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雖然提出了“用小說更新國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卻沒有太多的小說家天賦。他嚐試著寫過幾篇政治小說，但都不太成功。
梁啟超的性格特點是不甘寂寞、興趣多變，在提出“新民說”這個命題後不久，他的個人興趣又轉到一係列政治活動上。喚醒民眾這件事，被他擱到了一邊。
真正貫徹梁啟超的“小說救國”思路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下一代知識分子。
從某些方麵看，魯迅是一個“抄襲者”，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總結，幾乎是完全“照抄”梁啟超。魯迅對“看客”的批判，顯然襲自梁啟超對“旁觀者”的批評：“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魯迅所寫的“鐵屋子”，也與梁啟超描寫的“暗室”異曲同工：“彼昔時之民賊……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至於魯迅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想做奴隸而不得”、愚昧退縮等，更是早見於梁啟超的言論當中。
這不是魯迅的特例，而是梁啟超之後曆代國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運：梁啟超對國民性的總結相當全麵，在梁啟超之後，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關於國民性的評論很少能跳出梁氏的範圍。甚至柏楊的醬缸論，也可以說是源於梁啟超的這句話：“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舉凡世界之善良製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過，時間畢竟過去了一代，民國初年中國世界化的深度和廣度與晚清都大大不同。魯迅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啟超的基礎上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文化決裂論”。
梁啟超也注意到了國民性與文化的關係。他認為國民性改造，需要中國文化的更新換代。不過，因為成長背景的原因，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濃厚的感情，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優秀成分，可以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設計中的“變革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決裂論者。新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有過海外留學經曆，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啟超一代更為深入，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認識得也更為深刻。呼吸過外麵新鮮空氣之後，這些留學生普遍認為陰暗壓抑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結論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總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製度之遺”。中國傳統文化比西方落後兩千年，現在已經完全過時、腐敗、無法繼續利用。錢玄同這樣表達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怨憤之情：“若玄同者，於新學問、新智識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瓤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鍾，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魯迅則認為中國人“許多精神體質上的缺點”來自於可怕的“遺傳”。也就是說，我們國民性中有著祖先遺傳下來的過濾性病毒：“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它們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他們宣稱，隻有徹底毀滅這種文化，中國才能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陳獨秀的話最為典型，他說，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隻有西方的民主、科學這兩劑藥方，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陳獨秀說：“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small>（德、賽）</small>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決定論”。
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國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毀滅中國文化。陳獨秀說，要拯救中國，隻有“置之死地而後生”，打倒孔家店，把舊文化一把火燒個精光。所以陳獨秀“涕泣陳詞”，寄希望於“活潑之青年……奮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魯迅的主張更具體，那就是不看中國書，隻看外國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錢玄同的主張比魯迅更激進，除了“應燒毀中國書籍”之外，他還要取消中國舊戲，錢玄同說，“今之京戲，理論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錢玄同甚至提出了“廢除漢文”的主張：“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由他們這一代人打破鐵屋，放進外麵世界的新鮮空氣，排走屋內幾千年的陳腐毒氣，那麽，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身上自然就不會有因為舊文化導致的劣根性，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路。
不過，除了文化選擇這個方向上更進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改造思路，並沒有怎麽突破梁啟超的藩籬。與梁啟超一樣，他們也認為沒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製度。這與中華民國初期製度建設的失敗這一事實密切相關。
中華民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幾千年帝製的結束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從上海赴南京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途中，成千上萬的群眾列隊歡呼，“共和萬歲”之聲震動天地。鴉片戰爭以來經受了太多失敗和屈辱的中國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製度，將很快使古老中國結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國就讀的年僅十九歲的宋慶齡聽到民國成立的消息，立即寫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讚：“中國革命是滑鐵盧以後最偉大的事件，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場革命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它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製政體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個專製製度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統治下，生存、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是被剝奪的。”這代表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現實很快粉碎了人們的美夢。從外國引起的這種先進政治製度，與中國的固有社會傳統似乎格格不入。雖然國號一直保留下來了，但是這個國號之下的政治運行與“共和”二字相去太遠。經曆了洪憲複辟危機、豬仔議員醜聞、連年軍閥混戰之後，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先進的政治製度”與中國人普遍素質之間的巨大不適應性。特別是曹錕賄選事件，更讓人們認識到一種新製度在舊土壤上建立的艱難。梁啟超的“隻有先新民，才能建設新製度”的話，在此時似乎顯出了先見之明。
魯迅的心理變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魯迅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新中國”滿懷憧憬。他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後他就徹底失望了。魯迅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從此，魯迅成了一個徹底的“國民性論”者。他說：“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其他知識精英結論也與魯迅大致相同。楊昌濟說，“有不良之國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陳獨秀則說，“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適的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出自魯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
那麽，怎麽“立人”呢？魯迅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說，先進行人的現代化，而後才能談到製度的現代化。
