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於,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凶手這麽做不是因為自負,而是出於絕望。”陳超若有所思地說道。


    “什麽意思?”


    “他也許得了一種絕症。這樣的人為了結束自己痛苦,啥事兒都幹得出來。算是一種死亡衝動吧。”陳超似乎不想再解釋這些了,於是他問道,“你現在打算怎麽幹?”


    “曉紅打算裝成舞女去臥底。”


    “如果你們的判斷是正確的,那這麽做應該是個好主意。但隻差一個星期不一定能查出什麽。這取決於她所處的環境。另外,臥底也是有風險的。”


    “是啊,我也這麽說。可是這小警花有點年輕氣盛啊。”


    “如果她堅持要去臥底,那就向局裏申請,在暗處保護她。隨時與她保持聯係。”


    “我會跟老廖說的。”


    “還有,她去臥底的事要嚴格保密。”


    “對局裏人也保密嗎?”


    “對你那些手下不用,但對旁人一定要嚴格保密。沒準兒凶手很有背景呢,”陳超皺了皺眉,“你就拿他昨晚選在外灘拋屍來看,他可能已經聽說了讓居委會參與巡邏的事兒。外灘這邊恰好是此類巡邏覆蓋不到的地方。中山路附近多是政府大樓和商業建築,附近沒有什麽社區和居委會,而僅靠民警巡邏很難完全覆蓋這一帶。”


    “也許隻是巧合呢?”


    “也許李書記這次蒙到點子上了,凶手這次選在外灘拋屍,的確會引起一些政治反響。不過我懷疑他的目的更像是在號召人們抵製三陪小姐。當然,他這是一種奇怪的暗示,充滿了矛盾。而這些矛盾對我們來說或許是線索,就像精神病患者的症狀之於精神分析師一樣。正巧,我的文學論文裏也采用了類似的手法。”陳超說道。


    “是嗎!那你的論文肯定挺有意思的。可是,本案的矛盾又在哪兒呢?”


    “說來話長,從我的論文開始給你講起吧,”陳超說道,“我讀了不少古典愛情故事。可故事中有些前後矛盾的敘述,我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我想到,紅旗袍殺人案裏的一些東西也是這樣。”


    “別賣關子,快說快說!”於光明顯得很急切,在這方麵,他和他那個書卷氣十足的上司陳超簡直是一副德行。手頭這個案子都有三個受害者了,他們的陳大探長居然在這兒談論起學術問題來了。


    “在精神分析實踐中,有的患者也許會被他自己都理解不了的問題或者矛盾困擾,而精神分析師需要幫助他們找出潛意識裏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所在。我試著分析過本案中的矛盾,特別是紅色旗袍的問題。於是,我列了個表。”


    “之前我列了個表,這會兒你也列了個表。”於光明笑道。


    陳超卻自顧自地繼續說著:“首先是高檔旗袍和死者淫穢姿態之間的矛盾。”


    “剛才開會也談到過這個問題。也許凶犯曾經被穿這種旗袍的女子傷害過,按照老廖的說法,可能還是個風塵女子。”


    “那就會引出一個他那種理論解釋不了的矛盾了。死者身上旗袍的款式,對於三陪小姐來說實在是太保守、太古老了。按沈文昌老先生的說法,死者身上的旗袍至少是十多年前製作的,款式則是更早時候的。當時可沒有色情業,更沒有三陪小姐。”陳超說道。


    “是啊,那時候是沒有啊。”於光明點了點頭。


    “再看看那旗袍的細節,三陪小姐穿得起那麽精致高檔的旗袍嗎?那可是名貴麵料手工精製的。”


    “是的,我記得沈先生就是這麽說的。”


    “再說旗袍的開衩部分。白雲幫我做了個試驗。”


    “哈,她都成你的助手了,”於光明想到佩琴之前說的陳超與白雲的事,“啥試驗?”


    “她對旗袍懂得比我多。她幫我證明了,無論多麽暴力地穿旗袍開衩都不可能在無意中被輕易撕破。換句話說,凶手是故意弄壞開衩部分的。死者未遭受性侵犯,身上也沒有檢出精液痕跡,那為什麽凶手要把她們擺成那種樣子?其中肯定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說,凶手這麽幹並不是為了誤導我們,而是出於一種隻有他自己才理解的動機?”


