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代的國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個字就是“流氓氣”。
明代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呈現出“流氓”麵貌。
首先是皇帝們。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這是盡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歡的肖子朱棣，表麵上慷慨仁慈，處處以唐太宗為法，骨子裏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正史記載，當大臣匯報說他的政敵的女兒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奸。年小的都懷身，春節除<small>（夕）</small>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時，朱棣哈哈大笑，說道：“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樹！”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愛讀書，不認識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幾年間，曾收有100餘流氓做義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鬮比酒，自己輸了卻不認賬。在揚州城到處追逐處女和寡婦，在清江浦把自己釣的魚賣給臣下，要價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幾乎破產……
他的繼承者明世宗則是性變態，公開命大臣們進獻春藥，有時一天臨幸多達數十人。他派人到民間強搶了一千零八十個八歲至十四歲的幼女，來煉製“元性純紅丹”。為了采得足夠的煉丹原料，他強迫宮女們服食催經下血的藥物，許多人因失血過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們再來看王公貴族。朱元璋的兒子們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晉王，威逼民間子女入宮，不中意者打死燒成灰送出宮外；將七至十歲的幼男閹割150多名，傷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送到府內，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說了，到晚年頭發花白了，還帶著幾個肖子，窄衣禿帽，遊行市中，袖錘斧殺傷人，幹些犯法害理的勾當”。末子伊王“封在洛陽，年少失教，喜歡使棒弄刀，不肯呆在宮裏，成天挾彈露劍，怒馬馳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親自斫擊，毫無顧忌。又喜歡把平民男女剝光，看人家的窘樣子，高興發笑。”<small>（吳晗《朱元璋傳》）</small>
到明代中後期，朱氏後人這種流氓氣愈演愈烈。伊王傳了六代到了六世孫朱典模時，有一次忽然把洛陽城門關閉，派人在城中大搶民女。共搶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樂，其餘的則叫其家人用銀子來贖。代王朱桂的後代也紹承家風。他的孫子輔國將軍朱仕則，強占寺廟財產，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裏，巡按禦史因此上疏參了他一本。朱仕則聞聽此事，懷裏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禦史衙門，要求禦史為他平反。禦史不準，他從懷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禦史懷裏，然後一個“撞羊頭”把禦史老爺撞個倒仰，把這位禦史老爺弄得狼狽不堪，無法招架。最後還是衙門裏人多，連推帶勸，總算把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勳戚貴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為。貴族階層流行的發財方式，是收養大批黑社會成員，把持行市，霸占渡口，強行收稅。翊國公郭勳即以黑吃黑而聞名史冊。甚至孔聖人的後代，曆代衍聖公中，也出現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緒貪淫暴虐，奸淫樂婦四十餘人，還無故勒殺一人……
看了以上數例，你也許會說皇帝王公們荒淫貪婪，曆代皆然，明代不過是特別突出罷了。那麽以下現象，則是曆朝曆代很少出現的風景，那就是連官員階層、和尚道士以及知識分子，也呈現出流氓化麵貌。
我們先來看官員。
明代正統以後，從朝廷首輔到普通官員，爭相向皇帝獻房中術以邀寵，成為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道奇景。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種房事秘方、炮製各式房中藥的風氣流行於官場之中。甚至一代名將胡宗憲因貪汙被指控後，也不得不“獻秘術十四，帝大悅”。<small>（《明史》卷二百五《胡宗憲傳》）</small>
中國曆史上雖然屢有太監之禍，但士大夫們總還保持著表麵上的尊嚴，不至於在太監麵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賢時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資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識一個的魏忠賢腳下。進士翰林出身的顧秉謙以內閣首腦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叩首說：“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須兒，故令稚子認孫。”挽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幹兒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更有高明的辦法，他因為有一個婢女是魏忠賢的本家，於是“加於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魏忠賢“閹黨”成員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飽讀四書五經，這些人居然都各有諢號，其形式如同一個黑社會團體：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再來看僧道集團。明代的和尚道士們結交衙門、吃酒賭錢、靠詐騙為生，形成了一股風氣。有打油詩說：“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嘉靖年間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長生之術為名，騙取皇帝的無數金銀，師徒之間因為分贓等原因相互揭發，甚至殺死對方的家人<small>（《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傳》，同卷《段朝用傳》）</small>。龍虎山張真人張元吉，經常強奪民間婦女，詐取百姓財物。一有小忿，張真人就“指以偽造符錄，棰之至死”，前後殺死四十餘人……
明代士人的無賴化更是普遍。管誌道評論說，秀才們“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卻為不肖者所累矣”。所謂藍袍大王，是因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訟癖”，而所訟者均無中生有，隻不過是敲詐錢財而起。秀才們“尊訪行為父母，結衙蠹為前輩”，結為一體，“終年以訟為療貧之藥”。秀才們流氓化傾向如此嚴重，以致明代一則笑話說：凡市井之人相爭鬥，則曰，我雇秀才打汝！<small>（以上參考陳寶良《中國流氓史》）</small>
