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1.國民黨軍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h2>


    從1930年代初開始,國共間連續展開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戰爭,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屢戰不利,這其中,有著國內外多重方麵的原因,但失利的陰影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對中共不得不予正視。失敗的痛苦使蔣痛切意識到:“我們紀律和工作超過土匪,超過共產黨,然後才有剿清他們的希望……人家死中求生,拚命犧牲努力!我們苟且偷安,得過且過,似乎是要從生中避死,實在是死中不知求生!”[1]在他耳提麵命下,國民黨內部的自我反省和對中共的研究明顯加強,有關的研究、反思文獻不斷出籠。他們強調:“事實告訴我們,認定現在江西的土匪,與曆史上的土匪是一樣的容易消滅,這未免忽略了他的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要是以為他怎樣了不得,卻又未免自減銳氣。”[2]其對中共的性質、力量和發展有了相對較為平心靜氣的估計。當時中共方麵在接觸到國民黨這些研究成果後,敏銳感覺到“敵軍屢受挫敗之後,於戰略戰術上得了不少的進步”,斷言國民黨軍此後的“‘剿共’計劃,更見進步,更見周密,是可以預料的”[3]。


    國民黨軍的這種反思、檢討在1933年開始的廬山訓練中有著鮮明的體現。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下決心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麵整編,計劃先精簡編製,然後“輪流抽調三分之一的官長到後方,加以特別訓練。大概每個官長訓練半月至一月就行,在六七八這三個月之內,全部官長訓練好了,等到九月,我們就可以將這種新編練的十六、七個師,照正式計劃,來向匪區進剿”。[4]1933年7月1日,南昌行營發出電令,指出:


    土匪盤踞贛南,日形猖獗,迭經痛剿,未著特效。推厥原因,實由各部隊中初級軍官之武德、武學,尚欠深造所致。亟應嚴格訓練,注入剿匪特要之學術科,以增進剿匪之效能。茲在廬山設立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分期召集各部隊中之中初級軍官赴該團訓練。[5]


    根據這一思路,1933年7月軍官訓練團在江西廬山開辦,到9月先後辦了三期,受訓者達7500餘人。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6]


    對應著蔣介石關於“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耳提麵命,樹立各級長官的戰鬥意誌和團結精神,以拉近和中共在這方麵的距離。訓練的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7]經過整訓,國民黨軍隊麵貌確有所改觀:“十一師自受創後到撫州補充訓練,前師長蕭乾以複仇雪恥為號召,提倡刻苦作風,到各連隊與士兵同生活起居。為了練習長途行軍,蕭以身作則,腳穿草鞋,腳底抹了桐油,以作標榜。六十七師師長傅仲芳的行李隻有半擔,經常穿舊軍衣,軍中有夥夫頭之稱。霍揆彰、李樹森等行軍時都背米袋。”[8]國民黨軍的這種改變,作為其對手的中共方麵感受最深,第五次反“圍剿”開始近半年後,經過往複交手,周恩來深有體會地寫道:


    蔣介石對於這些軍官的訓練,不能說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如果我們看到四次戰爭中白軍軍官的無能,那我們看到現在是狡猾機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我們打埋伏,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查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壘與我們作戰而很快的縮回堡壘去,這些都要算是他的進步。[9]


    同時,訓練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這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曾經多次兄弟鬩牆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並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10]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如他所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輕易出之。”[11]這和他長沙被打下後仍稱“長沙雖失,共犯實癬疥之疾耳”,[12]以及第一、二次“圍剿”時視紅軍為“地方事件”,[13]僅出動一些雜牌部隊有重大差異。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介石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1933年6月,蔣在南昌主持召開“剿共”軍事會議,通過軍事、諜報、宣傳等“剿共”方案,確定第五次“圍剿”的基本原則仍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14]“一方麵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麵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眾,使他能傾向我們的主義,以鞏固我們在民眾中精神的堡壘”。[15]


    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修築碉堡和大量設崗設哨,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係,蔣介石判斷:“我們不僅在土地方麵,經濟方麵,武器方麵,軍隊方麵的力量,統統超過他們幾倍,乃至幾十倍幾百倍,就是專就壯丁的人數講,可以說我們的補充無窮,而他們除了現存的這五六萬人以外簡直就再也沒有了!”[16]“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17]用心既狠且辣。


