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回大唐的長安，你會驚訝於唐代婦女的服飾。
傳統的中國女裝像粽子，把手和臉之外的所有地方都嚴嚴實實地包裹住，似乎春光稍泄天就會塌下來。但是盛唐的長安，居然出現了西方婦女那樣袒胸露乳的“時裝”。這種服裝領子開得很底，不著內衣，胸乳半露於外。為了充分突出細膩的肌膚，裙子往往以輕紗為質地，露肩裸背，行步之間，春光四射。唐詩中這樣描寫這種風韻：“粉胸半掩凝晴雪”<small>（方幹《贈美人》）</small>；“雪胸鸞鏡裏”<small>（溫庭筠《女冠子》）</small>。
唐代女人的“自由度”不光表現在服裝的驚世駭俗上。唐代人還沒有學會裹小腳、談道學、立牌坊，沒有發明出那麽多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離婚改嫁在唐代是家常便飯，丈夫固然可以“休妻”，妻子不高興了也可以“離家出走”。因為再嫁不難，人們一嫁再嫁，也不以為恥。就以公主為例吧，唐肅宗以前唐代前期幾位皇帝的公主中，再嫁者達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則有三人。
在唐人那裏，性還沒有變成需要遮遮掩掩的罪過，文人們甚至用華美的詞賦公開歌頌性愛，比如白行簡的《天地交歡陰陽大樂賦》。唐代人在性上比較隨便，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大曆年間的民女晁采，與鄰家男孩文茂“自由戀愛”，“乘間歡合”。晁母得知之後，居然說：“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把晁采嫁給了文茂。所謂節烈觀念在唐代雖然也有人提倡，但實踐者不多，在《古今圖書集成》所列烈女節婦中，宋代有267人，明代達到36人，而唐代隻有51人。
唐代上層社會，對“性”更是持寬容甚至放縱的態度。文人狎妓是公開的時尚，李白這樣無職無官之人固然可以“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白居易這樣的“高級領導”也公然養妓。後世宋人讀到這些，驚異之餘，不勝感歎：“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聞。”
後世所謂“髒唐臭漢”，指的就是唐代上層社會的淫亂之風。確實，唐代的王公貴族們在這方麵是有點離譜了。武則天公開養“麵首”就不說了，唐中宗的韋後先後與武三思、楊均、馬秦客等人私通，為史所明載；唐肅宗的女兒郜國公主在丈夫早卒之後恣情縱欲，閱人無數，“穢聲流聞”；唐順宗的女兒襄陽公主下嫁張克禮後，性情“縱恣，常微行市裏，有薛樞、薛渾、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謁渾母如姑”。唐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嫁給了房玄齡的小兒子房遺愛，婚後這公主嫌一個老公不夠玩，還跑到外麵找和尚和道士。為了補償，她找了兩個美女供老公享用，夫妻之間“各行其是”，生活倒也相當“和諧”。
這些床笫穢聞其實反映出唐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婦女解放”的年代。在其他朝代，女人們“笑不得露齒”“行不得動裙”“站不得依門”“出門不得露麵”。而唐代的女人不但可以在上元節、端午節、七夕節出來遊玩，平時也可以自由參加種種娛樂活動，如《開元天寶遺事·探春》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唐人的女權意識在曆史上空前絕後，不但出現了上官婉兒、韋後、太平公主等一係列弄權的宮廷女性，更產生了唯一的女皇帝。這種寬鬆的環境使唐代女人性格獨立而剛強。《隋唐嘉話》記載，任瓌的妻子柳氏是著名的妒婦，甚至連皇帝的賬都不買。唐太宗賜給任瓌兩名宮女做為小妾，柳氏說什麽也不同意。唐太宗聽說，不相信天下有敢違抗聖旨的女人，遂召柳氏入宮，說如果你還不從命，就賜你毒酒自盡。柳氏居然昂然不屈，說死就死，沒什麽大不了。唐太宗命宮女拿來一杯醋，謊稱毒酒，柳氏竟一飲而盡。搞得唐太宗也無可奈何，最後隻好命任瓌在別的地方再蓋一處住宅安置兩名宮女。“吃醋”這個詞就是因此誕生的。當然，剛烈表現並不全是妒婦，而更多的是俠女。閱讀唐代小說，你會發現其中女性大多俠氣逼人。比如打抱不平的荊十三娘，為民除害的李誕女，以及夜奔李靖的紅拂。她們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或報恩複仇矢誌不渝，或身懷絕技鏟除邪惡，個個剛猛豪俠，與其他朝代中國人喜歡的女性形象大異其趣。
唐代之所以如此被今天的中國人推崇，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現代氣質”。與“婦女解放”類似，唐代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具有“體育精神”的朝代。中國皇帝多不喜歡運動，獨唐代除外。馬球是唐代的“皇家運動”。唐代貴族馬球風氣之盛，在我國曆史上乃至世界曆史上都屬罕見。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這一外事活動中，還出現了“馬球外交”。據記載，“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球。”這是一場由吐蕃球隊與唐代宮廷球隊舉行的一次馬球對抗賽。球賽最終結果，以臨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附馬楊慎交、武秀為一方的唐代球隊獲勝。特別是後來登上皇位的李隆基在這場比較中發揮十分出色，“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獻詩。”後來直到花甲高齡，唐玄宗仍打球不輟，同羽林軍將士在驪山腳下的球場上驅馬爭奪。唐玄宗以後，宮廷球風更盛，唐僖宗李儇甚至曾經說過：“若開馬球進士選，我當為狀元。”他在逃亡期間，也不忘身帶馬球。
