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些意外，他從來不曾想過這事。
那些在過往不知多少歲月以來，浮生隨波、一去而不返的人，留下的便是文字；用趙蕤經常用的譬喻來說，“曆曆如星辰”，其字句璀璨者，吟之詠之，親即如在眼前，若可一觸，每有相仿佛的處境時，便覺得某文某意特別生動佻達，像是專為千百年後的自己而作；遭遇了另一人事，便又會想起某詩某賦之中，合乎當前情態的形容，類此懷抱不一而足，又怎麽能夠專拈出某一人來概括議論呢？
他想說說屈原，可是他不喜歡這個人憂心悄悄；也因為屈宋齊名而想起了宋玉，可是，依照趙蕤縱橫者流的論理和思路，他總覺得宋玉的名氣多半是建立在其人對屈氏的抱屈和讚歎之上，引起了同情屈原者愛屋及烏的尊敬；至於文筆才思，遠不能及《離騷》、《遠遊》諸作，恐怕還真沾了屈子的光。
從際遇而文采，李白當然也想起了賈誼和司馬相如。賈誼，看來盡是英才招忌，時命多舛，滿身涕泗嗟歎，似無足以撐持起一個文章家偉麗而豐富的麵貌。
司馬相如的賦，曾經十足感動過他—當時他還年幼，不明白一個人怎麽可以識得那麽多的字，還能將這些字一一構築布置，打造成精致輝煌的宮室殿宇、池沼園林，並隨手指認飛禽走獸、奇岩怪石、珍花異草、鳴蟲遊魚。那些讀之非但令人神往、更使人氣結的大賦之作，居然都卷藏於一個人的方寸之間，多麽奇妙？
不過，這一份孺慕之情，並未撐持太久。當李白自己也開始仿襲前人手筆，作賦之後，便赫然發現：司馬相如的賦，徒見形貌瑰美，膚廓閎麗，卻失之繁縟，盡於誇飾，名物璀璨而情味寡少，往往不耐三讀。
倒是由於愛慕藺相如的為人而改名，李白覺得司馬相如還真有眼光—李白這時忽然神馳萬裏，想起趙蕤在夜課時借《兔園策》“相如題柱”的故事，問過他兩句：“藺相如非文章家，司馬相如慕之而何？”
那是從題柱故事而來。據說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這是漢代以降，蜀中人人熟知且稱頌的一個情節，推崇司馬相如為鄉先賢的人們一向以此勉勵少年子弟：蜀地雖僻處偏遠，然而誌量恢弘，包舉宇內，司馬相如探功名如取囊中物，一賦千金，何其容易？然而趙蕤所問，李白竟答不出。司馬相如位高金多，茂陵女兒羅列以進，願事箕帚，這不都是文章使然嗎？奇怪的是：他怎麽會因為“慕藺相如之為人”而改名呢？
趙蕤的答複令他驚奇而印象深刻。他認為：太史公著《史記》行文次第十分要緊，往往是命旨所在。《列傳》中說到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而改名之後，隨即插敘梁孝王入京朝覲，“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而相如隨即稱病、放棄了原先以金錢買得的“武騎常侍”之官，這一緊密承接的文法，有對比之意，說的是戰國時的談辯之徒，即同於漢時的語言侍從之臣。
漢代辭章，人稱高古，啟迪了爾後八百年詩賦傳習，可是回頭推看，其文筆義法之嚴密，旨趣之警策，音韻之鏗鏘，聲調之迭宕—趙蕤道：“難道不是從戰國縱橫口舌而來者乎？”
的確。太史公暗筆深藏的，正是作為一個文章家的司馬相如，其所濡染、瞻望、仿習者，未必是另一位前行的文章家；而後世詩賦的淵源也未必就是前代的詩賦。
此際，盧煥又為自己斟上一杯，環手向各席作勢敬了敬。看來此問相當慎重，他耐心地等著李白的答複。
李白躊躇了半晌，勉強道：“齊、梁以下，謝宣城深獲我心，晉、宋之間，則唯謝東山、陶靖節、謝康樂，讀之令人閑愉不倦。”
盧煥聞言，一語不發，雙瞳凝滯，像是隨著李白的言辭而一一懷想起謝安、陶潛、謝靈運和謝朓這些熠耀的名字。然而他的響應也讓李白一時為之語塞：
“自其顯而易見者觀之，這幾宗手筆，都是托身於山水之間，寄情於天地之外，不過—”盧煥微微一笑，道，“李郎所愛，竟然俱是世家顯宦，而長懷放浪之心，乃以詩為‘餘事’者。”
這是個不大尋常的說法，就連奇辯層出、機鋒四射的趙蕤都從未如此立論。李白欠了欠身，道：“請公明示。”
推本於故事，盧煥所言，不算強詞奪理。
謝安出身陳郡陽夏士族，四歲時即有“風神秀徹”的美譽，十三歲已名滿天下，連遠在遼東的慕容垂都曾致贈厚禮表達敬意。原本謝安屢違朝旨，不肯任官，時人乃有“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的慨歎。之後由於士族家業所係，王命在焉，不得不出仕。謝安曆任吳興太守、侍中兼吏部尚書、揚州刺史，都督十五州軍事兼衛將軍等職。對外，在前後五載之間，以淮南、淝水兩役，大敗前秦苻堅，維係了東晉的一線生機。對內，則以寬和辭讓的風度與布局，與桓溫、桓衝兄弟相周旋，維持長江上下遊間軍事與政治勢力的均衡和穩定，其一生成就，堪稱國柱宗風。
