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在伊頓公學鬆懈生活
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 作者：傑弗裏·邁耶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17—1921
<h4>1</h4>
十幾歲時，埃裏克從臉圓體胖——“有點兒像倉鼠”——長成了一個鶴立雞群的高個子，他少年老成，身穿黑色長袍在校園來去匆匆。在伊頓上學時的照片上，他身邊有幾個長得非常漂亮，甚至美麗得有些女孩兒氣的男生，這種顯著的反差肯定讓他對自己的長相有自知之明，甚至感到羞恥。有個同學尖刻地說：“他很強調自己確實長得難看，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說在很大程度上，幾乎是把它當成一種樂趣。”似乎他有著最不討人喜歡的容貌、最不快樂的童年、最愚蠢的父母和上了最令他痛苦的小學，而這些都有一定的優長。馬爾科姆·馬格裏奇曾說，因為伊頓公學裏所有上等階層的男孩都作包皮環切術（如唐·巴卡地所畫裸體畫中的克裏斯托弗·衣修伍德[1]），“在更衣室，（埃裏克）因為沒作過包皮環切術而很羞愧，總是遮擋著自己”。[2]在布萊爾看來，連他陰莖的樣子也能使人聯想到階級差別。
1917年1月，拙於處世的埃裏克在十三歲時被送進波克郡的威靈頓公學上了冬季學期，他孤獨地度過了預備學校到伊頓公學之間的一段過渡期。如哈羅德·尼科爾森[3]所言，威靈頓公學（與聖塞浦裏安學校類似）“著眼於提供大批合乎標準的年輕人去征服、治理和保有一個幅員遼闊的東方帝國”。威靈頓公學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智力出色是女人氣的”，一個人隻能通過身體力量來展示男性氣概。埃裏克發現這所斯巴達式學校軍事化得令人壓抑，唯一給他留下愉快回憶的，是在結冰的湖上滑冰。他5月份到伊頓公學上學後被問到對它感覺如何時，他說了句典型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好聽話：“不會比威靈頓公學更糟糕吧，那裏真是操蛋到家了。”但他總算進了伊頓公學，並在此度過了關鍵的四年。
那年9月，年屆六十、似乎已經安逸地完全退休的理查德·布萊爾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要麽是被愛國熱情所激發，要麽可能是因為無聊，他突然報名參軍。作為年紀最大的陸軍中尉之一，他被派到一家印度勞力公司，在法國馬賽附近一個軍營管理一支負責運輸的騾隊。一開始，這可能讓埃裏克印象深刻。他父親曾和家庭合影，照片中的他身穿軍裝，留著修剪過的胡子，掛著武裝帶，腳蹬高腰靴，看上去很精神。但是他父親作為苦力的指揮官和國王的騾隊管理人這種不光彩甚至是可笑的職業也可能讓他難堪。這節奇特的插曲他在朋友麵前隻字未提，它會招來殘酷的譏笑，而當時有幾千個伊頓公學畢業生在前線打仗、捐軀。在《上來透口氣》中，並不英勇的胖子保靈收到了“戰爭部的一封電報，要我負責看管十二英裏據點的儲備品，並留在那裏等待進一步通知”，奧威爾在這裏影射了他父親從軍一事。
當理查德被安全地派到法國，年少的孩子上寄宿學校時，艾達享受著自由的生活。她帶著獵狗和刺繡品離開了亨裏，和瑪喬裏在倫敦找了一套公寓，一開始是在伯爵街，後來在諾丁山道。艾達也參加了戰時工作，在養老金部當文書。身材小巧的瑪喬裏當了個騎摩托車發放養老金者，她身穿製服，戴著頭盔和護目鏡，一副颯爽英姿。就像艾達在印度時似乎渴望過脫離丈夫和婚姻生活一樣，所以當她一旦到了倫敦，無家務纏身，也許還與另一男性有染時，她不願意在她的孩子渴盼已久的假期到來時照顧他們。
1917年11月，她請求好說話的巴迪克姆太太：“您可不可以好心地讓埃裏克和阿芙利爾去您家當付費的客人？”第二年11月，艾達聲稱她的孩子要求去巴迪克姆家，而不願和他們自己的母親及姐姐在一起，她再次請求：“您覺得可以讓埃裏克和阿芙利爾去您家過聖誕節假嗎？他們懇求我問你而我答應了。”1918年12月，她說她沒辦法去亨裏（乘一個小時火車即到）。次年1月1日，她再次抱歉地告訴寬容的巴迪克姆太太：“這個周末根本沒辦法把孩子們接回來。”[4]艾達忽視了對孩子們來說家人一起度假的重要性，這兩個孩子幾乎不認識他們終年不在家的父親，大部分時間離家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生活，而隻要戰時規定允許，艾達就盡量待在倫敦享受她那種很大程度上隻管自己的生活。
<h4>2</h4>
伊頓公學畢業生、性格憂鬱的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在其名詩《伊頓公學遠景頌》（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1742）中，讚美了這所學校所在地的美好景色：
高聳之尖頂，古時之塔樓，
將潮濕林中草地加冕，
彼科學樓仍感恩享受
亨利六世所遺神聖樹蔭；
尚有溫莎高地莊嚴之頂
向下方延伸，
望去見樹林、草地之屬
中有草甸、樹蔭、花朵
蜿蜒之古老泰晤士河
銀光粼粼曲折而去
在格雷筆下理想化的伊頓公學中，天真的男生因為希望和年輕的活力而自豪，幸福地意識不到成年生活中的痛苦、失望和“漸次耗去之年齡”不可避免的衰微。年輕的布萊爾會對格雷對純真少年的描寫持強烈懷疑態度。伊頓公學在亨裏東麵，相距隻有15英裏，它依曲折的泰晤士河而建。都鐸王朝國王（即格雷筆下神聖的亨利）需要一批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骨幹來為國家服務，因此創建了這所學校。西裏爾·康諾利的傳記作者提供了一段極好的當代描述：
伊頓公學由亨利六世於1440年創立；在著名的英國公學中，它曾經是，而且仍然是最氣派的。在這裏，中等階層的男孩（如埃裏克）和伯爵及外國要人的兒子共處一校。伊頓公學畢業生具有一種特殊的時髦、魅力、傲慢和自信，他們畢業後將統治大英帝國，占據帝國內最高的位置似乎是他們的權利，對英國生活每方麵都產生跟他們人數不相稱的影響……伊頓當時仍是個緊靠河邊的鄉間小鎮，在溫莎，那些高大的皇家城堡呈灰色高高矗立於高地之上。伊頓鎮包括一條主街，窄窄的人行道邊排列著店鋪和私宅，顯然全是給侏儒建的……（那些學生）絕大多數穿著不合身的肮髒的黑色燕尾服、黑白條紋褲子、磨損的黑鞋子、黑馬甲、白襯衫和掖在裏邊的白領帶，而且似乎為了跟一個年輕的殯葬業工作者完全相似，他們還戴上了黑色大禮帽。
奧威爾提到過高且硬的伊頓衣領“能把你的頭鋸掉”，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他回憶“在1916—1917年的寒冷冬天”，學校學生和鎮上男孩之間發生過“幾場激烈的群毆”，打破了兩者之間脆弱的停戰協議。
伊頓公學內帶回廊和鋪鵝卵石地麵的古老建築散發著傳統和得天獨厚的味道，這些建築曾經能，現在仍能給人以深刻印象。公學的建築材料是深紅色磚，包括兩進庭院或稱方院。大門和門房的小屋通向較大的校園，中間是一座威風凜凜的創建者塑像。門口上方是“上校”，左邊是“下校”，教室是原來的，屬中世紀後期建築，裝著鉛窗。埃裏克坐不平的凳子，在一張幾個世紀學生刻畫過的課桌上學習。對麵是那座宏偉的教堂，進去要走上寬闊的石頭台階。經過一間門房，通向的是或稱“靜地”的第二進庭院和食堂，裏麵掛著曆史肖像畫和長而高的餐台。公學圖書館，在食堂上麵，裏麵藏滿了珍本圖書。這個上有遮篷的靜地與開闊、草色青青的運動場相接，遠方是蜿蜒的泰晤士河。118碼長的紅磚長牆盡頭有一棵榆樹，而另一端有開在直角相接牆上的一個門，把榆樹和門當作一種“牆賽”（wall game）的球門，這是一種對抗激烈的足球比賽，隻在伊頓公學進行，外人對規則不得而知。
伊頓的學位十分難得。1917年時，學校的男生有一千一百名，全都經過競爭激烈的考試才被招收入學。埃裏克屬於更為少數的精英學生，是七十名“公費生”（colleger）或稱“國王獎學金生”（king''s schr）之一，這些人獲得了學業獎學金。西裏爾·康諾利形容在這所修道院般的公學裏，他們的生活幾乎跟委拉斯開茲[5]時代的西班牙宮廷那樣正式、等級分明和講究禮數：“七十個獲伊頓獎學金的學生同住在一幢半是維多利亞風格、半是中世紀風格的房屋裏。在那裏，他們受公學校長管理，校長之下是學校裏的隊長（總是一個資助生）和九個六年級其他學生，他們豎著衣服領子，可以用藤杖打人，可以有跟班（年紀小的男生為大一點的男生做些仆役工作）。所有男生都按照何年獲得獲學金分成屆，一屆屆學生在學校一級級整體往上，每屆代表一代人。公費生一起住在學校最古老的房屋裏，坐在粗糙的課桌前，跟伊頓的古老傳統聯係緊密。
其他男生大約有一千名，被稱為“奧皮旦”（來自拉丁語，意為“在城裏”），他們住在散布村內的維多利亞時期紅磚住宅裏。“奧皮旦”一年的教育費用是一百鎊，而公費生一年花費不到二十五鎊，其中還包括學費、住宿、膳食的娛樂項目費用。雖然這隻是他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費用的四分之一而已，埃裏克仍然總說“昂貴”。比起那些勢利和對體育狂熱的“奧皮旦”，公費生——其中有許多如果不是因為獎學金，就會上不起伊頓公學——更有民主精神和有較高智力。奧威爾在公學的同期校友（同學）除了康諾利，還有幾位後來開創了輝煌的事業：斯蒂文·朗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他是一位子爵的第二子，是研究拜占庭帝國和十字軍東征的傑出曆史學家；羅傑·邁納斯爵士（sir roger mynors），牛津大學拉丁語教授；還有羅伯特·朗登（robertngden），威靈頓公學校長。“奧皮旦”中包括小說家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他後來成為奧威爾的好友）、小說家亨利·格林（henry green）、旅行家羅伯特·拜倫（robert byron）、作家及美學家哈羅德·艾克頓（harold acton）。約翰·萊曼（john lehmann）寫道，公費生“住在我們的房屋裏，自豪於與其他一千多學生分開而居的不同待遇，得意於被認為是書呆子……享有隻屬於我們的特權的榮譽，在教堂有特定的座位，我們自己玩別人不明白的‘牆賽’……有一種在思想上自成一體的手足情誼”。對奧威爾而言，能在“聰明男生之巢”，在那個“聰慧年輕人的溫室”裏受教育，乃是一種智力上的重要優勢。[6]
<h4>3</h4>
同期在伊頓公學上學的克裏斯托弗·霍利斯畢業後上了牛津，跟奧威爾在緬甸見過麵，後來成了一個出版人和下議院保守黨議員。他說與聖塞浦裏安學校的殘忍儀式比起來，伊頓公學的入學式[7]要溫和得多：“所有公學新生都輪流站在被稱為寢室的宿舍裏的一張桌子上，每人都要唱首歌。”這就發生在集合於一個大火堆周圍的其餘公學學生麵前。“奧威爾唱了《從邦戈爾乘車來》——唱得不是很好。”後來，這成了他在《論壇報》（tribune）上一篇隨筆的主題。奧威爾在《蘇格蘭學生歌曲集》中找到的那首美國19世紀歌曲的開頭一段是這樣的：
從邦戈爾那邊來，
乘的是東部火車，
緬因州的森林裏
打獵曬成古銅色。
八字再加連鬢須，
胡子留得長又長——
那邊坐著個學生，
個高、苗條又漂亮。
這首歌唱的是一個蠻荒之地來的獵人和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姐之間的一次親密接觸，那位小姐想把一粒灰從男主人公的眼裏弄出來，卻發現耳環被纏進他的絡腮胡裏。埃裏克唱的歌吸引了那些男生，效果極好，避免了被他們用書和蘋果亂砸。埃裏克也生動地朗讀了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說《自殺俱樂部》（the suicide club）。《伊頓公學紀事報》報道說：“布萊爾的講述題材選得巧妙……布萊爾講述此故事的平緩和無動於衷的冷靜口吻使故事本身產生效果，不用說很成功。”那個短篇裏，一群年輕男性聚在一起打撲克牌、喝香檳，同時也評比誰能提出解決無聊的最有效做法。有個角色為這個短篇定下了深有意味、厭世的語氣——這也會吸引那些男生。他認為：“在我看來這種困擾似乎不是很大。如果一個人決心要自殺，天哪，就讓他像個紳士般去做吧，這番高談闊論是不合適的。”
在伊頓，埃裏克對博物學、吸血鬼和超自然現象的興趣更是發揮到了極致，甚至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和羅傑·邁納斯解剖過從本地的屠夫那裏討來的動物器官，也用彈弓打死過一隻鷯哥，把它偷偷帶到實驗室劃開了它的膽囊，裏麵令人作嘔的膽汁噴出來弄得一團髒。據克裏斯托弗·霍利斯所言，布萊爾曾涉獵黑色藝術，有次“用肥皂做了一個他仇敵的像，並把他取回來的換洗衣服上的大頭針全找來，斜插在那個肥皂做的小人身上”。[8]這種有點伏都教巫術味的做法結果特別顯效，那個受害者經曆了一係列不幸事件，而且挨了打，直到埃裏克最後心軟而撤銷了詛咒。