唐代的種種與眾不同，都源於這個朝代的寬鬆、自由。而這種寬鬆自由，又是因為數千年漢族文化中那優質、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數民族天真、剛勁、開闊的氣質的偶然結合，催生了獨一無二的自然、豐盛、燦爛。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也是中國曆史不可超越的頂峰。那是中國人最自信、最放鬆、最自由的如同鮮花著錦的一段時光，不但絕後，而且空前。
唐代皇帝是胡人。李氏家族父係到底是不是漢人迄無定論，但是母係是胡人則毫無疑問。陳寅恪說：“若以女係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故李唐皇室之女係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王朝是在中國經曆了十六國至南北朝近三個世紀的大分裂、大動蕩及民族大遷徙、大融合之後，在隋代短暫統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李淵的生母、皇後、一個兒媳均為鮮卑人，他有十九個女兒，女婿近半數為少數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後都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也都鮮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漢族，幾代連續雜交混血，使中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隻有十六分之三的漢人血統。而唐高宗李治，最多隻有三十二分之三的漢人血統。從隋煬帝蒸父妃、唐太宗納弟媳、唐高宗以父親的才人武則天為皇後、唐玄宗以兒媳楊玉環為貴妃等種種事事看，他們的風俗習慣的確帶有濃重的“胡風”“胡氣”。
少數民族做皇帝，唐代並非空前絕後。但是唐代與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數民族血統是隱蔽的。蓋古人觀念之中，父親提供了全部的遺傳基因，母親隻提供了血液營養而已。所以在社會心理上，唐代帝王從來沒有被當做少數民族看待。這是隋唐與元朝和清朝至關重要的區別。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與清代皇帝那樣，對漢民族及漢文化抱著恐懼提防心理，同時又擁有根植於少數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們博大開闊的胸懷與視野。正如陳寅恪所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偉業。”
這種“胡氣”使唐初諸帝有著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心態。唐太宗宣稱，他沒有民族歧視心理：“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唐代公主和親於史可據者有二十三次，且並不視為屈辱之事。唐代對異族人的任用，其人數之眾、族別之多、任事之廣，前朝後代幾無可比擬者。據統計，唐代少數民族宰相即有24人，分別來自15個民族。將軍、節度使多不勝數，以致《唐書》專立《諸夷蕃將傳》。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國曆史上人格最健康者，當數唐太宗。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唐代高層政治中，充滿了人情味兒。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對體製上的貴賤尊卑原本不那麽在意。臣下偶爾失儀，在其他朝代多被嚴譴，在唐代卻往往不被當回事兒。以開元盛世時“班秩”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或縱觀敕旨，或旁閱製詞，或交首亂言，或遠班問事，或私申慶吊，或公誦詩篇，或笑語喧嘩，或行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上朝之時，有人在那兒讀公文，有的聊天，有的還作文壇，更有人站沒站樣，靠沒靠樣。這樣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現。
唐宣宗時還發生過這樣一樁有趣的事：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士拜舞，遺下果實食物，上怪之。鹹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女。”上敕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手帕裹歸。遂為故事。
就是說，唐宣宗請百官吃飯，飯後百官行禮之時，不少人懷裏都滾出水果點心。皇帝很奇怪，百官紛紛說，這是回去給爸媽和孩子們嚐嚐的。皇帝於是下令，今後大宴，專門給百官的父母兒女準備些點心和水果帶回去，著為定例。
把一樁朝拜失儀事件變成了一件流傳史冊的美談佚事，這隻有在唐代能夠發生。