就文章而言，比對《晉書·列女傳》和更晚出的《詩經偶箋》所載，謝安曾經問過他的侄女謝道蘊和侄子謝玄：“毛詩何句最佳？”謝玄所鍾情的句子是《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道蘊所賞愛的句子是《大雅·烝民》裏的“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謝安因此而稱賞謝道蘊“有雅人深致”。
至於謝安，他心目中最佳的詩句，係意不在辭章之趣，也不在情誌之雅，卻顯現了心懷之遠大。那是《大雅·抑》裏的“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堪稱一個大政治家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理想：要將足以懸之十方、垂諸後世的謨命，在適當的時機，宣示於所有的人民。毫無疑義，謝安即使不以功業震鑠天下，也不會以詩人自命。
曆來稱“東山再起”，即是指謝安三十五歲時再度出仕之事。東山再起後五年，陶淵明出生。他在十二歲上遭到父喪，家境由此而日益艱困。
然而，陶淵明的三世祖陶侃，原為東晉一代名將，平定過杜弢、張昌、陳敏、蘇峻之亂，為太尉，封長沙郡公，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軍事。他的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相傳也在安城主持過政事。他的母氏也十分顯赫，外祖孟嘉曾經擔任過當時征西大將軍桓溫的長史。在這樣的背景下，躬耕田畝，不慕榮利，雖然是個人情性誌節所向，也樹立了千古以來極為獨特的風標。然而，出身世家，殆無疑義。
李白出生前整整三百年，也是晉安帝隆安五年，陶淵明在桓玄幕府，七月返江陵官署。經過塗口的時候，寫了一首《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其中有這樣的幾句：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商歌”典出於《淮南子·道應訓》：“寧越欲幹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仆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原文三用“商”字，可是就像詩中提及的“冠”和“爵”，這裏的“商”字也絕非泛泛之言，不該隻作“買賣”注解。寧越敲擊著牛角所唱的“商歌”，雖然與“生意”、“販賣”之商同字，但是一語雙關地表明了自己是“商人之後”，這就是“商代人”的涵義了；而能夠在齊桓公麵前重視並顯揚“商代人”的出身，無怪乎齊桓公會立刻訝異地察覺：這個歌者不是尋常之人，而是一個貴族。
陶淵明用“商歌非吾事”明誌，也清清楚楚地表達了雙關之意。一方麵，他的確出身高門，二方麵，他已經不再唱高門的高調了。這樣才能“投冠”（摘除並扔棄象征身份地位的官帽或儒巾），回到廢墟也似的故裏，不受爵祿的羈絆。這已經透露出陶淵明絲毫不眷戀的身份實則有如烙印一般難以洗除—他確乎有著不同於他獻身於“耦耕”的身份。
謝靈運出生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也是淝水之戰的第二年，曾祖父是謝安的長兄謝奕，祖父則是謝玄。謝靈運為後世所稱的別名“康樂”，便是從謝玄受封為“康樂公”的爵銜而來，當然也是一個世家子。李白對謝靈運之所以傾心，除了詩篇神韻流麗、情采深摯之外，還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謝玄以下，三代單傳，族親不免擔憂此子能否順利長成。偏巧就在他出生之前沒有多久，傳聞錢塘一帶道士杜明師者，夢見東南方有人來投宿於他的館邸。就在當晚，謝靈運呱呱墜地，而其出生地寧墅，恰在錢塘東南。於是謝、杜兩造協議，由杜明師撫養謝靈運，以道家淨室神明之庇蔭，或能使此子平安長大。謝靈運以是而直到十五歲才回故家定居，由此而有“阿客”、“客兒”之呼，他自呼“越客”，而後人也叫他“謝客”。而“客”，正是李白的父親自命之名。
