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時代短暫地並肩戰鬥之後，魯迅與胡適迅速成為陌路。在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魯迅與胡適在政治上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風格。
胡適總是堅持用真名，以示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胡適一直堅持以學理為依據，理性地談論中國政治問題。他發表了一篇篇標準的“政論”，從正麵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提出種種建議。
魯迅則向來反對“赤膊上陣”，主張“壕塹戰”，他不斷地變換筆名，從反麵出擊，抨擊國民黨統治。他的批評總是以嘲諷為基調，抓住要害，一針見血，但從不提出正麵建議。部分原因是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理論修養，無法從正麵發表係統的政治意見。
胡適認為改造國民性需要多管齊下，因此並不反對魯迅的思想啟蒙。因此，胡適高度評價魯迅的文藝啟蒙工作。但魯迅卻認為，胡適的思路是“治標不治本”，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因此魯迅對胡適的政治活動開始是嗤之以鼻，接著進行冷嘲，後來則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適點名批評了蔣介石時，提到安徽大學校長，這個校長，就是著名的劉文典。所謂語言上的頂撞，是劉文典在會議上不稱蔣介石為主席，並當麵指著蔣的鼻子說：“你就是軍閥！”
胡適冒著巨大的風險，為一位有風骨的知識分子說話，今天看來，實在是令人肅然起敬。而魯迅卻抓住胡文中“頂撞了蔣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輕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適一句：“劉文典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這顯然是指胡適曾稱溥儀為皇上，暗示胡適骨頭軟。
胡適一生致力於製度改良，要從內部推動，逐步落實憲法。最悲觀時，他借鸚鵡救火的故事說：“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不忍袖手，明知小小翅膀上的水滴未必能救火，不過盡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對胡適的這番話，魯迅的反應是寫了兩句舊詩：“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胡適數十年思路明確，持之以恒，漸進努力。而魯迅的思路卻經曆了巨大變化。魯迅在以筆為刀批判國民性二十年後，突然改弦易轍，迅速左轉，毅然投向了蘇式革命，希望按蘇俄模式，用“火與劍”來解決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道理很簡單：因為“火與劍的改革最快”。他說：“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的變化看起來突然，其實內在的理路一貫，那就是“徹底解決”的思維傾向。
在中國國民性改造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心態是“急切”。鴉片戰爭中，中國這個人類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難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個中國精英都不服氣。他們尋找著種種“速成”的複興方法，他們相信這個偉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鯉魚打挺的方式，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為人類曆史的引領者：隻有這樣，才能徹底雪恥。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最能打動光緒的一句話是，隻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這樣一個樂觀的構想，是何等地滿足了光緒皇帝建功立業的雄心，光緒欣然聽從，與康有為共同開始了一場魯莽滅裂的激進改革。
戊戌變法的失敗，並沒有打消中國人的“速成論”。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憲，期盼立憲多年的中國人以為，這一下所有問題都可以徹底解決了。宣布立憲的上諭公布之後，當日的《申報》這樣記述了中國的喜悅：奔走相慶，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
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召開各式慶祝會。舉國上下的歡騰似乎告訴人們，隻要一紙上諭，立憲即告完成。但是，接下來的事實表明，這種近乎狂熱的激動，並沒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華民國後，孫中山也一度以為，有了這個先進的政治製度，中國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國，由於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躋身於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
孫中山的接班人蔣介石則一直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因為西方侵略和異族統治，認為隻要終結這兩種原因，中國人恢複固有美德，則很短時間內，中國就會仍然恢複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澤東時代，人們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國民黨統治，又有了人類最先進的思想也就是馬列主義的指導，中國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國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彈的照耀下，中國十幾年就可以超英趕美，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
總而言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種最便捷的方式，“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救中國的危機。
與此同時，中國人曆來有一種一元論思維傾向，喜歡把複雜的世相歸結為“小蔥拌豆腐”式的某種“終極真理”之下，認為找到“大本大元”之後，則一切複雜的問題都會“徹底解決”，迎刃而解。五四之後，種種西方思潮一股腦地湧入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試圖在其中找到一種“終極真理”。李大釗的話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事實證明，以簡明果斷的語言解釋了宇宙一切現象的馬列主義，最適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因此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迅速左轉。
魯迅告別了“國民性決定論”，但並沒有改變“一元化”“徹底解決”的思想傾向，因此與陳獨秀、李大釗發起的中國左傾運動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傾主義者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對中國來一個“根本解決”，國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引用馬列主義理論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現代經濟上、社會上發生了種種弊害，都是現在經濟組織不良的緣故，經濟組織一經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都跟著改造經濟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自然也包括國民性問題。
然而胡適並不認同這種“根本解決”的思路。胡適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十分罕見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傾向的人。胡適的思想來源於杜威的實驗主義，他認為人類永遠不能掌握終極真理，任何一種“主義”都不可能絕對正確，“包醫百病，根本解決”。一個民族，一個文化共同體，它的問題是漫長的曆史中積累起來的，也是多方麵的、綜合性的。希望引進一個什麽主義，一下子全部解決，是不現實的。他說：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是“懶漢”現象，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要改良社會，隻能從具體問題入手，從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齊下，“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一步”。
