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的真正功能
不會被機器替代的人：智能時代的生存策略 作者：傑夫·科爾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果不了解人生來就有的能力和人際互動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高價值技能本質的變化。“自然選擇法迫使人類為了生存而群居。”著名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邁克爾·s. 加紮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寫道，“我們在群體中建立社會關係，我們的大腦忙於理解身邊的事物，大多是與人相關的事物……人際關係成為我們精神生活的中心，實際上它成為我們存在的理由……如今，我們的腦子裏時時刻刻都有他人，因為我們生來如此。沒有了他人，沒有了同伴和聯盟，我們無法生存。對於早期人類而言，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對於當今人類，不複如此。”
也就是說，人類天生就是社會交往與生存相聯係，比任何其他聯係都強大。我們在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中生活、工作，整日忙於線性、邏輯和理性的思考，很容易忘記這種活動並非人類本性。人的本性，不論我們認識還是忽略，始終都在我們身上，並成為我們的驅動力。“本質上，人具有社會性，”加紮尼加說，“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大腦的首要功能是應對社交事務，而不是思考熱力學第二定律。”
我們來理解一下這段話的含義。一個令心理學家長期困惑的問題是，人為什麽如此聰慧？大部分人恐怕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人類擁有能夠發明微積分或粒子物理學、能夠學會代數或駕車的大腦，究竟有哪些方麵的進化優勢呢？人類在幾千年尋求生存的過程中，大腦不斷發育成長，進化成如今的現代大腦，那麽人類完成高超技藝的能力從何而來？
問題的答案似乎是，在荒蕪的非洲大草原上，人類被迫去解決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即社會交往的問題。人類從群體生活中獲益，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思考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他人的行為，其後果有益還是有害於我們自己或我們的親屬。（我們知道別人也用同樣的思維對待我們。）我們明白，自己永遠都無法確切知道他人的行為發生的時間、方式和原因，卻能夠感覺到信號的變化。這好比難度更高的國際象棋，其風險也更高。“這需要最高層次的智力官能。”英國心理學家n. k.漢弗萊這樣說，他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這一思想來揭示人類大腦高度發達的原因。
也就是說，人腦的功能就是進行社會交往。
我們不必為此感到困惑。多年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主導理論恰恰與此相反，主張新生兒是白板一塊，或白紙一張，所有思想、感情以及未來發展，都是通過個人親身體驗寫到板上的。“人沒有本性，隻有曆史。”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加·伊·加塞特是這樣說的。這種理論源於20世紀初萌發的一些思潮，其部分動機是高貴的。曾經一度有人宣稱某些族群——非洲人、猶太人、吉卜賽人、同性戀者和婦女，天生低人一等。對此，最有力的反駁是，沒有人天生低賤，因為人出生之時什麽也不是。人無論發展成什麽樣，都是文化在白板上留下的烙印，這就意味著，人可能有不同的發展，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變化。
“白板說”有望帶來更加美好的世界，特別是一個戰爭硝煙少的世界。對於一個有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尤其具有吸引力。根據白板說，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魔咒，因為人類並非天性好戰。其實，自古以來人們就有這種信念，新的研究為此提供了證據。根據瑪格麗特·米德的著名論述，薩摩亞人不使用暴力，新幾內亞人對戰爭聞所未聞。伊麗莎白·馬歇爾·托馬斯在《無害之人》（the harmless people）一書中描述了生活在卡拉哈裏沙漠愛好和平的坤申族人。既然那些文化可以遠離戰爭存在，那麽我們也可以。
不幸的是，這些結論完全錯了。其他人類學家經過調查發現，薩摩亞人、新幾內亞人和坤申族人跟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民族一樣暴力，甚至達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神經科學家以及其他人的長期研究有力地推翻了白板說，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在《白板論：現代人對人類本性的否定》（the nk 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論述。雖然這些研究論證的內容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話題，但我們還是有必要仔細審視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於1991年編纂出版的“人類普遍性”列表。布朗說，這些是人類“共同的文化、社會、語言、行為以及心理特征，沒有任何例外”。世界上所有文化都具有這些普遍性。與本話題高度相關的普遍性有： <blockquote>
? 同情。
? 推崇慷慨，反對吝嗇。
? 所有人都會哭，都會開玩笑。
? 所有文化都用旋律創造音樂，人人都跳舞，所有社會都有審美觀，都創造裝飾藝術。
? 所有人都有平等的理念，都理解互惠的概念。
? 人人都有自尊。
? 人人都會講故事。
? 每個社會都有領袖。 </blockquote>
上述這些特征具有普遍性，但並不意味著它們具有先天性，是與生俱來的，盡管這種可能性貌似很大。重要的是，它們都涉及人類交往，而且適用於地球上所有人。對這些根深蒂固的特征的理解，有助於發現人類在科技越來越發達的世界裏服務彼此的最佳方式。 <h2>不要問計算機不能做什麽</h2>
要尋找科技發展背景下人類的價值，審視自我比傳統上探尋計算機永遠做不到的事更有用。計算機無法掌握的技能是最有價值的技能，這似乎是盡人皆知的常識，可是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不論我們宣稱計算機最終無法獲得的技能是什麽，我們都會麵臨風險。來回溯一下這類尷尬的預言。早期研究計算機語言翻譯的人非常悲觀，認為計算機翻譯無法走出20世紀60年代中期幾近無效的狀態，但是現在，穀歌提供免費的語言翻譯，skype（一款即時通信軟件）可以提供實時口頭翻譯，並且是免費的。1972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休伯特·德雷福斯在一本題為《計算機不能做什麽》的書中，對於計算機下國際象棋幾乎不抱希望，認為很難在當時達到的中等水平之上再有任何大的發展，但是在1997年，計算機戰勝了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加裏·卡斯帕羅夫。2004年，經濟學家弗蘭克·利維和理查德·莫南在一本優秀著作《新勞動分工》中認為，駕駛汽車牽涉大量的感官輸入，需要做出瞬間判斷，其難度之大計算機難以應付。然而，6年後穀歌就發明了無人駕駛汽車。史蒂芬·平克在2007年做過這樣的評論，“判斷空間格局並引導物體從中穿過，是極度複雜的工程學任務，這一點從目前還沒有發明出能夠自動清空碗碟的洗碗機或可以爬樓梯的吸塵器這些事實中就可看出”。然而很快，艾羅伯特機器人製造公司就生產出可以滿屋子自動運轉，而不會碰到家具、寵物或者孩子的吸塵器和拖地機，還生產出來可以爬樓梯的機器人。如果公司認為需求量足夠大，還能生產兼具兩種功能的機器人。同樣，能夠自動清空碗碟的洗碗機的出現隻是時間問題，當科技進步到一定水平，並且市場需求也足夠大的時候就會應運而生。
