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略述馬鳴生傳奇的一生之際，李白不時地撫膺振臂，仿佛那是自己的經曆一般。李衍看著，怔住了，他雖不如侄兒那樣熟讀《神仙傳》，甚至從未聽說過馬鳴生其人，但是李白三言兩語下來，他卻覺得馬鳴生之所遭逢，也是他自己的處境。流外小吏出身，所遇多尊官大使，若非極為難得的寵遇，無論再汲汲促促多少歲月，絕無身居清要之望。
個中感慨，他不吐不快，卻又不能在東道主麵前暢談，隻有在辭別許家之後，邀李白同返驛所，這時皎月臨空，清輝勻滿，李衍遲疑了許久，自先搖頭歎息，繼之不覺失笑，道：“憑汝‘國人一空’之論、並‘一去不歸’之語，這婚事，看似—議不成了。”
李白倒背著雙手，漫為閑步，也不是真有什麽去處，隻是一心躁動，靜不下來，逕在通透的月光下踩著自己的影子，想著紫荊樹下的一瞥，良久，才道：“彼女溫婉平易，格是出身高門。”
“設若—”李衍像是自問、又像是試探一問，“成就了呢？”
“吾當先遣丹砂小童往峨眉山僧處討綠綺之琴來，挑之以《鳳求凰》曲。複覓此間通衢廣裏，設清簾酒肆，當壚放歌，但視許公何以應之？”李白有心玩笑，先自笑了，又搖頭道，“可惜丹砂不在！
李衍眉峰乍聚，肅容道：“某與汝實說了罷！議婚事有達人之囑、眾人之望在焉，莫可造次。”
“達人”二字，不消說是指天師司馬承禎與秘書監崔滌，“眾人則包括了丹丘子與李衍，可是李白沒有想到的尚有一人，說的是新正之日持酒來拜、又在桃李園見過一麵的薛乂員外。
啊！久未見此人了—李白心頭想的這句話沒說出口，嘴上仍毫不在乎地道：“議婚須使錢帛，非等閑事；侄自溯江以來，囊橐散訖，隨身契券隨手打旋，所餘亦無幾矣！”
所謂打旋，即古語融通、後世稱撥兌者。多半用於以書券代償所值。出具書券的一方換取錢貨之際，為了求現或者取得物什往往以多折少，不免損值而不予計較。
“吾家三代，未見似汝般肯揮霍者！”一個“肯”字，用力甚深李衍看他渾不在意，隻道這侄兒逞才率性，放縱無節，實在有些按捺不住，脫口說了這麽一句重話。
李白側過頭，想了想，微微一哂，且不答複，隻道了聲：“侄去去即回。”說時向李衍匆匆一揖，甩開大步往驛所西北側的棧房走去，果然片刻而返，手中多了個以絳紅絲絛捆紮嚴密的青色綾袋裹覆著鼓突突、沉甸甸的物事。顯然，是他前往早先堆置箱籠囊篋之處取來的。
李白且不忙拆解絲絛，隻一手捧住，另一手拈搓著綾布，道：“此物原是錦官城大通寺亡僧依筏所有，僧死俵唱遺物，競價高者得之此袋本以盛聖相，為大明寺僧慈元俵得。”說到此，李白頓了頓，道“慈元者，與侄同赴錦城、峨眉之道侶也。”
李衍點點頭，仍不知李白是何用意；但見他緩慢而謹慎地拆開了絲絛，撥開袋口，露出裏麵的物事，是一大一小兩錠銀餅。李衍一眼覷得分明：一錠是二十三兩的，一錠是十兩的。常例打造如此。然而除了有大宗交易者之外，市井商民並不常用，亦不多見。
“此銀，則得之於錦城陳醍醐酒坊主人陳過—蓋為主人積欠家大人糧穀之資，其數具載於契券。”
“錦官城之行，既然是為汝父征債？”李衍不解地問道，“奈何與僧同行？”
“大人恰是彼僧‘缽底’。”李白低聲道。
李白說的不是“大明寺缽底”，李衍一聽這話就明白了：那是開元十年詔敕天下寺觀清點僧、尼、道士、女冠私財之後，出家人私囊所有，凡是超過三、二十畝田產之值者，“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這時，號稱一寺之“缽底”—尤其是那些擁有大筆錢帛，行商五湖四海的施主—便不隻是為叢林常住盤桓香火，也有借著替僧、尼、道士、女冠藏匿私財，而擁有更多的本金。