拋棄了這些孩子氣的惡作劇之後，埃裏克變成了一個博學的憤世嫉俗者。他一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樣子，嘲諷循規蹈矩之人視為神聖的一切：必須參加的比賽，軍官訓練隊，基督教信仰還有王室。如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排斥過“戰爭、大英帝國、吉卜林、蘇塞克斯郡還有好品質”那樣，在伊頓他也如此。康諾利寫道，他“總在嘲笑‘他們’——這是個馬克思加蕭伯納式概念，其中包括教師、老公費生、教堂和老年反動分子”。但是他的憤世嫉俗並不影響他講義氣的一麵。康諾利記得當埃裏克“發現一個惡霸學生在折磨我時”，對他施以援手，打倒了那個學生。
布萊爾有種不落俗套的幽默感，喜做荒謬之事。他的保留節目是到處詢問新生的宗教信仰，並提出一係列已經失傳的信仰：“你是個昔蘭尼主義者、懷疑論者、伊壁鳩魯主義者、憤世嫉俗者、新柏拉圖派、儒教徒還是瑣羅亞斯德教徒？”[9]他會詢問一個迷惑不解的少年。“我是個基督徒。”“‘噢，’埃裏克說，‘我們以前沒這種。’”他懷疑宗教，嘲笑牧師教師並對一個伊頓同學說過：“教職工裏至少有六個教師靠基督受難日子過得不錯，一年瓜分的錢超過兩千鎊……我看這肯定是有史以來獲利最豐厚的事件，而他們全說得好像但願它沒發生過似的。”
被激怒時，他也會說出一些令人難忘的反駁話。“好了，布萊爾，”有位教師說——他這樣說可能激起無禮頂撞，“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要麽是你，要麽是我，得離開這裏。”布萊爾不免會反駁：“恐怕呢，那會是您，先生。”讀勃特勒和蕭伯納的作品助長了他對傳統宗教和家庭生活習俗的敵視，他公開貶低自己的父母也令同學們震驚。他曾說他母親是個“很蠢的女人”，這時又將她貶低為一個“輕浮的人，對他認為人們應該感興趣的事一概沒興趣，並說他父親顯然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10]做出這些評論時，埃裏克都在炫耀其學識，有意出語驚人，給朋友們造成的印象是他是個憤世嫉俗、聰明、反叛的人——甚至有點出格，但的確跟其他學生不一樣。
在伊頓，埃裏克在朋友們看來似乎特別成熟、精通文學和慣於諷刺。對他有生動印象的斯蒂文·朗西曼同意康諾利的話，即埃裏克有“很大程度上說是最有趣的性格。我喜歡跟他在一起。他的腦筋轉得跟別人很不一樣，反應也跟一般學生不一樣……他喜歡賣弄知識，特別是在那些教師麵前，在發現有誰讀那麽多書時，他們甚至會有點兒吃驚”。
跟許多同學一樣，朗西曼覺得拿不準埃裏克的友情是真是假，也擔心自己不是個有趣和對別人有激勵作用的朋友。由於不能理解他那古怪的冷漠，朗西曼認為埃裏克似乎對人性，而不是對個別人的所想所感有興趣。如另外一位同學所說，他“相信自由的愛，但似乎從未愛過誰”。朗西曼認為他後來所寫的小說反映了他那種不近人情的超脫，並說埃裏克“是個古怪的男生，沒有真正喜歡過別人。他喜歡他們聰明的一麵和作為交談的對象，但朋友對他而言，真的一點意義也沒有”。埃裏克雖然跟別人一樣需要朋友，卻有意努力去過不需要朋友的生活。他對自己母親的失望和對威爾克斯夫婦的反感令他相信誰也不是真正愛他，他也不配被愛。他用有意為之的冷漠和憤世嫉俗的高傲來保護自己的內心感情不外露。
朗西曼曾在艾達不能或不願讓埃裏克回家時邀請他去家裏度假，但埃裏克總堅決拒絕。朗西曼認為他永遠不會努力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不會放棄自己的個人主義標準去遵守一種不同的、更為社會所接受的行為模式。埃裏克總聲稱他比伊頓公學裏的每個人都窮得多。“更應該說，那是關於他自己（艱苦生活）傳奇故事的一部分，我想他最初創造這一傳奇故事的時間要追溯到緬甸生活變得不如意時。”[11]
<h4>4</h4>
埃裏克的咳嗽仍久治不愈，在伊頓公學曾兩度染上肺炎。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桑保”注意到他“喘氣喘得像架手風琴”，盡管那裏的夥食少而差，卻聲稱埃裏克的病是因為吃得太多而引起。伊頓公學的夥食要好得多，但在量上隻是稍微多了一點。午飯後，那些男生就再也不能飽飽地吃一頓了。下午茶時，他們吃的隻有麵包加黃油；晚上八點鍾，他們吞下難吃的晚飯——湯或炸魚，更為經常的是麵包和幹酪——喝的隻有水。公學的男生經常從家裏收到食物包裹，以烤鬆餅和火烤的香腸來補充不足的夥食，但布萊爾從未提到過這些美食。
雖然被健康不佳所折磨，埃裏克仍積極投身於體育活動。除了順著泰晤士河順水飄浮或慵懶地躺在河岸上，他還熱衷劃船、遊泳和釣魚，他以伊頓學生中所謂的“濕學生”（與“幹學生”相對）而知名。他在顯然模仿吉卜林的《如果》而寫的詩作《牆賽》（1919）中寫道：
如果你能保持精神不垮，當周圍所有人
在盡其所能壓製你時……
你隻有比賽，一切都在其中，
你可以穿起你的牆賽服，孩子。
克裏斯托弗·霍利斯記述道：“《公學牆賽紀事冊》稱讚了埃裏克踢得冷靜而且熟練，不僅在聖安德魯節[12]那天，整個賽季都是。‘埃裏克踢了幾腳漂亮的球。’‘埃裏克頭腦冷靜，一個急停。’”他也提到“手拋球射門極難，幾年都無人射進一個”。但在1920年10月6日的一場比賽中，埃裏克進了一個這種極難進的球（後來有人因為他在緬甸也踢過足球而記得他），從而達到了他運動生涯的頂峰，並在伊頓公學揚了名。
埃裏克上的這所學校提供了各種各樣的軍事訓練，他在緬甸、西班牙和英國地方軍（home guard）時，那些訓練都派上了大用場。就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所寫的：“七歲時，我就成了海軍聯盟的成員，穿一套水兵服，帽子上有‘無敵’字樣。甚至在參加公學裏的軍官訓練隊之前，我就參加過私立學校的學員隊。十歲起，我就時不時扛過步槍。”他寫道，在伊頓，“在軍官訓練隊閱兵時，敢於表現得懶散和對戰爭不感興趣被認為是種覺悟表現”。[13]野外軍事演習日時，他鼓勵學員脫下悶熱的製服，給他們朗讀非常討人厭的《埃裏克，或者，循序漸進》，那是他為那次演習特意帶來的。但他特別喜歡用指南針、讀地圖、步槍刺殺練習，後來曾遺憾自己不夠年齡參加一戰來檢驗自身的男性氣概。
他嘲笑地回憶戰爭期間，“一張西部前線的大地圖被釘在一個架子上，順著一列之字形排列的圖釘扯著一條紅絲線。那條線偶爾向這個或那個方向移動半英寸，每次移動都意味著屍積成山”。盡管埃裏克關注傷亡慘重的戰鬥，畢生記著那幅戰爭地圖，但主要關心的還是學校的夥食退步了，黃油換成了人造的。
1918年停戰日[14]那天，學校放了半天假，全校學生順著大街行進，揮動旗子，歡呼得直到嗓子嘶啞。埃裏克認為在一片興高采烈中，那些學生比他們的教師更明智、更有人性，如他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所寫：“比我們年長的人替我們決定好我們應當以傳統方式，即在敵人倒下後大喊大叫慶祝和平的到來。我們要舉著火炬行軍開進校園，唱沙文主義歌曲，如《不列顛來統治》。男生們嘲笑整次活動，給唱的歌換上了褻瀆和煽動性歌詞，我認為他們應以此為榮。”這些小夥子跟那些年長者不一樣，他們意識到可以慶祝的理由很少，因為5700名參戰的伊頓畢業生在率部戰鬥時，差不多有一半人傷亡。
1920年8月，當埃裏克去波爾派羅與家人一起度假時，他有了首次流浪經驗，其宿營技巧得以利用。在沒趕上下趟火車時，他被困於一個沒有電話的村子，口袋隻剩下六便士。在麵對要麽買東西，要麽找房間住時，他買了一打小圓麵包，在一塊農田裏露宿。“這次冒險讓我很自豪，”他告訴朗西曼，“但是不願再來一次。”[15]艱苦生活並非自然就能過上，到後來，他不得不強迫自己去當個流浪漢。
在1919至1921年在伊頓上學時所拍的照片上，埃裏克看上去放鬆而且鎮靜。在一張照片上，他和一群年輕的遊泳者在一起，他交叉著腿，一隻手放在臀部，頭發濕漉漉的，身穿帶條紋的遊泳衣。在另外一張照片上，“牆賽”之前，他戴著帽子，鬆開襯衫領扣，卷著袖子，和另外11個年輕人裝模作樣地照相；要麽是頭發蓬亂，戴著皮手套，站在牆手球[16]場外微笑著。還有一張照片上，野外軍事演習日演習時，他身穿製服，臉上微有笑意，雙手抓緊立在打綁腿的兩腿之間的步槍。他也更正式地坐在一群“國王獎學金生”中間照過相，他們都穿著漿硬的白襯衫及高領，打著蝴蝶結，頭發油亮地偏分。他靠著一堵石牆，隨隨便便地把一隻大手垂放在腿上。他也曾以最放鬆的姿勢，頭戴一頂大而鬆軟的太陽帽，胳膊下夾著一條卷著的毛巾，嘴裏叼著一根香煙。1921年離開伊頓時，他在照相館照了一張相。這張相片展示他臉部四分之三的麵積，照到了頭和肩，厚密的頭發梳得很整齊並且偏分；他穿的是三件套法蘭絨套裝，打著帶點的領帶並用一根金別針固定在襯衫上。
他在伊頓的生活即將結束時，一貫超然且嚴肅的埃裏克未能抵抗公學裏常見的情感之患，喜歡上一個比他小的男生。更糟糕的是，跟他爭奪這個男生感情的對手是西裏爾·康諾利。埃裏克對自己的長相有自知之明，雖然西裏爾長得也不漂亮，但極有魅力，極聰明。他知道自己在這場浪漫比賽中能輕易取勝，並為勝過奧威爾而得意。在給另外一個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埃裏克寫的一封很是可憐巴巴的信，埃裏克在信中懇求西裏爾不要破壞他的機會；然後西裏爾（以插語方式）嘲笑了他，並以自己惡意的評語令嘲笑升了級：
我收到了布萊爾寫的一封奇怪的信。我隻對它部分引用。“我擔心我喜歡上了伊斯特伍德（調皮的埃裏克）。這可能讓你吃驚，但我向你保證這不是想象出來的（沒感到羞恥或後悔）。問題是不管怎樣，我認為你也是（純潔者眼裏一切都純潔），你在那一方的一端。我不嫉妒你（高尚的埃裏克）。可是你，雖然不嫉妒，但有可能獲得那種或許稱為‘獨占權’的權力……因為你對伊斯特伍德有很大影響，你也許會讓他不管怎樣與我反目，甚至可能警告他躲著我。我請求你別這麽做。當然，我不是請求你讓出你在他身上的那一份，隻是別說難聽話而已。”……
當然我很喜歡他，並會把他從布萊爾那裏偷過來，布萊爾根本不值得同情。在你喜歡上某個人時，你不能去擁有寶庫者那裏要求分一半……總之，伊斯特伍德注意到了，滿腹疑心，因為他討厭布萊爾。
布萊爾大概為這段短暫的同性戀情感到內疚，後來貶斥奧登和斯彭德[17]為“女人氣的男性”詩人，以使自己遠離這種感情。
還有另外一件事，在其中埃裏克再次是個被動的受害者，這次甚至與其性格更不相稱。他一直反對體罰，並認為“完全是惡心和野蠻的”。他的跟班記憶中的他是個“親切和氣、很孤僻、很討人喜歡、好心的主人”。但埃裏克也是頑強的，能夠保護自己。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有一個學生殘忍地扭過他的胳膊，事隔不久他就報了仇：“我以能裝出來的最無惡意的樣子走向伯頓，然後用盡全身力氣一拳揍在他臉上。”在伊頓，他揍過一個捉弄康諾利的惡霸學生。而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在把下煤窯采煤的下層社會粗魯小夥子和仍在校讀書的中等階層男生比較時，他總結道：“不能想象一個工人階層的十八歲男孩會忍受被人用藤條抽打！”
但在1921年，埃裏克十八歲時，是他忍受了被人抽打，不是被一位教師打，而是被同學打。康諾利寫道：“即將畢業那屆的學生掌權，打人是家常便飯。我們憤慨的是埃裏克是因為祈禱遲到而被打……奧威爾和惠托姆都是十八歲的小夥子；他們剛上完六年級，而被跟他們年齡一樣大，同是畢業那屆的學生打，就好像他們是跟班……（他們打他）是以子虛烏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18]這次被跟他同等的人對他進行羞辱性懲罰，跟他因為真的做錯什麽事被打很不一樣。
埃裏克為何屈服不得而知，他可能受到了那些強勢的高年級團夥的威脅，或是被迫屈服。在伊頓待了四年後，他有可能更接受了那個弱肉強食的體製，雖然不想被視為懦弱，但又覺得非屈服不可。不管怎麽樣，“以子虛烏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強化了已在他心目中形成的一個觀念，即寄宿學校有很多極權主義社會特點。
<h4>5</h4>
在《如此歡樂童年》中，奧威爾寫道，跟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比起來，他在伊頓“相對要開心一些”。對他來說，承認這點很不簡單。“我知道在公學會有更多隱私，更被忽視，有更多懶惰、自我放縱和退步的機會。”獲得獎學金後，他決心“鬆弛下來，不再死命讀書”。他還宣稱：“十三歲到二十二三歲之間，可以避免的功課我幾乎沒做過一點。”此處的關鍵詞是“可以避免”，他再次（跟他說自己“醜陋”時一樣）滿足了自己對誇大其詞的愛好。但墮落的機會——抽煙及同性間調情——是有限的。他太個人主義，乃至不能當一名好學生，伊頓五年裏，他在學習上表現平庸。1920年，他在140人的班上取得了第117的糟糕名次。但是他也相當夠用功的了，那些盯得很緊的教師會確保其學習不落下。他在二十歲出頭離開伊頓公學後，被迫非常努力地學習和工作，先是準備當緬甸警察的考試和培訓，然後是作為一個警官執行艱巨的任務。