發展趨勢很明顯。聰明人看得出，很多對人來說輕而易舉的任務，其實是高度複雜的，比如駕駛汽車，人做起來毫不費力，但是計算機學會它卻非常艱難。但實際上，這依然隻是個時間問題，而且所需時間比預期的要短。我們沒有搞明白兩年實現翻一番是怎麽回事，按照這個速度，40年內計算能力能夠增長100萬倍。計算機技術天才比爾·喬伊指出，噴氣式飛機的飛行速度比步行快一百倍，因而改變了世界。已有的經驗不足以讓我們理解上百萬倍的增長概念。同時，越來越高端的程序使得計算機能夠用更少的計算能力完成複雜的任務。所以，年複一年，我們總是錯誤地低估計算機的能力。 <h2>一個更佳的策略</h2>
我們應該明白，以計算機永遠做不了的工作來決定人類的價值，這是極其危險的做法。雖然我們可以更加謹慎、保守地沿著這條路繼續冒險，但是一個更好的策略是回答以下問題：不管計算機的功能有多強大，人類在最本質的天性或生活現實的驅使下，有哪些活動隻能由人來完成？
這項策略要有兩個假設。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也許還有點過於淺顯，但必須把它們說清楚。
第一，假定人掌控一切。經濟或社會的運行最終由人掌控，且服務於人。一提到這一點，有人就會哼起電影《陰陽魔界》的主題曲，或者有人想起電影《終結者》中最根本的衝突是人與機器的戰爭。2014年，我就計算機對商業的影響采訪了麥肯錫谘詢公司的全球總裁多米尼克·巴頓，他的回答是：“我認為，領導者依然有重要作用，公司不會由機器來掌管。”這麽顯而易見的事，但他還是覺得有必要說出來，他應該是對的。
第二，假設在我們有生之年，或者在我們孫子輩的有生之年，不會出現完美無缺的機器人。《終結者》的另外一個主題是可以以假亂真的人形機器人，可誰知道它是真是假？對此，我們大可不必擔心。如果我們的假設錯了，那麽我們現在麵臨的問題就難以想象了。
基於上述假設，我們會要求哪些工作必須由人來完成？這類工作有很多，共同點是必須有一個為之負責的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庭裁決，在未來很長時間裏，我們都會要求有一個有血有肉的法官。在這個例子中，人機之爭已非虛構。研究人員在以色列等國家進行了調查，目的是研究午餐如何影響法官的假釋判決。在一天當中，法官會批準大約35%的犯人的假釋申請。但在午餐前的兩小時內，批準率明顯下降，而臨近午餐休息的時候，批準率幾乎為零。午餐剛剛結束後的時間裏，批準率劇增至65%，隨後又開始明顯下降。假如你是罪犯，你在獄中度過的年限，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假釋申請是午餐前那摞卷宗中的最後一份，還是午餐後的第一份。從性暴力犯罪者和其他犯人再犯罪的可能性預測研究結果看，對假釋申請的裁決，計算機分析比法官裁決更有效、更可靠。但是，你覺得把這項工作從法官手中轉交給計算機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不是一個計算機能力問題，而是一個社會需要問題，重大決策需要有為之負責任的人。所以，我們有十足的把握說，那些負有責任的角色，如首席執行官、將軍、各級政府領導人，將會繼續存在，道理是一樣的。
另一方麵，出於某些純粹的現實原因，有些問題必須由人來解決，而不能交給機器。這不是因為計算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因為在真實生活中，尤其是在組織生活中，對於問題和目標是什麽，我們總是在不斷改變主意，這些問題必須由人來解決，更重要的是得靠群體來解決。部分原因在於，組織解決問題時必須有各方麵的代表；另一部分原因是，群策群力優於個人單打獨鬥。已有證據表明（我們將會看到大量證據），最高效群體中的成員都具有精湛的人類基本技能。
另外還有一類重要工作必須由人來完成，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其原因之深刻難以言表。即便是計算機可以提供診斷書，我們還是希望從醫生的口中說出來，因為我們想和醫生交流，也許僅僅是為了交談、為了知道有人在聆聽。解決問題時，我們願意與他人合作，給他們講故事，聽他們的故事，和他們共同創造想法。即使計算機可以準確發布口頭指令（這種前景並非不可能），我們還是願意跟隨人類領袖。重要的協議，我們願意與人協商，因為可以聽到他聲音顫抖，看到他雙臂交叉，直視他的眼睛。
我們很快會知道，無論是從修辭意義上來講，還是真實意義上講，直視別人的眼睛是未來經濟中高價值工作的核心。 <h2>不隻是理論</h2>
上述工作性質的變化隨處可見。像韜睿惠悅谘詢公司（towers watson）和牛津經濟研究公司一樣，問問員工在未來5~10年裏他們最需要的技能是什麽，員工的回答中沒有出現商業頭腦、分析能力或者損益管理等與左腦功能相聯係的思維技能，相反，員工們首選的技能包括關係建立、團隊合作、共同創造、集思廣益、文化敏感以及管理多元化員工的能力，這些都是與右腦相聯係的社會交往技能。這些回答很好地吻合了關於當今美國人與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的工作方式對比的宏觀數據。截至目前，增長最快的行業是教育與服務領域，這兩個領域的工作在總體工作中所占比例比過去翻了一番還多。專業服務與商業服務大約增長了80%，娛樂與酒店業大約增長了50%。統計數據沒有顯示這些行業中具體工作的詳細情況，所以我們下結論時務必謹慎。但總的趨勢是，凡是涉及人際交往的行業，就業數量在大幅度增加。
更多研究為上述結論提供了支撐。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現，2001—2009年，美國的事務性工作崗位（銀行出納員、結賬員）減少了70萬個，生產崗位減少了270萬個。但是人際交流性工作崗位如醫生、教師卻增加了480萬個，研究機構的報告認為“交流型工作”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一類。
我們無須對此感到驚訝。20世紀70年代初期，哈佛大學的威廉·博塞特教授，一個在數學和生物領域具有廣泛興趣的傳奇式人物，為本科生講授一門計算機科學前沿課程，這是哈佛大學首次開設此類課程。最後一堂課上，他講授的是計算機的未來發展及其後果。那個時候，英特爾公司剛生產出第一個芯片，人們擔心它會吞噬人的工作。博塞特的回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計算機的確會吞噬人類工作，但是我們應該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樣一來，人就可以做應該做的事。他因此得出一個著名論斷：“如果你害怕被計算機所取代，那麽你可能就會被取代，也應該被取代。”
這個過程花費了不少時間，但是計算機大規模接替人的腦力勞動，把人解脫出來去從事深具人性的人際交流性工作，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 <h2>思維的價值到底有多大</h2>
