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文弱的宋朝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代女人外向潑辣，宋代婦女卻內斂柔和。唐代女人喜歡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卻隻能站在重重幃簾之後，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張望一下。唐代婦女可以和男人一樣，大呼大叫地參加集體體育運動，宋代婦女卻裹起了三寸金蓮，講究起行不動裙，笑不露齒。唐代婦女以豐肥壯碩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態，比如張子野的《菩薩蠻》中所描寫的那樣：“輕怯瘦腰身，紗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凡是唐代的瓷器，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韋炯墓壁畫中那肥碩的女子和強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雙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飛揚的駿馬，無不體現出唐人強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風格則細膩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晉祠的侍女像，藝術評論家說它的特點是“流暢、秀麗，特別是在刻畫性格、心理方麵更有超越的成就”。和這尊侍女像一樣，宋代雕塑體型普遍變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們均以小巧細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勝。
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因為這幾種熱烈、奔放、大氣的意向正抒發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別是牡丹，因為其熱烈奔放，豔壓百芳的強勁感官衝擊力和至強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為唐代的國花。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氣，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勝，宋瓷則精致而謹慎。小山富士夫說：“唐瓷華貴，宋瓷純淨，明清瓷器精細俗豔。”宋瓷或為純白、漆黑，或為清澈無垢的青白，或為幽玄深邃的粉青。與大氣粗樸的唐瓷相比，它簡潔清秀，反映出宋人細膩內向的心理性格。
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唐朝文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向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並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人：“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遨遊。”<small>（李白《白馬篇》）</small>宋代文人卻不再向往到邊塞去領略風沙，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事業。宋詩中很少出現邊塞、駿馬和戰爭。唐人筆下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對比之下，宋代為數不多的邊塞詩詞中最有名的那一句範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麽的淒涼。如果說唐詩體現的是少年精神，那麽宋詩則充滿了中年人的冷靜和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麽，使得唐宋兩代的麵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麻的五代十國。
篡弑和兵變是五代十國的主旋律，每個政治人物的輝煌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歐陽修有過一個統計：“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也就是說，五十三年間，換了五個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殺的皇帝有八個，其中大的不過十來歲，小的甚至三四歲就死於非命。
武人統治的時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離失所，連皇帝都是高危的職業。梁太祖朱溫、閩主王延鈞、趙王王鎔，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等人都是死於兒子<small>（或養子）</small>之手。兄弟相殘更是司空見慣：梁太祖的兒子們互相殘殺，到梁朝滅亡時，8個兒子<small>（養子）</small>一個不剩。五代十四帝中，除唐莊宗、周世宗留了幾個子嗣外，其餘十二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斬草除根。
槍杆子決定一切的世界，實在太讓人絕望了。費盡心機得來的榮華，轉眼又成泡影。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勝利者，所有人都同歸悲慘結局。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隻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杆子，而是憑筆頭子來進行競爭。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製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在成為皇帝之前，趙匡胤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帝的禁衛軍司令。他深知在這個職務上，一個人可以做成什麽樣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後，這個職務被取消了，趙匡胤把禁衛軍的最高統帥權一分為三，變成“殿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small>（分別稱殿帥、馬帥、步帥，合稱“三帥”）</small>”。“三帥”三足鼎立，誰也無法獨立掌握禁軍。
與此同時，趙匡胤又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調動權分開。就是說，這“三帥”平時可以訓練和指揮禁軍，但是沒有權力調動禁軍。調動權歸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沒有樞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別想調動一兵一卒，這就從製度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
趙匡胤從方方麵麵限製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將排除在最高權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官沒有什麽發言權。為了降低人們對武官職務的興趣，在宋代官僚製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武將晉升中比文官憑空多設了許多等級：“<small>（武將）</small>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郎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small>（王株《燕翼詒謀錄》）</small>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見了文官，總是自覺低人一等。《宋史·曹彬傳》記載，即使是曹彬這樣位居樞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麵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地命車夫駛入旁街小巷，所謂“必引車避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布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製”。淳化二年<small>（991）</small>、天禧五年<small>（1021）</small>、景佑二年<small>（1035）</small>、慶曆八年<small>（1048）</small>、嘉祐七年<small>（1062）</small>、宣和六年<small>（1124）</small>、宣和七年<small>（1125）</small>，宋代七次頒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small>（又叫佘刀、博刀、拔刀）</small>來開荒種田。天聖八年，宋仁宗卻下詔禁止老百姓再使用這種刀：“川陝路不得造著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詔重申此令，並規定，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的人都要嚴懲：“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後來發展到了這樣可笑的程度，以至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宋會要輯稿·刑法》載天禧五年詔曰：“神社槍旗等嚴行鈴轄，如有違犯，內頭首取敕裁，及許陳告。”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強調，帶刃的家夥，一概不許使用。朝廷建議說，在祭祀活動中需要儀仗的時候，可以用木頭做成兵器形狀，貼上錫紙冒充一下。被史書中的刀光劍影嚇破了膽的宋代皇帝對武器的提防，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製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製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製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隻許三年。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他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他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複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幹綱獨斷境界。宋太祖顯然是一位愛讀曆史並且熱愛思考的武人。我們不得不說，他在製度設計上表現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無人之及。在專製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製政治製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勳，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複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複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small>（田況《儒林公議》）</small>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複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時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亦閑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製，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雲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並且終於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曆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後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