說到這一地步，涉及李客的經營，李衍就不便多問了；他知道：李白若有隱衷，自會檢取他能說的話、謹慎地說。
“銀餅取自陳醍醐酒坊，隨即散與慈元，此中另有緣故，乃是大人私沒大明寺六十斤逐春紙，轉作侄就學於東岩子趙君之束脩。”
“吹雲布雨，鑿壁收光，這—”李衍忍不住笑了，“確實是汝父慣常之所為！是以，銀餅畢竟歸那僧人之所有了。”
“然。”李白將銀餅再收入袋中，仔細綁上絲絛，歎道，“慈元未幾即暴病而死。無何，大人匆匆促侄攜黃挾白、雜以各方書契，登程遠遊—豈料：此袋、此銀，居然都在侄之行篋中。”
接下來的話，應該要說自己違命不赴三峽、九江，卻謀斷自由，高飛遠走，放跡江湖，逐歌酒、耽聲色，隨興之所至，以定行止將可疑之產，盡付天涯之客。仿佛隻有如此，才算了卻了對人世間的虧負—這，又是一段難與他人屢述細說的心路。他隻淡淡地說“非分之財，不敢從事聚斂，散之天下，亦無可憾；何況用之於納征請婚？”
李衍顯然不同意他的說法，仍板著一張老臉，道：“我聞之於薛乂員外，謂汝以‘五蠹人’之名縱橫廣陵，有諸？”
李白默然。
“則汝竟不知《韓非子·五蠹》有雲‘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乎？
對幼叔如對大人，這是過庭之訓，李白隻能垂首不語。
“吾家在安西累世貨販，疏通萬邦，克濟有無，此即通練起明之大道。一入大國而身為賤民，此中原道統，亦屬無奈。然行商者豈其聚斂致富而已？”李衍凝眸亢聲，淚光粼粼，越說越發慷慨，“彼僧死即死耳！留取其財，貨殖四方，古人所謂軸轤遠致，充奉陵邑此業寧不壯哉？何如汝征歌逐酒自奉養耶？”
教訓得激動無前，李衍連連跺腳，李白這時不由自主，雙膝落地，把個頭顱垂得更低了。
李衍卻沒有住口的意思，他繞著李白踱步，時而一句：“大孝終身慕父母。”時而又一句：“嫌疑汝父即是不肖！”“怨懟汝父即是大逆！”
月光直罩罩當頂而下，如灌如沐，好似直要把這庭院以及外邊的無垠大地洗滌得更加透徹。隨著更漏漸晚，李白被訓斥得有如銀針刺剟，侵肌入髓，卻覺得無比痛快。他被李衍的話語翻剝了一層，雖然仍不明白李客是不是有心吞占慈元的遺產，更不知那吞占是不是為了滿足一己的貪壑；李白也無從理會，昔年李氏一門被竄逐出走之後，是否當真有以商事傾城而敵國的本領；但是，李衍的斥責，讓他更清楚地逼視自己的初心：他對父親的嫌疑、怨懟，恐怕隻能淵源於他無以正視自己卑下的身家；他從來看不起行商。
“汝且起；某啟行在即，縱使稍遷延時日，或亦不及伴汝親迎—”李衍的神情顯得困乏了，欲言又止，良久才道，“許使君家迭遭險釁，諸禮從簡；於汝，乃是便宜處。然而親迎嘉禮一節，則萬萬不可荒怠。大事若諧，汝便從‘未廟見婚’之律，在此安頓生涯，毋忽意於進取。屆時居宅行止等事，薛乂員外自有區處。”
這番話說來精緊切要，卻是深思熟慮而後吐露的。身為久未謀麵的叔叔，又格於家業分流的形勢，他自知不應該勉強侄子走上一條坎坷、卻未必通達的仕宦之途。然而，期勉李白上進，並促成兩家婚媒的，卻不隻是一二人而已。
其中的薛乂，其實是另有盤算的。
開春以來，薛乂穿梭於許、李二家之間，時有禮貺相遺，毫不掩飾自己的動機，就是傳聞中許府家藏、為數巨萬的萬年青銅錢。薛乂兄弟都有一套經世濟民的雄辯，也很令人心懾而服理：“若不能充其量鑄錢，則人人靳惜所有，畏懼購求，天下物資，滯於殊方，貨殖蕭散，穀器朽爛，而國恒危矣！”
