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韜確然是那樣跪著死了。他遍體無傷，卻心膽俱裂，說是被月娘那不忍切膚的三刀給活活嚇死的，也不為過。總之，一副屍身便趺坐於驛道旁的落木叢草之中。幾個時辰以後，被東西兩驛間的邏卒發見，複耽延及翌日拂曉，才招來了鄉中專事殯葬的仵作驗看，直以行路人饑寒淩迫，惡疾暴發了事。
可是好事者不乏其人，仵作裏有一勘輿人，一向好弄道術偏偏是他一口咬定：屍身近旁塵埃中有削落襆頭一頂，發絲一綹刀痕俐落明白；而死者胸臆間瘀血如掌，堪見髒腑碎裂；統而言之，豈非有人力與焉？
如此一來，更多的好事之人從而紛紛想起：屍身出現的前半夜，東行驛路上確然有勁裝胡女的形跡—彼女頭裹繡花巾，髻扣寬簷帽，身著絳紅衫……由此而生出的轇轕，如風帶雨行，不多時便沿江而下，紛傳諸郡。喧騰最烈的，便是女子俠行報仇的說法。不多時，謠諑也傳到了李白耳中—他不得不為之驚心：那所謂“胡女”的裝束，他朝朝暮暮思之念之，當然熟悉得很。
至於路邊這僧人，則出於另一段因緣。此人祖上為李唐皇室，受封為琅琊王，曾與越王共謀起兵反武後，滿門為武氏誅殺殆盡，唯一子在繈褓間為乳母持竄而苟全。這孩子八歲的時候，乳母委之於岐州，任令生滅，夤緣遇一僧，奇其樣貌，乃為之落發，令出家。此子日後長成，戒行具足，成為長安青龍寺的住持，法號儀光。
儀光禪師與裴行儉的侄孫裴寬有長達數十年的情誼，之所以不辭千裏間關，迢遞入蜀，也是裴寬一封來信所提醒。會有這麽一封信，卻是由於另一名高僧一行的緣故。
裴寬一向為神僧一行所私淑，為在家弟子。這號稱國師的神僧近年間奉皇命修大衍曆，天文地象，萬理分陳。諸稿齊備，隻待細校再勘、以為定抄之際，一行本人忽然在本年九月間圓寂了。當是時，裴寬為河南尹，坐府於洛陽。由於生小篤信佛法，與一行的師父普寂禪師也有方外交。某夕，裴寬到普寂受詔管領香火的敬愛寺拜訪，普寂麵色出奇凝重，道：“貧道恰有細務，暫無暇，使君自擇處稍憩。”
裴寬熟門熟路，不以為意，隨興揀了一間閑室，入內趺坐小歇。不料斜眼一瞥，竟然從兩三扇錯落開啟的紙屏門間，透見了令他終身難忘的景象。先是那普寂禪師，親自灑水持帚，清洗著大殿並捧執香火入爐，貌極恭謹。是後巍然端坐，瞑目喃喃，像是在默誦著經卷。不多時，殿外傳來敲門聲，有小沙彌童音繚繞，連綴不迭“天師一行和尚到了！天師一行和尚到了！”
此公明明人在長安修訂曆法，然而眼前數武之外，這甩開大步邁上殿來的，可不就是他本人嗎？一行僧是歲年壽四十五、臘數二十四，看上去卻額頰皺褶，顏麵枯縮，渾似八九旬行將就木之翁世人都說這是他博覽強記，洽詳墳典，與聞天機過甚之故。
但見他來到普寂麵前，先行過尊師三拜之禮，複因身為國師而受了普寂的迎拜之禮。往還已畢，一行傾身上前，普寂則俯首帖耳，凝神諦聽。一語既畢，相互頷首；複語其次，再相互頷首如此再三再四。普寂隻有一言應答：“是。”其間，還回頭往裴寬憩身之處望了一眼。
一行交代完幾番話語之後，繞過普寂，向內走下台階，進了南屋，反手關上門。普寂這時才緩聲吩咐眾家弟子：“放鍾。一行和尚滅度了！”驗諸後事，一行的肉身並不在南屋之中，可是一身袈裟，卻有如蟬蛻的軀殼一般，頭向北方，腳向南方，齊整平坦地鋪在榻上，仿佛人形。據聞，一行真身是在長安雲居寺滅度的皇帝哀痛不已，先敕有司以五十萬錢為起造金剛寶塔一座，此舉亦大唐開國以來所未曾有。
個中關節，尤在於一行圓寂之前化魂千裏而來，直赴洛下敬愛寺，究竟在他師傅普寂耳邊說了些什麽？據日後筆記家傳聞，國師一共囑咐了五件事，其中第四樁，似乎是因裴寬就在密邇之地臨時起意，而順便交代了與裴寬日後遭際有關的幾句教訓。第五樁，乃是從裴寬身上又接引而出，遂涉及長安青龍寺住持儀光和尚。一行僧是這麽說的：
“因緣合和，莫可相失，師便去同府尹說：彼有一方外友，交甚篤，斯人在長安青龍寺領香火，有十二年前所結宿緣未完，會須逐驛道入巴東，任意而行，必有所遇；則知我佛所言‘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洵非誑言妄語也！彼法慧通明者，自能了計。”
儀光除了出身皇族，所遇亦甚奇，民間傳聞：他曾經拒納岐州刺史李彧之女，卻又不忍以僧佛道理之辯，拂逆對方一片善愛之情，索性持刀自宮，斷絕大欲。足見其人性情瑰奇，節行偉烈，向道之誌，萬古彌堅。而在八歲上為他落發的和尚，亦非泛泛之輩，彼僧法號明達。
明達法師來曆蒙昧，中土鮮有人知，隻道他經常從潼關之下的閿鄉出入，師事一僧，法號萬回—據說萬回僧也是天上菩薩犯戒，謫下凡間，有前知之能；而這未卜先驗、觀微知著的能耐，就由萬回而明達，複由明達而儀光，一脈傳了下來。
舊說：某過客，專程來拜萬回，謂：“某欲進京省謁雙親，不知親安否？”萬回給了那人一根竹杖，待彼抵達京師之時，父母親都過世了。原來杖者，服喪之相；授之以杖，顯係預告丁憂之事，堪見其術不謬。但此事卻在《紀聞錄》中誤係於萬回的徒弟明達名下。
