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生性詼諧，愛說笑話。他對門下子弟李鴻章和俞樾曾有評語：“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係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裏、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麵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曆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枝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做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裏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做了若幹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齊白石崇拜王闓運，曾拜王為師，但王闓運私下說，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胡適認為這個評價很不公道。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穀字體的緣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麽，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製，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複古謬論，胡適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麽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係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係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誌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中山寫墓誌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曆史遺憾。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認為是最重要的：“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麽書，杜說隻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麽我的學生用《辭源》？”杜問：“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麽？”古直更加生氣了：“怎麽，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他才緩和下來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發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發’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裏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麽辦。胡適之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隻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發現後笑容滿麵地問：“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一本正經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若幹年後才能發表。”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隻有毫不留情地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隻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歎：“雅量，真是雅量。”
葉德輝為大藏書家，他喜歡在珍藏的圖書中，夾入一兩張春宮畫片。好友陳子展問他何故，葉回答說：“避火。”因為“火神原是個小姐，服侍她的丫鬟達三十六位之多，後被玉皇大帝貶為灶下婢，因此她變得躁急易怒，她平時穿淡黃色，一發威時便穿紅衣而引起火災，但因出身閨閣，在盛怒之時，若看到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來，避了開去”。
常書鴻在巴黎求學10年，那正是現代主義猖狂一時、不可一世的時候。常無法接受那些顛狂的技術，甚至對畢加索也隻喜歡其早期作品，對畢加索後來的立體主義畫風深惡痛絕，但常書鴻更年輕的妻子葉蘭卻喜歡藝術的新奇。有一次，他指著畢加索的名畫《鏡前的婦人》說：“這是繪畫變了質，實在令人嫌惡！”葉蘭辯護說：“這是令人嫌惡的，可是，薩特說得好，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張奚若和金嶽霖是好朋友，有時也吵架。一次話不投機，他們爭吵起來。金嶽霖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張奚若馬上說，你才真是缺乏理智與情感。
趙元任與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dear y t.,how have you been?）林語堂非常喜歡。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章太炎的經學，他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陳寅恪愛作對子。1926年，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並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一天，陳對學生說：“我有個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時任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去看他，送其所編的《科學與文學》。陳隨手翻一翻便說：“誌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當即誦出：“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額“儒將風流”。因羅在北伐軍中為少將，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說。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係主任劉文典請陳擬國文試題，陳出對子“孫行者”一題，引起輿論大嘩。
1935年，胡風發表了《林語堂論》、《張天翼論》，轟動文壇。林語堂誤以為是魯迅化名批評他，魯迅則語：“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麽長！”兩篇萬言大論使文壇為有這樣一位理論家震驚，尚不認識胡風的雪葦以“偉大”許之，後來雪葦為此吃盡苦頭。
胡風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他為文壇繁榮作出了貢獻。他是蕭紅《生死場》的最早讀者，直覺蕭是有才華的女作家：“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襟。”“這裏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裏麵，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蕭紅的這部傑作原沒有書名，胡風讀後，給它取名為《生死場》。
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不適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曆史時期當上了一個注定犯錯的領導者”，他的文才折服了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五十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五十，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收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裏。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麵特別有興趣。蔣說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二人分手後，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等袁同禮分手遠離蔣的視野時，蔣就轉回去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趕到向書主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書買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聶榮臻部隊裏工作，收到毛澤東電報，是毛專門寫給她的一首詞《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37年，閻錫山路過江蘇無錫，登錫山遊覽，忽然對他的隨從們說：“我有個對子的上聯：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請大家對個下聯。”隨從們無人能對，閻十分得意，登報公開征求下聯，好長時間，無人應征，幾乎成了絕對。1945年範長江跟陳毅到安徽天長縣時，突然靈機一動，對陳說：“有了，有了，閻錫山的對子我對起來了！”他的下聯是：“範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
