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密碼、黑客與騙局
維多利亞時代的互聯網 作者：湯姆·斯丹迪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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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引進一種簡單但又安全的加密方式，這種方式要容易獲取，也要便於閱讀；通過這種方式，無論何種意圖的信息，對於收信人之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應該是“密封”的。
——《每季評論》，1853 年 </blockquote>
自從人類開始發明創造以來，就有人利用這些發明從事不法之事。“眾所周知，沒有人比犯罪分子更善於利用科學的最新成就了，”約翰·邦菲爾德—一位芝加哥警員，在 1888 年接受《芝加哥先驅報》的采訪時說，“隻要有利可圖，那些受過教育的犯罪分子就能從每一項新發明上刮到甜頭。”電報當然也不例外。它給肆無忌憚者提供了欺詐、盜竊以及行騙的新手段。
早在觀感電報機的時代，查普就曾提議將電報用於傳遞股票市場的信息，但他的建議被拿破侖否決了。然而，等到 19 世紀 30 年代，觀感電報恰恰被用於這一用途，而且沒過多久，就有人盯住了其中的可乘之機。兩個銀行家，弗朗索瓦和約瑟夫·布朗，收買了巴黎—波爾多線上，靠近圖爾的一處小電報站的操作員。在發送巴黎股市當天漲跌情況的信息時，這個操作員會故意加進去一些可以辨認出來的小錯誤。通過遠遠地觀察著電報塔上指示臂的變化，那些對於其他人來說不過是偶然出現的失誤，對布朗兄弟來說，則意味著先於他人了解到股市的狀況，且又不會被人看到與同夥接觸。這個陰謀一直持續了兩年之久，直到 1836 年才被人揭穿。
電報有戰勝距離的本領，想要利用信息失衡的人有了用武之地：所謂信息失衡，就是指特定的信息在某些地方已經眾所周知，但在其他地方還不為人知，在這些地方，掌握這一信息就可以牟利。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賽馬。在賽場之上，比賽結果當場就會宣布，但在發明電報之前，通常要花上好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賽馬的結果才能傳到全國各地的莊家手中。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在莊家之前得知比賽的結果，然後再去下注就萬無一失了。幾乎是電報發明之初，就立下了規矩，不允許用電報傳送這類消息；但可惜的是，在監管新技術犯罪這場貓鼠遊戲中，不法分子往往比立法者要先行一步。
有一則故事就是發生在 19 世紀 40 年代，在德比跑馬大賽的當天，一名男子來到了倫敦的肖爾迪奇火車站，聲稱他把行李和一條圍巾忘在了朋友處，而他的朋友，恰巧就在距離賽馬場最近的那一站。於是，他給他的朋友發了一條看似完全與比賽無關的電報，請他將行李和圍巾送來。之後，他收到了一條回複：“你的行李和格子花呢圍巾將隨下一班列車抵達。”看似無心地提到了“格子花呢”，其實是代指獲勝馬匹的毛色，毫無懸念，此人在賭馬中狠賺了一筆。
可是，其他人在玩同一個花樣的時候，就沒那麽幸運了。另有個男子，在唐克斯特跑馬大賽快要結束的時候，也來到了肖爾迪奇火車站。按他的說法，他的朋友要從唐克斯特寄來很重要的包裹，而且是用頭等車廂。他想要給他的朋友發一封電報，詢問裝包裹的車廂的編號。然而，電報員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倆，因為不像參賽的馬匹，這條線路上的車廂是沒有編號的。根據《電報軼事》一書的記載，當他的要求受到質疑時，這名男子立刻就逃跑了，而且露出了“可怕的、鬼怪般的獰笑”。
事實上，這些詭計之中都用到了密碼，隻是被巧妙地偽裝了起來。因為，在電報投入使用的初期，使用密碼是不被允許的—除非是政府或者電報公司。
比如說，電力電報公司就“利用神秘符號”將股票價格由倫敦發送到愛丁堡，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密碼。電報公司利用密碼本，將倫敦的股票價格編成密碼，發到愛丁堡之後再行破譯。在愛丁堡，電報公司將價格張貼在會議大廳中，銀行家、商人和經銷商們隻要交納一定費用，就可以進入大廳，獲取股價信息。
在 19 世紀 40 年代初，電報網絡尚未廣泛鋪開之前，這種安排對各方來說都還不錯；通過將信息傳送到幾百英裏之外，電報公司就是在利用信息失衡，將在倫敦眾所周知的信息，變成值錢的商品在蘇格蘭出售。
既然有利可圖，那麽不可避免地，一名無良經紀人開始打上了這塊肥肉的主意，他想要不交費用，就把寶貴的信息搞到手。此人邀請了兩名電報員到酒吧小聚，並且許諾說，隻要兩人把股價信息私下給他，那麽所有相關收益，都給兩人若幹分成。但是，他後來沒有信守當初的承諾，兩名書記員與他反目成仇，將他舉報到了當局。
這個經典的案例充分說明了，無論密碼本身多麽安全，人永遠是鏈條上最為脆弱的一環。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後繼地想要設計出無法破解的密碼。
密碼學—擺弄代號和密碼—是維多利亞時期紳士們的普遍愛好。惠斯通和他的朋友，查爾斯·巴貝奇（此人試圖製造一台機械計算機的失敗努力最為出名），都是密碼破譯愛好者—事實上，可以說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黑客。“在我看來，解碼是最令人著迷的藝術之一，”巴貝奇在他的自傳裏寫道，“我恐怕在它身上花了過多的時間。”
他和惠斯通都喜歡破譯登載在報紙的分類小廣告裏的加密消息—這是當時很流行的年輕情侶間交流的方式，因為不像信件或者電報，將一張報紙帶回家裏不會引起懷疑。有一次，惠斯通破譯了一名牛津大學生和他在倫敦的戀人使用的密碼。當大學生發文邀請女友同他私奔之後，惠斯通也用同樣的密碼登了一則消息，反對私奔之事。女孩絕望之下，登了最後一則消息：“親愛的查理：不要再寫了，我們的密碼被破解了！”還有一次，惠斯通破譯了一封完全用數字密碼寫成的 7 頁紙的信件，那是 200 年前查理一世留下來的。他還設計了一種巧妙的加密方式，盡管這種方式通常被稱為普萊費爾密碼，以他的朋友裏昂·普萊費爾命名。巴貝奇也發明了好幾種特殊的密碼。
