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泰勒和拉裏·羅伯茨
創新者：一群技術狂人和鬼才程序員如何改變世界 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鮑勃·泰勒和拉裏·羅伯茨rry roberts）之間的關係與數字時代推動科技進步的許多其他搭檔不同，兩人從來都不是朋友，不論是他們在ipto共事之前還是之後。兩人晚年時甚至還互相貶低彼此的貢獻。泰勒2014年抱怨說：“拉裏稱網絡是他自己建的，這樣說是大錯特錯，別相信他說的話，我為他感到遺憾。”33 而羅伯茨則說，泰勒之所以懷恨在心是因為他沒有獲得充分的讚譽，他說：“除了把我招進去之外，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麽別的功勞。這是鮑勃做過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情。”34
但泰勒和羅伯茨20世紀60年代在arpa共事的四年裏，兩人的配合還是非常默契的。泰勒算不上出色的科學家，他甚至連博士學位也沒有。但他個性平易近人，善於說服別人，就像一塊吸引人才的磁石。而羅伯茨則是個埋頭搞研究的工程師，舉止唐突，甚至到了無理的程度，在龐大的五角大樓裏，他曾掐著秒表計算沿不同路線在各個辦公室之間穿行的時間。他不是用個人魅力讓同事傾倒，但他在同事中卻很有威信。他那種生硬直接的做派雖然沒能讓他成為深受愛戴的管理者，但他不失為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泰勒善於勸服人，羅伯茨則用自己的才智打動人。
鮑勃·泰勒1932年誕生在達拉斯一個未婚母親之家，一出生就被送上開往聖安東尼奧一家孤兒院的火車，28天大的時候，他被一對經常四處奔波的衛理公會牧師夫婦收養。一家人每過幾年就要搬一次家，去尤瓦爾迪、奧佐納、維多利亞、聖安東尼奧和梅塞德斯這樣的小鎮布道。35 泰勒說，他的成長經曆為他的性格打上了兩種烙印。和同樣是養子的史蒂夫·喬布斯一樣，泰勒的父母也反複強調他是“被選擇，被特別挑選出來的”。他開玩笑說：“其他所有父母都不得不接受分派給他們的孩子，但我卻是被選中的。這也許給了我一種不該有的信心。”此外，由於經常搬家，他必須不斷學習結交新朋友，學習新的方言，並在一種小鎮的社會秩序下捍衛自己的位置。他說：“我每次都得交一群新朋友，並應對一堆新的偏見。”36
泰勒曾在南方衛理公會大學學習實驗心理學，在海軍服過役，並在得克薩斯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在寫一篇關於心理聲學的論文時，泰勒不得不把他的數據寫在打孔卡上，提交至得克薩斯大學的計算機係統進行批處理。他說：“我得帶一大遝卡，數據處理起來要花上幾天時間，然後他們會告訴我653號卡上有個逗號寫錯了之類的，一切都要重來。這讓我很生氣。”當他讀到利克萊德有關交互式計算機和人機共生的論文時大受啟發，他意識到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他記得當時自言自語：“對，就應該這樣！”37
泰勒在預科學校當過老師，還為佛羅裏達一家國防承包商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他在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華盛頓總部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監督飛行模擬顯示器研究。當時，主管arpa的ipto的利克萊德開始定期把從事類似研究的其他政府研究人員召集起來舉行會議。1962年年底，泰勒參加會議時意外地得知利克萊德知道他在得州大學寫的心理聲學論文（泰勒的導師是利克萊德的朋友）。泰勒回憶說：“我簡直太受寵若驚了，於是從那時起我就成了利克萊德的仰慕者和摯友。”
泰勒和利克萊德有時會一起出差開會，這就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友誼。1963年，在一次希臘之行中，利克萊德帶泰勒前往雅典一家美術館，給他示範怎樣通過眯眼欣賞繪畫作品來研究繪畫的筆法。當天夜間在一家小酒館裏，泰勒受邀和樂隊坐在一起，教他們演奏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的歌曲。38