伊頓公學在學業上的安排很嚴格，沒多少鬆懈的餘地。“七點半有‘早學’，就是早飯前上一節課，然後上三小時課和做一個小時作業或者在指導教師指導下學習。一星期三個下午，先是有組織的比賽，接下來上兩個小時的課或預習。”1918年，即在第二學年裏，他上了希臘語、拉丁語、英語、法語、神學、數學和科學。接下來一年裏，他繼續學習拉丁語、法語和神學，也學習古代史、地理和莎士比亞戲劇。他八歲起就開始學習拉丁語，十歲起學習希臘語，對這兩科都厭惡至極。少年時，他讀到過亞曆山大大火[19]，很多古希臘悲劇的原文被燒毀，這個少年門外漢“對其極表讚成”，這樣在《利德爾和斯考特辭典》中就“少查很多單詞”。[20]
埃裏克的一些更有內涵的同期校友（如哈羅德·艾克頓及布賴恩·霍華德）把持著伊頓公學的報刊，也在倫敦發表過作品。跟他們的作品相比，奧威爾在《學屆時報》和《公學歲月報》上發表的都是傳統性的，也很乏味。但在1920年夏天，他和朋友丹尼斯·金-法羅一起印了兩期《公學歲月》，上麵全是廣告和著名作者的稿件。他們在伊頓、哈羅兩公學於洛茲舉行的板球賽上叫賣，賺了可觀的兩百鎊，那是一個公學公費生學費的八倍還多。後來接手這份雜誌的約翰·萊曼解釋說：“如果一個人能發揮出足夠精力和中等精明的經商能力，就能賺到錢，比我們夢想過賺的還要多。”
盡管埃裏克對自己的智力自視甚高，但對某些教師，他還是尊敬的。他景仰m.r.詹姆斯（m. r. james）——他是學校裏的教務長，寫過一些著名的鬼故事——他給人的印象是規矩、安排的考試都很可笑。奧威爾特別喜歡非常古怪和可憐的奧爾德斯·赫胥黎[21]。赫胥黎接替一個去前線服役的法語教師，徒勞地努力教英語和法語兩門課。他畢業於伊頓公學，到1917年已經出了兩本詩集，伊頓大街上斯波蒂斯伍德書店的櫥窗裏就有。赫胥黎的視力很差，缺乏經驗，沒有安全感，無力維持秩序，他萬分討厭必須待在教室裏的每一分鍾，特別憎恨“不停裝作更有知識、值得尊敬和為人師表”。
愛德華·薩克維爾—韋斯特曾寫到那些男生對赫胥黎無禮得驚人：“可憐的奧爾德斯！他肯定是那種麵對一班學生的教師中最不稱職的……奧爾德斯會不時停下來，抬頭看，用懇求的語氣說：‘噢！安靜！’但沒有一個學生哪怕聽他一點點話。”在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滑稽的環舞》（antic hay，1923）第一章中，赫胥黎通過男主人公表達了自己深深的絕望，那個主人公反思在教室裏度過的痛苦的白天和花在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試卷上的一個晚上：“絕對不能再這樣了，不能再這樣了。夏季學期有十三周，秋季學期有十三周，春季學期有十一二周，然後又是十三周的夏季學期，會永遠繼續下去，永永遠遠。這不行，他要離開。”無怪乎，奧爾德斯的弟弟朱利安告誡過斯蒂文·朗西曼：“你一定永遠，永遠別跟他提伊頓！”[22]
朗西曼覺得赫胥黎不知道怎樣與學生交流，教給他們的東西很少，但是他欣賞赫胥黎具有非凡才智的一麵，他的所述比薩克維—韋斯特的多了些同情：
他又高又瘦，臉長得比我們大多數老師都年輕得多，又似乎看不出年齡，一雙眼睛常隱藏於度數極大的眼鏡後，幾乎看不見東西，但又幾乎令人不安地善於觀察。他站在那裏，有點兒像是個殉道者，但同時又極其出色……
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他教了我們什麽，可他是個廣義上的教育者。他讓我們初步認識了以一種不受束縛的知性方法看待事物的引人向往之處。
埃裏克看到的不僅僅是赫胥黎的有心無力和令人同情地努力維持秩序，也不喜歡同學們的無情譏笑。他喜歡赫胥黎的“用詞，那是埃裏克·布萊爾很欣賞的地方”。奧威爾總站在劣勢一方，“因為覺得他有趣，非常維護赫胥黎”。[23]
懶散、自以為是、非常反叛的埃裏克不可避免地與更為專橫和跟他誌趣不相投的教師們發生衝突。在埃裏克的學習生活中，最突出的是其導師安德魯·高（1886—1978），他監督其學習並教授古典文學。高的父親當過威斯敏斯特公學校長，他本人是個典型而且乏味的古典文學教師。他受教於拉格比公學和劍橋三一學院，1914至1925年在伊頓教書，後來當上了三一學院的評議員。他編了許多本希臘文學的學術書，1936年出版了他為朋友a.e.豪斯曼[24]寫的傳記。埃裏克會背《什羅普郡一少年》（a shropshired）中的許多詩，而且很可能也跟高討論過。埃裏克覺得高“奶奶”——或稱“沃格”（將其名字“gow”嘲弄地倒過來拚）[25]——繁瑣而且有老處女氣，對高那種精確、尋根問底的教學法不感興趣，也對花大量時間在拉丁語和希臘語翻譯及作文上感到厭煩。在一首粗糙但出自內心的打油詩中，他諷刺高對荷馬的崇拜屬多愁善感，諷刺他對意大利繪畫的欣賞是“逃避現實的姿態”。他也諷刺了另一位教師，即禿頂、戴眼鏡的約翰·格雷斯，他傾向“過分喜歡”漂亮男生：
蹣跚走來的沃格用希臘語尖叫：
“我臉上又長了一根毛。”
格雷帶著癩蛤蟆般的微笑以拉丁語作答：
“希望您已經新長出好看的一堆吧。
可我在心底低沉地放個大屁！
覺得威尼斯派繪畫怎麽樣呢，您？”
高也可能啟發奧威爾寫出了《上來透口氣》中那位令人又愛又恨的學者式教師波提歐斯，是那種“有教養的牛津畢業生，會在放滿書本的書房裏踱來踱去，引用著拉丁文句，吸帶有紋章的罐子裏的好煙絲”——跟真實世界完全脫離接觸。高不喜歡埃裏克，也生氣於他的懶惰，從來沒能讓他用功，以使他人盡其才。他記憶中的奧威爾“總有點兒像個懶鬼和逃避者”，是個膽大妄為的男生，“盡可能惹是生非”“非常討人嫌”。而朗西曼（後來在三一學院和高成了同事）覺得高“奶奶”冷漠而且傲慢，他認為高是個不錯但並不出色的學者，一個稱職但無激勵性的教師，他促使埃裏克脫離那種舒服的懶散生活，強迫他用功學習。“他不喜歡小男孩，”朗西曼說，“根本不理解他們。我當時很不喜歡高……埃裏克是高完全不理解的那種學生，我完全理解埃裏克。”[26]他急欲衝破學校裏束縛性的條條框框，去做一些激動人心和重要之事。
<h4>6</h4>
埃裏克從伊頓畢業後不久的1927年到1933年，“（學生中的）57%進了牛津和劍橋大學，20%進了軍隊，16%直接從商。”他那屆從伊頓公學畢業的14名公費生中，11名進了牛津和劍橋大學，2名從事家族生意，而埃裏克加入了緬甸警察，是什麽令他如此偏離傳統軌道？
我向安德魯·高提出過此問題，1969年1月1日，他回複道：
喬·奧從伊頓畢業前不久，他父親來跟我討論他的前途。他說奧上不起大學，除非能得到獎學金，我說——而且顯然的確如此——他一點也沒有希望得到獎學金，做這種努力會浪費時間。我不記得我是否加上一句，不過我肯定是那樣想的，那就是他表現出的對課程的愛好和天資顯然都很少，我懷疑不管怎樣，他是否有資格上大學……
布萊爾先生提到緬甸警察並說他已經，或者說將詢問能否加入……在此問題上，布萊爾極少可能跟伊頓公學裏的別人討論過。[27]
1975年，我發表了收到的這封顯然具有權威性的信，也經常被引用。回頭想一想，考慮到高的性格和他與埃裏克的關係，如今看來他的信似乎可疑兼為其本人利益服務。埃裏克是能夠在得不到獎學金的情況下上大學的，而除了對高，也並非“顯然的確如此”無望得到獎學金。埃裏克在考試中表現不錯，他對課程的愛好和天資已使他考進伊頓公學——那比牛津大學的報考淘汰率要高得多——後來又使他考上緬甸警察。無論如何，是否有資格得到大學教育不能單以學業衡量。
埃裏克的同期同學對其學業前景的看法很不一樣。康諾利聲稱伊頓公學的獎學金學生很容易就能進劍橋：“大多數公費生都進了國王學院，那裏的獎學金唾手可得，能在此避風港多待幾年。”現在是伊頓公學教師和圖書館員的邁克爾·梅雷迪思證實了他的話，他說：“埃裏克從伊頓畢業後是能夠進入牛津的，所有學生都進了。”盡管對埃裏克而言，努力取得獎學金並非浪費時間，但是高不想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一個他認為懶惰和無抱負的學生身上。朗西曼認為高更喜歡那些更有把握獲獎學金的學生，他可以教他們和對其寄托希望。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大學尋找的是有希望的、不平常的學生，會做出開明選擇。埃裏克盡管怪，仍會是他們想要的學生。
克裏斯托弗·霍利斯與高意見相悖，他強調說埃裏克有無助學金都能上大學：“他能毫不費力獲得獎學金，如果獎學金數額不足，正如我高興地有機會得知，伊頓會慷慨補貼獎學金，以使一個窮男孩能上大學……家境窮困——不管有多容易提到這點——真正說來與此無關……奧威爾無疑能上牛津或者劍橋，而不用花他父親一個子兒。”[28]
但埃裏克本人抗拒上大學這一想法。他上聖塞浦裏安學校和伊頓公學已屬被迫，在終於能夠自己做主時，他不想延長在大學之類的避風港度日。如果他想進入前程似錦的印度文職官員行列，他會不得不花三年在劍橋讀一個學位，然後還要學習一年，準備參加競爭激烈的招考。他父親可能願意為他支付上大學的費用（如果絕對必要），從而讓他能當上印度文職官員。但是當兒子的（如奧威爾後來在《保持葉蘭繁茂》中所寫）不想走一條平坦的道路，成為“那種有錢的混蛋，他們以如此優雅的姿態從伊頓滑行到劍橋，並從劍橋進入文學評論圈”。他最終也會進入文學評論圈，是通過自己的曲折道路奮鬥達到，而不是滑行到。
這樣，“去哪兒”就成了問題。埃裏克的童年朋友傑辛莎·巴迪克姆聲稱布萊爾夫婦為埃裏克的前途吵過架，理查德（終於有一次）占了上風。艾達指責“布萊爾老先生對於埃裏克的將來態度頑固”，他堅持認為在印度任職“是唯一一種他容忍兒子從事的職業”。布萊爾太太“不顧一切地努力到最後一分鍾想讓他上牛津”。
當緬甸警察是個折中的選擇，讓埃裏克能追隨父親的足跡在東方服役，盡管跟在印度當公務員相比體麵程度相去甚遠。他上夠了學，但仍受到帝國主義精神的影響，大英帝國在他心目中地位甚高。他被自己出生在莫蒂哈裏的事實吸引到了印度，又被他母親記憶中的異國情調的、甚至是王室般的少女時代吸引到了緬甸。他的外婆當時仍住在毛淡棉，雖然已經穿起當地服裝，但在那裏住了四十年後，當地話仍一句也不會說。
對埃裏克有很強吸引力的是製服、金錢、冒險、危險、權威和半軍事性警察機關，那讓他得以負責帝國的一小塊地方。盡管這份工作看上去也許對我們所知的作家奧威爾完全不適合，但年輕的埃裏克似乎渴望從事這種工作。斯蒂文·朗西曼解釋了他的性格和動機：“在當時，緬甸警察是個不錯的工作，工資相當高。你一開始……就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職責，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作主張，我想是那吸引了他。我一直知道他沒有上大學的意圖，他不想。我還要說，那種說他太窮上不起大學什麽的……全是胡說八道。他想去東方。”[29]
<h4>7</h4>
按慣例，伊頓公學的學生在畢業時，都要向公學閱覽室贈送一本書。通過贈一本蕭伯納的戲劇《不相稱的婚姻》（misalliance，1910），布萊爾表達了他對這所學校的矛盾感。[30]奧威爾後來對伊頓評價很差，特別是在二戰中，當時在他看來，特權是一種詛咒。回頭想一想，他往往低估了伊頓公學在開發智力上的價值和對他產生的影響。他形容公學教育是“在勢利的溫吞水裏沐浴了五年”，而且堅持認為伊頓和哈羅兩所公學的全部價值“從在那裏上過學的人的角度看來，那是他們的特權”。他曾懊悔地告訴一個女性朋友：“如果我是被送往另外一所學校，一所更自由一些的男女同校的學校該多好，我會比在伊頓快樂得多。”在1940年所寫的一份個人簡曆中，他直截了當但是誤導性地斷言：“我在那裏沒用功，學到的東西很少，我認為伊頓對我的成長說不上有多大影響。”[31]
另外幾次，他承認伊頓經曆有積極的一麵。戴維·阿斯特（david astor）——他是伊頓畢業生，當過《觀察家報》（observer）編輯，也是奧威爾的朋友和資助人——強調奧威爾在學校享有很大自由，想讀什麽都可以。實際上，伊頓公學就是他的大學。奧威爾覺得他已經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說如果他們肯更換那種死氣沉沉的正式服裝，他會把自己的兒子送到那裏讀書。1948年8月，奧威爾在為《觀察家報》評論一本關於伊頓公學的書時，稱讚了那裏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傳統和人文環境，以至於甚而鼓勵學生發展出獨立個性：
它有一大優點……就是有一個寬容和文明的氛圍，給每位男生一個公平的機會以發展自己的個性。理由可能是，作為一所很有錢的學校，它養得起很大數量的教職工，那意味著教師們沒有過勞；也意味著伊頓部分逃過了阿諾德博士著手進行的公學改革，把屬於18世紀以及甚至屬於中世紀的某些特性保留了下來。不管怎麽樣，無論其未來曆史怎樣寫，它的某些傳統值得被記載。
這是典型的奧威爾口吻，他讚揚伊頓公學，因為它逃過了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由虔誠而且狂熱的阿諾德博士進行的改革，這位博士把活躍的校童變成了一本正經的道學家。
