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天命的自覺
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 作者：宮崎市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明萬曆年間（1616）崛起於東北一隅的清朝在太祖一代平定整個東北地區，與人口不啻百倍的明朝相抗衡，戰事一直延續到其後的太宗時代，到第三代皇帝順治帝時，清朝便挺進北京，平定全中國，這的的確確是中國曆史上的奇跡。滿族人自己也一定為這意想不到的成功吃了一驚。在傳統的滿族思想中，這是在滿族的守護神“天帝”的護佑下實現的。清朝進入北京後便將業已焚毀的明朝宮殿基本依照原樣重建，唯一的區別是在位於內廷的坤寧宮深處的院子前，設有祭天的竿子，這被稱作“神杆”。另外，在皇城的東南角建有稱為“堂子”的建築物，這是滿洲式祭天最神聖的靈地，在此行祭禮是清朝天子的特權。
在中國人民看來，明清易代是天命所歸。到那時為止，承受上天之命統治中國的明王朝已墮落不堪，天命拋棄明朝轉而讓清朝統治中國人民。滿族人進入關內，隨著漢化程度不斷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對天命深信不疑。滿洲的“天帝”和漢人的“天”畢竟是同一個“天”，在恩惠滿族人的同時也必須惠澤漢人。
康熙帝從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獨選出雍正帝繼承大統，這自然也隻能被解釋為天命使然。在眾皇子圍繞儲君之位進行的激烈爭鬥中，大概誰都沒有預想到最後的勝利者會是雍正帝吧！是降於清朝的天命在眾皇子中選擇了雍正帝。
天命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保證天下萬民的生活，使其各安其分是天子被賦予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天命也許會再次離開，轉向他處。“天道無常”，天命早晚會從不配承受它的人身邊溜走。這就意味著革故鼎新。實現天命既是對天的義務，同時也是對祖先的義務，也是對全體滿族人的責任。
雍正帝擔此大任而踐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歲之時。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說的話，那麽他此前曾極力避免接觸現實政治。這也是避免深陷於兄弟互相爭鬥的漩渦而必要的自保之術。他自己說：
［朕向在藩邸，謹守節度，實未留心吏治，亦並未交接一人。是以踐阼之後，］［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須打個折扣再聽。雍正帝表麵上沒有參與兄弟間的內訌，但並不是完全對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態度，隻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從容不迫地冷眼旁觀事態變化罷了。與此同時，他並不怠於深入觀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於藩邸的非嫡長子身份，讓他也有閑心對父親康熙帝的施政方針進行冷靜的評判。後來皇帝在給大臣的一封書信的一節中，有一句抱怨頗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閱曆世情四十五年，備嚐世間辛苦才成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若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
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那麽，在雍正帝眼中，康熙時代的政治究竟如何呢？康熙帝作為寬仁大度的君主享有極高的評價，若將此稱為“民間的評價”卻名不副實。輿論歸根結底不過是有權有勢者的輿論，在民間，處於最底層的苟延殘喘的貧民們多數被排除在輿論範圍之外。若一日不從早到晚片刻不得休息地勞作就無法維持生計的農民們根本沒有精力製造輿論。輿論不過是來自知識階層的政治家在政治之餘飲酒作詩之時散發出來的貴族的香氣罷了。
康熙帝的時代，一言以蔽之，是寡頭政治的時期。寡頭政治並非發軔於康熙帝時期，也非開始於清朝。有史以來，曆朝曆代無不實行寡頭政治。在中國，時代愈靠後，寡頭政治發展愈快。明朝狼狽不堪的亡國也是寡頭政治招致的敗局。
興起於唐宋時代的高級文官考試，即科舉製度成為製造政治寡頭的溫床。聽起來，公平地選用人才是好事情，但為了參加檢驗在經典古籍方麵的教養的科舉考試，人們至少要進行十年以上的學習。若不是在經濟上和時間上都有充分保證的上流階層，就會因為實際問題而無法參加科舉考試。不參加科舉考試就無法成為官吏，即使成為官吏也無法指望能出人頭地。考中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人，憑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斂聚錢財；與此相反，若是沒有一官半職，僅僅想要維持手中的財產也困難重重。因此，財產、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階級集中起來。政治為這個特殊階級服務，輿論也擁護這個特殊階級。