有了這麽一個切合實情也有利於民生的主張，不隻許自正心馳意動，連朝廷都不得不改弦易轍。從當年宋璟、蘇頲派監察禦史蕭隱之赴江淮窮治盜鑄，濫捕商民，因而引發廣泛的民怨之後，到如今不過幾度春秋，情勢為之丕變。京師以外絕大多數的都邑之地，非但不舉發盜鑄，市井見錢則喜，有那實在銅料不足的開元通寶到手，稍稍用力捏拿，居然軟爛，而人亦不以為惡，照常使來買賣還流通得更快。
這就給了王公貴家、中朝顯宦們極大的鼓舞，因為他們所領取的月俸、力課等收入，若是轉換成錢，可自數萬以迄於數百萬不等，卻還都是官鑄良錢，他們也樂意把這些良錢當作銅母，非但利用厚生，自己的財富也可以轉手而倍增。
李衍旁觀者清，看得出來，這一番話已經深深打動許自正，想趕緊把萬年青拿出來，當作銅母，交由薛乂兄弟雇買匠人，雜以鉛錫及鐵等物，鍛造新錢。一經如此手段，少則以一孳五，多則以一孳八，但視其軟堅略有差等而已。
當作銅母的錢，盡管不是整躉發付輸送，而是分批運往廣陵等地，規模也著實不小，單人獨力，匹馬孤帆，決計力有未逮。於是必須借助於櫃坊；這，是有其長遠背景的。
一般行商，迢遞往來，大批錢帛攜行不便，也容易引起盜賊覬覦。因此便與經常僦居的邸店、商家合計，租用棧房，暫為貯存將來證以書券，約以日期，憑券取贖。有時在甲地存放，複至乙地取用，也所在多有。至於所存放的，漸漸地就不隻是錢帛了，甚至還會擴及於不至於腐壞的貨物。依唐律“邸店者，居物之處為邸，沽賣之處為店”可知：邸店是供應行商飲饌、居住以及寄存商品與錢帛之地。當時赫赫有名的“竇家店”便是其中佼佼者，店主東在長安西市“造店二十餘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
邸店的主業畢竟是供行客居停，往來人等雜遝，出入搬運錢貨頻繁，仍有若幹不便。於是再從此中分別出專為儲存、支付錢帛的店麵房棧，謂之櫃坊。這種從民間逐漸發展出來的生意，直到多年以後，竟為官方仿習借取，就形成了製度。《新唐書·食貨誌》載：“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不過，縱使是以買賣貨販為名目，終須走運數量龐大的銅錢，還是得具備行商身份方可。而自天子以下，人人出身有公驗、遊方有過所，每過津關，都要嚴格覈實這兩者具載之文。薛乂的兄弟雖然在廣陵身居“維揚十友”之一，也就是個行商，不過他在安州卻沒有名譽，貿然攜行許家大批的萬年青，堂皇就道，極易啟人疑竇。在許自正而言，他必須信得過一個具備行商身份的人—而這個人，當然最好是像子婿一樣的家人。薛乂之所以汲汲營營為李、許二家合親，其動機如此。
倒是在李衍的叮嚀之中，那“未廟見之律”，是一個樞紐。古來婚娶，按諸禮儀，妻隨夫居，終是常情。尤其是在士大夫階層，沿襲儒家士婚之禮，竟有至於動靜全依章句，行止必搜典籍的講究。講禮儀，為的是顧門麵；大唐承襲六朝門第觀，婚嫁前考征兩家門戶高下，也常到了某品某秩、毫厘不失的地步。大體而言，士大夫階層以內通婚姻之好，本來就是為了彰顯過往的榮光、鞏固現有的權力，或者是起振未來的契機。
然而士大夫之家，不至於在一地永久任官，其內遷外轉，進流退逐，也非時可逆料。此外，議婚諸般條件都合適的夫妻兩家，又不必然常住在相鄰州縣；即使一時密邇，也還可能隨著官任所在，日久分離。時移事往，到了下一代再議婚，男方往往不能將攜新婦返鄉回裏、拜見雙親，以及像孔夫子所說的：“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這句古語的斷讀和解釋紛紜其說，也有以為應該是：“三月而廟見禰，來婦也。”大意不外就是說：翁姑在時拜翁姑，翁姑不在拜神主。可是，新郎遠在異地，就近成婚，至有不得不居住在女家，而無法返還鄉裏，行“廟見”之禮的，這一形式的婚姻卻也不能歸入“就婚”（入贅）之類，便稱之為“未廟見婚”。
