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死於神龍元年十一月。本年初，她還在病中，宰相鳳閣侍郎張柬之，結絡左羽林將軍敬暉、鸞台侍郎崔玄、右羽林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己等發動禁軍攻大內，率羽林郎五百，至長安洛陽宮北麵的玄武門迎接中宗，斬關而入，殺了武氏的麵首張易之、張昌宗兄弟，環逼長生殿，宣稱二張謀反，請即傳位。
三天之內，身心俱疲如風中之燭的武氏退位、中宗複辟，武氏仍被尊為“則天大聖皇帝”，可是國號已然恢複為唐；朝政歸於張、崔之手。到武氏賓天，掌政凡四十六年，以皇後幹政二十四載，太後稱製七年，稱帝十五春秋。
或許中宗一向並不以為他所寵信的皇後韋氏也會步上武氏的後塵，武氏當國時，中宗被廢困於房州，與韋後共此患難，而有“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的誓諾。他與韋氏所生之女—安樂公主—嫁給了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因此這一對父子得以時時出入宮禁，穢亂時有所聞；武三思分別與韋氏和上官婕妤有私，這是公開的秘密，而中宗似也不以為異。
武三思之謀主為博陵崔氏世族之崔湜。湜與其弟液、滌皆有才能文，每以東晉王、謝二家自況。其放誕之態，較兩晉人物猶有過之。崔湜本來是張柬之一方的僚屬，以考工員外郎為敬暉所用，派遣他為耳目，以伺武三思之動靜。
然而，此托非人；崔湜其實另是一副人格。他曾經將妻妾和兩個女兒都奉與睿宗之子楚王（後改封臨淄王）李隆基—也就是日後的玄宗皇帝。崔湜本人風姿佳美，不但“私侍太平公主”，還與安樂公主通款情洽，這也絲毫不妨礙他依附武三思，一路由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朝野僉載》記：“湜妻美，並二女皆德幸於太子。時人牓之曰：‘托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這話就說得過謔了。
世傳崔湜在洛陽天津橋上走馬吟詩，遊人爭睹，士女側目。有“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的名句。然而，隻比崔湜稍長四歲、也封公拜相的張說就曾經豔羨不已地說：“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張說所謂之“不可及”，從表麵上看，是崔湜後進年輕，前途無量；但是骨子裏所悵憾的，卻是門第。因為唯有如此備受尊敬景仰的世家門第，才會讓一個年輕人獲得那樣優渥的官品、待遇以及皇室的恩寵。的確，崔湜自己也常驕傲地對人說：“吾之門第，及出身官曆，未嚐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製人，豈能默默受製於人？”《唐摭言》則據此判斷：崔湜正是因為這樣一意進取，不給人留餘地，到頭來才落得個極為悲慘的下場。
但是通盤說來，對於門第高下異別，崇鄙分殊，連皇家都不能自免—因為出身隴西狄道的李氏一向頑固地執泥於數百年來中原士人階級所特別獎重的家世觀念，必以此為自尊與用人之本。
所以，在皇室的擘劃和推動之下，才將鮮卑族之“李”這個原屬隴西狄道的姓氏，透過諸般穿鑿附會，形成了和西涼李暠、甚至西漢李廣之間直係血緣的譜係，改宗為“隴西成紀”。在打造這個譜係的同時，也廣泛地將天下氏族皆予以羅織、安置—可以想見，當然是“欲高者高之，欲抑者抑之”。
唐太宗命高士廉、韋挺、令狐德棻與岑文本等修《氏族誌》，是其發軔。書成之後，太宗並不滿意，還發還重修。很顯然，從太宗以降，修撰這一類的譜牒就是為了打擊特定的政敵，或是揄揚從屬的黨羽。《舊唐書·高士廉傳》所謂“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的話，雖然可以看出山東士人的跋扈，卻也毫無保留地暴露了皇室及其關隴集團的覬覦棖觸之心。
此後，從武氏、中宗以來，幾乎時時有重修姓氏之錄的奏議和詔敕，直到玄宗皇帝即位，更迫不及待地將已經翻修過無數次的姓族係錄》二百卷呈請禦覽，主其事者，便是竇懷貞、崔湜、陸象先、魏知古、徐堅和劉知幾等。
編撰期間，徐堅和劉知幾於中途另有任命，分身編校《三教珠英》的巨帙—劉知幾甚至在景龍二年便辭去了史官的職務，立誌以一己在野之身，從事史料的整理，由此可見，劉知幾的史識與當道之所期許者，是有相當巨大的衝突的。