官吏們先是因為擁有萬貫家財才做了官，接著又因為做了官而斂聚起萬貫家財。究其原因，若不與官吏勾結，就無法建立任何企業。無論是商業、工業還是礦業，為了和官吏疏通關係，都要耗費巨額資金。於是，與政府權力緊密聯結而成立的企業，例如，像鹽業一樣的壟斷企業，就可以獲得巨額利潤。這些利潤當然不是為了興辦正規企業而積蓄的資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頭攬入懷中，隻能促進毫無意義的消費罷了。因此，企業家為了彌補向政治寡頭上供所造成的損失，或怠慢國家稅收，或向下榨取勞動成果，不得不從這兩種方法中選取一種。若是允許資本家偷稅漏稅，則國家財政必定會破產；若是榨取勞動走向極端，再生產便無以為繼。在大多數王朝的末期，這兩種現象並存。
在清朝的曆史上，從內部觀察處於興盛階段的康熙帝時期可以發現，政治寡頭的暗中活動十分活躍。前文業已提及的皇太子的悲劇也隻是與之相關的一個方麵。從另一方麵而言，這也是在朝廷上掌握實權的大部分滿族人還沒有充分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被漢人的政治寡頭所操縱的結果。將明珠和索額圖等滿族人出身的寡頭大黨魁推舉上台的，說到底還是漢人的寡頭們。
漢人政治寡頭中最顯赫的是徐乾學，王鴻緒和高士奇緊隨其後。他們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他們通過前文所述的科舉考試而結黨。在中國，隨著科舉考試的興起，師生關係發生了特殊的變化。從前，實際上教授學問之人為師，受教之人為弟子。而在科舉盛行之時，考官被視為師，考生中的及第者被視為弟子。因為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私學，對於教授讀書作文的教師而言，教授學生是他們的職業，弟子向他們支付了相應的謝禮。換言之，由於這是一種類似商品交易的行為，經常付錢結算，因此這種買賣兩清之後再沒有留下絲毫恩情和人情。但在科舉考試中，朝廷大官因公務而來，讓什麽風格的答案通過考試全憑考官個人裁奪，能在眾多的考生之中對自己的文章另眼相看、產生共鳴並將自己選拔出來的人才是知己，必須一生對其感恩戴德，因此考官才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恩師，也是帶領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首領。如此，在一次次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間結成了師生關係，同時也結成了首領與部下的因緣。原本曆代帝王對這種傾向都非常戒備，在科舉最後一次考試即殿試中，天子親自擔任考官，進士及第之人便成為天子門生，以此極力防範他們與天子之外的考官建立師生關係。但清朝初期的天子漢學素養尚淺，將考試全權交於大臣之手，因此以徐乾學為首的學者大臣們有機可乘，形成了以他們為中心的等級森嚴的龐大組織。
且不論康熙帝對漢文化的理解究竟有多深，他屢次大興文化事業，編纂卷帙浩繁的書籍。其中十之八九以徐乾學為編纂的總裁官，於是他每每任用弟子為編纂官，編撰事業完成後，部下接受恩賞，被拔擢為高官，或者被任命為考官而奔赴地方。於是，一個無形但如藤蔓一般蔓延開來的廣泛的關係網就這樣形成了。
天子獨裁權的發達與官僚組織有密切的關係。天子正是通過官僚機構，才得以成為獨裁君主。但是一旦官僚機構形成，君主獨裁權就會因官僚機構受到製約。理論上，獨裁製下的官僚人人都是天子的奴仆，官吏與官吏之間不應當有私人聯係。天子如同扇軸一般，必須將所有人集中於一點，不允許有其他軸心存在。但實際上，以科舉為契機，官僚機構形成了幾個節點，天子之意尚未傳達到民眾之前，便在途中遭到種種歪曲，人民的下情在上達過程中也被結節所阻斷。天下的政治表麵上是以君主之名義運行的，實際上卻被官僚組織中盤踞的大小結節即政治寡頭玩弄於股掌之間。
從位於官僚群體金字塔頂點的天子寶座的視角，無法輕易發現政治寡頭的存在。但從橫向的第三者視角觀察，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歲為止的藩邸生活，讓他仔細看清了政界的惡習：
試思當今皇帝即昔日飽嚐人世間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這句話一方麵讓人覺得雍正帝自信滿滿，另一方麵又讓人體會到其心情之沉重。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發上諭，訓誡上自一品的總督下至正七品的知縣等地方官，告知他們各自的為官要務。這道上諭可以被視為雍正帝發布的論述自己執政方針的宣言書，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地方官勠力同心、一心治國的渴求。作為上諭中共通的內容，雍正帝提出當時地方官麵對的最大誘惑是兼取名聲與實際利益——“名實兼收”，指出必須根絕這種敗壞的風氣。“名”是指官吏之間的相互評價，可以通過交際而獲得。在官場上，名聲是一種資本。天下聞名的官吏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受到優待，因為交際麵廣泛的人利用價值很高，萬一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拜托其在背後運作轉圜。在奢侈浮華的官場上，交際應酬必定需要高額費用。費用如何獲得？或者私吞租稅，或者勾結政商，或者收取賄賂，無論采取何種方式，最終無非加重了人民大眾的負擔。揮霍不義之財進行奢靡的交際，利用交際攫取名聲，名聲遠播則有更多機會做上高官，在幕後運動中也更能呼風喚雨，於是收入便源源不斷滾滾而來，也就是所謂的名實兼收。但長此以往，官吏日益肥碩，底層人民大眾日漸瘦弱。政治決不可如此。政治並非為了官吏，而是為了人民。官吏若想要認真施行政治，就不應當將時間和金錢浪費在互相交際上。但最讓雍正帝為難的是，通過科舉及第而身居要職的高官們，不但善於交際，更樂於交際。