至於底層政權，其流氓化程度當然更深。明代小說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門慶，就是底層社會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雖然不過是破落商人之後，又“不甚讀書”，但因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開：“因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們浸潤，所以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他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變成金吾副千戶。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寫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體辦事人員也大多是流氓。基層衙門吏胥的流氓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靠吃衙門飯謀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禪真逸史》第六回：“老嫗有一兄弟，是本縣罷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張好口，能言善辯；第二件，一幅呆膽，不怕生死；第三件，兩隻鐵腿，不懼竹片。是衙門人取他一個諢名，叫做曾三絕……”
明代社會流氓化的根子，當然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
流氓這一生存方式雖然令人不齒，然而一旦出現，即在社會中迅速蔓延，蓋因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因為不擇手段，它的身段異常柔軟油滑。因為敢於潑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懾力非常強大。因為肮髒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動退避，將生存空間讓給它。它又因為狡詐機變，時刻可以披上“義氣、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變色龍一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環境……
流氓這個物種出現之後，很快就獲得了生存優勢。流氓手段成為追逐權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後的曆代開國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者之外，幾乎都有著或濃或淡的流氓氣：漢高祖早年就是一個小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small>（高祖）</small>從小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席小販，沒什麽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為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為業。為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為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裏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謬“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遊民，其父流浪於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後才漸漸發跡。
而朱元璋則是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貧，又做過遊方和尚，在社會上遊蕩過三年。晚年他曾頗為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曆事亦熟”，“人之情偽，亦頗知之”。<small>（1959年，毛澤東談論劉邦的成功時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small>三年的流浪生活毀滅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他的生命哲學。在個人奮鬥和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現出他的流氓意識。
還從來沒有哪個王朝，在開國之初的製度設計中，將自己的自私表現得如此不加遮掩。開國之初，百姓貧困，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詔書中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麽說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裏，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計數的財富，可以由他任意處置。朱元璋製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及豬羊牢牢關在裏麵，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曆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複，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製。他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麽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否則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麽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國人民都植物化，隻產出果實供他享用。不過這畢竟隻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需要四處走動。因此朱元璋又創立了中國曆史上最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在大明王朝，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隻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如果你因為天災人禍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鄉了，那麽“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裏，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實實在原地居住，從事原來的職業”。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麽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做“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裏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尤其重視對知識分子大腦的控製。