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以狂出名。一次與曾國藩議事，兩人不和，曾說：“季子自鳴高，與我心期何太左！”左對曰：“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
左宗棠曾題神鼎山一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左將此聯派專人送胡林翼轉曾氏，請共同刪改，試探胡曾兩人意向。胡拆看後，一字不動，加封轉曾，曾將“似”改為“未”，原封退胡，胡拆閱，在箋尾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問鼎之意。
曾國藩打下南京以後，勸其稱帝者不少。一天晚上，曾國藩審完李秀成後，入臥室休息，30員將領集於前廳，要求接見。曾國藩問九帥（其弟曾國荃）來了沒有？等抱病的曾九帥來後，曾良久不語，後命左右取來大紅箋紙，揮毫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擲筆而去。眾人咋舌，歎息，點頭，木然呆之。曾國荃始憤然，繼則凜然，對眾人說，誰敢有什麽話說，此事我一人承擔。眾人聽後才散去。
丘逢甲“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年僅14歲由父親陪同到台南參加院試，得到主考官丁日昌的賞識。丁出上聯“甲年逢甲子”，丘對以“丁歲遇丁公”，因此被丁贈以“東寧才子”（台灣才子）的美譽。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辛醜議和，李鴻章與張之洞意見分歧，李說：“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反唇相譏：“少荃（李鴻章字）議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當時文人認為這是一副絕對，妙趣天成。
慈禧為廢光緒，曾向各省督撫發密電征求“廢立”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刻回電反對，說出了日後流傳甚廣的名言：“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1904年，慈禧七十大壽，章太炎寫下一副對聯，傳誦一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隻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當時山河破碎，大廈將傾，而朝廷為祝壽仍然要大慶，仍然要收重物，故章如此說。當時在湖北的辜鴻銘也口占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清末，段祺瑞帶兵去打漢口的革命黨，他忽然帶頭給朝廷打來一個電報，說什麽兵力單薄，糧草缺乏，勸皇上退位。這一來把清朝給交代了，成立了民國，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段祺瑞當上陸軍總長，執掌全國兵權。世人稱段，“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張勳複辟，黎元洪避難日本使館。段祺瑞“再造共和”，繼任總理，他親至日本使館謁黎，請其複職。黎以此次明令張勳率兵入衛，釀成巨變，應負全責，愧對國人，決心下野。黎通電語極痛切，係出於饒漢祥之手。此君長於駢體。通電之末，有警句雲：“豈有辭條之葉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麵目何施！”
辜鴻銘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隻見一個茶壺倒多個杯裏，未見多個茶壺往一個杯裏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離京赴天津，隨即南下上海、杭州。離京前，他曾留下一則《啟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他寫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1921年底，張作霖擁立親日派的梁士詒組閣。梁與日本密商山東問題，答應用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同意將該路作為中日“合辦”。吳佩孚得知後立即痛罵梁內閣“賣國媚外”，張作霖則公開指責吳佩孚作亂，破壞統一。兩派衝突漸趨激烈，指責電報你來我往，其中吳佩孚馳電回擊張作霖說：“大浩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為欺世。”
張宗昌能詩，其“笑劉邦”曰：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其詩中“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娘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其二，“俺也寫個大風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陸小曼對徐誌摩說：“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初期困難重重。在經費的籌措問題上，主要靠個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會良好聲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軍閥楊以德就給南開捐助很多，學生因此抗議，反對曹、楊為學校董事，認為不能以校董換取捐款，否則有損南開名聲，張伯苓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林語堂撰聯自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世稱其為“幽默大師”，他曾舉釋迦、基督、孔孟老莊之言來闡釋幽默精義，說是：“我們人都是有罪的，但我們也都是可以被寬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吳稚暉勸馮玉祥放棄幹戈，馮親擬一電報致吳：“南京吳稚暉先生：頃接先生之電，回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複先生一電，文曰：‘革命數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老狗，立誌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麵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豈不太好看乎？請先生諒之。馮玉祥寒日。”
吳佩孚到北平後，華北局勢日趨嚴重，駐北平國民黨高級負責人經常有所更動。從張學良、何應欽、黃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時，蔣介石擬派人迎吳南下，因吳表示不願而止。當時上海商會電箴吳保持晚節，吳有皓電回答說，“生平期關嶽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邵元衝到廣西遊玩，見李宗仁、白崇禧，私談後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郭沫若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寫“國難聲中懷知堂”，文章說：“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調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說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假使他“到南邊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麽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
