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初建於東魏曇遵再傳弟子之手，奉《像法決疑經》，但是於貞觀年間由原先的子孫繼承之製改向十方傳法寺院請法，接受法印，緣此而得一名僧，成為住持。此僧俗家姓史，是犍為武陽人，在益州嚴遠寺剃度，法名道會。
由於“蜀門小狹，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道會最後來到長安，入三階教的創始者信行所興立的化度寺修業。這段因緣，使得他日後深造回蜀，一心想要大開義福之教，導引後銳。
方此之前，隋、唐易代之初，唐高祖李淵深知：蜀地不平，天下不安；天下既定，蜀地亦不能縱令自完。遂興開發蜀地之念，敕命詹俊、李袞為軍帥，即將展開對地方上前朝殘餘勢力的清剿。
為了不使故鄉遭致兵燹之禍，道會立刻上疏，提出了一個空前的看法，希望皇帝能不以軍事行動為務；而他願意一馬當先，用宣揚佛法的手段，為新成立的王朝作一綏靖地方的先鋒：“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啟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
他的觀點非常奇特，加之以文章優美，詞采華麗，本來極可能打動天聽，可是上疏之文卻為派駐在蜀地的安撫使淹留不發，這一番借佛法安人心的宏圖壯誌也就遷延下來。
道會潛心釋氏，卻力持十分激進的想法，曾有“天下改觀（按：即道觀）為寺”的論調。在不斷努力奉道教為國教的李唐王朝治下，試圖將道教勢力全麵清除，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當時因弘揚佛法言語激烈而招嫉受謗的案件很多，不少犯了忌諱的僧人還因之而下獄、革除僧籍，道會也曾經被牽連下獄。“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事實上，在極端困頓的情況之下，還能談笑弘法的，不隻道會一人，另外還有十多個同他一起被囚的僧侶，他們經春至冬，人人“衣服襤褸，不勝寒酷”，可見慘苦。
也因為實在不勝寒酷，他在獄中曾經向化度寺求助，寫了一封駢四儷六、情詞並茂的書信，有這樣的一段堪稱經典的文字：
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複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腳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陸沉於險道。況五眾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錘以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睹獄吏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
這封信一向乏人重視，但是，它卻堪稱為“無盡藏”事業曆史的一宗重要文獻。書達未幾，化度寺便派人到獄中送來了足以禦寒的皮裘和鞋襪。三階教僧團還運用朝中大臣信徒的力量，隨即開釋了道會，放之歸蜀。此後，道會即在大明寺住持。
當道會離開京師的時候，三輔名僧，華蓋萃集，車駕數以百計，簇壅塞途，齊送高僧出城門。道會即席賦《與諸遠僧別》詩：
去住俱為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
當下不問道俗，聞者皆為之墮淚，其胸懷器識之動人如此。
道會於貞觀末年圓寂，得年七十。生前對於三階教“無盡藏”在蜀地的發展，貢獻極深；可想而知，當初淒寒極甚之時，獄中一裘一鞋之助，其猶雪中送炭。爾後大明寺之放貸濟貧，也可以從那一封“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的情懷上窺見端倪。
僧尼放貸，早有傳統。史冊明載：北魏尚未分裂之前的世宗永平二年，即有沙門統（總理天下寺廟之僧官）法號惠深者上奏：“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無盡藏”將本取息，母子相生財富的確是不斷累積的。這一份資產平素分為三份，一份給全國修理寺塔，一份施天下貧窮老病，一份由僧團自由支配。不過，惠深上奏的寥寥數語仍舊顯示了“無盡藏”的好幾重意義。
其一，僧尼的確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其二，僧尼可以為了恢弘佛、法、僧三寶在世間的影響而出貸財物，其間即使有些許微薄的獲利，未必歸於“常住”，也不會受到指責。
其三，從相對的借方言之：由於普遍的困窮，入不敷出、寅吃卯糧是絕大多數百姓的生存景況，凡有家戶者，幾乎無不仰賴一時借貸，遂使薄有資產者也能稍事放貸取利。
其四，不向官方或民間富家巨賈求助，而向寺院僧尼舉債，則顯示無論借貸是否附帶質押條件，請方外人解燃眉之急，的確是“方便門”。
三階教初期以“無盡藏”為布施之本、營構義福，更不為求利，要求借方償還少許利息，不過是希望福田漸廣。這一時期的三階教僧眾不但自奉甚儉，衣食窘澀，極為困苦，且不能為主流僧團所同情，處境堪說十分艱難。這就使得想要速畢其功者也慢慢走上了累積資產的手段—由於受惠者眾，多有一時受助而略得發跡變泰者也回頭投入了營構義福之事。在當時，有一個專有的語詞來形容這些援助三階教僧人的財主：“缽底”。
梵語“陀那缽底”。“陀那”是“施”，“缽底”是“主”。取陀字音轉為“檀”，複取義“超升度越”之“越”，故“施主”又名“檀越”。《增一阿含經·護心品》稱：“觀檀越主，能成人戒聞三昧智慧，諸比丘多所饒益，於三寶中無所罣礙。能施卿等衣被、飲食、床榻、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諸比丘當有慈心於檀越所，小恩常不忘，況複大者。”
由此可知，所施舍的不一定是金錢，也可以是任何堪為日用之物。
“缽底”二字，也有一種反客為主的假設—這些隱身在僧眾背後出資的人，無論動機是報恩、種福、行善或者分潤微利，都可以稱之為叢林放貸事業的資主—說得更深刻一點，也就是寺院的東家。