沈從文到中國公學登台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裏擠得滿滿的。他抬眼望去，看見黑壓壓的人頭，心裏一驚，呆站了近10分鍾。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麵急促地講述，一麵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10多分鍾就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校長胡適那裏，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係暫行遷往南嶽。當時，在南嶽的哲學家除了馮友蘭、金嶽霖、湯用彤，還有鄭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緊張教餘、撰述之餘，學者們也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見解，金嶽霖有嚴重的畏光症，經常戴一副眼罩，鄭昕則喜歡喝酒，搞邏輯的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打油詩：唯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1938年4月，範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拚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範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煉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隻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隻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後來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有人說，當我們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瞿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田漢性格浪漫。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請田漢吃飯，講明一桌，結果田漢帶去三十人，黃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這一手，準備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漢即席賦詩，也是哈哈大笑。
徐鑄成說，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於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於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馮友蘭在西南聯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友蘭答說：“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抗戰時期，陳寅恪執教於昆明西南聯大，有幸在舊書店購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錢謙益舊園中所拾之紅豆一粒。他後來寫道：“自得此豆後，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複省視。然自此重讀錢集，不僅借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陳寅恪認為：“夫三戶亡秦之誌，九章哀郢之詞，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葉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停）！”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有學生問他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匯》裏查不著，怎麽辦？他說：“那個《詞匯》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錢鍾書說葉先生太懶，鄭洪年稱他為“外國名士派”，聞一多則呼他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國故。
金嶽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k goedel的一本書，金嶽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師生的這段對話，對殷海光影響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卻。
汪曾祺上過聞一多的《楚辭》和《唐詩》。他記得聞一多講《楚辭》的開場白：“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汪當時對政治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參與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聞一多對他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他寫信給聞先生說：聞先生對他“俯衝”了一通，並且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不同的意見。聞一多回信說：汪曾祺對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當時傳為趣談。
吳易碩人極矮小，至死八十四歲，頭上仍盤一小髻，似道士一般，無須，故有“無須道人”一印。初一見麵，幾與老尼姑無異，耳聾，但有時其子女小聲談老人貪吃零食等，他肯定會開口聲辯自己並不多吃。有人說：他的聾，是做作的。朱疆邨跟他老鄉，交誼最深。他晚年如有人請吃酒席，逢請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時就腹痛不已。朱集成語贈他：“老子不為陳列品，聾丞敢忘太平年。”
吳湖帆畫名卓著，而忌憚遊山玩水，中年後受馮超然影響，以一榻橫陳，自樂不疲。張大千曾囑陳巨來勸之，以為應多遊名山大川，以擴眼界，以助丘壑。吳湖帆笑對陳說：“你告大千，吾多視唐宋以來之名畫，丘壑正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勞兩腳耶。”
馮超然說，我畫無師，在鬆江當店為學徒時，買得一部同文書局印的《三國誌》，像鏽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張插圖，我用油紙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畫人物，無論什麽姿態，我都能畫。其坦白令人可佩。
1949年10月，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回信：“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複。毛澤東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是其中之一，群眾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餘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平心而論，餘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適身在美國，抱著近似隔岸觀火的態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那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皇皇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裏，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
20世紀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嶽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嶽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麽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談到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說：“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卜少夫曾說，他好酒但不嗜酒，並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贈一聯曰“海枯石爛從來少，燕叱鶯啼盡可夫”，把酒女海燕與他的名字嵌在聯句首尾，頗有諷勸之意，他不但不介懷，且欣賞聯句並將之公諸《新天》，遍示好友。