抗戰期間，愛國華僑陳嘉庚向重慶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此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西安事變後遭囚禁的生活：“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雲：我人已在格子裏，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蘇青著有《結婚十年》，其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權，她要的是婦權——家庭主婦的正當權益。其婦權主義綱領僅將聖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戰中，甘地與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與尼赫魯等人被捕，蔣介石多次呼籲雙方和解。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麵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切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羅斯福對印度總督說：“無論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絕食而亡。”印督答稱：“如彼欲死，似無辦法。”宋美齡插手，使英國政府極為惱火，向外長宋子文抗議，宋答說：“這件事不足為奇，因為蔣夫人是位婦女，說話時會感情重於理智。”
顧維鈞的態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抗戰期間，文化界人士聚會重慶。一天，曹立庵陪柳亞子和郭沫若在重慶街頭小飲，酒至半酣，柳亞子乘興對郭沫若說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聽心領神會，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詩人畢竟是英雄。”吟罷二人相視大笑。
抗戰結束，中國報紙流行“八年抗戰，最後慘勝”。
夏濟安與卞之琳是同事，過從甚密，日記中頗多涉及卞的戀愛情感生活。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補牙齒，酒後發牢騷雲：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舉行全民大選。競選活動激烈，於右任參選，其人書法聞名國內外，連夜趕寫了近千幅“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準備分贈國大代表，以示親切和拉攏，記者問他參選有何後盾，於答：“我有條子。”記者大吃一驚，於恒無私產，何來金條？原來是指其趕寫的條幅。
20世紀50年代，大陸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裏是做學問的樣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麽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麽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說：“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說：“我現在隻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裏收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沉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時，遇見聶紺弩。其時的服務員都很神氣，催她們上菜，帶答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麽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室）還不好？”
陳寅恪在抗戰時寫給勞幹、陳述的信中說：“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到了20世紀60年代，胡喬木、陶鑄拜訪陳寅恪，陳談到自己的書稿難於問世，發牢騷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趕緊勸慰道：“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學張元勳冒充未婚夫探監，林昭同樣機智回答獄方，事成。會麵時，林昭揭示說：“我們這裏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裏謬誤已是習慣！”林昭毫不顧忌在場之“政府”，她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麽能是政府呢？我怎麽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林彪倉促“叛逃”，其乘坐飛機被空軍雷達發現，空軍司令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拉截，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後期，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進江青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舒蕪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道。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後，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
1979年，當張誌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媒體上時，整個社會震驚了！一時間，為張誌新寫下的詩歌傳誦在中國大地：“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韓瀚：《重量》）“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淨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熊光炯：《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我們有八億人民，我們有三千萬黨員，七尺漢子，偉岸得像鬆林一樣，可是，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卻是她，衝在前麵，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廈的棟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誌給蔣經國寫信，以電報形式發到後者手中。蔣經國最愛說：“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國家。”廖承誌對此大加讚賞：“旨哉斯言，何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係於一念之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廖還在信中說：“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清希珍重，佇候複音。”
李敖說了這麽一句話：“神話有三種：第一，盤古開天地；第二，台灣獨立；第三，台灣反攻大陸。”
陳光甫說：“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上海銀行是苦出身。”“銀行一事是為耐勞守苦者終生之職業，但絕非吾人投機發財之地。”
冰心晚年，當人問起她的近況，總是平靜地說：“我是坐以待斃。”既是斃，也是指幣，表示她坐等稿費的來臨。
有人問美國越戰紀念碑設計者林瓔：“你認為人們會喜歡你的設計嗎？”這個年輕的女子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他們會被感動。”
沈君山為人稱台灣四君子之一，他早於鄧小平主張“一國兩製”，後為區別鄧公國策，稱為“一國兩治”。
於省吾說：“在讀書人中，我是有錢的；在有錢人中，我是有學問的。”
啟功常有妙語，他的“自敘”：“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閑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識超。笑左翻右找，東拚西湊，煩煩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從此後，定收攤歇業，再不胡抄。”