利克萊德和泰勒與一些工程師不同，他們了解人的因素；兩人都研究過心理學，善於與人相處，還喜歡欣賞藝術和音樂。泰勒比較暴躁，利克萊德往往比較溫和，但兩人都樂於與他人合作，和他們交朋友，並培養他們的才能。這種對人際互動的熱愛和對互動成果的欣賞使他們成為設計人機界麵的理想人選。
利克萊德從ipto引退時，他的副手伊萬·薩瑟蘭暫時接替了他的職位，而泰勒在利克萊德的催促下從nasa調到ipto，擔任薩瑟蘭的副手。泰勒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認識到信息技術會比空間計劃更精彩的人之一。1966年，薩瑟蘭辭職到哈佛大學擔任終身教授之後，泰勒一開始並不是大家心目中的最佳繼任人選，因為他沒有博士學位，也不是計算機科學家，但他最終還是獲得了這個職位。
ipto有三大問題觸動了泰勒。其一，每個與arpa簽署協議的大學和研究中心都想要功能最強大的最新式計算機。這既浪費又多餘。鹽湖城也許有一台處理圖形的計算機，斯坦福有一台能挖掘數據的計算機，但如果一名研究者需要同時處理這兩項任務，要麽得乘飛機在兩地間跑，要麽就得讓ipto出錢再買一台計算機。為什麽不能用網絡把它們連接起來，讓研究人員分時使用彼此的計算機呢？其二，泰勒出差時在與年輕的研究人員的交談中發現，這些研究者很想了解其他地方展開的研究。他意識到，有必要通過電子網絡把他們連接起來，讓他們更容易分享信息。其三，泰勒驚訝地發現，他的五角大樓辦公室有三個終端，每個終端都有自己的密碼和指令，連接到arpa資助的不同計算機中心。他想：“這種方式很笨，我應該能從單個終端訪問這些係統中的任何一個。”他說，對三個終端的需求讓他“恍然大悟”。39 這三大問題都可以通過建立連接研究中心的數據網絡來解決，也就是說，如果能實現利克萊德建立星際計算機網絡的夢想，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於是，泰勒走到五角大樓的e環去見他的老板——arpa主管查爾斯·赫茨菲爾德（charles herzfeld）。說起話來帶著得州鼻音腔的泰勒知道怎樣討赫茨菲爾德歡心（聰穎的赫茨菲爾德來自一個維也納難民家庭）。他既沒有帶幻燈片也沒有帶備忘錄，隻是熱情洋溢地講了一番話。如果arpa能出資設立一個網絡，就能讓研究中心分享計算資源，進行項目合作，並能讓泰勒取消辦公室裏的兩個終端。
赫茨菲爾德說：“這個想法不錯。去做吧。你要多少錢？”
泰勒坦言，這個項目光是啟動可能就得花100萬美元。
赫茨菲爾德說：“沒問題。”
泰勒在回辦公室的路上看了看手表。他自言自語道：“天哪，隻用了20分鍾。”40
這個故事泰勒在接受采訪和做口述史訪談時經常會講。赫茨菲爾德喜歡這個故事，但他後來覺得必須要澄清事實，因為這種說法有些誤導人。赫茨菲爾德說：“他略去了一個事實：我已經就這個問題與他和利克萊德研究了三年。拿到這100萬美元並不難，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在等他開口要錢。”41 泰勒承認事實確實如此，他還補充了一段趣事：“真正讓我高興的是，這筆錢是查利從本來準備用於開發導彈防衛係統的基金裏拿出來的，我覺得做那個項目是最愚蠢、最危險的。”42
接下來，泰勒需要找一個人來運營項目，拉裏·羅伯茨就是這樣參與到項目中去的。他是個順理成章的人選。
羅伯茨似乎就是為建立互聯網而生的。他的父母都擁有化學博士學位，在耶魯大學附近長大的羅伯茨動手組裝過電視機、特斯拉線圈[3] 、業餘無線電和電話係統。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工程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羅伯茨在讀到利克萊德有關人機共生的論文後深有感觸，於是他來到林肯實驗室與利克萊德一起工作，並繼承了利克萊德在分時、網絡和界麵等領域的思想。羅伯茨曾在林肯實驗室做過一項連接兩台遠程計算機的實驗，該實驗由arpa的鮑勃·泰勒資助。羅伯茨回憶說：“利克萊德將計算機連接成網絡的設想給了我很大啟發，我決定從事這方麵的工作。”
但羅伯茨多次拒絕泰勒讓他去華盛頓做自己副手的邀約。他喜歡林肯實驗室的工作，也並不是特別敬重泰勒。還有一件事情泰勒不知道：一年前，羅伯茨曾受邀從事泰勒的這份工作。他說：“伊萬走的時候曾讓我來ipto做下一任主管，但這是一份管理工作，而我更喜歡搞研究。”曾經拒絕過一把手職位的羅伯茨當然不願做泰勒的副手。他對泰勒說：“別再提了。我很忙。我現在做的這項研究很有意思。”43