明達年少時初隨萬回遊京，曾經指著受封恒國公、官拜麟台監的權臣張易之新造的宅第說：“將作！將作！”當時人皆不解其意，後來張易之事敗、受誅，宅第充公為將作監的官署，人們才不得不服其神明。可是這一段經曆，卻又被《譚賓錄》、《兩京記等書誤記為萬回的故事。
至於另一樁異行，則是將儀光所言，錯錄到明達名下。《紀聞錄》又雲：“ （明）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日後天寶之亂，哥舒翰擁兵潼關，堅守未幾，卻由於不能忍事，大軍決城而出，結果一敗塗地死傷狼藉。方圓數十裏間，枯骨堆埋數尺。而這幾句早就逆料而驗的話，實出於儀光，而非明達。
儀光此番入蜀，原本另有訪舊的目的。十二年前蜀中那一趟雲遊，曾與峨眉山清涼寺濬和尚結識。當時濬和尚告以：初從大通寺道海僧人處學了一曲《風入鬆》，勤操勉拂，夙夜不輟。然而無論多麽恬適的心情、寧靜的光景，彈來總是“風自風、鬆自鬆兩不相幹”。嗣後返山，《風入鬆》的曲調卻常縈懷係心，不可或忘每苦丈室無琴，隻能“空揮煙靄，聊憶宮商”。
可是多少歲月過去，即使手邊無琴具，濬和尚冥思弄曲，似乎頗有進境。兩三年前，道海僧曾經發付一客、一奴攜古琴“綠綺過清涼寺，又讓這濬和尚“暢意撚撥，漸識天籟”。
依《譚賓錄》所載，濬和尚晚年已經能“窺音聲相感、吹萬應答之理”；有時聽旁的僧人敲擊木魚，還會說：“此擊，聲從槌來此擊，聲從魚來。”其精審細辨如此。當裴寬將一行的遺言轉告儀光時，儀光頷首答道：“此貧道合當入蜀之期，便聽琴去者！”
至於那“不馴有用，不馴無用”的故事，究竟是說給月娘聽的還是說給毛韜聽的，似乎也一如木魚敲擊，難以分辨究竟是槌聲抑或是魚聲。總之，儀光誦罷經唄，算是在生死刹那之間超渡了毛韜。他隨即杖錫西奔，日夜兼程，又過了一個多月，終於來到清涼寺。一見麵，濬和尚當下喚來那個名叫務本的琴奴，吩咐道：“累汝居此瀕三載，今日可攜琴返矣。”
接著，濬和尚便為儀光奏了一曲《風入鬆》。彈罷，乃道：“某初抱琴習此曲一月，即歸。是後空憶聲韻而弄之，每以左手為風，右手為鬆，三年而不得；改以右手為風，左手為鬆，又三年，複不得。前承道海借‘綠綺’來，更三年，漸覺風非風、鬆非鬆，指非指、琴非琴—不意竟得之矣！行將就木之年，始知心、物兩端，寧非如此？一念強為區別，不如百載晝夜，時刻聆聽木魚。”
“和尚窮一紀之力，悟至道於一曲，當說幸甚！”儀光皺了皺眉頭，他此行途中已有感應，濬和尚時日不多，此夕或即是兩人最後的一晤。
濬和尚看來卻相當坦易，連說起一樁憂心之事，都還麵帶微笑：“今某臘盡，猶恨老憊而話多，未能及於無生法忍，曾經誤了一人。”
“無生法忍”之忍，認也、任也。除了俗習字麵的承當、耐受之外，尚有以正見正覺而認知、深識的意思。有此識力，乃能“無生”—不分眾生與眾生之異，也不別眾生與一己之異；即使是度眾生，亦能不見眾生；相對說來，也就祛除了諸般我執。菩薩在未成佛之前，證得“無生法忍”，於是認得智慧，圓悟透徹。這是濬和尚當下體認，漫對來客說教，雖然是一片諄諄之心，日後思來，或許於那少年未必恰切。此時的濬和尚但覺片言之教，貽誤於人，似乎又嚴重了，不免令儀光好奇起來，道：“如何是誤？”
濬和尚左手兜纏袍袖，右手平伸一掌，從琴額之嶽山以迄於琴尾之龍齦，橫撫一過。雖然掌心去弦三寸有餘，然催氣而行，琴上平素就應指起落的樂音這時竟油然而作，聲不甚高，好似沉吟。但聞濬和尚趁聲而道：“彼少年，自雲‘心不平靜’，貧道告知以心不靜，更不說—此即大誤人！”
“何以見得？”
“人盡說：言為心之畫，情為言之本。貧道則謂：心為言之具，言為情之本。情動則不靜，情既動，複勉之以無言，固無情矣！”濬和尚又將琴上懸空三寸的右掌逆向朝琴首拂了一過，這時不著拈指而自鳴的綠綺琴像是受了馴服、能通彈者的心意，繼續沉吟出聲，仍是那一曲《風入鬆》。濬和尚則接著說道：“汝昔年所斷，一器而已；彼少年子若乃奉貧道當日之說，則情根不免斫傷矣。”
濬和尚所舉以為例者，看似一微不足道的經曆，可是儀光卻別有體會—他隱約察覺，濬和尚是要借著那“言為心畫，情為言本”和“心為言具，言為情本”二語，開啟一番針鋒相對的辯論。
這是南朝蕭梁以下、楞伽宗大興以來，一個新興的辯旨—心為何物？武氏當國晚期，有一名僧，年九十餘，法號神秀，曾於久視元年為武氏遺使迎至洛陽，複入長安內道場，深受崇敬，弟子普寂、義福等闡揚宗風，時號“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神秀示眾偈雖寥寥數語，卻風行天下：“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舍父逃走。”自中宗、睿宗兩朝以來，無論世俗方外，凡有士大夫群聚囂談之處，多有講論“心之為物，如何是本”者；這種談辯也為日後禪法南北二宗之爭開了先河。而以“心法”為核心的爭議自有其淵源。
