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五郎，時任日本駐華武官，陸軍炮兵中佐，會津藩出身。
會津藩位於今天日本的福島縣，在日本的近代史上，這是一個極為特殊且不能不提起的存在。
此藩的開山老祖叫保科正之，是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私生子，日本話叫落胤。
因為是落胤，所以他的童年過得比較淒苦，一生下來就被養在了尼姑庵，6歲時送去保科家當養子，一直到了18歲，才頭一次見到親生父親德川秀忠。
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由於秀忠對他的正房大老婆阿江比較忌憚，外麵有了孩子也不敢抱回家。
因此對保科正之這個兒子，德川秀忠一直都感到比較虧欠，甚至在臨死之前，都緊緊地拉著繼承人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手說道：“正之自幼就吃了不少苦，我也沒能怎麽關照他，無論如何，就拜托給你這個做哥哥的了。”
對此，家光一口答應。
他確實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非常善待正之，在寬永二十年（1643），幕府將會津23萬石領地封給了保科正之，之後又加封了5萬石並且允許其改姓鬆平（德川家舊姓鬆平），也就是正式承認了他是德川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也就是從這時候起，才有了會津鬆平家。
不過，即便是正式成為將軍家的一員，但為了表達對保科家的感恩之情，保科正之並未改名叫鬆平正之，而是依然姓保科，依然奉養著養父保科正光。
會津保科家一直到了第三代的時候，才正式改姓為鬆平。
同時，為了感謝哥哥家光對自己的厚遇，在保科正之進入晚年後，特地立下了15條家訓，其中第一條就明確表示，無論如何會津鬆平家都要忠於幕府，幕府說什麽就是什麽，敢於違抗的就不是會津鬆平家的子孫，全族人共討之，而且還不能入祖墳，墓地自理。
說句良心話，這種跟表忠心口號一樣的家訓，要在太平歲月，那還好說，大家其樂融融地每天喊兩句也就當對得起列祖列宗了，可要到了動亂時節，那就不一樣了，得動真格的了。
嘉永五年（1852），會津藩第九代藩主鬆平容保繼位，當時的日本我們前麵也說過了，正值黑船來航，國門大開，外麵列強虎視，裏邊群魔亂舞，尤其是京都，更是成了尊攘派的活動基地，每天都要上演各種天誅，一時間曾經的風水寶地變成了血濺四方的恐怖之都。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為了維護治安情況已基本惡化的京都，穩定皇家朝廷所在，幕府決定設置一個新的職務，以便控製京都的局勢。
本來，管理京都地方治安、政治以及和朝廷溝通事務分別由兩個官來負責，一個叫作京都所司代，還有一個叫作京都町奉行，現在，幕府打算合二為一，設立一個新官職，叫作京都守護職，職責就是上述兩職的合體。
也就是說，從今往後在京都，不管發生什麽事，大到天皇老母親被殺，小到尋常百姓家老母雞被偷，都由這個京都守護職來全權負責。
這是一個十足的苦差事，事情多到可能過勞死不說，還容易得罪人，一旦得罪了尊攘派，那搞不好什麽時候就天誅到你家裏來了。
所以當時根本沒人幹，不管是諸侯還是幕臣抑或是將軍家的親戚，都不肯接手這活兒。
最後幕府想來想去，把京都守護職一職托付給了鬆平容保。
在任命他的時候還特地說了一句：“你們會津藩祖訓不是要為幕府盡忠麽？現在就是時候了。”
其實無論是鬆平容保本人還是會津藩的家臣都很明白，這是一個爛攤子，接手京都守護職，是負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可他依然去了，不光是為了貫徹祖訓效忠幕府，也是為了救日本於危亡之中。
接任守護職的鬆平容保來到京都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他收編了一群名為壬生浪士組的浪人，並將他們改編成了用於維護王都治安的特別警察部隊。
這支警察部隊，就是名震天下的新選組。
在鬆平容保鎮守京都的日子了，王城的治安指數急劇上升，那些整日搞天誅的激進尊攘派基本上被殺了個片甲不留，無論是高杉晉作還是桂小五郎，無不為會津鬆平侯和新選組的名號所震懾，幾乎連正大光明踏入京都地界的勇氣都喪失了。
由於功勞顯赫，使得鬆平容保受到了當時孝明天皇和德川幕府的一致誇讚，前者甚至在親自接見他時還賞賜了緋紅綢緞一匹，稱他為忠臣義士，要其勿忘皇恩，繼續帶領會津藩為國效力。
然而，就是這樣的會津藩，其下場卻是異常可悲。
孝明天皇駕崩後，日本的局勢終於開始發生巨變。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明治政府和以德川家為首的幕府陣營正式決裂，雙方刀兵相見。而堅定不移站在了德川幕府一邊的會津藩，理所當然地就被明治政府當成了最大的敵人，不但在戊辰戰爭的時候飽受戰火之苦，而且在戰後都沒好日子過——戰敗之後，明治政府下令將絕大多數的會津藩武士送入鬥南藩。