其次，是劉裕篡晉之後的宋文帝元嘉八年—也是李白出生前整整二百七十年—謝靈運受命為臨川內史，他一意遊山玩水，荒廢政務，司徒劉義恭遣使收之，而根植於對前朝追懷以及對時事的憤慨，他卻興兵拒捕，這就是公然謀反了。幸而文帝愛才，減死一等，流放於廣州。其間情誌起伏，具現於一首不太合乎他平日詩風的作品之中，詩題《臨川被收》：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由晉而宋，易幟改朝已經十二年，謝靈運之所以忽然以不自量力之身，敢當顯戮滅門之禍，必須從其高門大族、苟延殘喘而受盡冷遇、誣陷的背景去看。於忍無可忍之際，猛然間慷慨為誓，要以謝安、謝玄之子孫自勵自高；明明是拒捕，卻偶存“恢複”的幻念。終於埋下了日後慘遭棄市的伏筆，他被禍身亡時，得年僅四十八。
畢竟，當謝靈運臨川拒捕的一刻，心中那一絲全然不切實際的、試圖僥幸而光大門第的妄想，卻深深打動了李白；他，也有相似的妄想。隻不過，李白尚不能印證自己的門第是不是正如父親李客那天枝之一指”而已。
另一方麵，李白也一直崇仰、傾慕謝靈運這首詩中第二句所提及的魯仲連。
長平之役，秦將白起坑殺趙卒號稱四十萬，戰後還圍了趙都邯鄲，時在趙孝王九年。當是時，鄰國至親的魏安釐王既派出不認真打仗的將軍晉鄙在趙、魏兩國的邊境上“觀兵”，又派遣了一個名叫新垣衍的說客由小路潛入邯鄲城中，企圖說服趙王“尊秦昭王為帝”。縱橫家魯仲連則力圖說服平原君對秦抗戰。
《史記·魯仲連列傳》敘述魯仲連雄辯滔滔，和新垣衍在平原君的麵前足足五個回合的口舌交鋒，使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複言帝秦’”。
這不是魯仲連第一次以口舌之辯止戰息爭。前此二十七年，燕將樂毅以五國之師犯齊，六個月之間，除即墨、莒城外，齊國已無完城。五年之後，即墨守將田單以火牛陣大敗燕軍，一路打到聊城。聊城燕將也硬頸不屈，雙方相持不下了一年多。
身為齊人的魯仲連在這個時候出現，援筆給那燕將修書一封，導之以義、脅之以勢、誘之以“終身之名，累世之功”，曆數墨翟、孫臏、管仲、曹沬等遠近史事，勸他不要再頑抗。魯仲連將書信以一箭射入聊城城中。那燕將讀了信，一連哭泣了三天，猶豫不能自決—他想回燕國，卻害怕國人疑其已叛；想降齊，又擔心鏖戰過久而仇釁難排，說不定還要受折辱。燕將為書信中之“義劫勢奪”，而又深知不可能“全名立功”，遂道：“與人刃我，寧自刃。”這燕將居然自殺，而解了聊城之圍。
按諸平生作詩慣常可知，終李白一生所吟，用魯仲連為典實的句子，不下數十處：“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魯連及夷齊，可以躡清芬”、“岧嶢廣成子，倜儻魯仲連”、“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仍留一枝箭，未射魯連書”、“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可謂不勝枚舉。
最令李白歎服的是，魯仲連總是飄然去來，從容談笑，於看似無所為之際建不世之奇勳，事了拂衣而去。而在李白所過目的前代詩家諸作之中，恰隻有謝靈運提到過魯仲連。這就使得王謝子弟的曆史麵貌，又讓李白多了一份親即之感。回顧盧煥的話，與李白所深引相契的謝靈運，也著實鑿枘相合—謝靈運，仍是一個“世家顯宦，而長懷放浪之心，乃以詩為‘餘事’者”。
此外，還有謝朓—
流放到廣州的謝靈運不意再度遭到讒謗，被控謀反。一個遠在江淮秦郡的盜匪趙欽，攀誣謝靈運出資購買弓箭刀盾，圖謀劫囚起事，此說純屬子虛，而當道則寧可信其有；背後是否出於彭城王劉義康的教唆，則大有可疑之處。謝靈運死後三十一年，謝朓出生。
謝朓的高祖謝據，為謝安之兄，祖父謝述是吳興太守，祖母是《後漢書》撰者範曄之姐，母親是宋文帝之女長城公主。物換星移幾度秋，當謝朓活躍於朝廷的時候，已經是南朝蕭齊的時代。他除了擔任過豫章王蕭嶷的太尉行參軍，還是竟陵王蕭子良幕下的功曹，與沈約、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蕭衍合為“竟陵八友”。其中，蕭衍日後以軍功受禪於宋和帝，成立南朝的第二個政權，國號為梁。