啟功又有自撰墓誌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麵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諡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左宗棠曾題神鼎山一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左將此聯派專人送胡林翼轉曾氏，請共同刪改，試探胡曾兩人意向。胡拆看後，一字不動，加封轉曾，曾將“似”改為“未”，原封退胡，胡拆閱，在箋尾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問鼎之意。
曾國藩打下南京以後，勸其稱帝者不少。一天晚上，曾國藩審完李秀成後，入臥室休息，30員將領集於前廳，要求接見。曾國藩問九帥（其弟曾國荃）來了沒有？等抱病的曾九帥來後，曾良久不語，後命左右取來大紅箋紙，揮毫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擲筆而去。眾人咋舌，歎息，點頭，木然呆之。曾國荃始憤然，繼則凜然，對眾人說，誰敢有什麽話說，此事我一人承擔。眾人聽後才散去。
丘逢甲“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年僅14歲由父親陪同到台南參加院試，得到主考官丁日昌的賞識。丁出上聯“甲年逢甲子”，丘對以“丁歲遇丁公”，因此被丁贈以“東寧才子”（台灣才子）的美譽。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辛醜議和，李鴻章與張之洞意見分歧，李說：“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反唇相譏：“少荃（李鴻章字）議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當時文人認為這是一副絕對，妙趣天成。
慈禧為廢光緒，曾向各省督撫發密電征求“廢立”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刻回電反對，說出了日後流傳甚廣的名言：“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1904年，慈禧七十大壽，章太炎寫下一副對聯，傳誦一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隻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當時山河破碎，大廈將傾，而朝廷為祝壽仍然要大慶，仍然要收重物，故章如此說。當時在湖北的辜鴻銘也口占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清末，段祺瑞帶兵去打漢口的革命黨，他忽然帶頭給朝廷打來一個電報，說什麽兵力單薄，糧草缺乏，勸皇上退位。這一來把清朝給交代了，成立了民國，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段祺瑞當上陸軍總長，執掌全國兵權。世人稱段，“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張勳複辟，黎元洪避難日本使館。段祺瑞“再造共和”，繼任總理，他親至日本使館謁黎，請其複職。黎以此次明令張勳率兵入衛，釀成巨變，應負全責，愧對國人，決心下野。黎通電語極痛切，係出於饒漢祥之手。此君長於駢體。通電之末，有警句雲：“豈有辭條之葉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麵目何施！”
辜鴻銘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隻見一個茶壺倒多個杯裏，未見多個茶壺往一個杯裏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離京赴天津，隨即南下上海、杭州。離京前，他曾留下一則《啟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他寫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1921年底，張作霖擁立親日派的梁士詒組閣。梁與日本密商山東問題，答應用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同意將該路作為中日“合辦”。吳佩孚得知後立即痛罵梁內閣“賣國媚外”，張作霖則公開指責吳佩孚作亂，破壞統一。兩派衝突漸趨激烈，指責電報你來我往，其中吳佩孚馳電回擊張作霖說：“大浩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為欺世。”
張宗昌能詩，其“笑劉邦”曰：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其詩中“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娘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其二，“俺也寫個大風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陸小曼對徐誌摩說：“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初期困難重重。在經費的籌措問題上，主要靠個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會良好聲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軍閥楊以德就給南開捐助很多，學生因此抗議，反對曹、楊為學校董事，認為不能以校董換取捐款，否則有損南開名聲，張伯苓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林語堂撰聯自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世稱其為“幽默大師”，他曾舉釋迦、基督、孔孟老莊之言來闡釋幽默精義，說是：“我們人都是有罪的，但我們也都是可以被寬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吳稚暉勸馮玉祥放棄幹戈，馮親擬一電報致吳：“南京吳稚暉先生：頃接先生之電，回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複先生一電，文曰：‘革命數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老狗，立誌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麵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豈不太好看乎？請先生諒之。馮玉祥寒日。”
吳佩孚到北平後，華北局勢日趨嚴重，駐北平國民黨高級負責人經常有所更動。從張學良、何應欽、黃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時，蔣介石擬派人迎吳南下，因吳表示不願而止。當時上海商會電箴吳保持晚節，吳有皓電回答說，“生平期關嶽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邵元衝到廣西遊玩，見李宗仁、白崇禧，私談後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郭沫若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寫“國難聲中懷知堂”，文章說：“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調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說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假使他“到南邊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麽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