社會交往技能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但這並不能說明左腦分析型技能的價值會越來越小，當然，我們的分析可能會讓大家產生這種誤解。如果計算機能夠在分析型技能方麵替代人類，那麽從事這類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是完全合理的。理論上是這樣的。這真的會發生嗎？
20世紀的經濟發展過程，主要是人類通過教育掌握思維技能，進而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過程。哈佛大學的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對此做了最具說服力、最為詳盡的解釋，他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收集數據以支撐自己的觀點。他們的研究顯示，美國能夠在1900年成為生活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並且將在隨後的一百年中保持第一。原因非常簡單，“20世紀以飛速發展的科技為特征，”他們這樣寫道，“因為美國人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以他們在創造發明、創辦企業、應用高科技商品與服務方麵最具優勢。”正規教育是通往成功之路，接受得越多越好，這是發達國家中所有人的成功之道。
讓人驚訝的是，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居然也認為教育這個百年來提高生活水平的秘方會失效。“大學不再是成功的門票，”他們宣稱，“在整個20世紀，新科技對通用技能，即與數學、科學、語法知識、閱讀和理解設計圖相關的技能給予了回報。”但他們認為，現在的情況變了，因為現在針對高技能工作的低成本競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一方麵，競爭來自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麵，“有些技能麵臨著被計算機程序取代的風險”。
那麽，在當今社會，發展的路在何方？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指出，非常規工作所需的技能和人際交往技能不易受低成本競爭的影響。雇員們說，“雇主對高質量人工服務的需求增大了，人際技能……也很重要”。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擁有一張中學或大學學位證書已經不能保證你不可或缺的地位了，交往技能逐漸成為取得成功的關鍵。
普通的認知技能可能會失去而不是獲得經濟價值，這個說法讓大部分人感到奇怪，真是聞所未聞。但是，除了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提供的證據，還有更多證據表明它真的發生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約克大學的研究人員甚至相信他們已經成功確定了時間，他們是這樣寫的：“大約在2000年，社會對技術的需求（更準確地說，是對與高教育水平相關的認知技能的需求）開始逆轉。”他們給出的證據是，技術最好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的就業率持續上升了幾十年，至2000年達到了巔峰，隨後便開始下降。這不單是2008年開始的經濟衰退造成的，實際上早在經濟衰退前就已經出現了下降趨勢。另有統計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美國大學畢業生扣除通貨膨脹率後的工資進入了停滯狀態，這進一步支持了研究的結論。研究人員還對照其他經濟學家發明的不同職業的“認知任務水平”指數，調查了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職業與該指數的匹配程度。換言之，他們調查的是，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需要多少腦力。結果表明，對大學畢業生的腦力要求，同樣是在2000年達到最高點，其後開始下降，至2012年，已經降到比1980年的還要低一點。目前，大學畢業生依然能找到工作，我們總是能找到工作，但是，自2000年以來，他們從事的職業對其腦力的要求越來越低。
審視一下大的經濟發展趨勢，我們就會發現上述貌似離奇的結論並不奇怪。經濟蕭條之後，美國的就業率增長非常緩慢，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緩慢，而且工資幾乎停滯不前。這是怎麽回事？部分原因在於，社會對普通腦力工作的需求下降了。研究人員所揭示的，近年來求職的年輕人已經體驗到了，“社會對高技能工作者的需求減少，致使高技能勞動者從職業階梯的頂部開始往下移動，開始從事傳統上由低技能勞動者所從事的工作”。舉個例子，學士學位獲得者從事檔案管理員和接待員工作的現象明顯增多。接下來，“這種去技術化的過程，導致高技能勞動者把低技能勞動者驅趕到了職業階梯的更低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徹底把他們趕出了勞動者隊伍”。這個發現不僅從直覺意義上講得通，而且有助於解釋美國總體就業率低、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的原因。 <h2>從知識型勞動者轉向關係型勞動者</h2>
聽起來，在未來經濟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似乎要被輕視了，實際並非一定如此。要知道為什麽，還是以律師為例，想想他們的處境，他們的工作逐漸在被信息科技所接替。西北大學的麥金尼斯教授認為，普通律師“麵臨著暗淡的前景”，他們最有可能獲得成功之處，也許就在利用人際技能方麵。“說服因憤怒而失去理性的客戶，使之做出更加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行為。”他解釋說，“機器不可能建立情感的紐帶去實現這樣重要的目的。”少數“超級明星”律師則可以通過科技應用減少成本，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很多合夥人，他們還可以在極度複雜的案件中增強“人類特有的判斷”。
換言之，聰明的律師依然可以出類拔萃，但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聰明。關鍵在於社會交往，這是最具有人類特性的一麵：理解不理性的客戶，與之建立情感紐帶以說服他理性行動，提供客戶所要求的由人做出的意識與情感判斷。
逐步呈現的未來發展趨勢，使我們對傳統的職業谘詢有了新的看法。最明顯的是，建議學生學習科學、技術、工程學和數學科目的做法，現在需要調整。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是個很棒的建議。2014年，10個收入最高的大學生裏有8個是學工程學專業的。這些專業目前依然非常重要，但是，重要不等於高價值或高收入。隨著科技不斷向高技能領域進軍，價值將繼續移往其他領域。可以肯定地說，社會仍將需要工程師，但是未來最有價值的工程師絕非那些獨自待在房間裏工作的天才，而是那些能夠建立人際關係、集思廣益、與人合作並能起引領作用的工程師。
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於20世紀50年代創造了“知識型勞動者”這個術語，指的是那些在越來越依賴信息科技的經濟中最有價值的勞動者。可以看出，這個術語不再適用，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仍然靠知識工作，但知識不再是他們最大的價值源泉。我們需要一個新術語，“關係型勞動者”在逐步變成最有價值的人。 <h2>軍隊發現了“人類領域”</h2>