繼對地方官的訓誡之後，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頒布《禦製朋黨論》的敕文，文鋒直指這一點。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作《朋黨論》，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論述：
不應責備官吏之為朋黨者，因為正人君子方能始終如一地團結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動，故其朋黨易破。
雍正帝對其大加貶斥，稱它為歐陽修的邪說，因而自己另製《朋黨論》一篇。雍正帝認為：
君子之必無朋黨。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樹朋黨，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幹犯君主大權。
兩年後，雍正帝再次頒下敕諭，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昔者天下治道無二。唯命下之時，熟慮是否［秉公持正，適中合理，至於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顧計慮耶。］天下人無數，所思皆異，豈能緘其口焉。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視輿論，但在雍正帝看來，當時所謂的輿論未必是公正的萬民的輿論，而是被嚴重歪曲的輿論，因此不可取信。最終，他的態度可以歸結為著名的《論語》中的語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萬事皆在君主心中。“別廢話，把一切都交托給朕！”這便是獨裁君主最貼切的心聲。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負天下的全部責任，憑良心說，真是太辛苦了。不過話說回來，在四十五歲這樣年富力強的年齡繼承大統的雍正帝對此甚為自信，加之他還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終都十分積極進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來其流弊不可問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頹風。］
雍正帝充滿自信地談著他的抱負。
但這項工作確實相當困難。因為這意味著改革當前的官僚組織，樹立全新的官僚體係。而且，與在別處新建房屋再毀壞舊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將舊房子中被蟲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來更換為新的，將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築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實難正在於此。
為了達到目的，首先必須辨別官員的人品。到底是不是能夠憑良心為官施政的人呢？到底是不是有能力按照自己所說的去施行的人呢？雖然麻煩，也必須一個人一個人地去檢驗。獨裁政治的好壞由君主手中所握棋子的優劣來決定。尤其是在輿論已經不可信的時候，必須借助特殊的辦法。這個時候皇帝最終還是使出了自古以來獨裁君主常用的手段——密探政治。
興起於東北的清朝具備實施密探政治的良好條件。清朝用從東北帶來的直屬勢力組成八旗組織，圍繞在天子左右。旗是軍隊編製的單位，其中包括滿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從滿洲時代便降服於清的漢人所組成的漢軍八旗，正好二十四旗，他們區別於一般的中國人民，被賦予諸多特權。這時候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利用譜代的旗本禦家人到外樣大名的領地去做間諜的時期。同樣，雍正帝也派出八旗子弟讓他們去當密探。八旗子弟中的心思細密者被挑選出來擔任侍衛，他們在天子身邊聽候差遣，有時候也奉命辦理機密任務，甚至被派到非常偏遠的地方。當時的滿族人已經可以與漢人毫無差別地講漢語了。
關於密探政治有這樣一個故事。某個地方官到地方赴任之時，從北京雇用了一個仆人隨行。這個仆人忠誠地侍奉主人，令主人十分滿意。三年任期結束，作為地方官的主人收拾行李準備回京，這個仆人卻突然提出要請假。分別之時，他留下意味深長的一句話後便走了：
老爺您真是誠心竭力、盡忠職守啊，回京之後天子定會獎賞您。
