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的自私和殘暴太赤裸裸了。皇帝製度這個新型政治怪物在誕生之初畢竟不夠完美。秦始皇父子的政治風格過於率真，以為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完全無視屁民的力量，終於如泥足巨人一般瞬間轟然倒塌。
秦始皇被釘上了恥辱柱，但是他發明的皇帝製度卻得到了後世統治者的一致堅決擁護，所謂“百代皆行秦政製，萬年鹹用始皇心”。
不過，秦代的瞬間崩盤畢竟給後來的統治者樹立了反麵樣板。漢代帝王從秦始皇身上得到了兩個教訓。一個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細水長流，細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貪欲不能直接昭之於眾，必須加上一重偽裝。劉邦提倡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學說作為門麵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同造屋一樣，秦始皇澆鑄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製的製度基礎，而漢代的最大發明是抓意識形態建設，抓軟實力建設。就好比對房屋進行了裝修，使強硬的專製製度更有彈性和欺騙性。實質上，漢王朝就是升級版的秦王朝，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漢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喜歡嚴刑峻法，打擊敢言之臣，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麽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你小子懂什麽？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麵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專用王道，肯定翻車。”<small>（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small>
如果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誅身”的話，那麽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是“誅心”。
元光元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在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議問題。儒家大學者董仲舒建議說，現在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覺沒有主心骨兒。他鄭重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漢武帝欣然接受。顯然，格式化全國人民的大腦，是這個控製欲極強的政治強人樂於做的。
這一決策對後世影響之深遠，隻有秦始皇建立皇帝製度和隋煬帝發明科舉製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競爭，杜絕了思想進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終止了發育和生長。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鷹變成了雞。從漢武帝開始，直到晚清，幾千年間中國再沒能出現一個堪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不懼，瀟灑絕塵。
而漢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先秦士人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因為“獨尊儒術”，許多儒家大學者成了漢代的高官。匡衡、張禹、翟方進、公孫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說，因為學術地位高當上了宰相。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精明而滑頭。一舉一動，都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不怕別人的冷嘲熱諷。<small>（“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small>比如公孫弘，他“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憑著這張“文憑”當上了公務員。入朝之前，他擺出一副鐵骨錚錚的架勢，動不動就批評幾句朝政，由此獲得了知名度。進入官場以後，卻很快“成熟”起來，以“曲學阿世”而聞名。每次召開禦前會議，他都順著皇帝心思，附和皇帝的決定，不肯堅持原則。有時候，幾個同僚私下裏商量好了怎麽辦，但上了朝，一聽皇帝的口風不對，他馬上就背叛同事，討好皇帝。<small>（“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廷爭。”“嚐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small>因為這樣兩麵三刀出賣朋友，他順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麽級別地位，想清清靜靜做學問，漢代也不是一個好的環境。漢武帝允許你思考，但是隻許用一種方式思考。“獨尊儒術”否認了認識的無限性，圈定了思想的範圍和方向。漢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教條迷信、思維僵化，缺乏個性和創造性。他們把孔子當成了頂峰和終極，漢代知識分子都“好褒古毀今”，奉孔子之言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終生囿於章句之學，老於雕蟲之術。
當然，這隻是漢代知識界風貌的一個側麵。另一方麵，漢代畢竟去古不遠，風氣未鑿。獨尊儒術隻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更為明確、精致、有效地控製知識分子的技術，比如科舉製，還沒有發明出來。政府所能控製的，隻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識分子。大部分知識分子還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滅。因此，漢代知識分子身上還殘存著“春秋之風”：單純樸直，好麵子，重名譽。