可以想見，薛乂與李衍、許自正，甚至包括郝氏在內的安州親族方麵，在如何完婚、如何成禮，以及日後的日子如何收拾，都已經有過縝密的商議，而李衍說得如此簡潔、俐落，似乎也有些許不要李白參詳太多的用意。畢竟，李白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揣摩出這一場婚事之中不足以與人言的盤算。
李白的確另有所思。他反複咀嚼著那兩句“在此安頓生涯毋忽意於進取”。仿佛就是說：兩三年來，他這種恣意放蕩、隨遇而安的漂泊，就要止息了。他的行囊、他的馬匹，他隨手浪擲的錢財和歲月，一任從眼前耳邊經過而從不停歇的聲歌人物、舟車景色，都將成為過去。他也可以想象：自己即將要置身於一棟居宅庭院之中，可能還真像是早歲在大明寺追隨諸僧起居時那般晨修夜課，就連大匡山上與趙蕤、月娘散處山野的逍遙來去，都不可複得。
隻不過，令他無從捉摸的，是他的身邊將會有一個陌生的女子
李衍看他神情迷離惝恍，似有不可言說的愁懟，這讓李衍越發放心不下，還以為李白性情孤傲，對於這種近似就婚女家的安頓仍有疑慮，於是道：“若以齊大非偶、門戶懸殊為慮，何不強學而仕，自謀出身，以汝博雅之才，假以三年五載，欲取一清要之官亦非難事—”
“非以此故。”李白對李衍深深一稽首，道，“侄去來江湖，雲散已慣，若以成家而振作，理固宜然。然……”
他沒有說下去，他明白李衍無法理會這心緒；當他想起日後將有一女子，朝夕與他相偕為伴，直到天荒地老，其中意味，並不是一段生計的展開，卻是一段生涯的結束。可是，他還有太多的事並不明白，尤其是當他又要與過往告別的時候，那個心頭的人並未離去。無數次管弦歌奏的場合，他都經曆過這樣的情境，盡管聲已歇、辭已畢、酒已空、人已散，可是他猶有滿腔未曾抒發的意興，在昏燈暗影間分明欲動。
曲已盡，而情未終，如之奈何？
個中感慨，他不吐不快，卻又不能在東道主麵前暢談，隻有在辭別許家之後，邀李白同返驛所，這時皎月臨空，清輝勻滿，李衍遲疑了許久，自先搖頭歎息，繼之不覺失笑，道：“憑汝‘國人一空’之論、並‘一去不歸’之語，這婚事，看似—議不成了。”
李白倒背著雙手，漫為閑步，也不是真有什麽去處，隻是一心躁動，靜不下來，逕在通透的月光下踩著自己的影子，想著紫荊樹下的一瞥，良久，才道：“彼女溫婉平易，格是出身高門。”
“設若—”李衍像是自問、又像是試探一問，“成就了呢？”
“吾當先遣丹砂小童往峨眉山僧處討綠綺之琴來，挑之以《鳳求凰》曲。複覓此間通衢廣裏，設清簾酒肆，當壚放歌，但視許公何以應之？”李白有心玩笑，先自笑了，又搖頭道，“可惜丹砂不在！
李衍眉峰乍聚，肅容道：“某與汝實說了罷！議婚事有達人之囑、眾人之望在焉，莫可造次。”
“達人”二字，不消說是指天師司馬承禎與秘書監崔滌，“眾人則包括了丹丘子與李衍，可是李白沒有想到的尚有一人，說的是新正之日持酒來拜、又在桃李園見過一麵的薛乂員外。
啊！久未見此人了—李白心頭想的這句話沒說出口，嘴上仍毫不在乎地道：“議婚須使錢帛，非等閑事；侄自溯江以來，囊橐散訖，隨身契券隨手打旋，所餘亦無幾矣！”
所謂打旋，即古語融通、後世稱撥兌者。多半用於以書券代償所值。出具書券的一方換取錢貨之際，為了求現或者取得物什往往以多折少，不免損值而不予計較。
“吾家三代，未見似汝般肯揮霍者！”一個“肯”字，用力甚深李衍看他渾不在意，隻道這侄兒逞才率性，放縱無節，實在有些按捺不住，脫口說了這麽一句重話。