作為影響成效和價值的關鍵因素，人際交往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這並非商業領域特有的現象，而是在整個社會中都漸漸變得很明顯了。美國軍方發現，這一點在軍隊中尤其重要。下麵我們會看到，軍隊曆來都在理解人際交往方麵格外努力。長時間以來，軍隊高度重視服役軍人之間、服役軍人與敵人之間的交流，而且還研發了創新性的培訓方法。這些做法值得商業領袖從中吸取經驗。最近，軍方從長達十幾年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認識到了軍隊與當地民眾之間的交流有多麽重要。這一經驗從多個方麵反映出公司和員工正在麵臨的現實。
“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之初，我們以為火力與前進相結合就可以解決問題。”海軍陸戰隊中將喬治·弗林告訴我。弗林長期負責培訓工作，並在伊拉克戰爭中擔任過指揮官，經曆了漫長的軍隊生涯，於2013年退休。“火力與前進”是兩個軍事分隊聯合進攻敵軍駐地時使用的基本戰術，一支部隊火力進攻，掩護另一支部隊安全接近敵軍駐地。換言之，美軍指揮官使用的是傳統的基於知識與科技的戰術，這似乎無可指摘。美國在武器與其他方麵有明顯的科技和知識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衛星和無人機技術實現的。
但是，問題在於美軍的戰略並沒有奏效。敵軍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創舉，如簡易爆炸裝置，不可避免地給美軍帶來麻煩。更為嚴峻的是，即便美軍控製了某個城市，如果城裏的平民百姓對他們充滿敵意或不信任，他們也難有作為。“我們發現，必須對所要解決的問題有非常細致的了解，”弗林說，“這就需要了解環境。”突然間，“我們開始討論所有與人有關的事情”。
指揮官意識到，美軍與伊拉克、阿富汗民眾間的個人、即時交流是一個關鍵因素，卻一直未能得到足夠重視。2004年的一個事件給軍方敲響了警鍾。喬治·凱西上將回憶，“伊拉克南部重鎮納賈夫是伊瑪目阿裏清真寺的所在地、什葉派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地，在那裏，一名年輕的海軍士兵開車轉彎時弄錯了方向，把車開到了離一個民兵領袖家很近的地方”，結果引發了全國性暴動。
幾周之後，納賈夫上演了完全不同的一幕。根據《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作家丹·鮑姆的描述，陸軍中校克裏斯·休斯正帶領一個小分隊穿過一條街道，突然間“好幾百伊拉克人從街道兩邊的建築物裏湧出來……他們尖叫著，憤怒到幾近發狂的程度”。伊拉克人把美軍士兵包圍起來的那一刻，災難性的局勢一觸即發。休斯命令屬下“單膝跪地”。鮑姆回憶說：“他們跪在沸騰的人群前，槍頭朝下對著地麵。伊拉克人沉默了，憤怒得以平息。其後，軍官命令他的士兵撤退。”通過肢體語言，一場災難避免了。
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匯報過無數類似的經曆。“我衝著政府部門的一位部長做這個動作（豎起食指），告訴他‘等一下’，結果他大發雷霆，因為按照他們的習慣，我應該雙手合攏在嘴邊做喇叭狀，說‘等等’。”一名陸軍中尉告訴軍隊顧問倫納德·王，“我猜，他們對狗才會做這個動作（豎起食指）。”正如王所說，“誤解含有文化意義的手勢看似簡單，卻會導致戰略性後果”。
指揮官弗林越想越覺得人的因素正在改變他們的職業性質。現代戰爭發生在五大領域——陸地、海洋、天空、太空以及網絡空間，但是現在，根據弗林的回憶，“有些人甚至想開辟一個被稱作‘人類’的獨立領域”。
這一切都是非正式的。在軍隊條令中，人類領域還不是正式領域，但是依上將說話的口吻，似乎這已成事實。2013年，軍事新聞網站military有一條報道：“在陸軍部隊，要製訂取勝計劃，必然‘涉及土地權利和人類領域的交集’，陸軍中將基思·沃克說。”沃克時任陸軍“未來中心”主任，負責軍隊在未來社會的適應轉型，他認為轉型首要的因素是社會性。“通過互聯網與社交媒體交流的人數增長很快，這使軍隊的戰略重心變成了影響人的行為。”軍事新聞網報道。
上將們過去可不這樣說。現在他們認識到，軍隊和其他行業一樣，擁有科技與知識固然是優勢，但不再是決定性優勢。“我希望我們永遠都不用與敵人作戰，但是如果我們不得不戰，那我希望速戰速決，幾天或者幾周，而不是幾個月。”2015年，阿什頓·卡特在任美國國防部長前不久這樣對我說：“勝利意味著什麽？不是最大限度地毀滅。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毀滅性戰爭之巔峰，其勝利是通過毀掉敵人的生產能力，同時也毀掉其大半個社會實現的。未來戰爭中，勝利意味著被人們普遍接受，包括被戰敗方接受的取勝。所以，絕不可能通過射殺千百萬人來實現，未來的勝利靠的是前線具備人際關係技能的人士。”
一名美軍士兵遇到一位鄉村老人，他是摘掉眼鏡還是戴著不摘？他是直視老人的眼睛，還是瞪眼看他走過？他是豎起食指，還是合攏雙手做喇叭狀？這些決定成為影響任務能否成功的關鍵。而且，我們將會看到，軍方現在已開始在這些方麵對士兵進行訓練。
這就是為什麽軍方領袖要強調“非運動操作”的重要性。已退役的海軍官員、軍隊顧問拉爾夫·查塔姆巧妙地把“非運動操作”定義為“軍人職責之外的一切，它與應對炸彈、子彈、坦克以及大型戰役都無關，但與陌生文化中的人際、社會交往相關”。這意味著，士兵扮演的角色更多了，其中包括“情報收集員、政治家、權利經紀人、律師、談判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以及外交家”。也就是說，要成為擅長與不同社會角色交往的專家。軍隊中逐漸出現的高價值技能恰恰與商界的完全相同。 <h2>精彩表現的新含義</h2>
在識別新的高價值技術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傳統的路徑——弄明白計算機到底不能做什麽——效果並不理想。曆史和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表明，假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信心滿滿地預言超出計算機能力範圍的工作是什麽，那我們一定是瘋了。不要問計算機做不了什麽，更有益的做法是問我們人類必須做什麽，而我們必須做的，正是那些在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我們珍視並希望由同類完成的工作。也許我們理由充分，也許毫無理由，但我們原本就是這樣。為人類提供他們最想從其他人那裏得到的東西的能力是高價值的，短時間內這種願望不會改變。
我們想要的東西，最大的特點之一是並非總是理性的。我們想要法官的判決，而不是純粹的基於數據的預測，即便基於數據的預測和法官的判決同樣好，甚至更好。我們需要麵對現實，理性不是我們的長處，在這方麵我們永遠不會比計算機做得更好。以最具人性化的方式應對人的願望並尋求答案，理解人的願望和答案將把人類引向何方、如何對此做出反應，這些將影響我們的未來，成為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工業革命之初，也就是從進入機器時代起，人類所取得的諸多成功都源自我們所具有的機械性。幾十年來，工廠裏的體力勞動和辦公室裏的腦力勞動都是重複性的常規工作，這是可以設計的，也正是亨利·福特抱怨的原因。他抱怨說：“為什麽每次我隻要一雙手，卻總是還要來一個腦袋？”那些本該是機器做的工作。當然，那時的機器還做不了。機器在不斷改進，剛開始速度很慢，隨後受日益快速發展的信息科技的驅動，機器改進的速度也開始快起來。現在，機器基本上能夠做世界上所有應該由機器做的工作。
