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遲到了五分鍾。
金聖華已經坐定在文華酒店二樓clipper lounge長廊邊的位置，自從張國榮走後，為了避免傷感，我總是避開這條我跟他曾經坐下來談心的長廊。
聖華是我婚後認識的朋友，我們的交往過程中經曆了sars的歲月和雙方父母相繼離世的哀傷，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過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們的學問也很懸殊，她早年留學法國，拿了博士學位，曾經是翻譯學會會長，在中文大學執教多年，而我們竟然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優雅婉約地跟我聊起近況，我極力地集中精神，腦子裏浮現的卻是國榮在這兒、在我對麵跟我說的話：“青霞，不要再拍戲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將……”不一會兒思緒飄到了淘大花園非典（sars）傳染的前夕。當時我們分別與朋友在以前的麗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與他同桌的陳淑芬打牌。她沒空，我失望地轉身離去。“青霞！”身後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叫住我，是國榮，他說：“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麽會？—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後一場麻將，記得那天他“衝”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後又連放了幾把炮。我們打的是小牌，輸贏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強，事後很過意不去。
那一刻，我腦子裏有兩條軌道，一條憶著過去，一條機械化地回答聖華的問題。還好她沒看出來。好不容易雙軌變成單軌，專注地聽她問起我寫作的近況。迎麵走來兩位穿著得體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認出那位穿著墨綠呢子西裝外套的中國女人。她保養得宜，麵孔和十幾、二十年前一樣。還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們隔著一桌坐在我前麵，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後環抱著她。我抱住的是過去那些迷失的歲月。她是見過世麵的人，定了一定：“你係邊個？”我操著一口標準廣東話：“你永遠估唔到我係邊個？”她沒有動：“再講多一句！”我抱著她不放，輕笑說：“我再講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謝謝你的擁抱。”
聖華喜歡聽我說故事，經常我們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開始。我重新回到座位，這會兒才真正地回到當下，專注地跟她聊起我剛剛擁抱的往事。
認識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馬旦》和《夢中人》那一年。在搬進新世界公寓之前，聽朋友說這間公寓住進去會不好，他們所謂的不好是搬進去的人都很孤單寂寞，我心想，這有什麽不好，我老早已經孤單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樓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們住在那兒的單身女子經常到她家打牙祭。還記得她家一進門右邊小小的開放式廚房，正對著客廳和餐廳，我經常在廚房外欣賞她做菜的樣子，隻見她輕輕鬆鬆，抓鹽、倒醬油、炒菜，在那個小方塊裏麵就像在跳華爾茲。現在回想起來，她本事倒真大，一個人燒菜煮飯招呼十個八個客人，一點也不費力。
有一天不開工，我賴在床上不肯起，賴到下午三點，一邊摸著肚子，一邊自言自語：“好餓，好餓。”後來實在餓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陽眼鏡到樓下新世界商場吃麵。當我正在挑起碗裏的麵條，張大嘴巴吃的時候，迎麵來了一群人，前呼後擁的，走在前麵的是鄧麗君，她見到我驚奇地問：“你一個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們見到我這樣的一個畫麵，一定覺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點，我一點睡意也沒有，茫茫然，走進公寓，打開房門，望著窗外的無敵海景，好美啊，這就是東方之珠—香港。心想我應該開心地欣賞這美麗的景色，可是，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這樣璀璨的夜景，讓我感覺更是孤單。心裏一陣酸楚，突然之間嚎啕大哭起來，待我停住哭聲，撥了個電話給張叔平，叔平說：“你哭啦？”我一邊抽泣一邊說：“我好寂寞。”叔平說：“打電話給朋友啊。”
拍《刀馬旦》之前，徐克為了讓演員進入角色，提議大家一起圍讀劇本，正好我們三個女主角葉倩文和鍾楚紅都住在新世界大廈，我們先到前麵兩個女主角家去讀劇本，最後到我家。一進門葉倩文就找吃的，打開冰箱，空空如也，廚房裏也沒有零食，她難以置信地問我：“你們家怎麽什麽吃的都沒有？”我倒是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一下子給問住了。過一會兒，不知道誰踢到地上的空罐頭，又是一陣驚訝：“這是幹什麽用的？”心想幹嘛那麽大驚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雖說香港是個華麗的城市，從一九八四年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東邪西毒》，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裏睡覺就是在片場裏編織他人的世界，有時候一覺醒來，仿佛一個人置身於孤島。時光飛逝，驀然回首，好像不見了十年。就在這個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後這十多年，每次出門，車子都會經過新世界公寓。記得愛林才幾歲大的時候，我常指著那個方向：“媽媽以前一個人住那兒，好孤單。”“你現在有我就不孤單了。”她心疼地說。
