規劃出千裏之地為馬場，將代北馬匹牲畜遷移其中。[6]在東魏朝，高歡以丞相之職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設騎兵曹和騎兵參軍，管理東魏的全部軍馬飼養、調配事務。在高歡之子高洋代東魏建北齊後，原丞相府騎兵曹並未像其他曹一樣劃歸尚書省管轄，而是成為和尚書省並列的騎兵省，單獨設置省主，並且由皇帝親信的秘書人員（中書舍人或黃門侍郎）具體分管。[7]
除了在官牧場繁衍馬匹，北方政權還通過戰爭掠奪、互市交易等手段從邊疆的畜牧地區獲得戰馬。這和以往中原王朝與遊牧族的關係有相似之處。比如石勒剛稱趙王建立政權時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遊牧族，俘獲牛馬二十餘萬頭。[8]吐穀渾降附於前秦後向其獻馬五千匹。[9]後秦姚萇從陝北胡人曹寅處獲得馬三千匹；[10]河西鮮卑杜崙一次就給姚興獻馬八千匹；[11]乞伏熾磐的西秦更從鮮卑提孤部獲得戎馬六萬匹之多。[12]到北魏朝，更經常從對柔然人的遠征中擄獲大量戰馬，以至當時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軍隊都“馬力有餘”，使南方的劉宋朝感到巨大壓力。[13]北魏政權還經常直接從北方高車、鐵勒等族征調騎兵參加對柔然和南朝的戰爭。許多鐵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舉族遷徙到內地州郡駐紮（參見本書第三編北魏部分）。
為了維持騎兵部隊的戰鬥力，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經常對騎兵進行演練。比如石虎在都城鄴城外建閱馬台，每月朔、晦登臨台上，親自用射響箭指揮騎兵訓練。[14]晦朔分別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訓練一次，每次二天。北齊原本規定用圍獵方式訓練軍隊，“月別三圍”，主管騎兵省的唐邕認為過於頻繁勞累，請示減少為每月兩圍。[15]可惜當時對軍隊常備性訓練的記載較少，難以綜合討論。 <h4>北方軍隊的步騎兵比例</h4>
北方政權的開創者在起兵之初倚重的大都是部族騎兵。即使像石勒被略賣到外地為奴，脫離了原有部族關係，最初起兵時也是盜用官牧場中的馬匹，最初武裝集團的核心就是所謂“十八騎”[16]。但在中原地區輾轉作戰的過程中，北方政權會較快地組建步兵部隊配合騎兵作戰。這首先是因為步兵兵員廣泛，裝備成本極低，單兵戰鬥力雖然不如騎兵，但“性價比”要高得多；其次，騎兵部隊擅長奔襲和野戰，但難以勝任攻城、守城等作戰任務，這也需要步兵承擔。
同樣以石勒為例，當他投靠匈奴劉漢政權，在冀州發展勢力時，迅速從流民和堡聚中強征了大量青壯年，組成步兵軍隊配合騎兵作戰。石勒在312年占據襄國之前曾流動作戰多年，這期間他對步、騎兵有比較明顯的功能分工：步兵主要負責守衛輜重、家眷，騎兵部隊則由他親自率領，進行遠程奔襲作戰。310年秋，劉粲等聯軍進攻洛陽，石勒帶領二萬騎兵南渡黃河與劉粲匯合，而命長史刁膺帶步兵九萬和輜重轉移到重門地區固守自保。[17]由於石勒此行沒有步兵，戰事進行得並不順利，未能攻克洛陽，甚至連小城倉垣也未能攻下。當時幽州勤王的鮮卑騎兵逼近，石勒隻得帶騎兵趕回重門，將輜重和步兵轉運到黃河南岸，繼續向南陽、江夏方向流動劫掠。
討論十六國北朝的騎兵運用，一個重要問題是當時騎兵和步兵數量比例。如十六國初的328年，前趙劉曜和後趙石勒會戰於洛陽西郊，石勒調集境內幾乎全部機動部隊參戰，共有“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步、騎兵比例接近2：1。[18]苻堅傾國進攻東晉，共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出征，步騎比例與後趙基本相同。[19]北魏進攻後燕時，後燕集結的兵力是“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步、騎比例約3：1。[20]在北魏占領河北地區後，後燕宗室慕容德率領一部分鮮卑人渡黃河占據青州，建立了南燕割據政權。史載慕容德渡河時有“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數年之後，他準備進攻東晉，在境內大規模征兵講武，共有“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步騎比例約為7：1。需要注意的是，這時慕容德的轄區僅僅是青州一地（約今山東半島），和北方馬匹原產地直接的交通已經被北魏隔絕，因而馬匹來源受到限製，導致步兵比例較高。[21]北魏孝文帝初年，大臣高閭曾建議組建一支防範柔然人入侵的部隊，他提出其各兵種數量是：“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槊”[22]。這裏用騎槊的是騎兵，用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騎比例仍是2：1。
綜上可見，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北方政權，正常步騎兵比例在2：1到3：1之間。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斷，騎兵比例就會大大降低。這個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穩定。據《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一支標準的二萬人部隊，分為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以及作戰步兵一萬人，步騎兵比例為5：2。[23] 第二節 北方騎兵對南作戰的特征<h4>騎兵作戰的地理環境：山地與河流</h4>
在南北間戰爭中，因為南方政權缺少戰馬，北方騎兵對南方步兵占有壓倒性優勢。騎兵集群衝擊需要開闊、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則是運用騎兵的障礙。在東漢末三國初，這個問題已經出現，如赤壁戰後不久，曹仁騎兵與呂蒙在長江南岸的夷陵交戰，呂蒙利用當地險峻的地形設伏，俘獲很多曹軍戰馬：
（呂蒙）又說（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24]
如何避開這些不利於騎兵的地形，在合適的地形上展開決戰，是騎兵統帥必須關注的問題。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騎兵作戰的障礙。南方政權一直重視依托河流抵禦北方騎兵。黃河地處北方，冬季會封凍，無法阻攔北方騎兵南下，所以對南方的戰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漢江、淮河則對割據戰爭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大舉進攻劉宋，一支魏軍進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邊。當地民眾事先拆毀了橋梁，又趁魏軍經過時在樹林中擊鼓，魏軍“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25]。到梁武帝時，為防範魏軍渡過淮河南下，甚至在鍾離修築了巨大的淮堰，使上遊地區直至壽春盡成澤國，以遲滯北魏騎兵的攻勢。
在枯水季節或者河流水勢不太深急之處，騎兵可以涉水過河，且馬會遊泳，可以遊過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騎兵將領往往運用這些渡河發動奇襲。在前秦對東晉的攻勢中，晉軍將領朱序駐防漢江南岸的襄陽城，他將江中所有的船隻搜羅到南岸，認為這樣就使秦軍無法渡河。但秦軍將領石越帶領騎兵“遊馬以渡”，在南岸建立據點，搶奪船隻將主力運送過河，一舉攻克了襄陽外城。[26]在北魏與南齊的戰爭中，北魏將領韋珍受命帶一支具裝騎兵南渡淮河，到大別山區接應一支親北魏的地方武裝。當時齊軍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絕魏軍於北岸。韋珍自己帶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騎兵從上遊水淺處涉水渡河。當雙方步兵激戰於渡口附近時，北魏騎兵已經迂回至齊軍後方，前後夾擊取得勝利。[27]魏孝文帝元宏征討南齊時，曾指揮魏軍圍攻鄧城。齊軍將領崔慧景、蕭衍率部前來解圍。元宏派遣五百高車騎兵迂回到齊軍後方，占領齊軍來路上的河橋（證之以《水經注》，應當是淯水），截斷其退路，使齊軍因恐慌而陷入潰敗。[28] <h4>北方騎兵的襲掠戰與季節特征</h4>
除了在會戰中衝擊敵步兵主力，北方騎兵還有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利用其機動性優勢突入敵後縱深進行襲掠、破壞作戰。這是北方民族的一種傳統作戰方式。對於較早的匈奴等遊牧族來說，襲掠是一種戰術性質的搶劫行為，隻是為了滿足部族成員和首領的貪欲。但在4—6世紀南北對峙時代，北方政權更有意識地在戰略層麵上運用這種策略。為防範北方軍隊，南方政權在邊界地區修築了一係列城池，聚糧屯兵進行持久防戍。北方軍隊強行攻城的代價很大，也無法發揮騎兵的野戰優勢。所以他們更傾向於在秋糧收獲季節，用騎兵突入敵城池防線的後方，化整為零在鄉間進行破壞，搶劫或焚燒剛剛收獲的糧食，甚至掠奪人口。這使得南方城池能夠征收到的糧食減少，難以維持戍兵的補給，從而影響其戰鬥力。
在十六國初期，東晉豫州刺史祖逖占據河南平原，依托譙城、梁城等城池與石勒政權對抗。石勒軍隊在爭奪城市失敗後，轉而采取騎兵襲掠破壞戰術，在秋收季節搶掠鄉間地區。祖逖部眾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搶收工作，在敵騎兵來襲時，隻能燒掉田野中剛剛割下的糧食，以免落到敵人手中。這種破襲與反破襲的拉鋸戰持續了多年，使得祖逖軍隊始終難以發展壯大。[29]
東晉末，晉軍試圖收複後秦姚興統治下的河南地區，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眾屯田，積蓄軍糧。當時駐紮邊境的後秦將領向姚興匯報此事，姚興君臣對此的分析對策是：
（姚興）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30]
姚興特意提出發動攻勢的季節在“孟冬”即十月。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動慣例：除了這個季節戰馬最為肥壯，南方的糧食剛剛收獲，還因為北方民族不適應南方濕熱的夏季，雨季江河漲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騎兵展開，而秋冬季則是騎兵馳騁的好時機。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楊佛嵩雖然不準備強攻壽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駐城外監視城內的晉軍主力，使之不能出城進行堅壁清野的工作；同時用輕騎部隊襲掠鄉野，斷絕城內的軍糧供應。
在北魏拓跋人與南朝的戰爭中，這種騎兵襲擾戰術仍經常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與劉宋在422—423年爭奪河南的戰例。魏明元帝拓跋嗣準備進攻劉宋黃河以南地區。出征前詔命群臣討論進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們對此發生激烈爭執：帶兵出征的奚斤、公孫表認為應當首先進攻黃河南岸滑台、虎牢諸城。留守的崔浩則認為南朝人“長於守城”，強攻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奏效，不如分兵襲掠黃河到淮河之間的廣大地區，“列置守宰，收斂租穀”，使滑台、虎牢與後方斷絕聯係，其守軍會不戰自潰。[31]後來魏軍重攻城而輕襲掠，圍攻兩城數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慘重代價，公孫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處死。
423年河南戰役之後，北魏騎兵仍經常襲掠南朝控製區。宋文帝劉義隆曾向群臣征詢應對戰略，何承天因此上《安邊論》，他沒能提出什麽實質性的對策，但在上書中卻記錄了魏軍騎兵襲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遊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32]
這段文字中多處化用了《史記·匈奴列傳》中的記載。其實此時拓跋人的生活習慣、戰術和草原匈奴已經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櫛風沐雨”的遊牧生活、“敗不羞走”的戰爭態度，都不再是此時魏軍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繪的拓跋騎兵習慣在秋末發起進攻，主要戰術是踐踏莊稼、焚燒農舍，卻是這一時期的真實情況。
這種襲掠規模最大的，當數450年的拓跋燾親征之戰。此戰魏軍投入兵力數十萬，多路同時南下，越過淮河直至長江。在大縱深的進攻中，北魏沒有專注於攻城，也沒有組織太多後勤糧秣供應，主要靠搶掠南方的農村地區獲取軍糧。江、淮之間遭受魏軍嚴重破壞，之後多年都難以恢複。劉宋邊防重鎮壽陽、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閉門固守，未被魏軍攻陷。但北魏軍單純依靠抄掠為食，後勤保障很不充分，無法進行持久作戰。
拓跋燾這次大規模南征之後，北魏對劉宋邊境的小規模騎兵侵擾一直未曾停止，給劉宋造成很大壓力。如六年之後的456年，宋孝武帝“詔問群臣防禦之策”。詔旨主要關心的，就是如何對付北魏騎兵的這種襲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幾年前何承天的陳述基本相同：
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眾，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33]
可見北魏這種騎兵襲掠沒有特定的目標，也不以尋找宋軍主力會戰為目的，隻是搶奪農田中的莊稼和農夫，可以看作一種特殊形式的“遊擊作戰”。它直接破壞了宋軍的軍糧征收和供應。而宋軍缺少騎兵難以做出反應，在邊境屯駐的步兵不僅難以捕獲敵軍主力，還要吃掉大量糧食，更墮入惡性循環的怪圈。對於孝武帝提出的這個問題，劉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適的對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間，北魏趁南方內戰之機占領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叢林較多，不便於騎兵奔馳，南方對騎兵襲掠的緊張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騎兵在秋冬季節出擊的特點。比如劉宋末年，蕭道成擔心被殘暴的後廢帝（蒼梧王）殺掉，希望挑動北魏發動侵襲，從而使自己獲得駐防邊疆的任命。他囑托親信劉善明說，已到“秋風行起”的季節，如果在邊境稍微製造事端，吸引北魏軍入境報複，則可以獲得離京的機會。當蕭道成代宋建齊後，劉善明上書討論邊防問題，說“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還在警惕魏軍秋季的攻勢。[34]此時蕭道成之子、豫章王蕭嶷任荊、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軍渡過淮河進攻壽春，騎兵向西南進犯南陽一帶，引起南方驚恐，但蕭嶷認為“虜入春夏，非動眾時”，即春夏不是北方騎兵活躍的季節，所以沒有進行大規模軍事動員，後來事實證明蕭嶷的判斷正確。[35] <h4>史書中“鎧馬”的數量誤區</h4>