劉白羽本為作家，但在運動中整人厲害。在作協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汙，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則相當“正經”，他會跟人談什麽作品、作家。有一次他問韋君宜：“你青年時代最喜歡哪個作家？”韋說她喜歡屠格涅夫，劉就此談下去，說他自己以前喜歡契訶夫，像那條狗木木，叫人永遠忘不了，還有那篇《困》，哎呀怎麽怎麽困呀！困死人了……韋君宜承認，他的審美眼光令人歎服。
周棄子年青時即享有文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提出並且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抗日救亡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周晚年在台灣自號未埋庵主，窮困甚於高陽，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貸。一年年關迫近，高陽無接濟動靜，來訪的張佛千問：“是否需要我給高陽打個電話去？”周忙擺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經在為我著急，何況他的年關也是年年難過呢。”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建國後，他被安排到曆史博物館工作，居家艱難，長期住在胡同裏。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歎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李敖在“台大”“眼高於頂”，教授們對李敖也不敢小覷，甚至敬而遠之。當時考研究所必須通過口試，而主試者，便是院長沈剛伯和姚從吾等著名學者，大家環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間，但無人提問，因為李敖的學問他們最了解，實在無考之必要，於是大家都望著他笑。最後，院長沈剛伯發話了：“你還要穿長袍嗎？”眾人遂大笑，錄取了李敖。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誌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隻有“不……著……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開科學大會。潘懷素在溫州對學生黃河清說要去北京獻禮，獻自己樂律研究成果的禮。潘讓黃先發電報給科學大會、郭沫若、黃鎮。電文由潘口述、黃記錄，非常長。那時電報費一個字七分錢，花去了黃半個月工資。潘懷素在沒有回音後仍執意赴京，黃磬囊而出，給了他四十塊錢，買了張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臨別前夕，黃河清寫了首詩呈老師：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隻唱善美真。此回當奏純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馬三立對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說，健身要因人而異，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采取不同的鍛煉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堅持搓臉、磕牙、搓頭發；每天用手摸腳麵，用腳踢屁股，扭腰轉身，拍打前胸後背。”“文革”時，馬三立在“牛棚”每天堅持搓臉、磕牙兩次，每次十分鍾。他偷著磕牙時，被人發現了，硬說他對黨“咬牙切齒”，於是，大會批、小會鬥，他才中止了磕牙。
錢鍾書言語刻薄，有語不驚人不休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後，錢鍾書、施蟄存等人應邀到王府便飯並獲贈樣書，離開王家後，錢鍾書指著《手掌集》封麵圖案對施等人說：“辛笛手中抓著一朵花，他印出來了，但他另一隻手抓著錢（當時辛笛在銀行任職），卻不印出來。”
1973年，餘光中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講演。在滿座博士麵前，他朗誦自己的新詩《星空非常希臘》。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時，一位聽眾霍地站起來，劈頭說：“你這詩不通，希臘是名詞，怎麽可以當形容詞？而且崇洋媚外，中國天空也有藍的，形容藍天為什麽一定要找外國？”餘光中愣住了，緩過神來，銳詞相譏，說什麽文學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亂說。結果惹怒了更多人，講演不歡而散。
錢鍾書曾在餘英時等人麵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餘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餘本想對文人相輕的學者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鍾書正在餘家做客，這句話餘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係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也實現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裏、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麵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曆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枝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做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裏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做了若幹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齊白石崇拜王闓運，曾拜王為師，但王闓運私下說，齊白石的畫還可以，詩則是薛蟠體。胡適認為這個評價很不公道。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穀字體的緣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麽，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製，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複古謬論，胡適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麽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係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係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誌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中山寫墓誌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曆史遺憾。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認為是最重要的：“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麽書，杜說隻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麽我的學生用《辭源》？”杜問：“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麽？”古直更加生氣了：“怎麽，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他才緩和下來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發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發’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裏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麽辦。胡適之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隻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發現後笑容滿麵地問：“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一本正經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若幹年後才能發表。”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隻有毫不留情地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隻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歎：“雅量，真是雅量。”
葉德輝為大藏書家，他喜歡在珍藏的圖書中，夾入一兩張春宮畫片。好友陳子展問他何故，葉回答說：“避火。”因為“火神原是個小姐，服侍她的丫鬟達三十六位之多，後被玉皇大帝貶為灶下婢，因此她變得躁急易怒，她平時穿淡黃色，一發威時便穿紅衣而引起火災，但因出身閨閣，在盛怒之時，若看到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來，避了開去”。
