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內部頻出亂子的同時,與其相對立的北齊的開國皇帝高洋,已經穩穩當當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狀況與宇文家不同,自從高歡消滅爾朱氏、攻占洛陽以來,高氏就掌握著政治與軍事的絕對控製權,在關東地區不存在其他足以與之抗衡的勢力。其中的原因,一來,得力於高歡父子掃除異己的能力,二來,反對高氏的稍微大點的勢力,幾乎無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這個象征正統的國號,早就沒那麽大的號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齊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帶)城主馮顯就向北周獻城投降,可見對於北方兩國的將領,魏、齊還是周並不重要,關鍵還看為哪個政權效力能夠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說來,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應該更容易搞好國家的內政外交,在統一天下的競爭中搶得先機。


    然而,事情並不這麽簡單。


    曆史學家湯因比在與池田大作談及民主與專製時,認為民主遠非完美的製度,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不如專製,但是與專製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錯誤,相對而言,是目前所見的最好的製度。


    這一觀點,有點類似於北周與北齊建國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製下的派係鬥爭,當然談不上民主,但可以歸類為製衡,宇文護代表的宇文家族雖然一時取得了權力上的獨大,但其他派係並沒有消亡,他需要時刻防止對手的“複辟”。在權力爭奪的過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實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對方也想得到,勝敗的關鍵是看誰能犯更少的錯誤,客觀上促使宇文護必須采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施政方針。北齊則由於高家的絕對領導地位,失去了製衡的力量,功業可能很大,錯誤也可能很大。


    作為皇帝,高洋的功業確實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況下,麵對宇文泰的試探進攻,迎頭頂上,令一代梟雄宇文泰不戰而退,顯示出非凡的膽略。鑒於高歡、高澄時期吏製敗壞、貪汙成風,他重用吏部尚書楊愔主管刑律。楊愔是漢人,漢人集團認為這是向鮮卑舊貴複仇的好機會,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貪腐。高洋借著鮮卑與漢人的矛盾,既整頓了吏治,又打擊了舊貴勢力,還獲得了漢人的擁戴,一舉三得。


    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進,他認為東魏的《麟趾格》還不夠完善,組織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礎上,修撰法典。這便是對隋唐律典產生巨大影響的《齊律》(為區別與南齊的法律,也叫《北齊律》)。《齊律》是一部集曆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條,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無疑稱得上科學與嚴謹。


    不僅立法,高洋也重視在貴族階層推動普法教育工作,他要求官宦子弟認真學習法律條文,知法懂法的比率一度提升了不少。


    除了法製建設,高洋在行政、軍事方麵的成就也頗大。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洋又下詔合並了因北魏末年割據征戰造成的大批冗餘的行政區劃,一舉簡化了行政機構與行政規程。他又從鮮卑與漢人中精挑細選勇力過人、以一當百的武士,分別授予“百保鮮卑”和“勇士”的稱號,守衛北齊的邊境要塞。


    高洋時代的對外武功,幾乎是一片輝煌。他在位的十年間,北齊與西魏-北周盡管沒有發生過一場真正的戰爭,但卻在軍事上保持著相對的優勢。宇文泰向西南攻城略地,高洋則向東北對侵擾邊境的庫莫奚、契丹、山胡等部族作戰,不僅大獲全勝,而且俘獲了大量人畜,北方諸胡紛紛遣使朝貢,莫敢不服。


    如果說對小部族的作戰還隻是以教訓為主要目的的話,那麽高洋對新興的突厥的戰爭,其意義則在於揚威與稱霸漠北了。


    突厥的興起是公元六世紀中葉在中國文化圈內與侯景之亂並列的重要曆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遊牧民族,但他們並不完全靠遊牧為生,而是懷揣一項“獨門絕技”——鍛鐵業十分發達。憑著這門絕技,突厥人逐漸成為給柔然貴族打造兵器的附屬部落。隨著突厥鐵器在西域地區的暢銷,突厥部落日益強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長阿史那土門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對柔然翻臉,發兵大破柔然,曾經不可一世的阿那瓌可汗自殺,柔然部落分裂,分別逃入北齊和西魏。土門自稱伊利可汗,於天保四年挾取勝的餘威南下,進入北齊境內。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勢麵前,高洋毫不示弱,親自到晉陽整頓軍馬,然後北擊突厥騎兵。氣焰極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著北,趕緊請降,答應每年向北齊遣使朝貢。


    完成了新時代的“北擊匈奴”偉業,高洋為避免長期對北方的消耗與用兵,先後四次在北魏長城的基礎上修築長城,這又是一項遠追秦始皇的“豐功偉績”。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築的長城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座內長城(“重城”),西起庫洛拔(今山西朔縣與偏關之間),東至塢紇戍(今山西靈邱一帶),綿延四百多裏,這段別出心裁的長城也是明代內長城的基礎。


    到此為止,高洋已經具備被後世評為傑出帝王的資格了。他顯然還想再接再厲,入圍中國十大帝王之列。在確保北線、西線無戰事的情況下,他派兵南下,試圖向分崩離析的南朝發動致命的一擊。