鬥南藩位於今天日本的青森縣內，是本州島最北邊的地方，之所以叫鬥南，是取自“北鬥之南”的典故，意思就是說，北極星下麵緊挨著就是這地方了，當時極為荒涼，屬不毛之地中的不毛之地，名義上說是3萬石的石高，其實真正的糧食產量連7千石都不到，而且氣候惡劣，整日天寒地凍。之所以把會津人整那裏去，那純粹就是讓他們過苦日子的。
除此之外，在明治時代，但凡會津人占多數的軍隊，一碰到打仗總把他們往最苦的前線送；但凡會津人考公務員，就算考上了也永無出頭之日，最多隻能當個科長啥的，這種歧視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昭和年間。
這個世道其實是很不公平的，明明非常誠心誠意地完成了誰都不願意承擔的使命，卻因種種原因陷入了悲慘的境地，最終落得一個淒涼的下場。這種事情即便是在今天，也時有發生，這種人，也依然有著一大群。總而言之一句話，在這個星球上，各種各樣的傻瓜永遠是死不絕的。
不過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家夥，整個人類社會才能安然存活至今吧。
“每當我想到會津的時候，就會覺得日本這個國家還不至於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著名曆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曾經這麽說。
話題似乎又被扯得很遠了，還是接著回到柴五郎吧。
柴五郎，生於萬延元年（1860），因為年齡的緣故，所以沒有親身參與過波瀾壯闊的戊辰戰爭，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能置身事外了，事實上在那場戰爭中，由於明治政府的薩長聯軍軍紀敗壞，於作戰期間在會津城下燒殺劫掠，因此許多會津女子為了避免被俘受辱而提前自盡，這裏麵包括了柴五郎的祖母、母親、嫂子、姐姐等柴家家中幾乎所有的女眷。
戰敗後，柴五郎一家還活著的人跟大多數會津武士一樣，去了鬥南藩。
在鬥南的日子過得很苦，天寒地凍還缺衣少食。被遷移去那裏的會津人不斷出現了病倒甚至是餓死的情況。
柴家的日子當然也很淒涼。
曾經有一次，柴五郎在路上偶遇了一條已經被凍死了的野狗，年僅10歲的他站在了那條狗邊上盯著看了良久，然後怯生生地問自己的父親柴佐多藏道：“爹，這能吃嗎？我餓。”
在會津藩還沒被滅之前，柴家俸祿是一年280石，比高杉晉作家還要高，基本算是名門了，因此家風很嚴，多年以來，柴佐多藏也一直是以嚴父的形象出現在孩子們的麵前的。
可這一次，他卻怎麽也嚴厲不起來了，隻是歎了口氣，摸了摸五郎的頭：“你不要忘記，你是武士的兒子，會津的武士就算餓死，也不能成為薩長的笑柄。”
小五郎看著父親，咽了咽口水，又點了點頭。
明治六年（1873），在鬥南所屬的青森縣縣廳的推薦下，柴五郎進入日本陸軍幼年學校學習，四年後，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專業是炮術。
跟他同一期的人裏頭日後很多都混上了軍隊的高官，比如上原勇作，當了元帥；還有內山小二郎和本鄉房太郎，都成了大將。不過要說最出名的，還當屬被後世譽為“日本近代騎兵之父”的秋山好古。
士官學校畢業後，柴五郎先去當了幾年炮兵小隊長，之後又在明治十七年（1884）時以中尉武官的身份被參謀本部派去北京駐留，在中國的三年歲月裏，柴五郎隱約感覺到，或許最適合自己的職業未必是炮兵，而應該是諜報人員。
這並非無根據的臆測。話說在華期間，柴五郎和著名間諜福島安正一起花了半年的時間走遍了北京的內外城，然後製作出了一份堪稱當時最精準的北京地圖，據說送回參謀本部後，眾參謀驚為天物，並讚不絕口。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離開了服役十幾年的炮兵隊伍，正式來到參謀本部，出任了日本駐英國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國為了奪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兩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史稱美西戰爭。此時已是陸軍少佐的柴五郎奉參謀本部之命，作為觀戰員前往戰場考察戰況，同時一起去的，還有時任駐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於前一年升任陸軍中佐的柴五郎再度來到中國，擔任駐華使館的武官。
從數據上來看，截止到此時的柴五郎來中國不過兩次，持續的時間攏共也不過三年多，無論是次數還是年數，都無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傳的中國通相比。
同時他也並非亞細亞主義者，因此從思想境界上來看，柴五郎亦沒有理由對中國產生什麽特殊的感情。