在處理家庭關係上，唐代皇帝也往往能夠注意尊重他人，而盡量不偏袒自己的骨肉。《因話錄》卷一載：郭曖嚐與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謗雲：‘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而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就是說郭子儀的兒子郭曖做了駙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來，郭曖罵道：“你覺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嗎？那是我老爸不願意做才讓你老爸做的”。公主哭著回宮向皇帝告狀。代宗皇帝說：“你還小不懂事，郭曖說的是老實話，如果郭子儀要當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說完也哭了，不過還是讓公主回家了。郭子儀知道這件事後，就把郭曖捆綁起來，親自帶到皇帝麵前發落。皇帝安慰郭子儀說：“常言說得好‘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兩口在家裏吵架，你就裝做聽不見就行了”。賞賜了郭子儀一些物品，讓他回去了。郭子儀回到家裏，打了郭曖幾杖了事。
這種事在其他朝代，實在不可想象。
因為君臣上下森嚴關係的淡化，雙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亂”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們的作品一樣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論倜儻”、或“詭激嘯傲”、或“不拘細行”、或“狂率不遜”。
天寶初，李白奉召入京既不誠惶誠恐，也無受寵若驚之態，他“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玄宗都“不覺無萬乘之尊”。
初唐的時候，有一個叫員半千的人，考中了進士，卻沒有官做，於是給武則天直接寫信，信中說：“臣……於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薦我自己。你不了解我，我有一個辦法讓你能夠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試，考六種文體。如果有一個人的成績排在我的前麵，你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掛在城門樓上，向天下才子謝罪。
這封信放到別的朝代，作者早被殺頭了。在唐代，他不但沒有被殺頭，後來還做了奉閣舍人，專門起草詔書，參與國家大政方針。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點是寬大通脫，文網也非常寬疏。唐太宗認為：“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此，他明確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對於那些隻知“順從”“順旨”之人他嚴加責斥：“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說你這個人從來都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統治的最鮮明特點就是三教並行，信仰自由，沒有禁區。儒學雖被奉為正統，卻始終未達獨尊。唐玄宗曾親自注《孝經》《道德經》和《金剛經》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經典，頒行天下，以示對三教合一的提倡。唐高祖、高宗、德宗時代，都曾經召集過儒師、沙門、道士進行講論詰難。三教並行，自由競爭，終唐一代持續不絕。三教並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種較普遍的自由寬鬆空氣。所以李白才敢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高適也才能公然在詩中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冊的杜甫詩中都有“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這樣寫：“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非儒薄孔，非聖薄尊，在唐代人眼中習以為常，並不視為大逆不道。
所以唐代言無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後弄了太多的“內寵”，說你有這方麵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現在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南宋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複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他羅列一長串例證後，很是感慨地結以一句“今之詩人不敢爾”。