毋庸置疑，對電報密碼的需求是存在的；有一種常見但又未必公道的看法，就是電報沒有信件安全，因為在它發送、中轉和抄錄的過程中，說不定會有誰對其中的內容看上一眼。事實上，大部分的電報員都恪守誠實，但對於隱私的顧慮還是相當普遍的。
“人們應該做出努力排除一個重大的難題—關係到使用電報進行私人通信—那就是對保守秘密之權利的侵犯。”《每季評論》—在 1853 年發文抱怨道，“本來是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的知心話，卻要被至少半打人把每個字都讀上一遍。確實，電報員發誓會保密，但有時候我們寫的東西相當私密，完全無法容忍被陌生人讀到。這是電報行業的嚴重失誤，必須得到及時糾正。”最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使用密碼。
與此同時，關於何時可以使用密碼的法規愈加混亂複雜，因為國際電報網絡正在創建，而各國相關的規定往往有所不同。大多數的歐洲國家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使用密碼，在普魯士，甚至有一條法規要求所有電報都要留存備份。還有各式各樣的法規，規定電報可以使用哪些語言；任何未經認可的語言都被視為密碼。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簽訂雙邊互聯協議，不同法規引起的矛盾愈演愈烈。終於，到了 1864 年，法國政府決定是時候整頓一下混亂的法規現狀了。主要歐洲國家都被邀請到了巴黎，共同為國際電報進行立法。有 20 個國家派出了代表參會，到了 1865 年，國際電報聯盟成立了。禁止非政府人士使用密碼的法規被廢除了；終於，人們可以合法地使用密碼發送電報了。毫不奇怪，人們立刻就開始這麽幹了。
在美國，由於電報網絡是由私人公司而不是政府控製的，從未有過禁止使用密碼的規定，所以他們發展得較早。事實上，最早的電報密碼可以追溯到 1845 年，當時有兩本有關密碼的書籍得到了出版，旨在幫助生意人利用電報秘密地進行溝通。
那一年，身為律師和國會議員的弗朗西斯·o.j.史密斯，是摩爾斯最初的支持者之一，出版了《摩爾斯電磁電報的秘密語言》一書。幾乎與他同時，亨利·j.羅傑斯出版了《秘密通信的電報詞典—利用摩爾斯電磁電報》。
這兩部密碼書都不過是對單詞進行了數字編號（打個比方，在史密斯的詞匯表裏，a1645 的意思是“孤獨”，而全書中大概共有五千個類似的代碼），但是，鑒於在電報發送中，數字往往會引起混淆—電報員更習慣於發送可辨識的文字，而不是毫無意義的一串字符—密碼的設計者很快改變了策略，開始用一個單詞來代指另一個單詞，甚至是一個句子。到了 1854 年，從紐約發到新奧爾良的電報中，有 1/8 是使用密碼的。通過當時的一種密碼就可以看出，電報往往被用於在緊急情況中傳遞噩耗，此密碼用單獨的拉丁單詞代表不同的災難情形:coquarum 代指“訂婚取消了”，cambitas 代指“鎖骨折斷了”，而 gnaphalio 的意思是“請寄來一些輕便的衣物”。
當然了，這些密碼其實也沒那麽神秘，因為每個人都能拿到密碼本（盡管有些情況下，可以特製專門的密碼本）。但是沒過多久，使用這些並不秘密的密碼，當時也被稱作“商業”代碼，其優勢很快就顯露了出來—那就是省錢。通過使用密碼，一個單詞可以代替好幾個單詞要表達的意思，發電報就更便宜了。
對於那些主要考慮安全性，而不是經濟實惠的人來說，通常更傾向於加密，雖然編碼和解碼花費的時間更久（因為被替換的是字母，而不是整個單詞），但是破譯的難度也會加大。
盡管密碼和加密讓電報用戶獲益匪淺，但卻給電報公司帶來了極大不便。密碼導致電報公司的收入銳減，因為需要發送的字數減少了；而加密給電報員增添了無限麻煩，因為讀取和發送胡言亂語比日常用語要困難得多。
發送亂句帶來的問題引起了國際電報聯盟（itu）的重視，所以在製定有關使用密碼和加密的新法規時，會議采取的做法是，對於密碼電報，如果使用念得出來的單詞代替複雜語句，且每個單詞都不超過七個音節，就會被按正常電報對待。而對於加密電報（也就是那些胡言亂語），每五個字母按一個單詞收費。鑒於電報中所用單詞的平均長度要多於五個字母，這就意味著加密電報的收費標準被提高了。
19 世紀 70 年代中，跨洋電報也為電報密碼的發展推波助瀾，因為雖然電報公司能將信息發送到遙遠的國度，但為此收取的費用相當不菲。威廉姆·克勞森-圖埃—一位海運經理，發明了 abc 密碼，這是首個被大量銷售的商用密碼。它的詞匯表總量巨大，都是單獨使用某個單詞代表一個常用的句子，其優勢在發送昂貴的跨洲電報時尤其明顯（跨大西洋電報最初的收費是每件 20 英鎊，也就是 100 美元左右，至少包含 10 個單詞。此費率減半之後又再次減半，但電報公司的利潤卻提高了，因為低價格吸引了更多消費者。）在商業信息占到九成以上的長途電報中，密碼的使用率達到了 95% 以上。
密碼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或許為了更加安全保密，又或許因為現有的密碼不能滿足專業領域的需求，很多公司開發了自己的密碼，用於和海外的貿易夥伴溝通。打個比方，煙花製造商德特威勒，設計了一種密碼，其中“節日”一詞代表著“一箱三隻猛獁象魚雷（煙火名）”。在印度，農業部有一種專門應對氣候和饑荒的密碼，其中“信封”一詞代表著“成群的蝗蟲糟蹋了莊稼”。捕魚業、礦產業、香腸產業、銀行業、鐵路公司和保險公司都有自己的密碼書，而且往往長達數百頁，詳細列舉了各種特定的常用句和情形。
比如說，通過使用一種商用密碼，接下來的一條冗長消息—“西部地區的普通品牌和名牌麵粉均市場低迷，國內貿易和出口需求都不旺盛；賣出 8000 蒲式耳（<small>1 蒲式耳約為 36 升。——編者注</small>）。傑納西價位為 5.12 美元。小麥，需求相對旺盛，市場堅挺，基本麵反應遲滯，有下行趨勢；賣出 4000 蒲式耳，單價 1.10 美元。玉米，國外新聞引發市場動蕩；沒有重大銷售業績。僅有一筆買賣，以 67 美分的單價，賣出 2500 蒲式耳”—可以被縮減為“糟糕、過來、船尾、熱切、黑暗、疼痛、位於、缺陷、采用”，僅僅使用了 9 個單詞。