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時期，騎兵和戰馬都披鎧甲的具裝騎兵經常在戰爭中使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對具裝騎兵的稱呼有“具裝馬”“鎧馬”“鎧騎”“鐵馬”“鐵騎”“甲騎”等等。[36]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稱呼很容易用作文學化的修辭，將沒有馬鎧的騎兵也稱為“鐵馬”等。
比如《魏書·姚興傳》載，後秦進攻河西的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37]，似乎是俘獲了六萬匹披具裝鎧甲的戰馬。但以乞伏乾歸的國力和勢力範圍，不可能有這樣一支強大的騎兵武裝。《晉書·姚興載記》對此的記載是：“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38]。以三萬六千名部眾，也不可能有六萬多匹具裝馬。其實這個人、馬比例是按從事遊牧的部落，所謂“鎧馬”，在這裏應該是“戰馬”的同義語，即可以用來披鎧甲作戰的馬匹。在兩漢和三國文獻關於草原遊牧民族的記載中，從未提及這些遊牧族使用具裝戰馬。這有其必然性。首先，馬具裝（馬鎧）的製造工藝和成本相對較高，單純草原民族的經濟形態，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書前文所述，草原遊牧民的習慣戰術是騎射，不願打近距離的衝擊肉搏戰，沉重的馬具裝也會降低戰馬的機動性。所以具裝戰馬都是在習慣衝擊戰術，且對手主要是步兵的情況下采用的。
十六國初期，石勒與幽州鮮卑段部騎兵作戰，“獲鎧馬五千匹”。後來伏擊劉琨率領的鮮卑騎兵，又“獲鎧馬萬匹”[39]，與石勒作戰的鮮卑人當時尚未建立漢化政權，恐怕難以大規模組建具裝騎兵部隊，這些“鎧馬”應當還是普通戰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蕭寶夤平定關中的叛亂，有“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40]，數量也有誇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進攻後燕時，長孫肥與四千名後燕步騎兵作戰，“獲鎧騎二百”[41]；太武帝與後秦姚興軍隊作戰，“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42]，這個數字不太誇張，而且後燕和後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經漢化的政權，應當組建了具裝騎兵部隊，所以這兩處應該是真正的具裝騎兵。
在十六國南北朝時的文獻中，除了將沒有鎧甲的戰馬誤稱為“鐵馬”“鎧馬”，當時文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真正的具裝騎兵並未進行明確指明。比如劉曜的前趙政權有一支近衛騎兵部隊：“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禦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在劉曜進攻河西張駿的戰爭中，這支親禦郎騎兵也參加了戰鬥。[43]但時間稍晚，東方石虎的後趙政權也有一支禁衛騎兵“雲騰黑槊”，或稱“黑槊龍驤”，史書隻提及他們都持黑漆槊作戰，總數有五千人，也曾參加進攻河西政權，但卻未提及他們的戰馬是否有具裝。[44]其實，根據這支部隊的地位和當時的習慣看，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應當是有馬具裝的。
此外還有一個現代研究者容易誤解之處，就是古代文獻中的所謂“輕騎”。在中亞和歐洲很早以來就有輕騎兵和重騎兵的區別：輕騎兵沒有馬甲，以弓箭為主要武器；重騎兵則是人、馬都有鎧甲，以長矛衝擊為主要戰術。[45]但在中國從來沒有這種區分的概念。中國文獻中的“輕騎”，都是指不帶後勤輜重的純騎兵戰鬥部隊，側重的是行軍速度因素；與之相對的概念，則是攜帶全部輜重的騎兵（輜重往往用大車運輸）。所以，中國的“輕騎”未必沒有具裝，而非“輕騎”的騎兵也未必有具裝，具裝騎兵在戰鬥中也可能卸下具裝作戰。總之，當時大量的騎兵戰鬥，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裝騎兵，從而對現在的研究造成了極大不便，所以本書不用專門章節討論當時具裝騎兵的戰術問題，對於一些可以認定是具裝騎兵的史料則進行單獨討論。 第三節 南方政權的騎兵建設<h4>南方騎兵建製與規模管窺</h4>
自曹魏明帝青龍年間尚書省開始有騎兵曹，到西晉時依舊沿襲。在與劉、石武裝的戰爭中，西晉主力部隊都在中原戰場消耗殆盡。東晉政權在江南重新立國，依靠的是南方諸州的地方軍，基本沒有騎兵武裝，尚書省的騎兵曹亦被廢止。親朝廷的北方地方勢力與江南隔絕，如並州劉琨、涼州張軌、遼東鮮卑段部等，也無法為東晉朝廷提供騎兵。所以東晉政權建立之初騎兵建製基本是空白，掌握、運用騎兵戰術的問題更無從談起。
東晉朝廷直轄的兵力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軍府擁有較多軍隊，是與北方作戰的主體。在東晉立國數十年中，這些地方實力派通過與北方政權的戰爭，逐漸能搜羅一些戰馬，建立起小規模的騎兵部隊。東晉末劉裕在征服南燕、後秦的戰爭中，俘獲了很多騎兵和戰馬，使晉軍騎兵規模一度增加，所以當他稱帝建宋後，又增加了尚書省騎兵曹的建製，由一名尚書郎主管。但劉宋缺乏新的戰馬補充，隨著自然老化和與北魏軍作戰的損失，戰馬數量迅速減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曾將騎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複。這反映了劉宋政權騎兵數量在走下坡路，製度因而產生搖擺。到宋明帝劉彧時，淮北廣大地區被北魏奪取，劉宋疆界收縮到淮河沿岸，騎兵數量更為減少，因而騎兵曹被再度裁撤。[46]此後曆經齊、梁、陳都不曾恢複。
北方政權對南方威脅最大的，是人、馬都披鎧甲的具裝騎兵（“具裝”是東晉南朝用語，十六國北朝文獻一般隻稱“鎧馬”“鐵騎”等）。所以東晉軍隊很重視收集、繳獲戰馬具裝。石虎後趙曾以七千騎兵渡過漢水攻擊襄陽，晉守軍桓宣部突襲得手，繳獲了一些“鎧馬”。[47]前秦軍隊對長江中遊展開攻勢，在逼近竟陵時，晉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襲，取得戰果“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48]。從斬、俘總數和繳獲的馬匹、具裝鎧甲比例看，這支前秦軍中騎兵數量並不多，具裝騎兵也隻是騎兵中的一部分。這可能和竟陵一帶多山林河川，不便騎兵作戰有關。383年秦晉淝水決戰，晉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參戰，在勝利後收集了很多秦軍丟棄的“人馬器鎧”，但多數都已經殘損破壞。經過數年修補，拚湊出完整的步兵鎧甲五百領、馬具裝一百具。桓伊臨死前將這些鎧甲上交朝廷，受到詔書嘉獎。[49]淝水之戰十萬以上秦軍大潰敗，[50]而桓伊所部隻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鎧甲裝備，說明秦軍中具裝騎兵所占的數量也不多。
東晉末年劉裕主政，對北方政權采取攻勢。409年，劉裕晉軍與南燕會戰於臨朐，南燕一支“具裝虎班突騎”—鎧甲上都繪著虎斑花紋的具裝騎兵—試圖從後方攻擊晉軍部隊，但被晉軍沈林子部阻擊。[51]在晉滅南燕之後，這支具裝騎兵被晉軍收編，隨後返回江南，參與對盧循天師道軍的作戰。
東晉、南朝政權的地域和戰略環境，和三國鼎立時期的東吳基本相同，其戰馬來源、騎兵規模也有相似之處。黎虎先生曾總結東吳主力軍隊步、騎兵比例常為40：1，但東晉南朝史料中則未有這麽明確的比例。這反映了兩個時期軍事體製的區別：東吳皇權強大，對軍隊的編製、裝備有統一而明確的管理，東晉、南朝則多為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缺乏統一的軍隊編製模式。史料中幾乎沒有東晉時期騎兵數量的明確記載。從劉宋開始這方麵的材料才稍多一些。另外，南方政權的軍隊中騎兵數量、步騎兵比例並不一致，一般是鄰近北方戰區諸州的軍隊，戰馬和騎兵會多一些。他們經常與北方政權作戰，需要比內地州府更多的騎兵武裝，且這些州府可以通過貿易、繳獲等從境外獲得戰馬。這些北境部隊在對北方作戰、南方內戰中都表現得最為活躍。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劉宋政權試圖收複河南。劉義隆詔書稱北伐兵力近十萬，其中段宏所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52]，但這些數字都做了嚴重誇大，不能據此判斷宋軍的騎兵規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劉宋境內發生大規模內戰，當時豫州刺史劉胡也投入到反對劉彧的陣營中，參加了向建康的進軍。他統帥的部隊有“眾三萬，鐵騎二千”，在一次作戰時，則言其有“步卒二萬，鐵馬一千”[53]。第二次的數字比較接近實際，則步騎比例為20：1。劉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起兵反對蕭道成，集結士兵有“眾二萬人，騎五百匹”[54]，步騎比例為40：1。南齊時，為對抗魏孝文帝元宏進攻沔北，蕭鸞派崔慧景“率眾二萬，騎千匹”前往援助，[55]步騎比例20：1。這些戰爭中，劉胡的豫州與北魏接境，騎兵比例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時得到了朝廷直屬的“台軍”補充，騎兵比例也較高。至於劉休範的江州，地處長江兩岸，與北魏並不直接接境。可見內地的江州騎兵對步兵比例為1：40，這是東吳時主力軍的正常水平。而邊境州的比例能達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齊末，少帝蕭寶卷昏亂，引起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蕭衍在檄文中列舉自己的兵力，其中說“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56]，似乎有二十個騎兵軍、五萬騎兵。但這種檄文的誇大之辭不能相信。當時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拚湊起五萬騎兵。《梁書》載蕭衍起兵時，集結其治下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韋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眾二千，馬二百匹”，華山太守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57]。這些戰馬構成了蕭衍軍的主要騎兵力量。這兩人都是邊境僑郡太守，因為地處北境，擁有較多的戰馬，步、騎比例10：1左右，騎兵占比非常高，但總量並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軍隊中的騎兵比例曾達到較高的數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諸軍事的夏侯夔，“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步騎比例達5：1，幾乎是南朝騎兵的巔峰。[58]這個時期騎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開通了與吐穀渾、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進口戰馬有關（參見下文）。另外，梁中期，陳慶之乘北魏內戰帶領七千士兵北征，當轉戰到虎牢城下時，已經能“率騎三千”與魏軍作戰。[59]這些戰馬應多為繳獲而來。 <h4>戰馬來源與天監十三年西路“馬道”的開通</h4>
東晉、南朝政權地處南方，與馬匹原產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戰馬數量很有限，也難以組建強大的騎兵武裝。關於東晉、南朝的戰馬來源，黎虎先生《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已有詳盡論述，概言之，基本來自與北方政權的交易或戰爭虜獲，以及遼東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這部分內容本書從略。[60]
但黎虎先生論文尚有可商榷補充之處。首先是東晉南朝的所謂“蜀馬”，黎虎先生認為產地為蜀地（益州），這個說法恐怕難以成立。當時“蜀馬”應是指產於吐穀渾和西域，經蜀地販運到中原或江南的馬匹，其原產地並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傳》：“波路國……有蜀馬”，遂以為此馬來自蜀地。其實不然，《北史》同卷“女國，在蔥嶺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61]。明確可見所謂“蜀馬”乃女國當地所產。另，《晉書·吐穀渾傳》亦雲其地“出蜀馬、犛牛”[62]，可見吐穀渾本地原產的馬也稱蜀馬。這是因為西部馬匹要轉運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轉站。在這些原產地看來，這些馬匹是賣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權看來，這些馬匹是從蜀地買來，錯將中轉站當成了原產地。
當然，西域馬匹也可以不經過蜀地，而從河西和關中進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征劉宋，在彭城外對宋使節說，“脫須蜀馬，亦有佳者”[63]，即準備送蜀馬給宋人。這是因為拓跋燾已經平定了關中和河西，可以從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馬”之故。蜀地在劉宋控製下從未失守，如果蜀馬原產於蜀地，自然輪不到拓跋燾來送給宋人。[64]