“宮禁嬖昵”這樣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複極言”。那麽對“當時事”的抨擊的無可顧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唐人對時政的譏諷、揭露，間或有礙作者仕途，卻從沒有人被指為“汙蔑、攻擊”而遭到貶殺。白居易創作樂府詩“規諷時事，流入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他的《長恨歌》諷刺玄宗荒淫誤國，《琵琶行》傾訴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還作詩紀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這種寬鬆的環境，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學士畫家書法家，個個個性十足，舉止率性。正如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所寫：“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唐代文人的喜怒哀樂，傾瀉而出，毫無滯礙。他們勇於標新立異，作品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後人評價唐詩“永遠是生氣勃勃的，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
唐代文化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開放性。唐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開放的一個時代，被外國人稱之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的長安是常居人口超過百萬的國際化大都市。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者。外邦遠洋人有日本晁衡、新羅崔致遠、大食李彥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因此唐代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吸收和融和，它以博大的胸襟如“長鯨吸百川”似地吸收外域文化，從其它文化中采擷英華。南亞的佛學、醫學、曆法、音樂、美術，中亞的音樂、舞蹈、雜技、魔術，西亞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建築藝術乃至馬球運動等等，如同八麵來風，從唐帝國開啟的國門中一擁而入。唐朝敦煌壁畫中著名的飛天形象，就是印度的幹達婆、希臘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的音樂充分吸收了西域音樂的精華，唐明皇和楊貴妃聯合編導的大型歌舞劇《羽衣霓裳舞曲》，源於由河西傳來的婆羅門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亞歌舞元素。“胡食”“胡服”也隨著具有胡漢混雜血統的隋唐皇室的入主中原而風靡朝野，為隋唐中原文化注入了剛強熱烈的生命活力。
傳統的中國女裝像粽子，把手和臉之外的所有地方都嚴嚴實實地包裹住，似乎春光稍泄天就會塌下來。但是盛唐的長安，居然出現了西方婦女那樣袒胸露乳的“時裝”。這種服裝領子開得很底，不著內衣，胸乳半露於外。為了充分突出細膩的肌膚，裙子往往以輕紗為質地，露肩裸背，行步之間，春光四射。唐詩中這樣描寫這種風韻：“粉胸半掩凝晴雪”<small>（方幹《贈美人》）</small>；“雪胸鸞鏡裏”<small>（溫庭筠《女冠子》）</small>。
唐代女人的“自由度”不光表現在服裝的驚世駭俗上。唐代人還沒有學會裹小腳、談道學、立牌坊，沒有發明出那麽多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離婚改嫁在唐代是家常便飯，丈夫固然可以“休妻”，妻子不高興了也可以“離家出走”。因為再嫁不難，人們一嫁再嫁，也不以為恥。就以公主為例吧，唐肅宗以前唐代前期幾位皇帝的公主中，再嫁者達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則有三人。
在唐人那裏，性還沒有變成需要遮遮掩掩的罪過，文人們甚至用華美的詞賦公開歌頌性愛，比如白行簡的《天地交歡陰陽大樂賦》。唐代人在性上比較隨便，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大曆年間的民女晁采，與鄰家男孩文茂“自由戀愛”，“乘間歡合”。晁母得知之後，居然說：“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把晁采嫁給了文茂。所謂節烈觀念在唐代雖然也有人提倡，但實踐者不多，在《古今圖書集成》所列烈女節婦中，宋代有267人，明代達到36人，而唐代隻有51人。
唐代上層社會，對“性”更是持寬容甚至放縱的態度。文人狎妓是公開的時尚，李白這樣無職無官之人固然可以“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白居易這樣的“高級領導”也公然養妓。後世宋人讀到這些，驚異之餘，不勝感歎：“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聞。”
後世所謂“髒唐臭漢”，指的就是唐代上層社會的淫亂之風。確實，唐代的王公貴族們在這方麵是有點離譜了。武則天公開養“麵首”就不說了，唐中宗的韋後先後與武三思、楊均、馬秦客等人私通，為史所明載；唐肅宗的女兒郜國公主在丈夫早卒之後恣情縱欲，閱人無數，“穢聲流聞”；唐順宗的女兒襄陽公主下嫁張克禮後，性情“縱恣，常微行市裏，有薛樞、薛渾、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謁渾母如姑”。唐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嫁給了房玄齡的小兒子房遺愛，婚後這公主嫌一個老公不夠玩，還跑到外麵找和尚和道士。為了補償，她找了兩個美女供老公享用，夫妻之間“各行其是”，生活倒也相當“和諧”。