到了 1875 年，對於商用密碼的運用開始有失控之勢。有些密碼包含奇怪的單詞，比如“chinesiskslutningsdon”。好吧，隻有 6 個音節—但是完全談不上容易念，而且有 21 個字母之長。電報公司認為很多人都在扭曲規則。所以，1875 年，國際電報聯盟試圖通過立法的方式，要求每個單詞不得超過 15 個字母的上限，來打擊上述行為。新政策一陣風一般，刮出了一大批新密碼，雖然符合新的規定，但還是會使用“apogumnosometha”這樣編造出來的單詞（盡管長度確實短了些）。
1885 年，規定變得更加嚴格。密碼電報中每個單詞不得超過 10 個字母，而且必須是德語、英語、西班牙語、法語、意大利語、荷蘭語、葡萄牙語或拉丁語中真實存在的單詞。更有甚者，電報站可以要求發信人提供單詞真實存在的證據。再一次地，適用新規定的密碼被迅速設計了出來。電報公司試圖減少密碼使用的每一項舉措都被越來越狡黠的密碼編譯者破解掉了。
然而，到了這個階段，不僅僅是電報公司，使用者們也認識到了密碼電報存在的問題。每一個密碼詞匯包含的內容如此之多，傳送中寫錯一個字母（或者一點一劃），都可能完全改變想要表達的意思。
一件極其生動的案例發生在 1887 年 6 月，弗蘭克·j.普利姆羅斯—費城的羊毛商人，派威廉姆·b.托蘭去堪薩斯，代理購買羊毛的業務。通過一種在現貨貿易中廣泛使用的商用密碼，兩人相互發了幾輪電報，交流有關交易的信息。但在普利姆羅斯給威廉姆發電報，想要告知他自己已經購買了 500000 磅羊毛時，事情出了大錯。在他們使用的密碼中，“我已經買了”由“灣（bay）”一詞替代，“500000 磅”由“確（quo）”一詞替代，所以，“我已經買了 500000 磅各式羊毛”，用密碼表達出來就是“灣確各式羊毛”。
這條電報在發送中誤被寫成了“買（buy）確各式羊毛”，可能是因為摩爾斯電碼中“a”（點、劃）和“u”（點、點、劃）之間隻有一“點”之差。結果是，托蘭收到電報後，誤以為普利姆羅斯是在指示他“買 500000 磅各式羊毛”，而他也盡責地完成了任務。等到錯誤被發現之時，市場已經急轉直下，普利姆羅斯因之虧損了 2 萬美元。他起訴了西部聯合，也就是發送錯誤信息的電報公司，但是沒有得到法院支持，因為他沒有要求對信息進行核實—這是一項可以選擇接受的服務，但要支付幾美分的費用。最後，經過一場漫長的法庭拉鋸戰，最高法院裁決電報公司退還收取的 1.15 美元電報費。
為了預防此類錯誤，又有新的密碼發明了出來，這次，密碼詞匯排除了特定行業的專業用詞，以此來避免混淆，而且密碼詞匯之間至少要相差兩個字母以上。這樣，即使在電報發送中弄錯了一個字母，也不會有被當成其他密碼詞匯的風險。專門的查表式密碼書也被發明了出來，對於電報糾錯很有幫助。
然而，少於 10 個字母，且與其他單詞至少要相差兩個字母的真實存在的單詞數量非常有限，再一次地，密碼設計者開始扭曲規則，故意使用拚錯的單詞。嚴格來說，這種做法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密碼詞匯應該是法定語言中真實存在的單詞，但是密碼設計者們也很清楚，電報員不可能知道所有法定語言中每個單詞的拚法。
但是到了 1890 年，國際電報聯盟也風聞了這一花招，並且決定，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對所有可以使用的詞匯進行匯編；使用任何官方詞匯之外的單詞，都將按加密收費。1894 年，第一版匯編正式出版了，其中包含 256740 個單詞，均由 5 到 10 個單詞構成，來源於 8 種法定語言。但是這一版匯編受到了廣泛詬病—尤其是因為相當多的常用詞匯被遺漏了。很快，國際電報聯盟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匯編，旨在收錄數百萬的詞匯。但是，無論是印刷數千份如此龐大的匯編，還是讓電報員費力核對電報中的每個詞匯，都非常地不切實際，於是這項計劃還是被放棄了。
換句話說，盡管監管的法規時常變化，總有可以繞開規則的新密碼被設計出來。最終，電報用戶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發送密碼電報的權利。
密碼電報的一項重要用途是銀行使用。通過電報進行資金劃轉的安全性令人擔憂，這對在線貿易的發展產生了阻礙（“主要的困難就是存在欺詐風險”，1872 年《電報雜誌》發文稱），所以銀行開始使用極其複雜的私人密碼來確保資金安全轉移。盡管已經有了一套轉移資金的規程，但其可靠性不高，且高度依賴交易雙方彼此之間的信任，以及兩端電報員的正直。確定的是，存在對於一個可靠性更高的劃款模式的需要，而且如果能吸引急需用錢的人都來使用電報，將會釋放出全新的市場潛力。
1872 年，西部聯合（當時美國最大的電報公司）決定實施一套新的安全操作體係，以保證在數百個城鎮之間，可以通過電報劃轉最高 100 美元的資金。這一計劃之下，公司的電報網絡被劃分為二十個區域，每一區域都有專門的監管人。首先，發件電報站會向區域監管人發電，確認已收到錢款；之後，監管人才會發電報給收件電報站，授權其支付這筆款項。這兩條電報都是通過密碼電報發送的，其密碼是對單詞進行數字編碼。每個電報站都有相應的密碼本，其中每一頁都有數百個單詞。但是，不同電報站的密碼本中，單詞對應的數字編碼也是不同的；隻有區域監管人一人同時掌握兩個以上電報站的密碼本。
每一密碼本都要保有使用記錄，每進行一次電報匯款，此密碼本使用次數的編號都要作為電報的內容一並發送。密碼本中還有單獨的一頁，包含不同金額對應的密碼。而一個特殊的密碼，僅有區域監管人和兩端電報站的操作員知道，也要被包含在電報內容之中，有時是電報的第一個字，有時是電報的最後一個字。這一係統的安全性得到認可，在 15 個大城市之間，最高可以匯轉 6000 美元的款項，“為商業人士解決偶爾的燃眉之急。”
這項業務很快流行了起來，僅 1877 年，就有 38669 樁交易，共計 250 萬美金，進入了此係統流轉。“此種服務，解決了陷入意想不到的場合中的人們的需要，使其免於損失和窘迫，是當代文明最偉大的福利之一。”詹姆斯·裏德—一位電報編年史作家在 1878 年寫道。盡管如此，對於電報的確切屬性的誤解還有存在。一位婦女走進了電報站，要求將 11.76 美元匯給某人，但又改變了主意，決定要匯 12 美元，因為她擔心散錢太多“會在通過電纜時弄丟”。