    與對中共力量認識的變化相應,蔣介石的戰略方針也一改前幾次“圍剿”常犯的急躁冒進錯誤,強調穩紮穩打,層層推進。總的作戰指導方針是“不先找匪之主力,應以占領匪必爭之要地為目的”,[18]即以嚴密的工事和碉堡層層推進,通過緩慢但有效的占領方式,壓縮紅軍作戰區域,限製紅軍活動空間,迫使紅軍進行真麵目的主力決戰。這一戰術的核心就是逼迫紅軍進行打資源、拚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戰,而在這三項因素中,國民黨都占有著絕對優勢。國民黨軍主攻部隊第三路軍作戰方針明確規定:“本路軍以消耗戰之目的,采斷絕赤區脈絡、限製匪之流竄、打破其遊擊戰術、封鎖圍進之策略……本戰術取守勢戰略取攻勢之原則,步步為營,處處築碉,匪來我守,匪去我進。”[19]蔣介石在對參加“圍剿”部隊講演時再三強調:“無論行軍宿營或作戰,也無論在匪區或非匪區,一定要隨時隨地,格外謹慎小心,嚴密防範,搜索,警戒,偵探,連絡,和做防禦工事,這幾件事情,不可一刻懈怠。”[20]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穩健持久的作戰方針,實際也是出於對紅軍靈活機動戰術及堅強戰鬥精神的懼怕和無奈,如他所說,紅軍“總是以迂為直,攻我不備,避實擊虛,蹈瑕抵隙,他隻要曉得我們哪一點力量單弱,哪一處防備不周,不管有幾遠距離,也不管是如何艱險的道路,就是集結主力來突破一點,或先派小的部隊鑽進來到處擾亂我們,以牽製我們主力作戰,這就是他們的智謀,而‘超巔越絕,不畏險阻,耐饑忍渴,不避艱難’就是土匪唯一的慣技”。[21]在以快對快、以巧對巧的能力對抗中無法占據優勢時,退而避敵鋒芒,利用自身資源和人力優勢一步步壓迫對手,通過“逐漸消滅匪軍的實力與資財”[22]達到戰勝的目的,是其無奈卻不失明智的選擇。為此,蔣明確告訴部下:


    土匪用種種巧妙的方法來騷擾我們,我們隻有先集結兵力,堅築工事,用一個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來!以後再找好的機會來消滅他!土匪用聲東擊西,搖旗呐喊,以及種種虛聲恫嚇裝模作樣的巧妙方法來騷擾我們耳目,打擊我們的精神,從而討取便宜,我們隻有一概不管,自己實實在在準備自己的實力,強固自己的工事,拿我們一切實在的東西,來對付土匪一切虛偽的花樣,這就是所謂“以拙製巧,以實擊虛”。[23]


    在給陳誠的信中,他進一步談道:


    以匪之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不能妨礙我密集部隊之行動,更可以匪之戰術攻匪。故我軍以後應注意三點: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為主,取內線作戰為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緣,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醜今日取攻勢之行動,但其敗兆亦即基於此,可以必也。其二,應力避正麵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隻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遊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為匪束手宰割也。[24]


    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圍剿”初期作戰告一段落後,蔣總結戰爭經驗,認為:“土匪來襲擊我們,差不多每次都是下午,尤其是下午六點鍾以後……我們對付他最穩當的辦法,就是盡早到達宿營地切實準備,使他無隙可乘,不敢來犯。”因此他規定國民黨軍行軍作戰兩原則:“以後在匪區行軍,每日以三十裏至四十裏為原則”;“下午二時以前全部到達預定的宿營地點,迅即集結宿營,二時以後,不得繼續行軍”。[25]應該說,蔣介石一再耳提麵命的上述戰略戰術理論上並無過人之處,他本人也明確談道:“我們現在以剿匪所最用得著的,乃是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期拿破侖戰爭時代所用的戰術。”[26]但正如他所判斷的:“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裏。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裏,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領匪區”。[27]戰鬥畢竟是以戰勝為目的,由於國民黨政權掌握著物質和人力資源的絕對優勢,加上內外環境給了其從容展開的時間,穩紮穩打,步步推進,雖然拙笨,但卻最有成算。