地方官回京拜謁天子，雍正帝果真特意對他說了嘉獎的話。退出宮門的時候，他不經意看到，在那裏待命的侍衛長竟然就是之前還在自己身邊當仆人的那個人！
獨裁統治下，密探政治的失敗就在於君主反過來會被密探所誤。密探如同烈性藥物，副作用極大，另外，若是用錯分量就會招致不可想象的後果。明代的天子利用宦官強製實施密探政治而最終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此。為了不被密探所誤，不能僅抓住一條線不放，必須讓密探形成縱橫交錯的係統。可能的話，比起專門設置密探類似性質的專門機構，讓官僚之間互為間諜是最上策。若不是思維相當縝密的睿智君主，則無法將密探政治運用得如此自如。
除此之外，還有這樣一個故事。五六個朝廷大臣聚在一起熬夜打麻將賭錢，最後在收拾麻將牌的時候，發現一張牌不知去向，無論怎樣找都找不到，隻好就這樣散場。第二天其中一個人覲見的時候，雍正帝問道：
夜間何以為歡？
這位大臣感到相當為難。賭博本被法律明文禁止，更何況雍正帝特別厭煩此事。但是，有什麽辦法呢？
“臣實在無顏見陛下，在打麻將。”
“沒有什麽不尋常的事情發生嗎？”
“丟失了一張麻將牌，無論怎樣找也沒有找到。”
於是，雍正帝顯出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從袖中拿出一張牌扔了下去：
丟的就是這張吧？
因為一五一十地招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這位大臣最終免於處罰，但他引以為戒，從那之後再也沒有碰過麻將。
傳說還有這樣一個故事。雍正帝的密探深夜在政府機關巡視，檢查守夜人是否確實去上夜班了。某天早上，相當於日本司法省的刑部的大臣進宮謁見，皇帝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刑部的匾額在何處？”
“懸掛於衙門之上。”
“胡說！”
雍正帝大喝道。大臣順著皇帝所指的方向一看，刑部的匾額正躺在宮殿的角落。因為在兩三天之前的半夜，刑部衙門的守夜人沉沉睡去，皇帝的密探把刑部的匾額摘下拿進宮來，而這位大臣直到前一刻還沒有發現。被皇帝收繳上來的匾額沒那麽輕易還給刑部，刑部從那以後一直都沒有掛匾額了。
這些故事被當作逸聞趣事流傳下來，但是雍正帝的本領並不用在這些無聊的地方。皇帝最想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狀況、治安狀況、經濟狀況等。為了解這些狀況，皇帝命令地方官每年時時向他報告各種情況。冬天則報告積雪量；春、夏則報告降雨量、麥和蠶的收成狀況，以及有無幹旱洪水；秋天則報告米穀的產量、米價的高低等。報告製度在康熙帝晚年已經開始施行，而雍正帝命令大小官吏分別報告，互相對照，確認其中確無虛報才放心。
然而，在中央政府的機關中並沒有專門負責處理這些報告的機構。這些奏報以奏折的形式直接交到天子手上。原來中央政府與地方行省的聯絡是通過各省總督，以及作為總督的助手、負責民政事務的長官——巡撫之手進行的。總督與巡撫向中央政府提出報告或要求，這種公文稱作“題本”。題本最終也會被交到天子手上，但會經過六部和內閣等政府機構處理之後，再呈給天子裁奪，天子掌握最終決定權。大多數君主認為隻需做出最終決定便完成了獨裁君主的任務，可以安然享樂了。但雍正帝是不滿足於吃現成飯的獨裁君主，他另辟蹊徑，想出了新方法。當時中央政府的官吏、地方大員、總督、巡撫能夠不向內閣遞送文書而直接向天子遞交報告，呈報意見。這樣的文書被稱為“奏折”。奏折即是總督、巡撫個人以非公開的方式向天子個人發送的親啟信件。奏折的內容千差萬別，有的時候是賀年卡，有的時候是天氣、米價的報告，有的時候是軍事上的機密。雍正帝擴充了前代創製的奏折製度，允許更廣範圍的官吏呈遞奏折，以此獲取地方情報，除此之外，也順便通過報告的方式方法觀察上奏官吏的人才人品。
文官中的知府和武官中相當於師團長一級的總兵，在赴任之前必會被召到宮中謁見皇帝。那時雍正帝會對他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訓誡。他們到任之後應當立即向皇帝呈遞作為親啟信件的奏折，重複一遍謁見之際訓諭的內容。若是所書內容有誤，雍正帝會用朱筆一一訂正，提醒他真正的敕諭是如此這般。若是有特別的命令，則在信劄的餘白處用朱筆書寫，之後將信函再返還給寄信人。這是最初的考試。收到這樣的朱筆宸翰即“朱批諭旨”的當事人，既不能將其留在自己的身邊，也不能將之示於他人，必須即刻送還到天子身邊，同時，從這次開始必須提出政見或是施政情況的報告。除此之外，雍正帝還在批注中寫道，無論有何等見聞，都需原原本本、毫無隱瞞地報告。
［若聞見不廣，必至是非顛倒混淆，貽誤匪淺。］故許汝等奏折以廣耳目。
［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某劣，營武是否整飭？凡有駭人聽聞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見，悉可風聞入告也。隻需於奏中將有無確據抑或偶爾風聞之處分析陳明，以便朕更加采訪得其實情。］
［蘇州地當孔道，為四方輻輳之所，其來往官員暨經過商賈，或遇有關係之事，亦應留心體訪明白密奏以聞。］
忙時若非秘事，［令人代書可也。］因與正式文書不同，［即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