即便引進了新的安全措施，還是有辦法通過濫用電報賺錢。1886 年，在史上第一樁利用電報賭馬贏錢事件後的第 40 年，一位名叫邁爾斯的英國男子，賄賂了埃克斯錢吉電報公司在倫敦幹草市場電報站的電報員，通過延遲發送賽馬比賽結果的電報，給他創造下注的機會。邁爾斯被警方逮捕了，但是當法院審理時發現，唯一與電報有關的罪名是破壞電報設施。故意延誤信件是違法行為，但延誤電報不是。法律隨後進行了修改，篡改、延誤和泄露電報內容都被列為了違法行為。還沒有來得及登上被告席，邁爾斯就因為過度服用鴉片而猝死。但此案再一次說明了技術的進步先於法律的製定。
在某些情況下，截獲電報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當由政府操作，為保障國家安全之時。結果就是，為了躲避敵國政府窺視的目光，外交官和間諜使用密碼和加密電報已成為例行公事，但這些保護機密的努力卻有成功也有失敗。關於截獲電報，最為臭名昭著的案例可能就是帕尼紮爾迪電報了，以及其給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在巴黎陸軍部帶來的不幸後果—也就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 年 10 月 15 日，炮兵軍官德雷福斯上尉被陸軍部傳喚，並被要求當場寫下幾個句子。原來，陸軍部發現有奸細在向德國人出賣情報，並且掌握了一份奸細手寫的文件。德雷福斯剛剛寫下了幾個字，就被拿來和這份文件進行了比對。基於筆跡的相似，德雷福斯被指認為文件的作者，當場就被以叛國的罪名逮捕了。
兩周之後，相關消息走漏了出去，《自由言論報》對事件進行了報道，稱德雷福斯因間諜罪被捕，涉嫌被德國或意大利收買。由此引發的強烈抗議將法國社會分裂成了兩大陣營：一派是德雷福斯支持者（以堅信德雷福斯受到誣陷的自由黨為主），另一派是德雷福斯反對者（以認為他有罪的保守黨為主，他們更傾向於支持軍隊）。由於德雷福斯是猶太人，其反對派被控犯有反猶太主義，而此事件引發的政治觀點的極端分化進一步煽動了反猶情緒，國內分裂嚴重。
隨著緊張氣氛的加劇，意大利大使館武官亞曆山德羅·帕尼紮爾迪上校，給他在羅馬的上級發了一封電報，稱據他所知，德雷福斯並不是他們的間諜，但也不能排除他直接與羅馬的上層官員聯絡。鑒於媒體各種不著邊際的指控，帕尼紮爾迪強烈建議，如果德雷福斯確實不是意大利的間諜，羅馬應該就此事作出官方的正式聲明。本著上述目的，帕尼紮爾迪給羅馬發了一封電報—也就是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密碼電報之一。
這封電報采用的是一種數字編碼式的商用密碼，其中，不同的數字代表不同的音節、字母和常用單詞。和其他所有外交電報一樣，這封電報也立刻就被法國郵電部截獲了，並向外交部發送了一份複件，遞交密碼局的破譯人員。（法國再次站在了行業領先的地位；當時的法國是第一個設立了專門的軍事情報破譯部門的國家。）
密碼局的破譯人員很快就鑒別出了密碼的來源。這是一種幾個月前由意大利編寫人，保羅·布拉維利設計的商用密碼。這種密碼使用一位數字代表元音和標點符號，兩位數字代表輔音和一些常用的動詞，三位數字代表常用音節，四位數字代表關鍵詞。這一體係使得用布拉維利密碼書寫的電報很容易識別。
事實上，那一年的年初，破譯人員就已經知曉了布拉維利密碼。當時是因為都靈伯爵—意大利國王的侄子，和格拉澤蘿公爵夫人—一位住在巴黎的傳奇的意大利美人，兩人之間通信不斷。法國陸軍情報局認為，此舉像極了間諜與上級之間的接觸，於是下令破譯他們的電報。但是相關人員都沒有頭緒，因為所有的電報都是用數字寫成的。最後，一名法國特工潛入了公爵夫人的房間，結果找到了一本香氣怡人的小冊子：她的布拉維利密碼本。兩人的信件很快就被破譯了出來，但是信件的內容，用官方的描述來說就是“單純的、自然的、毫不做作的感情”—這是戀人之間的通信，而不是間諜之間。因為這個插曲，密碼局對布拉維利密碼有所掌握。
但是，和很多其他的商用密碼一樣，布拉維利密碼也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進行定製，以此來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密碼本的每一頁都包含了編號從“00”到“99”的 100 個單詞。單詞的編號與頁碼的編號組合成一個四位數字，構成單詞的完整代碼。而密碼書的每一頁上都有一處空白，使用者可以對頁碼重新編號。通過將兩套布拉維利密碼本按同樣的方式重新編號，兩人就可以相對更加保密地交換信息了—因為對 100 頁進行重新排列後，可能得出的組合是個天文數字。在此之外，有些頁中還會留有空白，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單詞，這樣，此編碼代表的意思截獲者就無從得知了。
當破譯人員試圖直接使用布拉維利密碼本破解電報時，得出的內容莫名其妙；很顯然，為了增加安全性，帕尼紮爾迪對密碼本的頁碼進行了重新編號。但是，由於電報中的一個詞匯—“德雷福斯”—是已知的，一些替換過的頁碼是不難推知的。最終，電報的一部分被破解了出來：“如果德雷福斯上尉與您沒有關聯，發表公開聲明進行否認將是明智之舉。”而電報結尾的內容還不能確定；破譯人員猜測可能是“我們的使者受到警告。”
法國陸軍部參謀長拿到了這條模糊的信息，他本人是德雷福斯的反對派，當時正急於給定罪拿下確鑿的證據。所以，當幾天之後，破譯人員發現電報的結尾部分其實應該是“以防媒體胡亂報道”時，他們的長官並不滿意。隻有一種方法能夠判斷到底哪個解讀是正確的：那就是，讓帕尼紮爾迪再發一封電報，其內容要事先知曉，並且使用同一密碼。一名雙麵間諜向帕尼紮爾迪傳遞了些虛假的情報，當他再次用密碼電報向羅馬的上級匯報時，密碼局又拿到了一份複件。這次破譯完成之後，證實了之前的第二種猜測；德雷福斯是清白的。
然而，事已至此，軍隊不想承認自己冤枉了好人，所以，他們遞交給法庭的是第一次破譯出來的錯誤版本，且又對其大肆誇張。（密碼的錯綜複雜使得破譯者可以對電報的內容隨意指證。）結果是，德雷福斯被判有罪，發往法屬圭那亞的魔鬼島服刑。
對於一個因為電報落入冤獄的人來說，又因為另一份電報而沉冤昭雪，這似乎是恰如其分的結局。1896 年，德國大使館武官辦公室的廢紙簍被法國情報人員搜查，並從中找到了一張未被發送的氣動管電報卡，且已撕成了幾片。原來，這張電報卡是發送給法國陸軍部的另一位官員，費迪南德·華新·埃斯特黑齊少校的，很大可能是，他才是德雷福斯所受指控罪行的真正主謀。然而，又過了整整十年，德雷福斯才被最終複職。這一次，是巴黎知識分子主導了釋放德雷福斯的運動，由小說家埃米爾·左拉領導，他的著作《我控訴》就是為德雷福斯辯護。（此案在政治上一直是個燙手的山芋，直到 1995 年，法國軍隊才最終承認，德雷福斯一直都是清白的。）
