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說，文字緣同骨肉深。
鹹豐七年（1857年）十二月，英法同盟軍攻陷廣州城。葉名琛被捕時，隨從指著河水示意他投河自盡以免遭辱，葉睜大眼睛不說話。後來，葉名琛被挾至加爾各答，被囚禁處名叫鎮海樓，據說他這時“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誌，日誦呂祖經不輟”。次年，葉名琛死在異鄉。當時的人怒他辱國辱身，作了這樣的對聯來描述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胡林翼圍安慶時，為視察軍情而策馬登龍山，他說：“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憂也。”到了江濱，他看見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立馬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他前已得病，從此更重，不數月，薨於軍中。蓋賊之必滅，胡胸有成算，隻是看見洋人勢力，則國運國勢國是，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每與胡林翼論及洋務，胡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李鴻章總結一生：“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他自稱“裱糊匠”，無論怎麽塗抹裱糊也徒勞無益。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變期間，一批守舊離職的官員，以為民氣可恃，如端親王、剛毅等力主收撫義和團，向各國宣戰，且偽造了英國公使照會，內有要慈禧不再幹政、還政光緒的話。慈禧召開禦前會議，光緒亦在座。侍郎許景澄見情勢迫切，走近禦座，竭力陳說：向英國一國開戰已無把握，向各國開戰，尤無理由。又說義和團不可恃，如此蠻幹，恐有亡國之禍。說話間許聲淚俱下，光緒聽了，拉著許景澄的手大哭。慈禧大怒，高聲喝道：這是什麽樣兒。於是決意宣戰。許景澄被處死。
鄒容曾說：“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曆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陳天華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鍾》兩本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道：“倒臥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淒然淚下，幾失聲。”
1907年，楊篤生與於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膽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關係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韓衍問：“銅與鐵者皆金類也，刀，何怨而斷誌士頸；銅，何德而鑄誌士像？”
良弼被殺後，京城風雲至急。趙秉均、胡唯德、梁士詒三人入朝見隆裕皇太後，隆裕掩麵泣雲：“我們母子兩人性命都在你們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地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兩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臨時政府會議期間患病，告假南歸。2月25日去逝，臨終之際喊道：“死後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1917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裏，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延年到蘇聯學習時，吃飯、穿衣、住房，皆為學校供給。雖然是黑麵包，裏麵常有幹草，菜也隻是配給，不能吃飽，但陳對鄭超麟說：“我一生未曾過這樣好的生活……”
榮宗敬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陳光甫引申說：“上天簡直不使我們做人。一般人生來都是窮苦，國內謀生艱難，生在山東的跑到東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廣東人到歐美去求生活。”
武訓對上義學的孩子們說：“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
1924年，於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麽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麽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須發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裏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裏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裏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裏的狗比鄉下的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裏的狗，在有些方麵，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裏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33年2月，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艱苦努力，使國際聯盟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中日衝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當是時，日軍發動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急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可是中國軍隊一再潰退。日內瓦的外交官們，“看到中國軍隊這般軟弱無能，與中國代表團在國聯大會上辯說時所持的強硬態度適成強烈的對照。”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麽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此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自報告書公布後，軍事方麵重要甚於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輕移，惠等心餘力拙……應請準於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釣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堪”。
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陳寅恪曾有送北大學生詩，說是：“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詩說：“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瞿秋白絕命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他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後，淚滴滿紙。
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隻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1939年，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去延安，當時中共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麵“胡鬧”。陳獨秀拒絕了。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裏沒有他信任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最終陳客死四川江津，臨死前為乞食曾給一地主抄家譜。王康參觀當地陳之舊居，留言說：“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作家譜，痛煞後來人。”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餘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在重慶，積壓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惡以熱淚和喧天的鑼鼓、爆竹聲，狂歡地表達出來。當戴季陶的親友紛紛祝賀時，戴一反常態地說：“有什麽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麵，將有千百倍艱苦去忍受，必須提高警惕，何賀之有呢？”他早已認識了共產黨的燎原之勢和國民黨的金玉敗絮本質。他後來絕望自殺，震驚朝野上下，也使蔣介石大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欷歔”。
1948年，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告別溪口。蔣經國追憶說“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曆史學家吳晗負責解釋工作。有一次，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件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鑄成在北京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一起喝酒。麵對山雨欲來，徐鑄成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宋雲彬慘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麽萬一了。”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牆也被熱火朝天地拆除著，到處是毀牆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隻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甕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裏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楊增華問：“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