謝朓則是在南齊建武二年出任宣城太守，世稱“謝宣城”。也是在這個職守上，他為了避禍，而舉發嶽父王敬則謀反。雖然當即受了升賞，出任尚書吏部郎，一時騰譽於朝，而極為齊明帝所倚眷。然而，他的妻子卻從此利刃隨身，欲殺謝朓，為父報仇，夫妻以此而決裂，他甚至也因之而成了笑柄—範縝便常搬弄《詩經》上的句子“刑於寡妻”來嘲弄他。之後，也不過三四載光景，謝朓雖然拒絕了始安王蕭遙光與貴戚江祏、江祀兄弟合謀的篡立，卻仍由於首鼠兩端、兩麵應付的為人，還是不免遭到誣陷，死於獄中。
竟陵八友中的蕭衍曾經說過：“三日不讀謝詩，便覺口臭。”足見其傾倒。蕭衍之子—日後的梁簡文帝—也在《與湘東王書》中盛稱：“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對於謝朓，堪說推崇備至了。而八友的領袖沈約，則在謝朓死後寫了一首《傷謝朓》，其詩雲：“吏部（指謝朓之官尚書吏部郎）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這首詩結語自是為謝朓之冤鳴不平，次聯出句的“調與金石諧”則一筆勾魂，盡道其篇什的特色所在，就是借由聲調音律的鏗鏘諧暢，形成可與天籟媲美的結構。這也呼應了謝朓自己對於詩境的追求，他曾經如是說：“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之所以能臻於此，而令六朝其他詩人退一頭地，正因為謝朓的作品平仄協調，對偶工整，開啟兩百年後唐代號稱“近體”律絕的先河。
李白日後以落筆不能自已之句書寫謝朓者極多，有時是稱許和懷想，像是：“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三山懷謝朓，綠水望長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有時是借鏡而自況，像是：“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遊敬亭寄崔侍禦》）、“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有時是感歎斯人斯文竟無後繼者，像是：“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征？玄暉難再得，灑酒氣填膺”（《秋夜板橋浦泛月獨酌懷謝朓》）；有時又豔讚某家某作頗得謝朓之精神，像是：“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送儲邕之武昌》）；有時不為了什麽，或許就是忽然間一興突發，天外飛來，所觸仍是謝朓：“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這幾個李白脫口而出的名字，俱是前代大家。作為士人，他們留在世間的功業的確有霄壤之別；作為詩人，個別的情性、風調也絕不相同。然而，就連李白自己也納悶：為什麽不假思索，轉念便是他們？
這時，眾人皆已停杯止箸，唯獨那盧煥老者，酒興尚酣，索性捧起酒壺，就唇邊再豪飲了幾口，拍著胸膛道：
“李郎，彼等身在貴盛之中，原本無心濟天下。有如謝東山者，以望重而入仕；有如陶元亮者，以心遠而地偏；有如謝康樂者，不免懷憂而玩世，一死卻博得了殉舊之名，而竟能與孔北海、嵇中散齊肩；至於謝玄暉者，不過是畏禍及身，反複無常的一個人物—李郎若是真心傾慕此數公之作，則正應了老夫先前所欲唐突之事。”
“不敢，盧少府是前輩，盡管教訓。”
“李郎心儀前代貴盛之人，口吟近古質野之調，似有不屑為時下聲律所約束的意思。”盧煥越說，聲辭越發激動高亢而急促，“殊不知，汝若生於四百年前、與謝東山同時，三百年前、而猶及一睹陶靖節與謝康樂，抑或二百數十年前、尚能聞見謝玄暉一吟‘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一口氣說到這裏，盧煥竟然捉著胸前衣襟，渾身顫抖，另隻手連忙撐住幾案，陳過等人見狀有異，也紛紛離席，近前支應。盧煥性倔，非把喉頭言語說完不可：
“若在彼時，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詩否？”說完，又仰頭滿飲了壺中餘漿，“在彼時，在彼時—”
李白一驚。盧煥的醉言醉語仿佛揭開了他從來不忍探看的一個角落—原來是這“一介白身”四字；縱令如何致力於文章書史，滿心想要追隨那些聖賢、英雄、高士、才人；他猶原一介白身耳。說什麽太白金星下凡，隻消不在貴盛之家，偏能空懷鉛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實什麽都不能做。
