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孫誌遠還參加了軍區政工會議,聽取了聶司令員對冀中工作的指示。他手指地圖對我和孫誌遠說:“你們就在平津路、平漢路、津浦路之間,南邊以滏陽河為界,搞冀中根據地吧!”


    關於平原遊擊戰,從戰史來看,在以往並不為人所重視,因為受地理條件限製,其範圍不能超出某些被限定的地域,不能突破山澤湖沼森林等地區廣泛活動。自“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要滅亡我全中國,奴役我全民族,進行最瘋狂、最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對中國進行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激起中華民族憤怒的火焰與政治的覺醒。為著自己的生存,為著全民族的解放,中國人民一致奮起,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進行了英勇鬥爭。因此,凡是被敵人占領的地區,不論山地還是平原,都同樣地開展著廣泛的民族自衛戰爭。遊擊戰已經打破曆史的成例與地理條件的束縛,同樣在平原發揮其偉大作用,因為保持大部分的人力物力,不為敵人所利用,更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在抗日戰爭中,平原遊擊戰的發展,就不僅可以成為事實,而且也是客觀環境的需要,超越了地域條件的拘束,必然產生的結果,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對這一點,當時還是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但是在平原上堅持遊擊根據地,是否可能,就不是那麽明確了。在討論冀中工作的時候,大家也議論過在平原上開展遊擊戰爭的困難性,平原上對具有機械化裝備的強敵作戰確實很困難。過去,由於我們黨的根據地大都建在山地,便以為隻有在深山峻嶺才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過分強調了地形的決定作用。聶司令員說:“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光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眾,隻要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不論是山地,還是平原,我們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腳。人民群眾比山靠得住,廣泛的群眾基礎比地形靠得住。就說大山吧,如果山上沒有群眾,山路又很窄,敵人把山路一堵,我們根本不能堅持,不用說別的,吃的問題就沒辦法解決,沒有群眾供養我們,難道能吃石頭嘛!對於建設敵後根據地,首要的問題是發動群眾,得到人民群眾廣泛的支持,地形的作用還是比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變的。我們晉察冀這塊根據地雖然發源於五台山,但我們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這塊根據地,而是敵後的群眾支持我們,擁護我們,才使我們能夠得到這樣大的發展。”


    聶榮臻同誌的談話,使我開始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比較清楚地認識到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據地的不利條件和有利條件。我非常同意聶司令員的意見,說:“冀中區位處平津保三角地帶,在津浦、平漢、北寧三條鐵路幹線之間,是一個戰略要地;平原地區,物產豐富,是晉察冀邊區的衣糧庫。在這裏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較之在山區,雖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條件,但這裏人口眾多,文化比較發達,有群眾基礎,又有山區根據地作依托。日軍兵力不足,隻能守住大城市和沿鐵路線上的城鎮,而廣大鄉村和鐵路線以外的地區都在我手。我們依靠廣大群眾這個‘人山人海’,到處可以走來走去。”聶榮臻同誌又說:“冀中這塊抗日陣地,是我們黨領導首創的平原根據地,意義非常深遠。你們成功了,對於全國其他平原地區的抗戰,將提供出借鑒的經驗。”聶司令員這番話,對我們鼓舞很大;同時,也使我們感到肩上的責任光榮重大。


    於是,明確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這就是:樹立冀中的中心區,改造雜色武裝,肅清反動勢力,有計劃地擴大武裝力量,改造舊政權,廣泛發動組織群眾,安定人民生活,建立抗日秩序。


    在我們返回冀中之前,聶榮臻同誌還同我談到了籌建晉察冀邊區銀行問題。建立邊區銀行,這是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所決定的發展邊區經濟,打擊敵人掠奪的重大經濟政策之一。聶司令員當時對我說,建立邊區銀行,不用國民黨的票子,抵製敵占區發行的偽鈔,但是目前沒有基金。我說,我們從安國商會搞到的三萬塊錢還沒動,可用作基金。並商定回冀中後即著手籌辦晉察冀邊區銀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團軍需官關學文任銀行行長,從安國縣籌措印刷鈔票的設備和技術力量,著手發行邊幣。雷鳴遠曾大力幫助購置印刷機械等。


    路西整訓時間雖短,收獲很大。百聞不如一見,我們親眼看到和學習了一些紅軍的好傳統好作風,增強了創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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