羅伯茨之所以拒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泰勒能感覺出來。泰勒後來說：“拉裏有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而我隻有得克薩斯的碩士學位，所以我估計他不想在我手下工作。”44
但泰勒是個聰明、倔強的得州人。1966年秋季，他問赫茨菲爾德：“查利，林肯實驗室51%的經費都是arpa出的吧？”赫茨菲爾德肯定了他的說法。於是泰勒說：“你知道我想做的這個網絡項目吧，我要找的這個項目經理不願意來，他現在在林肯實驗室工作。”泰勒建議赫茨菲爾德給林肯實驗室主管打電話，告訴他如果能說服羅伯茨接受這份工作會對該實驗室有利。這就是得克薩斯人的處事方式，當時的美國總統、同為得克薩斯人的林登·約翰遜應該會欣賞這種方式。林肯實驗室的主管也不傻。他接到赫茨菲爾德的電話後對羅伯茨說：“如果你考慮這個選擇，可能對我們都好。”
於是，1966年12月，拉裏·羅伯茨來到了arpa。泰勒後來說：“我脅迫拉裏·羅伯茨走上了成名之路。”45
羅伯茨在聖誕節前後剛剛搬到華盛頓時，他和妻子在找到房子前在泰勒家住了幾個星期。他和泰勒雖然沒什麽私交，但兩人的關係友好而專業，至少在他們同為arpa工作的那幾年是這樣。46
羅伯茨不像利克萊德那樣友善熱情，不像泰勒那樣外向，也不像鮑勃·諾伊斯那樣無視身份等級。泰勒說：“拉裏這個人冷冰冰的。”47 但羅伯茨也擁有一種有助於促進協作創新和團隊管理的特質，這就是他的決斷力。更重要的是，他這種決斷不是建立在情緒或個人好惡上，而是建立在一種對備選方案的理性、精確分析之上。同事們即使不同意他的決定，也都尊重這些決定，因為羅伯茨頭腦清楚、幹脆果斷、不偏不倚。這是讓一位真正的產品工程師來從事管理的優勢之一。羅伯茨不願做泰勒的副手，於是他和arpa的大老板赫茨菲爾德達成了一項安排，被任命為arpa首席科學家。他回憶說：“我白天做項目管理，晚上做自己的網絡研究。”48
而泰勒則詼諧風趣、喜歡交際，有時候甚至有點兒過火。他說：“我是個外向的人。”每年他都會組織兩次大會，一次是請arpa資助的研究人員參加，還有一次是邀請他們最優秀的研究生，這些大會通常在帕克城、猶他和新奧爾良等好玩的地方舉辦。他讓每位研究者都做一個報告，然後人人都可以問問題、提建議。他通過這種方式來發掘美國的學術新星，他因此成為一塊吸引人才的磁石。泰勒後來到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工作時，這便成為他的優勢。他還借此完成了網絡建設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說服所有人接受聯機思想。
但泰勒和羅伯茨20世紀60年代在arpa共事的四年裏，兩人的配合還是非常默契的。泰勒算不上出色的科學家，他甚至連博士學位也沒有。但他個性平易近人，善於說服別人，就像一塊吸引人才的磁石。而羅伯茨則是個埋頭搞研究的工程師，舉止唐突，甚至到了無理的程度，在龐大的五角大樓裏，他曾掐著秒表計算沿不同路線在各個辦公室之間穿行的時間。他不是用個人魅力讓同事傾倒，但他在同事中卻很有威信。他那種生硬直接的做派雖然沒能讓他成為深受愛戴的管理者，但他不失為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泰勒善於勸服人，羅伯茨則用自己的才智打動人。
鮑勃·泰勒1932年誕生在達拉斯一個未婚母親之家，一出生就被送上開往聖安東尼奧一家孤兒院的火車，28天大的時候，他被一對經常四處奔波的衛理公會牧師夫婦收養。一家人每過幾年就要搬一次家，去尤瓦爾迪、奧佐納、維多利亞、聖安東尼奧和梅塞德斯這樣的小鎮布道。35 泰勒說，他的成長經曆為他的性格打上了兩種烙印。和同樣是養子的史蒂夫·喬布斯一樣，泰勒的父母也反複強調他是“被選擇，被特別挑選出來的”。他開玩笑說：“其他所有父母都不得不接受分派給他們的孩子，但我卻是被選中的。這也許給了我一種不該有的信心。”此外，由於經常搬家，他必須不斷學習結交新朋友，學習新的方言，並在一種小鎮的社會秩序下捍衛自己的位置。他說：“我每次都得交一群新朋友，並應對一堆新的偏見。”36