這就是宋人癡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
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後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於幽穀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情操；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製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征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麵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
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於是士人們隻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small>（朱建軍語）</small>。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鬥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遊……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
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於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隻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複知機”<small>（崔顥）</small>，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亡國滅種的威脅，是理學興起的直接原因。
在死亡麵前，宋代士人不自覺地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開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禪宗之中去尋找精神力量。外在的環境是如此動蕩不安，他們隻能依靠內心的強大去適用錨定自己的命運。在宋朝以前，中國人並不壓製自己的欲望，活得健康而自然。而宋代開始，不會騎馬的士人們不能比賽疆場殺賊，隻能比賽誰更能“殺心中賊”，也就是誰更能“克人欲，存天理”：他們必須磨礪自己的意誌力，才能保證自己在任何逆境麵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學家朱建軍說，理學的興起，其實是基於一種心理誤區：“宋代中國人沒有了自信，因此他們靠守節來獲取安全感。在他內心中隱隱約約以為，隻要他用強意誌力謹守一些細微的行為準則，災難好像就不會降臨於他。這迷信的想法使他盡心竭力地堅守一些也許本來是很無謂的行為準則。”這種心理誤區使中國知識分子從宋代開始都染上了“強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義者。他們給自己提出的標準非常高而不切實際，要求自己必須成為“聖人”，不允許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錯誤。隻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心理安全。這就是宋明理學的誕生背景。
男人們缺乏自信，婦女的命運因此遭遇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宋代男人在女人麵前則嚴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們健康，怕她們紅杏出牆，怕她們去尋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強的男人。因此從宋代開始，男人開始了處女嗜好，三寸金蓮普及，致力於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樣用禮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來，要她們三從四德、站不依門，要她們性格怯弱，弱不禁風。因此唐代女裝以寬大為尚，而宋代則以窄小為美。窄瘦貼身、交領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裝。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宋代男人宣稱，女性的貞節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們不守貞節，那麽國家的道德就會崩潰，會招致亡國滅種的危機。一個女人在買肉的時候，被屠夫碰了一下胳膊，她就得毅然砍斷這隻胳膊，因為它被男人碰過了，是“不潔的”。這就是理學家宣稱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從心理學角度來說，“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於推卸責任”。宋代男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把亡國滅種的責任轉嫁到了女人身上，通過盯著女性守貞潔，緩解自己的心理壓力：“通過貶低和侮辱失節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small>（朱建軍語）</small>梅蘭竹菊這四個節操的象征物，也越來越多的被男人用做女性的名字。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 第二節平民社會的崛起
在宋代以前，雖然中國人經常抱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事實是確實貴族“有種”。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場立功，一個人很難突破玻璃天花板，從底層社會爬到上層社會。而到了宋代，這一切變了。下層社會中的人也可以通過個人奮鬥，在短時期內改變自己的命運，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層，“驟得富貴”。
除了從武勇變得文弱，宋以前的中國和宋以後的中國還有另一個不同，那就是從“貴族一士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
在宋代以前，貴賤之分嚴明，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底層百姓也永遠安於被剝削的命運。而從宋代開始，這一定勢被打破了。“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富家大族的傳遞變得極為困難，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富不過三代”“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這種情況下，階層之間不再有明顯界限。鄭樵說：“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下層文化和上層文化開始融合，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境界。
這一切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是從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戰亂，使得整個社會天翻地覆，那些從漢代傳到唐代的相沿幾百年的世家大族在這個空前的亂世中，終於被毀滅了。特別是五代的極度混亂，如同一個炒鍋一樣，將社會各個階層顛簸出原來的軌道，上下顛倒，貧富易位。無數個積累了幾百年建起的藏書樓被一把火燒掉，相守了無數世代的大家族分崩離析，原來養尊處優的士族們或死或逃或成為乞丐奴仆，士族階層連同他們創造的士族文化在整體上被毀滅了，社會成了一鍋原子粥。
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舉製的成熟。
隋煬帝創建進士科，標誌著門閥士族製度的瓦解。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科舉發明於隋，實行於唐，但科舉在隋唐兩代都沒能成為入仕的最主要途徑。隋唐為了保證當朝權貴和高官子弟的特權而創立了門蔭製度，就是說高官和貴族及五品以上官員子孫，都可以根據他們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階。況且隋唐兩代教育並不普及，隻有上層社會才能獲得較好的教育環境，因此中舉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還是一個半世襲的士族社會。
而到了宋代，科舉製才真正成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們的製度設計，是使全社會通過文字而不是刀槍進行競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將其他功名利祿之途關閉，隻留下科舉這一扇門。趙匡胤和他的弟弟對科舉製度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他們不僅廢除了唐代由當朝顯貴公薦舉人的慣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舉考試的門第限製，讓所有人都能走進考場。在宋代，隻要不是殘疾之人，皆可應舉，甚至以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對於那些拿不起路費的窮人家孩子，國家還給他們應試補貼，“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公家”。<small>（《燕翼貽謀錄》卷一）</small>因此宋代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宋代政府是一個權力開放型的政府，每個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過筆頭子為自己博取一個官位。