但他卻仍不失為一名中國通——甚至可以說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宮崎滔天等曆代中國通的中國通。
這不光是因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國的人文風土，更因為和其他隻看到當時中國官僚墮落人心腐敗的那些中國通相比，柴五郎卻能發現這個民族的可貴和強大之處。
“中國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將始終以誠相待。”
“中國絕非能用武力來征服的國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為目標，那麽終將走向失敗。”
自甲午戰爭至二戰終結，每當提起中國，日本各界的中國通們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將中國的那些個已經多到數不勝數的悲催陰暗之處一一列出，然後充滿了優越感和蔑視感地講事實擺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憶一下，我們說到現在，由他們嘴裏說出來的中國，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將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樣願意去正麵觀察優點的，真心屬於極少數。
我當然不是說隻有講中國好話的才能算中國通，也不是說宗方小太郎他們所說的那些陰暗麵都是自己捏造的，可問題在於你連一個民族的希望和閃光點都看不到或不願去看，你又憑什麽說自己精通這個民族的事宜呢？
再說柴五郎第二次來到中國後，駐了還不到三個月，義和團就來了。
對於這夥人，柴中佐並不像其他各國外交人員那般敵視，當然也並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種幼稚想法，隻是忠誠地履行了一個諜報武官的工作職責——將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關於義和團在北京活動的情報忠實記錄在案，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些記錄，並從中發現，雖然柴五郎幾乎沒有遺漏任何義和團團民在北京城裏頭殺人放火的事實，但你在上麵卻找不到一個帶有主觀仇恨色彩的詞匯。即便是同胞杉山彬為甘軍所殺，柴五郎也隻是將時間地點人物記在了小本本裏，卻並無任何對董祥福部的惡言，不僅沒有，甚至還很客觀地對甘軍做了如下的評價：“他們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優秀士兵，可惜的是，由於軍官指揮無術，從而使得這支部隊無法發揮出應有的戰鬥力。”
事實上，在杉山彬被殺之後，也正是柴五郎無視了西洋列強的攛掇，竭力建議日本政府冷處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後向全世界宣戰並下令攻打使館後，正如之前所說，各國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絕望，然後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當時日本方麵出席的有兩個，一個是駐華公使西德二郎，還有一個就是柴五郎。
不過這兩人一開始誰都沒說話，西德二郎是讀書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輩子沒摸過槍，也不知道該怎麽對付使館區外頭圍著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說話是因為他覺得在這種時候，那麽多西洋人麵前，一個來自東方的日本人輕易出風頭似乎不太合適，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保持著靜坐的姿態，淡然地看著其他各國外交人員，並準備傾聽他們的意見。
結果越聽越不對勁，這說好的商討對策怎麽就變成了自殺前的遺言大會了？
不得已，也隻能當一回出頭鳥了。
柴五郎首先對當前的世界形勢做了一個簡單的分析：“雖然現在北京城的電報線路已經被切斷，我們和外界亦無法通信，但這並不代表外界將沒有任何舉措，事實上我想我們各自的政府一旦無法聯絡到我們，必然會有所行動，關於這一點，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確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諸君，不要輕易地絕望。”