從地方匯集於此的報告，隻有雍正帝一人開封閱讀，即使對朝廷大臣也絕對保密。若是有需要公開處理的重大問題，雍正帝也是將寄信人的姓名部分裁剪掉後再讓大臣們看，並聽取其意見。同樣，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絕不能將內容泄露給他人。因為若是不能保守秘密，地方官懼怕遭到報複，肯定誰也不敢說上級官員或大臣的壞話，天子肯定也不能再將秘密的事情托付於臣子。提供情報是地方官在本職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務，若是怠惰也會被催促。當然若是將應當報告之事隱瞞不報，必定會被狠狠地教訓一頓。
在中國人民看來，明清易代是天命所歸。到那時為止，承受上天之命統治中國的明王朝已墮落不堪，天命拋棄明朝轉而讓清朝統治中國人民。滿族人進入關內，隨著漢化程度不斷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對天命深信不疑。滿洲的“天帝”和漢人的“天”畢竟是同一個“天”，在恩惠滿族人的同時也必須惠澤漢人。
康熙帝從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獨選出雍正帝繼承大統，這自然也隻能被解釋為天命使然。在眾皇子圍繞儲君之位進行的激烈爭鬥中，大概誰都沒有預想到最後的勝利者會是雍正帝吧！是降於清朝的天命在眾皇子中選擇了雍正帝。
天命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保證天下萬民的生活，使其各安其分是天子被賦予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天命也許會再次離開，轉向他處。“天道無常”，天命早晚會從不配承受它的人身邊溜走。這就意味著革故鼎新。實現天命既是對天的義務，同時也是對祖先的義務，也是對全體滿族人的責任。
雍正帝擔此大任而踐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歲之時。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說的話，那麽他此前曾極力避免接觸現實政治。這也是避免深陷於兄弟互相爭鬥的漩渦而必要的自保之術。他自己說：
［朕向在藩邸，謹守節度，實未留心吏治，亦並未交接一人。是以踐阼之後，］［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須打個折扣再聽。雍正帝表麵上沒有參與兄弟間的內訌，但並不是完全對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態度，隻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從容不迫地冷眼旁觀事態變化罷了。與此同時，他並不怠於深入觀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於藩邸的非嫡長子身份，讓他也有閑心對父親康熙帝的施政方針進行冷靜的評判。後來皇帝在給大臣的一封書信的一節中，有一句抱怨頗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閱曆世情四十五年，備嚐世間辛苦才成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若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
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那麽，在雍正帝眼中，康熙時代的政治究竟如何呢？康熙帝作為寬仁大度的君主享有極高的評價，若將此稱為“民間的評價”卻名不副實。輿論歸根結底不過是有權有勢者的輿論，在民間，處於最底層的苟延殘喘的貧民們多數被排除在輿論範圍之外。若一日不從早到晚片刻不得休息地勞作就無法維持生計的農民們根本沒有精力製造輿論。輿論不過是來自知識階層的政治家在政治之餘飲酒作詩之時散發出來的貴族的香氣罷了。
康熙帝的時代，一言以蔽之，是寡頭政治的時期。寡頭政治並非發軔於康熙帝時期，也非開始於清朝。有史以來，曆朝曆代無不實行寡頭政治。在中國，時代愈靠後，寡頭政治發展愈快。明朝狼狽不堪的亡國也是寡頭政治招致的敗局。
興起於唐宋時代的高級文官考試，即科舉製度成為製造政治寡頭的溫床。聽起來，公平地選用人才是好事情，但為了參加檢驗在經典古籍方麵的教養的科舉考試，人們至少要進行十年以上的學習。若不是在經濟上和時間上都有充分保證的上流階層，就會因為實際問題而無法參加科舉考試。不參加科舉考試就無法成為官吏，即使成為官吏也無法指望能出人頭地。考中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人，憑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斂聚錢財；與此相反，若是沒有一官半職，僅僅想要維持手中的財產也困難重重。因此，財產、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階級集中起來。政治為這個特殊階級服務，輿論也擁護這個特殊階級。
官吏們先是因為擁有萬貫家財才做了官，接著又因為做了官而斂聚起萬貫家財。究其原因，若不與官吏勾結，就無法建立任何企業。無論是商業、工業還是礦業，為了和官吏疏通關係，都要耗費巨額資金。於是，與政府權力緊密聯結而成立的企業，例如，像鹽業一樣的壟斷企業，就可以獲得巨額利潤。這些利潤當然不是為了興辦正規企業而積蓄的資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頭攬入懷中，隻能促進毫無意義的消費罷了。因此，企業家為了彌補向政治寡頭上供所造成的損失，或怠慢國家稅收，或向下榨取勞動成果，不得不從這兩種方法中選取一種。若是允許資本家偷稅漏稅，則國家財政必定會破產；若是榨取勞動走向極端，再生產便無以為繼。在大多數王朝的末期，這兩種現象並存。