這些床笫穢聞其實反映出唐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婦女解放”的年代。在其他朝代，女人們“笑不得露齒”“行不得動裙”“站不得依門”“出門不得露麵”。而唐代的女人不但可以在上元節、端午節、七夕節出來遊玩，平時也可以自由參加種種娛樂活動，如《開元天寶遺事·探春》記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唐人的女權意識在曆史上空前絕後，不但出現了上官婉兒、韋後、太平公主等一係列弄權的宮廷女性，更產生了唯一的女皇帝。這種寬鬆的環境使唐代女人性格獨立而剛強。《隋唐嘉話》記載，任瓌的妻子柳氏是著名的妒婦，甚至連皇帝的賬都不買。唐太宗賜給任瓌兩名宮女做為小妾，柳氏說什麽也不同意。唐太宗聽說，不相信天下有敢違抗聖旨的女人，遂召柳氏入宮，說如果你還不從命，就賜你毒酒自盡。柳氏居然昂然不屈，說死就死，沒什麽大不了。唐太宗命宮女拿來一杯醋，謊稱毒酒，柳氏竟一飲而盡。搞得唐太宗也無可奈何，最後隻好命任瓌在別的地方再蓋一處住宅安置兩名宮女。“吃醋”這個詞就是因此誕生的。當然，剛烈表現並不全是妒婦，而更多的是俠女。閱讀唐代小說，你會發現其中女性大多俠氣逼人。比如打抱不平的荊十三娘，為民除害的李誕女，以及夜奔李靖的紅拂。她們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或報恩複仇矢誌不渝，或身懷絕技鏟除邪惡，個個剛猛豪俠，與其他朝代中國人喜歡的女性形象大異其趣。
唐代之所以如此被今天的中國人推崇，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現代氣質”。與“婦女解放”類似，唐代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具有“體育精神”的朝代。中國皇帝多不喜歡運動，獨唐代除外。馬球是唐代的“皇家運動”。唐代貴族馬球風氣之盛，在我國曆史上乃至世界曆史上都屬罕見。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這一外事活動中，還出現了“馬球外交”。據記載，“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球。”這是一場由吐蕃球隊與唐代宮廷球隊舉行的一次馬球對抗賽。球賽最終結果，以臨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附馬楊慎交、武秀為一方的唐代球隊獲勝。特別是後來登上皇位的李隆基在這場比較中發揮十分出色，“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獻詩。”後來直到花甲高齡，唐玄宗仍打球不輟，同羽林軍將士在驪山腳下的球場上驅馬爭奪。唐玄宗以後，宮廷球風更盛，唐僖宗李儇甚至曾經說過：“若開馬球進士選，我當為狀元。”他在逃亡期間，也不忘身帶馬球。
唐代的種種與眾不同，都源於這個朝代的寬鬆、自由。而這種寬鬆自由，又是因為數千年漢族文化中那優質、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數民族天真、剛勁、開闊的氣質的偶然結合，催生了獨一無二的自然、豐盛、燦爛。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也是中國曆史不可超越的頂峰。那是中國人最自信、最放鬆、最自由的如同鮮花著錦的一段時光，不但絕後，而且空前。
唐代皇帝是胡人。李氏家族父係到底是不是漢人迄無定論，但是母係是胡人則毫無疑問。陳寅恪說：“若以女係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故李唐皇室之女係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王朝是在中國經曆了十六國至南北朝近三個世紀的大分裂、大動蕩及民族大遷徙、大融合之後，在隋代短暫統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李淵的生母、皇後、一個兒媳均為鮮卑人，他有十九個女兒，女婿近半數為少數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後都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也都鮮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漢族，幾代連續雜交混血，使中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隻有十六分之三的漢人血統。而唐高宗李治，最多隻有三十二分之三的漢人血統。從隋煬帝蒸父妃、唐太宗納弟媳、唐高宗以父親的才人武則天為皇後、唐玄宗以兒媳楊玉環為貴妃等種種事事看，他們的風俗習慣的確帶有濃重的“胡風”“胡氣”。
少數民族做皇帝，唐代並非空前絕後。但是唐代與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數民族血統是隱蔽的。蓋古人觀念之中，父親提供了全部的遺傳基因，母親隻提供了血液營養而已。所以在社會心理上，唐代帝王從來沒有被當做少數民族看待。這是隋唐與元朝和清朝至關重要的區別。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與清代皇帝那樣，對漢民族及漢文化抱著恐懼提防心理，同時又擁有根植於少數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們博大開闊的胸懷與視野。正如陳寅恪所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偉業。”