南方政權被阻斷了與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溝通雲南、西藏，以及北通漢中、河西地區，從這些地區進口馬匹。但由於路途遙遠，地勢崎嶇險峻，沿途割據政權作梗等等，造成戰馬西來之路時通時塞，能夠進入江南的馬匹數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監十三年（514年），吐穀渾遣使入梁到達建康，從此，梁朝不僅建立了與吐穀渾的穩定聯係，且吐穀渾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諸國，都能夠過境吐穀渾與梁朝進行貿易交流。這從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馬匹短缺的局麵。《梁書》對此事的記載為：
其界東至壘川，西鄰於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裏，蓋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數百裏，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65]
吐穀渾通使江南，必須經過益州即蜀地。吐穀渾王請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設辦事機構的用意。此時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陽王蕭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監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內驛傳所需馬匹都要向民間征調，給百姓造成很大負擔。蕭恢“乃市馬千匹”，交給負責驛傳公務的民戶飼養，“百姓賴焉”[66]。如此大規模的馬匹貿易，在以往東晉、南朝曆史上從未有過，三國時期的蜀漢和吳也未曾有過，這應該和剛剛開通了與吐穀渾的商路，可以大量進口馬匹有直接關係，即所謂“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
天監十三年是南朝與西部交通的關鍵性一年。據《梁書》卷五十四《西北諸戎傳》，在此年之前，與梁朝有聯係的隻有於闐（天監九年）、宕昌（天監四年）、鄧至（天監元年）、武興（天監初），其中宕昌、鄧至和武興都比吐穀渾靠近內地，且轄境有限，能提供的馬匹不會太多。但自天監十三年之後，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國度有：芮芮國［即柔然，天監十四年（515年）］、滑國［天監十五年（516年）］、周古柯國［普通元年（520年）］、嗬跋檀國（普通元年）、胡蜜丹國（普通元年）、龜茲國［普通二年（521年）］、白題國［普通三年（522年）］、末國［中大通二年（530年）］、高昌［大同中（535—545年）］、渴盤陁國［中大同元年（546年）］等。在不長的時間內，這些國家紛紛與梁朝通使，應與吐穀渾和益州之間開通了貿易道路有直接關係。這個時期梁朝政治比較穩定，國力強盛，經濟富裕，吸引這些西道國家前來貿易，梁朝也獲取了足夠的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擁有私馬二千匹，堪稱一時之盛。[67]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蕭紀擔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穀渾……器甲殷積，馬八千匹”[68]，馬匹之多，在東晉南朝三百年實為空前絕後。[69]
但梁武帝並沒能抓住這個機遇組建起強大的騎兵部隊。當時南北分裂割據已久，南朝人早已習慣江南水鄉生活，其軍隊以步兵和舟艦為主，騎兵隻是處於輔助地位。在整個梁朝，長江下遊地區馬匹一直很少。梁武帝末年，東魏叛將侯景發動突襲，渡過長江攻克建康，控製梁朝政局。史載侯景渡江時有“馬數百匹，兵千人”[70]，到侯景控製梁朝的長江中下遊之後，與陳霸先作戰，兵力是“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71]，騎兵數量並沒有明顯增加，說明梁的長江下遊地區仍非常缺少戰馬。當時西魏乘機南下占領益州，切斷了南朝的馬匹進口通道。此後的陳霸先軍也一直以步兵為主力，沒能組建起大規模的騎兵，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南朝的滅亡。 第四節 南方騎兵作戰特征<h4>對北軍的破襲作戰</h4>
南方政權的騎兵數量少，在對北方戰爭中往往捉襟見肘，不堪應付。但如果能利用北方軍隊疏於防範的麻痹心態，對其發動突襲，也往往能獲得一定戰果。
在宋少帝初抗擊北魏的戰爭中，司州刺史毛德祖駐防虎牢城，僅能拚湊起一支二百人的騎兵部隊在黃河南岸巡防。這支騎兵曾對一支千人的北魏軍發起突襲，取得俘獲二百人的戰果，但隨後遭到五千餘名北魏騎兵的圍攻，很快潰敗。此後毛德祖部據守虎牢城直至陷落。[72]和這場騎兵戰鬥類似的，是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梁軍北伐渦陽，北魏軍十五萬前來救援（這個數字可能有誇大），前鋒在樹林中駐營。梁將陳慶之認為魏軍選擇在茂密的林地宿營，是因為遠來疲憊不願作戰，因而率領二百名騎兵進行突襲，擊潰了這支軍隊。[73]這兩次戰鬥，都是利用魏軍初入宋境、對戰場環境比較陌生的機會進行攻擊，所以能夠取得戰果。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初，魏軍再次大舉南下，劉宋淮北城池都閉門堅守。一支魏軍駐紮汝陽，負責看管擄掠來的劉宋百姓。宋文帝劉義隆獲取這一情報，命彭城駐軍“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當時劉義隆之子劉駿駐防彭城，他征發彭城百裏之內的軍民馬匹，共收集一千五百匹組成五個騎兵軍，前往五百裏之外的汝陽。這支部隊接近汝陽時再次揀選馬匹，隻選取一千一百匹精幹堪用的戰馬前往戰區。當時看守俘獲百姓的北魏軍營在汝陽城北三裏，魏軍沒想到彭城方向宋軍會進行遠距離奇襲，沒有防備。宋騎兵殺死魏軍三千餘人，焚燒其輜重，被俘百姓大都趁亂逃走。但這支宋騎兵在返回途中被北魏騎兵追擊，因連日奔馳作戰疲勞不堪而潰敗，六名主將中三人戰死、被俘，能夠返回後方的士兵僅九百餘人，馬僅四百匹。[74]
這場戰鬥說明，在北方大部隊快速推進時，後方勤務部隊會存在疏於防範之處。宋軍騎兵如果能抓住機會進行奇襲，可以收到較好戰果。但這次戰鬥也暴露出劉宋政權騎兵建製的弱點，即缺乏統一和集中，馬匹需要臨時征集；士兵和軍官之間缺乏協調，也影響戰鬥力。這支部隊潰敗的首要原因，是一名軍主垣謙之臨陣先退所致（此人事後被處斬）。所以南方軍隊戰馬、騎兵數量少固然是一大缺憾，更重要的則是騎兵缺乏戰鬥經驗，在戰鬥中往往難以抓住打擊敵軍的機會。 <h4>對北魏騎兵正麵作戰</h4>
北方政權騎兵數量多、戰鬥力強，對南方政權的威脅最大。如北魏孝文帝親征，給南齊人印象最深的是魏軍“鐵騎為群，前後相接”[75]。所以南北方會戰時，南方騎兵最主要的對手是北方的騎兵而非步兵。在這種雙方騎兵數量、素質極不對稱的戰鬥中，南方仍不缺乏擅長馬槊衝鋒的騎兵將領（有些是從北方投誠而來）。這種南北騎兵對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具裝騎兵不如無具裝騎兵機動性強。北方騎兵的主要作戰對象是南朝步兵，經常披具裝鎧。南朝騎兵將帥因此揚長避短，有意用輕裝騎兵衝擊敵笨重的具裝騎兵，往往能取得出奇製勝的效果。如劉裕伐南燕的臨朐戰役，南燕方麵投入了“具裝虎班突騎”，晉軍當時沒有具裝騎兵，史書僅提及一部分“輕騎”為“遊軍”，擔任偵察警戒任務。[76]但晉軍輕裝騎兵參與了對鮮卑騎兵的戰鬥，並取得了臨朐戰役的勝利。[77]
再如元嘉末年（453年）劉宋對北魏的北伐，西路宋軍從襄陽出發，進攻北魏弘農、陝城方向。雙方在陝城外展開會戰。宋軍統帥騎兵的薛安都原是北人，比較擅長騎戰。兩軍在陝城下列隊布陣時，一支北魏騎兵首先奔馳到宋軍附近挑戰。薛安都騎具裝戰馬衝刺，“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當兩軍主力進入激戰後，北魏突騎衝擊宋軍步陣引起宋軍驚恐。薛安都脫下頭盔鎧甲，“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與北魏具裝騎兵廝殺，“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此舉極大緩解了北魏騎兵對宋軍的威脅。當天雙方戰事僵持，魏軍仍固守陝城。次日，雙方再度開戰。宋軍步、騎兵左右分開列陣。當兩軍激戰時，薛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複入”，激戰一天後魏軍潰敗，被斬首及俘獲數千。這是劉宋對北魏為數不多的勝利之一（但隨著東線的潰敗，西路這支宋軍不久也主動撤退）。[78]薛安都騎兵的突出表現，是此次宋軍獲勝的重要原因。
宋孝武帝孝建初年（454年），魏軍對泗水（清水）以東、黃河以南的劉宋據點展開進攻。宋台軍騎兵幢主焦度受命增援，在清口“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槊，手殺數十人”[79]。在南齊初年，北魏軍數次對齊軍邊境城壘展開攻勢，建元三年（481年），魏軍圍攻泗水入淮處的角城，齊將周盤龍與其子周奉叔前往解圍，以數百騎兵對抗上萬北魏騎兵：
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槊，直奔虜陣，自稱“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
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複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眾大敗……[80]
這段記載可能有一定誇張。但魏軍指揮此次南征的統帥是馮熙、元嘉，他們的本傳都沒有記載在角城（淮陽）的這次戰鬥，可能小有損失而不予記載（如果有大勝或大敗則不會遺漏）。再如梁天監初年（502年），馮道根駐阜陵阻截自壽春南下的魏軍，“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81]。梁末，數萬北齊軍隊渡過長江運動到建康城北。陳霸先率部與之會戰，部將侯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南方陰雨泥濘阻礙了北齊騎兵的發揮，當雙方決戰於幕府山時，侯安都帶步騎兵共千餘人繞到齊軍後方攻擊，造成齊軍潰敗，在南方軍隊追擊下幾乎全軍覆沒。[82]可見小股南方騎兵在麵臨大量北方騎兵時，如果敢於猛烈衝擊，往往會使敵陷入混亂，難以做出反應，從而取得一定戰果。 <h4>不擅長騎兵集群運用</h4>
以上都是南方少量騎兵，甚至是騎兵統帥單人獨馬麵對大量敵騎兵時的成功戰例。這些誇張的戰例有其原因：大規模軍團在受到小規模、高機動性的敵軍衝擊時，往往因為信息傳達、指揮不暢而陷入混亂；披著沉重具裝鎧的騎兵難以追逐輕裝騎兵；以及南方政權為了鼓舞士氣而進行的誇大宣傳。畢竟在很多戰役中，小股南方騎兵都免不了被優勢敵軍殲滅的命運，如前述毛德祖的先勝後敗之戰。但這些頗具個人英雄色彩的戰例背後，南朝騎兵的不足也很明顯。當南朝政權努力集結起一支規模較大（超過千人）的騎兵時，統帥缺乏調度、指揮經驗的弊病就會暴露出來，且基層作戰單位之間也缺乏協同配合。
除了前述530年千餘名劉宋彭城騎兵進行破襲戰的例子，在普通四年（523年），梁對北魏大舉北伐，由於開通了與吐穀渾馬匹來源，合肥裴邃部下騎兵達三千之多。在北伐到壽陽城下時，梁騎兵的指揮協調顯然發生了問題，與魏軍作戰失利被迫撤退。裴邃收集敗兵對騎兵組織進行整合，改變了以往東晉南朝軍隊隻以紅色（絳）為軍裝的習慣，“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他自己直接指揮下的騎兵都穿黃袍，“自為黃袍騎”。在稍後的進攻中梁軍獲取了一定戰果，占領了一些魏軍城壘，但裴邃未能攻克壽陽便死於軍中，其整合過的騎兵也不再見於記載。[83]從數量上說，這應該是東晉南朝在特定戰區集結騎兵數量的巔峰。再如南朝陳末的將領蕭摩訶，本人騎術很精湛，也有很多單人獨騎的戰鬥經曆，在進攻北齊時，他率部進軍呂梁與齊軍交戰，曾“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眾大潰”。不久後周滅齊，蕭摩訶又與周軍數千騎兵作戰，“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眾”。北周援軍趕到並切斷了陳軍後方水路。當時陳軍有步兵三萬，具裝騎兵二千（可能隻有部分有具裝），幾乎集中了舉國的騎兵戰鬥力，但統帥吳明徹喪失鬥誌宣布撤退，在歸途中被周軍阻擊，乘船的步兵幾乎全部被俘獲，隻有蕭摩訶帶領騎兵逃回江南。[84]可見在騎兵規模較大時，南朝的統帥很難發揮其集群戰鬥力。直到589年隋軍渡江，這些陳軍騎兵再也沒能有突出表現。 <h4>騎兵在南方內戰中的作用</h4>
除了與北方政權作戰，東晉南朝在長江流域的內戰也很頻繁。當作戰雙方都是“南方化”的、以步兵為主的軍隊時，規模不大的騎兵常在戰場上有突出表現，甚至對戰局起到決定性作用。南方民眾在生活中很少接觸馬匹，臨時起事的民眾武裝尤其缺乏對騎兵的戰爭經驗和心理準備，往往少量正規騎兵就可以製造很大恐慌。比如東晉末天師道徒在會稽起義，劉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鎮壓，天師道軍據險固守。劉牢之之子劉敬宣率領一支騎兵迂回到天師道軍後方，“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85]。由於缺少騎兵及對抗騎兵的經驗，天師道軍難以在陸地與朝廷正規軍抗衡，隻能依托艦船和海島進行水上流動作戰。
410年，當劉裕率晉軍主力出征南燕時，天師道軍又從廣州起兵，乘戰艦從湘江、贛江入長江，直抵建康城外。劉裕倉促從青州回師，為鞏固建康人心，他派千餘名從南燕俘獲來的“具裝虎班突騎”沿江岸巡邏，“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賊並聚觀，鹹畏憚之”，給江心洲上的天師道軍極大震撼，使其長期不敢上岸決戰。[86]南齊武帝蕭賾時，昔日天師道起事的會稽、錢塘地區再次發生起義，蕭賾“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負責指揮騎兵的是擅長馬槊的馬軍隊主陳天福，結果“賊眾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87]。到明帝蕭鸞末，因其誅殺大臣激起老將、會稽太守王敬則反叛，在向建康進軍途中，百姓十餘萬人持農具參加。當叛軍攻擊朝廷軍隊固守的營壘時，後方遭到朝廷馬軍衝擊，“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王敬則被朝廷騎兵刺殺。[88]這些戰例說明，南朝騎兵雖然規模、戰鬥力難與北方抗衡，對付江南地區的民變和起義軍卻占有絕對優勢。