人們原本以為電報是人與人相互理解的橋梁，是世界和平的使者，結果，它卻給欺詐、盜竊、謊言和行騙提供了新的工具。
應該引進一種簡單但又安全的加密方式，這種方式要容易獲取，也要便於閱讀；通過這種方式，無論何種意圖的信息，對於收信人之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應該是“密封”的。
——《每季評論》，1853 年 </blockquote>
自從人類開始發明創造以來，就有人利用這些發明從事不法之事。“眾所周知，沒有人比犯罪分子更善於利用科學的最新成就了，”約翰·邦菲爾德—一位芝加哥警員，在 1888 年接受《芝加哥先驅報》的采訪時說，“隻要有利可圖，那些受過教育的犯罪分子就能從每一項新發明上刮到甜頭。”電報當然也不例外。它給肆無忌憚者提供了欺詐、盜竊以及行騙的新手段。
早在觀感電報機的時代，查普就曾提議將電報用於傳遞股票市場的信息，但他的建議被拿破侖否決了。然而，等到 19 世紀 30 年代，觀感電報恰恰被用於這一用途，而且沒過多久，就有人盯住了其中的可乘之機。兩個銀行家，弗朗索瓦和約瑟夫·布朗，收買了巴黎—波爾多線上，靠近圖爾的一處小電報站的操作員。在發送巴黎股市當天漲跌情況的信息時，這個操作員會故意加進去一些可以辨認出來的小錯誤。通過遠遠地觀察著電報塔上指示臂的變化，那些對於其他人來說不過是偶然出現的失誤，對布朗兄弟來說，則意味著先於他人了解到股市的狀況，且又不會被人看到與同夥接觸。這個陰謀一直持續了兩年之久，直到 1836 年才被人揭穿。
電報有戰勝距離的本領，想要利用信息失衡的人有了用武之地：所謂信息失衡，就是指特定的信息在某些地方已經眾所周知，但在其他地方還不為人知，在這些地方，掌握這一信息就可以牟利。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賽馬。在賽場之上，比賽結果當場就會宣布，但在發明電報之前，通常要花上好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賽馬的結果才能傳到全國各地的莊家手中。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在莊家之前得知比賽的結果，然後再去下注就萬無一失了。幾乎是電報發明之初，就立下了規矩，不允許用電報傳送這類消息；但可惜的是，在監管新技術犯罪這場貓鼠遊戲中，不法分子往往比立法者要先行一步。
有一則故事就是發生在 19 世紀 40 年代，在德比跑馬大賽的當天，一名男子來到了倫敦的肖爾迪奇火車站，聲稱他把行李和一條圍巾忘在了朋友處，而他的朋友，恰巧就在距離賽馬場最近的那一站。於是，他給他的朋友發了一條看似完全與比賽無關的電報，請他將行李和圍巾送來。之後，他收到了一條回複：“你的行李和格子花呢圍巾將隨下一班列車抵達。”看似無心地提到了“格子花呢”，其實是代指獲勝馬匹的毛色，毫無懸念，此人在賭馬中狠賺了一筆。
可是，其他人在玩同一個花樣的時候，就沒那麽幸運了。另有個男子，在唐克斯特跑馬大賽快要結束的時候，也來到了肖爾迪奇火車站。按他的說法，他的朋友要從唐克斯特寄來很重要的包裹，而且是用頭等車廂。他想要給他的朋友發一封電報，詢問裝包裹的車廂的編號。然而，電報員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倆，因為不像參賽的馬匹，這條線路上的車廂是沒有編號的。根據《電報軼事》一書的記載，當他的要求受到質疑時，這名男子立刻就逃跑了，而且露出了“可怕的、鬼怪般的獰笑”。
事實上，這些詭計之中都用到了密碼，隻是被巧妙地偽裝了起來。因為，在電報投入使用的初期，使用密碼是不被允許的—除非是政府或者電報公司。
比如說，電力電報公司就“利用神秘符號”將股票價格由倫敦發送到愛丁堡，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密碼。電報公司利用密碼本，將倫敦的股票價格編成密碼，發到愛丁堡之後再行破譯。在愛丁堡，電報公司將價格張貼在會議大廳中，銀行家、商人和經銷商們隻要交納一定費用，就可以進入大廳，獲取股價信息。
在 19 世紀 40 年代初，電報網絡尚未廣泛鋪開之前，這種安排對各方來說都還不錯；通過將信息傳送到幾百英裏之外，電報公司就是在利用信息失衡，將在倫敦眾所周知的信息，變成值錢的商品在蘇格蘭出售。
既然有利可圖，那麽不可避免地，一名無良經紀人開始打上了這塊肥肉的主意，他想要不交費用，就把寶貴的信息搞到手。此人邀請了兩名電報員到酒吧小聚，並且許諾說，隻要兩人把股價信息私下給他，那麽所有相關收益，都給兩人若幹分成。但是，他後來沒有信守當初的承諾，兩名書記員與他反目成仇，將他舉報到了當局。
這個經典的案例充分說明了，無論密碼本身多麽安全，人永遠是鏈條上最為脆弱的一環。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後繼地想要設計出無法破解的密碼。
密碼學—擺弄代號和密碼—是維多利亞時期紳士們的普遍愛好。惠斯通和他的朋友，查爾斯·巴貝奇（此人試圖製造一台機械計算機的失敗努力最為出名），都是密碼破譯愛好者—事實上，可以說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黑客。“在我看來，解碼是最令人著迷的藝術之一，”巴貝奇在他的自傳裏寫道，“我恐怕在它身上花了過多的時間。”
他和惠斯通都喜歡破譯登載在報紙的分類小廣告裏的加密消息—這是當時很流行的年輕情侶間交流的方式，因為不像信件或者電報，將一張報紙帶回家裏不會引起懷疑。有一次，惠斯通破譯了一名牛津大學生和他在倫敦的戀人使用的密碼。當大學生發文邀請女友同他私奔之後，惠斯通也用同樣的密碼登了一則消息，反對私奔之事。女孩絕望之下，登了最後一則消息：“親愛的查理：不要再寫了，我們的密碼被破解了！”還有一次，惠斯通破譯了一封完全用數字密碼寫成的 7 頁紙的信件，那是 200 年前查理一世留下來的。他還設計了一種巧妙的加密方式，盡管這種方式通常被稱為普萊費爾密碼，以他的朋友裏昂·普萊費爾命名。巴貝奇也發明了好幾種特殊的密碼。