整整兩百年前，菩提達摩一襲棉布袈裟自中天竺東來，隨商旅乘海船，至廣州複抵金陵，傳求那跋陀羅《楞伽經》之法，以佛國高僧法駕之尊，麵謁梁武帝蕭衍，一番晤談，卻不歡而散。其事具載於《五燈會元》：
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
達摩所謂的“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是取譬借喻，指蕭衍自以為完備的功德實則有如漏杓，不能累積；複如形影，不成實體。蕭衍接二連三的追問，都是徒務名相，不究本然，與達摩所欲開示的空寂圓融、絕聖去智等無相諸法，根本是圓鑿方枘，相去甚遠。達摩因此一葦渡江，至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山洞中麵壁九年，相傳即此“壁觀”之法，舍偽歸真、無自無他，日夕默然，時稱“壁觀婆羅門”。而後以袈裟為信物，再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代代楞伽師衣缽相沿；至於惠能，便開啟了後世稱為禪宗的法門。
近事，則須從五祖弘忍說起。
弘忍為四祖道信在破頭山中偶遇之栽鬆道人投胎，生於李白降生前整百年，七歲上遇見四祖道信，道信一眼看出，這童子就是當年曾向他覓法的山中故友，遂宣稱：此人“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弘忍以此而入破頭山道場，六年後披剃。由於道信有意栽培，弘忍苦修三十餘年，在永徽三年—也就是弘忍五十歲上道信付法傳衣，由弘忍繼承此宗法席，日後還在破頭山之東的馮茂山另辟道場，額曰“東山寺”。
東山法門顯然與弘忍沉毅靜默的性格氣質有關。《傳法寶記謂：“晝則混跡驅使，夜則坐攝至曉，未嚐懈倦，精至累年。”這種勞其筋骨、力任雜役的實踐更與《楞伽師資記》中所稱“緘口於是非之場，融心於色空之境”是一致的。無論行住坐臥，身口意念，皆是道場佛事，而此一緘默，又旁通於道家的“清靜”、“去欲”、“無言”，故雲：“蓋靜亂之無二，乃語默之恒一。”
《宗鏡錄·卷九十七》引這五祖弘忍語：“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而心與佛法的傳承有關，乃是漸變而來。二祖慧可的傳法偈子是這麽說的：“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能生。”三祖僧璨的法偈則更進一步：“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猶是將農事為傳法之喻到了四祖道信，開始將心做地，而雲：“理盡歸心，心既清淨，淨即本性，內外唯一心，是智慧相。”再到五祖弘忍，則雲：“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祖隻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
也就是在這百年間，佛、道兩家各自發明、互相滲透，多攻心法。關鍵在於“口說玄理，默授與人”，而佛法存言一旦融合了道家的修辭論理，便益發容易在士大夫群中宣揚傳播。一時之間虛靜、語默、坐忘、無言……成了時興的話柄，即使不修行、不觀想不辨理、不窮經，一樣侃侃談得。
襲法衣而主宗派之後十度春秋，時當龍朔元年，弘忍已經是花甲一僧，也有尋覓法嗣的意思，便命門人各呈一偈，以驗功果。當時上座弟子神秀呈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另一弟子惠能亦呈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傳聞：弘忍讀此二偈，高下立判，即招惠能入室，趁夜為宣講《金剛經》大旨，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惠能豁然開悟，弘忍遂將達摩初祖的袈裟密傳惠能，示為傳人，命他連夜南歸。《神會語錄》所載，則其間不止一日：“忍大師就碓上密說直了見性。於夜間潛喚入房，三日三夜共語。”這是師徒之間的私傳密授，內容若何，應無外人得知。據推測，應答所及，乃是“佛性”究竟。然而惠能隨即夜下九江南行，其緣故一直眾說紛紜。有以為弘忍授意，為免宗派繼承之爭，故命惠能連夜遁走，這是沒有根據的。