那些在過往不知多少歲月以來，浮生隨波、一去而不返的人，留下的便是文字；用趙蕤經常用的譬喻來說，“曆曆如星辰”，其字句璀璨者，吟之詠之，親即如在眼前，若可一觸，每有相仿佛的處境時，便覺得某文某意特別生動佻達，像是專為千百年後的自己而作；遭遇了另一人事，便又會想起某詩某賦之中，合乎當前情態的形容，類此懷抱不一而足，又怎麽能夠專拈出某一人來概括議論呢？
他想說說屈原，可是他不喜歡這個人憂心悄悄；也因為屈宋齊名而想起了宋玉，可是，依照趙蕤縱橫者流的論理和思路，他總覺得宋玉的名氣多半是建立在其人對屈氏的抱屈和讚歎之上，引起了同情屈原者愛屋及烏的尊敬；至於文筆才思，遠不能及《離騷》、《遠遊》諸作，恐怕還真沾了屈子的光。
從際遇而文采，李白當然也想起了賈誼和司馬相如。賈誼，看來盡是英才招忌，時命多舛，滿身涕泗嗟歎，似無足以撐持起一個文章家偉麗而豐富的麵貌。
司馬相如的賦，曾經十足感動過他—當時他還年幼，不明白一個人怎麽可以識得那麽多的字，還能將這些字一一構築布置，打造成精致輝煌的宮室殿宇、池沼園林，並隨手指認飛禽走獸、奇岩怪石、珍花異草、鳴蟲遊魚。那些讀之非但令人神往、更使人氣結的大賦之作，居然都卷藏於一個人的方寸之間，多麽奇妙？
不過，這一份孺慕之情，並未撐持太久。當李白自己也開始仿襲前人手筆，作賦之後，便赫然發現：司馬相如的賦，徒見形貌瑰美，膚廓閎麗，卻失之繁縟，盡於誇飾，名物璀璨而情味寡少，往往不耐三讀。
倒是由於愛慕藺相如的為人而改名，李白覺得司馬相如還真有眼光—李白這時忽然神馳萬裏，想起趙蕤在夜課時借《兔園策》“相如題柱”的故事，問過他兩句：“藺相如非文章家，司馬相如慕之而何？”
那是從題柱故事而來。據說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這是漢代以降，蜀中人人熟知且稱頌的一個情節，推崇司馬相如為鄉先賢的人們一向以此勉勵少年子弟：蜀地雖僻處偏遠，然而誌量恢弘，包舉宇內，司馬相如探功名如取囊中物，一賦千金，何其容易？然而趙蕤所問，李白竟答不出。司馬相如位高金多，茂陵女兒羅列以進，願事箕帚，這不都是文章使然嗎？奇怪的是：他怎麽會因為“慕藺相如之為人”而改名呢？
趙蕤的答複令他驚奇而印象深刻。他認為：太史公著《史記》行文次第十分要緊，往往是命旨所在。《列傳》中說到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而改名之後，隨即插敘梁孝王入京朝覲，“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而相如隨即稱病、放棄了原先以金錢買得的“武騎常侍”之官，這一緊密承接的文法，有對比之意，說的是戰國時的談辯之徒，即同於漢時的語言侍從之臣。
漢代辭章，人稱高古，啟迪了爾後八百年詩賦傳習，可是回頭推看，其文筆義法之嚴密，旨趣之警策，音韻之鏗鏘，聲調之迭宕—趙蕤道：“難道不是從戰國縱橫口舌而來者乎？”
的確。太史公暗筆深藏的，正是作為一個文章家的司馬相如，其所濡染、瞻望、仿習者，未必是另一位前行的文章家；而後世詩賦的淵源也未必就是前代的詩賦。
此際，盧煥又為自己斟上一杯，環手向各席作勢敬了敬。看來此問相當慎重，他耐心地等著李白的答複。
李白躊躇了半晌，勉強道：“齊、梁以下，謝宣城深獲我心，晉、宋之間，則唯謝東山、陶靖節、謝康樂，讀之令人閑愉不倦。”
盧煥聞言，一語不發，雙瞳凝滯，像是隨著李白的言辭而一一懷想起謝安、陶潛、謝靈運和謝朓這些熠耀的名字。然而他的響應也讓李白一時為之語塞：
“自其顯而易見者觀之，這幾宗手筆，都是托身於山水之間，寄情於天地之外，不過—”盧煥微微一笑，道，“李郎所愛，竟然俱是世家顯宦，而長懷放浪之心，乃以詩為‘餘事’者。”
這是個不大尋常的說法，就連奇辯層出、機鋒四射的趙蕤都從未如此立論。李白欠了欠身，道：“請公明示。”
推本於故事，盧煥所言，不算強詞奪理。
謝安出身陳郡陽夏士族，四歲時即有“風神秀徹”的美譽，十三歲已名滿天下，連遠在遼東的慕容垂都曾致贈厚禮表達敬意。原本謝安屢違朝旨，不肯任官，時人乃有“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的慨歎。之後由於士族家業所係，王命在焉，不得不出仕。謝安曆任吳興太守、侍中兼吏部尚書、揚州刺史，都督十五州軍事兼衛將軍等職。對外，在前後五載之間，以淮南、淝水兩役，大敗前秦苻堅，維係了東晉的一線生機。對內，則以寬和辭讓的風度與布局，與桓溫、桓衝兄弟相周旋，維持長江上下遊間軍事與政治勢力的均衡和穩定，其一生成就，堪稱國柱宗風。