南朝騎兵在內戰中非常重視使用具裝（馬鎧）。騎兵在南方內戰中的主要對手是步兵，馬鎧在衝擊密集步陣中自然用處較大。但有些非衝擊作戰的場合，南朝騎兵仍在使用具裝鎧。如劉宋元嘉末，政府軍進攻漢水流域的蠻人部族，蠻人據險築堡寨固守，官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89]。宋軍騎兵隻是從遠處奔馳射箭，並沒有采取衝擊作戰（對堡寨工事也無法直接衝擊），卻仍不願放棄使用具裝馬鎧。再如宋明帝初年對抗“四方反叛”的內戰中，蕭道成受命帶領一支三千人的軍隊平定南路叛軍，當時朝廷軍隊主力都已調往蕪湖，蕭道成部下的馬匹沒有具裝鎧可用，遂臨時以棕櫚纖維編織成馬鎧，“編椶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叛軍看到這樣一支“具裝騎兵”，嚇得不戰而退。[90]“寄生”是立在馬鞍後的穗狀裝飾物，並無實戰意義。[91]但蕭道成在仿造馬甲的過程中，連這個細節也不放鬆。這說明具裝騎兵對南方步兵有很強的威懾力，以至劉宋騎兵在難以保障實用性的情況下，仍然頑固堅持著具裝騎兵的外在形式以震懾敵軍。
在梁武帝朝，侯景以叛將身份偷渡江南，占領建康。雖然侯景的騎兵並不多，但他很善於利用騎兵進行長途奇襲，在與長江上遊梁武帝諸子孫的戰爭中屢屢獲勝。如梁武帝之子蕭綸在齊昌郡準備聯結西魏，侯景部下任約派“鐵騎二百”奔襲，擊敗蕭綸並迫使其逃亡。[92]當上遊戰事越來越激烈時，侯景又派宋子仙“率輕騎三百”長途襲擊郢城，不僅活捉郢州刺史蕭方諸及其軍府臣僚，還控製了前線梁水軍將士的家屬，使其不戰而潰。[93]在與侯景軍隊作戰過程中，梁軍也在總結防範和運用具裝騎兵的戰術。在陳霸先部與侯景在建康城外的會戰中，陳霸先軍三萬餘人，侯景軍步兵萬餘、鐵騎八百餘，雙方都用鐵騎部隊對敵步陣進行衝擊。當侯景軍的營柵相繼被攻破時，侯景帶百餘騎兵“棄矟執刀，左右衝陣”，試圖衝散陳霸先軍，未能成功，侯景軍全線潰敗。[94]
從總體上看，由於江南地區水網縱橫、叢林較多，並不適合大規模騎兵的集結和展開，[95]所以江南戰事都以小規模騎兵的靈活運用為主，從未發生過北方政權間驚心動魄的大規模騎兵會戰場麵。 <hr/>
[1] 這些少數民族建立政權之初，漢化程度不盡相同。但即使內遷時間比較長、漢化程度較高的匈奴劉淵等，也還保留著傳統的部落組織形式。參見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2] 高敏先生《魏晉南北朝兵製研究》對此已多有論述，所以本書不多涉及。
[3] 分別見《晉書·劉曜載記》、卷一百六《石季龍載記上》、《苻堅載記下》。
[4] 比如慕容泓起兵反對苻堅，就“收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見《晉書·苻堅載記下》，第2919頁。但史書未說明這個馬牧的方位，從慕容泓的行蹤看，大概在並州中南部。不久羌人姚萇也倒戈反對苻堅，他逃亡到渭北的馬牧中收集武裝，可知這個牧場是在關中地區，見《晉書》卷一百十六《姚萇載記》。
[5] 《魏書》卷二十四《燕鳳傳》，第609頁。這和漢時匈奴人八月間大會龍城的風俗可能同源。
[6] 《魏書》卷四十四《宇文福傳》，第1000頁。按，傳稱宇文福所規劃“今之馬場是也”，似乎在魏收寫作《魏書》的北齊時代，還在沿用魏孝文帝建設的馬場。但在東西魏和北齊北周對峙時代，洛陽一帶是東西政權爭奪的戰場，幾經易手，東魏北齊在這裏維持馬場的可能性不大。據《北史》卷五十五《白建傳》，第2004頁，北齊河清三年，突厥攻擊北齊，“代、忻二牧”的數萬匹馬都轉移到五台山中躲避，則北齊的馬牧場應主要在晉北的代縣、忻州附近。《魏書》“今之馬場”蓋魏收從前人文獻直接抄來，其具體年代則無從知曉。
[7] 《北史》卷五十五《唐邕傳》《白建傳》，第929頁。
[8] 《晉書》卷一百五《石勒載記下》，第2737頁。按，岍山在關西，距離此時的石勒控製區太遠，石虎大概不會遠征到這裏。這個岍山應該是在晉北到代北一帶。
[9] 《晉書·苻堅載記上》，第2894頁。
[10] 《晉書·姚萇載記》，第2970頁。
[11] 但這些馬被赫連勃勃截獲，見《晉書》卷一百三十《赫連勃勃載記》，第3202頁。
[12]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乞伏熾磐載記》，第3125頁。
[13] 《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崔浩與北魏太武帝的對話，見第819頁。
[14] 《太平禦覽》卷三百引《鄴城故事》，第1383頁。
[15] 《北齊書》卷四十《唐邕傳》，第531頁。
[16] 《晉書·石勒載記上》，第2708頁。
[17] 見《魏書》卷九十五《羯胡石勒傳》，第2048頁。《晉書·石勒載記》隻提及石勒的二萬騎兵，而未載其護衛輜重的步兵數量，見第2712頁。
[18] 《晉書·石勒載記下》，第2745頁。
[19] 《晉書·苻堅載記下》，第2917頁。此處的戎卒專指步兵，因為苻堅說過，全國總動員的兵力是“九十七萬”。
[20]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寶載記》，第3094頁。
[21]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載記》，第3170—3172頁。
[22] 《魏書》卷五十四《高閭傳》，第1201頁。按，戈此時已經退出戰爭舞台，所以這是文飾的修辭，應該是長矛，也稱步槊。
[23]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誌一》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792頁。
[24] 《三國誌》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第1274頁。
[25] 《水經注疏》卷二十五“泡水”條，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39頁。亦見《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第2350頁。
[26] 《晉書·苻堅載記上》，第2899頁。但是秦軍對襄陽內城的圍攻曠日持久，近一年後才得以破城，俘獲朱序。
[27] 《魏書》卷四十五《韋閬傳附韋珍》，第1013頁。
[28] 《魏書·宇文福傳》，第1001頁。
[29] 《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第2037頁。
[30] 《晉書》卷一百十八《姚興載記下》，第2996頁。
[31] 《魏書·崔浩傳》，第814頁。參見本書第三編北魏軍事轉型部分。
[32] 《宋書》卷六十四《何承天傳》，第1707—1708頁。
[33] 《宋書》卷九十四《恩幸傳·徐爰》，第2307頁。
[34] 《南齊書》卷二十八《劉善明傳》，第525頁。
[35] 《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文獻王傳》，第408頁。
[36] 參見蘇小華：《論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戰術的新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常彧：《從突騎到甲騎具裝—魏晉南北朝騎兵之演進》，《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九期）。
[37] 《魏書》卷九十五《羌姚萇傳附姚興》，第2082頁。
[38] 《晉書》卷一百十七《姚興載記》，第2981頁。
[39] 《晉書·石勒載記上》，第2725頁。
[40] 《魏書》卷七十三《崔延伯傳》，第1638頁。
[41] 《魏書》卷二十六《長孫肥傳》，第652頁。
[42] 《魏書·羌姚萇傳附姚興》，第2083頁。
[43] 《晉書·劉曜載記》，第2699頁。
[44] 《太平禦覽》卷三百引《鄴城故事》，第1383頁。另參見《晉書》卷八十六《張軌傳附張重華》，第2242頁。
[45] 恩格斯：《騎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6] 《宋書》卷三十九《百官誌上》，第1223頁。
[47] 《晉書》卷八十一《桓宣傳附桓伊》，第2117頁。
[48] 《晉書》卷七十四《桓彝傳附桓石虔》，第1944頁。
[49] 《晉書·桓宣傳附桓伊》，第2119頁。
[50] 《晉書·苻堅載記》載苻堅動員了近百萬軍隊南征東晉，但能參與淝水之戰的隻是其中一部分，有研究者認為在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參見邱久榮：《淝水之戰雙方兵力略釋》，《曆史研究》1980年第2期；舒朋：《淝水之戰雙方兵力問題綜釋》，《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51] 《宋書》卷一百《自序》，第2453頁；卷一《武帝紀上》，第20頁。
[52] 《宋書·索虜傳》，第2331頁。
[53] 《宋書·鄧琬傳》，第2142—2143頁。
[54]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7頁。
[55] 《南齊書》卷五十一《崔慧景傳》，第873頁。
[56]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第8頁。
[57] 《梁書》卷十二《韋叡傳》，第221頁；卷十八《康絢傳》，第290頁。
[58] 《梁書》卷二十八《夏侯亶傳附弟夔》，第422頁。
[59] 《梁書》卷三十二《陳慶之傳》，第461頁。
[60] 黎虎：《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魏晉南北朝史論》，第393—421頁。
[61] 以上見《北史·西域傳》，第3235頁。
[62]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吐穀渾》，第2538頁。
[63] 《宋書》卷四十六《張劭傳附張暢》，第1398頁。
[64]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並非戰馬產地：“蓋無論南北，馬皆戰爭所不可少，而江南不產馬。”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5頁。
[65]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西北諸戎傳》，第810—811頁。
[66] 《梁書》卷二十二《太祖五王傳·鄱陽忠烈王恢》，第351頁。
[67] 劉宋末，荊州刺史沈攸之擁兵自重，“養馬至二千餘匹”，已屬當時少見之事。當時荊州能夠都督益州，轄境比較大。見《南齊書·高帝紀上》，第11頁。
[68] 《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諸子·武陵王紀》，第1332頁。個別標點有改動。
[69] 東晉時，前秦攻益州，晉“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晉書》卷九《孝武帝紀》，第225頁）。此“五千”似為“五十”之誤。之前桓溫壟斷東晉朝政，尚未能糾合起五千騎兵武裝，以區區一益州刺史，更不可能。
[70] 《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第841頁。
[71] 《陳書》卷一《高祖紀上》，第6頁。
[72] 《宋書·索虜傳》，第2323頁。
[73] 《梁書·陳慶之傳》，第460頁。
[74] 《宋書·索虜傳》，第2344頁
[75] 《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第994頁。
[76] 《宋書·武帝紀上》，第20頁。
[77] 《宋書·孟懷玉傳附弟龍符》，第1408頁。
[78] 《宋書》卷七十七《柳元景傳》，第1984頁。
[79] 《南齊書》卷三十《焦度傳》，第559頁。這位被刺傷的“豹皮公”情況不詳，曾在此指揮作戰的北魏將領有皮豹子和封敕文，但《魏書·皮豹子傳》並未提及他在清東的戰役中受傷，大概焦度所刺傷另有其人，但在戰場雙方信息錯落的情況下，被附會成了一個亦真亦虛的“豹皮公”。據《魏書》相關傳記，這次戰役魏軍損失並不大，且對宋軍有一定戰績。這也反映了劉宋在北魏優勢騎兵的威脅之下，急需宣傳甚至誇大自己的戰績以鼓舞士氣。
[80] 《南齊書》卷二十九《周盤龍傳》，第544頁。
[81] 《梁書》卷十八《馮道根傳》，第288頁。
[82]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第144頁。
[83] 《梁書》卷二十八《裴邃傳》，第415頁。
[84] 《陳書》卷三十一《蕭摩訶傳》，第410頁。按，本傳言“摩訶領鐵騎數千”，這個數字應非誇大之辭。《周書》卷四十《王軌傳》也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見第712頁。
[85] 《宋書》卷四十七《劉敬宣傳》，第1410頁。
[86] 《宋書·武帝紀上》，第20頁；《劉敬宣傳》。但天師道軍最後選擇了不便騎兵展開的地域—秦淮河南岸的塘路進軍，使政府軍的騎兵優勢難以發揮。而在這一戰中擊退天師道軍進攻的，是從南燕俘獲來的另一支“鮮卑步矟”。見《宋書》卷四十八《朱齡石傳》，第1422頁。
[87] 以上見《南齊書·沈文季傳》，第777頁。
[88] 《南齊書·王敬則傳》，第487頁。另，據《南齊書》卷五十一《崔慧景傳附崔恭祖》（第877頁），刺殺王敬則的騎士為崔恭祖，他自稱“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這個“禿馬”似乎是有意未給戰馬披具裝鎧。
[89] 《宋書》卷九十七《夷蠻傳》，第2397頁。
[90]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5頁。
[91] 楊泓：《中國古代馬鎧具裝對海東的影響》，《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2頁。
[92] 《梁書》卷二十九《高祖三王傳·邵陵王綸》，第435頁。
[93] 《梁書·侯景傳》，第856頁。
[94] 《陳書·高祖紀上》，第6頁。
[95] 《南齊書》卷四十《武十七王傳·魚複侯子響》：“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第704頁）這可能是在建康皇家園林中的表演。但江南地區多竹木妨礙騎兵奔馳的情況可見一斑。