按諸實事情理，弘忍曾經以打趣之語稱惠能“獦獠”—這是說惠能出身為獵取生靈為食的野人—值此傳燈之夕，竟遣惠能遠赴嶺南故鄉，或恐另有用意。早先，弘忍的玩笑是這麽說的：“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的回答則是：“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這一問一答，開出了兩條門徑。其一，指向弘忍發付惠能出走的動機，明明是要讓能通嶺南殊方之言的惠能回到故裏去宣教。其二，則指向了佛性是否存在於一切人身，當然也包括了後來的禪宗以諸佛菩薩與凡人狗子同具本性的議論。
五祖弘忍入滅，門下神秀一支聲勢廣大，脈絡深密，到了久視元年，武氏尚且迎禪師入京，跪拜相迎—當時的惠能仍無籍籍之名。武氏欲以神秀為國師，神秀還親口上奏：傳承衣缽者，乃是師弟惠能。當時神秀的弟子以惠能“不識字”而欲加嘲謗，神秀卻為惠能辯護：“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傅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至於惠能，對於神秀所傳法有異於己也頗能相容，而有這樣的描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
總之，在惠能與神秀兩人身上，傳法袈裟之歸屬以及修行法門之差異，原本無涉於宗派之區別、傳承之真偽。六祖究竟是誰？似乎也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的問題。
惠能赴嶺南三十七年，多在曹溪寶林寺弘法，後世稱為南宗相對地，在京洛之間的神秀，則被人呼為北宗。其間—也就是李白一家自西域潛返蜀中的神龍元年—武後曾派內侍薛簡往韶州曹溪召惠能入京，惠能借辭年邁風疾，又已久匿林下，拒不應命。
雖然朝廷尊重惠能之意，並賜贈袈裟及五百疋生絹，以為供養可是南宗不來親即，北宗卻因此而日益受到皇室的提倡，以及士大夫的攀附。而惠能所傳南宗之法，要一直到開元二十年前後，多次由惠能的弟子神會召開無遮大會，展開滑台之辯，力主袈裟為正宗信物，更主頓悟之法優於漸悟之法，曹溪之學才重新受到世人青睞而在三五年之後展開的那多場辯論之中，神會的對手之一，就是神秀的高徒，已經年邁的敬愛寺高僧普寂。
這是開元十五年秋，敬愛寺普寂從他的徒弟一行和尚處得法語五則，一行隨即滅度示寂。其中第五則，是讓裴寬轉令儀光入蜀完其緣法。第四則，是告以裴寬十六字偈語：“四維之傾，將在安陸彼時出家，卻添官祿。”其事將驗諸天寶年間，安史亂前，裴寬因之而逃過了一場死難。
第三則，乃是關於普寂日後應對惠能弟子神會召開無遮大會時所提出的辯難，俾一立論的窾竅；一行的遺言如此：“日月之行，與人相隨；袈裟法意，須臾不離。”這話可以從兩麵看，一麵是說：無論人行跡何在，日月總當空明照，猶如袈裟在身；另一麵則是說：菩提達摩袈裟乃是傳法信物，宗派所在，猶如當空日月，不容不從。而所謂袈裟，是惠能受於弘忍、攜往嶺南之物，乃菩提達摩所遺。日後牽動了禪宗南北二宗、頓漸二法的千古之爭，這，都在一行對普寂交代的另外兩則遺言之中。
彼時，一行與普寂互禮已畢，相對趺坐安身，一行複傾身向前，道：“奉師上座一偈。”
“願聞。”
“逢會不會，默守吉祥。道遠不遠，傳止興唐。”
此中“會”字兩意，“遠”字亦兩意，皆須於三數年後方能驗之。第一個會字指的是神秀、惠能兩宗的弟子神會；第一個遠字指的則是一名來自山東地區的著名說法僧崇遠。普寂和神會在日後的滑台之會上唇槍舌劍，往複陳詞，掀起禪宗南北兩派之爭。而崇遠也以此與普寂卷入了更綿密的是非因果。普寂終於在開元二十七年、以八十八歲高齡坐化於長安興唐寺，滅度前口中喃喃數語，即是一行所贈的第二偈：
“言漸其功，心頓其果。參於造化，是以無我。”
若說前一偈預示了滑台之會的情景，那麽這第二偈，則揭示了一行自己宏觀宇宙的心地；當然也就反襯出開元中葉以後，“為法嗣嫡傳之爭而邀招於方外清淨之地”的帝國權柄，已經完全迷墮於凡事有我的境界。
一行在滅度之前分魂東入洛京，對於普寂殷殷相囑，顯見意有所寄，他不希望師尊普寂日後介入無謂的辯難。尤其是在“南頓”“北漸”這一俗說紛紜、而於修持無實益的爭辯，所以才會有“言漸其功，心頓其果”的平議，他用意殷切，是在指出：諸般關於佛法的思索，都是經由語言日積月累形成，一旦有所開悟，總是頓也一定是漸修而成的結果。這一番話，居然與惠能所謂“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不謀而合隻可惜普寂一意專務於禪宗授受號召，不能舍離嫡傳名位，日後還是不免與神會展開了一場權力的爭鬥。
至於遠在峨眉山清涼寺的濬和尚，麵對不辭迢遞而來的老友儀光，隻能留下令人一時費解的遺言：“貧道資質魯鈍，不知誑語誤人幾何，幸汝緣法，祈為正謬。”