就文章而言，比對《晉書·列女傳》和更晚出的《詩經偶箋》所載，謝安曾經問過他的侄女謝道蘊和侄子謝玄：“毛詩何句最佳？”謝玄所鍾情的句子是《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道蘊所賞愛的句子是《大雅·烝民》裏的“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謝安因此而稱賞謝道蘊“有雅人深致”。
至於謝安，他心目中最佳的詩句，係意不在辭章之趣，也不在情誌之雅，卻顯現了心懷之遠大。那是《大雅·抑》裏的“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堪稱一個大政治家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的理想：要將足以懸之十方、垂諸後世的謨命，在適當的時機，宣示於所有的人民。毫無疑義，謝安即使不以功業震鑠天下，也不會以詩人自命。
曆來稱“東山再起”，即是指謝安三十五歲時再度出仕之事。東山再起後五年，陶淵明出生。他在十二歲上遭到父喪，家境由此而日益艱困。
然而，陶淵明的三世祖陶侃，原為東晉一代名將，平定過杜弢、張昌、陳敏、蘇峻之亂，為太尉，封長沙郡公，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軍事。他的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相傳也在安城主持過政事。他的母氏也十分顯赫，外祖孟嘉曾經擔任過當時征西大將軍桓溫的長史。在這樣的背景下，躬耕田畝，不慕榮利，雖然是個人情性誌節所向，也樹立了千古以來極為獨特的風標。然而，出身世家，殆無疑義。
李白出生前整整三百年，也是晉安帝隆安五年，陶淵明在桓玄幕府，七月返江陵官署。經過塗口的時候，寫了一首《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其中有這樣的幾句：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商歌”典出於《淮南子·道應訓》：“寧越欲幹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仆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原文三用“商”字，可是就像詩中提及的“冠”和“爵”，這裏的“商”字也絕非泛泛之言，不該隻作“買賣”注解。寧越敲擊著牛角所唱的“商歌”，雖然與“生意”、“販賣”之商同字，但是一語雙關地表明了自己是“商人之後”，這就是“商代人”的涵義了；而能夠在齊桓公麵前重視並顯揚“商代人”的出身，無怪乎齊桓公會立刻訝異地察覺：這個歌者不是尋常之人，而是一個貴族。
陶淵明用“商歌非吾事”明誌，也清清楚楚地表達了雙關之意。一方麵，他的確出身高門，二方麵，他已經不再唱高門的高調了。這樣才能“投冠”（摘除並扔棄象征身份地位的官帽或儒巾），回到廢墟也似的故裏，不受爵祿的羈絆。這已經透露出陶淵明絲毫不眷戀的身份實則有如烙印一般難以洗除—他確乎有著不同於他獻身於“耦耕”的身份。
謝靈運出生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也是淝水之戰的第二年，曾祖父是謝安的長兄謝奕，祖父則是謝玄。謝靈運為後世所稱的別名“康樂”，便是從謝玄受封為“康樂公”的爵銜而來，當然也是一個世家子。李白對謝靈運之所以傾心，除了詩篇神韻流麗、情采深摯之外，還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謝玄以下，三代單傳，族親不免擔憂此子能否順利長成。偏巧就在他出生之前沒有多久，傳聞錢塘一帶道士杜明師者，夢見東南方有人來投宿於他的館邸。就在當晚，謝靈運呱呱墜地，而其出生地寧墅，恰在錢塘東南。於是謝、杜兩造協議，由杜明師撫養謝靈運，以道家淨室神明之庇蔭，或能使此子平安長大。謝靈運以是而直到十五歲才回故家定居，由此而有“阿客”、“客兒”之呼，他自呼“越客”，而後人也叫他“謝客”。而“客”，正是李白的父親自命之名。
