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過分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會使一個社會失去活力。春秋時代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遠比西周時代的空氣更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製基礎上的大一統運轉良好，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社會安定，堪稱“盛世”。然而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禮製嚴重束縛住了，除了一個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諸侯與周天子之間的血緣聯係越來越淡漠，周王對地方的控製力越來越弱，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動蕩期。在這個動蕩時期內，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多極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知識與人才，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個國家。由此造成社會控製的鬆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鬆動的禁錮，人的精神首次獲得空前的自由發展空間。同時，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利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見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而隨著嚴格等級秩序的破壞，貴族精神逸出了上層社會的樊籬，流布到社會各個階層，與社會底層的草根活力和創造力結合起來，激活了整個社會的能量，創造了中國曆史上一個不可複製的黃金時期。
首先從貴族精神中汲取營養，並推陳出新的是士人階層。春秋時期，夏商周時代留下來的典籍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普通人也有機會接受教育，進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時代的“士文化”，可以說是貴族文化的一種延續。事實上，百家爭鳴之中，那些起自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的驚人智慧並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他們接續的、依賴的精神資源是舊有的貴族文化。錢穆先生說：“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隻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隻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當然，士人們在貴族文化的基礎上生發出許多嶄新的內容。士人們的心靈衝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鎖，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著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們一個個活得頂天立地。他們第一次真正體驗到了自主的歡欣和自由的快樂，也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論語》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他們堅持以自我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不屈從於任何權威，如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許多人寧願舍棄富貴，也要追求人格的獨立。比如段幹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齊國於陵子仲“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征。
除了士人階層，其他階層在春秋戰國時代也產生了強烈的獨立意識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獨立這些詞是不屬於貴族之外的其他群體的。到了春秋戰國，在那些底層社會的人才終於不再受製於身份的限製，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領為資本，主宰自己的命運。
春秋時晉國欒氏家族，依仗有一個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與國家作對，相國範宣子為此事極度煩惱。範宣子有一個奴隸名叫斐豹，主動向範宣子請纓，說我可以替你殺了督戎，但條件是你要給我自由。
範宣子大喜過望，馬上同意了這一要求，並且對斐豹發誓說：“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就是說，我當著太陽發誓，你殺了他，我一定上奏國君，把記載你奴隸身份的檔案燒掉。在隨後的決鬥中，斐豹殺掉了督戎，為自己贏得了自由。
從這個故事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奴隸，在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憑自己的本事來改變自己的地位。斐豹敢於和堂堂一國之相來麵對麵談判，向他的主人開出交換條件，憑的是他的能力。做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明確記載的被解放的奴隸，斐豹身上體現了早期中國底層社會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貴族等級製度的反抗。而範宣子也為這個奴隸的氣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條件，還向他起誓遵守。這說明那個時代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點是識時務和通達。
讓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俠客的故事：晉人豫讓本是大貴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對手趙襄子除掉智伯，為了泄憤，又把他的頭顱作成溲器。豫讓十分生氣，他為了給故主報仇，混進趙府做仆人，想趁機殺掉趙襄子，結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趙襄子得知了豫讓為主複仇的動機，感於他的忠義之心，居然把他給放了。
然而豫讓仍不死心，於是拿漆塗在身上，讓自己身上長滿了惡瘡，又生吞木炭，讓聲音變得嘶啞。用自殘的方式，化妝易形，再次去刺殺趙襄子，結果還是被抓住了。趙襄子說這回我不能再放過你了，你死前有什麽要求就說吧！
豫讓說，我隻想刺你的衣服幾劍以盡我對智伯的心意。於是趙襄子就把外衣脫下來給他，豫讓對這件衣服連刺三劍，伏劍而死。
很多人對豫讓的舉動不解。因為豫讓當年也曾為範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在臨死之前，有人問豫讓：你當初不為範家、中行家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麽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非要為他報仇？
