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一日”
一九四一年初，冀中區黨政軍主要負責同誌，考慮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鬥爭的偉大史實，從高爾基主編《世界一日》、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受到啟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確提出組織寫作《冀中一日》的要求。這一倡議，得到冀中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的熱烈擁護。這年四月，冀中抗聯所屬群眾團體和區黨委、軍區政治部、報社的代表，聚會在安平縣彭家營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籌委會。會議討論“冀中一日”選擇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選在五月。鑒於五月即將到來，需要時間動員布置，就確定了五月二十七日。因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軍民的生活和鬥爭。
“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宣傳動員搞得相當深入，各機關、團體通過自己的組織係統，一直把任務布置到各個村莊和連隊。當時，各村的“街頭識字牌”，都寫著“冀中一日”四個字。站崗放哨的兒童、婦女，見行人來往，查完“通行證”，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個字，問“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寫一篇“一日”的文章。每個群眾，每個戰士，每個幹部，都熱切地期待著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的到來。站在抗日鬥爭最前列的冀中軍民，對於自己的革命事業是熱愛的，對於戰勝日本侵略者是充滿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們把“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當成一種對自己的鼓舞，對敵人的示威。有些連隊，為了獲得一個好的題材，經過上級批準，選擇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打下了敵人的據點。到了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能動筆的人都動筆寫作，據統計，親自動筆寫稿者有十萬人。不能動筆的請人代筆，許多不識字的老大爺、老大娘，也都熱心參加了這一寫作運動。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編委會的稿件，要用麻袋裝，大車拉。打起仗來，還得用大車拉著打遊擊。
《冀中一日》的編選工作，在當時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舉動。僅冀中區一級就集中了四十多個宣傳、文教幹部，用了八九個月的時間，才初選定稿。前三輯由王林、孫犁、陳喬等編輯審定，第四輯由李英儒負責。孫犁還根據看稿的經驗，編寫了《區村連隊文學寫作課本》一書，首先在三縱隊的《連隊文藝》上連載，後來我把這本油印的小冊子，帶到山區，鉛印出版，書名改為《怎樣寫作》。全國解放後出版的本子，叫《文藝學習》。
《冀中一日》全書約三十萬字，由二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匯集而成。內容分為四輯：第一輯“鬼蜮魍魎”，控訴日軍殘酷的暴行；第二輯“鐵的子弟兵”，寫武裝鬥爭和我軍的生活；第三輯“民主、自由、幸福”，寫根據地的民主建設；第四輯“戰鬥的人民”，反映群眾在黨領導下的英勇鬥爭。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書，是千萬抗日軍民用血淚寫成的一份真實的戰鬥記錄，一部傑出的曆史文獻。
《冀中一日》初版油印二百本，當即由交通員們背著，挑著，穿過敵人的封鎖線，迅速傳遞到冀中各地。
《冀中一日》初印之後，編委會又根據各方麵的意見，做了補寫、補選和校正的工作。王林還根據一些人提供的材料，補寫了我的活動情況，說我正在白洋澱檢查工作，遭遇上敵人的“拉網掃蕩”，一天之內受到五次反複合擊。後來，朝敵偽據點衝去，才勝利地突出敵人的合擊圈。王林所寫，事實上是不錯的，但時間上顯然有誤，和我在白洋澱檢查工作的時間，整整差了一個月。
補選和校正過的《冀中一日》，還沒來得及付印，敵人對冀中區發動了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負責這一工作的王林，唯恐自己一旦遇到危險，致使經過大力校正的稿本和補選的稿件同歸於盡，就把它堅壁在堡壘戶的夾壁牆裏。
丟下這個本子，王林就像母親把孩子寄托在別人家裏一樣不放心。在反“掃蕩”的間隙中，他曾經繞道去查看，不料堅壁稿本的堡壘戶受到嚴重損失，夾壁牆也付之一炬了。
“五一大掃蕩”給冀中人民帶來了永世難忘的災難，人們四處堅壁的這部黃色麥稈紙的初印本，也遭到了劫運。
解放後，為尋覓失落的《冀中一日》，文化部門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征集工作。一九五一年，河北省文聯找到這部書的第一輯。一九五八年，當年主持編審工作的王林同誌尋到了第二輯。百花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將這兩輯合在一起付印出版。一九五九年秋天，河間縣委從一位老教師處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輯。一九六○年五月，當年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寫的鐵筆戰士周岐同誌，見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將自己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四輯全書郵寄出版社。這樣，誕生在戰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廣大的讀者見了麵。