其次，是劉裕篡晉之後的宋文帝元嘉八年—也是李白出生前整整二百七十年—謝靈運受命為臨川內史，他一意遊山玩水，荒廢政務，司徒劉義恭遣使收之，而根植於對前朝追懷以及對時事的憤慨，他卻興兵拒捕，這就是公然謀反了。幸而文帝愛才，減死一等，流放於廣州。其間情誌起伏，具現於一首不太合乎他平日詩風的作品之中，詩題《臨川被收》：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由晉而宋，易幟改朝已經十二年，謝靈運之所以忽然以不自量力之身，敢當顯戮滅門之禍，必須從其高門大族、苟延殘喘而受盡冷遇、誣陷的背景去看。於忍無可忍之際，猛然間慷慨為誓，要以謝安、謝玄之子孫自勵自高；明明是拒捕，卻偶存“恢複”的幻念。終於埋下了日後慘遭棄市的伏筆，他被禍身亡時，得年僅四十八。
畢竟，當謝靈運臨川拒捕的一刻，心中那一絲全然不切實際的、試圖僥幸而光大門第的妄想，卻深深打動了李白；他，也有相似的妄想。隻不過，李白尚不能印證自己的門第是不是正如父親李客那天枝之一指”而已。
另一方麵，李白也一直崇仰、傾慕謝靈運這首詩中第二句所提及的魯仲連。
長平之役，秦將白起坑殺趙卒號稱四十萬，戰後還圍了趙都邯鄲，時在趙孝王九年。當是時，鄰國至親的魏安釐王既派出不認真打仗的將軍晉鄙在趙、魏兩國的邊境上“觀兵”，又派遣了一個名叫新垣衍的說客由小路潛入邯鄲城中，企圖說服趙王“尊秦昭王為帝”。縱橫家魯仲連則力圖說服平原君對秦抗戰。
《史記·魯仲連列傳》敘述魯仲連雄辯滔滔，和新垣衍在平原君的麵前足足五個回合的口舌交鋒，使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複言帝秦’”。
這不是魯仲連第一次以口舌之辯止戰息爭。前此二十七年，燕將樂毅以五國之師犯齊，六個月之間，除即墨、莒城外，齊國已無完城。五年之後，即墨守將田單以火牛陣大敗燕軍，一路打到聊城。聊城燕將也硬頸不屈，雙方相持不下了一年多。
身為齊人的魯仲連在這個時候出現，援筆給那燕將修書一封，導之以義、脅之以勢、誘之以“終身之名，累世之功”，曆數墨翟、孫臏、管仲、曹沬等遠近史事，勸他不要再頑抗。魯仲連將書信以一箭射入聊城城中。那燕將讀了信，一連哭泣了三天，猶豫不能自決—他想回燕國，卻害怕國人疑其已叛；想降齊，又擔心鏖戰過久而仇釁難排，說不定還要受折辱。燕將為書信中之“義劫勢奪”，而又深知不可能“全名立功”，遂道：“與人刃我，寧自刃。”這燕將居然自殺，而解了聊城之圍。
按諸平生作詩慣常可知，終李白一生所吟，用魯仲連為典實的句子，不下數十處：“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魯連及夷齊，可以躡清芬”、“岧嶢廣成子，倜儻魯仲連”、“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仍留一枝箭，未射魯連書”、“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可謂不勝枚舉。
最令李白歎服的是，魯仲連總是飄然去來，從容談笑，於看似無所為之際建不世之奇勳，事了拂衣而去。而在李白所過目的前代詩家諸作之中，恰隻有謝靈運提到過魯仲連。這就使得王謝子弟的曆史麵貌，又讓李白多了一份親即之感。回顧盧煥的話，與李白所深引相契的謝靈運，也著實鑿枘相合—謝靈運，仍是一個“世家顯宦，而長懷放浪之心，乃以詩為‘餘事’者”。
此外，還有謝朓—
流放到廣州的謝靈運不意再度遭到讒謗，被控謀反。一個遠在江淮秦郡的盜匪趙欽，攀誣謝靈運出資購買弓箭刀盾，圖謀劫囚起事，此說純屬子虛，而當道則寧可信其有；背後是否出於彭城王劉義康的教唆，則大有可疑之處。謝靈運死後三十一年，謝朓出生。
謝朓的高祖謝據，為謝安之兄，祖父謝述是吳興太守，祖母是《後漢書》撰者範曄之姐，母親是宋文帝之女長城公主。物換星移幾度秋，當謝朓活躍於朝廷的時候，已經是南朝蕭齊的時代。他除了擔任過豫章王蕭嶷的太尉行參軍，還是竟陵王蕭子良幕下的功曹，與沈約、王融、蕭琛、範雲、任昉、陸倕、蕭衍合為“竟陵八友”。其中，蕭衍日後以軍功受禪於宋和帝，成立南朝的第二個政權，國號為梁。
謝朓則是在南齊建武二年出任宣城太守，世稱“謝宣城”。也是在這個職守上，他為了避禍，而舉發嶽父王敬則謀反。雖然當即受了升賞，出任尚書吏部郎，一時騰譽於朝，而極為齊明帝所倚眷。然而，他的妻子卻從此利刃隨身，欲殺謝朓，為父報仇，夫妻以此而決裂，他甚至也因之而成了笑柄—範縝便常搬弄《詩經》上的句子“刑於寡妻”來嘲弄他。之後，也不過三四載光景，謝朓雖然拒絕了始安王蕭遙光與貴戚江祏、江祀兄弟合謀的篡立，卻仍由於首鼠兩端、兩麵應付的為人，還是不免遭到誣陷，死於獄中。