李白側過頭，想了想，微微一哂，且不答複，隻道了聲：“侄去去即回。”說時向李衍匆匆一揖，甩開大步往驛所西北側的棧房走去，果然片刻而返，手中多了個以絳紅絲絛捆紮嚴密的青色綾袋裹覆著鼓突突、沉甸甸的物事。顯然，是他前往早先堆置箱籠囊篋之處取來的。
李白且不忙拆解絲絛，隻一手捧住，另一手拈搓著綾布，道：“此物原是錦官城大通寺亡僧依筏所有，僧死俵唱遺物，競價高者得之此袋本以盛聖相，為大明寺僧慈元俵得。”說到此，李白頓了頓，道“慈元者，與侄同赴錦城、峨眉之道侶也。”
李衍點點頭，仍不知李白是何用意；但見他緩慢而謹慎地拆開了絲絛，撥開袋口，露出裏麵的物事，是一大一小兩錠銀餅。李衍一眼覷得分明：一錠是二十三兩的，一錠是十兩的。常例打造如此。然而除了有大宗交易者之外，市井商民並不常用，亦不多見。
“此銀，則得之於錦城陳醍醐酒坊主人陳過—蓋為主人積欠家大人糧穀之資，其數具載於契券。”
“錦官城之行，既然是為汝父征債？”李衍不解地問道，“奈何與僧同行？”
“大人恰是彼僧‘缽底’。”李白低聲道。
李白說的不是“大明寺缽底”，李衍一聽這話就明白了：那是開元十年詔敕天下寺觀清點僧、尼、道士、女冠私財之後，出家人私囊所有，凡是超過三、二十畝田產之值者，“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這時，號稱一寺之“缽底”—尤其是那些擁有大筆錢帛，行商五湖四海的施主—便不隻是為叢林常住盤桓香火，也有借著替僧、尼、道士、女冠藏匿私財，而擁有更多的本金。
說到這一地步，涉及李客的經營，李衍就不便多問了；他知道：李白若有隱衷，自會檢取他能說的話、謹慎地說。
“銀餅取自陳醍醐酒坊，隨即散與慈元，此中另有緣故，乃是大人私沒大明寺六十斤逐春紙，轉作侄就學於東岩子趙君之束脩。”
“吹雲布雨，鑿壁收光，這—”李衍忍不住笑了，“確實是汝父慣常之所為！是以，銀餅畢竟歸那僧人之所有了。”
“然。”李白將銀餅再收入袋中，仔細綁上絲絛，歎道，“慈元未幾即暴病而死。無何，大人匆匆促侄攜黃挾白、雜以各方書契，登程遠遊—豈料：此袋、此銀，居然都在侄之行篋中。”
接下來的話，應該要說自己違命不赴三峽、九江，卻謀斷自由，高飛遠走，放跡江湖，逐歌酒、耽聲色，隨興之所至，以定行止將可疑之產，盡付天涯之客。仿佛隻有如此，才算了卻了對人世間的虧負—這，又是一段難與他人屢述細說的心路。他隻淡淡地說“非分之財，不敢從事聚斂，散之天下，亦無可憾；何況用之於納征請婚？”
李衍顯然不同意他的說法，仍板著一張老臉，道：“我聞之於薛乂員外，謂汝以‘五蠹人’之名縱橫廣陵，有諸？”
李白默然。
“則汝竟不知《韓非子·五蠹》有雲‘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乎？
對幼叔如對大人，這是過庭之訓，李白隻能垂首不語。
“吾家在安西累世貨販，疏通萬邦，克濟有無，此即通練起明之大道。一入大國而身為賤民，此中原道統，亦屬無奈。然行商者豈其聚斂致富而已？”李衍凝眸亢聲，淚光粼粼，越說越發慷慨，“彼僧死即死耳！留取其財，貨殖四方，古人所謂軸轤遠致，充奉陵邑此業寧不壯哉？何如汝征歌逐酒自奉養耶？”
教訓得激動無前，李衍連連跺腳，李白這時不由自主，雙膝落地，把個頭顱垂得更低了。
李衍卻沒有住口的意思，他繞著李白踱步，時而一句：“大孝終身慕父母。”時而又一句：“嫌疑汝父即是不肖！”“怨懟汝父即是大逆！”