李客便是藏身於大明寺佛身影翳之下的一個“缽底”。
由於“蜀門小狹，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道會最後來到長安，入三階教的創始者信行所興立的化度寺修業。這段因緣，使得他日後深造回蜀，一心想要大開義福之教，導引後銳。
方此之前，隋、唐易代之初，唐高祖李淵深知：蜀地不平，天下不安；天下既定，蜀地亦不能縱令自完。遂興開發蜀地之念，敕命詹俊、李袞為軍帥，即將展開對地方上前朝殘餘勢力的清剿。
為了不使故鄉遭致兵燹之禍，道會立刻上疏，提出了一個空前的看法，希望皇帝能不以軍事行動為務；而他願意一馬當先，用宣揚佛法的手段，為新成立的王朝作一綏靖地方的先鋒：“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啟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
他的觀點非常奇特，加之以文章優美，詞采華麗，本來極可能打動天聽，可是上疏之文卻為派駐在蜀地的安撫使淹留不發，這一番借佛法安人心的宏圖壯誌也就遷延下來。
道會潛心釋氏，卻力持十分激進的想法，曾有“天下改觀（按：即道觀）為寺”的論調。在不斷努力奉道教為國教的李唐王朝治下，試圖將道教勢力全麵清除，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當時因弘揚佛法言語激烈而招嫉受謗的案件很多，不少犯了忌諱的僧人還因之而下獄、革除僧籍，道會也曾經被牽連下獄。“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事實上，在極端困頓的情況之下，還能談笑弘法的，不隻道會一人，另外還有十多個同他一起被囚的僧侶，他們經春至冬，人人“衣服襤褸，不勝寒酷”，可見慘苦。
也因為實在不勝寒酷，他在獄中曾經向化度寺求助，寫了一封駢四儷六、情詞並茂的書信，有這樣的一段堪稱經典的文字：
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複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腳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陸沉於險道。況五眾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錘以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睹獄吏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
這封信一向乏人重視，但是，它卻堪稱為“無盡藏”事業曆史的一宗重要文獻。書達未幾，化度寺便派人到獄中送來了足以禦寒的皮裘和鞋襪。三階教僧團還運用朝中大臣信徒的力量，隨即開釋了道會，放之歸蜀。此後，道會即在大明寺住持。
當道會離開京師的時候，三輔名僧，華蓋萃集，車駕數以百計，簇壅塞途，齊送高僧出城門。道會即席賦《與諸遠僧別》詩：
去住俱為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
當下不問道俗，聞者皆為之墮淚，其胸懷器識之動人如此。
道會於貞觀末年圓寂，得年七十。生前對於三階教“無盡藏”在蜀地的發展，貢獻極深；可想而知，當初淒寒極甚之時，獄中一裘一鞋之助，其猶雪中送炭。爾後大明寺之放貸濟貧，也可以從那一封“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的情懷上窺見端倪。
僧尼放貸，早有傳統。史冊明載：北魏尚未分裂之前的世宗永平二年，即有沙門統（總理天下寺廟之僧官）法號惠深者上奏：“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無盡藏”將本取息，母子相生財富的確是不斷累積的。這一份資產平素分為三份，一份給全國修理寺塔，一份施天下貧窮老病，一份由僧團自由支配。不過，惠深上奏的寥寥數語仍舊顯示了“無盡藏”的好幾重意義。
其一，僧尼的確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其二，僧尼可以為了恢弘佛、法、僧三寶在世間的影響而出貸財物，其間即使有些許微薄的獲利，未必歸於“常住”，也不會受到指責。
其三，從相對的借方言之：由於普遍的困窮，入不敷出、寅吃卯糧是絕大多數百姓的生存景況，凡有家戶者，幾乎無不仰賴一時借貸，遂使薄有資產者也能稍事放貸取利。
其四，不向官方或民間富家巨賈求助，而向寺院僧尼舉債，則顯示無論借貸是否附帶質押條件，請方外人解燃眉之急，的確是“方便門”。
三階教初期以“無盡藏”為布施之本、營構義福，更不為求利，要求借方償還少許利息，不過是希望福田漸廣。這一時期的三階教僧眾不但自奉甚儉，衣食窘澀，極為困苦，且不能為主流僧團所同情，處境堪說十分艱難。這就使得想要速畢其功者也慢慢走上了累積資產的手段—由於受惠者眾，多有一時受助而略得發跡變泰者也回頭投入了營構義福之事。在當時，有一個專有的語詞來形容這些援助三階教僧人的財主：“缽底”。
梵語“陀那缽底”。“陀那”是“施”，“缽底”是“主”。取陀字音轉為“檀”，複取義“超升度越”之“越”，故“施主”又名“檀越”。《增一阿含經·護心品》稱：“觀檀越主，能成人戒聞三昧智慧，諸比丘多所饒益，於三寶中無所罣礙。能施卿等衣被、飲食、床榻、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諸比丘當有慈心於檀越所，小恩常不忘，況複大者。”
由此可知，所施舍的不一定是金錢，也可以是任何堪為日用之物。
“缽底”二字，也有一種反客為主的假設—這些隱身在僧眾背後出資的人，無論動機是報恩、種福、行善或者分潤微利，都可以稱之為叢林放貸事業的資主—說得更深刻一點，也就是寺院的東家。
李客便是藏身於大明寺佛身影翳之下的一個“缽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