漢代政治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官員的高自殺率。許多官員獲罪被關進監獄後，都會選擇自裁，原因是“義不受刑”，不願意下獄受小吏之辱。
西漢的蓋寬饒個性剛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關進監獄，蓋寬饒一聽，拔出佩刀，在北闕之下，自剄而死，一時震動朝野。<small>（“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small>
漢元帝時的著名經學家蕭望之想打擊外戚勢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們勸他先忍一時，等皇帝怒氣過了，也許還可以東山再起。他說，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橫下心來，將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張猛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押往刑場的路上，在車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後的體麵……
漢代甚至還出現過“決鬥”之風。西漢末年的周黨，曾經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一個鄉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於懷。後來他到長安求學，讀到《春秋》中的“複仇之義”，激起胸中往事，便綴學回鄉，約鄉佐決鬥。周黨很有風度，讓鄉佐先動手。決鬥的結果是白麵書生打不過身強力壯的鄉佐，流血過多，昏倒在地。鄉佐服其勇氣，雇車把他迎回自己家中，親自伺候，直到他蘇醒。<small>（周黨……至長安遊學。初，鄉佐發黨徭道，嚐眾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複仇之義，便極講而還，與鄉佐克日交刃。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勇，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small>這一故事聽起來更像是發生在春秋時代。清代學者趙翼因此評價漢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
東漢的讀書人還開了中國曆史上“學潮”之先河。東漢後期，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朝政極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為人剛直，公元153年，他因為反抗宦官，遭到殘酷打擊報複。劉陶奮然拍案而起，率領數千名太學生“鬧學潮”，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書。頭一次遇到學潮，皇帝一時摸不到頭腦，釋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誣陷皇甫規，又一次激怒了太學生。張鳳又率三百多太學生再次鬧學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規。
東漢末期的“黨人事件”影響更為深遠。因為知識分子骨頭太硬，東漢宦官興起了兩次迫害士人的“黨錮之禍”。公元166年，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反對派，也就是“黨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抓捕二百餘人。將“黨人”的領袖李膺“禁錮終身”。但這並沒有嚇倒讀書人，李膺被罷後，威信更高，被士人列為當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幟。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三年以後，宦官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打擊。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員，拘捕了太學生一千多人。經過這場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雖然政治抗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是漢代知識分子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畢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漢代士人雖然在思想領域沒有什麽創造和開拓，卻用鮮血和生命為自己築起了流傳萬世的紀念碑。徐複觀說：“東漢的知識分子，所以在曆史中能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貧富貴賤安危於不顧，繩繩相繼，在政治極端黑暗中，做出各種不屈抗爭的節義、名節之士。”
不過，漢代知識分子反複抗爭最後歸於失敗的遭遇也告訴了後代一個事實：在中國曆史上，理想與權力鬥爭，最後勝利的永遠是權力而不是理想。這對後世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十分微妙而深遠的影響。在兩次黨錮之禍後，其他朝代極少再出現過漢代那樣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行動。
漢代的專製之網還遠沒有後世那樣嚴密。漢王朝一方麵提供了數百年的和平時期，使人性不至於在極端殘酷中迅速惡化。另一方麵，漢代統治技術的粗糙，給社會各階層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間。生活在漢代的人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質拙單純。
漢代仍然尚武。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體現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麵。西漢人王商高八尺餘，“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這都是美男子的樣板。女性美的一個要件也是身材高挑豐滿，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
