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並未依月娘所言，直問李白寫詩起心動念之所由。他以為：這樣問，是得不著真誠或深刻的答複的。他換了一個方式，讓李白將自己過去所作的那一百多紙詩作，一一命題，分別書於所錄的原句之前。
這樣做的用意，是要李白再一次思索當初作詩時的意態，追憶那些微妙而於一刹那間生成的觸發、感動還有領悟。趙蕤當然明白，李白並不情願如此—即興而作，興落而止，回味隻在肺腑中，不必形之於紙上。更何況還要越月邁年，追懷摹狀，想出不知多少時日之前，那早已失了滋味的情境，實在艱難。他花了好幾夜的工夫，才勉力完成，其中有不少篇，看得出來根本是敷衍。
像是“笑矣乎，笑矣乎”那十來句殘篇，李白就隨意填上一《笑》字，算是交差。“玉蟾離海上，白露濕花時”那一首，給題上《初月》二字。而“仙宅凡煙裏，我隨仙跡遊”那一首，他給題上了《始過仙居》，也還算切旨。可是刻在巨石青苔上的“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他卻秉筆直書《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帶著些頑皮、鬥氣性、刻意疏遠的況味。
如此整頓下來，李白對於某些作品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體會；而且較多是不滿意的。像是此時題為《雨後望月》的一首，他怎麽看，怎麽覺著不痛快，原作仍是時人靡不風行的五言八句：
四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萬裏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為惜如團扇，長吟到五更。
李白並沒有掩飾這份不快，他對趙蕤說：“詩看當下好，一旦著了題，再細究題、句之間，牽係若深密，便覺得拘泥；若疏淺，則簡直無趣！”
“某前些年讀一書，據雲為天竺釋門墳典，經烏萇國沙門彌譯其文，還找了本朝一流貶之官抄寫，僧俗兩界皆愛賞此書。某讀了一過，其中隻有一語甚佳—”繚雲繞霧、不著頭尾地說到這裏，趙蕤才回應了李白之問，“‘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這‘嚼蠟’二字，庶幾近之吧？”
“是，嚼蠟！”李白捧起那一紙《雨後望月》，道，“寫時卻不覺。”
“非題之過也！要怪，便怪詩不佳。汝此作開篇四句寫月，動靜相生，足見精神，然—”趙蕤掐起小指，用那既長又彎的指甲順著五、六兩句劃過，一麵吟誦出聲，“‘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合調而缺格，有景而無意，這就是受時風所害的句子！”
一時風尚，不能峻拒輕離，這的確是令趙蕤既鄙夷又憂忡的時病。本朝但凡識字之人，幾乎皆不能免；李白雖然未入士行，看來也不能避此病。
古來聖賢所期勉於為詩之道，謂之：“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諄諄教誨人們：詩，必須是誠於中而動於外，發乎情而行乎文的一種東西。可是時病來得洶湧猛烈，幾令無人能免。
說來還就是科考當道，如曲徑有虎，攔山而立。朝廷所立製度，以明經與進士二科，為舉士之本。明經一科，於神龍元年—也就是李白五歲那年—訂製，明令考試有三場。第一場帖經，第二場試義，即“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第三場試時務策，答策三道。積年而行，連儒家經典亦分等列：《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是“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春秋榖梁》為“小經”。通二經的，必須通大、小經各一，或中經兩部；通三經者，須通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的，大經、小經皆須通。
更為艱難的是進士科。武後當局時，為了壓抑立國以來便擅長明經的士族，特重進士。進士科也是常科，考取更難，最為尊貴，地位亦成為各科之首。而選士者、求官者，相互以權柄交易知見，還則罷了；考科所及，竟然有詩！在趙蕤看來，則無異是漸令天下士子俯首帖耳、淪墮性情的惡行。
這要從試帖說起。試帖，為唐代帖經試士之法，簡稱帖試，其法為後世八股之先河。據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考》所述：“帖經者，以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