豫讓回答說：當年範家、中行家對我並不禮遇，而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一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濫觴。豫讓認為，自己不是任何一個貴族的附屬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隻有利益關係，人走茶涼。而如果你承認我的人格與你平等，對我以禮相待，那麽我願意為你這份尊重獻出生命。歸根結底，豫讓所追求的，是等級社會裏平民的個人尊嚴和自我價值的體現。在這個時代，平民階層首次開始用自己的價值標準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而不是再被等級和身份意識牽著鼻子走。
有這種人格追求為基礎，春秋時代的俠客們把中國俠文化的精神發展到了極致。《史記·遊俠列傳》對“俠”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尊嚴，是俠客們的眼珠。
俠義精神是貴族精神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延伸，它們在許多方麵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對義與名的珍視，對忠和信的珍視。在春秋時代有一個大臣叫趙宣子，他是晉國的大臣。剛好那時候晉靈公在位，晉靈公年紀不大，還小，很不聽話，趙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諱勸他的君主。結果晉靈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殺手鉭鹿<small>（一個很有力氣的人）</small>刺殺。鉭鹿在淩晨到了趙宣子的家裏。結果翻牆一看，趙宣子居室內燈火通明。趙宣子起得太早，已經把整個朝服穿得整整齊齊，正襟危坐，在閉目養神。他這種儀容、威儀，鉭鹿一看非常地感動，他說：這個趙宣子在無人見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時候也都一定是非常地認真辦理國事。這樣的人絕對是國家的棟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殺他。殺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為是晉靈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沒有做，他就不信<small>（沒守信用）</small>，所以鉭鹿當場就對著那棵槐樹撞頭自盡。
讀這些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稚拙，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春秋時代的主要創造力出現在底層貴族，也就是士人階層。
因此，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上升時代，雖然戰亂不休，但社會仍然發展迅速，大型都市接連出現，新鮮事物層出不窮。這是一個英雄時代，在大競爭、大動蕩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輩出，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書寫了政治大變革、軍事大兼並、外交大縱橫、民族大融合的輝煌景象。這是一個創造時代，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衝動和訴說的欲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那是中國漫長文化史上唯一一段可以證明中國人擁有不遜於甚至超過其他民族的思維強度、力度、穿透力、創造力的時期。“春秋戰國是中國人最能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個人都可能對中國曆史的未來做出決定性貢獻。”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製基礎上的大一統運轉良好，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社會安定，堪稱“盛世”。然而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禮製嚴重束縛住了，除了一個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諸侯與周天子之間的血緣聯係越來越淡漠，周王對地方的控製力越來越弱，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動蕩期。在這個動蕩時期內，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多極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知識與人才，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個國家。由此造成社會控製的鬆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鬆動的禁錮，人的精神首次獲得空前的自由發展空間。同時，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利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見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而隨著嚴格等級秩序的破壞，貴族精神逸出了上層社會的樊籬，流布到社會各個階層，與社會底層的草根活力和創造力結合起來，激活了整個社會的能量，創造了中國曆史上一個不可複製的黃金時期。
首先從貴族精神中汲取營養，並推陳出新的是士人階層。春秋時期，夏商周時代留下來的典籍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普通人也有機會接受教育，進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時代的“士文化”，可以說是貴族文化的一種延續。事實上，百家爭鳴之中，那些起自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的驚人智慧並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他們接續的、依賴的精神資源是舊有的貴族文化。錢穆先生說：“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隻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隻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當然，士人們在貴族文化的基礎上生發出許多嶄新的內容。士人們的心靈衝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鎖，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著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們一個個活得頂天立地。他們第一次真正體驗到了自主的歡欣和自由的快樂，也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論語》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他們堅持以自我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不屈從於任何權威，如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許多人寧願舍棄富貴，也要追求人格的獨立。比如段幹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齊國於陵子仲“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特征。
