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冀中行署
根據晉察冀邊區政府的指示，我們於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間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統一政權組織。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濤同誌為副主任，秘書長是吳硯農同誌。在政權建設上，除各縣長由邊區政府正式委任外，各縣還成立縣行政會議，為縣的最高權力和執行機關。
有了各級政權機構，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統籌統支的財政經濟製度。“七七”事變後，在混亂局麵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樣的抗日武裝，在軍需供給問題上，一般情形是糧款草料就地征發，住哪裏，吃哪裏，開條子要東西，找對象“動員”一下是常有的事，數目沒有限製範圍，也沒有標準。至於那些雜色武裝，大都濫征捐稅，巧立名目，隨意攤派，有所謂抗日捐、救國捐、自動捐等不下數十種。甚至扣人罰款，也是屢見不鮮。
一般村莊經常有大批辦公人員，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著公飯，專門侍候籌辦糧秣，催差斂款。然而此來彼往，接二連三，還是應接不暇。受著幾千年封建壓迫的人民，一向懼怕軍隊，但無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負擔沉重，發生憂慮。在愛國熱忱與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眾雖然都是樂於捐獻，但是他們表示“不怕拿，就怕亂”。
亂征亂要的結果，村與村之間發生了負擔嚴重偏差，部隊與部隊之間為了爭取給養往往引起糾紛，因此而發生強征硬要和打罵處罰的現象，影響軍民團結。更由於各自為政，互不相謀，軍需供應不斷發生困難。發動與組織抗日武裝供應問題，如果不能適當解決，將會使軍民交困，嚴重影響遊擊戰爭的順利開展。雖然在抗戰初期，各縣城都成立了支應局，做著替駐軍籌辦給養的事情，但是由於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為一些豪紳所把持，往往以支應搪塞的態度來敷衍了事。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權性質的各縣總動員委員會相繼成立，其中的動員分配部接收並代替了支應局的工作。他們首先廢棄了過去的攤派辦法，根據“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精神，依靠政治動員的方式，很順利地籌集了大批糧秣，保證了當時迅猛發展與擴大起來的抗日部隊的軍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種亂征亂要的混亂現象。雖然在抗戰軍需方麵還沒有尋找出統盤籌措的方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權產生以前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冀中行署成立以後，擺在麵前的財政任務，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從長期堅持戰爭著眼，有計劃地解決軍費軍食。財政是戰爭的活力因素，對於敵後遊擊戰爭更有著嚴重的意義。沒有財政的支持，開展遊擊戰爭將形成到處“遊擊”，亂抓一把，在殘酷的環境中是不可能長期堅持的。財政要服從於戰爭，而戰爭又決定著財政的性質，抗日遊擊戰爭要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所以財政上的一切措施就必須適應軍事的要求，而且還要照顧人民群眾的負擔。
供應軍需，吃的問題是頭等重要而首先應徹底解決的事情。那麽，究竟是從租稅的征課實行現金供給，還是以實物的征發直接來供給?這個問題我們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一、我們的地區是農村環境，在戰爭開始以後，商品經濟雖然也有相當發展，但城市與交通被敵占領與控製，物資流通、商品買賣受到極大限製，用貨幣購買軍糧有時會行不通。二、農村經濟，主要的生產品是糧食，人民群眾最大的收入也是糧食，如果征款購糧，軍民買進賣出之間難免吃虧，或者發生流弊。采用實物征發，直接供給。既便於人民繳納，又便於軍隊取給，最為簡便省事，直截了當。三、抗日武裝絕大部分是武裝起來的農民，他們與廣大群眾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他們一開始便是依靠群眾直接供給來解決吃的問題，而且有些縣份已經做到了比較有計劃地統籌，因此順應事實的發展是必要的。