帖經試士的製度，始於大唐高宗永隆二年，恰是趙蕤出生之年。趙蕤一直以此為天數，他常與李白戲謔地說：“天生予於是，應為帖試敵。”而與趙蕤同代的士子，卻多為了應付越來越難的考試，而耗盡心力，轉抄捷徑，每每將難以記誦的經文，編成歌訣，方便記憶，這就是俗稱的“帖括”，讀來合韻、有如詩句的文字，本質上卻是詩的敵人。
科考時采用的詩體，也叫“試帖詩”，拈題限韻，拘束已甚，且由於一代又一代像沈佺期那樣從協律郎晉升為考功員外郎的詩家，日夕聚議，切磋商量，就是為了建樹種種簡選士人的標準。
他們之於詩，精審聲韻，規範義理，講究屬對工穩，隸事精巧，視之為“擇士選才”之必然。取法於考途，則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原隻五言，日後增益七言，遞演漸變，甚至明訂首句仄起不用韻，兩句一用韻，則或六韻十二句、或八韻十六句，號曰“排律”，連主旨都漸入牢籠，不外曲折或明朗地歌頌天朝聖德，帝王功業。而參與考試的學子，則一如多年以後的禮部侍郎、太常卿楊綰所深深喟歎者：“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至於趙蕤所謂的“不能避此病”，正是指這種時興的作詩手段—“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兩句，隻能說是“精審聲韻，屬對工穩”，卻沒有精神、缺乏風采，甚至了無意思；它隻是前兩句的遺緒而已。
趙蕤不能自已地激動起來。他對李白說：“汝詩前有‘萬裏舒霜合，一條江練橫’，自然恢闊，將月色道盡，是何等天生壯麗？無何，卻在後二句上，拘牽瑣碎，此即時風所染！”
李白覺得冤枉—他哪裏鑽研過什麽時風？不就是寫一輪明月嗎？明月如盤，出於層巒之顛，好似山有一眼；以至高懸穹宇，海心一片光明，也並不失義啊？他想辯解，卻也無理據可以說自己“不受時風所染”，便隻低眉俯首道：“仍不解。”
“學舌鸚鵡，不知其為學舌，何以言詩？”趙蕤道。
這是令李白輾轉不能成眠的一夜，他並不覺得受到斥責有什麽可傷感的，更多的卻是困惑。他從小所能讀到的“當代之詩”，大多力求聲調嚴整，音律協暢，吟之詠之，便覺舒爽無匹。但是趙蕤導之使之，卻像是要他往複搜剔，憶想揣摹，與自己一向想要歌頌的、那浮光也似的輕快生命—對峙。
這樣做的用意，是要李白再一次思索當初作詩時的意態，追憶那些微妙而於一刹那間生成的觸發、感動還有領悟。趙蕤當然明白，李白並不情願如此—即興而作，興落而止，回味隻在肺腑中，不必形之於紙上。更何況還要越月邁年，追懷摹狀，想出不知多少時日之前，那早已失了滋味的情境，實在艱難。他花了好幾夜的工夫，才勉力完成，其中有不少篇，看得出來根本是敷衍。
像是“笑矣乎，笑矣乎”那十來句殘篇，李白就隨意填上一《笑》字，算是交差。“玉蟾離海上，白露濕花時”那一首，給題上《初月》二字。而“仙宅凡煙裏，我隨仙跡遊”那一首，他給題上了《始過仙居》，也還算切旨。可是刻在巨石青苔上的“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他卻秉筆直書《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帶著些頑皮、鬥氣性、刻意疏遠的況味。
如此整頓下來，李白對於某些作品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體會；而且較多是不滿意的。像是此時題為《雨後望月》的一首，他怎麽看，怎麽覺著不痛快，原作仍是時人靡不風行的五言八句：
四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萬裏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為惜如團扇，長吟到五更。
李白並沒有掩飾這份不快，他對趙蕤說：“詩看當下好，一旦著了題，再細究題、句之間，牽係若深密，便覺得拘泥；若疏淺，則簡直無趣！”
“某前些年讀一書，據雲為天竺釋門墳典，經烏萇國沙門彌譯其文，還找了本朝一流貶之官抄寫，僧俗兩界皆愛賞此書。某讀了一過，其中隻有一語甚佳—”繚雲繞霧、不著頭尾地說到這裏，趙蕤才回應了李白之問，“‘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這‘嚼蠟’二字，庶幾近之吧？”
“是，嚼蠟！”李白捧起那一紙《雨後望月》，道，“寫時卻不覺。”