除了一些前後不一致的作品、幾句憤世嫉俗的評論和在球賽中進了一個難得的球，埃裏克在伊頓公學也沒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康諾利，他根本沒交什麽好朋友，直到在1930年遇到理查德·裏斯爵士。年輕時的埃裏克無任何非凡之處，沒有多大希望成為天才人物，也幾乎無任何跡象能表明他將成為一個傑出的文體家和本世紀最有影響的英國作家。
但伊頓公學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經久不去。許多年後，當裏斯——一個從前的非公費生，當時是《阿代爾非》（adelphi）雜誌編輯——間接提到他們穿過的學袍（或稱“寬袍”）並隨意地用一個嘲弄性的外號稱呼公費生時，奧威爾流露出對當過獲獎學金學生這點依然有強烈的敏感：“1948年的一天，在我已經認識他有十八年後，我不小心用了‘塔各’一詞，盡管他太禮貌以至於什麽也沒說，但還是皺了下眉頭，似乎我踐踏了他最精心侍弄的玉米地。”基於他們的共同點，他終生跟許多伊頓畢業生保持著密切而重要的友誼：除了戴維·阿斯特、理查德·裏斯，還有一些同期校友（同學），如西裏爾·康諾利、安東尼·鮑威爾和克裏斯托弗·霍利斯，還有作家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小說家l.h.邁爾斯（l.h.myers）、出版人羅傑·森豪斯（roger senhouse）及約翰·萊曼（john lehmann）、哲學家a.j.艾耶爾（a. j. ayer）和朱拉島上的地主羅賓·弗萊徹（robin fletcher）。在他的生命中，這些人都起過重要作用。
奧威爾的舉止不脫伊頓畢業生那種懶洋洋、厭倦的樣子，但他也有種威嚴儀態（他那苦行僧般的瘦削樣子也加重了這點），讓他在危險的情形下能負起掌權之責。畢業於聖塞浦裏安學校的w.h.克裏斯蒂引用過一位女士的話，以顯示他有開明的信念、按良心辦事的性格和理想主義價值觀，並在困難情形下能依靠獨自的努力，這些都深深受到他所上公學的影響。這位女士是在緬甸認識布萊爾的，她說：“我跟他提起過他處理每一案件時巨細無遺的態度、對於正義的熱情、不喜歡對任何不管多有地位或多卑微的人做出有偏見的評價，還有他在巨細無遺地處理案件時對絕對公平的追求。他回答說：‘這是我在伊頓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東西，即獨立思考的能力。’”[32]
<hr/>
[1] 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國作家、記者，著有《重新發現耶穌》《獻給上帝的某些美好之物》等；唐·巴卡地（don bachardy，1934—），美國畫家；克裏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著有《諾裏斯先生換乘火車》《再見吧，柏林》等。
[2] 哈羅德·艾克頓（harold acton），《一個美學家的更多回憶錄》（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倫敦，1986），第152頁；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和埃裏克·布萊爾在伊頓度過的日子》（eton days with eric ir），奧山康治所著《喬治·奧威爾》（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83）第10頁（奧山教授好意送了我一本）；馬爾科姆·馬格裏奇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173頁。——原注
[3] 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國作家、政治家，曾在威靈頓公學就讀。
[4] 哈羅德·尼科爾森所言，見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所編《老學校》（the old school，1934年初版；牛津，1984）底第85、91頁；德尼斯·金－法羅（denys king-farow）所言，見斯坦斯奇所編《不為人知的奧威爾》第85頁；《全集》，7.122；巴迪克姆，《埃裏克與我們》，第68、78、99頁。——原注
[5] 迭戈·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宮廷畫家，是西班牙出現的第一位世界性繪畫大師。
[6] 劉易斯，《西西爾·康諾利》，第49頁；《全集》，5.118；康諾利，《諾言之敵》，第185頁；約翰·萊曼，《低語的走廊：自傳》（倫敦，1965），第96頁；1998年11月29日在蘇格蘭洛克比對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訪。——原注
[7] 應該一提的是，這種入學式不是由校方組織，而是學生自己組織進行的，主要是對新生進行種種考驗。
[8] 克裏斯托弗·霍利斯，《伊頓公學》（倫敦，1960），第15頁；謝爾登，《奧威爾傳》，第77頁；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自殺俱樂部》，《新天方夜譚》（new arabian nights，紐約，1909），第25頁；克裏斯托弗·霍利斯，《喬治·奧威爾研究》（study of george orwell，芝加哥，1956），第13頁。——原注
[9] 昔蘭尼主義是由古希臘時期北非古城昔蘭尼的亞裏斯提卜創立的一種學說，以尋求快樂為人生唯一目的；伊壁鳩魯（公元前341—前270）是希臘哲學家，主張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瑣羅亞斯德教是由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創立的一種宗教，又稱祆教、拜火教、波斯教。
[10] 康諾利，《諾言之敵》，第194頁；霍利斯，《喬治·奧威爾研究》，第15頁；湯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喬治·奧威爾：暗麵顯現》（george orwell：dark side out），《康恩希爾》雜誌（cornhill），第166期（1953），第453—454頁；克利斯托弗·霍利斯，《喬治·奧威爾與他的在校歲月》（george orwell and his schooldays），《聽眾》雜誌（listener），51卷（1954年3月），第382頁；丹尼斯·金—法羅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49頁。——原注
[11] 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7—8頁；霍利爾，《聽眾》，第383頁；詹姆斯·歐文（james owen），《跟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會麵》（a meeting with sir steven runciman），《觀眾》雜誌（spectator），第280卷（1998年8月15日），第38頁；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0、13頁；對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訪。——原注
[12] 在每年11月30日。
[13] 《全集》，10.56；霍利斯，《伊頓》，第23頁；《全集》，12.270（《反正是我的國家》，1940年秋）。——原注
[14] armistice day，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在1918年11月11日。
[15] 《全集》，12.270；5.130；10.77。——原注。
[16] 一種在三麵或四麵有圍牆的場地上用戴手套的手或球拍對牆擊球的球戲。
[17] 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著有詩集《靜止的中心》《廢墟與憧憬》等。
[18] 謝爾登，《奧威爾傳》，第70頁；安東尼·瓦格納爵士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74頁；《全集》，19.380（《如此歡樂童年》）；《全集》，5.107；康諾利，《諾言之敵》，第210—211頁。——原注。
[19] 指642年埃及亞曆山大港發生的大火，在這場大火中，從公元前47年就屢遭劫難的亞曆山大圖書館終於被燒毀。
[20] 《全集》，19.381；克裏克，《奧威爾傳》，第55頁；《全集》，16.275（1944年7月7日“信筆所至”專欄）。——原注。
[21] 奧爾德斯·赫胥黎（ardous huxley，1894—1963），英國作家，後入美國籍，著有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及諷刺小說《針鋒相對》等。
[22] 萊曼，《低語的走廊》，第105頁；西比爾·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奧爾德斯·赫胥黎傳》（紐約，1965），第27、28頁；奧爾德斯·赫胥黎，《滑稽的環舞》（倫敦企鵝版，1923），第15頁；對斯蒂芬·朗西曼的采訪。——原注
[23] 斯蒂芬·朗西曼爵士所言，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所編《奧爾德斯·赫胥黎，1894—1963：紀念文集》（aldous huxley，1894—1963：a memorial volume，倫敦，1965）第27、28頁；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頁和科帕德的《緬懷奧威爾》，第12頁。——原注
[24] 豪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國古典文學學者、詩人，《什羅普郡一少年》即是他的詩集。
[25] wog一詞也是英語俚語中對中東人或亞洲有色人種的蔑視性稱呼。
[26] 《全集》，10.52；高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51、59頁；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2頁。——原注
[27] 蒂姆·卡德，《複興伊頓：1860年至今的曆史》（倫敦，1994），第161頁；a. s. f.高於1969年1月1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首次發表於傑弗裏·邁耶斯所著《喬治·奧威爾閱讀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倫敦，1975），第32—33頁。——原注
[28] 康諾利，《諾言之敵》，第238頁；1998年12月2日在伊頓公學對邁克爾·梅雷迪思的采訪；對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采訪；霍利斯，《喬治·奧威爾》，第26頁和霍利斯，《聽眾》雜誌，第383頁。——原注
[29] 《全集》，4.7；巴迪克姆，《埃裏克與我們》，第116—117頁；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4頁。——原注
[30] 伊頓圖書館藏有埃裏克的一本g.k.切斯特頓滑稽詩集《玩耍的老頭》（greybeards at y，1900，此書標題可能影射了一些教師），上麵有他用鋼筆畫的藏書標簽，“埃裏克·布萊爾——他的書”，還有他畫的一幅中東的多岩地區的海景畫，有棕櫚樹、圓頂清真寺和防禦城堡。在這間圖書館裏，也有一本奧威爾給曆史學家r.h.托尼的《一九八四》贈書，後者於1949年去療養院看望過他，《一九八四》就出版於那年。參見（邁克爾·梅雷迪思編著的）《伊頓公學，100本書，手稿及照片，1800—1996》。這份目錄梅雷迪思先生好意給了我一本。——原注
[31] 《全集》，12.104（《鯨內集》，1940年3月11日）；《全集》，16.102（1944年2月18日“信筆所至”專欄）；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96頁；《全集》，12.147。——原注