後世議論漢武帝時，常有人批評他窮兵黷武。然而擊敗匈奴，畢竟是中國對外戰爭中最輝煌的一次勝利。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戰爭的規律基本上都是遊牧民族征服農耕民族，隻有漢朝軍隊能讓在歐亞大陸威名赫赫的匈奴聞風喪膽。在漢武帝的大膽任用下，二十多歲的天才將軍霍去病率領漢人，出隴西、過焉支、越祁連、絕大漠、“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犁庭掃穴般馳騁往來於匈奴腹地數千裏，兵鋒抵達今天中亞的貝加爾湖。當匈奴渾邪王率十萬部在降與遁之間猶豫不決時，是霍去病單騎馳入對方陣中，厲聲命令渾邪王殺掉主張逃走者，以驚人的膽量懾服了渾邪王，保證了整個部落順利歸降，這種氣概在後世很難複製。
漢朝軍隊的強大戰鬥力，是建立在漢代貴族社會經常舉行比武的基礎上的。貴族舉鼎比武相當於今天的舉重比賽。漢武帝在乎舉鼎比賽的成績。劉邦少子淮南劉胥，都以力能扛鼎留載史冊。
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比武是常見的內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漢代畫像上經常現出人與老虎、野豬等猛獸的搏鬥的場景，這些畫麵不是想像，而是現實生活的忠實記錄，其驚險程度在今天看來還令人驚心動魄。漢代著名士人，司馬相如、田疇、崔琰都以善於擊劍而聞名，王充則經常練習騎獸圈中用刀殺死過野豬。
漢人率直、粗樸，在男女關係上相當通達，漢代墓葬當中男女裸體恩愛圖像屢見不鮮。在漢代，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飲，結伴同路，甚至同車而行，女子也能單獨會見男賓。密縣打虎亭漢墓畫像石上，畫著一位插笄的女子與著帽男子並列而坐，其旁又有兩個女子對坐宴飲，這就是漢代宴飲男女“雜坐”的情境。漢代婦女改嫁是家常便飯，沒有人認為這有什麽好指責的。張負的孫女前後改嫁了六次，漢景帝的皇後王氏曾經離異並與前夫育有一女，曹操在遺囑中還特別囑咐他的妻妾“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small>(《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鬆之注引《魏武故事》）</small>，這些在當時並不是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今天的中國人不再會跳舞。高曉鬆說，“在我曾遊曆過的數十國及本國數十民族裏，漢族在能歌善舞這一單項可排名倒數第一”。阿城也說：“中國漢族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會跳舞了，普遍是看人家跳舞。”然而我們的老祖宗曾經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先秦時代，中國人吃飯時酒酣耳熱後經常離席，跳上一段。直到漢代，載歌載舞仍然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漢代宴會上，經常“以舞相屬”。也就是說，吃高興了，主人先起來跳上一段兒，跳罷，一位客人站起來接著跳，接著第二位客人再下場繼續跳，如此循環一圈，才算盡興。漢景帝年間，諸王來朝，和皇帝一起吃飯，邊吃邊跳舞。長沙定王劉發的舞姿很奇怪，他“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問他怎麽回事，他回答說：“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漢景帝大笑，遂給他增加了封地麵積。<small>（《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劉發》注引應劭曰）</small>
星移鬥轉，漢代人的精神氣質大部分在今天被稱為“漢人”的後代身上已經不能複識，但是漢磚畫像中記錄的漢人風貌至今仍能攖動人心。
秦始皇被釘上了恥辱柱，但是他發明的皇帝製度卻得到了後世統治者的一致堅決擁護，所謂“百代皆行秦政製，萬年鹹用始皇心”。
不過，秦代的瞬間崩盤畢竟給後來的統治者樹立了反麵樣板。漢代帝王從秦始皇身上得到了兩個教訓。一個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細水長流，細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貪欲不能直接昭之於眾，必須加上一重偽裝。劉邦提倡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學說作為門麵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同造屋一樣，秦始皇澆鑄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製的製度基礎，而漢代的最大發明是抓意識形態建設，抓軟實力建設。就好比對房屋進行了裝修，使強硬的專製製度更有彈性和欺騙性。實質上，漢王朝就是升級版的秦王朝，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漢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喜歡嚴刑峻法，打擊敢言之臣，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麽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你小子懂什麽？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麵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專用王道，肯定翻車。”<small>（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small>
如果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誅身”的話，那麽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是“誅心”。
元光元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在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議問題。儒家大學者董仲舒建議說，現在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覺沒有主心骨兒。他鄭重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漢武帝欣然接受。顯然，格式化全國人民的大腦，是這個控製欲極強的政治強人樂於做的。
這一決策對後世影響之深遠，隻有秦始皇建立皇帝製度和隋煬帝發明科舉製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競爭，杜絕了思想進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終止了發育和生長。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鷹變成了雞。從漢武帝開始，直到晚清，幾千年間中國再沒能出現一個堪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不懼，瀟灑絕塵。