根據考慮研究的結果，決定直接征收糧食，確立公糧製度。由於一時還不能製定完滿的征收標準和則例，合理負擔辦法也還隻是在少數村莊實行，所以隻能根據“有糧出糧，糧多多出，糧少少出”的原則，按照各個地區的麵積大小，人口多少，收成好壞，經過各級軍政民多方麵的民主討論，以說服動員的方式進行分配征收，這樣大體上是公平合理的。
通過政府的分配征收，基本上實現了糧食的全麵統籌，消除了部隊自行征發的紊亂現象與繁重事務，改善了軍民關係，各個地區的負擔走上大體的平衡。而最有重大意義的就是整個軍食的供應有了新的途徑，財政上最大而又最迫切的問題獲得根本的解決。
以後，從實際經驗中證明了公糧製度適合於人民群眾，適合於戰爭，是敵後財政措施上一個巨大的勝利。因為戰時隻有實際地掌握了糧食，才能主動地解決民食，保證軍需問題。
財政上另一個大問題，就是花錢問題。各級政府成立以後，即從事抗日經費的籌措，取締濫攤亂派，達到全麵統籌。當時政府本身一無所有，上級又不能接濟，而舊日政權的資財早已為其官吏囊括，席卷而逃了。因此，為了供應急切的軍需，一切都要在混亂局麵下重新做起。
首先恢複田賦。這雖不是最為合理的稅收，但它接近近代的土地?益稅，是直接稅的一種，在舊的租稅製度中不失為比較優良的稅製，而且有著長久曆史的傳統習慣，人民對交糧納稅認為是對國家天經地義的義務，過去不僅是地方財政主要來源，而且征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所以有恢複的必要。
第二是整理稅收，廢除苛雜。在限製非必需品消耗而財政收入又占著重要地位的稅收中，整頓與恢複了煙酒稅、印花稅、卷煙稅及煙酒牌照稅，並建立外貨入境稅代替關稅，以控製對外貿易，扶植生產，防止敵貨傾銷，補助戰時財政。過去為一般貪官、汙吏、土豪、稅棍敲詐人民的苛捐雜稅，雖然也能夠多少補助於當時的收入，但必須果斷地予以廢除，計有牲畜稅、屠宰稅、船捐、車捐等，不下二十餘種。
第三是發行救國公債，清理貸款。發動人民群眾對國家貢獻財物，支持民族自衛戰爭。在邊區政府號召下發行了救國公債，按照人民財產比例分配及自由認購辦法，進行募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熱烈認購，對於當時軍費起了很大的作用。
廣大人民群眾，在抗日的高潮中已經認識到，隻有武裝鬥爭才是保衛家鄉、保衛民族的惟一出路。他們對抗戰具有了信心，他們愛護抗日部隊，擁護抗日政府。同時各級幹部也不是像過去的官吏和公職人員一樣，他們沒有升官發財的個人打算，而有著堅強的抗戰意誌，積極工作的責任心與艱苦奮鬥的作風。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些條件，我們才能取得抗戰的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根據晉察冀邊區政府的指示，我們於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間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統一政權組織。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濤同誌為副主任，秘書長是吳硯農同誌。在政權建設上，除各縣長由邊區政府正式委任外，各縣還成立縣行政會議，為縣的最高權力和執行機關。
有了各級政權機構，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統籌統支的財政經濟製度。“七七”事變後，在混亂局麵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樣的抗日武裝，在軍需供給問題上，一般情形是糧款草料就地征發，住哪裏，吃哪裏，開條子要東西，找對象“動員”一下是常有的事，數目沒有限製範圍，也沒有標準。至於那些雜色武裝，大都濫征捐稅，巧立名目，隨意攤派，有所謂抗日捐、救國捐、自動捐等不下數十種。甚至扣人罰款，也是屢見不鮮。
一般村莊經常有大批辦公人員，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著公飯，專門侍候籌辦糧秣，催差斂款。然而此來彼往，接二連三，還是應接不暇。受著幾千年封建壓迫的人民，一向懼怕軍隊，但無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負擔沉重，發生憂慮。在愛國熱忱與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眾雖然都是樂於捐獻，但是他們表示“不怕拿，就怕亂”。