[32] 1998年11月15日在倫敦對戴維·阿斯特的采訪；《全集》，19.412；理查德·裏斯，《喬治·奧威爾：勝利陣營裏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1962年初版；伊利諾伊州卡朋戴爾，1965），第134頁；克裏斯蒂，《聖塞浦裏安學校歲月》，第391頁。——原注
<h4>1</h4>
十幾歲時，埃裏克從臉圓體胖——“有點兒像倉鼠”——長成了一個鶴立雞群的高個子，他少年老成，身穿黑色長袍在校園來去匆匆。在伊頓上學時的照片上，他身邊有幾個長得非常漂亮，甚至美麗得有些女孩兒氣的男生，這種顯著的反差肯定讓他對自己的長相有自知之明，甚至感到羞恥。有個同學尖刻地說：“他很強調自己確實長得難看，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說在很大程度上，幾乎是把它當成一種樂趣。”似乎他有著最不討人喜歡的容貌、最不快樂的童年、最愚蠢的父母和上了最令他痛苦的小學，而這些都有一定的優長。馬爾科姆·馬格裏奇曾說，因為伊頓公學裏所有上等階層的男孩都作包皮環切術（如唐·巴卡地所畫裸體畫中的克裏斯托弗·衣修伍德[1]），“在更衣室，（埃裏克）因為沒作過包皮環切術而很羞愧，總是遮擋著自己”。[2]在布萊爾看來，連他陰莖的樣子也能使人聯想到階級差別。
1917年1月，拙於處世的埃裏克在十三歲時被送進波克郡的威靈頓公學上了冬季學期，他孤獨地度過了預備學校到伊頓公學之間的一段過渡期。如哈羅德·尼科爾森[3]所言，威靈頓公學（與聖塞浦裏安學校類似）“著眼於提供大批合乎標準的年輕人去征服、治理和保有一個幅員遼闊的東方帝國”。威靈頓公學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智力出色是女人氣的”，一個人隻能通過身體力量來展示男性氣概。埃裏克發現這所斯巴達式學校軍事化得令人壓抑，唯一給他留下愉快回憶的，是在結冰的湖上滑冰。他5月份到伊頓公學上學後被問到對它感覺如何時，他說了句典型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好聽話：“不會比威靈頓公學更糟糕吧，那裏真是操蛋到家了。”但他總算進了伊頓公學，並在此度過了關鍵的四年。
那年9月，年屆六十、似乎已經安逸地完全退休的理查德·布萊爾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要麽是被愛國熱情所激發，要麽可能是因為無聊，他突然報名參軍。作為年紀最大的陸軍中尉之一，他被派到一家印度勞力公司，在法國馬賽附近一個軍營管理一支負責運輸的騾隊。一開始，這可能讓埃裏克印象深刻。他父親曾和家庭合影，照片中的他身穿軍裝，留著修剪過的胡子，掛著武裝帶，腳蹬高腰靴，看上去很精神。但是他父親作為苦力的指揮官和國王的騾隊管理人這種不光彩甚至是可笑的職業也可能讓他難堪。這節奇特的插曲他在朋友麵前隻字未提，它會招來殘酷的譏笑，而當時有幾千個伊頓公學畢業生在前線打仗、捐軀。在《上來透口氣》中，並不英勇的胖子保靈收到了“戰爭部的一封電報，要我負責看管十二英裏據點的儲備品，並留在那裏等待進一步通知”，奧威爾在這裏影射了他父親從軍一事。
當理查德被安全地派到法國，年少的孩子上寄宿學校時，艾達享受著自由的生活。她帶著獵狗和刺繡品離開了亨裏，和瑪喬裏在倫敦找了一套公寓，一開始是在伯爵街，後來在諾丁山道。艾達也參加了戰時工作，在養老金部當文書。身材小巧的瑪喬裏當了個騎摩托車發放養老金者，她身穿製服，戴著頭盔和護目鏡，一副颯爽英姿。就像艾達在印度時似乎渴望過脫離丈夫和婚姻生活一樣，所以當她一旦到了倫敦，無家務纏身，也許還與另一男性有染時，她不願意在她的孩子渴盼已久的假期到來時照顧他們。
1917年11月，她請求好說話的巴迪克姆太太：“您可不可以好心地讓埃裏克和阿芙利爾去您家當付費的客人？”第二年11月，艾達聲稱她的孩子要求去巴迪克姆家，而不願和他們自己的母親及姐姐在一起，她再次請求：“您覺得可以讓埃裏克和阿芙利爾去您家過聖誕節假嗎？他們懇求我問你而我答應了。”1918年12月，她說她沒辦法去亨裏（乘一個小時火車即到）。次年1月1日，她再次抱歉地告訴寬容的巴迪克姆太太：“這個周末根本沒辦法把孩子們接回來。”[4]艾達忽視了對孩子們來說家人一起度假的重要性，這兩個孩子幾乎不認識他們終年不在家的父親，大部分時間離家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生活，而隻要戰時規定允許，艾達就盡量待在倫敦享受她那種很大程度上隻管自己的生活。
<h4>2</h4>
伊頓公學畢業生、性格憂鬱的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在其名詩《伊頓公學遠景頌》（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1742）中，讚美了這所學校所在地的美好景色：
高聳之尖頂，古時之塔樓，
將潮濕林中草地加冕，
彼科學樓仍感恩享受
亨利六世所遺神聖樹蔭；
尚有溫莎高地莊嚴之頂
向下方延伸，
望去見樹林、草地之屬
中有草甸、樹蔭、花朵
蜿蜒之古老泰晤士河
銀光粼粼曲折而去
在格雷筆下理想化的伊頓公學中，天真的男生因為希望和年輕的活力而自豪，幸福地意識不到成年生活中的痛苦、失望和“漸次耗去之年齡”不可避免的衰微。年輕的布萊爾會對格雷對純真少年的描寫持強烈懷疑態度。伊頓公學在亨裏東麵，相距隻有15英裏，它依曲折的泰晤士河而建。都鐸王朝國王（即格雷筆下神聖的亨利）需要一批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骨幹來為國家服務，因此創建了這所學校。西裏爾·康諾利的傳記作者提供了一段極好的當代描述：
伊頓公學由亨利六世於1440年創立；在著名的英國公學中，它曾經是，而且仍然是最氣派的。在這裏，中等階層的男孩（如埃裏克）和伯爵及外國要人的兒子共處一校。伊頓公學畢業生具有一種特殊的時髦、魅力、傲慢和自信，他們畢業後將統治大英帝國，占據帝國內最高的位置似乎是他們的權利，對英國生活每方麵都產生跟他們人數不相稱的影響……伊頓當時仍是個緊靠河邊的鄉間小鎮，在溫莎，那些高大的皇家城堡呈灰色高高矗立於高地之上。伊頓鎮包括一條主街，窄窄的人行道邊排列著店鋪和私宅，顯然全是給侏儒建的……（那些學生）絕大多數穿著不合身的肮髒的黑色燕尾服、黑白條紋褲子、磨損的黑鞋子、黑馬甲、白襯衫和掖在裏邊的白領帶，而且似乎為了跟一個年輕的殯葬業工作者完全相似，他們還戴上了黑色大禮帽。
奧威爾提到過高且硬的伊頓衣領“能把你的頭鋸掉”，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他回憶“在1916—1917年的寒冷冬天”，學校學生和鎮上男孩之間發生過“幾場激烈的群毆”，打破了兩者之間脆弱的停戰協議。
伊頓公學內帶回廊和鋪鵝卵石地麵的古老建築散發著傳統和得天獨厚的味道，這些建築曾經能，現在仍能給人以深刻印象。公學的建築材料是深紅色磚，包括兩進庭院或稱方院。大門和門房的小屋通向較大的校園，中間是一座威風凜凜的創建者塑像。門口上方是“上校”，左邊是“下校”，教室是原來的，屬中世紀後期建築，裝著鉛窗。埃裏克坐不平的凳子，在一張幾個世紀學生刻畫過的課桌上學習。對麵是那座宏偉的教堂，進去要走上寬闊的石頭台階。經過一間門房，通向的是或稱“靜地”的第二進庭院和食堂，裏麵掛著曆史肖像畫和長而高的餐台。公學圖書館，在食堂上麵，裏麵藏滿了珍本圖書。這個上有遮篷的靜地與開闊、草色青青的運動場相接，遠方是蜿蜒的泰晤士河。118碼長的紅磚長牆盡頭有一棵榆樹，而另一端有開在直角相接牆上的一個門，把榆樹和門當作一種“牆賽”（wall game）的球門，這是一種對抗激烈的足球比賽，隻在伊頓公學進行，外人對規則不得而知。
伊頓的學位十分難得。1917年時，學校的男生有一千一百名，全都經過競爭激烈的考試才被招收入學。埃裏克屬於更為少數的精英學生，是七十名“公費生”（colleger）或稱“國王獎學金生”（king''s schr）之一，這些人獲得了學業獎學金。西裏爾·康諾利形容在這所修道院般的公學裏，他們的生活幾乎跟委拉斯開茲[5]時代的西班牙宮廷那樣正式、等級分明和講究禮數：“七十個獲伊頓獎學金的學生同住在一幢半是維多利亞風格、半是中世紀風格的房屋裏。在那裏，他們受公學校長管理，校長之下是學校裏的隊長（總是一個資助生）和九個六年級其他學生，他們豎著衣服領子，可以用藤杖打人，可以有跟班（年紀小的男生為大一點的男生做些仆役工作）。所有男生都按照何年獲得獲學金分成屆，一屆屆學生在學校一級級整體往上，每屆代表一代人。公費生一起住在學校最古老的房屋裏，坐在粗糙的課桌前，跟伊頓的古老傳統聯係緊密。
其他男生大約有一千名，被稱為“奧皮旦”（來自拉丁語，意為“在城裏”），他們住在散布村內的維多利亞時期紅磚住宅裏。“奧皮旦”一年的教育費用是一百鎊，而公費生一年花費不到二十五鎊，其中還包括學費、住宿、膳食的娛樂項目費用。雖然這隻是他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費用的四分之一而已，埃裏克仍然總說“昂貴”。比起那些勢利和對體育狂熱的“奧皮旦”，公費生——其中有許多如果不是因為獎學金，就會上不起伊頓公學——更有民主精神和有較高智力。奧威爾在公學的同期校友（同學）除了康諾利，還有幾位後來開創了輝煌的事業：斯蒂文·朗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他是一位子爵的第二子，是研究拜占庭帝國和十字軍東征的傑出曆史學家；羅傑·邁納斯爵士（sir roger mynors），牛津大學拉丁語教授；還有羅伯特·朗登（robertngden），威靈頓公學校長。“奧皮旦”中包括小說家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他後來成為奧威爾的好友）、小說家亨利·格林（henry green）、旅行家羅伯特·拜倫（robert byron）、作家及美學家哈羅德·艾克頓（harold acton）。約翰·萊曼（john lehmann）寫道，公費生“住在我們的房屋裏，自豪於與其他一千多學生分開而居的不同待遇，得意於被認為是書呆子……享有隻屬於我們的特權的榮譽，在教堂有特定的座位，我們自己玩別人不明白的‘牆賽’……有一種在思想上自成一體的手足情誼”。對奧威爾而言，能在“聰明男生之巢”，在那個“聰慧年輕人的溫室”裏受教育，乃是一種智力上的重要優勢。[6]
<h4>3</h4>
同期在伊頓公學上學的克裏斯托弗·霍利斯畢業後上了牛津，跟奧威爾在緬甸見過麵，後來成了一個出版人和下議院保守黨議員。他說與聖塞浦裏安學校的殘忍儀式比起來，伊頓公學的入學式[7]要溫和得多：“所有公學新生都輪流站在被稱為寢室的宿舍裏的一張桌子上，每人都要唱首歌。”這就發生在集合於一個大火堆周圍的其餘公學學生麵前。“奧威爾唱了《從邦戈爾乘車來》——唱得不是很好。”後來，這成了他在《論壇報》（tribune）上一篇隨筆的主題。奧威爾在《蘇格蘭學生歌曲集》中找到的那首美國19世紀歌曲的開頭一段是這樣的：
從邦戈爾那邊來，
乘的是東部火車，
緬因州的森林裏
打獵曬成古銅色。
八字再加連鬢須，
胡子留得長又長——
那邊坐著個學生，
個高、苗條又漂亮。
這首歌唱的是一個蠻荒之地來的獵人和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姐之間的一次親密接觸，那位小姐想把一粒灰從男主人公的眼裏弄出來，卻發現耳環被纏進他的絡腮胡裏。埃裏克唱的歌吸引了那些男生，效果極好，避免了被他們用書和蘋果亂砸。埃裏克也生動地朗讀了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說《自殺俱樂部》（the suicide club）。《伊頓公學紀事報》報道說：“布萊爾的講述題材選得巧妙……布萊爾講述此故事的平緩和無動於衷的冷靜口吻使故事本身產生效果，不用說很成功。”那個短篇裏，一群年輕男性聚在一起打撲克牌、喝香檳，同時也評比誰能提出解決無聊的最有效做法。有個角色為這個短篇定下了深有意味、厭世的語氣——這也會吸引那些男生。他認為：“在我看來這種困擾似乎不是很大。如果一個人決心要自殺，天哪，就讓他像個紳士般去做吧，這番高談闊論是不合適的。”
在伊頓，埃裏克對博物學、吸血鬼和超自然現象的興趣更是發揮到了極致，甚至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和羅傑·邁納斯解剖過從本地的屠夫那裏討來的動物器官，也用彈弓打死過一隻鷯哥，把它偷偷帶到實驗室劃開了它的膽囊，裏麵令人作嘔的膽汁噴出來弄得一團髒。據克裏斯托弗·霍利斯所言，布萊爾曾涉獵黑色藝術，有次“用肥皂做了一個他仇敵的像，並把他取回來的換洗衣服上的大頭針全找來，斜插在那個肥皂做的小人身上”。[8]這種有點伏都教巫術味的做法結果特別顯效，那個受害者經曆了一係列不幸事件，而且挨了打，直到埃裏克最後心軟而撤銷了詛咒。