泰勒曾在南方衛理公會大學學習實驗心理學，在海軍服過役，並在得克薩斯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在寫一篇關於心理聲學的論文時，泰勒不得不把他的數據寫在打孔卡上，提交至得克薩斯大學的計算機係統進行批處理。他說：“我得帶一大遝卡，數據處理起來要花上幾天時間，然後他們會告訴我653號卡上有個逗號寫錯了之類的，一切都要重來。這讓我很生氣。”當他讀到利克萊德有關交互式計算機和人機共生的論文時大受啟發，他意識到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他記得當時自言自語：“對，就應該這樣！”37
泰勒在預科學校當過老師，還為佛羅裏達一家國防承包商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他在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華盛頓總部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監督飛行模擬顯示器研究。當時，主管arpa的ipto的利克萊德開始定期把從事類似研究的其他政府研究人員召集起來舉行會議。1962年年底，泰勒參加會議時意外地得知利克萊德知道他在得州大學寫的心理聲學論文（泰勒的導師是利克萊德的朋友）。泰勒回憶說：“我簡直太受寵若驚了，於是從那時起我就成了利克萊德的仰慕者和摯友。”
泰勒和利克萊德有時會一起出差開會，這就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友誼。1963年，在一次希臘之行中，利克萊德帶泰勒前往雅典一家美術館，給他示範怎樣通過眯眼欣賞繪畫作品來研究繪畫的筆法。當天夜間在一家小酒館裏，泰勒受邀和樂隊坐在一起，教他們演奏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的歌曲。38
利克萊德和泰勒與一些工程師不同，他們了解人的因素；兩人都研究過心理學，善於與人相處，還喜歡欣賞藝術和音樂。泰勒比較暴躁，利克萊德往往比較溫和，但兩人都樂於與他人合作，和他們交朋友，並培養他們的才能。這種對人際互動的熱愛和對互動成果的欣賞使他們成為設計人機界麵的理想人選。
利克萊德從ipto引退時，他的副手伊萬·薩瑟蘭暫時接替了他的職位，而泰勒在利克萊德的催促下從nasa調到ipto，擔任薩瑟蘭的副手。泰勒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認識到信息技術會比空間計劃更精彩的人之一。1966年，薩瑟蘭辭職到哈佛大學擔任終身教授之後，泰勒一開始並不是大家心目中的最佳繼任人選，因為他沒有博士學位，也不是計算機科學家，但他最終還是獲得了這個職位。
ipto有三大問題觸動了泰勒。其一，每個與arpa簽署協議的大學和研究中心都想要功能最強大的最新式計算機。這既浪費又多餘。鹽湖城也許有一台處理圖形的計算機，斯坦福有一台能挖掘數據的計算機，但如果一名研究者需要同時處理這兩項任務，要麽得乘飛機在兩地間跑，要麽就得讓ipto出錢再買一台計算機。為什麽不能用網絡把它們連接起來，讓研究人員分時使用彼此的計算機呢？其二，泰勒出差時在與年輕的研究人員的交談中發現，這些研究者很想了解其他地方展開的研究。他意識到，有必要通過電子網絡把他們連接起來，讓他們更容易分享信息。其三，泰勒驚訝地發現，他的五角大樓辦公室有三個終端，每個終端都有自己的密碼和指令，連接到arpa資助的不同計算機中心。他想：“這種方式很笨，我應該能從單個終端訪問這些係統中的任何一個。”他說，對三個終端的需求讓他“恍然大悟”。39 這三大問題都可以通過建立連接研究中心的數據網絡來解決，也就是說，如果能實現利克萊德建立星際計算機網絡的夢想，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於是，泰勒走到五角大樓的e環去見他的老板——arpa主管查爾斯·赫茨菲爾德（charles herzfeld）。說起話來帶著得州鼻音腔的泰勒知道怎樣討赫茨菲爾德歡心（聰穎的赫茨菲爾德來自一個維也納難民家庭）。他既沒有帶幻燈片也沒有帶備忘錄，隻是熱情洋溢地講了一番話。如果arpa能出資設立一個網絡，就能讓研究中心分享計算資源，進行項目合作，並能讓泰勒取消辦公室裏的兩個終端。
赫茨菲爾德說：“這個想法不錯。去做吧。你要多少錢？”
泰勒坦言，這個項目光是啟動可能就得花100萬美元。
赫茨菲爾德說：“沒問題。”
泰勒在回辦公室的路上看了看手表。他自言自語道：“天哪，隻用了20分鍾。”40