在清朝的曆史上，從內部觀察處於興盛階段的康熙帝時期可以發現，政治寡頭的暗中活動十分活躍。前文業已提及的皇太子的悲劇也隻是與之相關的一個方麵。從另一方麵而言，這也是在朝廷上掌握實權的大部分滿族人還沒有充分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被漢人的政治寡頭所操縱的結果。將明珠和索額圖等滿族人出身的寡頭大黨魁推舉上台的，說到底還是漢人的寡頭們。
漢人政治寡頭中最顯赫的是徐乾學，王鴻緒和高士奇緊隨其後。他們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他們通過前文所述的科舉考試而結黨。在中國，隨著科舉考試的興起，師生關係發生了特殊的變化。從前，實際上教授學問之人為師，受教之人為弟子。而在科舉盛行之時，考官被視為師，考生中的及第者被視為弟子。因為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私學，對於教授讀書作文的教師而言，教授學生是他們的職業，弟子向他們支付了相應的謝禮。換言之，由於這是一種類似商品交易的行為，經常付錢結算，因此這種買賣兩清之後再沒有留下絲毫恩情和人情。但在科舉考試中，朝廷大官因公務而來，讓什麽風格的答案通過考試全憑考官個人裁奪，能在眾多的考生之中對自己的文章另眼相看、產生共鳴並將自己選拔出來的人才是知己，必須一生對其感恩戴德，因此考官才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恩師，也是帶領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首領。如此，在一次次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間結成了師生關係，同時也結成了首領與部下的因緣。原本曆代帝王對這種傾向都非常戒備，在科舉最後一次考試即殿試中，天子親自擔任考官，進士及第之人便成為天子門生，以此極力防範他們與天子之外的考官建立師生關係。但清朝初期的天子漢學素養尚淺，將考試全權交於大臣之手，因此以徐乾學為首的學者大臣們有機可乘，形成了以他們為中心的等級森嚴的龐大組織。
且不論康熙帝對漢文化的理解究竟有多深，他屢次大興文化事業，編纂卷帙浩繁的書籍。其中十之八九以徐乾學為編纂的總裁官，於是他每每任用弟子為編纂官，編撰事業完成後，部下接受恩賞，被拔擢為高官，或者被任命為考官而奔赴地方。於是，一個無形但如藤蔓一般蔓延開來的廣泛的關係網就這樣形成了。
天子獨裁權的發達與官僚組織有密切的關係。天子正是通過官僚機構，才得以成為獨裁君主。但是一旦官僚機構形成，君主獨裁權就會因官僚機構受到製約。理論上，獨裁製下的官僚人人都是天子的奴仆，官吏與官吏之間不應當有私人聯係。天子如同扇軸一般，必須將所有人集中於一點，不允許有其他軸心存在。但實際上，以科舉為契機，官僚機構形成了幾個節點，天子之意尚未傳達到民眾之前，便在途中遭到種種歪曲，人民的下情在上達過程中也被結節所阻斷。天下的政治表麵上是以君主之名義運行的，實際上卻被官僚組織中盤踞的大小結節即政治寡頭玩弄於股掌之間。
從位於官僚群體金字塔頂點的天子寶座的視角，無法輕易發現政治寡頭的存在。但從橫向的第三者視角觀察，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歲為止的藩邸生活，讓他仔細看清了政界的惡習：
試思當今皇帝即昔日飽嚐人世間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這句話一方麵讓人覺得雍正帝自信滿滿，另一方麵又讓人體會到其心情之沉重。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發上諭，訓誡上自一品的總督下至正七品的知縣等地方官，告知他們各自的為官要務。這道上諭可以被視為雍正帝發布的論述自己執政方針的宣言書，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地方官勠力同心、一心治國的渴求。作為上諭中共通的內容，雍正帝提出當時地方官麵對的最大誘惑是兼取名聲與實際利益——“名實兼收”，指出必須根絕這種敗壞的風氣。“名”是指官吏之間的相互評價，可以通過交際而獲得。在官場上，名聲是一種資本。天下聞名的官吏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受到優待，因為交際麵廣泛的人利用價值很高，萬一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拜托其在背後運作轉圜。在奢侈浮華的官場上，交際應酬必定需要高額費用。費用如何獲得？或者私吞租稅，或者勾結政商，或者收取賄賂，無論采取何種方式，最終無非加重了人民大眾的負擔。揮霍不義之財進行奢靡的交際，利用交際攫取名聲，名聲遠播則有更多機會做上高官，在幕後運動中也更能呼風喚雨，於是收入便源源不斷滾滾而來，也就是所謂的名實兼收。但長此以往，官吏日益肥碩，底層人民大眾日漸瘦弱。政治決不可如此。政治並非為了官吏，而是為了人民。官吏若想要認真施行政治，就不應當將時間和金錢浪費在互相交際上。但最讓雍正帝為難的是，通過科舉及第而身居要職的高官們，不但善於交際，更樂於交際。