拋棄了這些孩子氣的惡作劇之後，埃裏克變成了一個博學的憤世嫉俗者。他一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樣子，嘲諷循規蹈矩之人視為神聖的一切：必須參加的比賽，軍官訓練隊，基督教信仰還有王室。如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排斥過“戰爭、大英帝國、吉卜林、蘇塞克斯郡還有好品質”那樣，在伊頓他也如此。康諾利寫道，他“總在嘲笑‘他們’——這是個馬克思加蕭伯納式概念，其中包括教師、老公費生、教堂和老年反動分子”。但是他的憤世嫉俗並不影響他講義氣的一麵。康諾利記得當埃裏克“發現一個惡霸學生在折磨我時”，對他施以援手，打倒了那個學生。
布萊爾有種不落俗套的幽默感，喜做荒謬之事。他的保留節目是到處詢問新生的宗教信仰，並提出一係列已經失傳的信仰：“你是個昔蘭尼主義者、懷疑論者、伊壁鳩魯主義者、憤世嫉俗者、新柏拉圖派、儒教徒還是瑣羅亞斯德教徒？”[9]他會詢問一個迷惑不解的少年。“我是個基督徒。”“‘噢，’埃裏克說，‘我們以前沒這種。’”他懷疑宗教，嘲笑牧師教師並對一個伊頓同學說過：“教職工裏至少有六個教師靠基督受難日子過得不錯，一年瓜分的錢超過兩千鎊……我看這肯定是有史以來獲利最豐厚的事件，而他們全說得好像但願它沒發生過似的。”
被激怒時，他也會說出一些令人難忘的反駁話。“好了，布萊爾，”有位教師說——他這樣說可能激起無禮頂撞，“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要麽是你，要麽是我，得離開這裏。”布萊爾不免會反駁：“恐怕呢，那會是您，先生。”讀勃特勒和蕭伯納的作品助長了他對傳統宗教和家庭生活習俗的敵視，他公開貶低自己的父母也令同學們震驚。他曾說他母親是個“很蠢的女人”，這時又將她貶低為一個“輕浮的人，對他認為人們應該感興趣的事一概沒興趣，並說他父親顯然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10]做出這些評論時，埃裏克都在炫耀其學識，有意出語驚人，給朋友們造成的印象是他是個憤世嫉俗、聰明、反叛的人——甚至有點出格，但的確跟其他學生不一樣。
在伊頓，埃裏克在朋友們看來似乎特別成熟、精通文學和慣於諷刺。對他有生動印象的斯蒂文·朗西曼同意康諾利的話，即埃裏克有“很大程度上說是最有趣的性格。我喜歡跟他在一起。他的腦筋轉得跟別人很不一樣，反應也跟一般學生不一樣……他喜歡賣弄知識，特別是在那些教師麵前，在發現有誰讀那麽多書時，他們甚至會有點兒吃驚”。
跟許多同學一樣，朗西曼覺得拿不準埃裏克的友情是真是假，也擔心自己不是個有趣和對別人有激勵作用的朋友。由於不能理解他那古怪的冷漠，朗西曼認為埃裏克似乎對人性，而不是對個別人的所想所感有興趣。如另外一位同學所說，他“相信自由的愛，但似乎從未愛過誰”。朗西曼認為他後來所寫的小說反映了他那種不近人情的超脫，並說埃裏克“是個古怪的男生，沒有真正喜歡過別人。他喜歡他們聰明的一麵和作為交談的對象，但朋友對他而言，真的一點意義也沒有”。埃裏克雖然跟別人一樣需要朋友，卻有意努力去過不需要朋友的生活。他對自己母親的失望和對威爾克斯夫婦的反感令他相信誰也不是真正愛他，他也不配被愛。他用有意為之的冷漠和憤世嫉俗的高傲來保護自己的內心感情不外露。
朗西曼曾在艾達不能或不願讓埃裏克回家時邀請他去家裏度假，但埃裏克總堅決拒絕。朗西曼認為他永遠不會努力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不會放棄自己的個人主義標準去遵守一種不同的、更為社會所接受的行為模式。埃裏克總聲稱他比伊頓公學裏的每個人都窮得多。“更應該說，那是關於他自己（艱苦生活）傳奇故事的一部分，我想他最初創造這一傳奇故事的時間要追溯到緬甸生活變得不如意時。”[11]
<h4>4</h4>
埃裏克的咳嗽仍久治不愈，在伊頓公學曾兩度染上肺炎。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桑保”注意到他“喘氣喘得像架手風琴”，盡管那裏的夥食少而差，卻聲稱埃裏克的病是因為吃得太多而引起。伊頓公學的夥食要好得多，但在量上隻是稍微多了一點。午飯後，那些男生就再也不能飽飽地吃一頓了。下午茶時，他們吃的隻有麵包加黃油；晚上八點鍾，他們吞下難吃的晚飯——湯或炸魚，更為經常的是麵包和幹酪——喝的隻有水。公學的男生經常從家裏收到食物包裹，以烤鬆餅和火烤的香腸來補充不足的夥食，但布萊爾從未提到過這些美食。
雖然被健康不佳所折磨，埃裏克仍積極投身於體育活動。除了順著泰晤士河順水飄浮或慵懶地躺在河岸上，他還熱衷劃船、遊泳和釣魚，他以伊頓學生中所謂的“濕學生”（與“幹學生”相對）而知名。他在顯然模仿吉卜林的《如果》而寫的詩作《牆賽》（1919）中寫道：
如果你能保持精神不垮，當周圍所有人
在盡其所能壓製你時……
你隻有比賽，一切都在其中，
你可以穿起你的牆賽服，孩子。
克裏斯托弗·霍利斯記述道：“《公學牆賽紀事冊》稱讚了埃裏克踢得冷靜而且熟練，不僅在聖安德魯節[12]那天，整個賽季都是。‘埃裏克踢了幾腳漂亮的球。’‘埃裏克頭腦冷靜，一個急停。’”他也提到“手拋球射門極難，幾年都無人射進一個”。但在1920年10月6日的一場比賽中，埃裏克進了一個這種極難進的球（後來有人因為他在緬甸也踢過足球而記得他），從而達到了他運動生涯的頂峰，並在伊頓公學揚了名。
埃裏克上的這所學校提供了各種各樣的軍事訓練，他在緬甸、西班牙和英國地方軍（home guard）時，那些訓練都派上了大用場。就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所寫的：“七歲時，我就成了海軍聯盟的成員，穿一套水兵服，帽子上有‘無敵’字樣。甚至在參加公學裏的軍官訓練隊之前，我就參加過私立學校的學員隊。十歲起，我就時不時扛過步槍。”他寫道，在伊頓，“在軍官訓練隊閱兵時，敢於表現得懶散和對戰爭不感興趣被認為是種覺悟表現”。[13]野外軍事演習日時，他鼓勵學員脫下悶熱的製服，給他們朗讀非常討人厭的《埃裏克，或者，循序漸進》，那是他為那次演習特意帶來的。但他特別喜歡用指南針、讀地圖、步槍刺殺練習，後來曾遺憾自己不夠年齡參加一戰來檢驗自身的男性氣概。
他嘲笑地回憶戰爭期間，“一張西部前線的大地圖被釘在一個架子上，順著一列之字形排列的圖釘扯著一條紅絲線。那條線偶爾向這個或那個方向移動半英寸，每次移動都意味著屍積成山”。盡管埃裏克關注傷亡慘重的戰鬥，畢生記著那幅戰爭地圖，但主要關心的還是學校的夥食退步了，黃油換成了人造的。
1918年停戰日[14]那天，學校放了半天假，全校學生順著大街行進，揮動旗子，歡呼得直到嗓子嘶啞。埃裏克認為在一片興高采烈中，那些學生比他們的教師更明智、更有人性，如他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所寫：“比我們年長的人替我們決定好我們應當以傳統方式，即在敵人倒下後大喊大叫慶祝和平的到來。我們要舉著火炬行軍開進校園，唱沙文主義歌曲，如《不列顛來統治》。男生們嘲笑整次活動，給唱的歌換上了褻瀆和煽動性歌詞，我認為他們應以此為榮。”這些小夥子跟那些年長者不一樣，他們意識到可以慶祝的理由很少，因為5700名參戰的伊頓畢業生在率部戰鬥時，差不多有一半人傷亡。
1920年8月，當埃裏克去波爾派羅與家人一起度假時，他有了首次流浪經驗，其宿營技巧得以利用。在沒趕上下趟火車時，他被困於一個沒有電話的村子，口袋隻剩下六便士。在麵對要麽買東西，要麽找房間住時，他買了一打小圓麵包，在一塊農田裏露宿。“這次冒險讓我很自豪，”他告訴朗西曼，“但是不願再來一次。”[15]艱苦生活並非自然就能過上，到後來，他不得不強迫自己去當個流浪漢。
在1919至1921年在伊頓上學時所拍的照片上，埃裏克看上去放鬆而且鎮靜。在一張照片上，他和一群年輕的遊泳者在一起，他交叉著腿，一隻手放在臀部，頭發濕漉漉的，身穿帶條紋的遊泳衣。在另外一張照片上，“牆賽”之前，他戴著帽子，鬆開襯衫領扣，卷著袖子，和另外11個年輕人裝模作樣地照相；要麽是頭發蓬亂，戴著皮手套，站在牆手球[16]場外微笑著。還有一張照片上，野外軍事演習日演習時，他身穿製服，臉上微有笑意，雙手抓緊立在打綁腿的兩腿之間的步槍。他也更正式地坐在一群“國王獎學金生”中間照過相，他們都穿著漿硬的白襯衫及高領，打著蝴蝶結，頭發油亮地偏分。他靠著一堵石牆，隨隨便便地把一隻大手垂放在腿上。他也曾以最放鬆的姿勢，頭戴一頂大而鬆軟的太陽帽，胳膊下夾著一條卷著的毛巾，嘴裏叼著一根香煙。1921年離開伊頓時，他在照相館照了一張相。這張相片展示他臉部四分之三的麵積，照到了頭和肩，厚密的頭發梳得很整齊並且偏分；他穿的是三件套法蘭絨套裝，打著帶點的領帶並用一根金別針固定在襯衫上。
他在伊頓的生活即將結束時，一貫超然且嚴肅的埃裏克未能抵抗公學裏常見的情感之患，喜歡上一個比他小的男生。更糟糕的是，跟他爭奪這個男生感情的對手是西裏爾·康諾利。埃裏克對自己的長相有自知之明，雖然西裏爾長得也不漂亮，但極有魅力，極聰明。他知道自己在這場浪漫比賽中能輕易取勝，並為勝過奧威爾而得意。在給另外一個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埃裏克寫的一封很是可憐巴巴的信，埃裏克在信中懇求西裏爾不要破壞他的機會；然後西裏爾（以插語方式）嘲笑了他，並以自己惡意的評語令嘲笑升了級：
我收到了布萊爾寫的一封奇怪的信。我隻對它部分引用。“我擔心我喜歡上了伊斯特伍德（調皮的埃裏克）。這可能讓你吃驚，但我向你保證這不是想象出來的（沒感到羞恥或後悔）。問題是不管怎樣，我認為你也是（純潔者眼裏一切都純潔），你在那一方的一端。我不嫉妒你（高尚的埃裏克）。可是你，雖然不嫉妒，但有可能獲得那種或許稱為‘獨占權’的權力……因為你對伊斯特伍德有很大影響，你也許會讓他不管怎樣與我反目，甚至可能警告他躲著我。我請求你別這麽做。當然，我不是請求你讓出你在他身上的那一份，隻是別說難聽話而已。”……
當然我很喜歡他，並會把他從布萊爾那裏偷過來，布萊爾根本不值得同情。在你喜歡上某個人時，你不能去擁有寶庫者那裏要求分一半……總之，伊斯特伍德注意到了，滿腹疑心，因為他討厭布萊爾。
布萊爾大概為這段短暫的同性戀情感到內疚，後來貶斥奧登和斯彭德[17]為“女人氣的男性”詩人，以使自己遠離這種感情。
還有另外一件事，在其中埃裏克再次是個被動的受害者，這次甚至與其性格更不相稱。他一直反對體罰，並認為“完全是惡心和野蠻的”。他的跟班記憶中的他是個“親切和氣、很孤僻、很討人喜歡、好心的主人”。但埃裏克也是頑強的，能夠保護自己。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時，有一個學生殘忍地扭過他的胳膊，事隔不久他就報了仇：“我以能裝出來的最無惡意的樣子走向伯頓，然後用盡全身力氣一拳揍在他臉上。”在伊頓，他揍過一個捉弄康諾利的惡霸學生。而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在把下煤窯采煤的下層社會粗魯小夥子和仍在校讀書的中等階層男生比較時，他總結道：“不能想象一個工人階層的十八歲男孩會忍受被人用藤條抽打！”
但在1921年，埃裏克十八歲時，是他忍受了被人抽打，不是被一位教師打，而是被同學打。康諾利寫道：“即將畢業那屆的學生掌權，打人是家常便飯。我們憤慨的是埃裏克是因為祈禱遲到而被打……奧威爾和惠托姆都是十八歲的小夥子；他們剛上完六年級，而被跟他們年齡一樣大，同是畢業那屆的學生打，就好像他們是跟班……（他們打他）是以子虛烏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18]這次被跟他同等的人對他進行羞辱性懲罰，跟他因為真的做錯什麽事被打很不一樣。
埃裏克為何屈服不得而知，他可能受到了那些強勢的高年級團夥的威脅，或是被迫屈服。在伊頓待了四年後，他有可能更接受了那個弱肉強食的體製，雖然不想被視為懦弱，但又覺得非屈服不可。不管怎麽樣，“以子虛烏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強化了已在他心目中形成的一個觀念，即寄宿學校有很多極權主義社會特點。
<h4>5</h4>
在《如此歡樂童年》中，奧威爾寫道，跟在聖塞浦裏安學校比起來，他在伊頓“相對要開心一些”。對他來說，承認這點很不簡單。“我知道在公學會有更多隱私，更被忽視，有更多懶惰、自我放縱和退步的機會。”獲得獎學金後，他決心“鬆弛下來，不再死命讀書”。他還宣稱：“十三歲到二十二三歲之間，可以避免的功課我幾乎沒做過一點。”此處的關鍵詞是“可以避免”，他再次（跟他說自己“醜陋”時一樣）滿足了自己對誇大其詞的愛好。但墮落的機會——抽煙及同性間調情——是有限的。他太個人主義，乃至不能當一名好學生，伊頓五年裏，他在學習上表現平庸。1920年，他在140人的班上取得了第117的糟糕名次。但是他也相當夠用功的了，那些盯得很緊的教師會確保其學習不落下。他在二十歲出頭離開伊頓公學後，被迫非常努力地學習和工作，先是準備當緬甸警察的考試和培訓，然後是作為一個警官執行艱巨的任務。