他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這就杜絕了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唐太宗通過科舉製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限製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不過在唐宋兩代，科舉製畢竟還發揮了許多正麵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將科舉變成了一種災難。他規定應試者隻能寫八股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明清兩代的讀書人因此隻能“以摘經擬題為誌，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鑽，餘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國措施的第二個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覬覦他的權力。
為了便於管理，防止豪門巨戶的出現威脅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之內，朱元璋屢興大獄，以種種借口，把全國的幾萬戶豪門大戶殺得所剩無幾。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戶部向他報告，全國有七百畝以上土地的僅剩下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並且把其詳細名單送呈這位多疑的皇帝禦覽。朱元璋鬆了一口氣。
相對於富戶，那些開國元勳的威脅當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統治後期，他精心策劃了數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當時上層社會幾乎所有智商比較高、權力比較大的人。他們之所以頭顱落地，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才智對朱元璋的家業穩固構成威脅。他殺人不眨眼，“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侯大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的殺，一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為了鞏固權力，他對什麽人都下得了手，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是開國元勳，被殺時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口被殺。由於需要殺的人太多，他也懶得編造像樣的借口，後來就一律說他們“串通”“謀反”。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國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大搞特務治國。因為出身卑賤又防範心重，朱元璋對治下的臣民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對臣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現出一種病態的關注。為了滿足這種病態心理，朱元璋在中國曆史上首創了類似秘密警察的特務組織——“錦衣衛”，用他們來監視全國臣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錦衣衛“檢校”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麵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人人懼怕，朱元璋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small>（《國初事跡》）</small>。
朱元璋生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因此特別喜歡偵察臣下的私生活，“<small>（宋濂）</small>嚐與客飲，帝密遣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嚐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張像，第二天“患者”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麽生氣。
朱元璋的子孫們更繼承太祖遺風，將國家恐怖主義推展到極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後，對“錦衣衛”一家獨大還不放心，又設了“東廠”來與錦衣衛互相監督，後來又有“西廠”“內行廠”等陸續成立，以特務監視特務，讓特務相互競爭。明朝皇帝治國，大都不把法律當回事，也就是說對自己建立的“明規則”並不尊重，而是隨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黑社會式的治理方式。為了滿足皇帝們的窺探心理，特務們刺探的範圍無所不包，甚至一些張家長李家短，柴米油鹽之類的俗事也要匯報給皇上，在宮中當作笑話流傳。皇帝甚至派特務假冒仆役到大臣身邊充當臥底，有時長達十幾年之久。明末許多筆記小說都記載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員，身邊有個多年隨侍的仆人，極受信任。一日，這仆人突然來辭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是東廠的探子，多年來一直負責監視主人的一切行動，由於主人長期以來行為端正，東廠當局認為無須再加以監視，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務。主人得知這些情況，嚇出了一身冷汗。
中國曆代王朝的運轉，總要套上一件文質彬彬的外衣，隻有明代的皇帝們撕掉了這層外衣，赤裸裸表現出對他人的防範和賤視。從某個角度來說，明朝是一個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規則運轉的流氓社會，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國，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流氓與權力的高度結合。明代的特務機關所用的人都是從各個角落搜羅來的流氓。因為皇帝對他們的高度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秘密警察特權幾乎不受限製，因此他們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權，把辦案當成發財捷徑，為非作歹，敲詐百姓。他們經常無中生有，憑空陷害那些富戶，如果不給他們足夠的賄賂，就將他們抓起來羅織罪名。有時有些素質特別低下的特務幹脆直接闖到富裕人家索要錢物，要是不給，就立刻把戶主拷打一番，然後將其全家甚至鄰居家擄掠一空。也就是說，明代特務機關簡直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強盜組織。這樣的組織對於流氓惡棍當然極具吸引力，於是“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聚集在廠衛的周圍。