此話一出，剛才那群還一臉哭喪相想要尋死覓活的外交官馬上就有一半舒展了愁容。而剩下的一半卻仍是緊皺著眉頭，七嘴八舌地說，就算各國政府出兵來救，也總要時間吧？你是當兵的你比我們知道，即便是近如日本，這從下令出兵到殺進北京，至少得一個多月吧？你覺得我們這東交民巷裏頭的幾百士兵外加幾千老弱病殘，能擋得住外麵那十萬人馬一個月的猛攻嗎？
一聽這話，剛才才解了愁容的人們，轉眼間又沮喪上了。
但柴五郎卻仍是麵不改色平靜地說道：“能。”
“雖然外圍有十萬之眾，但絕大多數都是義和團團民，他們並非正規軍，隻是一般農民，既沒有受過專門訓練而且手上的武器裝備也極其落後，如果隻是單純的攻防戰，隻要布置得當，我們未必守不住這東交民巷。在很多時候，人數並非戰爭勝負的唯一條件。”
“不管到了什麽時候，都不可以舍棄希望。”
最後，柴五郎如此總結道。
隻有擁有了在極北苦寒的鬥南之地所孕育出的堅毅性格，才能以如此淡定不變的姿態來應對即將到來的一切。
也隻有在那樣的地方曆練過人生的民族，才能在無論怎樣的黑暗中，尋找到希望和光明。
我想，這應該就是會津人吧。
當天，各國外交官及武官一致決定，將之前進入北京城的那四百多名武裝人員，全部交由柴五郎指揮。
此時各國使館內的所有武裝力量加起來，總計481人。
“這點人不夠啊。”柴五郎說道。
眾外交官一致點頭同意：是啊，大家都知道不夠，可就這麽點人，又能怎麽辦呢？
“沒關係。”柴中佐靜靜地微笑著，“把來使館區避難的教民也組織起來，讓其中的青壯年和我們一起參與作戰吧。”
當時來使館區避難的中外教民總共超過了五千，除去老弱病殘幼，剩下還有兩千不到點，雖說仍是不能跟義和團的人數相比，但至少較之原先要可觀很多了。
好在使館區內雖說拿槍的少吃飯的多，但武器和糧食尚且足夠，並且還不斷有北京城內的教民偷偷地送來水和食物，因此物資方麵並不成問題。
安排完了人手，接下來就該是戰術了。
戰術是個難題，因為當時的東交民巷雖然號稱使館區，可裏麵的各國使館實際上都是一個個獨門獨院的存在，並非融合成一片，故而不可能進行完全的區域聯防，隻能是平攤兵力到各家，各家守各的門，實在不行了，鄰近的再來救你一把。
換言之，如果敵方集中兵力各個突破的話，那麽可以說隻要半天，大家就玩完了。
而且從地形上來看，除去使館的圍牆之外，使館區也不存在什麽山啊林的天塹，防禦起來很有些困難。
對此，柴五郎仍是胸有成竹，隻見他在地圖上指了一處：“隻要守住這裏，就沒有問題了。”
柴五郎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在當年，是肅親王善耆的王府。
肅王府在日本使館邊上，地勢較高，站在那裏可以看到整個使館區，柴五郎的想法就是既然目前兵力那麽少，那就應該找個製高點占著進行防禦。
想法很好，但操作起來很難，因為肅王府很難進。
肅王府裏住的是肅親王，所謂肅親王，全稱和碩肅清王，最早封的是皇太極長子豪格。豪格之後，他的子孫世襲罔替繼承肅王之爵，被譽為大清十二大鐵帽子王之首。
因為地位特殊，所以外人很難與之溝通，話說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都已經攻入北京迫著大清簽訂城下之盟了，結果法國人想要征用肅王府當自己的使館卻愣是沒成，不得已隻能蓋在邊上的東交民巷裏頭。現如今清廷對列強宣戰，十萬義和團跟甘軍圍困在外，和當時的形勢天差地別，居然還想著要用肅王府，簡直是在說故事。
但柴五郎卻並不這麽認為，他表示現在的這位肅親王已經不是四十年前的那位了，早就聽說此王爺開明睿智，並且頗有維新之誌，或許有的談。
眾外交官看他如此堅持，也不好說什麽，反正是死馬當活馬醫，你要去就去吧。
此時的和碩肅親王已經傳到了第十代，當家王爺叫愛新覺羅?善耆。
善耆和同時代的皇親貴胄很不相同，他為人幹練開明，誌在振興國家而非吃喝玩樂，並且非常欽佩日本的明治維新，認為大清如果要強大，就要學日本。
同時，此人還有一個很出名的女兒，叫金壁輝，日本名字川島芳子，她的事跡我們放到後麵會說的。
麵對柴五郎的到訪，作為王公貴族裏頭為數不多的明白人，善耆很清楚如果這次真要讓義和團他們攻入使館區把十一國外交官殺個幹幹淨淨，那麽大清王朝就算是到此為止了。
因此哪怕是為了大清國的續存，也應該阻擋義和團的攻勢。所以善耆非常爽快地答應了柴五郎，說我家的房子如果真能對你們的防禦起到作用，那你就用吧。
柴五郎說謝謝，於是就帶了兵駐了進來。
肅親王府很大，總麵積有五千多坪，但後來有一個英國士兵是這麽回憶的：“這座王府的遼闊是我平生未見，長長的牆壁堅硬而厚實，我想如果要防禦這裏的話，至少需要五百人。”
那麽此時柴五郎手上有幾個人呢？
十七個。
當時日本兵總計二十五個，其中三分之一要留在使館保護西德二郎等讀書人，剩下的十七名，全都被柴五郎帶去了肅王府。
本來跟著一起去的還有意大利、德國、法國和奧地利的四國兵丁幾十名，結果那四個國家的士兵一看王府那麽大，自己人那麽少，紛紛打了退堂鼓，表示從軍事角度看這根本不可能防禦，還不如各回各家各守各的地盤。
於是在意大利士兵的帶領下，大家各自拎起裝備，打算走人。
柴五郎倒也不攔著，表示沒事兒，你們走吧，這裏有我們就夠了。
6月23日，義和團與甘軍的攻勢正式開始了。
這一天，東交民巷外“扶清滅洋”之聲此起彼伏，伴隨著這種喊聲，數千義和團團民作為先頭部隊，向使館區進發了過來。