    “估計他自己都不理解。他這麽幹更像是一種儀式。也許在他看來,隻有讓死者穿上紅旗袍、撕破開衩、不係扣子、光著腳,還要擺出淫穢的姿勢,才算完成這個儀式。對他來說,這麽做隻有一小部分動機源自生理需要,更多原因是要在變態性心理驅使下完成這種儀式性的行動。那些古典浪漫愛情故事裏的矛盾至少作者自己是懂得的,而本案的凶手,或許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行為中的這些矛盾之處。這是為什麽呢?”


    “這是為什麽呢……”於光明重複道。這時他看到不遠處的案發現場又圍上來一群人,附近還停了一輛電視台的報道車,甚至造成了暫時性的交通阻塞。“我沒學過心理學,不過我知道,找心理醫生看病,至少要坐下來和他談談。可這個案子,咱們連凶手的身份都還沒查到什麽線索,怎麽分析啊?”


    上次於光明就提到過這個問題,那時陳超也沒辦法回答。


    “那就分析這些矛盾吧。沒準兒也能查到些什麽呢。”陳超這次似乎有了新的思路。


    “是嗎?!”於光明很驚訝。


    “首先,旗袍的麵料估計是六十年代的。應該是六十年代早期,因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開始的。按照沈文昌的觀點,這應該是年齡在三十歲的已婚少婦所穿著的保守款式旗袍。如果當初穿著這種旗袍的婦人現在還健在,那她應該有六七十歲了。”


    “你的意思是查三十年前穿過這樣旗袍的人?”


    “老廖沒想到過當年有人也穿過這旗袍嗎?對我來說,當年穿這旗袍的人女人跟本案中那些死者差不多,隻是處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狀態罷了。按照這一思路,應該可以找到一個跟當年那個女人相關的男人。如果他與那女人同歲,那麽如今他也應該六七十歲了。”


    “哦?”於光明更糊塗了,“你怎麽會想到這些的?”


    “想想看啊,三個星期殺了三個人,分別拋屍在三處公共場所。這是老年人能完成的嗎?剛才我在那邊的案發現場看了一會兒。那兒可是車流不息的,一輛汽車想要先減速拋屍然後再加速走人是不可能的,後麵的汽車肯定會拚命按喇叭。所以說如果他在開車過程中拋屍,即便在夜間,也難免會被後麵車輛的司機看到。他肯定開車在附近轉了好久,才瞅準機會拋屍的。”


    “沒錯,想要這麽拋屍,肯定得反應迅速而且身手敏捷。”


    “所以說凶手最多是個中年人。如果是這樣的話,與當年那個穿旗袍的女人相關的就隻有一個人了。而當年他隻是個小男孩兒。”


    “沒道理啊。”


    “所以這就是另一處矛盾所在。不過,在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戀母情結’。”陳超說道。


    “戀……戀母情結?”於光明一臉茫然。


    “兒子潛意識裏對母親的一種性衝動。”


    “什麽?憑這個我們能找到一個長大之後變成變態殺人狂的小男孩兒?這回我可是徹底暈了。”於光明話音裏略微帶著些譏諷。


    “其實我也覺得這不太可能。”陳超似乎絲毫未受於光明那句話的影響,繼續說道,“但是按照這一思路看,凶手很可能是個中年男人。他的童年時代應該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度過的,遭受過心靈創傷。他或許對當年穿著那種旗袍的女人有一種矛盾心理。”


    “這不扯嗎。你的意思是說二十年之後他的戀母情結突然爆發,把他變成了變態殺人狂嗎?”


    “老於,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但這可以解釋本案一些矛盾之處。”陳超說道。


    於光明為自己剛才對上司的譏諷感到懊悔。至少陳超為了案子已經費盡心力,隻是他那些關於心理學的分析太過學院派了。


    “哦,對了,局裏某些人對你這時候休假有些看法。”於光明轉移了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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