流氓們的大量湧入使這些特務機關呈現出明顯的黑社會麵貌。明代東廠西廠錦衣衛內部，廣泛地使用黑話“切口”：他們把到各處打聽臣民隱私、搜集情報稱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線索，特務因此要給地痞流氓一定報酬，這叫“買起數”。特務尋找無人之處私設審訊室審訊叫作“打樁”，用酷刑勒索錢財，叫做“幹酢酒”或是“搬罾兒”，暗地裏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務組織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臨時事務中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會財物，也允許太監們任用流氓。比如萬曆皇帝通過太監網羅地方黑惡勢力，充當稅監，指使他們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這些“稅監”在各地到處“暴力執法”，收取“保護費”，而萬曆皇帝則成了這個黑社會組織的“老大”和保護傘。
貢斯當敘述專製權力如何摧殘社會道德時說道：<small>（專橫的權力）</small>毀滅道德，因為缺乏安全感就不會有道德。……德·彼夫說，在受到瘟疫襲擊的城鎮中，道德會出現突然的墮落：垂死的人掠奪垂死的人。專橫權力對道德的影響，就像瘟疫對人的影響。每個人都會拋棄同命相連的受難夥伴。每個人都會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生活中的契約。
明代特殊的製度設計和統治作風對民族性格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通過強硬而殘暴的政策，朱元璋把傳統文化中的負麵因素放大到影響整個國家的性格。他的強橫殘暴，使中國民族的整體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軟化，他將社會個體的自主性摧毀殆盡，人們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識更被掃除一空，奴性從明代開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樣長得更加茂盛。
雖然在朱元璋活著的時候，用駭人聽聞的嚴刑峻法壓製住了官僚係統的腐敗傾向，但一旦這種超常的高壓消失，腐敗必然報複性反彈，因為官僚體係已經喪失了道德支撐。用學者王毅的話說，明朝中後期官僚體係的日益墮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場中成為主流文化，具有了“國家行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買官、黨同伐異，欺詐算計、營私舞弊，已經成了整部國家機器體內最為熱衷的興奮點，行賄受賄成了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人們對官員貪汙並不痛恨，隻要你真的能為別人辦事。嘉靖時兩廣提督殷正茂“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但舉朝上下竟然都給他很高的評價，說他雖然“收錢”，但是也“辦事”：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small>（殷）</small>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small>（高）</small>拱為善用人。”<small>（《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傳》）</small>
隨著社會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從中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層百姓們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隻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隻要舍得敢於並善於用金錢去砸，一切事都可以辦成。流氓文化已經浸入晚明社會的空氣和水，誰都離不開它。“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見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要錢沒有，要命一條”“虱多不癢，債多不愁”……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俗語裏，大多數都是在明代流行開來的。
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明代人以善於製造假銀子聞名。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曆代，登峰造極。據史料記載，明代人在白銀內添加或包藏鉛、汞、銅、鐵等金屬；細絲製假，有“以手搖動而成絲”“以鐵錐畫絲”“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絲”“以濕紙吸以成絲”等方法；調節劑有硝、白信石<small>（砒霜）</small>、鹽、硼砂等材料；製作有傾煎、炒、煮、洗、擦、燒、嵌、焊、鋏、鋾等工藝。至於造出的假銀名稱更數不勝數了：銀錠有搖絲、畫絲、吹絲、吸絲、茶花、鼎銀、吊銅、鐵碎鐯、包銷銀、鈔仔銀、漂白鐯等等；餅銀也有九成餅、八成餅、七成餅、六成餅、梅白餅、鹽燒餅、白鹽燒、三鋏餅、車殼、倒茅餅等等，《杜騙新書》作者張應俞說“非言語筆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偽銀”的為害之烈。《明英宗實錄·卷一百三十九》就有這樣記載：“京城內外，有造諸色偽銀以紿人者，貧民被紿，往往窘忿致死。”《明憲宗實錄·卷二百一十》所收錄的戶部奏疏中更具體談到當時北京“偽銀盛行”的嚴重情形：“行使假銀，民間大害，而莫如近年為甚。蓋昔之假銀不辨，今則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則多有之矣。昔猶潛蹤滅跡，今則肆無忌矣。甚至投靠勢豪，廣開兌店，地方不敢舉，官府不能禁，此萬姓之所切齒也。”
賣假藥在明代社會上也十分普遍。陳鐸在《折桂令·生藥鋪》中寫道：“助醫人門麵開張，雜類鋪排，上品收藏。高價空青，值錢片腦，罕見牛黃。等盤上不依斤兩，紙包中那管炎涼。病至危亡，加倍還償。以假充真，有藥無方。”
當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還是偽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華說：“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紈子弟翕然成風，不吝金帛懸購，而猾賈市丁，任意穿鑿，鑿空淩虛，幾於說夢。昔人所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直可笑也。”
明中葉之後，江南地區還出現了專門偽造曆史、胡編家譜的所謂“作家”。有個叫袁鉉的人，“績學多藏書”，為了發財，他在蘇州專門給人編族譜，“研究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曆代封諡誥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贗作者”。
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人剛開始與中國人接觸的時候，驚訝於中國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鳩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雖然貿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信實的感情，但它卻從未激起中國人的信實。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在拉棲代孟，偷竊是準許的；在中國，欺騙是準許的。
二十世紀初，少年胡適到上海求學。在新式學堂中，他的曆史課本是美國著名作家霍桑著的《世界通史》。他發現，厚厚的一本書中，隻有後麵的兩頁介紹中國，而這兩頁中，關於中國人的習俗，霍桑是這樣寫的：中國人都是騙子，嗜於行騙……