《冀中一日》中一篇篇短小、樸實、精煉的散文，顯示了群眾的智慧和創作才能，它真實地表現了冀中根據地鬥爭生活的整個風貌，表現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時代。
這本書的問世，是冀中抗日根據地文化建設上的一件大事。一九四一年初版時，子華同誌寫了“題詞”，他說：“《冀中一日》是冀中黨政軍民各方麵有組織的首次集體創作，是大眾化文學運動的偉大實踐，是我們向新民主主義文化戰線上進軍的一麵勝利的戰旗。”
以後，無論是冀中區，還是分區和縣，都還發動過類似的一些寫作運動，可見“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深遠影響。
一九四二年七月，在路西完縣張各莊，子華同誌又發起《冀中反“掃蕩”紀實》征文，號召冀中軍民恢複鬥誌，總結經驗。這一工作由冀中軍區政治部主持，代理政治部主任兼宣傳部長張慶泰，任征文編委會主任，軍區文藝科常征、沈雲及《前線報》的安玉良、張鋒、曹曲水等任編委。晉察冀邊區文聯羅東、抗敵劇社的吳畏、洛灝協助工作。火線劇社的同誌大都參加寫作。
定南縣文建會出了一冊《血的五月》，也是記述“五一”反“掃蕩”鬥爭的。
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間，六分區在地委書記張逢時的倡議下，號召全分區人民寫作《偉大的一年間》，即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自己的見聞與感受。各縣黨政軍民立即響應，不久即紛紛寄來稿件約七百篇。由在分區報社工作的林呐負責選出質量較好的稿件八十來篇，編為三輯：第一輯題為“罪與仇”，主要揭露、控訴敵人“掃蕩”和“清剿”時燒殺搶掠等殘暴罪行；第二輯題為“點線間”，反映全分區軍民在敵人碉堡林立、溝路如網的殘酷環境中，堅持戰鬥，堅持生產、堅持工作的英雄事跡和鬥爭經驗；第三輯題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報道經過一年時間的反“掃蕩”、反“清剿”的艱苦奮戰，分區軍政工作取得的成績和恢複的情況。這一批極為珍貴的稿件，卻因遭敵人襲擊，全部丟失。
後來，一九四五年五月，“五一”反“掃蕩”鬥爭兩周年紀念日的時候，王林在七地委組織過“偉大的兩年間”寫作運動。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曾建議冀中區黨委和軍區，發起過“抗戰八年寫作運動”。都征集到大批群眾稿件，隻是由於編輯人力不足和印刷條件所限，最後未能成書。
一九四一年初，冀中區黨政軍主要負責同誌，考慮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鬥爭的偉大史實，從高爾基主編《世界一日》、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受到啟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確提出組織寫作《冀中一日》的要求。這一倡議，得到冀中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的熱烈擁護。這年四月，冀中抗聯所屬群眾團體和區黨委、軍區政治部、報社的代表，聚會在安平縣彭家營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籌委會。會議討論“冀中一日”選擇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選在五月。鑒於五月即將到來，需要時間動員布置，就確定了五月二十七日。因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軍民的生活和鬥爭。
“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宣傳動員搞得相當深入，各機關、團體通過自己的組織係統，一直把任務布置到各個村莊和連隊。當時，各村的“街頭識字牌”，都寫著“冀中一日”四個字。站崗放哨的兒童、婦女，見行人來往，查完“通行證”，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個字，問“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寫一篇“一日”的文章。每個群眾，每個戰士，每個幹部，都熱切地期待著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的到來。站在抗日鬥爭最前列的冀中軍民，對於自己的革命事業是熱愛的，對於戰勝日本侵略者是充滿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們把“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當成一種對自己的鼓舞，對敵人的示威。有些連隊，為了獲得一個好的題材，經過上級批準，選擇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打下了敵人的據點。到了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能動筆的人都動筆寫作，據統計，親自動筆寫稿者有十萬人。不能動筆的請人代筆，許多不識字的老大爺、老大娘，也都熱心參加了這一寫作運動。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編委會的稿件，要用麻袋裝，大車拉。打起仗來，還得用大車拉著打遊擊。