除了士人階層，其他階層在春秋戰國時代也產生了強烈的獨立意識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獨立這些詞是不屬於貴族之外的其他群體的。到了春秋戰國，在那些底層社會的人才終於不再受製於身份的限製，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領為資本，主宰自己的命運。
春秋時晉國欒氏家族，依仗有一個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與國家作對，相國範宣子為此事極度煩惱。範宣子有一個奴隸名叫斐豹，主動向範宣子請纓，說我可以替你殺了督戎，但條件是你要給我自由。
範宣子大喜過望，馬上同意了這一要求，並且對斐豹發誓說：“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就是說，我當著太陽發誓，你殺了他，我一定上奏國君，把記載你奴隸身份的檔案燒掉。在隨後的決鬥中，斐豹殺掉了督戎，為自己贏得了自由。
從這個故事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社會地位最卑微的奴隸，在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憑自己的本事來改變自己的地位。斐豹敢於和堂堂一國之相來麵對麵談判，向他的主人開出交換條件，憑的是他的能力。做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明確記載的被解放的奴隸，斐豹身上體現了早期中國底層社會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貴族等級製度的反抗。而範宣子也為這個奴隸的氣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條件，還向他起誓遵守。這說明那個時代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點是識時務和通達。
讓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俠客的故事：晉人豫讓本是大貴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對手趙襄子除掉智伯，為了泄憤，又把他的頭顱作成溲器。豫讓十分生氣，他為了給故主報仇，混進趙府做仆人，想趁機殺掉趙襄子，結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趙襄子得知了豫讓為主複仇的動機，感於他的忠義之心，居然把他給放了。
然而豫讓仍不死心，於是拿漆塗在身上，讓自己身上長滿了惡瘡，又生吞木炭，讓聲音變得嘶啞。用自殘的方式，化妝易形，再次去刺殺趙襄子，結果還是被抓住了。趙襄子說這回我不能再放過你了，你死前有什麽要求就說吧！
豫讓說，我隻想刺你的衣服幾劍以盡我對智伯的心意。於是趙襄子就把外衣脫下來給他，豫讓對這件衣服連刺三劍，伏劍而死。
很多人對豫讓的舉動不解。因為豫讓當年也曾為範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在臨死之前，有人問豫讓：你當初不為範家、中行家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麽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非要為他報仇？
豫讓回答說：當年範家、中行家對我並不禮遇，而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豫讓的這一句回答，開了兩千年來“士為知己者死”的濫觴。豫讓認為，自己不是任何一個貴族的附屬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們之間就隻有利益關係，人走茶涼。而如果你承認我的人格與你平等，對我以禮相待，那麽我願意為你這份尊重獻出生命。歸根結底，豫讓所追求的，是等級社會裏平民的個人尊嚴和自我價值的體現。在這個時代，平民階層首次開始用自己的價值標準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而不是再被等級和身份意識牽著鼻子走。
有這種人格追求為基礎，春秋時代的俠客們把中國俠文化的精神發展到了極致。《史記·遊俠列傳》對“俠”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尊嚴，是俠客們的眼珠。
俠義精神是貴族精神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延伸，它們在許多方麵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對義與名的珍視，對忠和信的珍視。在春秋時代有一個大臣叫趙宣子，他是晉國的大臣。剛好那時候晉靈公在位，晉靈公年紀不大，還小，很不聽話，趙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諱勸他的君主。結果晉靈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殺手鉭鹿<small>（一個很有力氣的人）</small>刺殺。鉭鹿在淩晨到了趙宣子的家裏。結果翻牆一看，趙宣子居室內燈火通明。趙宣子起得太早，已經把整個朝服穿得整整齊齊，正襟危坐，在閉目養神。他這種儀容、威儀，鉭鹿一看非常地感動，他說：這個趙宣子在無人見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時候也都一定是非常地認真辦理國事。這樣的人絕對是國家的棟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殺他。殺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為是晉靈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沒有做，他就不信<small>（沒守信用）</small>，所以鉭鹿當場就對著那棵槐樹撞頭自盡。
讀這些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稚拙，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春秋時代的主要創造力出現在底層貴族，也就是士人階層。
因此，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上升時代，雖然戰亂不休，但社會仍然發展迅速，大型都市接連出現，新鮮事物層出不窮。這是一個英雄時代，在大競爭、大動蕩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輩出，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書寫了政治大變革、軍事大兼並、外交大縱橫、民族大融合的輝煌景象。這是一個創造時代，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衝動和訴說的欲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那是中國漫長文化史上唯一一段可以證明中國人擁有不遜於甚至超過其他民族的思維強度、力度、穿透力、創造力的時期。“春秋戰國是中國人最能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個人都可能對中國曆史的未來做出決定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