明代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呈現出“流氓”麵貌。
首先是皇帝們。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這是盡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歡的肖子朱棣，表麵上慷慨仁慈，處處以唐太宗為法，骨子裏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正史記載，當大臣匯報說他的政敵的女兒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奸。年小的都懷身，春節除<small>（夕）</small>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時，朱棣哈哈大笑，說道：“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樹！”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愛讀書，不認識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幾年間，曾收有100餘流氓做義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鬮比酒，自己輸了卻不認賬。在揚州城到處追逐處女和寡婦，在清江浦把自己釣的魚賣給臣下，要價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幾乎破產……
他的繼承者明世宗則是性變態，公開命大臣們進獻春藥，有時一天臨幸多達數十人。他派人到民間強搶了一千零八十個八歲至十四歲的幼女，來煉製“元性純紅丹”。為了采得足夠的煉丹原料，他強迫宮女們服食催經下血的藥物，許多人因失血過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們再來看王公貴族。朱元璋的兒子們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晉王，威逼民間子女入宮，不中意者打死燒成灰送出宮外；將七至十歲的幼男閹割150多名，傷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送到府內，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說了，到晚年頭發花白了，還帶著幾個肖子，窄衣禿帽，遊行市中，袖錘斧殺傷人，幹些犯法害理的勾當”。末子伊王“封在洛陽，年少失教，喜歡使棒弄刀，不肯呆在宮裏，成天挾彈露劍，怒馬馳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親自斫擊，毫無顧忌。又喜歡把平民男女剝光，看人家的窘樣子，高興發笑。”<small>（吳晗《朱元璋傳》）</small>
到明代中後期，朱氏後人這種流氓氣愈演愈烈。伊王傳了六代到了六世孫朱典模時，有一次忽然把洛陽城門關閉，派人在城中大搶民女。共搶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樂，其餘的則叫其家人用銀子來贖。代王朱桂的後代也紹承家風。他的孫子輔國將軍朱仕則，強占寺廟財產，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裏，巡按禦史因此上疏參了他一本。朱仕則聞聽此事，懷裏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禦史衙門，要求禦史為他平反。禦史不準，他從懷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禦史懷裏，然後一個“撞羊頭”把禦史老爺撞個倒仰，把這位禦史老爺弄得狼狽不堪，無法招架。最後還是衙門裏人多，連推帶勸，總算把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勳戚貴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為。貴族階層流行的發財方式，是收養大批黑社會成員，把持行市，霸占渡口，強行收稅。翊國公郭勳即以黑吃黑而聞名史冊。甚至孔聖人的後代，曆代衍聖公中，也出現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緒貪淫暴虐，奸淫樂婦四十餘人，還無故勒殺一人……
看了以上數例，你也許會說皇帝王公們荒淫貪婪，曆代皆然，明代不過是特別突出罷了。那麽以下現象，則是曆朝曆代很少出現的風景，那就是連官員階層、和尚道士以及知識分子，也呈現出流氓化麵貌。
我們先來看官員。
明代正統以後，從朝廷首輔到普通官員，爭相向皇帝獻房中術以邀寵，成為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道奇景。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種房事秘方、炮製各式房中藥的風氣流行於官場之中。甚至一代名將胡宗憲因貪汙被指控後，也不得不“獻秘術十四，帝大悅”。<small>（《明史》卷二百五《胡宗憲傳》）</small>
中國曆史上雖然屢有太監之禍，但士大夫們總還保持著表麵上的尊嚴，不至於在太監麵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賢時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資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識一個的魏忠賢腳下。進士翰林出身的顧秉謙以內閣首腦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叩首說：“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須兒，故令稚子認孫。”挽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幹兒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更有高明的辦法，他因為有一個婢女是魏忠賢的本家，於是“加於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魏忠賢“閹黨”成員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飽讀四書五經，這些人居然都各有諢號，其形式如同一個黑社會團體：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再來看僧道集團。明代的和尚道士們結交衙門、吃酒賭錢、靠詐騙為生，形成了一股風氣。有打油詩說：“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嘉靖年間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長生之術為名，騙取皇帝的無數金銀，師徒之間因為分贓等原因相互揭發，甚至殺死對方的家人<small>（《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傳》，同卷《段朝用傳》）</small>。龍虎山張真人張元吉，經常強奪民間婦女，詐取百姓財物。一有小忿，張真人就“指以偽造符錄，棰之至死”，前後殺死四十餘人……
明代士人的無賴化更是普遍。管誌道評論說，秀才們“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卻為不肖者所累矣”。所謂藍袍大王，是因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訟癖”，而所訟者均無中生有，隻不過是敲詐錢財而起。秀才們“尊訪行為父母，結衙蠹為前輩”，結為一體，“終年以訟為療貧之藥”。秀才們流氓化傾向如此嚴重，以致明代一則笑話說：凡市井之人相爭鬥，則曰，我雇秀才打汝！<small>（以上參考陳寶良《中國流氓史》）</small>