《冀中一日》的編選工作，在當時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舉動。僅冀中區一級就集中了四十多個宣傳、文教幹部，用了八九個月的時間，才初選定稿。前三輯由王林、孫犁、陳喬等編輯審定，第四輯由李英儒負責。孫犁還根據看稿的經驗，編寫了《區村連隊文學寫作課本》一書，首先在三縱隊的《連隊文藝》上連載，後來我把這本油印的小冊子，帶到山區，鉛印出版，書名改為《怎樣寫作》。全國解放後出版的本子，叫《文藝學習》。
《冀中一日》全書約三十萬字，由二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匯集而成。內容分為四輯：第一輯“鬼蜮魍魎”，控訴日軍殘酷的暴行；第二輯“鐵的子弟兵”，寫武裝鬥爭和我軍的生活；第三輯“民主、自由、幸福”，寫根據地的民主建設；第四輯“戰鬥的人民”，反映群眾在黨領導下的英勇鬥爭。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書，是千萬抗日軍民用血淚寫成的一份真實的戰鬥記錄，一部傑出的曆史文獻。
《冀中一日》初版油印二百本，當即由交通員們背著，挑著，穿過敵人的封鎖線，迅速傳遞到冀中各地。
《冀中一日》初印之後，編委會又根據各方麵的意見，做了補寫、補選和校正的工作。王林還根據一些人提供的材料，補寫了我的活動情況，說我正在白洋澱檢查工作，遭遇上敵人的“拉網掃蕩”，一天之內受到五次反複合擊。後來，朝敵偽據點衝去，才勝利地突出敵人的合擊圈。王林所寫，事實上是不錯的，但時間上顯然有誤，和我在白洋澱檢查工作的時間，整整差了一個月。
補選和校正過的《冀中一日》，還沒來得及付印，敵人對冀中區發動了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負責這一工作的王林，唯恐自己一旦遇到危險，致使經過大力校正的稿本和補選的稿件同歸於盡，就把它堅壁在堡壘戶的夾壁牆裏。
丟下這個本子，王林就像母親把孩子寄托在別人家裏一樣不放心。在反“掃蕩”的間隙中，他曾經繞道去查看，不料堅壁稿本的堡壘戶受到嚴重損失，夾壁牆也付之一炬了。
“五一大掃蕩”給冀中人民帶來了永世難忘的災難，人們四處堅壁的這部黃色麥稈紙的初印本，也遭到了劫運。
解放後，為尋覓失落的《冀中一日》，文化部門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征集工作。一九五一年，河北省文聯找到這部書的第一輯。一九五八年，當年主持編審工作的王林同誌尋到了第二輯。百花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將這兩輯合在一起付印出版。一九五九年秋天，河間縣委從一位老教師處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輯。一九六○年五月，當年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寫的鐵筆戰士周岐同誌，見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將自己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四輯全書郵寄出版社。這樣，誕生在戰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廣大的讀者見了麵。
《冀中一日》中一篇篇短小、樸實、精煉的散文，顯示了群眾的智慧和創作才能，它真實地表現了冀中根據地鬥爭生活的整個風貌，表現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時代。
這本書的問世，是冀中抗日根據地文化建設上的一件大事。一九四一年初版時，子華同誌寫了“題詞”，他說：“《冀中一日》是冀中黨政軍民各方麵有組織的首次集體創作，是大眾化文學運動的偉大實踐，是我們向新民主主義文化戰線上進軍的一麵勝利的戰旗。”
以後，無論是冀中區，還是分區和縣，都還發動過類似的一些寫作運動，可見“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深遠影響。
一九四二年七月，在路西完縣張各莊，子華同誌又發起《冀中反“掃蕩”紀實》征文，號召冀中軍民恢複鬥誌，總結經驗。這一工作由冀中軍區政治部主持，代理政治部主任兼宣傳部長張慶泰，任征文編委會主任，軍區文藝科常征、沈雲及《前線報》的安玉良、張鋒、曹曲水等任編委。晉察冀邊區文聯羅東、抗敵劇社的吳畏、洛灝協助工作。火線劇社的同誌大都參加寫作。
定南縣文建會出了一冊《血的五月》，也是記述“五一”反“掃蕩”鬥爭的。
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間，六分區在地委書記張逢時的倡議下，號召全分區人民寫作《偉大的一年間》，即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自己的見聞與感受。各縣黨政軍民立即響應，不久即紛紛寄來稿件約七百篇。由在分區報社工作的林呐負責選出質量較好的稿件八十來篇，編為三輯：第一輯題為“罪與仇”，主要揭露、控訴敵人“掃蕩”和“清剿”時燒殺搶掠等殘暴罪行；第二輯題為“點線間”，反映全分區軍民在敵人碉堡林立、溝路如網的殘酷環境中，堅持戰鬥，堅持生產、堅持工作的英雄事跡和鬥爭經驗；第三輯題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報道經過一年時間的反“掃蕩”、反“清剿”的艱苦奮戰，分區軍政工作取得的成績和恢複的情況。這一批極為珍貴的稿件，卻因遭敵人襲擊，全部丟失。
後來，一九四五年五月，“五一”反“掃蕩”鬥爭兩周年紀念日的時候，王林在七地委組織過“偉大的兩年間”寫作運動。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曾建議冀中區黨委和軍區，發起過“抗戰八年寫作運動”。都征集到大批群眾稿件，隻是由於編輯人力不足和印刷條件所限，最後未能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