伊頓公學在學業上的安排很嚴格，沒多少鬆懈的餘地。“七點半有‘早學’，就是早飯前上一節課，然後上三小時課和做一個小時作業或者在指導教師指導下學習。一星期三個下午，先是有組織的比賽，接下來上兩個小時的課或預習。”1918年，即在第二學年裏，他上了希臘語、拉丁語、英語、法語、神學、數學和科學。接下來一年裏，他繼續學習拉丁語、法語和神學，也學習古代史、地理和莎士比亞戲劇。他八歲起就開始學習拉丁語，十歲起學習希臘語，對這兩科都厭惡至極。少年時，他讀到過亞曆山大大火[19]，很多古希臘悲劇的原文被燒毀，這個少年門外漢“對其極表讚成”，這樣在《利德爾和斯考特辭典》中就“少查很多單詞”。[20]
埃裏克的一些更有內涵的同期校友（如哈羅德·艾克頓及布賴恩·霍華德）把持著伊頓公學的報刊，也在倫敦發表過作品。跟他們的作品相比，奧威爾在《學屆時報》和《公學歲月報》上發表的都是傳統性的，也很乏味。但在1920年夏天，他和朋友丹尼斯·金-法羅一起印了兩期《公學歲月》，上麵全是廣告和著名作者的稿件。他們在伊頓、哈羅兩公學於洛茲舉行的板球賽上叫賣，賺了可觀的兩百鎊，那是一個公學公費生學費的八倍還多。後來接手這份雜誌的約翰·萊曼解釋說：“如果一個人能發揮出足夠精力和中等精明的經商能力，就能賺到錢，比我們夢想過賺的還要多。”
盡管埃裏克對自己的智力自視甚高，但對某些教師，他還是尊敬的。他景仰m.r.詹姆斯（m. r. james）——他是學校裏的教務長，寫過一些著名的鬼故事——他給人的印象是規矩、安排的考試都很可笑。奧威爾特別喜歡非常古怪和可憐的奧爾德斯·赫胥黎[21]。赫胥黎接替一個去前線服役的法語教師，徒勞地努力教英語和法語兩門課。他畢業於伊頓公學，到1917年已經出了兩本詩集，伊頓大街上斯波蒂斯伍德書店的櫥窗裏就有。赫胥黎的視力很差，缺乏經驗，沒有安全感，無力維持秩序，他萬分討厭必須待在教室裏的每一分鍾，特別憎恨“不停裝作更有知識、值得尊敬和為人師表”。
愛德華·薩克維爾—韋斯特曾寫到那些男生對赫胥黎無禮得驚人：“可憐的奧爾德斯！他肯定是那種麵對一班學生的教師中最不稱職的……奧爾德斯會不時停下來，抬頭看，用懇求的語氣說：‘噢！安靜！’但沒有一個學生哪怕聽他一點點話。”在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滑稽的環舞》（antic hay，1923）第一章中，赫胥黎通過男主人公表達了自己深深的絕望，那個主人公反思在教室裏度過的痛苦的白天和花在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試卷上的一個晚上：“絕對不能再這樣了，不能再這樣了。夏季學期有十三周，秋季學期有十三周，春季學期有十一二周，然後又是十三周的夏季學期，會永遠繼續下去，永永遠遠。這不行，他要離開。”無怪乎，奧爾德斯的弟弟朱利安告誡過斯蒂文·朗西曼：“你一定永遠，永遠別跟他提伊頓！”[22]
朗西曼覺得赫胥黎不知道怎樣與學生交流，教給他們的東西很少，但是他欣賞赫胥黎具有非凡才智的一麵，他的所述比薩克維—韋斯特的多了些同情：
他又高又瘦，臉長得比我們大多數老師都年輕得多，又似乎看不出年齡，一雙眼睛常隱藏於度數極大的眼鏡後，幾乎看不見東西，但又幾乎令人不安地善於觀察。他站在那裏，有點兒像是個殉道者，但同時又極其出色……
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他教了我們什麽，可他是個廣義上的教育者。他讓我們初步認識了以一種不受束縛的知性方法看待事物的引人向往之處。
埃裏克看到的不僅僅是赫胥黎的有心無力和令人同情地努力維持秩序，也不喜歡同學們的無情譏笑。他喜歡赫胥黎的“用詞，那是埃裏克·布萊爾很欣賞的地方”。奧威爾總站在劣勢一方，“因為覺得他有趣，非常維護赫胥黎”。[23]
懶散、自以為是、非常反叛的埃裏克不可避免地與更為專橫和跟他誌趣不相投的教師們發生衝突。在埃裏克的學習生活中，最突出的是其導師安德魯·高（1886—1978），他監督其學習並教授古典文學。高的父親當過威斯敏斯特公學校長，他本人是個典型而且乏味的古典文學教師。他受教於拉格比公學和劍橋三一學院，1914至1925年在伊頓教書，後來當上了三一學院的評議員。他編了許多本希臘文學的學術書，1936年出版了他為朋友a.e.豪斯曼[24]寫的傳記。埃裏克會背《什羅普郡一少年》（a shropshired）中的許多詩，而且很可能也跟高討論過。埃裏克覺得高“奶奶”——或稱“沃格”（將其名字“gow”嘲弄地倒過來拚）[25]——繁瑣而且有老處女氣，對高那種精確、尋根問底的教學法不感興趣，也對花大量時間在拉丁語和希臘語翻譯及作文上感到厭煩。在一首粗糙但出自內心的打油詩中，他諷刺高對荷馬的崇拜屬多愁善感，諷刺他對意大利繪畫的欣賞是“逃避現實的姿態”。他也諷刺了另一位教師，即禿頂、戴眼鏡的約翰·格雷斯，他傾向“過分喜歡”漂亮男生：
蹣跚走來的沃格用希臘語尖叫：
“我臉上又長了一根毛。”
格雷帶著癩蛤蟆般的微笑以拉丁語作答：
“希望您已經新長出好看的一堆吧。
可我在心底低沉地放個大屁！
覺得威尼斯派繪畫怎麽樣呢，您？”
高也可能啟發奧威爾寫出了《上來透口氣》中那位令人又愛又恨的學者式教師波提歐斯，是那種“有教養的牛津畢業生，會在放滿書本的書房裏踱來踱去，引用著拉丁文句，吸帶有紋章的罐子裏的好煙絲”——跟真實世界完全脫離接觸。高不喜歡埃裏克，也生氣於他的懶惰，從來沒能讓他用功，以使他人盡其才。他記憶中的奧威爾“總有點兒像個懶鬼和逃避者”，是個膽大妄為的男生，“盡可能惹是生非”“非常討人嫌”。而朗西曼（後來在三一學院和高成了同事）覺得高“奶奶”冷漠而且傲慢，他認為高是個不錯但並不出色的學者，一個稱職但無激勵性的教師，他促使埃裏克脫離那種舒服的懶散生活，強迫他用功學習。“他不喜歡小男孩，”朗西曼說，“根本不理解他們。我當時很不喜歡高……埃裏克是高完全不理解的那種學生，我完全理解埃裏克。”[26]他急欲衝破學校裏束縛性的條條框框，去做一些激動人心和重要之事。
<h4>6</h4>
埃裏克從伊頓畢業後不久的1927年到1933年，“（學生中的）57%進了牛津和劍橋大學，20%進了軍隊，16%直接從商。”他那屆從伊頓公學畢業的14名公費生中，11名進了牛津和劍橋大學，2名從事家族生意，而埃裏克加入了緬甸警察，是什麽令他如此偏離傳統軌道？
我向安德魯·高提出過此問題，1969年1月1日，他回複道：
喬·奧從伊頓畢業前不久，他父親來跟我討論他的前途。他說奧上不起大學，除非能得到獎學金，我說——而且顯然的確如此——他一點也沒有希望得到獎學金，做這種努力會浪費時間。我不記得我是否加上一句，不過我肯定是那樣想的，那就是他表現出的對課程的愛好和天資顯然都很少，我懷疑不管怎樣，他是否有資格上大學……
布萊爾先生提到緬甸警察並說他已經，或者說將詢問能否加入……在此問題上，布萊爾極少可能跟伊頓公學裏的別人討論過。[27]
1975年，我發表了收到的這封顯然具有權威性的信，也經常被引用。回頭想一想，考慮到高的性格和他與埃裏克的關係，如今看來他的信似乎可疑兼為其本人利益服務。埃裏克是能夠在得不到獎學金的情況下上大學的，而除了對高，也並非“顯然的確如此”無望得到獎學金。埃裏克在考試中表現不錯，他對課程的愛好和天資已使他考進伊頓公學——那比牛津大學的報考淘汰率要高得多——後來又使他考上緬甸警察。無論如何，是否有資格得到大學教育不能單以學業衡量。
埃裏克的同期同學對其學業前景的看法很不一樣。康諾利聲稱伊頓公學的獎學金學生很容易就能進劍橋：“大多數公費生都進了國王學院，那裏的獎學金唾手可得，能在此避風港多待幾年。”現在是伊頓公學教師和圖書館員的邁克爾·梅雷迪思證實了他的話，他說：“埃裏克從伊頓畢業後是能夠進入牛津的，所有學生都進了。”盡管對埃裏克而言，努力取得獎學金並非浪費時間，但是高不想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一個他認為懶惰和無抱負的學生身上。朗西曼認為高更喜歡那些更有把握獲獎學金的學生，他可以教他們和對其寄托希望。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大學尋找的是有希望的、不平常的學生，會做出開明選擇。埃裏克盡管怪，仍會是他們想要的學生。
克裏斯托弗·霍利斯與高意見相悖，他強調說埃裏克有無助學金都能上大學：“他能毫不費力獲得獎學金，如果獎學金數額不足，正如我高興地有機會得知，伊頓會慷慨補貼獎學金，以使一個窮男孩能上大學……家境窮困——不管有多容易提到這點——真正說來與此無關……奧威爾無疑能上牛津或者劍橋，而不用花他父親一個子兒。”[28]
但埃裏克本人抗拒上大學這一想法。他上聖塞浦裏安學校和伊頓公學已屬被迫，在終於能夠自己做主時，他不想延長在大學之類的避風港度日。如果他想進入前程似錦的印度文職官員行列，他會不得不花三年在劍橋讀一個學位，然後還要學習一年，準備參加競爭激烈的招考。他父親可能願意為他支付上大學的費用（如果絕對必要），從而讓他能當上印度文職官員。但是當兒子的（如奧威爾後來在《保持葉蘭繁茂》中所寫）不想走一條平坦的道路，成為“那種有錢的混蛋，他們以如此優雅的姿態從伊頓滑行到劍橋，並從劍橋進入文學評論圈”。他最終也會進入文學評論圈，是通過自己的曲折道路奮鬥達到，而不是滑行到。
這樣，“去哪兒”就成了問題。埃裏克的童年朋友傑辛莎·巴迪克姆聲稱布萊爾夫婦為埃裏克的前途吵過架，理查德（終於有一次）占了上風。艾達指責“布萊爾老先生對於埃裏克的將來態度頑固”，他堅持認為在印度任職“是唯一一種他容忍兒子從事的職業”。布萊爾太太“不顧一切地努力到最後一分鍾想讓他上牛津”。
當緬甸警察是個折中的選擇，讓埃裏克能追隨父親的足跡在東方服役，盡管跟在印度當公務員相比體麵程度相去甚遠。他上夠了學，但仍受到帝國主義精神的影響，大英帝國在他心目中地位甚高。他被自己出生在莫蒂哈裏的事實吸引到了印度，又被他母親記憶中的異國情調的、甚至是王室般的少女時代吸引到了緬甸。他的外婆當時仍住在毛淡棉，雖然已經穿起當地服裝，但在那裏住了四十年後，當地話仍一句也不會說。
對埃裏克有很強吸引力的是製服、金錢、冒險、危險、權威和半軍事性警察機關，那讓他得以負責帝國的一小塊地方。盡管這份工作看上去也許對我們所知的作家奧威爾完全不適合，但年輕的埃裏克似乎渴望從事這種工作。斯蒂文·朗西曼解釋了他的性格和動機：“在當時，緬甸警察是個不錯的工作，工資相當高。你一開始……就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職責，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作主張，我想是那吸引了他。我一直知道他沒有上大學的意圖，他不想。我還要說，那種說他太窮上不起大學什麽的……全是胡說八道。他想去東方。”[29]
<h4>7</h4>
按慣例，伊頓公學的學生在畢業時，都要向公學閱覽室贈送一本書。通過贈一本蕭伯納的戲劇《不相稱的婚姻》（misalliance，1910），布萊爾表達了他對這所學校的矛盾感。[30]奧威爾後來對伊頓評價很差，特別是在二戰中，當時在他看來，特權是一種詛咒。回頭想一想，他往往低估了伊頓公學在開發智力上的價值和對他產生的影響。他形容公學教育是“在勢利的溫吞水裏沐浴了五年”，而且堅持認為伊頓和哈羅兩所公學的全部價值“從在那裏上過學的人的角度看來，那是他們的特權”。他曾懊悔地告訴一個女性朋友：“如果我是被送往另外一所學校，一所更自由一些的男女同校的學校該多好，我會比在伊頓快樂得多。”在1940年所寫的一份個人簡曆中，他直截了當但是誤導性地斷言：“我在那裏沒用功，學到的東西很少，我認為伊頓對我的成長說不上有多大影響。”[31]
另外幾次，他承認伊頓經曆有積極的一麵。戴維·阿斯特（david astor）——他是伊頓畢業生，當過《觀察家報》（observer）編輯，也是奧威爾的朋友和資助人——強調奧威爾在學校享有很大自由，想讀什麽都可以。實際上，伊頓公學就是他的大學。奧威爾覺得他已經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說如果他們肯更換那種死氣沉沉的正式服裝，他會把自己的兒子送到那裏讀書。1948年8月，奧威爾在為《觀察家報》評論一本關於伊頓公學的書時，稱讚了那裏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傳統和人文環境，以至於甚而鼓勵學生發展出獨立個性：
它有一大優點……就是有一個寬容和文明的氛圍，給每位男生一個公平的機會以發展自己的個性。理由可能是，作為一所很有錢的學校，它養得起很大數量的教職工，那意味著教師們沒有過勞；也意味著伊頓部分逃過了阿諾德博士著手進行的公學改革，把屬於18世紀以及甚至屬於中世紀的某些特性保留了下來。不管怎麽樣，無論其未來曆史怎樣寫，它的某些傳統值得被記載。
這是典型的奧威爾口吻，他讚揚伊頓公學，因為它逃過了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由虔誠而且狂熱的阿諾德博士進行的改革，這位博士把活躍的校童變成了一本正經的道學家。