胡適強調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麵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隻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機之下，在中國人的急於求成的心態之下，胡適這種平和、沉穩、理性的言論風格，遠沒有魯迅式的峻峭、嬉笑怒罵、痛快淋漓的言說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來，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當中國處於整體性危機的時代，人們渴望著對問題作整體性的解決。”“自由主義式的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夠適合當時許多人的心態。”胡適的思路後來被排斥於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梁啟超魯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礎上建設新社會”的思路，到了新中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毛澤東是近代以來批判中國國民性最尖銳、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在寫給朋友的書信中痛心疾首地說：“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汙。”他的朋友回憶說，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奴隸性。“毛君潤芝雲，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中國人沉鬱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青年毛澤東也曾激烈批判中國社會缺乏組織性：“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什麽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有中國人有什麽多大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麽不了的關係呢？”青年毛澤東國民性批判的另一個重點，是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國人崇尚“文明柔順”“君子之容”而羞於運動。“恒好逸而惡勞，使無物焉以促之，則不足以移其勢變其好惡之心。”從國民性角度看，毛澤東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體中國人改造成為新人。
至於改造國民性的方法，毛澤東的思路發生過和魯迅相類似的轉變。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毛澤東一度認為，隻有“大氣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終極真理的“大哲學革命家”來“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使國人“開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國民性，並使“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
而在接受馬列主義之後，毛澤東的國民性改造思路自然就升級為“以馬列主義來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他相信，掌握了政權之後，共產黨人就可以在全國推廣普及馬列主義真理，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將占領無產階級大眾的頭腦，舊思想、舊習慣將隨革命的洗禮而煙消雲散，人們獲得徹底解放，國民性問題也隨之而解決。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這樣熱烈地憧憬中國的美好未來：“於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麵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毛澤東自稱是魯迅的學生，他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種相通，也包括對國民性問題的看法上。毛澤東非常讚同魯迅“先立人後立國”的思路，毛澤東相信，思想觀念是決定性的，“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堅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會的前提。因為雖然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被消滅了，但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思想仍然盤踞在人們心中。幾千年“剝削階級意識”的影響，決定大部分中國人的本性還是自私自利的。雖然完成了公有製改造，但舊思想的影響使人們在新型生產關係中，本能地去損公肥私、占集體便宜，導致新型的先進的生產關係也就不能充分發揮其優越性。隻有改造了觀念，去掉了私心，人們才能一心為公，才能創造人間奇跡。這就是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理論路徑。
因此，在生產關係公有化之後，毛澤東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塑造共產主義新人上。這種新人，從基本要求說，是“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從高的層次說，則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毛澤東沒有給手托炸藥包炸碉堡的董存瑞題過詞，沒有給用胸脯堵槍眼的黃繼光題過詞，但是他把這個榮譽給了死於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鋒，那是因為雷鋒正好符合他心目所希望創造的新人的標準：平凡崗位上的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為了用自己思想“占領一切思想陣地”，毛澤東充分運用了群眾運動這一形式。建國後前三十年間，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達的紅頭文件為準，社會性的群眾運動就高達68次。土地改革、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係列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幾乎構成了建國後頭三十年的全部內容。幾乎所有的運動都包含了國民性改造或者說思想改造的內容。比如“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澤東說：“‘三反’和‘五反’運動，是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階級領導下，為著清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毒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中享樂主義、金錢主義。文化大革命把這種運動式改造推向了頂峰。
除了“先立人後立國”的思路，毛澤東與魯迅的心，還相通在以整體方式解決困擾中國的各種問題上。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認為改造中國的唯一途徑是將舊中國連根拔起，徹底破壞，然後再造一個全新的宇宙：“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之時，毛澤東曾說：“從中國現下全般局勢而論，稍有覺悟的人，應該就從如先生<small>（指黎錦熙）</small>所說的‘根本解決’下手。”“我雖然不反對零碎解決，但我不讚成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
正如魯迅號召青年人不讀中國書一樣，毛澤東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罪惡的淵藪。魯迅主張“《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據張昆弟日記，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號召將唐宋以後的文章全部焚毀：“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後之詩文集，焚諸一爐。”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消除幾千年“剝削階級意識”影響，毛澤東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
