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被罷黜，是林的終生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後說：“可不是嗎？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庚子事變後，袁世凱訪榮祿。兩人對“立憲”、“練兵”作過一番深談。袁氏歸後，對心腹說：“滿員中止一榮中堂，而暮氣已甚。餘則非屍居，亦乳臭耳，尚何能為？”榮祿則對同僚說：“此人有大誌，吾在，尚可駕馭之。”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唯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蔭、翁同和（字叔平）都以好士知名。潘為人樸實，翁則客氣，潘真率，翁則一味藹然，雖其門下士子亦無不答拜，且多下轎深談者。潘祖蔭對王伯恭說：“翁叔平雖然做了皇上的老師，其為人專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他後來又說：“翁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範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兩人意見合起來，就是由小學至大學，沒有一方麵不整頓。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誌，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考察中外古今的曆史，發現從古及近的大人先生們沒有一個人脫出厚黑範疇。最初的靈感來自三國英雄。他說，曹操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後皇子，什麽都不畏懼，真是心黑到了極點。劉備的成功全靠臉皮厚，依附這個依附那個，而且生平善哭。他們一個心肝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並為雙絕，誰也奈何不了誰。而孫權呢，心黑比曹操差一點，臉皮比劉備薄一點（比常人還是厚多了），於是三人誰也降服不了誰，隻能將天下一分為三。他由此為起點發明了厚黑學，並自封厚黑教主。別人問他為什麽罵人，他就說：“我哪裏敢罵人，我是在罵自己。”
張伯苓比較了美國與德國一戰時的交戰情況：“比起來德國是整齊，美國是散漫，然而美能勝德，其中不無原因。德人為機械的，其腦筋為兵官，其靈魂為國，為大皇帝，為國魂；美國人則一人算一個，如不打即不打，打則手腳打，腦筋亦打，靈魂亦打。這個分別，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主體的，德國人是有頭有戶，美國人則純然是民主精神，個人都為頭，組織起來則整然有序，散之則各自為主。”
林琴南古文情調的譯述傾倒過一代人，本人卻有怪脾氣。他曾九謁崇陵（德宗陵），自稱“清室遺民”，而又是讚成共和製度的一人。民國初立，他毅然剪去辮發以為諸老倡。民國六年張勳複辟，他勸告同鄉人陳寶琛、鄭孝胥，說是此舉不僅足以危害國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對自己矛盾的行為，他解釋說：“我中過舉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覺是一個遺民了，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布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製。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時看到張勳複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製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20年不談政治，隻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8年4月，新民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但在起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隻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製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曆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曆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麵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孫中山曾說：“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俄國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國和英國在岸上大喊，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孫中山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給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愷，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隻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廷黻對軍閥不滿，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麽好結果？”丁文江責備他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有貢獻。”
張國燾曾和陳獨秀為黨務爭吵。一次，陳獨秀氣憤地對張國燾說：“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這等於雇用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張國燾冷笑說：“我看你雖然不讚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獨秀更生氣了：“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丁文江主張直接幹預、改良政治製度。他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能力。”胡適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談政治的誓言，“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義”演講：“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1923年，蔣百裏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麽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占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眾情緒激昂，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顧維鈞對這一點最有反感。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隻能當這一代人的家，哪裏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替他作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驊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他掌管全國文教，頗有建樹。他的信念是：“我們教書的今天參加中樞政治，至少要為文教方麵做點事。”他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進中國教育製度的現代化，他說，高等教育“應求充實，勿事鋪張，必須提高研究學術之程度，並注意於實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應切合社會需要，救濟國民生計”，同時，“對於成年文盲之充斥，須力謀掃除”。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說：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紀念》，“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裏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板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裏發表，頂不上什麽大罪名。”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麵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麵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麽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蔣百裏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曆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裏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麽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隻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占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毀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麵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布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驊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產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裏豈不太辛苦？隻為智者識與輕與重。”周作人答說：“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麵。”