會津藩位於今天日本的福島縣，在日本的近代史上，這是一個極為特殊且不能不提起的存在。
此藩的開山老祖叫保科正之，是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私生子，日本話叫落胤。
因為是落胤，所以他的童年過得比較淒苦，一生下來就被養在了尼姑庵，6歲時送去保科家當養子，一直到了18歲，才頭一次見到親生父親德川秀忠。
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由於秀忠對他的正房大老婆阿江比較忌憚，外麵有了孩子也不敢抱回家。
因此對保科正之這個兒子，德川秀忠一直都感到比較虧欠，甚至在臨死之前，都緊緊地拉著繼承人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手說道：“正之自幼就吃了不少苦，我也沒能怎麽關照他，無論如何，就拜托給你這個做哥哥的了。”
對此，家光一口答應。
他確實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非常善待正之，在寬永二十年（1643），幕府將會津23萬石領地封給了保科正之，之後又加封了5萬石並且允許其改姓鬆平（德川家舊姓鬆平），也就是正式承認了他是德川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也就是從這時候起，才有了會津鬆平家。
不過，即便是正式成為將軍家的一員，但為了表達對保科家的感恩之情，保科正之並未改名叫鬆平正之，而是依然姓保科，依然奉養著養父保科正光。
會津保科家一直到了第三代的時候，才正式改姓為鬆平。
同時，為了感謝哥哥家光對自己的厚遇，在保科正之進入晚年後，特地立下了15條家訓，其中第一條就明確表示，無論如何會津鬆平家都要忠於幕府，幕府說什麽就是什麽，敢於違抗的就不是會津鬆平家的子孫，全族人共討之，而且還不能入祖墳，墓地自理。
說句良心話，這種跟表忠心口號一樣的家訓，要在太平歲月，那還好說，大家其樂融融地每天喊兩句也就當對得起列祖列宗了，可要到了動亂時節，那就不一樣了，得動真格的了。
嘉永五年（1852），會津藩第九代藩主鬆平容保繼位，當時的日本我們前麵也說過了，正值黑船來航，國門大開，外麵列強虎視，裏邊群魔亂舞，尤其是京都，更是成了尊攘派的活動基地，每天都要上演各種天誅，一時間曾經的風水寶地變成了血濺四方的恐怖之都。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為了維護治安情況已基本惡化的京都，穩定皇家朝廷所在，幕府決定設置一個新的職務，以便控製京都的局勢。
本來，管理京都地方治安、政治以及和朝廷溝通事務分別由兩個官來負責，一個叫作京都所司代，還有一個叫作京都町奉行，現在，幕府打算合二為一，設立一個新官職，叫作京都守護職，職責就是上述兩職的合體。
也就是說，從今往後在京都，不管發生什麽事，大到天皇老母親被殺，小到尋常百姓家老母雞被偷，都由這個京都守護職來全權負責。
這是一個十足的苦差事，事情多到可能過勞死不說，還容易得罪人，一旦得罪了尊攘派，那搞不好什麽時候就天誅到你家裏來了。
所以當時根本沒人幹，不管是諸侯還是幕臣抑或是將軍家的親戚，都不肯接手這活兒。
最後幕府想來想去，把京都守護職一職托付給了鬆平容保。
在任命他的時候還特地說了一句：“你們會津藩祖訓不是要為幕府盡忠麽？現在就是時候了。”
其實無論是鬆平容保本人還是會津藩的家臣都很明白，這是一個爛攤子，接手京都守護職，是負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可他依然去了，不光是為了貫徹祖訓效忠幕府，也是為了救日本於危亡之中。
接任守護職的鬆平容保來到京都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他收編了一群名為壬生浪士組的浪人，並將他們改編成了用於維護王都治安的特別警察部隊。
這支警察部隊，就是名震天下的新選組。
在鬆平容保鎮守京都的日子了，王城的治安指數急劇上升，那些整日搞天誅的激進尊攘派基本上被殺了個片甲不留，無論是高杉晉作還是桂小五郎，無不為會津鬆平侯和新選組的名號所震懾，幾乎連正大光明踏入京都地界的勇氣都喪失了。
由於功勞顯赫，使得鬆平容保受到了當時孝明天皇和德川幕府的一致誇讚，前者甚至在親自接見他時還賞賜了緋紅綢緞一匹，稱他為忠臣義士，要其勿忘皇恩，繼續帶領會津藩為國效力。
然而，就是這樣的會津藩，其下場卻是異常可悲。
孝明天皇駕崩後，日本的局勢終於開始發生巨變。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明治政府和以德川家為首的幕府陣營正式決裂，雙方刀兵相見。而堅定不移站在了德川幕府一邊的會津藩，理所當然地就被明治政府當成了最大的敵人，不但在戊辰戰爭的時候飽受戰火之苦，而且在戰後都沒好日子過——戰敗之後，明治政府下令將絕大多數的會津藩武士送入鬥南藩。