竟陵八友中的蕭衍曾經說過：“三日不讀謝詩，便覺口臭。”足見其傾倒。蕭衍之子—日後的梁簡文帝—也在《與湘東王書》中盛稱：“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對於謝朓，堪說推崇備至了。而八友的領袖沈約，則在謝朓死後寫了一首《傷謝朓》，其詩雲：“吏部（指謝朓之官尚書吏部郎）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這首詩結語自是為謝朓之冤鳴不平，次聯出句的“調與金石諧”則一筆勾魂，盡道其篇什的特色所在，就是借由聲調音律的鏗鏘諧暢，形成可與天籟媲美的結構。這也呼應了謝朓自己對於詩境的追求，他曾經如是說：“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之所以能臻於此，而令六朝其他詩人退一頭地，正因為謝朓的作品平仄協調，對偶工整，開啟兩百年後唐代號稱“近體”律絕的先河。
李白日後以落筆不能自已之句書寫謝朓者極多，有時是稱許和懷想，像是：“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三山懷謝朓，綠水望長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有時是借鏡而自況，像是：“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遊敬亭寄崔侍禦》）、“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有時是感歎斯人斯文竟無後繼者，像是：“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征？玄暉難再得，灑酒氣填膺”（《秋夜板橋浦泛月獨酌懷謝朓》）；有時又豔讚某家某作頗得謝朓之精神，像是：“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送儲邕之武昌》）；有時不為了什麽，或許就是忽然間一興突發，天外飛來，所觸仍是謝朓：“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這幾個李白脫口而出的名字，俱是前代大家。作為士人，他們留在世間的功業的確有霄壤之別；作為詩人，個別的情性、風調也絕不相同。然而，就連李白自己也納悶：為什麽不假思索，轉念便是他們？
這時，眾人皆已停杯止箸，唯獨那盧煥老者，酒興尚酣，索性捧起酒壺，就唇邊再豪飲了幾口，拍著胸膛道：
“李郎，彼等身在貴盛之中，原本無心濟天下。有如謝東山者，以望重而入仕；有如陶元亮者，以心遠而地偏；有如謝康樂者，不免懷憂而玩世，一死卻博得了殉舊之名，而竟能與孔北海、嵇中散齊肩；至於謝玄暉者，不過是畏禍及身，反複無常的一個人物—李郎若是真心傾慕此數公之作，則正應了老夫先前所欲唐突之事。”
“不敢，盧少府是前輩，盡管教訓。”
“李郎心儀前代貴盛之人，口吟近古質野之調，似有不屑為時下聲律所約束的意思。”盧煥越說，聲辭越發激動高亢而急促，“殊不知，汝若生於四百年前、與謝東山同時，三百年前、而猶及一睹陶靖節與謝康樂，抑或二百數十年前、尚能聞見謝玄暉一吟‘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一口氣說到這裏，盧煥竟然捉著胸前衣襟，渾身顫抖，另隻手連忙撐住幾案，陳過等人見狀有異，也紛紛離席，近前支應。盧煥性倔，非把喉頭言語說完不可：
“若在彼時，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詩否？”說完，又仰頭滿飲了壺中餘漿，“在彼時，在彼時—”
李白一驚。盧煥的醉言醉語仿佛揭開了他從來不忍探看的一個角落—原來是這“一介白身”四字；縱令如何致力於文章書史，滿心想要追隨那些聖賢、英雄、高士、才人；他猶原一介白身耳。說什麽太白金星下凡，隻消不在貴盛之家，偏能空懷鉛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實什麽都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