結果，精彩表現的含義發生了改變。過去，它意味著要善於像機器一樣工作。現在，越來越意味著要擅長做人。優異的表現要求我們必須具備人的最本質的特性。
換句話說，能否做一個表現優異的人，與我們掌握的知識關係不大，而是越來越取決於我們是什麽樣的人。
其原因，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但是還有一個。在人際關係技能成為創造價值的關鍵之際，這一技能在人類身上卻漸漸消失。其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也就是說，人類天生就是社會交往與生存相聯係，比任何其他聯係都強大。我們在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中生活、工作，整日忙於線性、邏輯和理性的思考，很容易忘記這種活動並非人類本性。人的本性，不論我們認識還是忽略，始終都在我們身上，並成為我們的驅動力。“本質上，人具有社會性，”加紮尼加說，“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大腦的首要功能是應對社交事務，而不是思考熱力學第二定律。”
我們來理解一下這段話的含義。一個令心理學家長期困惑的問題是，人為什麽如此聰慧？大部分人恐怕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人類擁有能夠發明微積分或粒子物理學、能夠學會代數或駕車的大腦，究竟有哪些方麵的進化優勢呢？人類在幾千年尋求生存的過程中，大腦不斷發育成長，進化成如今的現代大腦，那麽人類完成高超技藝的能力從何而來？
問題的答案似乎是，在荒蕪的非洲大草原上，人類被迫去解決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即社會交往的問題。人類從群體生活中獲益，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思考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他人的行為，其後果有益還是有害於我們自己或我們的親屬。（我們知道別人也用同樣的思維對待我們。）我們明白，自己永遠都無法確切知道他人的行為發生的時間、方式和原因，卻能夠感覺到信號的變化。這好比難度更高的國際象棋，其風險也更高。“這需要最高層次的智力官能。”英國心理學家n. k.漢弗萊這樣說，他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這一思想來揭示人類大腦高度發達的原因。
也就是說，人腦的功能就是進行社會交往。
我們不必為此感到困惑。多年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主導理論恰恰與此相反，主張新生兒是白板一塊，或白紙一張，所有思想、感情以及未來發展，都是通過個人親身體驗寫到板上的。“人沒有本性，隻有曆史。”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加·伊·加塞特是這樣說的。這種理論源於20世紀初萌發的一些思潮，其部分動機是高貴的。曾經一度有人宣稱某些族群——非洲人、猶太人、吉卜賽人、同性戀者和婦女，天生低人一等。對此，最有力的反駁是，沒有人天生低賤，因為人出生之時什麽也不是。人無論發展成什麽樣，都是文化在白板上留下的烙印，這就意味著，人可能有不同的發展，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變化。
“白板說”有望帶來更加美好的世界，特別是一個戰爭硝煙少的世界。對於一個有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尤其具有吸引力。根據白板說，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魔咒，因為人類並非天性好戰。其實，自古以來人們就有這種信念，新的研究為此提供了證據。根據瑪格麗特·米德的著名論述，薩摩亞人不使用暴力，新幾內亞人對戰爭聞所未聞。伊麗莎白·馬歇爾·托馬斯在《無害之人》（the harmless people）一書中描述了生活在卡拉哈裏沙漠愛好和平的坤申族人。既然那些文化可以遠離戰爭存在，那麽我們也可以。
不幸的是，這些結論完全錯了。其他人類學家經過調查發現，薩摩亞人、新幾內亞人和坤申族人跟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民族一樣暴力，甚至達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神經科學家以及其他人的長期研究有力地推翻了白板說，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在《白板論：現代人對人類本性的否定》（the nk 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書中對此有精彩的論述。雖然這些研究論證的內容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話題，但我們還是有必要仔細審視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於1991年編纂出版的“人類普遍性”列表。布朗說，這些是人類“共同的文化、社會、語言、行為以及心理特征，沒有任何例外”。世界上所有文化都具有這些普遍性。與本話題高度相關的普遍性有： <blockquote>
? 同情。
? 推崇慷慨，反對吝嗇。
? 所有人都會哭，都會開玩笑。
? 所有文化都用旋律創造音樂，人人都跳舞，所有社會都有審美觀，都創造裝飾藝術。
? 所有人都有平等的理念，都理解互惠的概念。
? 人人都有自尊。
? 人人都會講故事。
? 每個社會都有領袖。 </blockquote>
上述這些特征具有普遍性，但並不意味著它們具有先天性，是與生俱來的，盡管這種可能性貌似很大。重要的是，它們都涉及人類交往，而且適用於地球上所有人。對這些根深蒂固的特征的理解，有助於發現人類在科技越來越發達的世界裏服務彼此的最佳方式。 <h2>不要問計算機不能做什麽</h2>
要尋找科技發展背景下人類的價值，審視自我比傳統上探尋計算機永遠做不到的事更有用。計算機無法掌握的技能是最有價值的技能，這似乎是盡人皆知的常識，可是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不論我們宣稱計算機最終無法獲得的技能是什麽，我們都會麵臨風險。來回溯一下這類尷尬的預言。早期研究計算機語言翻譯的人非常悲觀，認為計算機翻譯無法走出20世紀60年代中期幾近無效的狀態，但是現在，穀歌提供免費的語言翻譯，skype（一款即時通信軟件）可以提供實時口頭翻譯，並且是免費的。1972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休伯特·德雷福斯在一本題為《計算機不能做什麽》的書中，對於計算機下國際象棋幾乎不抱希望，認為很難在當時達到的中等水平之上再有任何大的發展，但是在1997年，計算機戰勝了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加裏·卡斯帕羅夫。2004年，經濟學家弗蘭克·利維和理查德·莫南在一本優秀著作《新勞動分工》中認為，駕駛汽車牽涉大量的感官輸入，需要做出瞬間判斷，其難度之大計算機難以應付。然而，6年後穀歌就發明了無人駕駛汽車。史蒂芬·平克在2007年做過這樣的評論，“判斷空間格局並引導物體從中穿過，是極度複雜的工程學任務，這一點從目前還沒有發明出能夠自動清空碗碟的洗碗機或可以爬樓梯的吸塵器這些事實中就可看出”。然而很快，艾羅伯特機器人製造公司就生產出可以滿屋子自動運轉，而不會碰到家具、寵物或者孩子的吸塵器和拖地機，還生產出來可以爬樓梯的機器人。如果公司認為需求量足夠大，還能生產兼具兩種功能的機器人。同樣，能夠自動清空碗碟的洗碗機的出現隻是時間問題，當科技進步到一定水平，並且市場需求也足夠大的時候就會應運而生。