這種“胡氣”使唐初諸帝有著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心態。唐太宗宣稱，他沒有民族歧視心理：“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唐代公主和親於史可據者有二十三次，且並不視為屈辱之事。唐代對異族人的任用，其人數之眾、族別之多、任事之廣，前朝後代幾無可比擬者。據統計，唐代少數民族宰相即有24人，分別來自15個民族。將軍、節度使多不勝數，以致《唐書》專立《諸夷蕃將傳》。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國曆史上人格最健康者，當數唐太宗。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唐代高層政治中，充滿了人情味兒。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對體製上的貴賤尊卑原本不那麽在意。臣下偶爾失儀，在其他朝代多被嚴譴，在唐代卻往往不被當回事兒。以開元盛世時“班秩”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或縱觀敕旨，或旁閱製詞，或交首亂言，或遠班問事，或私申慶吊，或公誦詩篇，或笑語喧嘩，或行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祗懼之容，實紊矜莊之典”。上朝之時，有人在那兒讀公文，有的聊天，有的還作文壇，更有人站沒站樣，靠沒靠樣。這樣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現。
唐宣宗時還發生過這樣一樁有趣的事：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士拜舞，遺下果實食物，上怪之。鹹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女。”上敕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手帕裹歸。遂為故事。
就是說，唐宣宗請百官吃飯，飯後百官行禮之時，不少人懷裏都滾出水果點心。皇帝很奇怪，百官紛紛說，這是回去給爸媽和孩子們嚐嚐的。皇帝於是下令，今後大宴，專門給百官的父母兒女準備些點心和水果帶回去，著為定例。
把一樁朝拜失儀事件變成了一件流傳史冊的美談佚事，這隻有在唐代能夠發生。
在處理家庭關係上，唐代皇帝也往往能夠注意尊重他人，而盡量不偏袒自己的骨肉。《因話錄》卷一載：郭曖嚐與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謗雲：‘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而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就是說郭子儀的兒子郭曖做了駙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來，郭曖罵道：“你覺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嗎？那是我老爸不願意做才讓你老爸做的”。公主哭著回宮向皇帝告狀。代宗皇帝說：“你還小不懂事，郭曖說的是老實話，如果郭子儀要當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說完也哭了，不過還是讓公主回家了。郭子儀知道這件事後，就把郭曖捆綁起來，親自帶到皇帝麵前發落。皇帝安慰郭子儀說：“常言說得好‘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兩口在家裏吵架，你就裝做聽不見就行了”。賞賜了郭子儀一些物品，讓他回去了。郭子儀回到家裏，打了郭曖幾杖了事。
這種事在其他朝代，實在不可想象。
因為君臣上下森嚴關係的淡化，雙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亂”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們的作品一樣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論倜儻”、或“詭激嘯傲”、或“不拘細行”、或“狂率不遜”。
天寶初，李白奉召入京既不誠惶誠恐，也無受寵若驚之態，他“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玄宗都“不覺無萬乘之尊”。
初唐的時候，有一個叫員半千的人，考中了進士，卻沒有官做，於是給武則天直接寫信，信中說：“臣……於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薦我自己。你不了解我，我有一個辦法讓你能夠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試，考六種文體。如果有一個人的成績排在我的前麵，你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掛在城門樓上，向天下才子謝罪。