剩下的這幾個《姓族係錄》的編者，都在玄宗皇帝即位之後的第二年，牽連進一場太平公主所發動的宮廷政變，除了揭發事端的魏知古以外，竇懷貞、崔湜及株連在內的許多官員，都以死罪論處；陸象先則由於先一步與太平公主為了廢李隆基為儲君之事曾經發生齟齬，因而幸免於刑。至於大規模改造皇室及其所寵信、倚仗者的族譜一事，也就汗跡湮滅而死無對證了。
先是，中宗皇帝的太子本來是李重俊，封衛王，遙領揚州大都督。由於非韋後所出而一向遭到排忌，安樂公主偏又有仿效武氏而為女主的野心，時時與夫婿武崇訓商議：如何能慫恿中宗廢儲，另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李重俊積怨已深，終於在神龍三年—也就是景龍元年—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矯詔發羽林軍三百人，斬殺武三思、武崇訓父子及諸親黨十數人。
此變最初的布置完密，中宗狼狽竄走，帶著韋後登玄武門門樓避難，手下僅門衛一旅。唯令雙方都感到意外的是，叛軍將領王歡喜等倒戈，情勢一時逆轉，李多祚等反而兵敗被殺，太子李重俊從肅章門逃出長安，奔赴終南山，不多時也被自己的親信所殺，亂事敉平。
太子造反，確乎罕見。中宗再糊塗也無法不對身邊的韋後和安樂公主有了異樣的觀感。韋後亦有所覺，也就越發積極鞏固原先武三思的餘黨—其中包括她的哥哥韋溫，以及日後李白之妻宗氏的祖父宗楚客。
三年之後，韋後和安樂公主、宗楚客合謀，下毒鴆殺了中宗皇帝。也是基於對朝議和公論的畏忌，韋後與安樂公主不敢逕窺神器，隻好先立溫王李重茂—也就是中宗的第四個兒子—為太子，隨即推戴即位，史稱少帝。
宗楚客非徒幸進，而且性急。他與崔湜是蒲州同鄉，也和崔湜一般，是個麵目明皙、美須髯的俊爽男子。不過，由於欠缺長遠的洞見和縝密的布局，不待於朝廷中形成有支持力的輿論，宗楚客在中宗被弒之後未幾，便貿然上奏，請求韋後效武氏故智，即位稱至尊。
這反而給了李唐皇室一個相當有力的把柄。他們是相王李旦、李旦的三子李隆基，以及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他們都站在韋後母女的對立麵，也由於當年李重俊倉促起兵、虎頭蛇尾的教訓，這一次為了徹底翦除韋武餘黨，他們掌握了京師最強大、也最集中的武力—玄武門的羽林軍，也就是北衙禁軍。
繼“重俊之變”而後，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的這一次兵變操作得十分細膩，參與的主要人物是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前朝邑衛劉幽求，以及宮苑總監鍾紹京—他是三國時代的書法家鍾繇的十七世孫，本人也以善書而入直鳳閣當字差，從為宮中諸建物書寫門榜、牌額，轉擢而庶理皇家總務；這一次兵變，他帶領著自家戶奴丁壯，隨軍而行，居然一刀斧豪傑！
史稱“唐隆之變”的當日，李隆基親自勒兵於玄武門外，夜鼓三更，靠近宮苑北牆之處已經可以聽見軍士們喧噪之聲—攻勢瞬間發動，鍾紹京緊隨李隆基、率領羽林郎殺向韋後所居的太極殿，韋後逃進飛騎營，卻在營中被士卒割下了首級，獻於李隆基。安樂公主遇害的時候，手上還拈著畫眉筆。
上官婉兒畢竟大器雍容，她親執燭火，率領宮人迎進李隆基，拿出被毒殺的中宗死前遺詔，說是大位本來就應該歸於溫王，韋後與安樂公主弒而未篡，大統亦未旁落於人—這是別出心裁的一招，顯然有意借遺詔而自保，殊不知李隆基正不願世間有此詔，也完全不顧劉幽求在一旁說以法理，當即將上官婉兒斬於旗下—這已經宣示：李隆基並非向外戚掙回李唐的法統，而是在李唐傳承的法統之內，形成隱微深刻的篡逆。
肅清韋後和安樂公主一黨，並沒有為宮廷帶來寧靜。睿宗即位，改元景雲，李隆基受“平王”封，立為太子。可是太子和姑母太平公主之間的扞格之勢也逐漸明朗了起來。睿宗景雲二年、也是太極元年，皇帝傳位太子，自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史稱玄宗。
日後史載：太平公主包藏“不臣之心”，固以太上皇為後盾，擅政專權—據說當時宰相七人，有五人出自公主門下；另一說則是“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無論七中有四或是七中有五，至少包括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等；至於不附和公主的，則是郭元振，以及同修《姓族係錄》的魏知古和陸象先。此外，擅長畫鶴的薛稷也列名其間；他雖不是宰相，然平素與公主及竇懷貞過從不斷，身為太子少保，名高爵顯，動見觀瞻，也成為帝黨攻擊的對象。