毛澤東與魯迅的心，還相通在對文學藝術力量的重視上。和梁啟超、魯迅一樣，毛澤東非常看重文藝宣傳對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頂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這次大革命中，他燒掉了一切反動文藝作品，全國隻剩下八個樣板戲。
可以說，毛澤東是清末以來“新民”說、“激進主義”“徹底解決論”的集大成者。他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了極致。誰都不會懷疑毛澤東的動機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某些方麵似乎還有所退步。梁啟超說過：“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幸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文化大革命”未能達到目標，這一事實對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一種變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礎，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除舊布新”運動，毋寧說是一個將傳統資源轉化利用的“推陳出新”過程。或者說，文化隻可能在舊的基礎上升級換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間全盤更換。
胡適是以主張全盤西化聞名的。他說：“中國之所以未能在這個現代化世界中實現自我調整，主要是因為她的領袖們未能對現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然而，胡適的“全盤西化”並不是指毀滅中國舊有的一切。他說，全盤西化隻是一個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盤西化努力的結果，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篇即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他說，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有科學與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據學，就是非常科學的學術方法。中國先哲提出的“實事求是”，也是不會過時的思維原則。因此，德先生和賽先生並非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來品”，它們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國這棵文化大樹上。因此，挽救中國的文化基礎，是要以現代人的觀念，來“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造文明”，使中國獲得新生。在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氛圍中，胡適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國故”，這反映出胡適思想與眾不同的深度。
與胡適的思路相類似的，是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者一直對傳統文化抱有敬意。他們都有意識地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的正麵部分。孫中山多次說，必須去掉中國大地上的“陳土”。不過同時他也認為，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忠孝仁義是極為寶貴的資源，恢複這些品質是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麵。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也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發揚優點是改革國民性的重要切入點。他說，中華民族“愛和平，尚忠信”“忍辱負重，明廉知恥”“重感情”“勤勞刻苦”等等，都是我們的“天性”“德性”。“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蔣介石最熱衷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格言。
國民性問題，我們不得不繼續思考下去。
胡適總是堅持用真名，以示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胡適一直堅持以學理為依據，理性地談論中國政治問題。他發表了一篇篇標準的“政論”，從正麵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提出種種建議。
魯迅則向來反對“赤膊上陣”，主張“壕塹戰”，他不斷地變換筆名，從反麵出擊，抨擊國民黨統治。他的批評總是以嘲諷為基調，抓住要害，一針見血，但從不提出正麵建議。部分原因是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理論修養，無法從正麵發表係統的政治意見。
胡適認為改造國民性需要多管齊下，因此並不反對魯迅的思想啟蒙。因此，胡適高度評價魯迅的文藝啟蒙工作。但魯迅卻認為，胡適的思路是“治標不治本”，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因此魯迅對胡適的政治活動開始是嗤之以鼻，接著進行冷嘲，後來則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適點名批評了蔣介石時，提到安徽大學校長，這個校長，就是著名的劉文典。所謂語言上的頂撞，是劉文典在會議上不稱蔣介石為主席，並當麵指著蔣的鼻子說：“你就是軍閥！”
胡適冒著巨大的風險，為一位有風骨的知識分子說話，今天看來，實在是令人肅然起敬。而魯迅卻抓住胡文中“頂撞了蔣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輕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適一句：“劉文典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這顯然是指胡適曾稱溥儀為皇上，暗示胡適骨頭軟。
胡適一生致力於製度改良，要從內部推動，逐步落實憲法。最悲觀時，他借鸚鵡救火的故事說：“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不忍袖手，明知小小翅膀上的水滴未必能救火，不過盡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對胡適的這番話，魯迅的反應是寫了兩句舊詩：“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胡適數十年思路明確，持之以恒，漸進努力。而魯迅的思路卻經曆了巨大變化。魯迅在以筆為刀批判國民性二十年後，突然改弦易轍，迅速左轉，毅然投向了蘇式革命，希望按蘇俄模式，用“火與劍”來解決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道理很簡單：因為“火與劍的改革最快”。他說：“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的變化看起來突然，其實內在的理路一貫，那就是“徹底解決”的思維傾向。
在中國國民性改造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心態是“急切”。鴉片戰爭中，中國這個人類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難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個中國精英都不服氣。他們尋找著種種“速成”的複興方法，他們相信這個偉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鯉魚打挺的方式，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為人類曆史的引領者：隻有這樣，才能徹底雪恥。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最能打動光緒的一句話是，隻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這樣一個樂觀的構想，是何等地滿足了光緒皇帝建功立業的雄心，光緒欣然聽從，與康有為共同開始了一場魯莽滅裂的激進改革。
戊戌變法的失敗，並沒有打消中國人的“速成論”。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憲，期盼立憲多年的中國人以為，這一下所有問題都可以徹底解決了。宣布立憲的上諭公布之後，當日的《申報》這樣記述了中國的喜悅：奔走相慶，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