    為全力限製紅軍機動,盡力壓縮紅軍的活動空間,使紅軍擅長的機動作戰方式難以發揮,除進軍時注意穩紮穩打外,國民黨軍采用碉堡戰術,通過大量構築碉堡,對紅軍活動區域實施封鎖並截斷紅軍的活動路線。據碉堡戰術的最早建議及采用者之一戴嶽回憶,早在1929年冬江西召開的全省“清剿”會議上,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發言時即提到:


    清政府在雲南、貴州等地鎮壓土著居民的反抗時,土著民族曾依靠建碉守卡的辦法予清軍以重大打擊;後來清軍也是采用這個辦法,最後征服了土著民族的頑強抵抗;因而主張對紅軍的“進剿”也可仿效這個辦法,借以鞏固“進剿”部隊的陣地,並進而逐步壓縮蘇區,最後“消滅”紅軍和革命根據地。[28]


    這一建議當時雖頗引起共鳴,但未付諸實施。1930年戴嶽奉命“清剿”贛東北蘇區時,對碉堡戰術作了嚐試,取得一定效果。1931年初,他根據這一經驗提出“實行碉樓政策”,即扼絕要道,實行清鄉,“斷絕匪區的接濟和通訊”的“圍剿”方略。具體解釋為:“碉樓的利處,就是能以少數的兵保守一方,使匪共不能擊破,並且能以少數的部隊擊潰多數的股匪,同時可以阻絕匪的交通及活動,逐漸把匪區縮小。”[29]戴嶽的這一主張,當時由於環境及認識的限製,仍未得到普遍推廣,但重要據點碉堡的修築已陸續開始。1932年6月,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閱三省剿匪計劃,修正之。此次剿匪經費決以半數為修路、築碉、賑濟之用,而治本之道則注重於清廉縣長與組織保甲、訓練民團,分配土地,施放種籽也。決不求其速剿,隻望其漸清也。”[30]修路、築碉的作戰思路在蔣這裏引起注目。第五次“圍剿”準備工作開始時,蔣介石即堅決貫徹大量構築碉堡、利用碉堡層層推進的碉堡政策,強調:“清剿各部到處以修碉築堡為惟一要務。”[31]對碉堡的運用,他在下麵一段話中說得很清楚:


    從前曾國藩李鴻章他們在淮水及黃河流域清剿撚匪,曾掘幾千裏的長溝,其工程之浩大,決非我們現在掘幾裏幾十裏戰壕可比。但是壕溝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多山的地方,便不適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兩個碉堡之間,我們的火力可以交叉射擊,敵人便不能通過。這樣連下去由福建經江西連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裏之長,隻要每裏以內平均有兩個碉堡,敵人便不容易竄入。所以碉堡線可說是我們的萬裏長城,這個長城築得堅固,就可以困死土匪![32]


    碉堡戰術確定後,蔣介石對碉堡建設十分重視,規定“每星期一連必須添築一個以上之碉堡”。[33]部分碉堡可由民眾幫助守衛,“分給其手榴彈與舊槍子彈,使之不賴軍隊而能於一個月內切實自衛也”。[34]第五次“圍剿”初期,國民黨軍有些部隊對構築碉堡執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紅一軍團為策應三軍團發動的滸灣攻擊戰,北上突破國民黨軍在見賢橋、永興橋一帶構築的鬆散碉堡線,令蔣介石為之震動。他連電前方,要求改進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鎖碉堡群之間隔,不得過二裏以上”,同時指示加強碉堡群之構築,形成重疊立體配置和相互間的有效火力配合。蔣介石並嚴厲警告,如構築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軍法從事,決不姑寬”。[35]在蔣介石一再督促下,“敵土工作業力確實增強”。[36]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期間的作戰和推進始終與堡壘修築同步,到1934年4月,僅在江西構築各種碉堡5300餘座,[37]福建573座。[38]“圍剿”終時,其主攻部隊北路軍第三路軍構築碉堡4244座,[39]第六路軍922座,[40]為溝通碉群大力修築公路,1932~1934年間,共修築公路4297.22公裏,相當於1931年江西公路總裏程284.6公裏的十多倍。[41]碉堡之多,即便是江西省會南昌近郊,也是“堡壘林立”。[42]