在唐代稱一時名宰者二十三人中，絕大多數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趙普等四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隻有三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為進士或製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歡象征貴族的牡丹，而是欣賞起代表平民的樸實的棗花。王溥的《詠牡丹》詩，辭句淺白而寓意鮮明：“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鬥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曆史學家大多承認，從唐到宋，是中國曆史的一次極為重要的轉折，其重要程度，可以與從戰國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卻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後門第傳統之遺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孫國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說：唐代以名族貴胄為政治、社會之中堅；五代以由軍校出身之寒人為中堅；北宋則以由科舉上進之寒人為中堅。所以唐宋之際，實貴胄與寒人之一轉換過程，亦階級消融之一過程。深言之，實社會組織之一轉換過程也。
平民社會在政治結構上的主要特點，是皇權獨尊。到了宋代，政治權力全歸天子所有，不再有可與政府相抗衡的龐大家族，君主獨裁統治正式開始。因為不再有貴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趙匡胤才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傳統政治製度進行大幅度的修改，以進一步強化皇權。北宋皇權之重導致了中唐之後難得的政治穩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貴族與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權臣、外戚、宦官的威脅。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後掌權的情況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平民社會的另一個特點，是更多的智力資源被激活，社會變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發出來的活力是以前的時代不可比擬的。科舉變成了選拔人才的獨木橋，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讀書。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神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宋朝的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大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礎、安定的環境、優厚的待遇，使宋代成為一個文化異常發達的文質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學家宋濂說：“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small>（《太史蘇平仲文集序》）</small>“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詩》的作者近萬人，是《全唐詩》的四倍。宋詞更是宋代文學最輝煌的代表，蘇軾、辛棄疾、薑夔等詞人成為後世不可能超越的頂峰。宋代的哲學、繪畫、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
宋代文化與以前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從俗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營養，中國文化頭一次出現大眾化和世俗化傾向。隨著科舉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上層文化擴展到全社會，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為彬彬有禮，連市井小販說起話來，都帶著幾絲文縐縐。與此同時，隨著底層成員通過科舉不斷湧入上層社會，富於生活氣息的底層文化與高雅的上層文化也開始大麵積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國文學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進行創作，宋代則開了以口語化的民間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先河。小說、評書、戲劇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發展。宋代雅文化從俗文化中獲得大量靈感。比如蘇東坡就非常善於運用街談市語：“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市民文化的活潑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經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層文化富於生活性、感染力。宋代書法從以前莊嚴刻板的碑書變為更自然灑脫的帖書，士大夫繪畫首次出現了百姓的貨攤、城中的店鋪、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貨郎擔圖》、王居正的《紡車圖》以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宋詞更是將士大夫語言和民間語言融合起來，柳永等人的詞受到上下層社會的共同歡迎，以致“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如果有人問我中國哪個朝代最適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適合普通人的文化娛樂。在瓦市勾欄中聽評書，看雜技，在州橋夜市煎茶鬥漿，在相國寺內品果博魚……以今天中國人的文化水平欣賞漢唐大賦之類的貴族文化無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種種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許多學者都說，宋朝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比唐代還偉大。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small>（《金明館叢稿二編》）</small>李約瑟博士說，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small>（《中國科學技術史》）</small>確實，從許多數字指標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來的宋代，許多方麵遠遠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國人口最多時才五千多萬，而宋朝人口超過一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藥出現在宋朝。有學者認為宋仁宗時期，宋王朝的gdp占當時全世界gdp的65%。綜合各個角度，宋朝在曆代王朝中確實是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榮鼎盛朝代。
當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是統治者的開明。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說，“君主在中世雖然居於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麵對全體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在平民社會，君主的個人價值取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影響更為直接。
雖然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腦筋動到極致，但是趙匡胤在後人的印象中並不是一個自私、冷酷的人。事實上，“開明專製者”這個詞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適合不過了。他的審時度勢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曆代皇帝當中除唐太宗外無人能及。
在抑武的同時，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將，那麽就必須依靠文臣。雖然對文臣不忘防範，但是與對武將的恐懼和厭惡比起來，趙匡胤對文人們的提防心卻小得多。在與宰相趙普的一次談話中，趙匡胤曾這樣說：“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於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曆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宋人在懷念趙匡胤時，最常提到的是他對文臣特別優禮：“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宋太宗進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確保他們都能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並使“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北宋帝王與大臣的一條不成文約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處分，也不過是貶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經總結說：“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small>（《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戊申）</small>宋代文人則說：“待士大夫有禮，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small>（《貴耳集》卷2）</small>在經曆了百年武人的摧殘和壓製後，到了宋代，士人們終於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們在士大夫麵前一直保持著謙遜的傳統。有一次，名臣程顥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才問題。宋神宗說，現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見也”。程顥一聽大不高興，當場指責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您怎麽敢這麽輕視天下讀書人？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small>（《河南程氏外書》卷）</small>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學問時，則明確承認：“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small>（《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酉）</small>這既說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說明他在文臣麵前刻意采取低姿態。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麵前的地位，通過這樣幾個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於理有違，竟當著使者的麵，把皇帝手詔燒掉了，並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small>（《宋史》卷282《李沆傳》）</small>