送聖華回家，車子經過新世界公寓的時候，我們兩人都不自覺地往那個方向望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金聖華已經坐定在文華酒店二樓clipper lounge長廊邊的位置，自從張國榮走後，為了避免傷感，我總是避開這條我跟他曾經坐下來談心的長廊。
聖華是我婚後認識的朋友，我們的交往過程中經曆了sars的歲月和雙方父母相繼離世的哀傷，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過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們的學問也很懸殊，她早年留學法國，拿了博士學位，曾經是翻譯學會會長，在中文大學執教多年，而我們竟然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優雅婉約地跟我聊起近況，我極力地集中精神，腦子裏浮現的卻是國榮在這兒、在我對麵跟我說的話：“青霞，不要再拍戲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將……”不一會兒思緒飄到了淘大花園非典（sars）傳染的前夕。當時我們分別與朋友在以前的麗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與他同桌的陳淑芬打牌。她沒空，我失望地轉身離去。“青霞！”身後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叫住我，是國榮，他說：“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麽會？—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後一場麻將，記得那天他“衝”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後又連放了幾把炮。我們打的是小牌，輸贏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強，事後很過意不去。
那一刻，我腦子裏有兩條軌道，一條憶著過去，一條機械化地回答聖華的問題。還好她沒看出來。好不容易雙軌變成單軌，專注地聽她問起我寫作的近況。迎麵走來兩位穿著得體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認出那位穿著墨綠呢子西裝外套的中國女人。她保養得宜，麵孔和十幾、二十年前一樣。還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們隔著一桌坐在我前麵，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後環抱著她。我抱住的是過去那些迷失的歲月。她是見過世麵的人，定了一定：“你係邊個？”我操著一口標準廣東話：“你永遠估唔到我係邊個？”她沒有動：“再講多一句！”我抱著她不放，輕笑說：“我再講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謝謝你的擁抱。”
聖華喜歡聽我說故事，經常我們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開始。我重新回到座位，這會兒才真正地回到當下，專注地跟她聊起我剛剛擁抱的往事。
認識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馬旦》和《夢中人》那一年。在搬進新世界公寓之前，聽朋友說這間公寓住進去會不好，他們所謂的不好是搬進去的人都很孤單寂寞，我心想，這有什麽不好，我老早已經孤單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樓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們住在那兒的單身女子經常到她家打牙祭。還記得她家一進門右邊小小的開放式廚房，正對著客廳和餐廳，我經常在廚房外欣賞她做菜的樣子，隻見她輕輕鬆鬆，抓鹽、倒醬油、炒菜，在那個小方塊裏麵就像在跳華爾茲。現在回想起來，她本事倒真大，一個人燒菜煮飯招呼十個八個客人，一點也不費力。
有一天不開工，我賴在床上不肯起，賴到下午三點，一邊摸著肚子，一邊自言自語：“好餓，好餓。”後來實在餓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陽眼鏡到樓下新世界商場吃麵。當我正在挑起碗裏的麵條，張大嘴巴吃的時候，迎麵來了一群人，前呼後擁的，走在前麵的是鄧麗君，她見到我驚奇地問：“你一個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們見到我這樣的一個畫麵，一定覺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點，我一點睡意也沒有，茫茫然，走進公寓，打開房門，望著窗外的無敵海景，好美啊，這就是東方之珠—香港。心想我應該開心地欣賞這美麗的景色，可是，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這樣璀璨的夜景，讓我感覺更是孤單。心裏一陣酸楚，突然之間嚎啕大哭起來，待我停住哭聲，撥了個電話給張叔平，叔平說：“你哭啦？”我一邊抽泣一邊說：“我好寂寞。”叔平說：“打電話給朋友啊。”
拍《刀馬旦》之前，徐克為了讓演員進入角色，提議大家一起圍讀劇本，正好我們三個女主角葉倩文和鍾楚紅都住在新世界大廈，我們先到前麵兩個女主角家去讀劇本，最後到我家。一進門葉倩文就找吃的，打開冰箱，空空如也，廚房裏也沒有零食，她難以置信地問我：“你們家怎麽什麽吃的都沒有？”我倒是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一下子給問住了。過一會兒，不知道誰踢到地上的空罐頭，又是一陣驚訝：“這是幹什麽用的？”心想幹嘛那麽大驚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雖說香港是個華麗的城市，從一九八四年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東邪西毒》，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裏睡覺就是在片場裏編織他人的世界，有時候一覺醒來，仿佛一個人置身於孤島。時光飛逝，驀然回首，好像不見了十年。就在這個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後這十多年，每次出門，車子都會經過新世界公寓。記得愛林才幾歲大的時候，我常指著那個方向：“媽媽以前一個人住那兒，好孤單。”“你現在有我就不孤單了。”她心疼地說。
送聖華回家，車子經過新世界公寓的時候，我們兩人都不自覺地往那個方向望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