七月初，魏知古上告，說是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但是，另據《上皇錄》的記載，則說：“公主謀不利於上（按：指上皇）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無論哪一種記載，都沒有太平公主發兵作亂的具體細節。
所謂公主所卵翼的大臣“密謀再次廢立”，卻是在李隆基即位之前，太平公主曾經和竇、蕭、岑、崔等人商討，這些人和公主都同意應該另立宋王李成器為太子—那是因為李成器居長之故。商談中陸象先不同意這個看法，他的理由是：“（平王李隆基）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從這一段對話看來，並無所謂舉事叛亂，而是從立儲君的正當性上參酌。雖然陸象先的發言令公主“怒而去”，卻也反證了一點：這不是一次“謀反”的密商，而是一次無論同意廢立與否的兩造都參與的公開討論。
當魏知古向帝黨出首提告之後，玄宗皇帝立刻展開了行動。他親自下令龍武將軍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從武德殿入虔化門，將原本與公主親近的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以及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先殺了，再至內客省擒下中書舍人李猷和右散騎常侍賈膺福，複於朝堂執拿蕭至忠、岑羲，一舉斬盡。
竇懷貞慌不擇路，逃匿於禦溝之中，情知必不能免，畏罪自縊。他的屍體受到戮刑，一家改姓為“毒”，以昭炯戒。曾經在東京天津橋上吟唱“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的崔湜，本來被判的是流放嶺南竇州—距離京師六千一百裏；行至中途，卻忽然有宮娥元氏攀告，說崔湜也曾同謀要進毒謀弒皇帝。
元氏在刑迫之下，指證曆曆，居然說得出那毒藥是混在平日皇帝服用的“赤箭粉”（某種可以“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的補藥）之中；而從來沒有機會接近皇帝用藥的崔湜，也就因此而為皇命“追賜死”；其地為荊州一驛，其時在先天二年。
至於薛稷—
三天之內，身心俱疲如風中之燭的武氏退位、中宗複辟，武氏仍被尊為“則天大聖皇帝”，可是國號已然恢複為唐；朝政歸於張、崔之手。到武氏賓天，掌政凡四十六年，以皇後幹政二十四載，太後稱製七年，稱帝十五春秋。
或許中宗一向並不以為他所寵信的皇後韋氏也會步上武氏的後塵，武氏當國時，中宗被廢困於房州，與韋後共此患難，而有“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的誓諾。他與韋氏所生之女—安樂公主—嫁給了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因此這一對父子得以時時出入宮禁，穢亂時有所聞；武三思分別與韋氏和上官婕妤有私，這是公開的秘密，而中宗似也不以為異。
武三思之謀主為博陵崔氏世族之崔湜。湜與其弟液、滌皆有才能文，每以東晉王、謝二家自況。其放誕之態，較兩晉人物猶有過之。崔湜本來是張柬之一方的僚屬，以考工員外郎為敬暉所用，派遣他為耳目，以伺武三思之動靜。
然而，此托非人；崔湜其實另是一副人格。他曾經將妻妾和兩個女兒都奉與睿宗之子楚王（後改封臨淄王）李隆基—也就是日後的玄宗皇帝。崔湜本人風姿佳美，不但“私侍太平公主”，還與安樂公主通款情洽，這也絲毫不妨礙他依附武三思，一路由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朝野僉載》記：“湜妻美，並二女皆德幸於太子。時人牓之曰：‘托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這話就說得過謔了。