北宋名臣韓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時，曾經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麵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small>（《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3，熙寧八年閏四月己酉）</small>儼然以皇帝的恩人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在場的大臣，居然都不認為這是跋扈之舉。
在這種尊重文臣的氛圍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議製度，即集體決策製，就是遇到重大問題，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量解決，皇帝雖然手握全權，並不幹綱獨斷。所謂“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small>（《卻掃編》卷中）</small>有的決策，朝廷甚至會邀請平民參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聽政會。比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small>（《宋史》卷267《陳恕傳》）</small>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small>（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5，熙寧四年七月丁酉）</small>
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顯。北宋士大夫所表現出的責任感在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
在權力體係中占據如此巨大的優勢，使得士大夫群體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王安石詩中豪邁地宣稱：“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雲有種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係在一起。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正是士大夫這種責任意識的真實寫照。王禹偁詩雲：“男兒得誌升青雲，須教利澤施於民。”<small>（《對酒吟》）</small>在國步艱厄之時，陸遊說：“位卑未敢忘憂國。”<small>（《病起書懷》）</small>他們對國家和民族，也確實盡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這一保障和“與皇帝共天下”的責任感，宋代大臣的膽子都相當大，在皇帝麵前敢於直言。建隆元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後苑彈雀，一位官員稱有急事求見。趙匡胤急忙跑出來接見，卻發現所奏不過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興，說，你這根本不是什麽急事，卻害得我停止彈雀跑出來一趟。那位官員說：“臣以為尚亟於彈雀！”武人出身的趙匡胤勃然大怒，順手抄起一家夥事兒砸在大臣嘴上，打落兩顆牙齒。那位大臣拾起牙齒，裝入懷中。趙匡胤罵道：“汝懷齒，欲訟我乎？”你還想告我嗎？大臣不急不忙地說：“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趙匡胤一聽馬上冷靜下來，立即換了副笑臉，給這位大臣賠了不是，並且賜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時期，進諫之風更熾，有一個小小的縣尉竟然上疏，說皇帝的後妃太多了，應該減少點。皇帝聽了，感覺自己很委屈，他對大臣說：“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就是說，加上掃地的做飯的，我後宮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減少，人手就不夠用了。地方小官，對宮內情況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處理此官，太宗卻說：“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時，因為國家救災不力，田錫曾這樣批評皇帝：“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宋真宗並不以為冒犯，反而聽取他的建議。漳州通判王邁更為離譜，居然敢對著宋理宗破口大罵他老爹宋寧宗：“天與寧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話說到這個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腦袋，在宋朝卻安然無恙。王伯大則幹脆直接罵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論居然也沒有受到嚴厲處理。宋高宗時，更有監察禦史方庭實對皇帝宣傳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沒能拿他怎麽樣。這種“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種政治傳統。
宋代皇帝的理性，還表現在社會管理特別是輿論管製的寬鬆上。
宋代的讀書人言論自由度很大，可以隨便批評時政。比如鄆州“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沒事聚在一起批評官府、談論政治是鄆州讀書人的最大愛好，有人甚至敢於當麵給官員起外號，也從來沒有人被跨省、被“誹謗罪”。
宋真宗時，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也就是說，有一個叫王行的讀書人，在路上指著宰相大罵：“老百姓都過不下去了，你還領這麽高工資，你好意思嗎？”拿著書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腦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卻說，他說的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時，四川有一個老秀才怎麽也考不中進士，一著急居然獻詩給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據，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將其逮捕上報，宋仁宗看來卻隻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厘事務，處於遠小郡。”既然你那麽想當官，就給你個官當當吧。結果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慚恧而死”。
宋代社會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文藝界經常上演諷刺現實的劇目。比如“參軍戲”就專門諷刺“齷齪無能”“昏不任驅策”的庸官，以及“誅求刻剝，猥跡萬狀”的貪官。朝廷對此沒有限製，既然老百姓愛看，就可以隨便演。甚至宮廷內專門給皇帝演出的戲班也編了不少諷刺現實、拿宰相開涮的小品。王安石變法之時，著名的小品演員丁仙編了小品，專門諷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製適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乃便作為嘲諢，肆其誚難，輒有為人笑傳。”剛強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氣，“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結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進自己弟弟的王府保護起來。宋高宗時，有人編了一個諷刺秦檜走後門讓兒子成狀元的節目，“四座不敢領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秦檜也無可奈何。宋徽宗看戲時，戲子在戲中公然批評朝廷政策乖張，“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宋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
宋代人還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宋代是印刷術迅速發展的時期，宋人出書，可不需要什麽書號。明人胡應麟曾言：“雕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隻要有財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書籍。宋代還出現了報紙，專門報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辦的報紙：“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此外還有許多民間的小報，稱作《新聞》：“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南宋時，小報已經成了最迅速的消息來源：“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都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說，小報登的是誰誰被召入宮中，誰誰被罷了官。朝中公文還沒下發，小報就已經先注銷來了。當然，有一些消息缺乏準確性，“其說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見宋代也沒有新聞審查製度。小報因為需要量大，發展極快，甚至有了自己的傳播係統和專業“報料人”“記者”：“近年有所謂小報者……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複辨也。”由於消息新奇快捷，發行麵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大賺其錢，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產業。