除了一些前後不一致的作品、幾句憤世嫉俗的評論和在球賽中進了一個難得的球，埃裏克在伊頓公學也沒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康諾利，他根本沒交什麽好朋友，直到在1930年遇到理查德·裏斯爵士。年輕時的埃裏克無任何非凡之處，沒有多大希望成為天才人物，也幾乎無任何跡象能表明他將成為一個傑出的文體家和本世紀最有影響的英國作家。
但伊頓公學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經久不去。許多年後，當裏斯——一個從前的非公費生，當時是《阿代爾非》（adelphi）雜誌編輯——間接提到他們穿過的學袍（或稱“寬袍”）並隨意地用一個嘲弄性的外號稱呼公費生時，奧威爾流露出對當過獲獎學金學生這點依然有強烈的敏感：“1948年的一天，在我已經認識他有十八年後，我不小心用了‘塔各’一詞，盡管他太禮貌以至於什麽也沒說，但還是皺了下眉頭，似乎我踐踏了他最精心侍弄的玉米地。”基於他們的共同點，他終生跟許多伊頓畢業生保持著密切而重要的友誼：除了戴維·阿斯特、理查德·裏斯，還有一些同期校友（同學），如西裏爾·康諾利、安東尼·鮑威爾和克裏斯托弗·霍利斯，還有作家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小說家l.h.邁爾斯（l.h.myers）、出版人羅傑·森豪斯（roger senhouse）及約翰·萊曼（john lehmann）、哲學家a.j.艾耶爾（a. j. ayer）和朱拉島上的地主羅賓·弗萊徹（robin fletcher）。在他的生命中，這些人都起過重要作用。
奧威爾的舉止不脫伊頓畢業生那種懶洋洋、厭倦的樣子，但他也有種威嚴儀態（他那苦行僧般的瘦削樣子也加重了這點），讓他在危險的情形下能負起掌權之責。畢業於聖塞浦裏安學校的w.h.克裏斯蒂引用過一位女士的話，以顯示他有開明的信念、按良心辦事的性格和理想主義價值觀，並在困難情形下能依靠獨自的努力，這些都深深受到他所上公學的影響。這位女士是在緬甸認識布萊爾的，她說：“我跟他提起過他處理每一案件時巨細無遺的態度、對於正義的熱情、不喜歡對任何不管多有地位或多卑微的人做出有偏見的評價，還有他在巨細無遺地處理案件時對絕對公平的追求。他回答說：‘這是我在伊頓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東西，即獨立思考的能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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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國作家、記者，著有《重新發現耶穌》《獻給上帝的某些美好之物》等；唐·巴卡地（don bachardy，1934—），美國畫家；克裏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著有《諾裏斯先生換乘火車》《再見吧，柏林》等。
[2] 哈羅德·艾克頓（harold acton），《一個美學家的更多回憶錄》（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倫敦，1986），第152頁；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和埃裏克·布萊爾在伊頓度過的日子》（eton days with eric ir），奧山康治所著《喬治·奧威爾》（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83）第10頁（奧山教授好意送了我一本）；馬爾科姆·馬格裏奇所言，見格羅斯《奧威爾的世界》第173頁。——原注
[3] 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國作家、政治家，曾在威靈頓公學就讀。
[4] 哈羅德·尼科爾森所言，見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所編《老學校》（the old school，1934年初版；牛津，1984）底第85、91頁；德尼斯·金－法羅（denys king-farow）所言，見斯坦斯奇所編《不為人知的奧威爾》第85頁；《全集》，7.122；巴迪克姆，《埃裏克與我們》，第68、78、99頁。——原注
[5] 迭戈·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宮廷畫家，是西班牙出現的第一位世界性繪畫大師。
[6] 劉易斯，《西西爾·康諾利》，第49頁；《全集》，5.118；康諾利，《諾言之敵》，第185頁；約翰·萊曼，《低語的走廊：自傳》（倫敦，1965），第96頁；1998年11月29日在蘇格蘭洛克比對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訪。——原注
[7] 應該一提的是，這種入學式不是由校方組織，而是學生自己組織進行的，主要是對新生進行種種考驗。
[8] 克裏斯托弗·霍利斯，《伊頓公學》（倫敦，1960），第15頁；謝爾登，《奧威爾傳》，第77頁；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自殺俱樂部》，《新天方夜譚》（new arabian nights，紐約，1909），第25頁；克裏斯托弗·霍利斯，《喬治·奧威爾研究》（study of george orwell，芝加哥，1956），第13頁。——原注
[9] 昔蘭尼主義是由古希臘時期北非古城昔蘭尼的亞裏斯提卜創立的一種學說，以尋求快樂為人生唯一目的；伊壁鳩魯（公元前341—前270）是希臘哲學家，主張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瑣羅亞斯德教是由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創立的一種宗教，又稱祆教、拜火教、波斯教。
[10] 康諾利，《諾言之敵》，第194頁；霍利斯，《喬治·奧威爾研究》，第15頁；湯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喬治·奧威爾：暗麵顯現》（george orwell：dark side out），《康恩希爾》雜誌（cornhill），第166期（1953），第453—454頁；克利斯托弗·霍利斯，《喬治·奧威爾與他的在校歲月》（george orwell and his schooldays），《聽眾》雜誌（listener），51卷（1954年3月），第382頁；丹尼斯·金—法羅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49頁。——原注
[11] 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7—8頁；霍利爾，《聽眾》，第383頁；詹姆斯·歐文（james owen），《跟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會麵》（a meeting with sir steven runciman），《觀眾》雜誌（spectator），第280卷（1998年8月15日），第38頁；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0、13頁；對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訪。——原注
[12] 在每年11月30日。
[13] 《全集》，10.56；霍利斯，《伊頓》，第23頁；《全集》，12.270（《反正是我的國家》，1940年秋）。——原注
[14] armistice day，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在1918年11月11日。
[15] 《全集》，12.270；5.130；10.77。——原注。
[16] 一種在三麵或四麵有圍牆的場地上用戴手套的手或球拍對牆擊球的球戲。
[17] 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著有詩集《靜止的中心》《廢墟與憧憬》等。
[18] 謝爾登，《奧威爾傳》，第70頁；安東尼·瓦格納爵士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74頁；《全集》，19.380（《如此歡樂童年》）；《全集》，5.107；康諾利，《諾言之敵》，第210—211頁。——原注。
[19] 指642年埃及亞曆山大港發生的大火，在這場大火中，從公元前47年就屢遭劫難的亞曆山大圖書館終於被燒毀。
[20] 《全集》，19.381；克裏克，《奧威爾傳》，第55頁；《全集》，16.275（1944年7月7日“信筆所至”專欄）。——原注。
[21] 奧爾德斯·赫胥黎（ardous huxley，1894—1963），英國作家，後入美國籍，著有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及諷刺小說《針鋒相對》等。
[22] 萊曼，《低語的走廊》，第105頁；西比爾·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奧爾德斯·赫胥黎傳》（紐約，1965），第27、28頁；奧爾德斯·赫胥黎，《滑稽的環舞》（倫敦企鵝版，1923），第15頁；對斯蒂芬·朗西曼的采訪。——原注
[23] 斯蒂芬·朗西曼爵士所言，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所編《奧爾德斯·赫胥黎，1894—1963：紀念文集》（aldous huxley，1894—1963：a memorial volume，倫敦，1965）第27、28頁；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頁和科帕德的《緬懷奧威爾》，第12頁。——原注
[24] 豪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國古典文學學者、詩人，《什羅普郡一少年》即是他的詩集。
[25] wog一詞也是英語俚語中對中東人或亞洲有色人種的蔑視性稱呼。
[26] 《全集》，10.52；高所言，見克裏克《奧威爾傳》第51、59頁；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2頁。——原注
[27] 蒂姆·卡德，《複興伊頓：1860年至今的曆史》（倫敦，1994），第161頁；a. s. f.高於1969年1月1日致傑弗裏·邁耶斯的信，首次發表於傑弗裏·邁耶斯所著《喬治·奧威爾閱讀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倫敦，1975），第32—33頁。——原注
[28] 康諾利，《諾言之敵》，第238頁；1998年12月2日在伊頓公學對邁克爾·梅雷迪思的采訪；對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采訪；霍利斯，《喬治·奧威爾》，第26頁和霍利斯，《聽眾》雜誌，第383頁。——原注
[29] 《全集》，4.7；巴迪克姆，《埃裏克與我們》，第116—117頁；朗西曼所言，見奧山康治《喬治·奧威爾》第14頁。——原注
[30] 伊頓圖書館藏有埃裏克的一本g.k.切斯特頓滑稽詩集《玩耍的老頭》（greybeards at y，1900，此書標題可能影射了一些教師），上麵有他用鋼筆畫的藏書標簽，“埃裏克·布萊爾——他的書”，還有他畫的一幅中東的多岩地區的海景畫，有棕櫚樹、圓頂清真寺和防禦城堡。在這間圖書館裏，也有一本奧威爾給曆史學家r.h.托尼的《一九八四》贈書，後者於1949年去療養院看望過他，《一九八四》就出版於那年。參見（邁克爾·梅雷迪思編著的）《伊頓公學，100本書，手稿及照片，1800—1996》。這份目錄梅雷迪思先生好意給了我一本。——原注
[31] 《全集》，12.104（《鯨內集》，1940年3月11日）；《全集》，16.102（1944年2月18日“信筆所至”專欄）；梅布爾·菲爾茲所言，見科帕德《緬懷奧威爾》第96頁；《全集》，12.147。——原注
[32] 1998年11月15日在倫敦對戴維·阿斯特的采訪；《全集》，19.412；理查德·裏斯，《喬治·奧威爾：勝利陣營裏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1962年初版；伊利諾伊州卡朋戴爾，1965），第134頁；克裏斯蒂，《聖塞浦裏安學校歲月》，第391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