繼對地方官的訓誡之後，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頒布《禦製朋黨論》的敕文，文鋒直指這一點。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作《朋黨論》，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論述：
不應責備官吏之為朋黨者，因為正人君子方能始終如一地團結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動，故其朋黨易破。
雍正帝對其大加貶斥，稱它為歐陽修的邪說，因而自己另製《朋黨論》一篇。雍正帝認為：
君子之必無朋黨。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樹朋黨，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幹犯君主大權。
兩年後，雍正帝再次頒下敕諭，其中有這樣的內容：
昔者天下治道無二。唯命下之時，熟慮是否［秉公持正，適中合理，至於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顧計慮耶。］天下人無數，所思皆異，豈能緘其口焉。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視輿論，但在雍正帝看來，當時所謂的輿論未必是公正的萬民的輿論，而是被嚴重歪曲的輿論，因此不可取信。最終，他的態度可以歸結為著名的《論語》中的語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萬事皆在君主心中。“別廢話，把一切都交托給朕！”這便是獨裁君主最貼切的心聲。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負天下的全部責任，憑良心說，真是太辛苦了。不過話說回來，在四十五歲這樣年富力強的年齡繼承大統的雍正帝對此甚為自信，加之他還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終都十分積極進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來其流弊不可問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頹風。］
雍正帝充滿自信地談著他的抱負。
但這項工作確實相當困難。因為這意味著改革當前的官僚組織，樹立全新的官僚體係。而且，與在別處新建房屋再毀壞舊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將舊房子中被蟲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來更換為新的，將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築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實難正在於此。
為了達到目的，首先必須辨別官員的人品。到底是不是能夠憑良心為官施政的人呢？到底是不是有能力按照自己所說的去施行的人呢？雖然麻煩，也必須一個人一個人地去檢驗。獨裁政治的好壞由君主手中所握棋子的優劣來決定。尤其是在輿論已經不可信的時候，必須借助特殊的辦法。這個時候皇帝最終還是使出了自古以來獨裁君主常用的手段——密探政治。
興起於東北的清朝具備實施密探政治的良好條件。清朝用從東北帶來的直屬勢力組成八旗組織，圍繞在天子左右。旗是軍隊編製的單位，其中包括滿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從滿洲時代便降服於清的漢人所組成的漢軍八旗，正好二十四旗，他們區別於一般的中國人民，被賦予諸多特權。這時候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利用譜代的旗本禦家人到外樣大名的領地去做間諜的時期。同樣，雍正帝也派出八旗子弟讓他們去當密探。八旗子弟中的心思細密者被挑選出來擔任侍衛，他們在天子身邊聽候差遣，有時候也奉命辦理機密任務，甚至被派到非常偏遠的地方。當時的滿族人已經可以與漢人毫無差別地講漢語了。
關於密探政治有這樣一個故事。某個地方官到地方赴任之時，從北京雇用了一個仆人隨行。這個仆人忠誠地侍奉主人，令主人十分滿意。三年任期結束，作為地方官的主人收拾行李準備回京，這個仆人卻突然提出要請假。分別之時，他留下意味深長的一句話後便走了：
老爺您真是誠心竭力、盡忠職守啊，回京之後天子定會獎賞您。
地方官回京拜謁天子，雍正帝果真特意對他說了嘉獎的話。退出宮門的時候，他不經意看到，在那裏待命的侍衛長竟然就是之前還在自己身邊當仆人的那個人！
獨裁統治下，密探政治的失敗就在於君主反過來會被密探所誤。密探如同烈性藥物，副作用極大，另外，若是用錯分量就會招致不可想象的後果。明代的天子利用宦官強製實施密探政治而最終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此。為了不被密探所誤，不能僅抓住一條線不放，必須讓密探形成縱橫交錯的係統。可能的話，比起專門設置密探類似性質的專門機構，讓官僚之間互為間諜是最上策。若不是思維相當縝密的睿智君主，則無法將密探政治運用得如此自如。