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隻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幹涉。所以，宋代人享有的各項基本人權，是後世許多時期無法比擬的。《曆史研究》的作者，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唐代女人外向潑辣，宋代婦女卻內斂柔和。唐代女人喜歡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卻隻能站在重重幃簾之後，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張望一下。唐代婦女可以和男人一樣，大呼大叫地參加集體體育運動，宋代婦女卻裹起了三寸金蓮，講究起行不動裙，笑不露齒。唐代婦女以豐肥壯碩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態，比如張子野的《菩薩蠻》中所描寫的那樣：“輕怯瘦腰身，紗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凡是唐代的瓷器，無一不博大恢宏，健碩豐盛。唐代洛陽龍門石窟中的大盧舍那佛，氣勢不凡，雍容華貴。韋炯墓壁畫中那肥碩的女子和強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雙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飛揚的駿馬，無不體現出唐人強烈的自信和力量。而宋代文物的風格則細膩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晉祠的侍女像，藝術評論家說它的特點是“流暢、秀麗，特別是在刻畫性格、心理方麵更有超越的成就”。和這尊侍女像一樣，宋代雕塑體型普遍變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們均以小巧細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勝。
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人喜歡畫駿馬、蒼鷹和牡丹。因為這幾種熱烈、奔放、大氣的意向正抒發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別是牡丹，因為其熱烈奔放，豔壓百芳的強勁感官衝擊力和至強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為唐代的國花。宋代的文人畫家卻偏愛畫梅蘭竹菊，它們獨處山中，低調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氣，宋瓷精致。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勝，宋瓷則精致而謹慎。小山富士夫說：“唐瓷華貴，宋瓷純淨，明清瓷器精細俗豔。”宋瓷或為純白、漆黑，或為清澈無垢的青白，或為幽玄深邃的粉青。與大氣粗樸的唐瓷相比，它簡潔清秀，反映出宋人細膩內向的心理性格。
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唐朝文人們“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他們熱情地向往建功立業。李白“十五學劍術”“一射兩虎穿”；岑參“近來學走馬，不弱並州兒”。他們下馬能飲酒，上馬能殺人：“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遨遊。”<small>（李白《白馬篇》）</small>宋代文人卻不再向往到邊塞去領略風沙，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事業。宋詩中很少出現邊塞、駿馬和戰爭。唐人筆下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對比之下，宋代為數不多的邊塞詩詞中最有名的那一句範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裏，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讀起來是那麽的淒涼。如果說唐詩體現的是少年精神，那麽宋詩則充滿了中年人的冷靜和沉思。
到底發生了什麽，使得唐宋兩代的麵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麻的五代十國。
篡弑和兵變是五代十國的主旋律，每個政治人物的輝煌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歐陽修有過一個統計：“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也就是說，五十三年間，換了五個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殺的皇帝有八個，其中大的不過十來歲，小的甚至三四歲就死於非命。
武人統治的時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離失所，連皇帝都是高危的職業。梁太祖朱溫、閩主王延鈞、趙王王鎔，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等人都是死於兒子<small>（或養子）</small>之手。兄弟相殘更是司空見慣：梁太祖的兒子們互相殘殺，到梁朝滅亡時，8個兒子<small>（養子）</small>一個不剩。五代十四帝中，除唐莊宗、周世宗留了幾個子嗣外，其餘十二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斬草除根。
槍杆子決定一切的世界，實在太讓人絕望了。費盡心機得來的榮華，轉眼又成泡影。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勝利者，所有人都同歸悲慘結局。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隻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杆子，而是憑筆頭子來進行競爭。
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製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在成為皇帝之前，趙匡胤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帝的禁衛軍司令。他深知在這個職務上，一個人可以做成什麽樣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後，這個職務被取消了，趙匡胤把禁衛軍的最高統帥權一分為三，變成“殿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small>（分別稱殿帥、馬帥、步帥，合稱“三帥”）</small>”。“三帥”三足鼎立，誰也無法獨立掌握禁軍。
與此同時，趙匡胤又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調動權分開。就是說，這“三帥”平時可以訓練和指揮禁軍，但是沒有權力調動禁軍。調動權歸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沒有樞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別想調動一兵一卒，這就從製度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
趙匡胤從方方麵麵限製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將排除在最高權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官沒有什麽發言權。為了降低人們對武官職務的興趣，在宋代官僚製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武將晉升中比文官憑空多設了許多等級：“<small>（武將）</small>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郎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small>（王株《燕翼詒謀錄》）</small>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見了文官，總是自覺低人一等。《宋史·曹彬傳》記載，即使是曹彬這樣位居樞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麵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地命車夫駛入旁街小巷，所謂“必引車避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開國十年之後的開寶三年，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布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
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製”。淳化二年<small>（991）</small>、天禧五年<small>（1021）</small>、景佑二年<small>（1035）</small>、慶曆八年<small>（1048）</small>、嘉祐七年<small>（1062）</small>、宣和六年<small>（1124）</small>、宣和七年<small>（1125）</small>，宋代七次頒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範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small>（又叫佘刀、博刀、拔刀）</small>來開荒種田。天聖八年，宋仁宗卻下詔禁止老百姓再使用這種刀：“川陝路不得造著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詔重申此令，並規定，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的人都要嚴懲：“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後來發展到了這樣可笑的程度，以至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宋會要輯稿·刑法》載天禧五年詔曰：“神社槍旗等嚴行鈴轄，如有違犯，內頭首取敕裁，及許陳告。”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強調，帶刃的家夥，一概不許使用。朝廷建議說，在祭祀活動中需要儀仗的時候，可以用木頭做成兵器形狀，貼上錫紙冒充一下。被史書中的刀光劍影嚇破了膽的宋代皇帝對武器的提防，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製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製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製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隻許三年。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他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他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複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幹綱獨斷境界。宋太祖顯然是一位愛讀曆史並且熱愛思考的武人。我們不得不說，他在製度設計上表現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無人之及。在專製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製政治製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勳，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複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複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small>（田況《儒林公議》）</small>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複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時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傑勇，亦閑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製，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後，趙宋王朝終於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