至於底層政權，其流氓化程度當然更深。明代小說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門慶，就是底層社會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雖然不過是破落商人之後，又“不甚讀書”，但因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開：“因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們浸潤，所以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他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變成金吾副千戶。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寫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體辦事人員也大多是流氓。基層衙門吏胥的流氓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靠吃衙門飯謀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禪真逸史》第六回：“老嫗有一兄弟，是本縣罷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張好口，能言善辯；第二件，一幅呆膽，不怕生死；第三件，兩隻鐵腿，不懼竹片。是衙門人取他一個諢名，叫做曾三絕……”
明代社會流氓化的根子，當然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
流氓這一生存方式雖然令人不齒，然而一旦出現，即在社會中迅速蔓延，蓋因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因為不擇手段，它的身段異常柔軟油滑。因為敢於潑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懾力非常強大。因為肮髒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動退避，將生存空間讓給它。它又因為狡詐機變，時刻可以披上“義氣、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變色龍一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環境……
流氓這個物種出現之後，很快就獲得了生存優勢。流氓手段成為追逐權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後的曆代開國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者之外，幾乎都有著或濃或淡的流氓氣：漢高祖早年就是一個小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small>（高祖）</small>從小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席小販，沒什麽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為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為業。為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為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裏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謬“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遊民，其父流浪於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後才漸漸發跡。
而朱元璋則是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貧，又做過遊方和尚，在社會上遊蕩過三年。晚年他曾頗為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曆事亦熟”，“人之情偽，亦頗知之”。<small>（1959年，毛澤東談論劉邦的成功時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small>三年的流浪生活毀滅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他的生命哲學。在個人奮鬥和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現出他的流氓意識。
還從來沒有哪個王朝，在開國之初的製度設計中，將自己的自私表現得如此不加遮掩。開國之初，百姓貧困，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詔書中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麽說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裏，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計數的財富，可以由他任意處置。朱元璋製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及豬羊牢牢關在裏麵，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曆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複，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製。他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麽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否則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麽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國人民都植物化，隻產出果實供他享用。不過這畢竟隻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需要四處走動。因此朱元璋又創立了中國曆史上最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在大明王朝，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隻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如果你因為天災人禍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鄉了，那麽“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裏，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實實在原地居住，從事原來的職業”。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麽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做“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裏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尤其重視對知識分子大腦的控製。他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這就杜絕了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唐太宗通過科舉製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限製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不過在唐宋兩代，科舉製畢竟還發揮了許多正麵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將科舉變成了一種災難。他規定應試者隻能寫八股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明清兩代的讀書人因此隻能“以摘經擬題為誌，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鑽，餘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國措施的第二個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覬覦他的權力。