從梁啟超到魯迅，時間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麵的問題。似乎隻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係：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複、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隻強調前者對後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籲，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後，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籲：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複活之義，以革我之麵，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隻要人人迎來新我，就會迎來新的社會。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他們辦雜誌，辦學校，寫小說，椎心泣血，宣傳、呼號，以期喚醒鐵屋子中沉睡的人。這其中魯迅的呼聲最為銳利而洪亮。
魯迅認為，用文藝喚醒人的靈魂，是挽救國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藝創作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與此相比都無足輕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適在創辦《努力》周刊打算論政時，魯迅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們的談話說：“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
整整二十年間，魯迅心無旁騖，艱苦卓絕，一以貫之地進行著“國民性改造”這一偉大的人類靈魂改造工程。他寫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雜文，用投槍、匕首、大刀，衝鋒戰、壕坎戰、迂回戰，持之以恒地揭露、總結、批判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點”。一篇《阿q正傳》，對普通民眾來說，其作用大於十篇《新民說》。魯迅用他洋溢的才華和獨特的文筆，將國民性問題赤淋淋地挑在筆尖，伸到每一位讀者眼前，讓每個人都無法回避。可以說，“國民性”這三個字，是經魯迅的傳播，才成為漢語中的一個常見詞匯的。他將梁啟超的“以小說塑造新人”思路貫徹到了最徹底的程度，其深與廣無與倫比，影響也非常巨大。
然而，魯迅等人的艱苦努力，效果並不明顯。非但進步不大，從魯迅的文字來看，國民性的某些方麵還有越來越壞的趨勢。最有力的證明，是二十年間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責罵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痛切，也越來越無奈。魯迅原本信奉進化論，希望寄托於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他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原罪，但是隨著他們這一代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進西方文化的新空氣，那麽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長起來，“血液裏的昏亂”就會一代代迅速減少。然而，歲月無情流去，魯迅眼中的青年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斷淪陷。1925年，魯迅就對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達過不滿：“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1927年廣東革命陣營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動。他說：“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從此之後，他對青年一代的評價越來越低。1933年他說：“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說：“但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定的並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種人來往。”
這一事實讓魯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後發現，先思想後製度的“國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轟毀”之後，經過長時間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悶，魯迅在晚年放棄了“國民性論”，接受了“階級鬥爭論”。蘇聯建國的成功給了他新的啟示。他說，看到“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在晚年魯迅心中，蘇聯成了全世界無產者的“麥加”，那裏存著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譯蘇俄文學，他開始相信隻有階級鬥爭才能救中國。
從居高臨下地喚醒民眾，到奉民眾為推動曆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眾進行革命；從絕對排斥政治鬥爭，反對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須用“火與劍”進行激烈的政治變革，“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魯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向社會大聲宣告了通過“思想革命”來改造國民性的失敗。
梁啟超的性格特點是不甘寂寞、興趣多變，在提出“新民說”這個命題後不久，他的個人興趣又轉到一係列政治活動上。喚醒民眾這件事，被他擱到了一邊。
真正貫徹梁啟超的“小說救國”思路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下一代知識分子。
從某些方麵看，魯迅是一個“抄襲者”，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總結，幾乎是完全“照抄”梁啟超。魯迅對“看客”的批判，顯然襲自梁啟超對“旁觀者”的批評：“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魯迅所寫的“鐵屋子”，也與梁啟超描寫的“暗室”異曲同工：“彼昔時之民賊……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至於魯迅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想做奴隸而不得”、愚昧退縮等，更是早見於梁啟超的言論當中。
這不是魯迅的特例，而是梁啟超之後曆代國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運：梁啟超對國民性的總結相當全麵，在梁啟超之後，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關於國民性的評論很少能跳出梁氏的範圍。甚至柏楊的醬缸論，也可以說是源於梁啟超的這句話：“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舉凡世界之善良製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過，時間畢竟過去了一代，民國初年中國世界化的深度和廣度與晚清都大大不同。魯迅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啟超的基礎上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文化決裂論”。
梁啟超也注意到了國民性與文化的關係。他認為國民性改造，需要中國文化的更新換代。不過，因為成長背景的原因，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濃厚的感情，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優秀成分，可以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設計中的“變革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決裂論者。新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有過海外留學經曆，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啟超一代更為深入，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認識得也更為深刻。呼吸過外麵新鮮空氣之後，這些留學生普遍認為陰暗壓抑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結論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總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製度之遺”。中國傳統文化比西方落後兩千年，現在已經完全過時、腐敗、無法繼續利用。錢玄同這樣表達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怨憤之情：“若玄同者，於新學問、新智識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瓤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鍾，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魯迅則認為中國人“許多精神體質上的缺點”來自於可怕的“遺傳”。也就是說，我們國民性中有著祖先遺傳下來的過濾性病毒：“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它們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他們宣稱，隻有徹底毀滅這種文化，中國才能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陳獨秀的話最為典型，他說，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隻有西方的民主、科學這兩劑藥方，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陳獨秀說：“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small>（德、賽）</small>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決定論”。