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召開各式慶祝會。舉國上下的歡騰似乎告訴人們，隻要一紙上諭，立憲即告完成。但是，接下來的事實表明，這種近乎狂熱的激動，並沒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華民國後，孫中山也一度以為，有了這個先進的政治製度，中國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國，由於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躋身於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
孫中山的接班人蔣介石則一直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因為西方侵略和異族統治，認為隻要終結這兩種原因，中國人恢複固有美德，則很短時間內，中國就會仍然恢複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澤東時代，人們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國民黨統治，又有了人類最先進的思想也就是馬列主義的指導，中國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國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彈的照耀下，中國十幾年就可以超英趕美，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
總而言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種最便捷的方式，“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救中國的危機。
與此同時，中國人曆來有一種一元論思維傾向，喜歡把複雜的世相歸結為“小蔥拌豆腐”式的某種“終極真理”之下，認為找到“大本大元”之後，則一切複雜的問題都會“徹底解決”，迎刃而解。五四之後，種種西方思潮一股腦地湧入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試圖在其中找到一種“終極真理”。李大釗的話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事實證明，以簡明果斷的語言解釋了宇宙一切現象的馬列主義，最適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因此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迅速左轉。
魯迅告別了“國民性決定論”，但並沒有改變“一元化”“徹底解決”的思想傾向，因此與陳獨秀、李大釗發起的中國左傾運動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傾主義者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對中國來一個“根本解決”，國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引用馬列主義理論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現代經濟上、社會上發生了種種弊害，都是現在經濟組織不良的緣故，經濟組織一經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都跟著改造經濟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自然也包括國民性問題。
然而胡適並不認同這種“根本解決”的思路。胡適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十分罕見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傾向的人。胡適的思想來源於杜威的實驗主義，他認為人類永遠不能掌握終極真理，任何一種“主義”都不可能絕對正確，“包醫百病，根本解決”。一個民族，一個文化共同體，它的問題是漫長的曆史中積累起來的，也是多方麵的、綜合性的。希望引進一個什麽主義，一下子全部解決，是不現實的。他說：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是“懶漢”現象，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要改良社會，隻能從具體問題入手，從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齊下，“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一步”。
胡適強調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麵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隻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機之下，在中國人的急於求成的心態之下，胡適這種平和、沉穩、理性的言論風格，遠沒有魯迅式的峻峭、嬉笑怒罵、痛快淋漓的言說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來，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當中國處於整體性危機的時代，人們渴望著對問題作整體性的解決。”“自由主義式的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夠適合當時許多人的心態。”胡適的思路後來被排斥於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梁啟超魯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礎上建設新社會”的思路，到了新中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毛澤東是近代以來批判中國國民性最尖銳、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在寫給朋友的書信中痛心疾首地說：“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汙。”他的朋友回憶說，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奴隸性。“毛君潤芝雲，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中國人沉鬱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青年毛澤東也曾激烈批判中國社會缺乏組織性：“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什麽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有中國人有什麽多大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麽不了的關係呢？”青年毛澤東國民性批判的另一個重點，是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國人崇尚“文明柔順”“君子之容”而羞於運動。“恒好逸而惡勞，使無物焉以促之，則不足以移其勢變其好惡之心。”從國民性角度看，毛澤東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體中國人改造成為新人。
至於改造國民性的方法，毛澤東的思路發生過和魯迅相類似的轉變。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毛澤東一度認為，隻有“大氣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終極真理的“大哲學革命家”來“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使國人“開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國民性，並使“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
而在接受馬列主義之後，毛澤東的國民性改造思路自然就升級為“以馬列主義來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他相信，掌握了政權之後，共產黨人就可以在全國推廣普及馬列主義真理，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將占領無產階級大眾的頭腦，舊思想、舊習慣將隨革命的洗禮而煙消雲散，人們獲得徹底解放，國民性問題也隨之而解決。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這樣熱烈地憧憬中國的美好未來：“於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麵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毛澤東自稱是魯迅的學生，他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種相通，也包括對國民性問題的看法上。毛澤東非常讚同魯迅“先立人後立國”的思路，毛澤東相信，思想觀念是決定性的，“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堅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會的前提。因為雖然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被消滅了，但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思想仍然盤踞在人們心中。幾千年“剝削階級意識”的影響，決定大部分中國人的本性還是自私自利的。雖然完成了公有製改造，但舊思想的影響使人們在新型生產關係中，本能地去損公肥私、占集體便宜，導致新型的先進的生產關係也就不能充分發揮其優越性。隻有改造了觀念，去掉了私心，人們才能一心為公，才能創造人間奇跡。這就是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理論路徑。