“師何所尋覓？”
“綿州李十二白。”
“何所垂訓？”
“隻說貧道也不平靜。”
可是好事者不乏其人，仵作裏有一勘輿人，一向好弄道術偏偏是他一口咬定：屍身近旁塵埃中有削落襆頭一頂，發絲一綹刀痕俐落明白；而死者胸臆間瘀血如掌，堪見髒腑碎裂；統而言之，豈非有人力與焉？
如此一來，更多的好事之人從而紛紛想起：屍身出現的前半夜，東行驛路上確然有勁裝胡女的形跡—彼女頭裹繡花巾，髻扣寬簷帽，身著絳紅衫……由此而生出的轇轕，如風帶雨行，不多時便沿江而下，紛傳諸郡。喧騰最烈的，便是女子俠行報仇的說法。不多時，謠諑也傳到了李白耳中—他不得不為之驚心：那所謂“胡女”的裝束，他朝朝暮暮思之念之，當然熟悉得很。
至於路邊這僧人，則出於另一段因緣。此人祖上為李唐皇室，受封為琅琊王，曾與越王共謀起兵反武後，滿門為武氏誅殺殆盡，唯一子在繈褓間為乳母持竄而苟全。這孩子八歲的時候，乳母委之於岐州，任令生滅，夤緣遇一僧，奇其樣貌，乃為之落發，令出家。此子日後長成，戒行具足，成為長安青龍寺的住持，法號儀光。
儀光禪師與裴行儉的侄孫裴寬有長達數十年的情誼，之所以不辭千裏間關，迢遞入蜀，也是裴寬一封來信所提醒。會有這麽一封信，卻是由於另一名高僧一行的緣故。
裴寬一向為神僧一行所私淑，為在家弟子。這號稱國師的神僧近年間奉皇命修大衍曆，天文地象，萬理分陳。諸稿齊備，隻待細校再勘、以為定抄之際，一行本人忽然在本年九月間圓寂了。當是時，裴寬為河南尹，坐府於洛陽。由於生小篤信佛法，與一行的師父普寂禪師也有方外交。某夕，裴寬到普寂受詔管領香火的敬愛寺拜訪，普寂麵色出奇凝重，道：“貧道恰有細務，暫無暇，使君自擇處稍憩。”
裴寬熟門熟路，不以為意，隨興揀了一間閑室，入內趺坐小歇。不料斜眼一瞥，竟然從兩三扇錯落開啟的紙屏門間，透見了令他終身難忘的景象。先是那普寂禪師，親自灑水持帚，清洗著大殿並捧執香火入爐，貌極恭謹。是後巍然端坐，瞑目喃喃，像是在默誦著經卷。不多時，殿外傳來敲門聲，有小沙彌童音繚繞，連綴不迭“天師一行和尚到了！天師一行和尚到了！”
此公明明人在長安修訂曆法，然而眼前數武之外，這甩開大步邁上殿來的，可不就是他本人嗎？一行僧是歲年壽四十五、臘數二十四，看上去卻額頰皺褶，顏麵枯縮，渾似八九旬行將就木之翁世人都說這是他博覽強記，洽詳墳典，與聞天機過甚之故。
但見他來到普寂麵前，先行過尊師三拜之禮，複因身為國師而受了普寂的迎拜之禮。往還已畢，一行傾身上前，普寂則俯首帖耳，凝神諦聽。一語既畢，相互頷首；複語其次，再相互頷首如此再三再四。普寂隻有一言應答：“是。”其間，還回頭往裴寬憩身之處望了一眼。
一行交代完幾番話語之後，繞過普寂，向內走下台階，進了南屋，反手關上門。普寂這時才緩聲吩咐眾家弟子：“放鍾。一行和尚滅度了！”驗諸後事，一行的肉身並不在南屋之中，可是一身袈裟，卻有如蟬蛻的軀殼一般，頭向北方，腳向南方，齊整平坦地鋪在榻上，仿佛人形。據聞，一行真身是在長安雲居寺滅度的皇帝哀痛不已，先敕有司以五十萬錢為起造金剛寶塔一座，此舉亦大唐開國以來所未曾有。
個中關節，尤在於一行圓寂之前化魂千裏而來，直赴洛下敬愛寺，究竟在他師傅普寂耳邊說了些什麽？據日後筆記家傳聞，國師一共囑咐了五件事，其中第四樁，似乎是因裴寬就在密邇之地臨時起意，而順便交代了與裴寬日後遭際有關的幾句教訓。第五樁，乃是從裴寬身上又接引而出，遂涉及長安青龍寺住持儀光和尚。一行僧是這麽說的：
“因緣合和，莫可相失，師便去同府尹說：彼有一方外友，交甚篤，斯人在長安青龍寺領香火，有十二年前所結宿緣未完，會須逐驛道入巴東，任意而行，必有所遇；則知我佛所言‘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洵非誑言妄語也！彼法慧通明者，自能了計。”
儀光除了出身皇族，所遇亦甚奇，民間傳聞：他曾經拒納岐州刺史李彧之女，卻又不忍以僧佛道理之辯，拂逆對方一片善愛之情，索性持刀自宮，斷絕大欲。足見其人性情瑰奇，節行偉烈，向道之誌，萬古彌堅。而在八歲上為他落發的和尚，亦非泛泛之輩，彼僧法號明達。
明達法師來曆蒙昧，中土鮮有人知，隻道他經常從潼關之下的閿鄉出入，師事一僧，法號萬回—據說萬回僧也是天上菩薩犯戒，謫下凡間，有前知之能；而這未卜先驗、觀微知著的能耐，就由萬回而明達，複由明達而儀光，一脈傳了下來。
舊說：某過客，專程來拜萬回，謂：“某欲進京省謁雙親，不知親安否？”萬回給了那人一根竹杖，待彼抵達京師之時，父母親都過世了。原來杖者，服喪之相；授之以杖，顯係預告丁憂之事，堪見其術不謬。但此事卻在《紀聞錄》中誤係於萬回的徒弟明達名下。
明達年少時初隨萬回遊京，曾經指著受封恒國公、官拜麟台監的權臣張易之新造的宅第說：“將作！將作！”當時人皆不解其意，後來張易之事敗、受誅，宅第充公為將作監的官署，人們才不得不服其神明。可是這一段經曆，卻又被《譚賓錄》、《兩京記等書誤記為萬回的故事。