“文革”時，在天津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的馬敬雲處理過不少名人的落實事務，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馬說：“這個老太太當時七十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著，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有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隻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餘幅，六姨太大著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1966年8月27日，“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屍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隻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借到這筆錢，陳妻和六個未成年的孩子艱難度日。“文革”後，北大附中學支部賠償陳家2500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麽多錢。可是我要錢做什麽？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會上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裏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裏，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文革”期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批鬥“黑幫”，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鬥大會之後，都要被“遊行示眾”，在大院裏轉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頭，手裏拿一麵鑼，“當當”地敲，眾人圍觀，孩子們投石塊，吐口水。為了區分眾多“黑幫”的不同身份，他們被要求每人用一塊黑布寫上白字，縫在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妻子知道後，流著淚說：“你怎麽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麽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麽生活下去呢？”千家駒後來回憶說：“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讚夫婦、範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吳晗受難後，其弟吳春慘死，其女吳彥自殺身亡。吳彥曾說：“如果有顆手榴彈，我就拿著它衝到姚文元家裏炸死他。”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麽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汙了他們呀！”
安娜晚年拒絕見郭沫若，她談到自己時說：“我這一輩子生活得像是一隻野狗！”
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孫荃對鬱達夫始亂終棄的負情始恨終憐。她在富陽以82歲高齡去逝前，很少離開鬱家老屋，堂屋裏始終掛著鬱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
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為其開脫說：“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
於右任在台灣思念大陸，寫下《雞鳴曲》、《國殤》等大量詩詞。《雞鳴曲》雲：“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望雨》則謂：“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濕神州望故鄉。”至於《國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胡繩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哀哉，尚饗。
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唯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隻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隻寫“史記”記錄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與社會變革。
張遠山曾有短暫的教書生涯。有一天上課時，他給學生提問說，請舉出一次人生傷心的經驗。半天無人應答，後來一個女生站起來，慢慢地說：“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
鹹豐七年（1857年）十二月，英法同盟軍攻陷廣州城。葉名琛被捕時，隨從指著河水示意他投河自盡以免遭辱，葉睜大眼睛不說話。後來，葉名琛被挾至加爾各答，被囚禁處名叫鎮海樓，據說他這時“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誌，日誦呂祖經不輟”。次年，葉名琛死在異鄉。當時的人怒他辱國辱身，作了這樣的對聯來描述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胡林翼圍安慶時，為視察軍情而策馬登龍山，他說：“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憂也。”到了江濱，他看見兩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立馬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他前已得病，從此更重，不數月，薨於軍中。蓋賊之必滅，胡胸有成算，隻是看見洋人勢力，則國運國勢國是，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每與胡林翼論及洋務，胡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李鴻章總結一生：“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他自稱“裱糊匠”，無論怎麽塗抹裱糊也徒勞無益。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變期間，一批守舊離職的官員，以為民氣可恃，如端親王、剛毅等力主收撫義和團，向各國宣戰，且偽造了英國公使照會，內有要慈禧不再幹政、還政光緒的話。慈禧召開禦前會議，光緒亦在座。侍郎許景澄見情勢迫切，走近禦座，竭力陳說：向英國一國開戰已無把握，向各國開戰，尤無理由。又說義和團不可恃，如此蠻幹，恐有亡國之禍。說話間許聲淚俱下，光緒聽了，拉著許景澄的手大哭。慈禧大怒，高聲喝道：這是什麽樣兒。於是決意宣戰。許景澄被處死。
鄒容曾說：“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曆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陳天華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鍾》兩本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道：“倒臥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淒然淚下，幾失聲。”
1907年，楊篤生與於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膽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關係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韓衍問：“銅與鐵者皆金類也，刀，何怨而斷誌士頸；銅，何德而鑄誌士像？”
良弼被殺後，京城風雲至急。趙秉均、胡唯德、梁士詒三人入朝見隆裕皇太後，隆裕掩麵泣雲：“我們母子兩人性命都在你們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地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兩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臨時政府會議期間患病，告假南歸。2月25日去逝，臨終之際喊道：“死後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1917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裏，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延年到蘇聯學習時，吃飯、穿衣、住房，皆為學校供給。雖然是黑麵包，裏麵常有幹草，菜也隻是配給，不能吃飽，但陳對鄭超麟說：“我一生未曾過這樣好的生活……”
榮宗敬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陳光甫引申說：“上天簡直不使我們做人。一般人生來都是窮苦，國內謀生艱難，生在山東的跑到東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廣東人到歐美去求生活。”
武訓對上義學的孩子們說：“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