因此，在生產關係公有化之後，毛澤東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塑造共產主義新人上。這種新人，從基本要求說，是“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從高的層次說，則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毛澤東沒有給手托炸藥包炸碉堡的董存瑞題過詞，沒有給用胸脯堵槍眼的黃繼光題過詞，但是他把這個榮譽給了死於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鋒，那是因為雷鋒正好符合他心目所希望創造的新人的標準：平凡崗位上的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為了用自己思想“占領一切思想陣地”，毛澤東充分運用了群眾運動這一形式。建國後前三十年間，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達的紅頭文件為準，社會性的群眾運動就高達68次。土地改革、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係列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幾乎構成了建國後頭三十年的全部內容。幾乎所有的運動都包含了國民性改造或者說思想改造的內容。比如“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澤東說：“‘三反’和‘五反’運動，是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階級領導下，為著清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毒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中享樂主義、金錢主義。文化大革命把這種運動式改造推向了頂峰。
除了“先立人後立國”的思路，毛澤東與魯迅的心，還相通在以整體方式解決困擾中國的各種問題上。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認為改造中國的唯一途徑是將舊中國連根拔起，徹底破壞，然後再造一個全新的宇宙：“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之時，毛澤東曾說：“從中國現下全般局勢而論，稍有覺悟的人，應該就從如先生<small>（指黎錦熙）</small>所說的‘根本解決’下手。”“我雖然不反對零碎解決，但我不讚成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
正如魯迅號召青年人不讀中國書一樣，毛澤東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罪惡的淵藪。魯迅主張“《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據張昆弟日記，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號召將唐宋以後的文章全部焚毀：“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後之詩文集，焚諸一爐。”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消除幾千年“剝削階級意識”影響，毛澤東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
毛澤東與魯迅的心，還相通在對文學藝術力量的重視上。和梁啟超、魯迅一樣，毛澤東非常看重文藝宣傳對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頂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這次大革命中，他燒掉了一切反動文藝作品，全國隻剩下八個樣板戲。
可以說，毛澤東是清末以來“新民”說、“激進主義”“徹底解決論”的集大成者。他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了極致。誰都不會懷疑毛澤東的動機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某些方麵似乎還有所退步。梁啟超說過：“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幸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文化大革命”未能達到目標，這一事實對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一種變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礎，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除舊布新”運動，毋寧說是一個將傳統資源轉化利用的“推陳出新”過程。或者說，文化隻可能在舊的基礎上升級換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間全盤更換。
胡適是以主張全盤西化聞名的。他說：“中國之所以未能在這個現代化世界中實現自我調整，主要是因為她的領袖們未能對現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然而，胡適的“全盤西化”並不是指毀滅中國舊有的一切。他說，全盤西化隻是一個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盤西化努力的結果，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篇即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他說，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有科學與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據學，就是非常科學的學術方法。中國先哲提出的“實事求是”，也是不會過時的思維原則。因此，德先生和賽先生並非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來品”，它們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國這棵文化大樹上。因此，挽救中國的文化基礎，是要以現代人的觀念，來“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造文明”，使中國獲得新生。在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氛圍中，胡適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國故”，這反映出胡適思想與眾不同的深度。
與胡適的思路相類似的，是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者一直對傳統文化抱有敬意。他們都有意識地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的正麵部分。孫中山多次說，必須去掉中國大地上的“陳土”。不過同時他也認為，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忠孝仁義是極為寶貴的資源，恢複這些品質是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麵。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也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發揚優點是改革國民性的重要切入點。他說，中華民族“愛和平，尚忠信”“忍辱負重，明廉知恥”“重感情”“勤勞刻苦”等等，都是我們的“天性”“德性”。“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蔣介石最熱衷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格言。
國民性問題，我們不得不繼續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