鬥南藩位於今天日本的青森縣內，是本州島最北邊的地方，之所以叫鬥南，是取自“北鬥之南”的典故，意思就是說，北極星下麵緊挨著就是這地方了，當時極為荒涼，屬不毛之地中的不毛之地，名義上說是3萬石的石高，其實真正的糧食產量連7千石都不到，而且氣候惡劣，整日天寒地凍。之所以把會津人整那裏去，那純粹就是讓他們過苦日子的。
除此之外，在明治時代，但凡會津人占多數的軍隊，一碰到打仗總把他們往最苦的前線送；但凡會津人考公務員，就算考上了也永無出頭之日，最多隻能當個科長啥的，這種歧視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昭和年間。
這個世道其實是很不公平的，明明非常誠心誠意地完成了誰都不願意承擔的使命，卻因種種原因陷入了悲慘的境地，最終落得一個淒涼的下場。這種事情即便是在今天，也時有發生，這種人，也依然有著一大群。總而言之一句話，在這個星球上，各種各樣的傻瓜永遠是死不絕的。
不過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家夥，整個人類社會才能安然存活至今吧。
“每當我想到會津的時候，就會覺得日本這個國家還不至於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著名曆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曾經這麽說。
話題似乎又被扯得很遠了，還是接著回到柴五郎吧。
柴五郎，生於萬延元年（1860），因為年齡的緣故，所以沒有親身參與過波瀾壯闊的戊辰戰爭，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就能置身事外了，事實上在那場戰爭中，由於明治政府的薩長聯軍軍紀敗壞，於作戰期間在會津城下燒殺劫掠，因此許多會津女子為了避免被俘受辱而提前自盡，這裏麵包括了柴五郎的祖母、母親、嫂子、姐姐等柴家家中幾乎所有的女眷。
戰敗後，柴五郎一家還活著的人跟大多數會津武士一樣，去了鬥南藩。
在鬥南的日子過得很苦，天寒地凍還缺衣少食。被遷移去那裏的會津人不斷出現了病倒甚至是餓死的情況。
柴家的日子當然也很淒涼。
曾經有一次，柴五郎在路上偶遇了一條已經被凍死了的野狗，年僅10歲的他站在了那條狗邊上盯著看了良久，然後怯生生地問自己的父親柴佐多藏道：“爹，這能吃嗎？我餓。”
在會津藩還沒被滅之前，柴家俸祿是一年280石，比高杉晉作家還要高，基本算是名門了，因此家風很嚴，多年以來，柴佐多藏也一直是以嚴父的形象出現在孩子們的麵前的。
可這一次，他卻怎麽也嚴厲不起來了，隻是歎了口氣，摸了摸五郎的頭：“你不要忘記，你是武士的兒子，會津的武士就算餓死，也不能成為薩長的笑柄。”
小五郎看著父親，咽了咽口水，又點了點頭。
明治六年（1873），在鬥南所屬的青森縣縣廳的推薦下，柴五郎進入日本陸軍幼年學校學習，四年後，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專業是炮術。
跟他同一期的人裏頭日後很多都混上了軍隊的高官，比如上原勇作，當了元帥；還有內山小二郎和本鄉房太郎，都成了大將。不過要說最出名的，還當屬被後世譽為“日本近代騎兵之父”的秋山好古。
士官學校畢業後，柴五郎先去當了幾年炮兵小隊長，之後又在明治十七年（1884）時以中尉武官的身份被參謀本部派去北京駐留，在中國的三年歲月裏，柴五郎隱約感覺到，或許最適合自己的職業未必是炮兵，而應該是諜報人員。
這並非無根據的臆測。話說在華期間，柴五郎和著名間諜福島安正一起花了半年的時間走遍了北京的內外城，然後製作出了一份堪稱當時最精準的北京地圖，據說送回參謀本部後，眾參謀驚為天物，並讚不絕口。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離開了服役十幾年的炮兵隊伍，正式來到參謀本部，出任了日本駐英國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國為了奪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兩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史稱美西戰爭。此時已是陸軍少佐的柴五郎奉參謀本部之命，作為觀戰員前往戰場考察戰況，同時一起去的，還有時任駐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於前一年升任陸軍中佐的柴五郎再度來到中國，擔任駐華使館的武官。
從數據上來看，截止到此時的柴五郎來中國不過兩次，持續的時間攏共也不過三年多，無論是次數還是年數，都無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傳的中國通相比。
同時他也並非亞細亞主義者，因此從思想境界上來看，柴五郎亦沒有理由對中國產生什麽特殊的感情。
但他卻仍不失為一名中國通——甚至可以說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宮崎滔天等曆代中國通的中國通。