    但是這一回高洋卻打錯了算盤,死中求生的南朝將士在陳霸先的率領下同仇敵愾,發起絕地反擊,不客氣地把這位公子哥教訓了一頓(參見《侯景之亂》)。


    高洋的心理就好似一條正弦曲線,從最壓抑點達到了最興奮點,然後又從最興奮點瞬間降回了最鬱悶點。


    這種波動對於承受能力稍差的人,都會產生某種心理陰影,何況是對於高洋這樣性格的人。高洋從小長得不漂亮,受盡了歧視,智商很高卻性格內向、心理陰暗,而從“高歡試子”的故事裏,我們還可以隱約看出他在性格上具有急躁和暴力的傾向。


    十年蟄伏陋室,一朝大權獨攬,原本他可以自由發揮才幹,一掃昔日的陰霾,由一名抑鬱兒童,轉變為“陽光男孩”。可是當統一天下的夢想被殘酷的現實砸得粉碎的時候(南麵無法渡江,西方也與北周形同拉鋸),他喪失了生活的目標,絕望了。


    一個有心理障礙的人,突然陷入絕望,常會做出極端甚至瘋狂的事情;如果這個人是可以任意妄為而不必因此承擔任何責任的皇帝,那麽,不幸的就不隻是他本人了。


    高洋最初的瘋狂還算“正常”,一般也就是瘋瘋癲癲而已。這個他拿手,早年在高澄底下就幹過,現在不過是角色換成了皇帝。他日夜不停地跳舞唱歌(很有點現代卡拉ok愛好者的特征),沉湎酒色。有時學女人塗脂抹粉,披錦戴彩(大約是北齊皇帝版的變裝了),有時又披頭散發,一身胡服,腰挎刀弓,上街亂逛。


    比較誇張的是超限級體育運動——裸奔。在這方麵,高洋很能“吃苦耐勞”,無論冬夏,時常赤身裸體在大街上狂奔,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身邊的護衛隨從倒被他折騰得疲憊不堪。


    高洋還很熱愛大自然,尤其親近各種野生動物。他經常騎著鹿、白象、駱駝、牛、驢等動物外出,到各地賞玩風景,找不到動物的時候,也讓親信劉桃枝、崔季舒等人代勞,背著他四處遊行,興致極高。高洋的這些表現,很像是現代某些人所從事的另類“行為藝術”,隻是他的“覺悟”要早一千五百年。


    高洋的行為很快有所升級。他常常事先招呼也不打,不分早晚地出現在某個大臣權貴家中,堂堂皇帝像個鬼影子似地亂晃。說不定什麽時候他發現了某個女子,獸性又正好發作,高洋就會立即推廣他的“另類藝術”,強行與對方親密接觸,根本不管對方是貴婦還是奴婢,也不管是黃花閨女還是五旬老婦,即便高家的姐妹也不放過。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見到一名婦人。因為當時荷爾蒙濃度較低,他並沒有上前強暴,而是向她請教:“當今天子怎麽樣啊?”婦人早就聽說了高洋的“奇聞逸事”,直爽地答道:“瘋瘋癲癲的,算什麽天子?”說得高洋火大,當即就把婦人給剁了。


    或許意識到應該在更大的範圍內普及他的“行為藝術”,高洋從民間招集了許多煙花女子,把她們脫了衣服,交給侍從官員淫亂,自己沒事就坐在一旁觀賞。心情好的時候,他還會用帶刺的荊棘編成木馬,命令赤裸的女子騎在上麵,牽來引去,把她們紮得一個個鮮血滿地,以此取樂。


    高洋還喜歡搞死刑模式多樣化。處死的人大多不是一刀殺害,而是將其肢解;此外,也經常采取火燒、投河的方式,怎麽殘忍怎麽來。


    高洋嗜酒,一旦醉了更是六親不認。母親婁太後見到醉醺醺的高洋,舉杖打道:“如此的老爹怎麽生出如此的兒子來!”高洋抬腿就跑,口中還喊:“回頭就把這老太婆嫁給胡人!”太後大怒,不搭理他。高洋求了一會不行,就把太後的坐榻給掀翻了。太後倒在地上,傷還不輕。高洋酒醒之後,後悔得不行,點了篝火要自焚,被太後拉住。他命平秦王高歸彥拿著竹杖抽打自己,不出血就要將高歸彥斬首。太後聽說後,又上前勸阻。高洋不依,最後婁太後無奈,親自持杖將高洋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


    高洋決心痛改前非——戒酒。可沒過十天就恢複原樣,酒量反而更大了。他乘醉跑到皇後李祖娥的娘家鬧事,把丈母娘的腮幫子射穿,一邊用馬鞭打,一邊罵:“老子喝醉了酒連親娘都不認,更別提你這老太婆了!”搞得一家上下對他都是敬而遠之。


    高洋令人發指的行徑還有很多,倘若一一羅列出來,恐怕本書就成了“很黃很暴力”的典範了。話說回來,正史上記錄的高洋的劣跡,未必完全屬實,至少夾雜著謠言的成分和敵對政權的抹黑。以上事例的危險性尚處於“君失其德”的級別,實際影響力並不突出,而高洋的另一係列舉動,其破壞力就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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