月光直罩罩當頂而下，如灌如沐，好似直要把這庭院以及外邊的無垠大地洗滌得更加透徹。隨著更漏漸晚，李白被訓斥得有如銀針刺剟，侵肌入髓，卻覺得無比痛快。他被李衍的話語翻剝了一層，雖然仍不明白李客是不是有心吞占慈元的遺產，更不知那吞占是不是為了滿足一己的貪壑；李白也無從理會，昔年李氏一門被竄逐出走之後，是否當真有以商事傾城而敵國的本領；但是，李衍的斥責，讓他更清楚地逼視自己的初心：他對父親的嫌疑、怨懟，恐怕隻能淵源於他無以正視自己卑下的身家；他從來看不起行商。
“汝且起；某啟行在即，縱使稍遷延時日，或亦不及伴汝親迎—”李衍的神情顯得困乏了，欲言又止，良久才道，“許使君家迭遭險釁，諸禮從簡；於汝，乃是便宜處。然而親迎嘉禮一節，則萬萬不可荒怠。大事若諧，汝便從‘未廟見婚’之律，在此安頓生涯，毋忽意於進取。屆時居宅行止等事，薛乂員外自有區處。”
這番話說來精緊切要，卻是深思熟慮而後吐露的。身為久未謀麵的叔叔，又格於家業分流的形勢，他自知不應該勉強侄子走上一條坎坷、卻未必通達的仕宦之途。然而，期勉李白上進，並促成兩家婚媒的，卻不隻是一二人而已。
其中的薛乂，其實是另有盤算的。
開春以來，薛乂穿梭於許、李二家之間，時有禮貺相遺，毫不掩飾自己的動機，就是傳聞中許府家藏、為數巨萬的萬年青銅錢。薛乂兄弟都有一套經世濟民的雄辯，也很令人心懾而服理：“若不能充其量鑄錢，則人人靳惜所有，畏懼購求，天下物資，滯於殊方，貨殖蕭散，穀器朽爛，而國恒危矣！”
有了這麽一個切合實情也有利於民生的主張，不隻許自正心馳意動，連朝廷都不得不改弦易轍。從當年宋璟、蘇頲派監察禦史蕭隱之赴江淮窮治盜鑄，濫捕商民，因而引發廣泛的民怨之後，到如今不過幾度春秋，情勢為之丕變。京師以外絕大多數的都邑之地，非但不舉發盜鑄，市井見錢則喜，有那實在銅料不足的開元通寶到手，稍稍用力捏拿，居然軟爛，而人亦不以為惡，照常使來買賣還流通得更快。
這就給了王公貴家、中朝顯宦們極大的鼓舞，因為他們所領取的月俸、力課等收入，若是轉換成錢，可自數萬以迄於數百萬不等，卻還都是官鑄良錢，他們也樂意把這些良錢當作銅母，非但利用厚生，自己的財富也可以轉手而倍增。
李衍旁觀者清，看得出來，這一番話已經深深打動許自正，想趕緊把萬年青拿出來，當作銅母，交由薛乂兄弟雇買匠人，雜以鉛錫及鐵等物，鍛造新錢。一經如此手段，少則以一孳五，多則以一孳八，但視其軟堅略有差等而已。
當作銅母的錢，盡管不是整躉發付輸送，而是分批運往廣陵等地，規模也著實不小，單人獨力，匹馬孤帆，決計力有未逮。於是必須借助於櫃坊；這，是有其長遠背景的。
一般行商，迢遞往來，大批錢帛攜行不便，也容易引起盜賊覬覦。因此便與經常僦居的邸店、商家合計，租用棧房，暫為貯存將來證以書券，約以日期，憑券取贖。有時在甲地存放，複至乙地取用，也所在多有。至於所存放的，漸漸地就不隻是錢帛了，甚至還會擴及於不至於腐壞的貨物。依唐律“邸店者，居物之處為邸，沽賣之處為店”可知：邸店是供應行商飲饌、居住以及寄存商品與錢帛之地。當時赫赫有名的“竇家店”便是其中佼佼者，店主東在長安西市“造店二十餘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
邸店的主業畢竟是供行客居停，往來人等雜遝，出入搬運錢貨頻繁，仍有若幹不便。於是再從此中分別出專為儲存、支付錢帛的店麵房棧，謂之櫃坊。這種從民間逐漸發展出來的生意，直到多年以後，竟為官方仿習借取，就形成了製度。《新唐書·食貨誌》載：“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不過，縱使是以買賣貨販為名目，終須走運數量龐大的銅錢，還是得具備行商身份方可。而自天子以下，人人出身有公驗、遊方有過所，每過津關，都要嚴格覈實這兩者具載之文。薛乂的兄弟雖然在廣陵身居“維揚十友”之一，也就是個行商，不過他在安州卻沒有名譽，貿然攜行許家大批的萬年青，堂皇就道，極易啟人疑竇。在許自正而言，他必須信得過一個具備行商身份的人—而這個人，當然最好是像子婿一樣的家人。薛乂之所以汲汲營營為李、許二家合親，其動機如此。