毋庸置疑，對電報密碼的需求是存在的；有一種常見但又未必公道的看法，就是電報沒有信件安全，因為在它發送、中轉和抄錄的過程中，說不定會有誰對其中的內容看上一眼。事實上，大部分的電報員都恪守誠實，但對於隱私的顧慮還是相當普遍的。
“人們應該做出努力排除一個重大的難題—關係到使用電報進行私人通信—那就是對保守秘密之權利的侵犯。”《每季評論》—在 1853 年發文抱怨道，“本來是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的知心話，卻要被至少半打人把每個字都讀上一遍。確實，電報員發誓會保密，但有時候我們寫的東西相當私密，完全無法容忍被陌生人讀到。這是電報行業的嚴重失誤，必須得到及時糾正。”最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使用密碼。
與此同時，關於何時可以使用密碼的法規愈加混亂複雜，因為國際電報網絡正在創建，而各國相關的規定往往有所不同。大多數的歐洲國家禁止政府之外的任何人使用密碼，在普魯士，甚至有一條法規要求所有電報都要留存備份。還有各式各樣的法規，規定電報可以使用哪些語言；任何未經認可的語言都被視為密碼。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簽訂雙邊互聯協議，不同法規引起的矛盾愈演愈烈。終於，到了 1864 年，法國政府決定是時候整頓一下混亂的法規現狀了。主要歐洲國家都被邀請到了巴黎，共同為國際電報進行立法。有 20 個國家派出了代表參會，到了 1865 年，國際電報聯盟成立了。禁止非政府人士使用密碼的法規被廢除了；終於，人們可以合法地使用密碼發送電報了。毫不奇怪，人們立刻就開始這麽幹了。
在美國，由於電報網絡是由私人公司而不是政府控製的，從未有過禁止使用密碼的規定，所以他們發展得較早。事實上，最早的電報密碼可以追溯到 1845 年，當時有兩本有關密碼的書籍得到了出版，旨在幫助生意人利用電報秘密地進行溝通。
那一年，身為律師和國會議員的弗朗西斯·o.j.史密斯，是摩爾斯最初的支持者之一，出版了《摩爾斯電磁電報的秘密語言》一書。幾乎與他同時，亨利·j.羅傑斯出版了《秘密通信的電報詞典—利用摩爾斯電磁電報》。
這兩部密碼書都不過是對單詞進行了數字編號（打個比方，在史密斯的詞匯表裏，a1645 的意思是“孤獨”，而全書中大概共有五千個類似的代碼），但是，鑒於在電報發送中，數字往往會引起混淆—電報員更習慣於發送可辨識的文字，而不是毫無意義的一串字符—密碼的設計者很快改變了策略，開始用一個單詞來代指另一個單詞，甚至是一個句子。到了 1854 年，從紐約發到新奧爾良的電報中，有 1/8 是使用密碼的。通過當時的一種密碼就可以看出，電報往往被用於在緊急情況中傳遞噩耗，此密碼用單獨的拉丁單詞代表不同的災難情形:coquarum 代指“訂婚取消了”，cambitas 代指“鎖骨折斷了”，而 gnaphalio 的意思是“請寄來一些輕便的衣物”。
當然了，這些密碼其實也沒那麽神秘，因為每個人都能拿到密碼本（盡管有些情況下，可以特製專門的密碼本）。但是沒過多久，使用這些並不秘密的密碼，當時也被稱作“商業”代碼，其優勢很快就顯露了出來—那就是省錢。通過使用密碼，一個單詞可以代替好幾個單詞要表達的意思，發電報就更便宜了。
對於那些主要考慮安全性，而不是經濟實惠的人來說，通常更傾向於加密，雖然編碼和解碼花費的時間更久（因為被替換的是字母，而不是整個單詞），但是破譯的難度也會加大。
盡管密碼和加密讓電報用戶獲益匪淺，但卻給電報公司帶來了極大不便。密碼導致電報公司的收入銳減，因為需要發送的字數減少了；而加密給電報員增添了無限麻煩，因為讀取和發送胡言亂語比日常用語要困難得多。
發送亂句帶來的問題引起了國際電報聯盟（itu）的重視，所以在製定有關使用密碼和加密的新法規時，會議采取的做法是，對於密碼電報，如果使用念得出來的單詞代替複雜語句，且每個單詞都不超過七個音節，就會被按正常電報對待。而對於加密電報（也就是那些胡言亂語），每五個字母按一個單詞收費。鑒於電報中所用單詞的平均長度要多於五個字母，這就意味著加密電報的收費標準被提高了。
19 世紀 70 年代中，跨洋電報也為電報密碼的發展推波助瀾，因為雖然電報公司能將信息發送到遙遠的國度，但為此收取的費用相當不菲。威廉姆·克勞森-圖埃—一位海運經理，發明了 abc 密碼，這是首個被大量銷售的商用密碼。它的詞匯表總量巨大，都是單獨使用某個單詞代表一個常用的句子，其優勢在發送昂貴的跨洲電報時尤其明顯（跨大西洋電報最初的收費是每件 20 英鎊，也就是 100 美元左右，至少包含 10 個單詞。此費率減半之後又再次減半，但電報公司的利潤卻提高了，因為低價格吸引了更多消費者。）在商業信息占到九成以上的長途電報中，密碼的使用率達到了 95% 以上。
密碼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或許為了更加安全保密，又或許因為現有的密碼不能滿足專業領域的需求，很多公司開發了自己的密碼，用於和海外的貿易夥伴溝通。打個比方，煙花製造商德特威勒，設計了一種密碼，其中“節日”一詞代表著“一箱三隻猛獁象魚雷（煙火名）”。在印度，農業部有一種專門應對氣候和饑荒的密碼，其中“信封”一詞代表著“成群的蝗蟲糟蹋了莊稼”。捕魚業、礦產業、香腸產業、銀行業、鐵路公司和保險公司都有自己的密碼書，而且往往長達數百頁，詳細列舉了各種特定的常用句和情形。
比如說，通過使用一種商用密碼，接下來的一條冗長消息—“西部地區的普通品牌和名牌麵粉均市場低迷，國內貿易和出口需求都不旺盛；賣出 8000 蒲式耳（<small>1 蒲式耳約為 36 升。——編者注</small>）。傑納西價位為 5.12 美元。小麥，需求相對旺盛，市場堅挺，基本麵反應遲滯，有下行趨勢；賣出 4000 蒲式耳，單價 1.10 美元。玉米，國外新聞引發市場動蕩；沒有重大銷售業績。僅有一筆買賣，以 67 美分的單價，賣出 2500 蒲式耳”—可以被縮減為“糟糕、過來、船尾、熱切、黑暗、疼痛、位於、缺陷、采用”，僅僅使用了 9 個單詞。
到了 1875 年，對於商用密碼的運用開始有失控之勢。有些密碼包含奇怪的單詞，比如“chinesiskslutningsdon”。好吧，隻有 6 個音節—但是完全談不上容易念，而且有 21 個字母之長。電報公司認為很多人都在扭曲規則。所以，1875 年，國際電報聯盟試圖通過立法的方式，要求每個單詞不得超過 15 個字母的上限，來打擊上述行為。新政策一陣風一般，刮出了一大批新密碼，雖然符合新的規定，但還是會使用“apogumnosometha”這樣編造出來的單詞（盡管長度確實短了些）。