至於另一樁異行，則是將儀光所言，錯錄到明達名下。《紀聞錄》又雲：“ （明）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日後天寶之亂，哥舒翰擁兵潼關，堅守未幾，卻由於不能忍事，大軍決城而出，結果一敗塗地死傷狼藉。方圓數十裏間，枯骨堆埋數尺。而這幾句早就逆料而驗的話，實出於儀光，而非明達。
儀光此番入蜀，原本另有訪舊的目的。十二年前蜀中那一趟雲遊，曾與峨眉山清涼寺濬和尚結識。當時濬和尚告以：初從大通寺道海僧人處學了一曲《風入鬆》，勤操勉拂，夙夜不輟。然而無論多麽恬適的心情、寧靜的光景，彈來總是“風自風、鬆自鬆兩不相幹”。嗣後返山，《風入鬆》的曲調卻常縈懷係心，不可或忘每苦丈室無琴，隻能“空揮煙靄，聊憶宮商”。
可是多少歲月過去，即使手邊無琴具，濬和尚冥思弄曲，似乎頗有進境。兩三年前，道海僧曾經發付一客、一奴攜古琴“綠綺過清涼寺，又讓這濬和尚“暢意撚撥，漸識天籟”。
依《譚賓錄》所載，濬和尚晚年已經能“窺音聲相感、吹萬應答之理”；有時聽旁的僧人敲擊木魚，還會說：“此擊，聲從槌來此擊，聲從魚來。”其精審細辨如此。當裴寬將一行的遺言轉告儀光時，儀光頷首答道：“此貧道合當入蜀之期，便聽琴去者！”
至於那“不馴有用，不馴無用”的故事，究竟是說給月娘聽的還是說給毛韜聽的，似乎也一如木魚敲擊，難以分辨究竟是槌聲抑或是魚聲。總之，儀光誦罷經唄，算是在生死刹那之間超渡了毛韜。他隨即杖錫西奔，日夜兼程，又過了一個多月，終於來到清涼寺。一見麵，濬和尚當下喚來那個名叫務本的琴奴，吩咐道：“累汝居此瀕三載，今日可攜琴返矣。”
接著，濬和尚便為儀光奏了一曲《風入鬆》。彈罷，乃道：“某初抱琴習此曲一月，即歸。是後空憶聲韻而弄之，每以左手為風，右手為鬆，三年而不得；改以右手為風，左手為鬆，又三年，複不得。前承道海借‘綠綺’來，更三年，漸覺風非風、鬆非鬆，指非指、琴非琴—不意竟得之矣！行將就木之年，始知心、物兩端，寧非如此？一念強為區別，不如百載晝夜，時刻聆聽木魚。”
“和尚窮一紀之力，悟至道於一曲，當說幸甚！”儀光皺了皺眉頭，他此行途中已有感應，濬和尚時日不多，此夕或即是兩人最後的一晤。
濬和尚看來卻相當坦易，連說起一樁憂心之事，都還麵帶微笑：“今某臘盡，猶恨老憊而話多，未能及於無生法忍，曾經誤了一人。”
“無生法忍”之忍，認也、任也。除了俗習字麵的承當、耐受之外，尚有以正見正覺而認知、深識的意思。有此識力，乃能“無生”—不分眾生與眾生之異，也不別眾生與一己之異；即使是度眾生，亦能不見眾生；相對說來，也就祛除了諸般我執。菩薩在未成佛之前，證得“無生法忍”，於是認得智慧，圓悟透徹。這是濬和尚當下體認，漫對來客說教，雖然是一片諄諄之心，日後思來，或許於那少年未必恰切。此時的濬和尚但覺片言之教，貽誤於人，似乎又嚴重了，不免令儀光好奇起來，道：“如何是誤？”
濬和尚左手兜纏袍袖，右手平伸一掌，從琴額之嶽山以迄於琴尾之龍齦，橫撫一過。雖然掌心去弦三寸有餘，然催氣而行，琴上平素就應指起落的樂音這時竟油然而作，聲不甚高，好似沉吟。但聞濬和尚趁聲而道：“彼少年，自雲‘心不平靜’，貧道告知以心不靜，更不說—此即大誤人！”
“何以見得？”
“人盡說：言為心之畫，情為言之本。貧道則謂：心為言之具，言為情之本。情動則不靜，情既動，複勉之以無言，固無情矣！”濬和尚又將琴上懸空三寸的右掌逆向朝琴首拂了一過，這時不著拈指而自鳴的綠綺琴像是受了馴服、能通彈者的心意，繼續沉吟出聲，仍是那一曲《風入鬆》。濬和尚則接著說道：“汝昔年所斷，一器而已；彼少年子若乃奉貧道當日之說，則情根不免斫傷矣。”
濬和尚所舉以為例者，看似一微不足道的經曆，可是儀光卻別有體會—他隱約察覺，濬和尚是要借著那“言為心畫，情為言本”和“心為言具，言為情本”二語，開啟一番針鋒相對的辯論。
這是南朝蕭梁以下、楞伽宗大興以來，一個新興的辯旨—心為何物？武氏當國晚期，有一名僧，年九十餘，法號神秀，曾於久視元年為武氏遺使迎至洛陽，複入長安內道場，深受崇敬，弟子普寂、義福等闡揚宗風，時號“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神秀示眾偈雖寥寥數語，卻風行天下：“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舍父逃走。”自中宗、睿宗兩朝以來，無論世俗方外，凡有士大夫群聚囂談之處，多有講論“心之為物，如何是本”者；這種談辯也為日後禪法南北二宗之爭開了先河。而以“心法”為核心的爭議自有其淵源。