倒是在李衍的叮嚀之中，那“未廟見之律”，是一個樞紐。古來婚娶，按諸禮儀，妻隨夫居，終是常情。尤其是在士大夫階層，沿襲儒家士婚之禮，竟有至於動靜全依章句，行止必搜典籍的講究。講禮儀，為的是顧門麵；大唐承襲六朝門第觀，婚嫁前考征兩家門戶高下，也常到了某品某秩、毫厘不失的地步。大體而言，士大夫階層以內通婚姻之好，本來就是為了彰顯過往的榮光、鞏固現有的權力，或者是起振未來的契機。
然而士大夫之家，不至於在一地永久任官，其內遷外轉，進流退逐，也非時可逆料。此外，議婚諸般條件都合適的夫妻兩家，又不必然常住在相鄰州縣；即使一時密邇，也還可能隨著官任所在，日久分離。時移事往，到了下一代再議婚，男方往往不能將攜新婦返鄉回裏、拜見雙親，以及像孔夫子所說的：“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這句古語的斷讀和解釋紛紜其說，也有以為應該是：“三月而廟見禰，來婦也。”大意不外就是說：翁姑在時拜翁姑，翁姑不在拜神主。可是，新郎遠在異地，就近成婚，至有不得不居住在女家，而無法返還鄉裏，行“廟見”之禮的，這一形式的婚姻卻也不能歸入“就婚”（入贅）之類，便稱之為“未廟見婚”。
可以想見，薛乂與李衍、許自正，甚至包括郝氏在內的安州親族方麵，在如何完婚、如何成禮，以及日後的日子如何收拾，都已經有過縝密的商議，而李衍說得如此簡潔、俐落，似乎也有些許不要李白參詳太多的用意。畢竟，李白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揣摩出這一場婚事之中不足以與人言的盤算。
李白的確另有所思。他反複咀嚼著那兩句“在此安頓生涯毋忽意於進取”。仿佛就是說：兩三年來，他這種恣意放蕩、隨遇而安的漂泊，就要止息了。他的行囊、他的馬匹，他隨手浪擲的錢財和歲月，一任從眼前耳邊經過而從不停歇的聲歌人物、舟車景色，都將成為過去。他也可以想象：自己即將要置身於一棟居宅庭院之中，可能還真像是早歲在大明寺追隨諸僧起居時那般晨修夜課，就連大匡山上與趙蕤、月娘散處山野的逍遙來去，都不可複得。
隻不過，令他無從捉摸的，是他的身邊將會有一個陌生的女子
李衍看他神情迷離惝恍，似有不可言說的愁懟，這讓李衍越發放心不下，還以為李白性情孤傲，對於這種近似就婚女家的安頓仍有疑慮，於是道：“若以齊大非偶、門戶懸殊為慮，何不強學而仕，自謀出身，以汝博雅之才，假以三年五載，欲取一清要之官亦非難事—”
“非以此故。”李白對李衍深深一稽首，道，“侄去來江湖，雲散已慣，若以成家而振作，理固宜然。然……”
他沒有說下去，他明白李衍無法理會這心緒；當他想起日後將有一女子，朝夕與他相偕為伴，直到天荒地老，其中意味，並不是一段生計的展開，卻是一段生涯的結束。可是，他還有太多的事並不明白，尤其是當他又要與過往告別的時候，那個心頭的人並未離去。無數次管弦歌奏的場合，他都經曆過這樣的情境，盡管聲已歇、辭已畢、酒已空、人已散，可是他猶有滿腔未曾抒發的意興，在昏燈暗影間分明欲動。
曲已盡，而情未終，如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