這不光是因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國的人文風土，更因為和其他隻看到當時中國官僚墮落人心腐敗的那些中國通相比，柴五郎卻能發現這個民族的可貴和強大之處。
“中國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將始終以誠相待。”
“中國絕非能用武力來征服的國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為目標，那麽終將走向失敗。”
自甲午戰爭至二戰終結，每當提起中國，日本各界的中國通們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將中國的那些個已經多到數不勝數的悲催陰暗之處一一列出，然後充滿了優越感和蔑視感地講事實擺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憶一下，我們說到現在，由他們嘴裏說出來的中國，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將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樣願意去正麵觀察優點的，真心屬於極少數。
我當然不是說隻有講中國好話的才能算中國通，也不是說宗方小太郎他們所說的那些陰暗麵都是自己捏造的，可問題在於你連一個民族的希望和閃光點都看不到或不願去看，你又憑什麽說自己精通這個民族的事宜呢？
再說柴五郎第二次來到中國後，駐了還不到三個月，義和團就來了。
對於這夥人，柴中佐並不像其他各國外交人員那般敵視，當然也並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種幼稚想法，隻是忠誠地履行了一個諜報武官的工作職責——將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關於義和團在北京活動的情報忠實記錄在案，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些記錄，並從中發現，雖然柴五郎幾乎沒有遺漏任何義和團團民在北京城裏頭殺人放火的事實，但你在上麵卻找不到一個帶有主觀仇恨色彩的詞匯。即便是同胞杉山彬為甘軍所殺，柴五郎也隻是將時間地點人物記在了小本本裏，卻並無任何對董祥福部的惡言，不僅沒有，甚至還很客觀地對甘軍做了如下的評價：“他們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優秀士兵，可惜的是，由於軍官指揮無術，從而使得這支部隊無法發揮出應有的戰鬥力。”
事實上，在杉山彬被殺之後，也正是柴五郎無視了西洋列強的攛掇，竭力建議日本政府冷處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後向全世界宣戰並下令攻打使館後，正如之前所說，各國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絕望，然後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當時日本方麵出席的有兩個，一個是駐華公使西德二郎，還有一個就是柴五郎。
不過這兩人一開始誰都沒說話，西德二郎是讀書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輩子沒摸過槍，也不知道該怎麽對付使館區外頭圍著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說話是因為他覺得在這種時候，那麽多西洋人麵前，一個來自東方的日本人輕易出風頭似乎不太合適，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保持著靜坐的姿態，淡然地看著其他各國外交人員，並準備傾聽他們的意見。
結果越聽越不對勁，這說好的商討對策怎麽就變成了自殺前的遺言大會了？
不得已，也隻能當一回出頭鳥了。
柴五郎首先對當前的世界形勢做了一個簡單的分析：“雖然現在北京城的電報線路已經被切斷，我們和外界亦無法通信，但這並不代表外界將沒有任何舉措，事實上我想我們各自的政府一旦無法聯絡到我們，必然會有所行動，關於這一點，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確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諸君，不要輕易地絕望。”
此話一出，剛才那群還一臉哭喪相想要尋死覓活的外交官馬上就有一半舒展了愁容。而剩下的一半卻仍是緊皺著眉頭，七嘴八舌地說，就算各國政府出兵來救，也總要時間吧？你是當兵的你比我們知道，即便是近如日本，這從下令出兵到殺進北京，至少得一個多月吧？你覺得我們這東交民巷裏頭的幾百士兵外加幾千老弱病殘，能擋得住外麵那十萬人馬一個月的猛攻嗎？