“非題之過也！要怪，便怪詩不佳。汝此作開篇四句寫月，動靜相生，足見精神，然—”趙蕤掐起小指，用那既長又彎的指甲順著五、六兩句劃過，一麵吟誦出聲，“‘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合調而缺格，有景而無意，這就是受時風所害的句子！”
一時風尚，不能峻拒輕離，這的確是令趙蕤既鄙夷又憂忡的時病。本朝但凡識字之人，幾乎皆不能免；李白雖然未入士行，看來也不能避此病。
古來聖賢所期勉於為詩之道，謂之：“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諄諄教誨人們：詩，必須是誠於中而動於外，發乎情而行乎文的一種東西。可是時病來得洶湧猛烈，幾令無人能免。
說來還就是科考當道，如曲徑有虎，攔山而立。朝廷所立製度，以明經與進士二科，為舉士之本。明經一科，於神龍元年—也就是李白五歲那年—訂製，明令考試有三場。第一場帖經，第二場試義，即“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第三場試時務策，答策三道。積年而行，連儒家經典亦分等列：《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是“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春秋榖梁》為“小經”。通二經的，必須通大、小經各一，或中經兩部；通三經者，須通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的，大經、小經皆須通。
更為艱難的是進士科。武後當局時，為了壓抑立國以來便擅長明經的士族，特重進士。進士科也是常科，考取更難，最為尊貴，地位亦成為各科之首。而選士者、求官者，相互以權柄交易知見，還則罷了；考科所及，竟然有詩！在趙蕤看來，則無異是漸令天下士子俯首帖耳、淪墮性情的惡行。
這要從試帖說起。試帖，為唐代帖經試士之法，簡稱帖試，其法為後世八股之先河。據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考》所述：“帖經者，以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
帖經試士的製度，始於大唐高宗永隆二年，恰是趙蕤出生之年。趙蕤一直以此為天數，他常與李白戲謔地說：“天生予於是，應為帖試敵。”而與趙蕤同代的士子，卻多為了應付越來越難的考試，而耗盡心力，轉抄捷徑，每每將難以記誦的經文，編成歌訣，方便記憶，這就是俗稱的“帖括”，讀來合韻、有如詩句的文字，本質上卻是詩的敵人。
科考時采用的詩體，也叫“試帖詩”，拈題限韻，拘束已甚，且由於一代又一代像沈佺期那樣從協律郎晉升為考功員外郎的詩家，日夕聚議，切磋商量，就是為了建樹種種簡選士人的標準。
他們之於詩，精審聲韻，規範義理，講究屬對工穩，隸事精巧，視之為“擇士選才”之必然。取法於考途，則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原隻五言，日後增益七言，遞演漸變，甚至明訂首句仄起不用韻，兩句一用韻，則或六韻十二句、或八韻十六句，號曰“排律”，連主旨都漸入牢籠，不外曲折或明朗地歌頌天朝聖德，帝王功業。而參與考試的學子，則一如多年以後的禮部侍郎、太常卿楊綰所深深喟歎者：“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至於趙蕤所謂的“不能避此病”，正是指這種時興的作詩手段—“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兩句，隻能說是“精審聲韻，屬對工穩”，卻沒有精神、缺乏風采，甚至了無意思；它隻是前兩句的遺緒而已。
趙蕤不能自已地激動起來。他對李白說：“汝詩前有‘萬裏舒霜合，一條江練橫’，自然恢闊，將月色道盡，是何等天生壯麗？無何，卻在後二句上，拘牽瑣碎，此即時風所染！”
李白覺得冤枉—他哪裏鑽研過什麽時風？不就是寫一輪明月嗎？明月如盤，出於層巒之顛，好似山有一眼；以至高懸穹宇，海心一片光明，也並不失義啊？他想辯解，卻也無理據可以說自己“不受時風所染”，便隻低眉俯首道：“仍不解。”
“學舌鸚鵡，不知其為學舌，何以言詩？”趙蕤道。
這是令李白輾轉不能成眠的一夜，他並不覺得受到斥責有什麽可傷感的，更多的卻是困惑。他從小所能讀到的“當代之詩”，大多力求聲調嚴整，音律協暢，吟之詠之，便覺舒爽無匹。但是趙蕤導之使之，卻像是要他往複搜剔，憶想揣摹，與自己一向想要歌頌的、那浮光也似的輕快生命—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