發展趨勢很明顯。聰明人看得出，很多對人來說輕而易舉的任務，其實是高度複雜的，比如駕駛汽車，人做起來毫不費力，但是計算機學會它卻非常艱難。但實際上，這依然隻是個時間問題，而且所需時間比預期的要短。我們沒有搞明白兩年實現翻一番是怎麽回事，按照這個速度，40年內計算能力能夠增長100萬倍。計算機技術天才比爾·喬伊指出，噴氣式飛機的飛行速度比步行快一百倍，因而改變了世界。已有的經驗不足以讓我們理解上百萬倍的增長概念。同時，越來越高端的程序使得計算機能夠用更少的計算能力完成複雜的任務。所以，年複一年，我們總是錯誤地低估計算機的能力。 <h2>一個更佳的策略</h2>
我們應該明白，以計算機永遠做不了的工作來決定人類的價值，這是極其危險的做法。雖然我們可以更加謹慎、保守地沿著這條路繼續冒險，但是一個更好的策略是回答以下問題：不管計算機的功能有多強大，人類在最本質的天性或生活現實的驅使下，有哪些活動隻能由人來完成？
這項策略要有兩個假設。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也許還有點過於淺顯，但必須把它們說清楚。
第一，假定人掌控一切。經濟或社會的運行最終由人掌控，且服務於人。一提到這一點，有人就會哼起電影《陰陽魔界》的主題曲，或者有人想起電影《終結者》中最根本的衝突是人與機器的戰爭。2014年，我就計算機對商業的影響采訪了麥肯錫谘詢公司的全球總裁多米尼克·巴頓，他的回答是：“我認為，領導者依然有重要作用，公司不會由機器來掌管。”這麽顯而易見的事，但他還是覺得有必要說出來，他應該是對的。
第二，假設在我們有生之年，或者在我們孫子輩的有生之年，不會出現完美無缺的機器人。《終結者》的另外一個主題是可以以假亂真的人形機器人，可誰知道它是真是假？對此，我們大可不必擔心。如果我們的假設錯了，那麽我們現在麵臨的問題就難以想象了。
基於上述假設，我們會要求哪些工作必須由人來完成？這類工作有很多，共同點是必須有一個為之負責的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庭裁決，在未來很長時間裏，我們都會要求有一個有血有肉的法官。在這個例子中，人機之爭已非虛構。研究人員在以色列等國家進行了調查，目的是研究午餐如何影響法官的假釋判決。在一天當中，法官會批準大約35%的犯人的假釋申請。但在午餐前的兩小時內，批準率明顯下降，而臨近午餐休息的時候，批準率幾乎為零。午餐剛剛結束後的時間裏，批準率劇增至65%，隨後又開始明顯下降。假如你是罪犯，你在獄中度過的年限，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假釋申請是午餐前那摞卷宗中的最後一份，還是午餐後的第一份。從性暴力犯罪者和其他犯人再犯罪的可能性預測研究結果看，對假釋申請的裁決，計算機分析比法官裁決更有效、更可靠。但是，你覺得把這項工作從法官手中轉交給計算機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不是一個計算機能力問題，而是一個社會需要問題，重大決策需要有為之負責任的人。所以，我們有十足的把握說，那些負有責任的角色，如首席執行官、將軍、各級政府領導人，將會繼續存在，道理是一樣的。
另一方麵，出於某些純粹的現實原因，有些問題必須由人來解決，而不能交給機器。這不是因為計算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因為在真實生活中，尤其是在組織生活中，對於問題和目標是什麽，我們總是在不斷改變主意，這些問題必須由人來解決，更重要的是得靠群體來解決。部分原因在於，組織解決問題時必須有各方麵的代表；另一部分原因是，群策群力優於個人單打獨鬥。已有證據表明（我們將會看到大量證據），最高效群體中的成員都具有精湛的人類基本技能。
另外還有一類重要工作必須由人來完成，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其原因之深刻難以言表。即便是計算機可以提供診斷書，我們還是希望從醫生的口中說出來，因為我們想和醫生交流，也許僅僅是為了交談、為了知道有人在聆聽。解決問題時，我們願意與他人合作，給他們講故事，聽他們的故事，和他們共同創造想法。即使計算機可以準確發布口頭指令（這種前景並非不可能），我們還是願意跟隨人類領袖。重要的協議，我們願意與人協商，因為可以聽到他聲音顫抖，看到他雙臂交叉，直視他的眼睛。
我們很快會知道，無論是從修辭意義上來講，還是真實意義上講，直視別人的眼睛是未來經濟中高價值工作的核心。 <h2>不隻是理論</h2>
上述工作性質的變化隨處可見。像韜睿惠悅谘詢公司（towers watson）和牛津經濟研究公司一樣，問問員工在未來5~10年裏他們最需要的技能是什麽，員工的回答中沒有出現商業頭腦、分析能力或者損益管理等與左腦功能相聯係的思維技能，相反，員工們首選的技能包括關係建立、團隊合作、共同創造、集思廣益、文化敏感以及管理多元化員工的能力，這些都是與右腦相聯係的社會交往技能。這些回答很好地吻合了關於當今美國人與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的工作方式對比的宏觀數據。截至目前，增長最快的行業是教育與服務領域，這兩個領域的工作在總體工作中所占比例比過去翻了一番還多。專業服務與商業服務大約增長了80%，娛樂與酒店業大約增長了50%。統計數據沒有顯示這些行業中具體工作的詳細情況，所以我們下結論時務必謹慎。但總的趨勢是，凡是涉及人際交往的行業，就業數量在大幅度增加。
更多研究為上述結論提供了支撐。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現，2001—2009年，美國的事務性工作崗位（銀行出納員、結賬員）減少了70萬個，生產崗位減少了270萬個。但是人際交流性工作崗位如醫生、教師卻增加了480萬個，研究機構的報告認為“交流型工作”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一類。
我們無須對此感到驚訝。20世紀70年代初期，哈佛大學的威廉·博塞特教授，一個在數學和生物領域具有廣泛興趣的傳奇式人物，為本科生講授一門計算機科學前沿課程，這是哈佛大學首次開設此類課程。最後一堂課上，他講授的是計算機的未來發展及其後果。那個時候，英特爾公司剛生產出第一個芯片，人們擔心它會吞噬人的工作。博塞特的回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計算機的確會吞噬人類工作，但是我們應該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樣一來，人就可以做應該做的事。他因此得出一個著名論斷：“如果你害怕被計算機所取代，那麽你可能就會被取代，也應該被取代。”
這個過程花費了不少時間，但是計算機大規模接替人的腦力勞動，把人解脫出來去從事深具人性的人際交流性工作，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 <h2>思維的價值到底有多大</h2>
社會交往技能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但這並不能說明左腦分析型技能的價值會越來越小，當然，我們的分析可能會讓大家產生這種誤解。如果計算機能夠在分析型技能方麵替代人類，那麽從事這類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是完全合理的。理論上是這樣的。這真的會發生嗎？