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雲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並且終於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曆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後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
這就是宋人癡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
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後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於幽穀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情操；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製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征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麵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
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於是士人們隻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small>（朱建軍語）</small>。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鬥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遊……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
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於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隻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複知機”<small>（崔顥）</small>，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亡國滅種的威脅，是理學興起的直接原因。
在死亡麵前，宋代士人不自覺地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開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禪宗之中去尋找精神力量。外在的環境是如此動蕩不安，他們隻能依靠內心的強大去適用錨定自己的命運。在宋朝以前，中國人並不壓製自己的欲望，活得健康而自然。而宋代開始，不會騎馬的士人們不能比賽疆場殺賊，隻能比賽誰更能“殺心中賊”，也就是誰更能“克人欲，存天理”：他們必須磨礪自己的意誌力，才能保證自己在任何逆境麵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學家朱建軍說，理學的興起，其實是基於一種心理誤區：“宋代中國人沒有了自信，因此他們靠守節來獲取安全感。在他內心中隱隱約約以為，隻要他用強意誌力謹守一些細微的行為準則，災難好像就不會降臨於他。這迷信的想法使他盡心竭力地堅守一些也許本來是很無謂的行為準則。”這種心理誤區使中國知識分子從宋代開始都染上了“強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義者。他們給自己提出的標準非常高而不切實際，要求自己必須成為“聖人”，不允許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錯誤。隻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心理安全。這就是宋明理學的誕生背景。
男人們缺乏自信，婦女的命運因此遭遇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宋代男人在女人麵前則嚴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們健康，怕她們紅杏出牆，怕她們去尋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強的男人。因此從宋代開始，男人開始了處女嗜好，三寸金蓮普及，致力於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樣用禮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來，要她們三從四德、站不依門，要她們性格怯弱，弱不禁風。因此唐代女裝以寬大為尚，而宋代則以窄小為美。窄瘦貼身、交領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裝。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宋代男人宣稱，女性的貞節是關乎國家前途的大事。如果女人們不守貞節，那麽國家的道德就會崩潰，會招致亡國滅種的危機。一個女人在買肉的時候，被屠夫碰了一下胳膊，她就得毅然砍斷這隻胳膊，因為它被男人碰過了，是“不潔的”。這就是理學家宣稱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從心理學角度來說，“缺少安全感的人，都善於推卸責任”。宋代男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把亡國滅種的責任轉嫁到了女人身上，通過盯著女性守貞潔，緩解自己的心理壓力：“通過貶低和侮辱失節的女性，男人也可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愉快。”<small>（朱建軍語）</small>梅蘭竹菊這四個節操的象征物，也越來越多的被男人用做女性的名字。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 第二節平民社會的崛起
在宋代以前，雖然中國人經常抱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事實是確實貴族“有種”。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場立功，一個人很難突破玻璃天花板，從底層社會爬到上層社會。而到了宋代，這一切變了。下層社會中的人也可以通過個人奮鬥，在短時期內改變自己的命運，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層，“驟得富貴”。
除了從武勇變得文弱，宋以前的中國和宋以後的中國還有另一個不同，那就是從“貴族一士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
在宋代以前，貴賤之分嚴明，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底層百姓也永遠安於被剝削的命運。而從宋代開始，這一定勢被打破了。“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富家大族的傳遞變得極為困難，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富不過三代”“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這種情況下，階層之間不再有明顯界限。鄭樵說：“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下層文化和上層文化開始融合，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境界。
這一切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是從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戰亂，使得整個社會天翻地覆，那些從漢代傳到唐代的相沿幾百年的世家大族在這個空前的亂世中，終於被毀滅了。特別是五代的極度混亂，如同一個炒鍋一樣，將社會各個階層顛簸出原來的軌道，上下顛倒，貧富易位。無數個積累了幾百年建起的藏書樓被一把火燒掉，相守了無數世代的大家族分崩離析，原來養尊處優的士族們或死或逃或成為乞丐奴仆，士族階層連同他們創造的士族文化在整體上被毀滅了，社會成了一鍋原子粥。
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舉製的成熟。
隋煬帝創建進士科，標誌著門閥士族製度的瓦解。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科舉發明於隋，實行於唐，但科舉在隋唐兩代都沒能成為入仕的最主要途徑。隋唐為了保證當朝權貴和高官子弟的特權而創立了門蔭製度，就是說高官和貴族及五品以上官員子孫，都可以根據他們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階。況且隋唐兩代教育並不普及，隻有上層社會才能獲得較好的教育環境，因此中舉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還是一個半世襲的士族社會。
而到了宋代，科舉製才真正成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們的製度設計，是使全社會通過文字而不是刀槍進行競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將其他功名利祿之途關閉，隻留下科舉這一扇門。趙匡胤和他的弟弟對科舉製度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他們不僅廢除了唐代由當朝顯貴公薦舉人的慣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舉考試的門第限製，讓所有人都能走進考場。在宋代，隻要不是殘疾之人，皆可應舉，甚至以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對於那些拿不起路費的窮人家孩子，國家還給他們應試補貼，“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公家”。<small>（《燕翼貽謀錄》卷一）</small>因此宋代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宋代政府是一個權力開放型的政府，每個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過筆頭子為自己博取一個官位。