1885 年，規定變得更加嚴格。密碼電報中每個單詞不得超過 10 個字母，而且必須是德語、英語、西班牙語、法語、意大利語、荷蘭語、葡萄牙語或拉丁語中真實存在的單詞。更有甚者，電報站可以要求發信人提供單詞真實存在的證據。再一次地，適用新規定的密碼被迅速設計了出來。電報公司試圖減少密碼使用的每一項舉措都被越來越狡黠的密碼編譯者破解掉了。
然而，到了這個階段，不僅僅是電報公司，使用者們也認識到了密碼電報存在的問題。每一個密碼詞匯包含的內容如此之多，傳送中寫錯一個字母（或者一點一劃），都可能完全改變想要表達的意思。
一件極其生動的案例發生在 1887 年 6 月，弗蘭克·j.普利姆羅斯—費城的羊毛商人，派威廉姆·b.托蘭去堪薩斯，代理購買羊毛的業務。通過一種在現貨貿易中廣泛使用的商用密碼，兩人相互發了幾輪電報，交流有關交易的信息。但在普利姆羅斯給威廉姆發電報，想要告知他自己已經購買了 500000 磅羊毛時，事情出了大錯。在他們使用的密碼中，“我已經買了”由“灣（bay）”一詞替代，“500000 磅”由“確（quo）”一詞替代，所以，“我已經買了 500000 磅各式羊毛”，用密碼表達出來就是“灣確各式羊毛”。
這條電報在發送中誤被寫成了“買（buy）確各式羊毛”，可能是因為摩爾斯電碼中“a”（點、劃）和“u”（點、點、劃）之間隻有一“點”之差。結果是，托蘭收到電報後，誤以為普利姆羅斯是在指示他“買 500000 磅各式羊毛”，而他也盡責地完成了任務。等到錯誤被發現之時，市場已經急轉直下，普利姆羅斯因之虧損了 2 萬美元。他起訴了西部聯合，也就是發送錯誤信息的電報公司，但是沒有得到法院支持，因為他沒有要求對信息進行核實—這是一項可以選擇接受的服務，但要支付幾美分的費用。最後，經過一場漫長的法庭拉鋸戰，最高法院裁決電報公司退還收取的 1.15 美元電報費。
為了預防此類錯誤，又有新的密碼發明了出來，這次，密碼詞匯排除了特定行業的專業用詞，以此來避免混淆，而且密碼詞匯之間至少要相差兩個字母以上。這樣，即使在電報發送中弄錯了一個字母，也不會有被當成其他密碼詞匯的風險。專門的查表式密碼書也被發明了出來，對於電報糾錯很有幫助。
然而，少於 10 個字母，且與其他單詞至少要相差兩個字母的真實存在的單詞數量非常有限，再一次地，密碼設計者開始扭曲規則，故意使用拚錯的單詞。嚴格來說，這種做法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密碼詞匯應該是法定語言中真實存在的單詞，但是密碼設計者們也很清楚，電報員不可能知道所有法定語言中每個單詞的拚法。
但是到了 1890 年，國際電報聯盟也風聞了這一花招，並且決定，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對所有可以使用的詞匯進行匯編；使用任何官方詞匯之外的單詞，都將按加密收費。1894 年，第一版匯編正式出版了，其中包含 256740 個單詞，均由 5 到 10 個單詞構成，來源於 8 種法定語言。但是這一版匯編受到了廣泛詬病—尤其是因為相當多的常用詞匯被遺漏了。很快，國際電報聯盟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匯編，旨在收錄數百萬的詞匯。但是，無論是印刷數千份如此龐大的匯編，還是讓電報員費力核對電報中的每個詞匯，都非常地不切實際，於是這項計劃還是被放棄了。
換句話說，盡管監管的法規時常變化，總有可以繞開規則的新密碼被設計出來。最終，電報用戶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結果—發送密碼電報的權利。
密碼電報的一項重要用途是銀行使用。通過電報進行資金劃轉的安全性令人擔憂，這對在線貿易的發展產生了阻礙（“主要的困難就是存在欺詐風險”，1872 年《電報雜誌》發文稱），所以銀行開始使用極其複雜的私人密碼來確保資金安全轉移。盡管已經有了一套轉移資金的規程，但其可靠性不高，且高度依賴交易雙方彼此之間的信任，以及兩端電報員的正直。確定的是，存在對於一個可靠性更高的劃款模式的需要，而且如果能吸引急需用錢的人都來使用電報，將會釋放出全新的市場潛力。
1872 年，西部聯合（當時美國最大的電報公司）決定實施一套新的安全操作體係，以保證在數百個城鎮之間，可以通過電報劃轉最高 100 美元的資金。這一計劃之下，公司的電報網絡被劃分為二十個區域，每一區域都有專門的監管人。首先，發件電報站會向區域監管人發電，確認已收到錢款；之後，監管人才會發電報給收件電報站，授權其支付這筆款項。這兩條電報都是通過密碼電報發送的，其密碼是對單詞進行數字編碼。每個電報站都有相應的密碼本，其中每一頁都有數百個單詞。但是，不同電報站的密碼本中，單詞對應的數字編碼也是不同的；隻有區域監管人一人同時掌握兩個以上電報站的密碼本。
每一密碼本都要保有使用記錄，每進行一次電報匯款，此密碼本使用次數的編號都要作為電報的內容一並發送。密碼本中還有單獨的一頁，包含不同金額對應的密碼。而一個特殊的密碼，僅有區域監管人和兩端電報站的操作員知道，也要被包含在電報內容之中，有時是電報的第一個字，有時是電報的最後一個字。這一係統的安全性得到認可，在 15 個大城市之間，最高可以匯轉 6000 美元的款項，“為商業人士解決偶爾的燃眉之急。”
這項業務很快流行了起來，僅 1877 年，就有 38669 樁交易，共計 250 萬美金，進入了此係統流轉。“此種服務，解決了陷入意想不到的場合中的人們的需要，使其免於損失和窘迫，是當代文明最偉大的福利之一。”詹姆斯·裏德—一位電報編年史作家在 1878 年寫道。盡管如此，對於電報的確切屬性的誤解還有存在。一位婦女走進了電報站，要求將 11.76 美元匯給某人，但又改變了主意，決定要匯 12 美元，因為她擔心散錢太多“會在通過電纜時弄丟”。
即便引進了新的安全措施，還是有辦法通過濫用電報賺錢。1886 年，在史上第一樁利用電報賭馬贏錢事件後的第 40 年，一位名叫邁爾斯的英國男子，賄賂了埃克斯錢吉電報公司在倫敦幹草市場電報站的電報員，通過延遲發送賽馬比賽結果的電報，給他創造下注的機會。邁爾斯被警方逮捕了，但是當法院審理時發現，唯一與電報有關的罪名是破壞電報設施。故意延誤信件是違法行為，但延誤電報不是。法律隨後進行了修改，篡改、延誤和泄露電報內容都被列為了違法行為。還沒有來得及登上被告席，邁爾斯就因為過度服用鴉片而猝死。但此案再一次說明了技術的進步先於法律的製定。