而漢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先秦士人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因為“獨尊儒術”，許多儒家大學者成了漢代的高官。匡衡、張禹、翟方進、公孫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說，因為學術地位高當上了宰相。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精明而滑頭。一舉一動，都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不怕別人的冷嘲熱諷。<small>（“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small>比如公孫弘，他“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憑著這張“文憑”當上了公務員。入朝之前，他擺出一副鐵骨錚錚的架勢，動不動就批評幾句朝政，由此獲得了知名度。進入官場以後，卻很快“成熟”起來，以“曲學阿世”而聞名。每次召開禦前會議，他都順著皇帝心思，附和皇帝的決定，不肯堅持原則。有時候，幾個同僚私下裏商量好了怎麽辦，但上了朝，一聽皇帝的口風不對，他馬上就背叛同事，討好皇帝。<small>（“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麵折廷爭。”“嚐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small>因為這樣兩麵三刀出賣朋友，他順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麽級別地位，想清清靜靜做學問，漢代也不是一個好的環境。漢武帝允許你思考，但是隻許用一種方式思考。“獨尊儒術”否認了認識的無限性，圈定了思想的範圍和方向。漢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教條迷信、思維僵化，缺乏個性和創造性。他們把孔子當成了頂峰和終極，漢代知識分子都“好褒古毀今”，奉孔子之言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終生囿於章句之學，老於雕蟲之術。
當然，這隻是漢代知識界風貌的一個側麵。另一方麵，漢代畢竟去古不遠，風氣未鑿。獨尊儒術隻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更為明確、精致、有效地控製知識分子的技術，比如科舉製，還沒有發明出來。政府所能控製的，隻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識分子。大部分知識分子還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滅。因此，漢代知識分子身上還殘存著“春秋之風”：單純樸直，好麵子，重名譽。
漢代政治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官員的高自殺率。許多官員獲罪被關進監獄後，都會選擇自裁，原因是“義不受刑”，不願意下獄受小吏之辱。
西漢的蓋寬饒個性剛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關進監獄，蓋寬饒一聽，拔出佩刀，在北闕之下，自剄而死，一時震動朝野。<small>（“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small>
漢元帝時的著名經學家蕭望之想打擊外戚勢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們勸他先忍一時，等皇帝怒氣過了，也許還可以東山再起。他說，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橫下心來，將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張猛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押往刑場的路上，在車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後的體麵……
漢代甚至還出現過“決鬥”之風。西漢末年的周黨，曾經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一個鄉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於懷。後來他到長安求學，讀到《春秋》中的“複仇之義”，激起胸中往事，便綴學回鄉，約鄉佐決鬥。周黨很有風度，讓鄉佐先動手。決鬥的結果是白麵書生打不過身強力壯的鄉佐，流血過多，昏倒在地。鄉佐服其勇氣，雇車把他迎回自己家中，親自伺候，直到他蘇醒。<small>（周黨……至長安遊學。初，鄉佐發黨徭道，嚐眾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複仇之義，便極講而還，與鄉佐克日交刃。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勇，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small>這一故事聽起來更像是發生在春秋時代。清代學者趙翼因此評價漢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
東漢的讀書人還開了中國曆史上“學潮”之先河。東漢後期，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朝政極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為人剛直，公元153年，他因為反抗宦官，遭到殘酷打擊報複。劉陶奮然拍案而起，率領數千名太學生“鬧學潮”，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書。頭一次遇到學潮，皇帝一時摸不到頭腦，釋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誣陷皇甫規，又一次激怒了太學生。張鳳又率三百多太學生再次鬧學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規。