整整兩百年前，菩提達摩一襲棉布袈裟自中天竺東來，隨商旅乘海船，至廣州複抵金陵，傳求那跋陀羅《楞伽經》之法，以佛國高僧法駕之尊，麵謁梁武帝蕭衍，一番晤談，卻不歡而散。其事具載於《五燈會元》：
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
達摩所謂的“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是取譬借喻，指蕭衍自以為完備的功德實則有如漏杓，不能累積；複如形影，不成實體。蕭衍接二連三的追問，都是徒務名相，不究本然，與達摩所欲開示的空寂圓融、絕聖去智等無相諸法，根本是圓鑿方枘，相去甚遠。達摩因此一葦渡江，至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山洞中麵壁九年，相傳即此“壁觀”之法，舍偽歸真、無自無他，日夕默然，時稱“壁觀婆羅門”。而後以袈裟為信物，再傳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代代楞伽師衣缽相沿；至於惠能，便開啟了後世稱為禪宗的法門。
近事，則須從五祖弘忍說起。
弘忍為四祖道信在破頭山中偶遇之栽鬆道人投胎，生於李白降生前整百年，七歲上遇見四祖道信，道信一眼看出，這童子就是當年曾向他覓法的山中故友，遂宣稱：此人“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弘忍以此而入破頭山道場，六年後披剃。由於道信有意栽培，弘忍苦修三十餘年，在永徽三年—也就是弘忍五十歲上道信付法傳衣，由弘忍繼承此宗法席，日後還在破頭山之東的馮茂山另辟道場，額曰“東山寺”。
東山法門顯然與弘忍沉毅靜默的性格氣質有關。《傳法寶記謂：“晝則混跡驅使，夜則坐攝至曉，未嚐懈倦，精至累年。”這種勞其筋骨、力任雜役的實踐更與《楞伽師資記》中所稱“緘口於是非之場，融心於色空之境”是一致的。無論行住坐臥，身口意念，皆是道場佛事，而此一緘默，又旁通於道家的“清靜”、“去欲”、“無言”，故雲：“蓋靜亂之無二，乃語默之恒一。”
《宗鏡錄·卷九十七》引這五祖弘忍語：“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而心與佛法的傳承有關，乃是漸變而來。二祖慧可的傳法偈子是這麽說的：“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能生。”三祖僧璨的法偈則更進一步：“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猶是將農事為傳法之喻到了四祖道信，開始將心做地，而雲：“理盡歸心，心既清淨，淨即本性，內外唯一心，是智慧相。”再到五祖弘忍，則雲：“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祖隻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
也就是在這百年間，佛、道兩家各自發明、互相滲透，多攻心法。關鍵在於“口說玄理，默授與人”，而佛法存言一旦融合了道家的修辭論理，便益發容易在士大夫群中宣揚傳播。一時之間虛靜、語默、坐忘、無言……成了時興的話柄，即使不修行、不觀想不辨理、不窮經，一樣侃侃談得。
襲法衣而主宗派之後十度春秋，時當龍朔元年，弘忍已經是花甲一僧，也有尋覓法嗣的意思，便命門人各呈一偈，以驗功果。當時上座弟子神秀呈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另一弟子惠能亦呈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傳聞：弘忍讀此二偈，高下立判，即招惠能入室，趁夜為宣講《金剛經》大旨，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惠能豁然開悟，弘忍遂將達摩初祖的袈裟密傳惠能，示為傳人，命他連夜南歸。《神會語錄》所載，則其間不止一日：“忍大師就碓上密說直了見性。於夜間潛喚入房，三日三夜共語。”這是師徒之間的私傳密授，內容若何，應無外人得知。據推測，應答所及，乃是“佛性”究竟。然而惠能隨即夜下九江南行，其緣故一直眾說紛紜。有以為弘忍授意，為免宗派繼承之爭，故命惠能連夜遁走，這是沒有根據的。
按諸實事情理，弘忍曾經以打趣之語稱惠能“獦獠”—這是說惠能出身為獵取生靈為食的野人—值此傳燈之夕，竟遣惠能遠赴嶺南故鄉，或恐另有用意。早先，弘忍的玩笑是這麽說的：“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惠能的回答則是：“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這一問一答，開出了兩條門徑。其一，指向弘忍發付惠能出走的動機，明明是要讓能通嶺南殊方之言的惠能回到故裏去宣教。其二，則指向了佛性是否存在於一切人身，當然也包括了後來的禪宗以諸佛菩薩與凡人狗子同具本性的議論。