在某些情況下，截獲電報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當由政府操作，為保障國家安全之時。結果就是，為了躲避敵國政府窺視的目光，外交官和間諜使用密碼和加密電報已成為例行公事，但這些保護機密的努力卻有成功也有失敗。關於截獲電報，最為臭名昭著的案例可能就是帕尼紮爾迪電報了，以及其給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在巴黎陸軍部帶來的不幸後果—也就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 年 10 月 15 日，炮兵軍官德雷福斯上尉被陸軍部傳喚，並被要求當場寫下幾個句子。原來，陸軍部發現有奸細在向德國人出賣情報，並且掌握了一份奸細手寫的文件。德雷福斯剛剛寫下了幾個字，就被拿來和這份文件進行了比對。基於筆跡的相似，德雷福斯被指認為文件的作者，當場就被以叛國的罪名逮捕了。
兩周之後，相關消息走漏了出去，《自由言論報》對事件進行了報道，稱德雷福斯因間諜罪被捕，涉嫌被德國或意大利收買。由此引發的強烈抗議將法國社會分裂成了兩大陣營：一派是德雷福斯支持者（以堅信德雷福斯受到誣陷的自由黨為主），另一派是德雷福斯反對者（以認為他有罪的保守黨為主，他們更傾向於支持軍隊）。由於德雷福斯是猶太人，其反對派被控犯有反猶太主義，而此事件引發的政治觀點的極端分化進一步煽動了反猶情緒，國內分裂嚴重。
隨著緊張氣氛的加劇，意大利大使館武官亞曆山德羅·帕尼紮爾迪上校，給他在羅馬的上級發了一封電報，稱據他所知，德雷福斯並不是他們的間諜，但也不能排除他直接與羅馬的上層官員聯絡。鑒於媒體各種不著邊際的指控，帕尼紮爾迪強烈建議，如果德雷福斯確實不是意大利的間諜，羅馬應該就此事作出官方的正式聲明。本著上述目的，帕尼紮爾迪給羅馬發了一封電報—也就是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密碼電報之一。
這封電報采用的是一種數字編碼式的商用密碼，其中，不同的數字代表不同的音節、字母和常用單詞。和其他所有外交電報一樣，這封電報也立刻就被法國郵電部截獲了，並向外交部發送了一份複件，遞交密碼局的破譯人員。（法國再次站在了行業領先的地位；當時的法國是第一個設立了專門的軍事情報破譯部門的國家。）
密碼局的破譯人員很快就鑒別出了密碼的來源。這是一種幾個月前由意大利編寫人，保羅·布拉維利設計的商用密碼。這種密碼使用一位數字代表元音和標點符號，兩位數字代表輔音和一些常用的動詞，三位數字代表常用音節，四位數字代表關鍵詞。這一體係使得用布拉維利密碼書寫的電報很容易識別。
事實上，那一年的年初，破譯人員就已經知曉了布拉維利密碼。當時是因為都靈伯爵—意大利國王的侄子，和格拉澤蘿公爵夫人—一位住在巴黎的傳奇的意大利美人，兩人之間通信不斷。法國陸軍情報局認為，此舉像極了間諜與上級之間的接觸，於是下令破譯他們的電報。但是相關人員都沒有頭緒，因為所有的電報都是用數字寫成的。最後，一名法國特工潛入了公爵夫人的房間，結果找到了一本香氣怡人的小冊子：她的布拉維利密碼本。兩人的信件很快就被破譯了出來，但是信件的內容，用官方的描述來說就是“單純的、自然的、毫不做作的感情”—這是戀人之間的通信，而不是間諜之間。因為這個插曲，密碼局對布拉維利密碼有所掌握。
但是，和很多其他的商用密碼一樣，布拉維利密碼也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進行定製，以此來提高信息的安全性。密碼本的每一頁都包含了編號從“00”到“99”的 100 個單詞。單詞的編號與頁碼的編號組合成一個四位數字，構成單詞的完整代碼。而密碼書的每一頁上都有一處空白，使用者可以對頁碼重新編號。通過將兩套布拉維利密碼本按同樣的方式重新編號，兩人就可以相對更加保密地交換信息了—因為對 100 頁進行重新排列後，可能得出的組合是個天文數字。在此之外，有些頁中還會留有空白，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單詞，這樣，此編碼代表的意思截獲者就無從得知了。
當破譯人員試圖直接使用布拉維利密碼本破解電報時，得出的內容莫名其妙；很顯然，為了增加安全性，帕尼紮爾迪對密碼本的頁碼進行了重新編號。但是，由於電報中的一個詞匯—“德雷福斯”—是已知的，一些替換過的頁碼是不難推知的。最終，電報的一部分被破解了出來：“如果德雷福斯上尉與您沒有關聯，發表公開聲明進行否認將是明智之舉。”而電報結尾的內容還不能確定；破譯人員猜測可能是“我們的使者受到警告。”
法國陸軍部參謀長拿到了這條模糊的信息，他本人是德雷福斯的反對派，當時正急於給定罪拿下確鑿的證據。所以，當幾天之後，破譯人員發現電報的結尾部分其實應該是“以防媒體胡亂報道”時，他們的長官並不滿意。隻有一種方法能夠判斷到底哪個解讀是正確的：那就是，讓帕尼紮爾迪再發一封電報，其內容要事先知曉，並且使用同一密碼。一名雙麵間諜向帕尼紮爾迪傳遞了些虛假的情報，當他再次用密碼電報向羅馬的上級匯報時，密碼局又拿到了一份複件。這次破譯完成之後，證實了之前的第二種猜測；德雷福斯是清白的。
然而，事已至此，軍隊不想承認自己冤枉了好人，所以，他們遞交給法庭的是第一次破譯出來的錯誤版本，且又對其大肆誇張。（密碼的錯綜複雜使得破譯者可以對電報的內容隨意指證。）結果是，德雷福斯被判有罪，發往法屬圭那亞的魔鬼島服刑。
對於一個因為電報落入冤獄的人來說，又因為另一份電報而沉冤昭雪，這似乎是恰如其分的結局。1896 年，德國大使館武官辦公室的廢紙簍被法國情報人員搜查，並從中找到了一張未被發送的氣動管電報卡，且已撕成了幾片。原來，這張電報卡是發送給法國陸軍部的另一位官員，費迪南德·華新·埃斯特黑齊少校的，很大可能是，他才是德雷福斯所受指控罪行的真正主謀。然而，又過了整整十年，德雷福斯才被最終複職。這一次，是巴黎知識分子主導了釋放德雷福斯的運動，由小說家埃米爾·左拉領導，他的著作《我控訴》就是為德雷福斯辯護。（此案在政治上一直是個燙手的山芋，直到 1995 年，法國軍隊才最終承認，德雷福斯一直都是清白的。）
人們原本以為電報是人與人相互理解的橋梁，是世界和平的使者，結果，它卻給欺詐、盜竊、謊言和行騙提供了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