一聽這話，剛才才解了愁容的人們，轉眼間又沮喪上了。
但柴五郎卻仍是麵不改色平靜地說道：“能。”
“雖然外圍有十萬之眾，但絕大多數都是義和團團民，他們並非正規軍，隻是一般農民，既沒有受過專門訓練而且手上的武器裝備也極其落後，如果隻是單純的攻防戰，隻要布置得當，我們未必守不住這東交民巷。在很多時候，人數並非戰爭勝負的唯一條件。”
“不管到了什麽時候，都不可以舍棄希望。”
最後，柴五郎如此總結道。
隻有擁有了在極北苦寒的鬥南之地所孕育出的堅毅性格，才能以如此淡定不變的姿態來應對即將到來的一切。
也隻有在那樣的地方曆練過人生的民族，才能在無論怎樣的黑暗中，尋找到希望和光明。
我想，這應該就是會津人吧。
當天，各國外交官及武官一致決定，將之前進入北京城的那四百多名武裝人員，全部交由柴五郎指揮。
此時各國使館內的所有武裝力量加起來，總計481人。
“這點人不夠啊。”柴五郎說道。
眾外交官一致點頭同意：是啊，大家都知道不夠，可就這麽點人，又能怎麽辦呢？
“沒關係。”柴中佐靜靜地微笑著，“把來使館區避難的教民也組織起來，讓其中的青壯年和我們一起參與作戰吧。”
當時來使館區避難的中外教民總共超過了五千，除去老弱病殘幼，剩下還有兩千不到點，雖說仍是不能跟義和團的人數相比，但至少較之原先要可觀很多了。
好在使館區內雖說拿槍的少吃飯的多，但武器和糧食尚且足夠，並且還不斷有北京城內的教民偷偷地送來水和食物，因此物資方麵並不成問題。
安排完了人手，接下來就該是戰術了。
戰術是個難題，因為當時的東交民巷雖然號稱使館區，可裏麵的各國使館實際上都是一個個獨門獨院的存在，並非融合成一片，故而不可能進行完全的區域聯防，隻能是平攤兵力到各家，各家守各的門，實在不行了，鄰近的再來救你一把。
換言之，如果敵方集中兵力各個突破的話，那麽可以說隻要半天，大家就玩完了。
而且從地形上來看，除去使館的圍牆之外，使館區也不存在什麽山啊林的天塹，防禦起來很有些困難。
對此，柴五郎仍是胸有成竹，隻見他在地圖上指了一處：“隻要守住這裏，就沒有問題了。”
柴五郎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在當年，是肅親王善耆的王府。
肅王府在日本使館邊上，地勢較高，站在那裏可以看到整個使館區，柴五郎的想法就是既然目前兵力那麽少，那就應該找個製高點占著進行防禦。
想法很好，但操作起來很難，因為肅王府很難進。
肅王府裏住的是肅親王，所謂肅親王，全稱和碩肅清王，最早封的是皇太極長子豪格。豪格之後，他的子孫世襲罔替繼承肅王之爵，被譽為大清十二大鐵帽子王之首。
因為地位特殊，所以外人很難與之溝通，話說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都已經攻入北京迫著大清簽訂城下之盟了，結果法國人想要征用肅王府當自己的使館卻愣是沒成，不得已隻能蓋在邊上的東交民巷裏頭。現如今清廷對列強宣戰，十萬義和團跟甘軍圍困在外，和當時的形勢天差地別，居然還想著要用肅王府，簡直是在說故事。
但柴五郎卻並不這麽認為，他表示現在的這位肅親王已經不是四十年前的那位了，早就聽說此王爺開明睿智，並且頗有維新之誌，或許有的談。
眾外交官看他如此堅持，也不好說什麽，反正是死馬當活馬醫，你要去就去吧。
此時的和碩肅親王已經傳到了第十代，當家王爺叫愛新覺羅?善耆。
善耆和同時代的皇親貴胄很不相同，他為人幹練開明，誌在振興國家而非吃喝玩樂，並且非常欽佩日本的明治維新，認為大清如果要強大，就要學日本。
同時，此人還有一個很出名的女兒，叫金壁輝，日本名字川島芳子，她的事跡我們放到後麵會說的。
麵對柴五郎的到訪，作為王公貴族裏頭為數不多的明白人，善耆很清楚如果這次真要讓義和團他們攻入使館區把十一國外交官殺個幹幹淨淨，那麽大清王朝就算是到此為止了。
因此哪怕是為了大清國的續存，也應該阻擋義和團的攻勢。所以善耆非常爽快地答應了柴五郎，說我家的房子如果真能對你們的防禦起到作用，那你就用吧。
柴五郎說謝謝，於是就帶了兵駐了進來。
肅親王府很大，總麵積有五千多坪，但後來有一個英國士兵是這麽回憶的：“這座王府的遼闊是我平生未見，長長的牆壁堅硬而厚實，我想如果要防禦這裏的話，至少需要五百人。”
那麽此時柴五郎手上有幾個人呢？
十七個。
當時日本兵總計二十五個，其中三分之一要留在使館保護西德二郎等讀書人，剩下的十七名，全都被柴五郎帶去了肅王府。
本來跟著一起去的還有意大利、德國、法國和奧地利的四國兵丁幾十名，結果那四個國家的士兵一看王府那麽大，自己人那麽少，紛紛打了退堂鼓，表示從軍事角度看這根本不可能防禦，還不如各回各家各守各的地盤。
於是在意大利士兵的帶領下，大家各自拎起裝備，打算走人。
柴五郎倒也不攔著，表示沒事兒，你們走吧，這裏有我們就夠了。
6月23日，義和團與甘軍的攻勢正式開始了。
這一天，東交民巷外“扶清滅洋”之聲此起彼伏，伴隨著這種喊聲，數千義和團團民作為先頭部隊，向使館區進發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