王陸一係“三原才子”，於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征哀詞，應者數百，唯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複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淒惶，於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麵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麵，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於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陳獨秀晚景淒涼，為其作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也。”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裏。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生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194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參政會議代表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五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一見傅斯年就以學生身份請傅代他向胡適問好，傅就便和毛作一夜長談。毛給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時可謂有天壤之別，北大時毛澤東是窮弱書生，旁聽者，傅是風頭人物，學生領袖。延安的毛澤東有很強的個人權威，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並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禮堂，看到各地領導獻來的密密匝匝的錦旗、決心書等，傅情不自禁地說：“堂哉皇哉！”
陳光甫對王世傑說，國民黨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張季鸞以國士自許，他對王芸生說：“隻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製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做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胡風曾給綠原寫信，談到盧卡契：“我們隻要能有這樣的理解，就好辦了，其實他說的也隻是常識，但他能懂得，而且有決心這樣做，這就使我們亞洲小民不勝羨慕之至了。但我擔心還是不會在亞洲得到注意的。這不僅是‘思想上的懶漢’問題，還有一個隻要劍而不要經的傳統嗜好問題，用劍，那是多麽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風的命運後來果然比盧卡契悲慘得多。
20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請人給自己提意見。在中華全國新聞界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吳冷西點名要張恨水發言，張站起來，馬上說：“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稈，對他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瓣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稈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隻好取走了事。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跟“秀才”們坦言，他四十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在江西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毛澤覃發脾氣，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剛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他說，胡適對民主政治是隻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最不滿胡適的，是他並沒有自己的思想，隻滿足於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1962年，楊振寧跟父母在日內瓦見麵，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麵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鍾頭，還隻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麽好？”
台灣學術界主流曾對錢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見”，而楊聯陞對錢卻極為推重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楊認為，錢穆的《朱子新學案》提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賈植芳跟胡風感情極深。胡風逝世之後，他極為悲痛，在追悼會上嚎啕大哭，不能自製。但他認為，胡風有忠君思想，並為此所累。他挽胡風聯說：焦大多嘴吃馬糞，賈府多少有點人道主義；阿q革命遭槍斃，民國原來是塊假招牌。
沈從文訪問美國人，老朋友鍾開萊對他說：“你在《從文自傳》中寫殺人，讓犯人擲爻決定生死，說犯人活下來的機會占三分之二（陽爻、順爻：開釋；陰爻：殺頭），那不對，應該是四分之三（陽爻一，順爻二：一陰一陽與一陽一陰；陰爻一）。”
阿城說：我的許多朋友常說，以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當會出現在上山下鄉這一代，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質是狹窄與無知，反對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質限製，而在意識上變得與它一樣高矮肥瘦……又不妨說，近年評家說先鋒小說顛覆了大陸的權威話語，可是顛覆那麽枯瘦的話語的結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顛覆中學生範文會怎麽樣呢？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後說：“可不是嗎？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庚子事變後，袁世凱訪榮祿。兩人對“立憲”、“練兵”作過一番深談。袁氏歸後，對心腹說：“滿員中止一榮中堂，而暮氣已甚。餘則非屍居，亦乳臭耳，尚何能為？”榮祿則對同僚說：“此人有大誌，吾在，尚可駕馭之。”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唯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蔭、翁同和（字叔平）都以好士知名。潘為人樸實，翁則客氣，潘真率，翁則一味藹然，雖其門下士子亦無不答拜，且多下轎深談者。潘祖蔭對王伯恭說：“翁叔平雖然做了皇上的老師，其為人專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他後來又說：“翁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範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麽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兩人意見合起來，就是由小學至大學，沒有一方麵不整頓。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誌，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考察中外古今的曆史，發現從古及近的大人先生們沒有一個人脫出厚黑範疇。最初的靈感來自三國英雄。他說，曹操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後皇子，什麽都不畏懼，真是心黑到了極點。劉備的成功全靠臉皮厚，依附這個依附那個，而且生平善哭。他們一個心肝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並為雙絕，誰也奈何不了誰。而孫權呢，心黑比曹操差一點，臉皮比劉備薄一點（比常人還是厚多了），於是三人誰也降服不了誰，隻能將天下一分為三。他由此為起點發明了厚黑學，並自封厚黑教主。別人問他為什麽罵人，他就說：“我哪裏敢罵人，我是在罵自己。”
張伯苓比較了美國與德國一戰時的交戰情況：“比起來德國是整齊，美國是散漫，然而美能勝德，其中不無原因。德人為機械的，其腦筋為兵官，其靈魂為國，為大皇帝，為國魂；美國人則一人算一個，如不打即不打，打則手腳打，腦筋亦打，靈魂亦打。這個分別，一個是機械的，一個是主體的，德國人是有頭有戶，美國人則純然是民主精神，個人都為頭，組織起來則整然有序，散之則各自為主。”
林琴南古文情調的譯述傾倒過一代人，本人卻有怪脾氣。他曾九謁崇陵（德宗陵），自稱“清室遺民”，而又是讚成共和製度的一人。民國初立，他毅然剪去辮發以為諸老倡。民國六年張勳複辟，他勸告同鄉人陳寶琛、鄭孝胥，說是此舉不僅足以危害國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對自己矛盾的行為，他解釋說：“我中過舉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覺是一個遺民了，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布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製。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時看到張勳複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製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20年不談政治，隻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8年4月，新民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但在起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隻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製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曆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曆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麵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孫中山曾說：“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俄國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國和英國在岸上大喊，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孫中山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給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愷，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隻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廷黻對軍閥不滿，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麽好結果？”丁文江責備他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有貢獻。”