亂征亂要的結果，村與村之間發生了負擔嚴重偏差，部隊與部隊之間為了爭取給養往往引起糾紛，因此而發生強征硬要和打罵處罰的現象，影響軍民團結。更由於各自為政，互不相謀，軍需供應不斷發生困難。發動與組織抗日武裝供應問題，如果不能適當解決，將會使軍民交困，嚴重影響遊擊戰爭的順利開展。雖然在抗戰初期，各縣城都成立了支應局，做著替駐軍籌辦給養的事情，但是由於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為一些豪紳所把持，往往以支應搪塞的態度來敷衍了事。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權性質的各縣總動員委員會相繼成立，其中的動員分配部接收並代替了支應局的工作。他們首先廢棄了過去的攤派辦法，根據“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精神，依靠政治動員的方式，很順利地籌集了大批糧秣，保證了當時迅猛發展與擴大起來的抗日部隊的軍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種亂征亂要的混亂現象。雖然在抗戰軍需方麵還沒有尋找出統盤籌措的方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權產生以前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冀中行署成立以後，擺在麵前的財政任務，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從長期堅持戰爭著眼，有計劃地解決軍費軍食。財政是戰爭的活力因素，對於敵後遊擊戰爭更有著嚴重的意義。沒有財政的支持，開展遊擊戰爭將形成到處“遊擊”，亂抓一把，在殘酷的環境中是不可能長期堅持的。財政要服從於戰爭，而戰爭又決定著財政的性質，抗日遊擊戰爭要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所以財政上的一切措施就必須適應軍事的要求，而且還要照顧人民群眾的負擔。
供應軍需，吃的問題是頭等重要而首先應徹底解決的事情。那麽，究竟是從租稅的征課實行現金供給，還是以實物的征發直接來供給?這個問題我們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一、我們的地區是農村環境，在戰爭開始以後，商品經濟雖然也有相當發展，但城市與交通被敵占領與控製，物資流通、商品買賣受到極大限製，用貨幣購買軍糧有時會行不通。二、農村經濟，主要的生產品是糧食，人民群眾最大的收入也是糧食，如果征款購糧，軍民買進賣出之間難免吃虧，或者發生流弊。采用實物征發，直接供給。既便於人民繳納，又便於軍隊取給，最為簡便省事，直截了當。三、抗日武裝絕大部分是武裝起來的農民，他們與廣大群眾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他們一開始便是依靠群眾直接供給來解決吃的問題，而且有些縣份已經做到了比較有計劃地統籌，因此順應事實的發展是必要的。
根據考慮研究的結果，決定直接征收糧食，確立公糧製度。由於一時還不能製定完滿的征收標準和則例，合理負擔辦法也還隻是在少數村莊實行，所以隻能根據“有糧出糧，糧多多出，糧少少出”的原則，按照各個地區的麵積大小，人口多少，收成好壞，經過各級軍政民多方麵的民主討論，以說服動員的方式進行分配征收，這樣大體上是公平合理的。
通過政府的分配征收，基本上實現了糧食的全麵統籌，消除了部隊自行征發的紊亂現象與繁重事務，改善了軍民關係，各個地區的負擔走上大體的平衡。而最有重大意義的就是整個軍食的供應有了新的途徑，財政上最大而又最迫切的問題獲得根本的解決。
以後，從實際經驗中證明了公糧製度適合於人民群眾，適合於戰爭，是敵後財政措施上一個巨大的勝利。因為戰時隻有實際地掌握了糧食，才能主動地解決民食，保證軍需問題。
財政上另一個大問題，就是花錢問題。各級政府成立以後，即從事抗日經費的籌措，取締濫攤亂派，達到全麵統籌。當時政府本身一無所有，上級又不能接濟，而舊日政權的資財早已為其官吏囊括，席卷而逃了。因此，為了供應急切的軍需，一切都要在混亂局麵下重新做起。
首先恢複田賦。這雖不是最為合理的稅收，但它接近近代的土地?益稅，是直接稅的一種，在舊的租稅製度中不失為比較優良的稅製，而且有著長久曆史的傳統習慣，人民對交糧納稅認為是對國家天經地義的義務，過去不僅是地方財政主要來源，而且征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所以有恢複的必要。
第二是整理稅收，廢除苛雜。在限製非必需品消耗而財政收入又占著重要地位的稅收中，整頓與恢複了煙酒稅、印花稅、卷煙稅及煙酒牌照稅，並建立外貨入境稅代替關稅，以控製對外貿易，扶植生產，防止敵貨傾銷，補助戰時財政。過去為一般貪官、汙吏、土豪、稅棍敲詐人民的苛捐雜稅，雖然也能夠多少補助於當時的收入，但必須果斷地予以廢除，計有牲畜稅、屠宰稅、船捐、車捐等，不下二十餘種。
第三是發行救國公債，清理貸款。發動人民群眾對國家貢獻財物，支持民族自衛戰爭。在邊區政府號召下發行了救國公債，按照人民財產比例分配及自由認購辦法，進行募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熱烈認購，對於當時軍費起了很大的作用。
廣大人民群眾，在抗日的高潮中已經認識到，隻有武裝鬥爭才是保衛家鄉、保衛民族的惟一出路。他們對抗戰具有了信心，他們愛護抗日部隊，擁護抗日政府。同時各級幹部也不是像過去的官吏和公職人員一樣，他們沒有升官發財的個人打算，而有著堅強的抗戰意誌，積極工作的責任心與艱苦奮鬥的作風。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些條件，我們才能取得抗戰的一個又一個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