20世紀的經濟發展過程，主要是人類通過教育掌握思維技能，進而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過程。哈佛大學的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對此做了最具說服力、最為詳盡的解釋，他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收集數據以支撐自己的觀點。他們的研究顯示，美國能夠在1900年成為生活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並且將在隨後的一百年中保持第一。原因非常簡單，“20世紀以飛速發展的科技為特征，”他們這樣寫道，“因為美國人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以他們在創造發明、創辦企業、應用高科技商品與服務方麵最具優勢。”正規教育是通往成功之路，接受得越多越好，這是發達國家中所有人的成功之道。
讓人驚訝的是，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居然也認為教育這個百年來提高生活水平的秘方會失效。“大學不再是成功的門票，”他們宣稱，“在整個20世紀，新科技對通用技能，即與數學、科學、語法知識、閱讀和理解設計圖相關的技能給予了回報。”但他們認為，現在的情況變了，因為現在針對高技能工作的低成本競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一方麵，競爭來自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麵，“有些技能麵臨著被計算機程序取代的風險”。
那麽，在當今社會，發展的路在何方？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指出，非常規工作所需的技能和人際交往技能不易受低成本競爭的影響。雇員們說，“雇主對高質量人工服務的需求增大了，人際技能……也很重要”。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擁有一張中學或大學學位證書已經不能保證你不可或缺的地位了，交往技能逐漸成為取得成功的關鍵。
普通的認知技能可能會失去而不是獲得經濟價值，這個說法讓大部分人感到奇怪，真是聞所未聞。但是，除了克勞迪婭·戈爾登和勞倫斯·卡茨提供的證據，還有更多證據表明它真的發生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約克大學的研究人員甚至相信他們已經成功確定了時間，他們是這樣寫的：“大約在2000年，社會對技術的需求（更準確地說，是對與高教育水平相關的認知技能的需求）開始逆轉。”他們給出的證據是，技術最好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的就業率持續上升了幾十年，至2000年達到了巔峰，隨後便開始下降。這不單是2008年開始的經濟衰退造成的，實際上早在經濟衰退前就已經出現了下降趨勢。另有統計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美國大學畢業生扣除通貨膨脹率後的工資進入了停滯狀態，這進一步支持了研究的結論。研究人員還對照其他經濟學家發明的不同職業的“認知任務水平”指數，調查了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職業與該指數的匹配程度。換言之，他們調查的是，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需要多少腦力。結果表明，對大學畢業生的腦力要求，同樣是在2000年達到最高點，其後開始下降，至2012年，已經降到比1980年的還要低一點。目前，大學畢業生依然能找到工作，我們總是能找到工作，但是，自2000年以來，他們從事的職業對其腦力的要求越來越低。
審視一下大的經濟發展趨勢，我們就會發現上述貌似離奇的結論並不奇怪。經濟蕭條之後，美國的就業率增長非常緩慢，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緩慢，而且工資幾乎停滯不前。這是怎麽回事？部分原因在於，社會對普通腦力工作的需求下降了。研究人員所揭示的，近年來求職的年輕人已經體驗到了，“社會對高技能工作者的需求減少，致使高技能勞動者從職業階梯的頂部開始往下移動，開始從事傳統上由低技能勞動者所從事的工作”。舉個例子，學士學位獲得者從事檔案管理員和接待員工作的現象明顯增多。接下來，“這種去技術化的過程，導致高技能勞動者把低技能勞動者驅趕到了職業階梯的更低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徹底把他們趕出了勞動者隊伍”。這個發現不僅從直覺意義上講得通，而且有助於解釋美國總體就業率低、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的原因。 <h2>從知識型勞動者轉向關係型勞動者</h2>
聽起來，在未來經濟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似乎要被輕視了，實際並非一定如此。要知道為什麽，還是以律師為例，想想他們的處境，他們的工作逐漸在被信息科技所接替。西北大學的麥金尼斯教授認為，普通律師“麵臨著暗淡的前景”，他們最有可能獲得成功之處，也許就在利用人際技能方麵。“說服因憤怒而失去理性的客戶，使之做出更加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行為。”他解釋說，“機器不可能建立情感的紐帶去實現這樣重要的目的。”少數“超級明星”律師則可以通過科技應用減少成本，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很多合夥人，他們還可以在極度複雜的案件中增強“人類特有的判斷”。
換言之，聰明的律師依然可以出類拔萃，但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聰明。關鍵在於社會交往，這是最具有人類特性的一麵：理解不理性的客戶，與之建立情感紐帶以說服他理性行動，提供客戶所要求的由人做出的意識與情感判斷。
逐步呈現的未來發展趨勢，使我們對傳統的職業谘詢有了新的看法。最明顯的是，建議學生學習科學、技術、工程學和數學科目的做法，現在需要調整。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是個很棒的建議。2014年，10個收入最高的大學生裏有8個是學工程學專業的。這些專業目前依然非常重要，但是，重要不等於高價值或高收入。隨著科技不斷向高技能領域進軍，價值將繼續移往其他領域。可以肯定地說，社會仍將需要工程師，但是未來最有價值的工程師絕非那些獨自待在房間裏工作的天才，而是那些能夠建立人際關係、集思廣益、與人合作並能起引領作用的工程師。
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於20世紀50年代創造了“知識型勞動者”這個術語，指的是那些在越來越依賴信息科技的經濟中最有價值的勞動者。可以看出，這個術語不再適用，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仍然靠知識工作，但知識不再是他們最大的價值源泉。我們需要一個新術語，“關係型勞動者”在逐步變成最有價值的人。 <h2>軍隊發現了“人類領域”</h2>
作為影響成效和價值的關鍵因素，人際交往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這並非商業領域特有的現象，而是在整個社會中都漸漸變得很明顯了。美國軍方發現，這一點在軍隊中尤其重要。下麵我們會看到，軍隊曆來都在理解人際交往方麵格外努力。長時間以來，軍隊高度重視服役軍人之間、服役軍人與敵人之間的交流，而且還研發了創新性的培訓方法。這些做法值得商業領袖從中吸取經驗。最近，軍方從長達十幾年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認識到了軍隊與當地民眾之間的交流有多麽重要。這一經驗從多個方麵反映出公司和員工正在麵臨的現實。