張國燾曾和陳獨秀為黨務爭吵。一次，陳獨秀氣憤地對張國燾說：“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這等於雇用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張國燾冷笑說：“我看你雖然不讚成無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獨秀更生氣了：“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者？”
丁文江主張直接幹預、改良政治製度。他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能力。”胡適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談政治的誓言，“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義”演講：“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
1923年，蔣百裏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麽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占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眾情緒激昂，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顧維鈞對這一點最有反感。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隻能當這一代人的家，哪裏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替他作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驊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他掌管全國文教，頗有建樹。他的信念是：“我們教書的今天參加中樞政治，至少要為文教方麵做點事。”他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進中國教育製度的現代化，他說，高等教育“應求充實，勿事鋪張，必須提高研究學術之程度，並注意於實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應切合社會需要，救濟國民生計”，同時，“對於成年文盲之充斥，須力謀掃除”。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說：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紀念》，“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裏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板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裏發表，頂不上什麽大罪名。”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麵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麵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麽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蔣百裏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曆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裏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麽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隻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占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毀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麵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布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驊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產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裏豈不太辛苦？隻為智者識與輕與重。”周作人答說：“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麵。”
王陸一係“三原才子”，於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征哀詞，應者數百，唯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複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淒惶，於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麵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麵，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於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陳獨秀晚景淒涼，為其作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也。”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裏。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生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194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參政會議代表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五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一見傅斯年就以學生身份請傅代他向胡適問好，傅就便和毛作一夜長談。毛給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時可謂有天壤之別，北大時毛澤東是窮弱書生，旁聽者，傅是風頭人物，學生領袖。延安的毛澤東有很強的個人權威，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並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禮堂，看到各地領導獻來的密密匝匝的錦旗、決心書等，傅情不自禁地說：“堂哉皇哉！”
陳光甫對王世傑說，國民黨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張季鸞以國士自許，他對王芸生說：“隻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製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做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唯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胡風曾給綠原寫信，談到盧卡契：“我們隻要能有這樣的理解，就好辦了，其實他說的也隻是常識，但他能懂得，而且有決心這樣做，這就使我們亞洲小民不勝羨慕之至了。但我擔心還是不會在亞洲得到注意的。這不僅是‘思想上的懶漢’問題，還有一個隻要劍而不要經的傳統嗜好問題，用劍，那是多麽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風的命運後來果然比盧卡契悲慘得多。
20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請人給自己提意見。在中華全國新聞界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吳冷西點名要張恨水發言，張站起來，馬上說：“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稈，對他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瓣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稈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隻好取走了事。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期間跟“秀才”們坦言，他四十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在江西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毛澤覃發脾氣，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剛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他說，胡適對民主政治是隻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最不滿胡適的，是他並沒有自己的思想，隻滿足於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1962年，楊振寧跟父母在日內瓦見麵，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麵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鍾頭，還隻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麽好？”
台灣學術界主流曾對錢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見”，而楊聯陞對錢卻極為推重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楊認為，錢穆的《朱子新學案》提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賈植芳跟胡風感情極深。胡風逝世之後，他極為悲痛，在追悼會上嚎啕大哭，不能自製。但他認為，胡風有忠君思想，並為此所累。他挽胡風聯說：焦大多嘴吃馬糞，賈府多少有點人道主義；阿q革命遭槍斃，民國原來是塊假招牌。
沈從文訪問美國人，老朋友鍾開萊對他說：“你在《從文自傳》中寫殺人，讓犯人擲爻決定生死，說犯人活下來的機會占三分之二（陽爻、順爻：開釋；陰爻：殺頭），那不對，應該是四分之三（陽爻一，順爻二：一陰一陽與一陽一陰；陰爻一）。”
阿城說：我的許多朋友常說，以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當會出現在上山下鄉這一代，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質是狹窄與無知，反對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質限製，而在意識上變得與它一樣高矮肥瘦……又不妨說，近年評家說先鋒小說顛覆了大陸的權威話語，可是顛覆那麽枯瘦的話語的結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顛覆中學生範文會怎麽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