世傳崔湜在洛陽天津橋上走馬吟詩，遊人爭睹，士女側目。有“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的名句。然而，隻比崔湜稍長四歲、也封公拜相的張說就曾經豔羨不已地說：“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張說所謂之“不可及”，從表麵上看，是崔湜後進年輕，前途無量；但是骨子裏所悵憾的，卻是門第。因為唯有如此備受尊敬景仰的世家門第，才會讓一個年輕人獲得那樣優渥的官品、待遇以及皇室的恩寵。的確，崔湜自己也常驕傲地對人說：“吾之門第，及出身官曆，未嚐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製人，豈能默默受製於人？”《唐摭言》則據此判斷：崔湜正是因為這樣一意進取，不給人留餘地，到頭來才落得個極為悲慘的下場。
但是通盤說來，對於門第高下異別，崇鄙分殊，連皇家都不能自免—因為出身隴西狄道的李氏一向頑固地執泥於數百年來中原士人階級所特別獎重的家世觀念，必以此為自尊與用人之本。
所以，在皇室的擘劃和推動之下，才將鮮卑族之“李”這個原屬隴西狄道的姓氏，透過諸般穿鑿附會，形成了和西涼李暠、甚至西漢李廣之間直係血緣的譜係，改宗為“隴西成紀”。在打造這個譜係的同時，也廣泛地將天下氏族皆予以羅織、安置—可以想見，當然是“欲高者高之，欲抑者抑之”。
唐太宗命高士廉、韋挺、令狐德棻與岑文本等修《氏族誌》，是其發軔。書成之後，太宗並不滿意，還發還重修。很顯然，從太宗以降，修撰這一類的譜牒就是為了打擊特定的政敵，或是揄揚從屬的黨羽。《舊唐書·高士廉傳》所謂“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的話，雖然可以看出山東士人的跋扈，卻也毫無保留地暴露了皇室及其關隴集團的覬覦棖觸之心。
此後，從武氏、中宗以來，幾乎時時有重修姓氏之錄的奏議和詔敕，直到玄宗皇帝即位，更迫不及待地將已經翻修過無數次的姓族係錄》二百卷呈請禦覽，主其事者，便是竇懷貞、崔湜、陸象先、魏知古、徐堅和劉知幾等。
編撰期間，徐堅和劉知幾於中途另有任命，分身編校《三教珠英》的巨帙—劉知幾甚至在景龍二年便辭去了史官的職務，立誌以一己在野之身，從事史料的整理，由此可見，劉知幾的史識與當道之所期許者，是有相當巨大的衝突的。
剩下的這幾個《姓族係錄》的編者，都在玄宗皇帝即位之後的第二年，牽連進一場太平公主所發動的宮廷政變，除了揭發事端的魏知古以外，竇懷貞、崔湜及株連在內的許多官員，都以死罪論處；陸象先則由於先一步與太平公主為了廢李隆基為儲君之事曾經發生齟齬，因而幸免於刑。至於大規模改造皇室及其所寵信、倚仗者的族譜一事，也就汗跡湮滅而死無對證了。
先是，中宗皇帝的太子本來是李重俊，封衛王，遙領揚州大都督。由於非韋後所出而一向遭到排忌，安樂公主偏又有仿效武氏而為女主的野心，時時與夫婿武崇訓商議：如何能慫恿中宗廢儲，另立安樂公主為“皇太女”。李重俊積怨已深，終於在神龍三年—也就是景龍元年—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矯詔發羽林軍三百人，斬殺武三思、武崇訓父子及諸親黨十數人。
此變最初的布置完密，中宗狼狽竄走，帶著韋後登玄武門門樓避難，手下僅門衛一旅。唯令雙方都感到意外的是，叛軍將領王歡喜等倒戈，情勢一時逆轉，李多祚等反而兵敗被殺，太子李重俊從肅章門逃出長安，奔赴終南山，不多時也被自己的親信所殺，亂事敉平。
太子造反，確乎罕見。中宗再糊塗也無法不對身邊的韋後和安樂公主有了異樣的觀感。韋後亦有所覺，也就越發積極鞏固原先武三思的餘黨—其中包括她的哥哥韋溫，以及日後李白之妻宗氏的祖父宗楚客。
三年之後，韋後和安樂公主、宗楚客合謀，下毒鴆殺了中宗皇帝。也是基於對朝議和公論的畏忌，韋後與安樂公主不敢逕窺神器，隻好先立溫王李重茂—也就是中宗的第四個兒子—為太子，隨即推戴即位，史稱少帝。
宗楚客非徒幸進，而且性急。他與崔湜是蒲州同鄉，也和崔湜一般，是個麵目明皙、美須髯的俊爽男子。不過，由於欠缺長遠的洞見和縝密的布局，不待於朝廷中形成有支持力的輿論，宗楚客在中宗被弒之後未幾，便貿然上奏，請求韋後效武氏故智，即位稱至尊。
這反而給了李唐皇室一個相當有力的把柄。他們是相王李旦、李旦的三子李隆基，以及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他們都站在韋後母女的對立麵，也由於當年李重俊倉促起兵、虎頭蛇尾的教訓，這一次為了徹底翦除韋武餘黨，他們掌握了京師最強大、也最集中的武力—玄武門的羽林軍，也就是北衙禁軍。
繼“重俊之變”而後，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的這一次兵變操作得十分細膩，參與的主要人物是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前朝邑衛劉幽求，以及宮苑總監鍾紹京—他是三國時代的書法家鍾繇的十七世孫，本人也以善書而入直鳳閣當字差，從為宮中諸建物書寫門榜、牌額，轉擢而庶理皇家總務；這一次兵變，他帶領著自家戶奴丁壯，隨軍而行，居然一刀斧豪傑！