    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構築的大量碉堡及其通連公路組成的嚴密封鎖網,既可彌補國民黨軍戰鬥精神的不足,又針對著紅軍缺少重武器、難以攻堅的弱點,強己抑彼,一箭雙雕,對紅軍機動作戰造成相當困難。反“圍剿”初期的硝石戰役中,紅軍集中一、三、五、七軍團7個師部隊進攻硝石,期望打破敵軍“圍剿”兵力部署,但指揮作戰的彭德懷回憶,由於“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裏,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幾乎被敵殲滅”。[43]國民黨方麵戰後總結該戰役獲勝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堅強”。[44]林彪對碉堡戰術也有很深印象,談道:“敵人每到一地,他立即進行築壘,以立定腳跟,接著構築聯絡堡、封鎖線、馬路,以取得別的聯絡與策應……在前進中如遇到我軍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滯時,他立即停止向預定的目標前進,而進行築堡,與防禦的戰鬥。”“這些方法,都是著眼於使紅軍在政治軍事上的優越條件困難充分運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質上兵器的優點能極力發揚”。[45]事實上,當時蘇區內存在的“土圍子”即是碉堡戰術效用的一個有力證明。李德回憶,他在中央蘇區指揮作戰時,有一次經過“一個用岩石築成的堡壘”,“堡壘的洞穴裏駐有一個地主的民團,因為他們有充足的糧食儲備和水源,所以能堅守至今”。[46]這樣的“土圍子”在蘇區並不鮮見,有的堅持達三四年之久。單獨的“土圍子”在蘇區範圍內的堅持,和紅軍缺少重武器而難以攻堅直接相關。


    和碉堡戰術相應,在“圍剿”進行過程中,蔣介石具體作戰指揮時堅決貫徹穩中求進方針。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曾集中主力部隊出擊贛東資溪橋、硝石一帶,以紅五軍團牽動敵人,紅一、三軍團準備在敵被牽動時實施突擊,這是紅軍擅長的一貫打法。但國民黨軍根據蔣介石的戰略安排,“十分謹慎,步步為營,穩紮穩進,很少出擊”,結果紅軍既“未能牽動敵人”,[47]投入攻堅戰後又無成算,不得不撤出戰場。廣昌戰役初期,蔣介石明確指示陳誠:“我中路軍主力不必求急進,隻要固守現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湯兩路之發展,則匪經此戰必崩潰更速,不必心急也。”[48]在進攻已有進展時,他又一再指示部隊應繼續輔之以碉堡和公路線之推進,“進展不必過急”,[49]“總須穩紮穩打為要”。[50]陳誠在攻下廣昌後也談道:


    近來聽得許多官兵說:“土匪已經不得了了,我們可以直搗土匪老巢而剿滅之”。這種意思,固然很好,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剿匪要策出萬全才行。現在步步築碉的辦法,是最穩是最妥的方法……我們一步一步的前進,土匪滅亡,是可計日而待的;不要性急,小心謹慎,才是要著。[51]


    1934年9月,整個“圍剿”戰局已有塵埃落定之勢時,蔣接獲前方進軍計劃後,仍強調部隊“不宜單獨……進展,應令會同各縱隊前進,免為匪乘”,[52]“仍宜注意集結,勿過分分散”。[53]這體現出蔣對“圍剿”作戰極端慎重、務求必勝的態度。在總體力量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承認自身與紅軍戰鬥精神和戰鬥能力的差距,將自己客觀地擺到弱勢地位,以拚紅軍的姿態確定戰略戰術方針並指揮作戰,這對心高氣傲的蔣介石雖然不一定那麽情願,卻是他擺脫前幾次“圍剿”被動局麵,在雙方戰略對抗中搶得先機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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