這個故事泰勒在接受采訪和做口述史訪談時經常會講。赫茨菲爾德喜歡這個故事，但他後來覺得必須要澄清事實，因為這種說法有些誤導人。赫茨菲爾德說：“他略去了一個事實：我已經就這個問題與他和利克萊德研究了三年。拿到這100萬美元並不難，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在等他開口要錢。”41 泰勒承認事實確實如此，他還補充了一段趣事：“真正讓我高興的是，這筆錢是查利從本來準備用於開發導彈防衛係統的基金裏拿出來的，我覺得做那個項目是最愚蠢、最危險的。”42
接下來，泰勒需要找一個人來運營項目，拉裏·羅伯茨就是這樣參與到項目中去的。他是個順理成章的人選。
羅伯茨似乎就是為建立互聯網而生的。他的父母都擁有化學博士學位，在耶魯大學附近長大的羅伯茨動手組裝過電視機、特斯拉線圈[3] 、業餘無線電和電話係統。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工程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羅伯茨在讀到利克萊德有關人機共生的論文後深有感觸，於是他來到林肯實驗室與利克萊德一起工作，並繼承了利克萊德在分時、網絡和界麵等領域的思想。羅伯茨曾在林肯實驗室做過一項連接兩台遠程計算機的實驗，該實驗由arpa的鮑勃·泰勒資助。羅伯茨回憶說：“利克萊德將計算機連接成網絡的設想給了我很大啟發，我決定從事這方麵的工作。”
但羅伯茨多次拒絕泰勒讓他去華盛頓做自己副手的邀約。他喜歡林肯實驗室的工作，也並不是特別敬重泰勒。還有一件事情泰勒不知道：一年前，羅伯茨曾受邀從事泰勒的這份工作。他說：“伊萬走的時候曾讓我來ipto做下一任主管，但這是一份管理工作，而我更喜歡搞研究。”曾經拒絕過一把手職位的羅伯茨當然不願做泰勒的副手。他對泰勒說：“別再提了。我很忙。我現在做的這項研究很有意思。”43
羅伯茨之所以拒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泰勒能感覺出來。泰勒後來說：“拉裏有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而我隻有得克薩斯的碩士學位，所以我估計他不想在我手下工作。”44
但泰勒是個聰明、倔強的得州人。1966年秋季，他問赫茨菲爾德：“查利，林肯實驗室51%的經費都是arpa出的吧？”赫茨菲爾德肯定了他的說法。於是泰勒說：“你知道我想做的這個網絡項目吧，我要找的這個項目經理不願意來，他現在在林肯實驗室工作。”泰勒建議赫茨菲爾德給林肯實驗室主管打電話，告訴他如果能說服羅伯茨接受這份工作會對該實驗室有利。這就是得克薩斯人的處事方式，當時的美國總統、同為得克薩斯人的林登·約翰遜應該會欣賞這種方式。林肯實驗室的主管也不傻。他接到赫茨菲爾德的電話後對羅伯茨說：“如果你考慮這個選擇，可能對我們都好。”
於是，1966年12月，拉裏·羅伯茨來到了arpa。泰勒後來說：“我脅迫拉裏·羅伯茨走上了成名之路。”45
羅伯茨在聖誕節前後剛剛搬到華盛頓時，他和妻子在找到房子前在泰勒家住了幾個星期。他和泰勒雖然沒什麽私交，但兩人的關係友好而專業，至少在他們同為arpa工作的那幾年是這樣。46
羅伯茨不像利克萊德那樣友善熱情，不像泰勒那樣外向，也不像鮑勃·諾伊斯那樣無視身份等級。泰勒說：“拉裏這個人冷冰冰的。”47 但羅伯茨也擁有一種有助於促進協作創新和團隊管理的特質，這就是他的決斷力。更重要的是，他這種決斷不是建立在情緒或個人好惡上，而是建立在一種對備選方案的理性、精確分析之上。同事們即使不同意他的決定，也都尊重這些決定，因為羅伯茨頭腦清楚、幹脆果斷、不偏不倚。這是讓一位真正的產品工程師來從事管理的優勢之一。羅伯茨不願做泰勒的副手，於是他和arpa的大老板赫茨菲爾德達成了一項安排，被任命為arpa首席科學家。他回憶說：“我白天做項目管理，晚上做自己的網絡研究。”48
而泰勒則詼諧風趣、喜歡交際，有時候甚至有點兒過火。他說：“我是個外向的人。”每年他都會組織兩次大會，一次是請arpa資助的研究人員參加，還有一次是邀請他們最優秀的研究生，這些大會通常在帕克城、猶他和新奧爾良等好玩的地方舉辦。他讓每位研究者都做一個報告，然後人人都可以問問題、提建議。他通過這種方式來發掘美國的學術新星，他因此成為一塊吸引人才的磁石。泰勒後來到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工作時，這便成為他的優勢。他還借此完成了網絡建設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說服所有人接受聯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