史稱“唐隆之變”的當日，李隆基親自勒兵於玄武門外，夜鼓三更，靠近宮苑北牆之處已經可以聽見軍士們喧噪之聲—攻勢瞬間發動，鍾紹京緊隨李隆基、率領羽林郎殺向韋後所居的太極殿，韋後逃進飛騎營，卻在營中被士卒割下了首級，獻於李隆基。安樂公主遇害的時候，手上還拈著畫眉筆。
上官婉兒畢竟大器雍容，她親執燭火，率領宮人迎進李隆基，拿出被毒殺的中宗死前遺詔，說是大位本來就應該歸於溫王，韋後與安樂公主弒而未篡，大統亦未旁落於人—這是別出心裁的一招，顯然有意借遺詔而自保，殊不知李隆基正不願世間有此詔，也完全不顧劉幽求在一旁說以法理，當即將上官婉兒斬於旗下—這已經宣示：李隆基並非向外戚掙回李唐的法統，而是在李唐傳承的法統之內，形成隱微深刻的篡逆。
肅清韋後和安樂公主一黨，並沒有為宮廷帶來寧靜。睿宗即位，改元景雲，李隆基受“平王”封，立為太子。可是太子和姑母太平公主之間的扞格之勢也逐漸明朗了起來。睿宗景雲二年、也是太極元年，皇帝傳位太子，自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史稱玄宗。
日後史載：太平公主包藏“不臣之心”，固以太上皇為後盾，擅政專權—據說當時宰相七人，有五人出自公主門下；另一說則是“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無論七中有四或是七中有五，至少包括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等；至於不附和公主的，則是郭元振，以及同修《姓族係錄》的魏知古和陸象先。此外，擅長畫鶴的薛稷也列名其間；他雖不是宰相，然平素與公主及竇懷貞過從不斷，身為太子少保，名高爵顯，動見觀瞻，也成為帝黨攻擊的對象。
七月初，魏知古上告，說是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但是，另據《上皇錄》的記載，則說：“公主謀不利於上（按：指上皇）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無論哪一種記載，都沒有太平公主發兵作亂的具體細節。
所謂公主所卵翼的大臣“密謀再次廢立”，卻是在李隆基即位之前，太平公主曾經和竇、蕭、岑、崔等人商討，這些人和公主都同意應該另立宋王李成器為太子—那是因為李成器居長之故。商談中陸象先不同意這個看法，他的理由是：“（平王李隆基）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從這一段對話看來，並無所謂舉事叛亂，而是從立儲君的正當性上參酌。雖然陸象先的發言令公主“怒而去”，卻也反證了一點：這不是一次“謀反”的密商，而是一次無論同意廢立與否的兩造都參與的公開討論。
當魏知古向帝黨出首提告之後，玄宗皇帝立刻展開了行動。他親自下令龍武將軍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從武德殿入虔化門，將原本與公主親近的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以及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先殺了，再至內客省擒下中書舍人李猷和右散騎常侍賈膺福，複於朝堂執拿蕭至忠、岑羲，一舉斬盡。
竇懷貞慌不擇路，逃匿於禦溝之中，情知必不能免，畏罪自縊。他的屍體受到戮刑，一家改姓為“毒”，以昭炯戒。曾經在東京天津橋上吟唱“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的崔湜，本來被判的是流放嶺南竇州—距離京師六千一百裏；行至中途，卻忽然有宮娥元氏攀告，說崔湜也曾同謀要進毒謀弒皇帝。
元氏在刑迫之下，指證曆曆，居然說得出那毒藥是混在平日皇帝服用的“赤箭粉”（某種可以“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的補藥）之中；而從來沒有機會接近皇帝用藥的崔湜，也就因此而為皇命“追賜死”；其地為荊州一驛，其時在先天二年。
至於薛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