“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之初，我們以為火力與前進相結合就可以解決問題。”海軍陸戰隊中將喬治·弗林告訴我。弗林長期負責培訓工作，並在伊拉克戰爭中擔任過指揮官，經曆了漫長的軍隊生涯，於2013年退休。“火力與前進”是兩個軍事分隊聯合進攻敵軍駐地時使用的基本戰術，一支部隊火力進攻，掩護另一支部隊安全接近敵軍駐地。換言之，美軍指揮官使用的是傳統的基於知識與科技的戰術，這似乎無可指摘。美國在武器與其他方麵有明顯的科技和知識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衛星和無人機技術實現的。
但是，問題在於美軍的戰略並沒有奏效。敵軍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創舉，如簡易爆炸裝置，不可避免地給美軍帶來麻煩。更為嚴峻的是，即便美軍控製了某個城市，如果城裏的平民百姓對他們充滿敵意或不信任，他們也難有作為。“我們發現，必須對所要解決的問題有非常細致的了解，”弗林說，“這就需要了解環境。”突然間，“我們開始討論所有與人有關的事情”。
指揮官意識到，美軍與伊拉克、阿富汗民眾間的個人、即時交流是一個關鍵因素，卻一直未能得到足夠重視。2004年的一個事件給軍方敲響了警鍾。喬治·凱西上將回憶，“伊拉克南部重鎮納賈夫是伊瑪目阿裏清真寺的所在地、什葉派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地，在那裏，一名年輕的海軍士兵開車轉彎時弄錯了方向，把車開到了離一個民兵領袖家很近的地方”，結果引發了全國性暴動。
幾周之後，納賈夫上演了完全不同的一幕。根據《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作家丹·鮑姆的描述，陸軍中校克裏斯·休斯正帶領一個小分隊穿過一條街道，突然間“好幾百伊拉克人從街道兩邊的建築物裏湧出來……他們尖叫著，憤怒到幾近發狂的程度”。伊拉克人把美軍士兵包圍起來的那一刻，災難性的局勢一觸即發。休斯命令屬下“單膝跪地”。鮑姆回憶說：“他們跪在沸騰的人群前，槍頭朝下對著地麵。伊拉克人沉默了，憤怒得以平息。其後，軍官命令他的士兵撤退。”通過肢體語言，一場災難避免了。
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匯報過無數類似的經曆。“我衝著政府部門的一位部長做這個動作（豎起食指），告訴他‘等一下’，結果他大發雷霆，因為按照他們的習慣，我應該雙手合攏在嘴邊做喇叭狀，說‘等等’。”一名陸軍中尉告訴軍隊顧問倫納德·王，“我猜，他們對狗才會做這個動作（豎起食指）。”正如王所說，“誤解含有文化意義的手勢看似簡單，卻會導致戰略性後果”。
指揮官弗林越想越覺得人的因素正在改變他們的職業性質。現代戰爭發生在五大領域——陸地、海洋、天空、太空以及網絡空間，但是現在，根據弗林的回憶，“有些人甚至想開辟一個被稱作‘人類’的獨立領域”。
這一切都是非正式的。在軍隊條令中，人類領域還不是正式領域，但是依上將說話的口吻，似乎這已成事實。2013年，軍事新聞網站military有一條報道：“在陸軍部隊，要製訂取勝計劃，必然‘涉及土地權利和人類領域的交集’，陸軍中將基思·沃克說。”沃克時任陸軍“未來中心”主任，負責軍隊在未來社會的適應轉型，他認為轉型首要的因素是社會性。“通過互聯網與社交媒體交流的人數增長很快，這使軍隊的戰略重心變成了影響人的行為。”軍事新聞網報道。
上將們過去可不這樣說。現在他們認識到，軍隊和其他行業一樣，擁有科技與知識固然是優勢，但不再是決定性優勢。“我希望我們永遠都不用與敵人作戰，但是如果我們不得不戰，那我希望速戰速決，幾天或者幾周，而不是幾個月。”2015年，阿什頓·卡特在任美國國防部長前不久這樣對我說：“勝利意味著什麽？不是最大限度地毀滅。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毀滅性戰爭之巔峰，其勝利是通過毀掉敵人的生產能力，同時也毀掉其大半個社會實現的。未來戰爭中，勝利意味著被人們普遍接受，包括被戰敗方接受的取勝。所以，絕不可能通過射殺千百萬人來實現，未來的勝利靠的是前線具備人際關係技能的人士。”
一名美軍士兵遇到一位鄉村老人，他是摘掉眼鏡還是戴著不摘？他是直視老人的眼睛，還是瞪眼看他走過？他是豎起食指，還是合攏雙手做喇叭狀？這些決定成為影響任務能否成功的關鍵。而且，我們將會看到，軍方現在已開始在這些方麵對士兵進行訓練。
這就是為什麽軍方領袖要強調“非運動操作”的重要性。已退役的海軍官員、軍隊顧問拉爾夫·查塔姆巧妙地把“非運動操作”定義為“軍人職責之外的一切，它與應對炸彈、子彈、坦克以及大型戰役都無關，但與陌生文化中的人際、社會交往相關”。這意味著，士兵扮演的角色更多了，其中包括“情報收集員、政治家、權利經紀人、律師、談判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以及外交家”。也就是說，要成為擅長與不同社會角色交往的專家。軍隊中逐漸出現的高價值技能恰恰與商界的完全相同。 <h2>精彩表現的新含義</h2>
在識別新的高價值技術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傳統的路徑——弄明白計算機到底不能做什麽——效果並不理想。曆史和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表明，假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信心滿滿地預言超出計算機能力範圍的工作是什麽，那我們一定是瘋了。不要問計算機做不了什麽，更有益的做法是問我們人類必須做什麽，而我們必須做的，正是那些在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我們珍視並希望由同類完成的工作。也許我們理由充分，也許毫無理由，但我們原本就是這樣。為人類提供他們最想從其他人那裏得到的東西的能力是高價值的，短時間內這種願望不會改變。
我們想要的東西，最大的特點之一是並非總是理性的。我們想要法官的判決，而不是純粹的基於數據的預測，即便基於數據的預測和法官的判決同樣好，甚至更好。我們需要麵對現實，理性不是我們的長處，在這方麵我們永遠不會比計算機做得更好。以最具人性化的方式應對人的願望並尋求答案，理解人的願望和答案將把人類引向何方、如何對此做出反應，這些將影響我們的未來，成為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工業革命之初，也就是從進入機器時代起，人類所取得的諸多成功都源自我們所具有的機械性。幾十年來，工廠裏的體力勞動和辦公室裏的腦力勞動都是重複性的常規工作，這是可以設計的，也正是亨利·福特抱怨的原因。他抱怨說：“為什麽每次我隻要一雙手，卻總是還要來一個腦袋？”那些本該是機器做的工作。當然，那時的機器還做不了。機器在不斷改進，剛開始速度很慢，隨後受日益快速發展的信息科技的驅動，機器改進的速度也開始快起來。現在，機器基本上能夠做世界上所有應該由機器做的工作。
結果，精彩表現的含義發生了改變。過去，它意味著要善於像機器一樣工作。現在，越來越意味著要擅長做人。優異的表現要求我們必須具備人的最本質的特性。
換句話說，能否做一個表現優異的人，與我們掌握的知識關係不大，而是越來越取決於我們是什麽樣的人。
其原因，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但是還有一個。在人際關係技能成為創造價值的關鍵之際，這一技能在人類身上卻漸漸消失。其原因何在，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