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們在東北有長期奮鬥八年敵後抗日，與首先出關配合紅軍解放東北的廣大影響，有比國民黨要大的軍隊，已控製廣大地區，群眾開始發動，而國民黨雖已插長春路等有利條件，但有很大困難。從對東北人民的政策，現在力量的對比與時間的可能上與全國鬥爭配合，並求得與蘇聯政策密切配合，我在東北爭取優勢的可能是完全存在。自然我們是有許多困難甚至嚴重困難的，但這些困難還不是決定的，因為當前的基本問題決定我們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嚴重弱點，力爭時間迅速地適當發展主力與發展幹部力量。在三個月中與國民黨作鬥爭，擴大與鞏固控製地區，發動群眾，整編部隊，消滅土匪，及有計劃地解決財經任務，奠定根據地相當基礎與三十萬大軍的戰鬥力量，即可粉碎國民黨的進攻。要使幹部了解自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日寇投降，八路軍出關後東北人民自發地掀起了一個廣大的解放高潮。我們在這高潮中擴大了部隊，收集了物資，與東北人民見了麵。但是到我們長春線撤退後，第一個東北人民的高潮已過去了，現在隻有靠加強自己，正確地把握政策，放手發動群眾，造成東北人民的第二個自發性的群眾高潮，使我們真正與東北人民結合，我們才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
第五，西滿地區接近地廣人稀的廣大蒙古地區，而與熱河相接，戰略地位很重要。滿中地域比較狹長，除鐵嶺、阜新、北票煤礦與榨油製酒輕工業外，工業不發達，除糧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發現日偽其他倉庫。而長春線物資均大部東運，經濟基礎與後方建設基礎均不強大，兵團的集中活動與補給較困難，因此西滿工作還應特別注意：力爭控製由齊齊哈爾至大虎山的幹線，保障西滿軍事的機動與經濟發展，並努力建設騎兵；努力開展蒙古工作，保持遼西陣地與鞏固的後方；與冀熱遼保持密切聯係，為共同保衛冀熱遼與西滿而鬥爭；經濟上力爭自力更生，發展工商業，但又要得到東滿、南滿、北滿的幫助；西滿地區特別冀熱遼地區為敵我必爭之地，必然艱苦與困難，要準備長期堅持鬥爭。
當時林彪反對占領城市並批評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單純軍事觀點，留戀大城市。高崗的說法是：“要脫下皮鞋，穿上，到農村去。”我認為按當時情況如果不占領城市，飯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彈藥也沒有。如我們剛到鄭家屯途經農村時就沒飯吃，還得到日本開拓團那裏找飯吃。我們當時吃飯、穿衣、擴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鐵路線。農村種棉無衣穿，種糧吃不上，甚至連碾磨都沒有。但同時在農村要發動群眾，除奸、反霸、清匪，組織生產，解決群眾生活。
我沒有到齊齊哈爾工作。正式調離西滿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間。我認為西滿分局執行政策沒走多少彎路，工作是有計劃地穩步前進。西滿地區當時是很重要的，是通向關裏的一個大門，輸送幹部、來往部隊、鐵路運輸都要經過這裏。
西滿分局的工作當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張平化負責，領導班子團結一致，重大問題經過充分討論，工作親自動手，講話、起草電報、報告等都親自動手，一般不用秘書。我們都直接下去發動群眾，和群眾見麵。主要是富春同誌為人正派，忠厚老練，黨性強，顧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風非常好。那時我和富春同誌說：“我可給你作個不熟練的向導，大政方針由你定。”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時，我向他講到梅河口會議精神，富春同誌說：“沒問題，那個匯報提綱(總結西滿分局三個月工作提綱)是分局的一致意見。”而林彪卻武斷地指責我那是“給人家抬轎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誣指彭真、林楓和我為“桃園三結義”，進而編造“東北叛黨集團”的假案，誣陷迫害，株連了大批革命同誌和家屬。
第五，西滿地區接近地廣人稀的廣大蒙古地區，而與熱河相接，戰略地位很重要。滿中地域比較狹長，除鐵嶺、阜新、北票煤礦與榨油製酒輕工業外，工業不發達，除糧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發現日偽其他倉庫。而長春線物資均大部東運，經濟基礎與後方建設基礎均不強大，兵團的集中活動與補給較困難，因此西滿工作還應特別注意：力爭控製由齊齊哈爾至大虎山的幹線，保障西滿軍事的機動與經濟發展，並努力建設騎兵；努力開展蒙古工作，保持遼西陣地與鞏固的後方；與冀熱遼保持密切聯係，為共同保衛冀熱遼與西滿而鬥爭；經濟上力爭自力更生，發展工商業，但又要得到東滿、南滿、北滿的幫助；西滿地區特別冀熱遼地區為敵我必爭之地，必然艱苦與困難，要準備長期堅持鬥爭。
當時林彪反對占領城市並批評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單純軍事觀點，留戀大城市。高崗的說法是：“要脫下皮鞋，穿上，到農村去。”我認為按當時情況如果不占領城市，飯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彈藥也沒有。如我們剛到鄭家屯途經農村時就沒飯吃，還得到日本開拓團那裏找飯吃。我們當時吃飯、穿衣、擴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鐵路線。農村種棉無衣穿，種糧吃不上，甚至連碾磨都沒有。但同時在農村要發動群眾，除奸、反霸、清匪，組織生產，解決群眾生活。
我沒有到齊齊哈爾工作。正式調離西滿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間。我認為西滿分局執行政策沒走多少彎路，工作是有計劃地穩步前進。西滿地區當時是很重要的，是通向關裏的一個大門，輸送幹部、來往部隊、鐵路運輸都要經過這裏。
西滿分局的工作當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張平化負責，領導班子團結一致，重大問題經過充分討論，工作親自動手，講話、起草電報、報告等都親自動手，一般不用秘書。我們都直接下去發動群眾，和群眾見麵。主要是富春同誌為人正派，忠厚老練，黨性強，顧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風非常好。那時我和富春同誌說：“我可給你作個不熟練的向導，大政方針由你定。”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時，我向他講到梅河口會議精神，富春同誌說：“沒問題，那個匯報提綱(總結西滿分局三個月工作提綱)是分局的一致意見。”而林彪卻武斷地指責我那是“給人家抬轎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誣指彭真、林楓和我為“桃園三結義”，進而編造“東北叛黨集團”的假案，誣陷迫害，株連了大批革命同誌和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