常書鴻在巴黎求學10年，那正是現代主義猖狂一時、不可一世的時候。常無法接受那些顛狂的技術，甚至對畢加索也隻喜歡其早期作品，對畢加索後來的立體主義畫風深惡痛絕，但常書鴻更年輕的妻子葉蘭卻喜歡藝術的新奇。有一次，他指著畢加索的名畫《鏡前的婦人》說：“這是繪畫變了質，實在令人嫌惡！”葉蘭辯護說：“這是令人嫌惡的，可是，薩特說得好，最大的快感從嫌惡之中產生！”
張奚若和金嶽霖是好朋友，有時也吵架。一次話不投機，他們爭吵起來。金嶽霖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張奚若馬上說，你才真是缺乏理智與情感。
趙元任與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dear y t.,how have you been?）林語堂非常喜歡。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章太炎的經學，他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陳寅恪愛作對子。1926年，陳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先生並稱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一天，陳對學生說：“我有個聯送給你們，‘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時任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去看他，送其所編的《科學與文學》。陳隨手翻一翻便說：“誌希，我送你一聯如何？”當即誦出：“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額“儒將風流”。因羅在北伐軍中為少將，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說。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係主任劉文典請陳擬國文試題，陳出對子“孫行者”一題，引起輿論大嘩。
1935年，胡風發表了《林語堂論》、《張天翼論》，轟動文壇。林語堂誤以為是魯迅化名批評他，魯迅則語：“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麽長！”兩篇萬言大論使文壇為有這樣一位理論家震驚，尚不認識胡風的雪葦以“偉大”許之，後來雪葦為此吃盡苦頭。
胡風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他為文壇繁榮作出了貢獻。他是蕭紅《生死場》的最早讀者，直覺蕭是有才華的女作家：“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襟。”“這裏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裏麵，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蕭紅的這部傑作原沒有書名，胡風讀後，給它取名為《生死場》。
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不適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曆史時期當上了一個注定犯錯的領導者”，他的文才折服了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五十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五十，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收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裏。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麵特別有興趣。蔣說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二人分手後，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等袁同禮分手遠離蔣的視野時，蔣就轉回去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趕到向書主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書買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聶榮臻部隊裏工作，收到毛澤東電報，是毛專門寫給她的一首詞《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37年，閻錫山路過江蘇無錫，登錫山遊覽，忽然對他的隨從們說：“我有個對子的上聯：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請大家對個下聯。”隨從們無人能對，閻十分得意，登報公開征求下聯，好長時間，無人應征，幾乎成了絕對。1945年範長江跟陳毅到安徽天長縣時，突然靈機一動，對陳說：“有了，有了，閻錫山的對子我對起來了！”他的下聯是：“範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
沈從文到中國公學登台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裏擠得滿滿的。他抬眼望去，看見黑壓壓的人頭，心裏一驚，呆站了近10分鍾。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麵急促地講述，一麵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10多分鍾就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校長胡適那裏，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係暫行遷往南嶽。當時，在南嶽的哲學家除了馮友蘭、金嶽霖、湯用彤，還有鄭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緊張教餘、撰述之餘，學者們也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見解，金嶽霖有嚴重的畏光症，經常戴一副眼罩，鄭昕則喜歡喝酒，搞邏輯的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打油詩：唯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1938年4月，範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拚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範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煉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隻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隻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後來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有人說，當我們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瞿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田漢性格浪漫。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請田漢吃飯，講明一桌，結果田漢帶去三十人，黃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這一手，準備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漢即席賦詩，也是哈哈大笑。
徐鑄成說，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於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於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馮友蘭在西南聯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友蘭答說：“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抗戰時期，陳寅恪執教於昆明西南聯大，有幸在舊書店購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錢謙益舊園中所拾之紅豆一粒。他後來寫道：“自得此豆後，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複省視。然自此重讀錢集，不僅借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陳寅恪認為：“夫三戶亡秦之誌，九章哀郢之詞，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精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葉公超先生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聲一喊：“stop（停）！”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有學生問他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詞匯》裏查不著，怎麽辦？他說：“那個《詞匯》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錢鍾書說葉先生太懶，鄭洪年稱他為“外國名士派”，聞一多則呼他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國故。