抗戰期間，愛國華僑陳嘉庚向重慶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此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西安事變後遭囚禁的生活：“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雲：我人已在格子裏，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蘇青著有《結婚十年》，其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權，她要的是婦權——家庭主婦的正當權益。其婦權主義綱領僅將聖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戰中，甘地與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與尼赫魯等人被捕，蔣介石多次呼籲雙方和解。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麵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切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羅斯福對印度總督說：“無論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絕食而亡。”印督答稱：“如彼欲死，似無辦法。”宋美齡插手，使英國政府極為惱火，向外長宋子文抗議，宋答說：“這件事不足為奇，因為蔣夫人是位婦女，說話時會感情重於理智。”
顧維鈞的態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抗戰期間，文化界人士聚會重慶。一天，曹立庵陪柳亞子和郭沫若在重慶街頭小飲，酒至半酣，柳亞子乘興對郭沫若說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聽心領神會，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詩人畢竟是英雄。”吟罷二人相視大笑。
抗戰結束，中國報紙流行“八年抗戰，最後慘勝”。
夏濟安與卞之琳是同事，過從甚密，日記中頗多涉及卞的戀愛情感生活。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補牙齒，酒後發牢騷雲：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舉行全民大選。競選活動激烈，於右任參選，其人書法聞名國內外，連夜趕寫了近千幅“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準備分贈國大代表，以示親切和拉攏，記者問他參選有何後盾，於答：“我有條子。”記者大吃一驚，於恒無私產，何來金條？原來是指其趕寫的條幅。
20世紀50年代，大陸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裏是做學問的樣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麽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麽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說：“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說：“我現在隻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裏收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沉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時，遇見聶紺弩。其時的服務員都很神氣，催她們上菜，帶答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麽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室）還不好？”
陳寅恪在抗戰時寫給勞幹、陳述的信中說：“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到了20世紀60年代，胡喬木、陶鑄拜訪陳寅恪，陳談到自己的書稿難於問世，發牢騷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趕緊勸慰道：“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學張元勳冒充未婚夫探監，林昭同樣機智回答獄方，事成。會麵時，林昭揭示說：“我們這裏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裏謬誤已是習慣！”林昭毫不顧忌在場之“政府”，她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麽能是政府呢？我怎麽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林彪倉促“叛逃”，其乘坐飛機被空軍雷達發現，空軍司令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拉截，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後期，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進江青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舒蕪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道。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後，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
1979年，當張誌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媒體上時，整個社會震驚了！一時間，為張誌新寫下的詩歌傳誦在中國大地：“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韓瀚：《重量》）“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淨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熊光炯：《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我們有八億人民，我們有三千萬黨員，七尺漢子，偉岸得像鬆林一樣，可是，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卻是她，衝在前麵，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廈的棟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誌給蔣經國寫信，以電報形式發到後者手中。蔣經國最愛說：“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國家。”廖承誌對此大加讚賞：“旨哉斯言，何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係於一念之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廖還在信中說：“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清希珍重，佇候複音。”
李敖說了這麽一句話：“神話有三種：第一，盤古開天地；第二，台灣獨立；第三，台灣反攻大陸。”
陳光甫說：“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上海銀行是苦出身。”“銀行一事是為耐勞守苦者終生之職業，但絕非吾人投機發財之地。”
冰心晚年，當人問起她的近況，總是平靜地說：“我是坐以待斃。”既是斃，也是指幣，表示她坐等稿費的來臨。
有人問美國越戰紀念碑設計者林瓔：“你認為人們會喜歡你的設計嗎？”這個年輕的女子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他們會被感動。”
沈君山為人稱台灣四君子之一，他早於鄧小平主張“一國兩製”，後為區別鄧公國策，稱為“一國兩治”。
於省吾說：“在讀書人中，我是有錢的；在有錢人中，我是有學問的。”
啟功常有妙語，他的“自敘”：“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閑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識超。笑左翻右找，東拚西湊，煩煩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從此後，定收攤歇業，再不胡抄。”
啟功又有自撰墓誌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麵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諡曰陋。身與名，一齊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