十六國北朝政權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著傳統遊牧的部落組織形式及畜牧業生活方式，所以比較容易通過部落組織召集騎兵進行戰爭。[1]在占領漢地以後，這些政權往往結合漢地原有的世襲“軍戶”製度，將本民族戰士作為職業兵，以此維持傳統的騎兵戰鬥力。[2]但華北內地是傳統農業經濟區，並不適合發展畜牧業，十六國政權如果不能控製北方草原，就會逐漸受到戰馬供應不足的困擾。前趙劉曜曾下令無官職者不得乘馬，後趙石虎為了征集戰馬，強行沒收一切民間馬匹，數量達四萬匹。數年後，為了維持對東晉的戰爭，石虎又征調州郡官吏的馬一萬四千餘匹補充軍隊。苻堅準備傾國攻滅東晉，也將其境內所有公、私馬匹全部征用。[3]北方政權往往采取中原王朝傳統的官營畜牧業為騎兵提供戰馬。由於史書文獻中這方麵材料較少，隻能通過個別史料進行窺測。比如前秦苻堅統一北方後，在其建都的關中附近建設了規模巨大的馬牧場，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鮮卑都在這些牧場裏充當牧奴。當苻堅在淝水之戰慘敗後，這些人揭竿而起，牧場恰好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戰馬。這也成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4]再如拓跋北魏政權，當他們還生活在塞外時，過的是傳統部落遊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會雲中，東西二百裏、南北百餘裏的山間盆地中盡是馬匹，時人概算為“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5]。但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與南齊政權頻年戰爭，代北的馬場已經過於遙遠，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陽北郊的黃河兩岸規劃出千裏之地為馬場，將代北馬匹牲畜遷移其中。[6]在東魏朝，高歡以丞相之職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設騎兵曹和騎兵參軍，管理東魏的全部軍馬飼養、調配事務。在高歡之子高洋代東魏建北齊後，原丞相府騎兵曹並未像其他曹一樣劃歸尚書省管轄，而是成為和尚書省並列的騎兵省，單獨設置省主，並且由皇帝親信的秘書人員（中書舍人或黃門侍郎）具體分管。[7]
除了在官牧場繁衍馬匹，北方政權還通過戰爭掠奪、互市交易等手段從邊疆的畜牧地區獲得戰馬。這和以往中原王朝與遊牧族的關係有相似之處。比如石勒剛稱趙王建立政權時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遊牧族，俘獲牛馬二十餘萬頭。[8]吐穀渾降附於前秦後向其獻馬五千匹。[9]後秦姚萇從陝北胡人曹寅處獲得馬三千匹；[10]河西鮮卑杜崙一次就給姚興獻馬八千匹；[11]乞伏熾磐的西秦更從鮮卑提孤部獲得戎馬六萬匹之多。[12]到北魏朝，更經常從對柔然人的遠征中擄獲大量戰馬，以至當時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軍隊都“馬力有餘”，使南方的劉宋朝感到巨大壓力。[13]北魏政權還經常直接從北方高車、鐵勒等族征調騎兵參加對柔然和南朝的戰爭。許多鐵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舉族遷徙到內地州郡駐紮（參見本書第三編北魏部分）。
為了維持騎兵部隊的戰鬥力，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經常對騎兵進行演練。比如石虎在都城鄴城外建閱馬台，每月朔、晦登臨台上，親自用射響箭指揮騎兵訓練。[14]晦朔分別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訓練一次，每次二天。北齊原本規定用圍獵方式訓練軍隊，“月別三圍”，主管騎兵省的唐邕認為過於頻繁勞累，請示減少為每月兩圍。[15]可惜當時對軍隊常備性訓練的記載較少，難以綜合討論。 <h4>北方軍隊的步騎兵比例</h4>
北方政權的開創者在起兵之初倚重的大都是部族騎兵。即使像石勒被略賣到外地為奴，脫離了原有部族關係，最初起兵時也是盜用官牧場中的馬匹，最初武裝集團的核心就是所謂“十八騎”[16]。但在中原地區輾轉作戰的過程中，北方政權會較快地組建步兵部隊配合騎兵作戰。這首先是因為步兵兵員廣泛，裝備成本極低，單兵戰鬥力雖然不如騎兵，但“性價比”要高得多；其次，騎兵部隊擅長奔襲和野戰，但難以勝任攻城、守城等作戰任務，這也需要步兵承擔。
同樣以石勒為例，當他投靠匈奴劉漢政權，在冀州發展勢力時，迅速從流民和堡聚中強征了大量青壯年，組成步兵軍隊配合騎兵作戰。石勒在312年占據襄國之前曾流動作戰多年，這期間他對步、騎兵有比較明顯的功能分工：步兵主要負責守衛輜重、家眷，騎兵部隊則由他親自率領，進行遠程奔襲作戰。310年秋，劉粲等聯軍進攻洛陽，石勒帶領二萬騎兵南渡黃河與劉粲匯合，而命長史刁膺帶步兵九萬和輜重轉移到重門地區固守自保。[17]由於石勒此行沒有步兵，戰事進行得並不順利，未能攻克洛陽，甚至連小城倉垣也未能攻下。當時幽州勤王的鮮卑騎兵逼近，石勒隻得帶騎兵趕回重門，將輜重和步兵轉運到黃河南岸，繼續向南陽、江夏方向流動劫掠。
討論十六國北朝的騎兵運用，一個重要問題是當時騎兵和步兵數量比例。如十六國初的328年，前趙劉曜和後趙石勒會戰於洛陽西郊，石勒調集境內幾乎全部機動部隊參戰，共有“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步、騎兵比例接近2：1。[18]苻堅傾國進攻東晉，共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出征，步騎比例與後趙基本相同。[19]北魏進攻後燕時，後燕集結的兵力是“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步、騎比例約3：1。[20]在北魏占領河北地區後，後燕宗室慕容德率領一部分鮮卑人渡黃河占據青州，建立了南燕割據政權。史載慕容德渡河時有“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數年之後，他準備進攻東晉，在境內大規模征兵講武，共有“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步騎比例約為7：1。需要注意的是，這時慕容德的轄區僅僅是青州一地（約今山東半島），和北方馬匹原產地直接的交通已經被北魏隔絕，因而馬匹來源受到限製，導致步兵比例較高。[21]北魏孝文帝初年，大臣高閭曾建議組建一支防範柔然人入侵的部隊，他提出其各兵種數量是：“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槊”[22]。這裏用騎槊的是騎兵，用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騎比例仍是2：1。
綜上可見，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北方政權，正常步騎兵比例在2：1到3：1之間。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斷，騎兵比例就會大大降低。這個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穩定。據《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一支標準的二萬人部隊，分為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以及作戰步兵一萬人，步騎兵比例為5：2。[23] 第二節 北方騎兵對南作戰的特征<h4>騎兵作戰的地理環境：山地與河流</h4>
在南北間戰爭中，因為南方政權缺少戰馬，北方騎兵對南方步兵占有壓倒性優勢。騎兵集群衝擊需要開闊、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則是運用騎兵的障礙。在東漢末三國初，這個問題已經出現，如赤壁戰後不久，曹仁騎兵與呂蒙在長江南岸的夷陵交戰，呂蒙利用當地險峻的地形設伏，俘獲很多曹軍戰馬：
（呂蒙）又說（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24]
如何避開這些不利於騎兵的地形，在合適的地形上展開決戰，是騎兵統帥必須關注的問題。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騎兵作戰的障礙。南方政權一直重視依托河流抵禦北方騎兵。黃河地處北方，冬季會封凍，無法阻攔北方騎兵南下，所以對南方的戰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漢江、淮河則對割據戰爭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大舉進攻劉宋，一支魏軍進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邊。當地民眾事先拆毀了橋梁，又趁魏軍經過時在樹林中擊鼓，魏軍“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25]。到梁武帝時，為防範魏軍渡過淮河南下，甚至在鍾離修築了巨大的淮堰，使上遊地區直至壽春盡成澤國，以遲滯北魏騎兵的攻勢。
在枯水季節或者河流水勢不太深急之處，騎兵可以涉水過河，且馬會遊泳，可以遊過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騎兵將領往往運用這些渡河發動奇襲。在前秦對東晉的攻勢中，晉軍將領朱序駐防漢江南岸的襄陽城，他將江中所有的船隻搜羅到南岸，認為這樣就使秦軍無法渡河。但秦軍將領石越帶領騎兵“遊馬以渡”，在南岸建立據點，搶奪船隻將主力運送過河，一舉攻克了襄陽外城。[26]在北魏與南齊的戰爭中，北魏將領韋珍受命帶一支具裝騎兵南渡淮河，到大別山區接應一支親北魏的地方武裝。當時齊軍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絕魏軍於北岸。韋珍自己帶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騎兵從上遊水淺處涉水渡河。當雙方步兵激戰於渡口附近時，北魏騎兵已經迂回至齊軍後方，前後夾擊取得勝利。[27]魏孝文帝元宏征討南齊時，曾指揮魏軍圍攻鄧城。齊軍將領崔慧景、蕭衍率部前來解圍。元宏派遣五百高車騎兵迂回到齊軍後方，占領齊軍來路上的河橋（證之以《水經注》，應當是淯水），截斷其退路，使齊軍因恐慌而陷入潰敗。[28] <h4>北方騎兵的襲掠戰與季節特征</h4>
除了在會戰中衝擊敵步兵主力，北方騎兵還有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利用其機動性優勢突入敵後縱深進行襲掠、破壞作戰。這是北方民族的一種傳統作戰方式。對於較早的匈奴等遊牧族來說，襲掠是一種戰術性質的搶劫行為，隻是為了滿足部族成員和首領的貪欲。但在4—6世紀南北對峙時代，北方政權更有意識地在戰略層麵上運用這種策略。為防範北方軍隊，南方政權在邊界地區修築了一係列城池，聚糧屯兵進行持久防戍。北方軍隊強行攻城的代價很大，也無法發揮騎兵的野戰優勢。所以他們更傾向於在秋糧收獲季節，用騎兵突入敵城池防線的後方，化整為零在鄉間進行破壞，搶劫或焚燒剛剛收獲的糧食，甚至掠奪人口。這使得南方城池能夠征收到的糧食減少，難以維持戍兵的補給，從而影響其戰鬥力。
在十六國初期，東晉豫州刺史祖逖占據河南平原，依托譙城、梁城等城池與石勒政權對抗。石勒軍隊在爭奪城市失敗後，轉而采取騎兵襲掠破壞戰術，在秋收季節搶掠鄉間地區。祖逖部眾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搶收工作，在敵騎兵來襲時，隻能燒掉田野中剛剛割下的糧食，以免落到敵人手中。這種破襲與反破襲的拉鋸戰持續了多年，使得祖逖軍隊始終難以發展壯大。[29]
東晉末，晉軍試圖收複後秦姚興統治下的河南地區，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眾屯田，積蓄軍糧。當時駐紮邊境的後秦將領向姚興匯報此事，姚興君臣對此的分析對策是：
（姚興）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30]
姚興特意提出發動攻勢的季節在“孟冬”即十月。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動慣例：除了這個季節戰馬最為肥壯，南方的糧食剛剛收獲，還因為北方民族不適應南方濕熱的夏季，雨季江河漲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騎兵展開，而秋冬季則是騎兵馳騁的好時機。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楊佛嵩雖然不準備強攻壽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駐城外監視城內的晉軍主力，使之不能出城進行堅壁清野的工作；同時用輕騎部隊襲掠鄉野，斷絕城內的軍糧供應。
在北魏拓跋人與南朝的戰爭中，這種騎兵襲擾戰術仍經常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與劉宋在422—423年爭奪河南的戰例。魏明元帝拓跋嗣準備進攻劉宋黃河以南地區。出征前詔命群臣討論進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們對此發生激烈爭執：帶兵出征的奚斤、公孫表認為應當首先進攻黃河南岸滑台、虎牢諸城。留守的崔浩則認為南朝人“長於守城”，強攻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奏效，不如分兵襲掠黃河到淮河之間的廣大地區，“列置守宰，收斂租穀”，使滑台、虎牢與後方斷絕聯係，其守軍會不戰自潰。[31]後來魏軍重攻城而輕襲掠，圍攻兩城數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慘重代價，公孫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處死。
423年河南戰役之後，北魏騎兵仍經常襲掠南朝控製區。宋文帝劉義隆曾向群臣征詢應對戰略，何承天因此上《安邊論》，他沒能提出什麽實質性的對策，但在上書中卻記錄了魏軍騎兵襲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遊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32]
這段文字中多處化用了《史記·匈奴列傳》中的記載。其實此時拓跋人的生活習慣、戰術和草原匈奴已經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櫛風沐雨”的遊牧生活、“敗不羞走”的戰爭態度，都不再是此時魏軍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繪的拓跋騎兵習慣在秋末發起進攻，主要戰術是踐踏莊稼、焚燒農舍，卻是這一時期的真實情況。
這種襲掠規模最大的，當數450年的拓跋燾親征之戰。此戰魏軍投入兵力數十萬，多路同時南下，越過淮河直至長江。在大縱深的進攻中，北魏沒有專注於攻城，也沒有組織太多後勤糧秣供應，主要靠搶掠南方的農村地區獲取軍糧。江、淮之間遭受魏軍嚴重破壞，之後多年都難以恢複。劉宋邊防重鎮壽陽、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閉門固守，未被魏軍攻陷。但北魏軍單純依靠抄掠為食，後勤保障很不充分，無法進行持久作戰。
拓跋燾這次大規模南征之後，北魏對劉宋邊境的小規模騎兵侵擾一直未曾停止，給劉宋造成很大壓力。如六年之後的456年，宋孝武帝“詔問群臣防禦之策”。詔旨主要關心的，就是如何對付北魏騎兵的這種襲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幾年前何承天的陳述基本相同：