在唐代稱一時名宰者二十三人中，絕大多數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趙普等四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隻有三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為進士或製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歡象征貴族的牡丹，而是欣賞起代表平民的樸實的棗花。王溥的《詠牡丹》詩，辭句淺白而寓意鮮明：“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鬥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曆史學家大多承認，從唐到宋，是中國曆史的一次極為重要的轉折，其重要程度，可以與從戰國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卻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後門第傳統之遺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孫國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說：唐代以名族貴胄為政治、社會之中堅；五代以由軍校出身之寒人為中堅；北宋則以由科舉上進之寒人為中堅。所以唐宋之際，實貴胄與寒人之一轉換過程，亦階級消融之一過程。深言之，實社會組織之一轉換過程也。
平民社會在政治結構上的主要特點，是皇權獨尊。到了宋代，政治權力全歸天子所有，不再有可與政府相抗衡的龐大家族，君主獨裁統治正式開始。因為不再有貴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趙匡胤才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傳統政治製度進行大幅度的修改，以進一步強化皇權。北宋皇權之重導致了中唐之後難得的政治穩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貴族與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權臣、外戚、宦官的威脅。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後掌權的情況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平民社會的另一個特點，是更多的智力資源被激活，社會變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發出來的活力是以前的時代不可比擬的。科舉變成了選拔人才的獨木橋，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讀書。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神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宋朝的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大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礎、安定的環境、優厚的待遇，使宋代成為一個文化異常發達的文質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學家宋濂說：“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small>（《太史蘇平仲文集序》）</small>“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詩》的作者近萬人，是《全唐詩》的四倍。宋詞更是宋代文學最輝煌的代表，蘇軾、辛棄疾、薑夔等詞人成為後世不可能超越的頂峰。宋代的哲學、繪畫、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
宋代文化與以前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從俗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營養，中國文化頭一次出現大眾化和世俗化傾向。隨著科舉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上層文化擴展到全社會，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為彬彬有禮，連市井小販說起話來，都帶著幾絲文縐縐。與此同時，隨著底層成員通過科舉不斷湧入上層社會，富於生活氣息的底層文化與高雅的上層文化也開始大麵積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國文學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進行創作，宋代則開了以口語化的民間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先河。小說、評書、戲劇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發展。宋代雅文化從俗文化中獲得大量靈感。比如蘇東坡就非常善於運用街談市語：“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市民文化的活潑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經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層文化富於生活性、感染力。宋代書法從以前莊嚴刻板的碑書變為更自然灑脫的帖書，士大夫繪畫首次出現了百姓的貨攤、城中的店鋪、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貨郎擔圖》、王居正的《紡車圖》以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宋詞更是將士大夫語言和民間語言融合起來，柳永等人的詞受到上下層社會的共同歡迎，以致“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如果有人問我中國哪個朝代最適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適合普通人的文化娛樂。在瓦市勾欄中聽評書，看雜技，在州橋夜市煎茶鬥漿，在相國寺內品果博魚……以今天中國人的文化水平欣賞漢唐大賦之類的貴族文化無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種種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許多學者都說，宋朝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比唐代還偉大。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small>（《金明館叢稿二編》）</small>李約瑟博士說，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small>（《中國科學技術史》）</small>確實，從許多數字指標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來的宋代，許多方麵遠遠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國人口最多時才五千多萬，而宋朝人口超過一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藥出現在宋朝。有學者認為宋仁宗時期，宋王朝的gdp占當時全世界gdp的65%。綜合各個角度，宋朝在曆代王朝中確實是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榮鼎盛朝代。
當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是統治者的開明。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說，“君主在中世雖然居於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麵對全體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在平民社會，君主的個人價值取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影響更為直接。
雖然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腦筋動到極致，但是趙匡胤在後人的印象中並不是一個自私、冷酷的人。事實上，“開明專製者”這個詞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適合不過了。他的審時度勢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曆代皇帝當中除唐太宗外無人能及。
在抑武的同時，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將，那麽就必須依靠文臣。雖然對文臣不忘防範，但是與對武將的恐懼和厭惡比起來，趙匡胤對文人們的提防心卻小得多。在與宰相趙普的一次談話中，趙匡胤曾這樣說：“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於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曆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宋人在懷念趙匡胤時，最常提到的是他對文臣特別優禮：“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宋太宗進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確保他們都能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並使“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北宋帝王與大臣的一條不成文約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處分，也不過是貶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經總結說：“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small>（《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戊申）</small>宋代文人則說：“待士大夫有禮，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small>（《貴耳集》卷2）</small>在經曆了百年武人的摧殘和壓製後，到了宋代，士人們終於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們在士大夫麵前一直保持著謙遜的傳統。有一次，名臣程顥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才問題。宋神宗說，現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見也”。程顥一聽大不高興，當場指責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您怎麽敢這麽輕視天下讀書人？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small>（《河南程氏外書》卷）</small>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學問時，則明確承認：“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small>（《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酉）</small>這既說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說明他在文臣麵前刻意采取低姿態。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麵前的地位，通過這樣幾個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於理有違，竟當著使者的麵，把皇帝手詔燒掉了，並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small>（《宋史》卷282《李沆傳》）</small>