五祖弘忍入滅，門下神秀一支聲勢廣大，脈絡深密，到了久視元年，武氏尚且迎禪師入京，跪拜相迎—當時的惠能仍無籍籍之名。武氏欲以神秀為國師，神秀還親口上奏：傳承衣缽者，乃是師弟惠能。當時神秀的弟子以惠能“不識字”而欲加嘲謗，神秀卻為惠能辯護：“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傅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至於惠能，對於神秀所傳法有異於己也頗能相容，而有這樣的描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
總之，在惠能與神秀兩人身上，傳法袈裟之歸屬以及修行法門之差異，原本無涉於宗派之區別、傳承之真偽。六祖究竟是誰？似乎也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的問題。
惠能赴嶺南三十七年，多在曹溪寶林寺弘法，後世稱為南宗相對地，在京洛之間的神秀，則被人呼為北宗。其間—也就是李白一家自西域潛返蜀中的神龍元年—武後曾派內侍薛簡往韶州曹溪召惠能入京，惠能借辭年邁風疾，又已久匿林下，拒不應命。
雖然朝廷尊重惠能之意，並賜贈袈裟及五百疋生絹，以為供養可是南宗不來親即，北宗卻因此而日益受到皇室的提倡，以及士大夫的攀附。而惠能所傳南宗之法，要一直到開元二十年前後，多次由惠能的弟子神會召開無遮大會，展開滑台之辯，力主袈裟為正宗信物，更主頓悟之法優於漸悟之法，曹溪之學才重新受到世人青睞而在三五年之後展開的那多場辯論之中，神會的對手之一，就是神秀的高徒，已經年邁的敬愛寺高僧普寂。
這是開元十五年秋，敬愛寺普寂從他的徒弟一行和尚處得法語五則，一行隨即滅度示寂。其中第五則，是讓裴寬轉令儀光入蜀完其緣法。第四則，是告以裴寬十六字偈語：“四維之傾，將在安陸彼時出家，卻添官祿。”其事將驗諸天寶年間，安史亂前，裴寬因之而逃過了一場死難。
第三則，乃是關於普寂日後應對惠能弟子神會召開無遮大會時所提出的辯難，俾一立論的窾竅；一行的遺言如此：“日月之行，與人相隨；袈裟法意，須臾不離。”這話可以從兩麵看，一麵是說：無論人行跡何在，日月總當空明照，猶如袈裟在身；另一麵則是說：菩提達摩袈裟乃是傳法信物，宗派所在，猶如當空日月，不容不從。而所謂袈裟，是惠能受於弘忍、攜往嶺南之物，乃菩提達摩所遺。日後牽動了禪宗南北二宗、頓漸二法的千古之爭，這，都在一行對普寂交代的另外兩則遺言之中。
彼時，一行與普寂互禮已畢，相對趺坐安身，一行複傾身向前，道：“奉師上座一偈。”
“願聞。”
“逢會不會，默守吉祥。道遠不遠，傳止興唐。”
此中“會”字兩意，“遠”字亦兩意，皆須於三數年後方能驗之。第一個會字指的是神秀、惠能兩宗的弟子神會；第一個遠字指的則是一名來自山東地區的著名說法僧崇遠。普寂和神會在日後的滑台之會上唇槍舌劍，往複陳詞，掀起禪宗南北兩派之爭。而崇遠也以此與普寂卷入了更綿密的是非因果。普寂終於在開元二十七年、以八十八歲高齡坐化於長安興唐寺，滅度前口中喃喃數語，即是一行所贈的第二偈：
“言漸其功，心頓其果。參於造化，是以無我。”
若說前一偈預示了滑台之會的情景，那麽這第二偈，則揭示了一行自己宏觀宇宙的心地；當然也就反襯出開元中葉以後，“為法嗣嫡傳之爭而邀招於方外清淨之地”的帝國權柄，已經完全迷墮於凡事有我的境界。
一行在滅度之前分魂東入洛京，對於普寂殷殷相囑，顯見意有所寄，他不希望師尊普寂日後介入無謂的辯難。尤其是在“南頓”“北漸”這一俗說紛紜、而於修持無實益的爭辯，所以才會有“言漸其功，心頓其果”的平議，他用意殷切，是在指出：諸般關於佛法的思索，都是經由語言日積月累形成，一旦有所開悟，總是頓也一定是漸修而成的結果。這一番話，居然與惠能所謂“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不謀而合隻可惜普寂一意專務於禪宗授受號召，不能舍離嫡傳名位，日後還是不免與神會展開了一場權力的爭鬥。
至於遠在峨眉山清涼寺的濬和尚，麵對不辭迢遞而來的老友儀光，隻能留下令人一時費解的遺言：“貧道資質魯鈍，不知誑語誤人幾何，幸汝緣法，祈為正謬。”
“師何所尋覓？”
“綿州李十二白。”
“何所垂訓？”
“隻說貧道也不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