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眾，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33]
可見北魏這種騎兵襲掠沒有特定的目標，也不以尋找宋軍主力會戰為目的，隻是搶奪農田中的莊稼和農夫，可以看作一種特殊形式的“遊擊作戰”。它直接破壞了宋軍的軍糧征收和供應。而宋軍缺少騎兵難以做出反應，在邊境屯駐的步兵不僅難以捕獲敵軍主力，還要吃掉大量糧食，更墮入惡性循環的怪圈。對於孝武帝提出的這個問題，劉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適的對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間，北魏趁南方內戰之機占領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叢林較多，不便於騎兵奔馳，南方對騎兵襲掠的緊張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騎兵在秋冬季節出擊的特點。比如劉宋末年，蕭道成擔心被殘暴的後廢帝（蒼梧王）殺掉，希望挑動北魏發動侵襲，從而使自己獲得駐防邊疆的任命。他囑托親信劉善明說，已到“秋風行起”的季節，如果在邊境稍微製造事端，吸引北魏軍入境報複，則可以獲得離京的機會。當蕭道成代宋建齊後，劉善明上書討論邊防問題，說“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還在警惕魏軍秋季的攻勢。[34]此時蕭道成之子、豫章王蕭嶷任荊、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軍渡過淮河進攻壽春，騎兵向西南進犯南陽一帶，引起南方驚恐，但蕭嶷認為“虜入春夏，非動眾時”，即春夏不是北方騎兵活躍的季節，所以沒有進行大規模軍事動員，後來事實證明蕭嶷的判斷正確。[35] <h4>史書中“鎧馬”的數量誤區</h4>
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時期，騎兵和戰馬都披鎧甲的具裝騎兵經常在戰爭中使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對具裝騎兵的稱呼有“具裝馬”“鎧馬”“鎧騎”“鐵馬”“鐵騎”“甲騎”等等。[36]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稱呼很容易用作文學化的修辭，將沒有馬鎧的騎兵也稱為“鐵馬”等。
比如《魏書·姚興傳》載，後秦進攻河西的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37]，似乎是俘獲了六萬匹披具裝鎧甲的戰馬。但以乞伏乾歸的國力和勢力範圍，不可能有這樣一支強大的騎兵武裝。《晉書·姚興載記》對此的記載是：“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38]。以三萬六千名部眾，也不可能有六萬多匹具裝馬。其實這個人、馬比例是按從事遊牧的部落，所謂“鎧馬”，在這裏應該是“戰馬”的同義語，即可以用來披鎧甲作戰的馬匹。在兩漢和三國文獻關於草原遊牧民族的記載中，從未提及這些遊牧族使用具裝戰馬。這有其必然性。首先，馬具裝（馬鎧）的製造工藝和成本相對較高，單純草原民族的經濟形態，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書前文所述，草原遊牧民的習慣戰術是騎射，不願打近距離的衝擊肉搏戰，沉重的馬具裝也會降低戰馬的機動性。所以具裝戰馬都是在習慣衝擊戰術，且對手主要是步兵的情況下采用的。
十六國初期，石勒與幽州鮮卑段部騎兵作戰，“獲鎧馬五千匹”。後來伏擊劉琨率領的鮮卑騎兵，又“獲鎧馬萬匹”[39]，與石勒作戰的鮮卑人當時尚未建立漢化政權，恐怕難以大規模組建具裝騎兵部隊，這些“鎧馬”應當還是普通戰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蕭寶夤平定關中的叛亂，有“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40]，數量也有誇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進攻後燕時，長孫肥與四千名後燕步騎兵作戰，“獲鎧騎二百”[41]；太武帝與後秦姚興軍隊作戰，“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42]，這個數字不太誇張，而且後燕和後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經漢化的政權，應當組建了具裝騎兵部隊，所以這兩處應該是真正的具裝騎兵。
在十六國南北朝時的文獻中，除了將沒有鎧甲的戰馬誤稱為“鐵馬”“鎧馬”，當時文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真正的具裝騎兵並未進行明確指明。比如劉曜的前趙政權有一支近衛騎兵部隊：“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禦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在劉曜進攻河西張駿的戰爭中，這支親禦郎騎兵也參加了戰鬥。[43]但時間稍晚，東方石虎的後趙政權也有一支禁衛騎兵“雲騰黑槊”，或稱“黑槊龍驤”，史書隻提及他們都持黑漆槊作戰，總數有五千人，也曾參加進攻河西政權，但卻未提及他們的戰馬是否有具裝。[44]其實，根據這支部隊的地位和當時的習慣看，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應當是有馬具裝的。
此外還有一個現代研究者容易誤解之處，就是古代文獻中的所謂“輕騎”。在中亞和歐洲很早以來就有輕騎兵和重騎兵的區別：輕騎兵沒有馬甲，以弓箭為主要武器；重騎兵則是人、馬都有鎧甲，以長矛衝擊為主要戰術。[45]但在中國從來沒有這種區分的概念。中國文獻中的“輕騎”，都是指不帶後勤輜重的純騎兵戰鬥部隊，側重的是行軍速度因素；與之相對的概念，則是攜帶全部輜重的騎兵（輜重往往用大車運輸）。所以，中國的“輕騎”未必沒有具裝，而非“輕騎”的騎兵也未必有具裝，具裝騎兵在戰鬥中也可能卸下具裝作戰。總之，當時大量的騎兵戰鬥，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裝騎兵，從而對現在的研究造成了極大不便，所以本書不用專門章節討論當時具裝騎兵的戰術問題，對於一些可以認定是具裝騎兵的史料則進行單獨討論。 第三節 南方政權的騎兵建設<h4>南方騎兵建製與規模管窺</h4>
自曹魏明帝青龍年間尚書省開始有騎兵曹，到西晉時依舊沿襲。在與劉、石武裝的戰爭中，西晉主力部隊都在中原戰場消耗殆盡。東晉政權在江南重新立國，依靠的是南方諸州的地方軍，基本沒有騎兵武裝，尚書省的騎兵曹亦被廢止。親朝廷的北方地方勢力與江南隔絕，如並州劉琨、涼州張軌、遼東鮮卑段部等，也無法為東晉朝廷提供騎兵。所以東晉政權建立之初騎兵建製基本是空白，掌握、運用騎兵戰術的問題更無從談起。
東晉朝廷直轄的兵力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軍府擁有較多軍隊，是與北方作戰的主體。在東晉立國數十年中，這些地方實力派通過與北方政權的戰爭，逐漸能搜羅一些戰馬，建立起小規模的騎兵部隊。東晉末劉裕在征服南燕、後秦的戰爭中，俘獲了很多騎兵和戰馬，使晉軍騎兵規模一度增加，所以當他稱帝建宋後，又增加了尚書省騎兵曹的建製，由一名尚書郎主管。但劉宋缺乏新的戰馬補充，隨著自然老化和與北魏軍作戰的損失，戰馬數量迅速減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曾將騎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複。這反映了劉宋政權騎兵數量在走下坡路，製度因而產生搖擺。到宋明帝劉彧時，淮北廣大地區被北魏奪取，劉宋疆界收縮到淮河沿岸，騎兵數量更為減少，因而騎兵曹被再度裁撤。[46]此後曆經齊、梁、陳都不曾恢複。
北方政權對南方威脅最大的，是人、馬都披鎧甲的具裝騎兵（“具裝”是東晉南朝用語，十六國北朝文獻一般隻稱“鎧馬”“鐵騎”等）。所以東晉軍隊很重視收集、繳獲戰馬具裝。石虎後趙曾以七千騎兵渡過漢水攻擊襄陽，晉守軍桓宣部突襲得手，繳獲了一些“鎧馬”。[47]前秦軍隊對長江中遊展開攻勢，在逼近竟陵時，晉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襲，取得戰果“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48]。從斬、俘總數和繳獲的馬匹、具裝鎧甲比例看，這支前秦軍中騎兵數量並不多，具裝騎兵也隻是騎兵中的一部分。這可能和竟陵一帶多山林河川，不便騎兵作戰有關。383年秦晉淝水決戰，晉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參戰，在勝利後收集了很多秦軍丟棄的“人馬器鎧”，但多數都已經殘損破壞。經過數年修補，拚湊出完整的步兵鎧甲五百領、馬具裝一百具。桓伊臨死前將這些鎧甲上交朝廷，受到詔書嘉獎。[49]淝水之戰十萬以上秦軍大潰敗，[50]而桓伊所部隻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鎧甲裝備，說明秦軍中具裝騎兵所占的數量也不多。
東晉末年劉裕主政，對北方政權采取攻勢。409年，劉裕晉軍與南燕會戰於臨朐，南燕一支“具裝虎班突騎”—鎧甲上都繪著虎斑花紋的具裝騎兵—試圖從後方攻擊晉軍部隊，但被晉軍沈林子部阻擊。[51]在晉滅南燕之後，這支具裝騎兵被晉軍收編，隨後返回江南，參與對盧循天師道軍的作戰。
東晉、南朝政權的地域和戰略環境，和三國鼎立時期的東吳基本相同，其戰馬來源、騎兵規模也有相似之處。黎虎先生曾總結東吳主力軍隊步、騎兵比例常為40：1，但東晉南朝史料中則未有這麽明確的比例。這反映了兩個時期軍事體製的區別：東吳皇權強大，對軍隊的編製、裝備有統一而明確的管理，東晉、南朝則多為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缺乏統一的軍隊編製模式。史料中幾乎沒有東晉時期騎兵數量的明確記載。從劉宋開始這方麵的材料才稍多一些。另外，南方政權的軍隊中騎兵數量、步騎兵比例並不一致，一般是鄰近北方戰區諸州的軍隊，戰馬和騎兵會多一些。他們經常與北方政權作戰，需要比內地州府更多的騎兵武裝，且這些州府可以通過貿易、繳獲等從境外獲得戰馬。這些北境部隊在對北方作戰、南方內戰中都表現得最為活躍。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劉宋政權試圖收複河南。劉義隆詔書稱北伐兵力近十萬，其中段宏所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52]，但這些數字都做了嚴重誇大，不能據此判斷宋軍的騎兵規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劉宋境內發生大規模內戰，當時豫州刺史劉胡也投入到反對劉彧的陣營中，參加了向建康的進軍。他統帥的部隊有“眾三萬，鐵騎二千”，在一次作戰時，則言其有“步卒二萬，鐵馬一千”[53]。第二次的數字比較接近實際，則步騎比例為20：1。劉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起兵反對蕭道成，集結士兵有“眾二萬人，騎五百匹”[54]，步騎比例為40：1。南齊時，為對抗魏孝文帝元宏進攻沔北，蕭鸞派崔慧景“率眾二萬，騎千匹”前往援助，[55]步騎比例20：1。這些戰爭中，劉胡的豫州與北魏接境，騎兵比例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時得到了朝廷直屬的“台軍”補充，騎兵比例也較高。至於劉休範的江州，地處長江兩岸，與北魏並不直接接境。可見內地的江州騎兵對步兵比例為1：40，這是東吳時主力軍的正常水平。而邊境州的比例能達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齊末，少帝蕭寶卷昏亂，引起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蕭衍在檄文中列舉自己的兵力，其中說“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56]，似乎有二十個騎兵軍、五萬騎兵。但這種檄文的誇大之辭不能相信。當時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拚湊起五萬騎兵。《梁書》載蕭衍起兵時，集結其治下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韋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眾二千，馬二百匹”，華山太守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57]。這些戰馬構成了蕭衍軍的主要騎兵力量。這兩人都是邊境僑郡太守，因為地處北境，擁有較多的戰馬，步、騎比例10：1左右，騎兵占比非常高，但總量並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軍隊中的騎兵比例曾達到較高的數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諸軍事的夏侯夔，“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步騎比例達5：1，幾乎是南朝騎兵的巔峰。[58]這個時期騎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開通了與吐穀渾、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進口戰馬有關（參見下文）。另外，梁中期，陳慶之乘北魏內戰帶領七千士兵北征，當轉戰到虎牢城下時，已經能“率騎三千”與魏軍作戰。[59]這些戰馬應多為繳獲而來。 <h4>戰馬來源與天監十三年西路“馬道”的開通</h4>
東晉、南朝政權地處南方，與馬匹原產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戰馬數量很有限，也難以組建強大的騎兵武裝。關於東晉、南朝的戰馬來源，黎虎先生《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已有詳盡論述，概言之，基本來自與北方政權的交易或戰爭虜獲，以及遼東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這部分內容本書從略。[60]