為了便於管理，防止豪門巨戶的出現威脅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之內，朱元璋屢興大獄，以種種借口，把全國的幾萬戶豪門大戶殺得所剩無幾。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戶部向他報告，全國有七百畝以上土地的僅剩下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並且把其詳細名單送呈這位多疑的皇帝禦覽。朱元璋鬆了一口氣。
相對於富戶，那些開國元勳的威脅當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統治後期，他精心策劃了數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當時上層社會幾乎所有智商比較高、權力比較大的人。他們之所以頭顱落地，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才智對朱元璋的家業穩固構成威脅。他殺人不眨眼，“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侯大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的殺，一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為了鞏固權力，他對什麽人都下得了手，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是開國元勳，被殺時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口被殺。由於需要殺的人太多，他也懶得編造像樣的借口，後來就一律說他們“串通”“謀反”。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國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大搞特務治國。因為出身卑賤又防範心重，朱元璋對治下的臣民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對臣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現出一種病態的關注。為了滿足這種病態心理，朱元璋在中國曆史上首創了類似秘密警察的特務組織——“錦衣衛”，用他們來監視全國臣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錦衣衛“檢校”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麵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人人懼怕，朱元璋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small>（《國初事跡》）</small>。
朱元璋生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因此特別喜歡偵察臣下的私生活，“<small>（宋濂）</small>嚐與客飲，帝密遣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嚐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張像，第二天“患者”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麽生氣。
朱元璋的子孫們更繼承太祖遺風，將國家恐怖主義推展到極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後，對“錦衣衛”一家獨大還不放心，又設了“東廠”來與錦衣衛互相監督，後來又有“西廠”“內行廠”等陸續成立，以特務監視特務，讓特務相互競爭。明朝皇帝治國，大都不把法律當回事，也就是說對自己建立的“明規則”並不尊重，而是隨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黑社會式的治理方式。為了滿足皇帝們的窺探心理，特務們刺探的範圍無所不包，甚至一些張家長李家短，柴米油鹽之類的俗事也要匯報給皇上，在宮中當作笑話流傳。皇帝甚至派特務假冒仆役到大臣身邊充當臥底，有時長達十幾年之久。明末許多筆記小說都記載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員，身邊有個多年隨侍的仆人，極受信任。一日，這仆人突然來辭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是東廠的探子，多年來一直負責監視主人的一切行動，由於主人長期以來行為端正，東廠當局認為無須再加以監視，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務。主人得知這些情況，嚇出了一身冷汗。
中國曆代王朝的運轉，總要套上一件文質彬彬的外衣，隻有明代的皇帝們撕掉了這層外衣，赤裸裸表現出對他人的防範和賤視。從某個角度來說，明朝是一個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規則運轉的流氓社會，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國，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流氓與權力的高度結合。明代的特務機關所用的人都是從各個角落搜羅來的流氓。因為皇帝對他們的高度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秘密警察特權幾乎不受限製，因此他們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權，把辦案當成發財捷徑，為非作歹，敲詐百姓。他們經常無中生有，憑空陷害那些富戶，如果不給他們足夠的賄賂，就將他們抓起來羅織罪名。有時有些素質特別低下的特務幹脆直接闖到富裕人家索要錢物，要是不給，就立刻把戶主拷打一番，然後將其全家甚至鄰居家擄掠一空。也就是說，明代特務機關簡直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強盜組織。這樣的組織對於流氓惡棍當然極具吸引力，於是“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聚集在廠衛的周圍。