金嶽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k goedel的一本書，金嶽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師生的這段對話，對殷海光影響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卻。
汪曾祺上過聞一多的《楚辭》和《唐詩》。他記得聞一多講《楚辭》的開場白：“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為名士。”汪當時對政治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參與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聞一多對他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他寫信給聞先生說：聞先生對他“俯衝”了一通，並且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不同的意見。聞一多回信說：汪曾祺對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當時傳為趣談。
吳易碩人極矮小，至死八十四歲，頭上仍盤一小髻，似道士一般，無須，故有“無須道人”一印。初一見麵，幾與老尼姑無異，耳聾，但有時其子女小聲談老人貪吃零食等，他肯定會開口聲辯自己並不多吃。有人說：他的聾，是做作的。朱疆邨跟他老鄉，交誼最深。他晚年如有人請吃酒席，逢請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時就腹痛不已。朱集成語贈他：“老子不為陳列品，聾丞敢忘太平年。”
吳湖帆畫名卓著，而忌憚遊山玩水，中年後受馮超然影響，以一榻橫陳，自樂不疲。張大千曾囑陳巨來勸之，以為應多遊名山大川，以擴眼界，以助丘壑。吳湖帆笑對陳說：“你告大千，吾多視唐宋以來之名畫，丘壑正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勞兩腳耶。”
馮超然說，我畫無師，在鬆江當店為學徒時，買得一部同文書局印的《三國誌》，像鏽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張插圖，我用油紙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畫人物，無論什麽姿態，我都能畫。其坦白令人可佩。
1949年10月，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回信：“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複。毛澤東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是其中之一，群眾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餘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平心而論，餘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適身在美國，抱著近似隔岸觀火的態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那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皇皇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裏，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
20世紀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嶽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嶽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麽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談到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說：“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卜少夫曾說，他好酒但不嗜酒，並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贈一聯曰“海枯石爛從來少，燕叱鶯啼盡可夫”，把酒女海燕與他的名字嵌在聯句首尾，頗有諷勸之意，他不但不介懷，且欣賞聯句並將之公諸《新天》，遍示好友。
劉白羽本為作家，但在運動中整人厲害。在作協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汙，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則相當“正經”，他會跟人談什麽作品、作家。有一次他問韋君宜：“你青年時代最喜歡哪個作家？”韋說她喜歡屠格涅夫，劉就此談下去，說他自己以前喜歡契訶夫，像那條狗木木，叫人永遠忘不了，還有那篇《困》，哎呀怎麽怎麽困呀！困死人了……韋君宜承認，他的審美眼光令人歎服。
周棄子年青時即享有文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提出並且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抗日救亡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周晚年在台灣自號未埋庵主，窮困甚於高陽，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貸。一年年關迫近，高陽無接濟動靜，來訪的張佛千問：“是否需要我給高陽打個電話去？”周忙擺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經在為我著急，何況他的年關也是年年難過呢。”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建國後，他被安排到曆史博物館工作，居家艱難，長期住在胡同裏。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歎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李敖在“台大”“眼高於頂”，教授們對李敖也不敢小覷，甚至敬而遠之。當時考研究所必須通過口試，而主試者，便是院長沈剛伯和姚從吾等著名學者，大家環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間，但無人提問，因為李敖的學問他們最了解，實在無考之必要，於是大家都望著他笑。最後，院長沈剛伯發話了：“你還要穿長袍嗎？”眾人遂大笑，錄取了李敖。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誌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隻有“不……著……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開科學大會。潘懷素在溫州對學生黃河清說要去北京獻禮，獻自己樂律研究成果的禮。潘讓黃先發電報給科學大會、郭沫若、黃鎮。電文由潘口述、黃記錄，非常長。那時電報費一個字七分錢，花去了黃半個月工資。潘懷素在沒有回音後仍執意赴京，黃磬囊而出，給了他四十塊錢，買了張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臨別前夕，黃河清寫了首詩呈老師：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隻唱善美真。此回當奏純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馬三立對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說，健身要因人而異，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采取不同的鍛煉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堅持搓臉、磕牙、搓頭發；每天用手摸腳麵，用腳踢屁股，扭腰轉身，拍打前胸後背。”“文革”時，馬三立在“牛棚”每天堅持搓臉、磕牙兩次，每次十分鍾。他偷著磕牙時，被人發現了，硬說他對黨“咬牙切齒”，於是，大會批、小會鬥，他才中止了磕牙。
錢鍾書言語刻薄，有語不驚人不休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後，錢鍾書、施蟄存等人應邀到王府便飯並獲贈樣書，離開王家後，錢鍾書指著《手掌集》封麵圖案對施等人說：“辛笛手中抓著一朵花，他印出來了，但他另一隻手抓著錢（當時辛笛在銀行任職），卻不印出來。”
1973年，餘光中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講演。在滿座博士麵前，他朗誦自己的新詩《星空非常希臘》。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時，一位聽眾霍地站起來，劈頭說：“你這詩不通，希臘是名詞，怎麽可以當形容詞？而且崇洋媚外，中國天空也有藍的，形容藍天為什麽一定要找外國？”餘光中愣住了，緩過神來，銳詞相譏，說什麽文學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亂說。結果惹怒了更多人，講演不歡而散。
錢鍾書曾在餘英時等人麵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餘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餘本想對文人相輕的學者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鍾書正在餘家做客，這句話餘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