但黎虎先生論文尚有可商榷補充之處。首先是東晉南朝的所謂“蜀馬”，黎虎先生認為產地為蜀地（益州），這個說法恐怕難以成立。當時“蜀馬”應是指產於吐穀渾和西域，經蜀地販運到中原或江南的馬匹，其原產地並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傳》：“波路國……有蜀馬”，遂以為此馬來自蜀地。其實不然，《北史》同卷“女國，在蔥嶺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61]。明確可見所謂“蜀馬”乃女國當地所產。另，《晉書·吐穀渾傳》亦雲其地“出蜀馬、犛牛”[62]，可見吐穀渾本地原產的馬也稱蜀馬。這是因為西部馬匹要轉運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轉站。在這些原產地看來，這些馬匹是賣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權看來，這些馬匹是從蜀地買來，錯將中轉站當成了原產地。
當然，西域馬匹也可以不經過蜀地，而從河西和關中進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征劉宋，在彭城外對宋使節說，“脫須蜀馬，亦有佳者”[63]，即準備送蜀馬給宋人。這是因為拓跋燾已經平定了關中和河西，可以從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馬”之故。蜀地在劉宋控製下從未失守，如果蜀馬原產於蜀地，自然輪不到拓跋燾來送給宋人。[64]
南方政權被阻斷了與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溝通雲南、西藏，以及北通漢中、河西地區，從這些地區進口馬匹。但由於路途遙遠，地勢崎嶇險峻，沿途割據政權作梗等等，造成戰馬西來之路時通時塞，能夠進入江南的馬匹數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監十三年（514年），吐穀渾遣使入梁到達建康，從此，梁朝不僅建立了與吐穀渾的穩定聯係，且吐穀渾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諸國，都能夠過境吐穀渾與梁朝進行貿易交流。這從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馬匹短缺的局麵。《梁書》對此事的記載為：
其界東至壘川，西鄰於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裏，蓋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數百裏，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65]
吐穀渾通使江南，必須經過益州即蜀地。吐穀渾王請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設辦事機構的用意。此時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陽王蕭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監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內驛傳所需馬匹都要向民間征調，給百姓造成很大負擔。蕭恢“乃市馬千匹”，交給負責驛傳公務的民戶飼養，“百姓賴焉”[66]。如此大規模的馬匹貿易，在以往東晉、南朝曆史上從未有過，三國時期的蜀漢和吳也未曾有過，這應該和剛剛開通了與吐穀渾的商路，可以大量進口馬匹有直接關係，即所謂“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
天監十三年是南朝與西部交通的關鍵性一年。據《梁書》卷五十四《西北諸戎傳》，在此年之前，與梁朝有聯係的隻有於闐（天監九年）、宕昌（天監四年）、鄧至（天監元年）、武興（天監初），其中宕昌、鄧至和武興都比吐穀渾靠近內地，且轄境有限，能提供的馬匹不會太多。但自天監十三年之後，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國度有：芮芮國［即柔然，天監十四年（515年）］、滑國［天監十五年（516年）］、周古柯國［普通元年（520年）］、嗬跋檀國（普通元年）、胡蜜丹國（普通元年）、龜茲國［普通二年（521年）］、白題國［普通三年（522年）］、末國［中大通二年（530年）］、高昌［大同中（535—545年）］、渴盤陁國［中大同元年（546年）］等。在不長的時間內，這些國家紛紛與梁朝通使，應與吐穀渾和益州之間開通了貿易道路有直接關係。這個時期梁朝政治比較穩定，國力強盛，經濟富裕，吸引這些西道國家前來貿易，梁朝也獲取了足夠的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擁有私馬二千匹，堪稱一時之盛。[67]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蕭紀擔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穀渾……器甲殷積，馬八千匹”[68]，馬匹之多，在東晉南朝三百年實為空前絕後。[69]
但梁武帝並沒能抓住這個機遇組建起強大的騎兵部隊。當時南北分裂割據已久，南朝人早已習慣江南水鄉生活，其軍隊以步兵和舟艦為主，騎兵隻是處於輔助地位。在整個梁朝，長江下遊地區馬匹一直很少。梁武帝末年，東魏叛將侯景發動突襲，渡過長江攻克建康，控製梁朝政局。史載侯景渡江時有“馬數百匹，兵千人”[70]，到侯景控製梁朝的長江中下遊之後，與陳霸先作戰，兵力是“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71]，騎兵數量並沒有明顯增加，說明梁的長江下遊地區仍非常缺少戰馬。當時西魏乘機南下占領益州，切斷了南朝的馬匹進口通道。此後的陳霸先軍也一直以步兵為主力，沒能組建起大規模的騎兵，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南朝的滅亡。 第四節 南方騎兵作戰特征<h4>對北軍的破襲作戰</h4>
南方政權的騎兵數量少，在對北方戰爭中往往捉襟見肘，不堪應付。但如果能利用北方軍隊疏於防範的麻痹心態，對其發動突襲，也往往能獲得一定戰果。
在宋少帝初抗擊北魏的戰爭中，司州刺史毛德祖駐防虎牢城，僅能拚湊起一支二百人的騎兵部隊在黃河南岸巡防。這支騎兵曾對一支千人的北魏軍發起突襲，取得俘獲二百人的戰果，但隨後遭到五千餘名北魏騎兵的圍攻，很快潰敗。此後毛德祖部據守虎牢城直至陷落。[72]和這場騎兵戰鬥類似的，是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梁軍北伐渦陽，北魏軍十五萬前來救援（這個數字可能有誇大），前鋒在樹林中駐營。梁將陳慶之認為魏軍選擇在茂密的林地宿營，是因為遠來疲憊不願作戰，因而率領二百名騎兵進行突襲，擊潰了這支軍隊。[73]這兩次戰鬥，都是利用魏軍初入宋境、對戰場環境比較陌生的機會進行攻擊，所以能夠取得戰果。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初，魏軍再次大舉南下，劉宋淮北城池都閉門堅守。一支魏軍駐紮汝陽，負責看管擄掠來的劉宋百姓。宋文帝劉義隆獲取這一情報，命彭城駐軍“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當時劉義隆之子劉駿駐防彭城，他征發彭城百裏之內的軍民馬匹，共收集一千五百匹組成五個騎兵軍，前往五百裏之外的汝陽。這支部隊接近汝陽時再次揀選馬匹，隻選取一千一百匹精幹堪用的戰馬前往戰區。當時看守俘獲百姓的北魏軍營在汝陽城北三裏，魏軍沒想到彭城方向宋軍會進行遠距離奇襲，沒有防備。宋騎兵殺死魏軍三千餘人，焚燒其輜重，被俘百姓大都趁亂逃走。但這支宋騎兵在返回途中被北魏騎兵追擊，因連日奔馳作戰疲勞不堪而潰敗，六名主將中三人戰死、被俘，能夠返回後方的士兵僅九百餘人，馬僅四百匹。[74]
這場戰鬥說明，在北方大部隊快速推進時，後方勤務部隊會存在疏於防範之處。宋軍騎兵如果能抓住機會進行奇襲，可以收到較好戰果。但這次戰鬥也暴露出劉宋政權騎兵建製的弱點，即缺乏統一和集中，馬匹需要臨時征集；士兵和軍官之間缺乏協調，也影響戰鬥力。這支部隊潰敗的首要原因，是一名軍主垣謙之臨陣先退所致（此人事後被處斬）。所以南方軍隊戰馬、騎兵數量少固然是一大缺憾，更重要的則是騎兵缺乏戰鬥經驗，在戰鬥中往往難以抓住打擊敵軍的機會。 <h4>對北魏騎兵正麵作戰</h4>
北方政權騎兵數量多、戰鬥力強，對南方政權的威脅最大。如北魏孝文帝親征，給南齊人印象最深的是魏軍“鐵騎為群，前後相接”[75]。所以南北方會戰時，南方騎兵最主要的對手是北方的騎兵而非步兵。在這種雙方騎兵數量、素質極不對稱的戰鬥中，南方仍不缺乏擅長馬槊衝鋒的騎兵將領（有些是從北方投誠而來）。這種南北騎兵對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具裝騎兵不如無具裝騎兵機動性強。北方騎兵的主要作戰對象是南朝步兵，經常披具裝鎧。南朝騎兵將帥因此揚長避短，有意用輕裝騎兵衝擊敵笨重的具裝騎兵，往往能取得出奇製勝的效果。如劉裕伐南燕的臨朐戰役，南燕方麵投入了“具裝虎班突騎”，晉軍當時沒有具裝騎兵，史書僅提及一部分“輕騎”為“遊軍”，擔任偵察警戒任務。[76]但晉軍輕裝騎兵參與了對鮮卑騎兵的戰鬥，並取得了臨朐戰役的勝利。[77]
再如元嘉末年（453年）劉宋對北魏的北伐，西路宋軍從襄陽出發，進攻北魏弘農、陝城方向。雙方在陝城外展開會戰。宋軍統帥騎兵的薛安都原是北人，比較擅長騎戰。兩軍在陝城下列隊布陣時，一支北魏騎兵首先奔馳到宋軍附近挑戰。薛安都騎具裝戰馬衝刺，“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當兩軍主力進入激戰後，北魏突騎衝擊宋軍步陣引起宋軍驚恐。薛安都脫下頭盔鎧甲，“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與北魏具裝騎兵廝殺，“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此舉極大緩解了北魏騎兵對宋軍的威脅。當天雙方戰事僵持，魏軍仍固守陝城。次日，雙方再度開戰。宋軍步、騎兵左右分開列陣。當兩軍激戰時，薛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複入”，激戰一天後魏軍潰敗，被斬首及俘獲數千。這是劉宋對北魏為數不多的勝利之一（但隨著東線的潰敗，西路這支宋軍不久也主動撤退）。[78]薛安都騎兵的突出表現，是此次宋軍獲勝的重要原因。
宋孝武帝孝建初年（454年），魏軍對泗水（清水）以東、黃河以南的劉宋據點展開進攻。宋台軍騎兵幢主焦度受命增援，在清口“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槊，手殺數十人”[79]。在南齊初年，北魏軍數次對齊軍邊境城壘展開攻勢，建元三年（481年），魏軍圍攻泗水入淮處的角城，齊將周盤龍與其子周奉叔前往解圍，以數百騎兵對抗上萬北魏騎兵：
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槊，直奔虜陣，自稱“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
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複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眾大敗……[80]
這段記載可能有一定誇張。但魏軍指揮此次南征的統帥是馮熙、元嘉，他們的本傳都沒有記載在角城（淮陽）的這次戰鬥，可能小有損失而不予記載（如果有大勝或大敗則不會遺漏）。再如梁天監初年（502年），馮道根駐阜陵阻截自壽春南下的魏軍，“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81]。梁末，數萬北齊軍隊渡過長江運動到建康城北。陳霸先率部與之會戰，部將侯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南方陰雨泥濘阻礙了北齊騎兵的發揮，當雙方決戰於幕府山時，侯安都帶步騎兵共千餘人繞到齊軍後方攻擊，造成齊軍潰敗，在南方軍隊追擊下幾乎全軍覆沒。[82]可見小股南方騎兵在麵臨大量北方騎兵時，如果敢於猛烈衝擊，往往會使敵陷入混亂，難以做出反應，從而取得一定戰果。 <h4>不擅長騎兵集群運用</h4>
以上都是南方少量騎兵，甚至是騎兵統帥單人獨馬麵對大量敵騎兵時的成功戰例。這些誇張的戰例有其原因：大規模軍團在受到小規模、高機動性的敵軍衝擊時，往往因為信息傳達、指揮不暢而陷入混亂；披著沉重具裝鎧的騎兵難以追逐輕裝騎兵；以及南方政權為了鼓舞士氣而進行的誇大宣傳。畢竟在很多戰役中，小股南方騎兵都免不了被優勢敵軍殲滅的命運，如前述毛德祖的先勝後敗之戰。但這些頗具個人英雄色彩的戰例背後，南朝騎兵的不足也很明顯。當南朝政權努力集結起一支規模較大（超過千人）的騎兵時，統帥缺乏調度、指揮經驗的弊病就會暴露出來，且基層作戰單位之間也缺乏協同配合。
除了前述530年千餘名劉宋彭城騎兵進行破襲戰的例子，在普通四年（523年），梁對北魏大舉北伐，由於開通了與吐穀渾馬匹來源，合肥裴邃部下騎兵達三千之多。在北伐到壽陽城下時，梁騎兵的指揮協調顯然發生了問題，與魏軍作戰失利被迫撤退。裴邃收集敗兵對騎兵組織進行整合，改變了以往東晉南朝軍隊隻以紅色（絳）為軍裝的習慣，“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他自己直接指揮下的騎兵都穿黃袍，“自為黃袍騎”。在稍後的進攻中梁軍獲取了一定戰果，占領了一些魏軍城壘，但裴邃未能攻克壽陽便死於軍中，其整合過的騎兵也不再見於記載。[83]從數量上說，這應該是東晉南朝在特定戰區集結騎兵數量的巔峰。再如南朝陳末的將領蕭摩訶，本人騎術很精湛，也有很多單人獨騎的戰鬥經曆，在進攻北齊時，他率部進軍呂梁與齊軍交戰，曾“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眾大潰”。不久後周滅齊，蕭摩訶又與周軍數千騎兵作戰，“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眾”。北周援軍趕到並切斷了陳軍後方水路。當時陳軍有步兵三萬，具裝騎兵二千（可能隻有部分有具裝），幾乎集中了舉國的騎兵戰鬥力，但統帥吳明徹喪失鬥誌宣布撤退，在歸途中被周軍阻擊，乘船的步兵幾乎全部被俘獲，隻有蕭摩訶帶領騎兵逃回江南。[84]可見在騎兵規模較大時，南朝的統帥很難發揮其集群戰鬥力。直到589年隋軍渡江，這些陳軍騎兵再也沒能有突出表現。 <h4>騎兵在南方內戰中的作用</h4>
除了與北方政權作戰，東晉南朝在長江流域的內戰也很頻繁。當作戰雙方都是“南方化”的、以步兵為主的軍隊時，規模不大的騎兵常在戰場上有突出表現，甚至對戰局起到決定性作用。南方民眾在生活中很少接觸馬匹，臨時起事的民眾武裝尤其缺乏對騎兵的戰爭經驗和心理準備，往往少量正規騎兵就可以製造很大恐慌。比如東晉末天師道徒在會稽起義，劉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鎮壓，天師道軍據險固守。劉牢之之子劉敬宣率領一支騎兵迂回到天師道軍後方，“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85]。由於缺少騎兵及對抗騎兵的經驗，天師道軍難以在陸地與朝廷正規軍抗衡，隻能依托艦船和海島進行水上流動作戰。