除此之外，還有這樣一個故事。五六個朝廷大臣聚在一起熬夜打麻將賭錢，最後在收拾麻將牌的時候，發現一張牌不知去向，無論怎樣找都找不到，隻好就這樣散場。第二天其中一個人覲見的時候，雍正帝問道：
夜間何以為歡？
這位大臣感到相當為難。賭博本被法律明文禁止，更何況雍正帝特別厭煩此事。但是，有什麽辦法呢？
“臣實在無顏見陛下，在打麻將。”
“沒有什麽不尋常的事情發生嗎？”
“丟失了一張麻將牌，無論怎樣找也沒有找到。”
於是，雍正帝顯出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從袖中拿出一張牌扔了下去：
丟的就是這張吧？
因為一五一十地招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這位大臣最終免於處罰，但他引以為戒，從那之後再也沒有碰過麻將。
傳說還有這樣一個故事。雍正帝的密探深夜在政府機關巡視，檢查守夜人是否確實去上夜班了。某天早上，相當於日本司法省的刑部的大臣進宮謁見，皇帝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刑部的匾額在何處？”
“懸掛於衙門之上。”
“胡說！”
雍正帝大喝道。大臣順著皇帝所指的方向一看，刑部的匾額正躺在宮殿的角落。因為在兩三天之前的半夜，刑部衙門的守夜人沉沉睡去，皇帝的密探把刑部的匾額摘下拿進宮來，而這位大臣直到前一刻還沒有發現。被皇帝收繳上來的匾額沒那麽輕易還給刑部，刑部從那以後一直都沒有掛匾額了。
這些故事被當作逸聞趣事流傳下來，但是雍正帝的本領並不用在這些無聊的地方。皇帝最想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狀況、治安狀況、經濟狀況等。為了解這些狀況，皇帝命令地方官每年時時向他報告各種情況。冬天則報告積雪量；春、夏則報告降雨量、麥和蠶的收成狀況，以及有無幹旱洪水；秋天則報告米穀的產量、米價的高低等。報告製度在康熙帝晚年已經開始施行，而雍正帝命令大小官吏分別報告，互相對照，確認其中確無虛報才放心。
然而，在中央政府的機關中並沒有專門負責處理這些報告的機構。這些奏報以奏折的形式直接交到天子手上。原來中央政府與地方行省的聯絡是通過各省總督，以及作為總督的助手、負責民政事務的長官——巡撫之手進行的。總督與巡撫向中央政府提出報告或要求，這種公文稱作“題本”。題本最終也會被交到天子手上，但會經過六部和內閣等政府機構處理之後，再呈給天子裁奪，天子掌握最終決定權。大多數君主認為隻需做出最終決定便完成了獨裁君主的任務，可以安然享樂了。但雍正帝是不滿足於吃現成飯的獨裁君主，他另辟蹊徑，想出了新方法。當時中央政府的官吏、地方大員、總督、巡撫能夠不向內閣遞送文書而直接向天子遞交報告，呈報意見。這樣的文書被稱為“奏折”。奏折即是總督、巡撫個人以非公開的方式向天子個人發送的親啟信件。奏折的內容千差萬別，有的時候是賀年卡，有的時候是天氣、米價的報告，有的時候是軍事上的機密。雍正帝擴充了前代創製的奏折製度，允許更廣範圍的官吏呈遞奏折，以此獲取地方情報，除此之外，也順便通過報告的方式方法觀察上奏官吏的人才人品。
文官中的知府和武官中相當於師團長一級的總兵，在赴任之前必會被召到宮中謁見皇帝。那時雍正帝會對他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訓誡。他們到任之後應當立即向皇帝呈遞作為親啟信件的奏折，重複一遍謁見之際訓諭的內容。若是所書內容有誤，雍正帝會用朱筆一一訂正，提醒他真正的敕諭是如此這般。若是有特別的命令，則在信劄的餘白處用朱筆書寫，之後將信函再返還給寄信人。這是最初的考試。收到這樣的朱筆宸翰即“朱批諭旨”的當事人，既不能將其留在自己的身邊，也不能將之示於他人，必須即刻送還到天子身邊，同時，從這次開始必須提出政見或是施政情況的報告。除此之外，雍正帝還在批注中寫道，無論有何等見聞，都需原原本本、毫無隱瞞地報告。
［若聞見不廣，必至是非顛倒混淆，貽誤匪淺。］故許汝等奏折以廣耳目。
［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某劣，營武是否整飭？凡有駭人聽聞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見，悉可風聞入告也。隻需於奏中將有無確據抑或偶爾風聞之處分析陳明，以便朕更加采訪得其實情。］
［蘇州地當孔道，為四方輻輳之所，其來往官員暨經過商賈，或遇有關係之事，亦應留心體訪明白密奏以聞。］
忙時若非秘事，［令人代書可也。］因與正式文書不同，［即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
從地方匯集於此的報告，隻有雍正帝一人開封閱讀，即使對朝廷大臣也絕對保密。若是有需要公開處理的重大問題，雍正帝也是將寄信人的姓名部分裁剪掉後再讓大臣們看，並聽取其意見。同樣，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絕不能將內容泄露給他人。因為若是不能保守秘密，地方官懼怕遭到報複，肯定誰也不敢說上級官員或大臣的壞話，天子肯定也不能再將秘密的事情托付於臣子。提供情報是地方官在本職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務，若是怠惰也會被催促。當然若是將應當報告之事隱瞞不報，必定會被狠狠地教訓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