1924年，於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麽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麽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須發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裏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裏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裏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裏的狗比鄉下的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裏的狗，在有些方麵，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裏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1933年2月，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等人艱苦努力，使國際聯盟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中日衝突的報告書，中國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當是時，日軍發動對熱河的進攻，顧氏等人急盼中國軍隊奮力作戰，可是中國軍隊一再潰退。日內瓦的外交官們，“看到中國軍隊這般軟弱無能，與中國代表團在國聯大會上辯說時所持的強硬態度適成強烈的對照。”中國代表立即轉為尷尬的處境，顧說：“不論我們每次怎麽說，宣稱要堅決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傳到日內瓦的消息總是又喪失一塊土地。”在此情況下，顏、顧、郭聯名致電政府辭職：“自報告書公布後，軍事方麵重要甚於外交。將來外交前途，多視軍事為輕移，惠等心餘力拙……應請準於開去代表職務。”顧維釣晚年憶及此事，仍是“猶感難堪”。
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陳寅恪曾有送北大學生詩，說是：“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詩說：“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瞿秋白絕命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他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後，淚滴滿紙。
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隻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1939年，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去延安，當時中共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麵“胡鬧”。陳獨秀拒絕了。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裏沒有他信任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最終陳客死四川江津，臨死前為乞食曾給一地主抄家譜。王康參觀當地陳之舊居，留言說：“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作家譜，痛煞後來人。”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餘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在重慶，積壓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惡以熱淚和喧天的鑼鼓、爆竹聲，狂歡地表達出來。當戴季陶的親友紛紛祝賀時，戴一反常態地說：“有什麽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麵，將有千百倍艱苦去忍受，必須提高警惕，何賀之有呢？”他早已認識了共產黨的燎原之勢和國民黨的金玉敗絮本質。他後來絕望自殺，震驚朝野上下，也使蔣介石大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欷歔”。
1948年，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告別溪口。蔣經國追憶說“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曆史學家吳晗負責解釋工作。有一次，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件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鑄成在北京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一起喝酒。麵對山雨欲來，徐鑄成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宋雲彬慘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麽萬一了。”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牆也被熱火朝天地拆除著，到處是毀牆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隻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甕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裏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楊增華問：“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
“文革”時，在天津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的馬敬雲處理過不少名人的落實事務，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馬說：“這個老太太當時七十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著，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有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隻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餘幅，六姨太大著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1966年8月27日，“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屍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隻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借到這筆錢，陳妻和六個未成年的孩子艱難度日。“文革”後，北大附中學支部賠償陳家2500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麽多錢。可是我要錢做什麽？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會上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裏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裏，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文革”期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批鬥“黑幫”，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鬥大會之後，都要被“遊行示眾”，在大院裏轉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頭，手裏拿一麵鑼，“當當”地敲，眾人圍觀，孩子們投石塊，吐口水。為了區分眾多“黑幫”的不同身份，他們被要求每人用一塊黑布寫上白字，縫在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妻子知道後，流著淚說：“你怎麽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麽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麽生活下去呢？”千家駒後來回憶說：“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讚夫婦、範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吳晗受難後，其弟吳春慘死，其女吳彥自殺身亡。吳彥曾說：“如果有顆手榴彈，我就拿著它衝到姚文元家裏炸死他。”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麽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汙了他們呀！”
安娜晚年拒絕見郭沫若，她談到自己時說：“我這一輩子生活得像是一隻野狗！”
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孫荃對鬱達夫始亂終棄的負情始恨終憐。她在富陽以82歲高齡去逝前，很少離開鬱家老屋，堂屋裏始終掛著鬱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
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為其開脫說：“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
於右任在台灣思念大陸，寫下《雞鳴曲》、《國殤》等大量詩詞。《雞鳴曲》雲：“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望雨》則謂：“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濕神州望故鄉。”至於《國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胡繩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哀哉，尚饗。
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唯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隻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隻寫“史記”記錄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與社會變革。
張遠山曾有短暫的教書生涯。有一天上課時，他給學生提問說，請舉出一次人生傷心的經驗。半天無人應答，後來一個女生站起來，慢慢地說：“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