410年，當劉裕率晉軍主力出征南燕時，天師道軍又從廣州起兵，乘戰艦從湘江、贛江入長江，直抵建康城外。劉裕倉促從青州回師，為鞏固建康人心，他派千餘名從南燕俘獲來的“具裝虎班突騎”沿江岸巡邏，“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賊並聚觀，鹹畏憚之”，給江心洲上的天師道軍極大震撼，使其長期不敢上岸決戰。[86]南齊武帝蕭賾時，昔日天師道起事的會稽、錢塘地區再次發生起義，蕭賾“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負責指揮騎兵的是擅長馬槊的馬軍隊主陳天福，結果“賊眾烏合，畏馬。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87]。到明帝蕭鸞末，因其誅殺大臣激起老將、會稽太守王敬則反叛，在向建康進軍途中，百姓十餘萬人持農具參加。當叛軍攻擊朝廷軍隊固守的營壘時，後方遭到朝廷馬軍衝擊，“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王敬則被朝廷騎兵刺殺。[88]這些戰例說明，南朝騎兵雖然規模、戰鬥力難與北方抗衡，對付江南地區的民變和起義軍卻占有絕對優勢。
南朝騎兵在內戰中非常重視使用具裝（馬鎧）。騎兵在南方內戰中的主要對手是步兵，馬鎧在衝擊密集步陣中自然用處較大。但有些非衝擊作戰的場合，南朝騎兵仍在使用具裝鎧。如劉宋元嘉末，政府軍進攻漢水流域的蠻人部族，蠻人據險築堡寨固守，官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89]。宋軍騎兵隻是從遠處奔馳射箭，並沒有采取衝擊作戰（對堡寨工事也無法直接衝擊），卻仍不願放棄使用具裝馬鎧。再如宋明帝初年對抗“四方反叛”的內戰中，蕭道成受命帶領一支三千人的軍隊平定南路叛軍，當時朝廷軍隊主力都已調往蕪湖，蕭道成部下的馬匹沒有具裝鎧可用，遂臨時以棕櫚纖維編織成馬鎧，“編椶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叛軍看到這樣一支“具裝騎兵”，嚇得不戰而退。[90]“寄生”是立在馬鞍後的穗狀裝飾物，並無實戰意義。[91]但蕭道成在仿造馬甲的過程中，連這個細節也不放鬆。這說明具裝騎兵對南方步兵有很強的威懾力，以至劉宋騎兵在難以保障實用性的情況下，仍然頑固堅持著具裝騎兵的外在形式以震懾敵軍。
在梁武帝朝，侯景以叛將身份偷渡江南，占領建康。雖然侯景的騎兵並不多，但他很善於利用騎兵進行長途奇襲，在與長江上遊梁武帝諸子孫的戰爭中屢屢獲勝。如梁武帝之子蕭綸在齊昌郡準備聯結西魏，侯景部下任約派“鐵騎二百”奔襲，擊敗蕭綸並迫使其逃亡。[92]當上遊戰事越來越激烈時，侯景又派宋子仙“率輕騎三百”長途襲擊郢城，不僅活捉郢州刺史蕭方諸及其軍府臣僚，還控製了前線梁水軍將士的家屬，使其不戰而潰。[93]在與侯景軍隊作戰過程中，梁軍也在總結防範和運用具裝騎兵的戰術。在陳霸先部與侯景在建康城外的會戰中，陳霸先軍三萬餘人，侯景軍步兵萬餘、鐵騎八百餘，雙方都用鐵騎部隊對敵步陣進行衝擊。當侯景軍的營柵相繼被攻破時，侯景帶百餘騎兵“棄矟執刀，左右衝陣”，試圖衝散陳霸先軍，未能成功，侯景軍全線潰敗。[94]
從總體上看，由於江南地區水網縱橫、叢林較多，並不適合大規模騎兵的集結和展開，[95]所以江南戰事都以小規模騎兵的靈活運用為主，從未發生過北方政權間驚心動魄的大規模騎兵會戰場麵。 <hr/>
[1] 這些少數民族建立政權之初，漢化程度不盡相同。但即使內遷時間比較長、漢化程度較高的匈奴劉淵等，也還保留著傳統的部落組織形式。參見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2] 高敏先生《魏晉南北朝兵製研究》對此已多有論述，所以本書不多涉及。
[3] 分別見《晉書·劉曜載記》、卷一百六《石季龍載記上》、《苻堅載記下》。
[4] 比如慕容泓起兵反對苻堅，就“收諸馬牧鮮卑，眾至數千”，見《晉書·苻堅載記下》，第2919頁。但史書未說明這個馬牧的方位，從慕容泓的行蹤看，大概在並州中南部。不久羌人姚萇也倒戈反對苻堅，他逃亡到渭北的馬牧中收集武裝，可知這個牧場是在關中地區，見《晉書》卷一百十六《姚萇載記》。
[5] 《魏書》卷二十四《燕鳳傳》，第609頁。這和漢時匈奴人八月間大會龍城的風俗可能同源。
[6] 《魏書》卷四十四《宇文福傳》，第1000頁。按，傳稱宇文福所規劃“今之馬場是也”，似乎在魏收寫作《魏書》的北齊時代，還在沿用魏孝文帝建設的馬場。但在東西魏和北齊北周對峙時代，洛陽一帶是東西政權爭奪的戰場，幾經易手，東魏北齊在這裏維持馬場的可能性不大。據《北史》卷五十五《白建傳》，第2004頁，北齊河清三年，突厥攻擊北齊，“代、忻二牧”的數萬匹馬都轉移到五台山中躲避，則北齊的馬牧場應主要在晉北的代縣、忻州附近。《魏書》“今之馬場”蓋魏收從前人文獻直接抄來，其具體年代則無從知曉。
[7] 《北史》卷五十五《唐邕傳》《白建傳》，第929頁。
[8] 《晉書》卷一百五《石勒載記下》，第2737頁。按，岍山在關西，距離此時的石勒控製區太遠，石虎大概不會遠征到這裏。這個岍山應該是在晉北到代北一帶。
[9] 《晉書·苻堅載記上》，第2894頁。
[10] 《晉書·姚萇載記》，第2970頁。
[11] 但這些馬被赫連勃勃截獲，見《晉書》卷一百三十《赫連勃勃載記》，第3202頁。
[12]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乞伏熾磐載記》，第3125頁。
[13] 《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崔浩與北魏太武帝的對話，見第819頁。
[14] 《太平禦覽》卷三百引《鄴城故事》，第1383頁。
[15] 《北齊書》卷四十《唐邕傳》，第531頁。
[16] 《晉書·石勒載記上》，第2708頁。
[17] 見《魏書》卷九十五《羯胡石勒傳》，第2048頁。《晉書·石勒載記》隻提及石勒的二萬騎兵，而未載其護衛輜重的步兵數量，見第2712頁。
[18] 《晉書·石勒載記下》，第2745頁。
[19] 《晉書·苻堅載記下》，第2917頁。此處的戎卒專指步兵，因為苻堅說過，全國總動員的兵力是“九十七萬”。
[20]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寶載記》，第3094頁。
[21]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載記》，第3170—3172頁。
[22] 《魏書》卷五十四《高閭傳》，第1201頁。按，戈此時已經退出戰爭舞台，所以這是文飾的修辭，應該是長矛，也稱步槊。
[23]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誌一》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792頁。
[24] 《三國誌》卷五十四《吳書·呂蒙傳》，第1274頁。
[25] 《水經注疏》卷二十五“泡水”條，酈道元著，楊守敬、熊會貞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39頁。亦見《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第2350頁。
[26] 《晉書·苻堅載記上》，第2899頁。但是秦軍對襄陽內城的圍攻曠日持久，近一年後才得以破城，俘獲朱序。
[27] 《魏書》卷四十五《韋閬傳附韋珍》，第1013頁。
[28] 《魏書·宇文福傳》，第1001頁。
[29] 《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第2037頁。
[30] 《晉書》卷一百十八《姚興載記下》，第2996頁。
[31] 《魏書·崔浩傳》，第814頁。參見本書第三編北魏軍事轉型部分。
[32] 《宋書》卷六十四《何承天傳》，第1707—1708頁。
[33] 《宋書》卷九十四《恩幸傳·徐爰》，第2307頁。
[34] 《南齊書》卷二十八《劉善明傳》，第525頁。
[35] 《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文獻王傳》，第408頁。
[36] 參見蘇小華：《論魏晉南北朝時期騎兵戰術的新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常彧：《從突騎到甲騎具裝—魏晉南北朝騎兵之演進》，《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九期）。
[37] 《魏書》卷九十五《羌姚萇傳附姚興》，第2082頁。
[38] 《晉書》卷一百十七《姚興載記》，第2981頁。
[39] 《晉書·石勒載記上》，第2725頁。
[40] 《魏書》卷七十三《崔延伯傳》，第1638頁。
[41] 《魏書》卷二十六《長孫肥傳》，第652頁。
[42] 《魏書·羌姚萇傳附姚興》，第2083頁。
[43] 《晉書·劉曜載記》，第2699頁。
[44] 《太平禦覽》卷三百引《鄴城故事》，第1383頁。另參見《晉書》卷八十六《張軌傳附張重華》，第2242頁。
[45] 恩格斯：《騎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6] 《宋書》卷三十九《百官誌上》，第1223頁。
[47] 《晉書》卷八十一《桓宣傳附桓伊》，第2117頁。
[48] 《晉書》卷七十四《桓彝傳附桓石虔》，第1944頁。
[49] 《晉書·桓宣傳附桓伊》，第2119頁。
[50] 《晉書·苻堅載記》載苻堅動員了近百萬軍隊南征東晉，但能參與淝水之戰的隻是其中一部分，有研究者認為在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參見邱久榮：《淝水之戰雙方兵力略釋》，《曆史研究》1980年第2期；舒朋：《淝水之戰雙方兵力問題綜釋》，《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51] 《宋書》卷一百《自序》，第2453頁；卷一《武帝紀上》，第20頁。
[52] 《宋書·索虜傳》，第2331頁。
[53] 《宋書·鄧琬傳》，第2142—2143頁。
[54]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7頁。
[55] 《南齊書》卷五十一《崔慧景傳》，第873頁。
[56] 《梁書》卷一《武帝紀上》，第8頁。
[57] 《梁書》卷十二《韋叡傳》，第221頁；卷十八《康絢傳》，第290頁。
[58] 《梁書》卷二十八《夏侯亶傳附弟夔》，第422頁。
[59] 《梁書》卷三十二《陳慶之傳》，第461頁。
[60] 黎虎：《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的馬匹來源》，《魏晉南北朝史論》，第393—421頁。
[61] 以上見《北史·西域傳》，第3235頁。
[62]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吐穀渾》，第2538頁。
[63] 《宋書》卷四十六《張劭傳附張暢》，第1398頁。
[64]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並非戰馬產地：“蓋無論南北，馬皆戰爭所不可少，而江南不產馬。”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5頁。
[65]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西北諸戎傳》，第810—811頁。
[66] 《梁書》卷二十二《太祖五王傳·鄱陽忠烈王恢》，第351頁。
[67] 劉宋末，荊州刺史沈攸之擁兵自重，“養馬至二千餘匹”，已屬當時少見之事。當時荊州能夠都督益州，轄境比較大。見《南齊書·高帝紀上》，第11頁。
[68] 《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諸子·武陵王紀》，第1332頁。個別標點有改動。
[69] 東晉時，前秦攻益州，晉“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晉書》卷九《孝武帝紀》，第225頁）。此“五千”似為“五十”之誤。之前桓溫壟斷東晉朝政，尚未能糾合起五千騎兵武裝，以區區一益州刺史，更不可能。
[70] 《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第841頁。
[71] 《陳書》卷一《高祖紀上》，第6頁。
[72] 《宋書·索虜傳》，第2323頁。
[73] 《梁書·陳慶之傳》，第460頁。
[74] 《宋書·索虜傳》，第2344頁
[75] 《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第994頁。
[76] 《宋書·武帝紀上》，第20頁。
[77] 《宋書·孟懷玉傳附弟龍符》，第1408頁。
[78] 《宋書》卷七十七《柳元景傳》，第1984頁。
[79] 《南齊書》卷三十《焦度傳》，第559頁。這位被刺傷的“豹皮公”情況不詳，曾在此指揮作戰的北魏將領有皮豹子和封敕文，但《魏書·皮豹子傳》並未提及他在清東的戰役中受傷，大概焦度所刺傷另有其人，但在戰場雙方信息錯落的情況下，被附會成了一個亦真亦虛的“豹皮公”。據《魏書》相關傳記，這次戰役魏軍損失並不大，且對宋軍有一定戰績。這也反映了劉宋在北魏優勢騎兵的威脅之下，急需宣傳甚至誇大自己的戰績以鼓舞士氣。
[80] 《南齊書》卷二十九《周盤龍傳》，第544頁。
[81] 《梁書》卷十八《馮道根傳》，第288頁。
[82] 《陳書》卷八《侯安都傳》，第144頁。
[83] 《梁書》卷二十八《裴邃傳》，第415頁。
[84] 《陳書》卷三十一《蕭摩訶傳》，第410頁。按，本傳言“摩訶領鐵騎數千”，這個數字應非誇大之辭。《周書》卷四十《王軌傳》也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見第712頁。
[85] 《宋書》卷四十七《劉敬宣傳》，第1410頁。
[86] 《宋書·武帝紀上》，第20頁；《劉敬宣傳》。但天師道軍最後選擇了不便騎兵展開的地域—秦淮河南岸的塘路進軍，使政府軍的騎兵優勢難以發揮。而在這一戰中擊退天師道軍進攻的，是從南燕俘獲來的另一支“鮮卑步矟”。見《宋書》卷四十八《朱齡石傳》，第1422頁。
[87] 以上見《南齊書·沈文季傳》，第777頁。
[88] 《南齊書·王敬則傳》，第487頁。另，據《南齊書》卷五十一《崔慧景傳附崔恭祖》（第877頁），刺殺王敬則的騎士為崔恭祖，他自稱“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這個“禿馬”似乎是有意未給戰馬披具裝鎧。
[89] 《宋書》卷九十七《夷蠻傳》，第2397頁。
[90]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5頁。
[91] 楊泓：《中國古代馬鎧具裝對海東的影響》，《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2頁。
[92] 《梁書》卷二十九《高祖三王傳·邵陵王綸》，第435頁。
[93] 《梁書·侯景傳》，第856頁。
[94] 《陳書·高祖紀上》，第6頁。
[95] 《南齊書》卷四十《武十七王傳·魚複侯子響》：“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第704頁）這可能是在建康皇家園林中的表演。但江南地區多竹木妨礙騎兵奔馳的情況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