東漢末期的“黨人事件”影響更為深遠。因為知識分子骨頭太硬，東漢宦官興起了兩次迫害士人的“黨錮之禍”。公元166年，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反對派，也就是“黨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抓捕二百餘人。將“黨人”的領袖李膺“禁錮終身”。但這並沒有嚇倒讀書人，李膺被罷後，威信更高，被士人列為當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幟。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三年以後，宦官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打擊。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員，拘捕了太學生一千多人。經過這場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雖然政治抗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是漢代知識分子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畢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漢代士人雖然在思想領域沒有什麽創造和開拓，卻用鮮血和生命為自己築起了流傳萬世的紀念碑。徐複觀說：“東漢的知識分子，所以在曆史中能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貧富貴賤安危於不顧，繩繩相繼，在政治極端黑暗中，做出各種不屈抗爭的節義、名節之士。”
不過，漢代知識分子反複抗爭最後歸於失敗的遭遇也告訴了後代一個事實：在中國曆史上，理想與權力鬥爭，最後勝利的永遠是權力而不是理想。這對後世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十分微妙而深遠的影響。在兩次黨錮之禍後，其他朝代極少再出現過漢代那樣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行動。
漢代的專製之網還遠沒有後世那樣嚴密。漢王朝一方麵提供了數百年的和平時期，使人性不至於在極端殘酷中迅速惡化。另一方麵，漢代統治技術的粗糙，給社會各階層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間。生活在漢代的人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質拙單純。
漢代仍然尚武。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體現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麵。西漢人王商高八尺餘，“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這都是美男子的樣板。女性美的一個要件也是身材高挑豐滿，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
後世議論漢武帝時，常有人批評他窮兵黷武。然而擊敗匈奴，畢竟是中國對外戰爭中最輝煌的一次勝利。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戰爭的規律基本上都是遊牧民族征服農耕民族，隻有漢朝軍隊能讓在歐亞大陸威名赫赫的匈奴聞風喪膽。在漢武帝的大膽任用下，二十多歲的天才將軍霍去病率領漢人，出隴西、過焉支、越祁連、絕大漠、“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犁庭掃穴般馳騁往來於匈奴腹地數千裏，兵鋒抵達今天中亞的貝加爾湖。當匈奴渾邪王率十萬部在降與遁之間猶豫不決時，是霍去病單騎馳入對方陣中，厲聲命令渾邪王殺掉主張逃走者，以驚人的膽量懾服了渾邪王，保證了整個部落順利歸降，這種氣概在後世很難複製。
漢朝軍隊的強大戰鬥力，是建立在漢代貴族社會經常舉行比武的基礎上的。貴族舉鼎比武相當於今天的舉重比賽。漢武帝在乎舉鼎比賽的成績。劉邦少子淮南劉胥，都以力能扛鼎留載史冊。
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比武是常見的內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漢代畫像上經常現出人與老虎、野豬等猛獸的搏鬥的場景，這些畫麵不是想像，而是現實生活的忠實記錄，其驚險程度在今天看來還令人驚心動魄。漢代著名士人，司馬相如、田疇、崔琰都以善於擊劍而聞名，王充則經常練習騎獸圈中用刀殺死過野豬。
漢人率直、粗樸，在男女關係上相當通達，漢代墓葬當中男女裸體恩愛圖像屢見不鮮。在漢代，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飲，結伴同路，甚至同車而行，女子也能單獨會見男賓。密縣打虎亭漢墓畫像石上，畫著一位插笄的女子與著帽男子並列而坐，其旁又有兩個女子對坐宴飲，這就是漢代宴飲男女“雜坐”的情境。漢代婦女改嫁是家常便飯，沒有人認為這有什麽好指責的。張負的孫女前後改嫁了六次，漢景帝的皇後王氏曾經離異並與前夫育有一女，曹操在遺囑中還特別囑咐他的妻妾“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small>(《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裴鬆之注引《魏武故事》）</small>，這些在當時並不是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今天的中國人不再會跳舞。高曉鬆說，“在我曾遊曆過的數十國及本國數十民族裏，漢族在能歌善舞這一單項可排名倒數第一”。阿城也說：“中國漢族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會跳舞了，普遍是看人家跳舞。”然而我們的老祖宗曾經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先秦時代，中國人吃飯時酒酣耳熱後經常離席，跳上一段。直到漢代，載歌載舞仍然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漢代宴會上，經常“以舞相屬”。也就是說，吃高興了，主人先起來跳上一段兒，跳罷，一位客人站起來接著跳，接著第二位客人再下場繼續跳，如此循環一圈，才算盡興。漢景帝年間，諸王來朝，和皇帝一起吃飯，邊吃邊跳舞。長沙定王劉發的舞姿很奇怪，他“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問他怎麽回事，他回答說：“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漢景帝大笑，遂給他增加了封地麵積。<small>（《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劉發》注引應劭曰）</small>
星移鬥轉，漢代人的精神氣質大部分在今天被稱為“漢人”的後代身上已經不能複識，但是漢磚畫像中記錄的漢人風貌至今仍能攖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