這封信放到別的朝代，作者早被殺頭了。在唐代，他不但沒有被殺頭，後來還做了奉閣舍人，專門起草詔書，參與國家大政方針。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點是寬大通脫，文網也非常寬疏。唐太宗認為：“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此，他明確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對於那些隻知“順從”“順旨”之人他嚴加責斥：“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說你這個人從來都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統治的最鮮明特點就是三教並行，信仰自由，沒有禁區。儒學雖被奉為正統，卻始終未達獨尊。唐玄宗曾親自注《孝經》《道德經》和《金剛經》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經典，頒行天下，以示對三教合一的提倡。唐高祖、高宗、德宗時代，都曾經召集過儒師、沙門、道士進行講論詰難。三教並行，自由競爭，終唐一代持續不絕。三教並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種較普遍的自由寬鬆空氣。所以李白才敢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高適也才能公然在詩中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冊的杜甫詩中都有“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這樣寫：“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非儒薄孔，非聖薄尊，在唐代人眼中習以為常，並不視為大逆不道。
所以唐代言無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後弄了太多的“內寵”，說你有這方麵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現在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南宋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複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他羅列一長串例證後，很是感慨地結以一句“今之詩人不敢爾”。
“宮禁嬖昵”這樣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複極言”。那麽對“當時事”的抨擊的無可顧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唐人對時政的譏諷、揭露，間或有礙作者仕途，卻從沒有人被指為“汙蔑、攻擊”而遭到貶殺。白居易創作樂府詩“規諷時事，流入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他的《長恨歌》諷刺玄宗荒淫誤國，《琵琶行》傾訴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還作詩紀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這種寬鬆的環境，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學士畫家書法家，個個個性十足，舉止率性。正如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所寫：“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唐代文人的喜怒哀樂，傾瀉而出，毫無滯礙。他們勇於標新立異，作品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後人評價唐詩“永遠是生氣勃勃的，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
唐代文化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開放性。唐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開放的一個時代，被外國人稱之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的長安是常居人口超過百萬的國際化大都市。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者。外邦遠洋人有日本晁衡、新羅崔致遠、大食李彥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因此唐代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吸收和融和，它以博大的胸襟如“長鯨吸百川”似地吸收外域文化，從其它文化中采擷英華。南亞的佛學、醫學、曆法、音樂、美術，中亞的音樂、舞蹈、雜技、魔術，西亞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建築藝術乃至馬球運動等等，如同八麵來風，從唐帝國開啟的國門中一擁而入。唐朝敦煌壁畫中著名的飛天形象，就是印度的幹達婆、希臘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的音樂充分吸收了西域音樂的精華，唐明皇和楊貴妃聯合編導的大型歌舞劇《羽衣霓裳舞曲》，源於由河西傳來的婆羅門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亞歌舞元素。“胡食”“胡服”也隨著具有胡漢混雜血統的隋唐皇室的入主中原而風靡朝野，為隋唐中原文化注入了剛強熱烈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