北宋名臣韓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時，曾經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麵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small>（《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63，熙寧八年閏四月己酉）</small>儼然以皇帝的恩人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在場的大臣，居然都不認為這是跋扈之舉。
在這種尊重文臣的氛圍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議製度，即集體決策製，就是遇到重大問題，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量解決，皇帝雖然手握全權，並不幹綱獨斷。所謂“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small>（《卻掃編》卷中）</small>有的決策，朝廷甚至會邀請平民參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聽政會。比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small>（《宋史》卷267《陳恕傳》）</small>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small>（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5，熙寧四年七月丁酉）</small>
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顯。北宋士大夫所表現出的責任感在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
在權力體係中占據如此巨大的優勢，使得士大夫群體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王安石詩中豪邁地宣稱：“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雲有種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係在一起。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正是士大夫這種責任意識的真實寫照。王禹偁詩雲：“男兒得誌升青雲，須教利澤施於民。”<small>（《對酒吟》）</small>在國步艱厄之時，陸遊說：“位卑未敢忘憂國。”<small>（《病起書懷》）</small>他們對國家和民族，也確實盡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這一保障和“與皇帝共天下”的責任感，宋代大臣的膽子都相當大，在皇帝麵前敢於直言。建隆元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後苑彈雀，一位官員稱有急事求見。趙匡胤急忙跑出來接見，卻發現所奏不過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興，說，你這根本不是什麽急事，卻害得我停止彈雀跑出來一趟。那位官員說：“臣以為尚亟於彈雀！”武人出身的趙匡胤勃然大怒，順手抄起一家夥事兒砸在大臣嘴上，打落兩顆牙齒。那位大臣拾起牙齒，裝入懷中。趙匡胤罵道：“汝懷齒，欲訟我乎？”你還想告我嗎？大臣不急不忙地說：“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趙匡胤一聽馬上冷靜下來，立即換了副笑臉，給這位大臣賠了不是，並且賜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時期，進諫之風更熾，有一個小小的縣尉竟然上疏，說皇帝的後妃太多了，應該減少點。皇帝聽了，感覺自己很委屈，他對大臣說：“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就是說，加上掃地的做飯的，我後宮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減少，人手就不夠用了。地方小官，對宮內情況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處理此官，太宗卻說：“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時，因為國家救災不力，田錫曾這樣批評皇帝：“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宋真宗並不以為冒犯，反而聽取他的建議。漳州通判王邁更為離譜，居然敢對著宋理宗破口大罵他老爹宋寧宗：“天與寧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話說到這個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腦袋，在宋朝卻安然無恙。王伯大則幹脆直接罵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論居然也沒有受到嚴厲處理。宋高宗時，更有監察禦史方庭實對皇帝宣傳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沒能拿他怎麽樣。這種“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種政治傳統。
宋代皇帝的理性，還表現在社會管理特別是輿論管製的寬鬆上。
宋代的讀書人言論自由度很大，可以隨便批評時政。比如鄆州“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沒事聚在一起批評官府、談論政治是鄆州讀書人的最大愛好，有人甚至敢於當麵給官員起外號，也從來沒有人被跨省、被“誹謗罪”。
宋真宗時，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也就是說，有一個叫王行的讀書人，在路上指著宰相大罵：“老百姓都過不下去了，你還領這麽高工資，你好意思嗎？”拿著書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腦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卻說，他說的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時，四川有一個老秀才怎麽也考不中進士，一著急居然獻詩給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據，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將其逮捕上報，宋仁宗看來卻隻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厘事務，處於遠小郡。”既然你那麽想當官，就給你個官當當吧。結果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慚恧而死”。
宋代社會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文藝界經常上演諷刺現實的劇目。比如“參軍戲”就專門諷刺“齷齪無能”“昏不任驅策”的庸官，以及“誅求刻剝，猥跡萬狀”的貪官。朝廷對此沒有限製，既然老百姓愛看，就可以隨便演。甚至宮廷內專門給皇帝演出的戲班也編了不少諷刺現實、拿宰相開涮的小品。王安石變法之時，著名的小品演員丁仙編了小品，專門諷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製適一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乃便作為嘲諢，肆其誚難，輒有為人笑傳。”剛強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氣，“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結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進自己弟弟的王府保護起來。宋高宗時，有人編了一個諷刺秦檜走後門讓兒子成狀元的節目，“四座不敢領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秦檜也無可奈何。宋徽宗看戲時，戲子在戲中公然批評朝廷政策乖張，“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宋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
宋代人還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宋代是印刷術迅速發展的時期，宋人出書，可不需要什麽書號。明人胡應麟曾言：“雕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隻要有財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書籍。宋代還出現了報紙，專門報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辦的報紙：“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此外還有許多民間的小報，稱作《新聞》：“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南宋時，小報已經成了最迅速的消息來源：“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都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說，小報登的是誰誰被召入宮中，誰誰被罷了官。朝中公文還沒下發，小報就已經先注銷來了。當然，有一些消息缺乏準確性，“其說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見宋代也沒有新聞審查製度。小報因為需要量大，發展極快，甚至有了自己的傳播係統和專業“報料人”“記者”：“近年有所謂小報者……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複辨也。”由於消息新奇快捷，發行麵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大賺其錢，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產業。
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隻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幹涉。所以，宋代人享有的各項基本人權，是後世許多時期無法比擬的。《曆史研究》的作者，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