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國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毀滅中國文化。陳獨秀說，要拯救中國，隻有“置之死地而後生”，打倒孔家店，把舊文化一把火燒個精光。所以陳獨秀“涕泣陳詞”，寄希望於“活潑之青年……奮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魯迅的主張更具體，那就是不看中國書，隻看外國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錢玄同的主張比魯迅更激進，除了“應燒毀中國書籍”之外，他還要取消中國舊戲，錢玄同說，“今之京戲，理論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錢玄同甚至提出了“廢除漢文”的主張：“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由他們這一代人打破鐵屋，放進外麵世界的新鮮空氣，排走屋內幾千年的陳腐毒氣，那麽，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身上自然就不會有因為舊文化導致的劣根性，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路。
不過，除了文化選擇這個方向上更進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改造思路，並沒有怎麽突破梁啟超的藩籬。與梁啟超一樣，他們也認為沒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製度。這與中華民國初期製度建設的失敗這一事實密切相關。
中華民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幾千年帝製的結束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從上海赴南京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途中，成千上萬的群眾列隊歡呼，“共和萬歲”之聲震動天地。鴉片戰爭以來經受了太多失敗和屈辱的中國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製度，將很快使古老中國結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國就讀的年僅十九歲的宋慶齡聽到民國成立的消息，立即寫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讚：“中國革命是滑鐵盧以後最偉大的事件，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場革命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它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製政體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個專製製度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統治下，生存、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是被剝奪的。”這代表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現實很快粉碎了人們的美夢。從外國引起的這種先進政治製度，與中國的固有社會傳統似乎格格不入。雖然國號一直保留下來了，但是這個國號之下的政治運行與“共和”二字相去太遠。經曆了洪憲複辟危機、豬仔議員醜聞、連年軍閥混戰之後，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先進的政治製度”與中國人普遍素質之間的巨大不適應性。特別是曹錕賄選事件，更讓人們認識到一種新製度在舊土壤上建立的艱難。梁啟超的“隻有先新民，才能建設新製度”的話，在此時似乎顯出了先見之明。
魯迅的心理變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魯迅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新中國”滿懷憧憬。他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後他就徹底失望了。魯迅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從此，魯迅成了一個徹底的“國民性論”者。他說：“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其他知識精英結論也與魯迅大致相同。楊昌濟說，“有不良之國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陳獨秀則說，“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適的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出自魯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
那麽，怎麽“立人”呢？魯迅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說，先進行人的現代化，而後才能談到製度的現代化。
從梁啟超到魯迅，時間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麵的問題。似乎隻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係：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複、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隻強調前者對後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籲，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後，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籲：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複活之義，以革我之麵，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隻要人人迎來新我，就會迎來新的社會。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他們辦雜誌，辦學校，寫小說，椎心泣血，宣傳、呼號，以期喚醒鐵屋子中沉睡的人。這其中魯迅的呼聲最為銳利而洪亮。
魯迅認為，用文藝喚醒人的靈魂，是挽救國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藝創作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與此相比都無足輕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適在創辦《努力》周刊打算論政時，魯迅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們的談話說：“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
整整二十年間，魯迅心無旁騖，艱苦卓絕，一以貫之地進行著“國民性改造”這一偉大的人類靈魂改造工程。他寫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雜文，用投槍、匕首、大刀，衝鋒戰、壕坎戰、迂回戰，持之以恒地揭露、總結、批判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點”。一篇《阿q正傳》，對普通民眾來說，其作用大於十篇《新民說》。魯迅用他洋溢的才華和獨特的文筆，將國民性問題赤淋淋地挑在筆尖，伸到每一位讀者眼前，讓每個人都無法回避。可以說，“國民性”這三個字，是經魯迅的傳播，才成為漢語中的一個常見詞匯的。他將梁啟超的“以小說塑造新人”思路貫徹到了最徹底的程度，其深與廣無與倫比，影響也非常巨大。
然而，魯迅等人的艱苦努力，效果並不明顯。非但進步不大，從魯迅的文字來看，國民性的某些方麵還有越來越壞的趨勢。最有力的證明，是二十年間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責罵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痛切，也越來越無奈。魯迅原本信奉進化論，希望寄托於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他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原罪，但是隨著他們這一代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進西方文化的新空氣，那麽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長起來，“血液裏的昏亂”就會一代代迅速減少。然而，歲月無情流去，魯迅眼中的青年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斷淪陷。1925年，魯迅就對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達過不滿：“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1927年廣東革命陣營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動。他說：“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從此之後，他對青年一代的評價越來越低。1933年他說：“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說：“但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定的並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種人來往。”
這一事實讓魯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後發現，先思想後製度的“國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轟毀”之後，經過長時間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悶，魯迅在晚年放棄了“國民性論”，接受了“階級鬥爭論”。蘇聯建國的成功給了他新的啟示。他說，看到“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在晚年魯迅心中，蘇聯成了全世界無產者的“麥加”，那裏存著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譯蘇俄文學，他開始相信隻有階級鬥爭才能救中國。
從居高臨下地喚醒民眾，到奉民眾為推動曆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眾進行革命；從絕對排斥政治鬥爭，反對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須用“火與劍”進行激烈的政治變革，“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魯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向社會大聲宣告了通過“思想革命”來改造國民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