流氓們的大量湧入使這些特務機關呈現出明顯的黑社會麵貌。明代東廠西廠錦衣衛內部，廣泛地使用黑話“切口”：他們把到各處打聽臣民隱私、搜集情報稱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線索，特務因此要給地痞流氓一定報酬，這叫“買起數”。特務尋找無人之處私設審訊室審訊叫作“打樁”，用酷刑勒索錢財，叫做“幹酢酒”或是“搬罾兒”，暗地裏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務組織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臨時事務中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會財物，也允許太監們任用流氓。比如萬曆皇帝通過太監網羅地方黑惡勢力，充當稅監，指使他們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這些“稅監”在各地到處“暴力執法”，收取“保護費”，而萬曆皇帝則成了這個黑社會組織的“老大”和保護傘。
貢斯當敘述專製權力如何摧殘社會道德時說道：<small>（專橫的權力）</small>毀滅道德，因為缺乏安全感就不會有道德。……德·彼夫說，在受到瘟疫襲擊的城鎮中，道德會出現突然的墮落：垂死的人掠奪垂死的人。專橫權力對道德的影響，就像瘟疫對人的影響。每個人都會拋棄同命相連的受難夥伴。每個人都會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生活中的契約。
明代特殊的製度設計和統治作風對民族性格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通過強硬而殘暴的政策，朱元璋把傳統文化中的負麵因素放大到影響整個國家的性格。他的強橫殘暴，使中國民族的整體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軟化，他將社會個體的自主性摧毀殆盡，人們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識更被掃除一空，奴性從明代開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樣長得更加茂盛。
雖然在朱元璋活著的時候，用駭人聽聞的嚴刑峻法壓製住了官僚係統的腐敗傾向，但一旦這種超常的高壓消失，腐敗必然報複性反彈，因為官僚體係已經喪失了道德支撐。用學者王毅的話說，明朝中後期官僚體係的日益墮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場中成為主流文化，具有了“國家行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買官、黨同伐異，欺詐算計、營私舞弊，已經成了整部國家機器體內最為熱衷的興奮點，行賄受賄成了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人們對官員貪汙並不痛恨，隻要你真的能為別人辦事。嘉靖時兩廣提督殷正茂“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但舉朝上下竟然都給他很高的評價，說他雖然“收錢”，但是也“辦事”：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small>（殷）</small>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small>（高）</small>拱為善用人。”<small>（《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傳》）</small>
隨著社會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從中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層百姓們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隻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隻要舍得敢於並善於用金錢去砸，一切事都可以辦成。流氓文化已經浸入晚明社會的空氣和水，誰都離不開它。“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見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要錢沒有，要命一條”“虱多不癢，債多不愁”……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俗語裏，大多數都是在明代流行開來的。
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明代人以善於製造假銀子聞名。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曆代，登峰造極。據史料記載，明代人在白銀內添加或包藏鉛、汞、銅、鐵等金屬；細絲製假，有“以手搖動而成絲”“以鐵錐畫絲”“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絲”“以濕紙吸以成絲”等方法；調節劑有硝、白信石<small>（砒霜）</small>、鹽、硼砂等材料；製作有傾煎、炒、煮、洗、擦、燒、嵌、焊、鋏、鋾等工藝。至於造出的假銀名稱更數不勝數了：銀錠有搖絲、畫絲、吹絲、吸絲、茶花、鼎銀、吊銅、鐵碎鐯、包銷銀、鈔仔銀、漂白鐯等等；餅銀也有九成餅、八成餅、七成餅、六成餅、梅白餅、鹽燒餅、白鹽燒、三鋏餅、車殼、倒茅餅等等，《杜騙新書》作者張應俞說“非言語筆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偽銀”的為害之烈。《明英宗實錄·卷一百三十九》就有這樣記載：“京城內外，有造諸色偽銀以紿人者，貧民被紿，往往窘忿致死。”《明憲宗實錄·卷二百一十》所收錄的戶部奏疏中更具體談到當時北京“偽銀盛行”的嚴重情形：“行使假銀，民間大害，而莫如近年為甚。蓋昔之假銀不辨，今則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則多有之矣。昔猶潛蹤滅跡，今則肆無忌矣。甚至投靠勢豪，廣開兌店，地方不敢舉，官府不能禁，此萬姓之所切齒也。”
賣假藥在明代社會上也十分普遍。陳鐸在《折桂令·生藥鋪》中寫道：“助醫人門麵開張，雜類鋪排，上品收藏。高價空青，值錢片腦，罕見牛黃。等盤上不依斤兩，紙包中那管炎涼。病至危亡，加倍還償。以假充真，有藥無方。”
當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還是偽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華說：“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紈子弟翕然成風，不吝金帛懸購，而猾賈市丁，任意穿鑿，鑿空淩虛，幾於說夢。昔人所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直可笑也。”
明中葉之後，江南地區還出現了專門偽造曆史、胡編家譜的所謂“作家”。有個叫袁鉉的人，“績學多藏書”，為了發財，他在蘇州專門給人編族譜，“研究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曆代封諡誥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贗作者”。
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人剛開始與中國人接觸的時候，驚訝於中國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鳩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雖然貿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信實的感情，但它卻從未激起中國人的信實。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在拉棲代孟，偷竊是準許的；在中國，欺騙是準許的。
二十世紀初，少年胡適到上海求學。在新式學堂中，他的曆史課本是美國著名作家霍桑著的《世界通史》。他發現，厚厚的一本書中，隻有後麵的兩頁介紹中國，而這兩頁中，關於中國人的習俗，霍桑是這樣寫的：中國人都是騙子，嗜於行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