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逃難(1)
豐子愷自述：我這一生 作者：豐子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那年日本軍在廣西南寧登陸，向北攻陷賓陽。浙江大學正在賓陽附近的宜山，學生、教師扶老攜幼，倉皇向貴州逃命。道路崎嶇，交通阻塞，大家吃盡千辛萬苦，才到得安全地帶。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帶了從一歲到七十二歲的眷屬十人，和行李十餘件，好容易來到遵義。看見比我早到的張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說：“聽說你這次逃難很是‘藝術的’？”我不禁失笑，因為我這次逃難，的確是受藝術的幫忙。
其實與其稱為“藝術的逃難”，不如稱為“宗教的逃難”。因為如果沒有“緣”，藝術是根本無用的。且讓我告訴你這逃難的經過：那時我還在浙江大學任教。因為宜山每天兩次警報，不勝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餘裏外的思恩縣的學生家裏。自己和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為了教課，兒女是為了讀書。敵兵在南寧登陸之後，宜山的人，大家憂心悄悄，計劃逃難。然因學校當局未有決議，大家無所適從。我每天逃兩個警報，吃一頓酒，遷延度日。現在回想，真是糊裏糊塗！
不久賓陽淪陷了！宜山空氣極度緊張。汽車大敲竹杠。“大難臨頭各自飛”，不管學校如何，大家各自設法向貴州逃。我家分兩處，呼應不靈，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2)，代我及其他兩家合雇一輛汽車，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勻。言定經過離此九十裏的德勝站時，添載我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時打長途電話到思恩，叫他們連夜收拾，明晨一早雇滑竿到四十裏外的德勝站，等候我們的汽車來載。豈知到了開車的那一天，大家一早來到約定地點，而汽車杳無影蹤。等到上午，車還是不來，卻掛了一個預報球！行李盡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兩把汗。幸而警報不來；但汽車也不來！直到下午，始知被騙。丟了定洋一百塊錢，站了一天公路。這一天真是狼狽之極！
找旅館住了一夜。第二日我決定辦法：叫兒女四人分別攜帶輕便行李，各自去找車子，以都勻為目的地。誰先到目的地，就在車站及郵局門口貼個字條，說明住處，以便相會。這樣，化整為零，較為輕便了。我惦記著在德勝站路旁候我汽車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車先到德勝。找了一個朝晨，找不到。卻來了一個警報，我便向德勝的公路上走。息下腳來，已經走了數裏。我向來車招手，他們都不睬，管自開過。一看表還隻八點鍾，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決定徒步四十五裏到懷遠站，然後再找車子到德勝。拔腳邁進，果然走到了懷遠。
懷遠我曾到過，是很熱鬧的一個鎮。但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長街，店門都關，不見人影。正在納罕，猛憶“豈非在警報中？”連忙逃出長街，一口氣走了三四裏路，看見公路旁村下有人賣團子，方才息足。一問，才知道是緊急警報！看表，是下午一點鍾。問問吃團子的兩個兵，知道此去德勝，還有四十裏，他們是要步行赴德勝的。我打聽得汽車滑竿都無希望，便再下一個決心，繼續步行。我吃了一碗團子，用毛巾填在一隻鞋子底裏，又脫下頭上的毛線帽子來，填在另一隻鞋子底裏。一個兵送我一根繩，我用繩將鞋和腳紮住，使不脫落。然後跟了這兩個兵，再上長途。我準擬在這一天走九十裏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紀錄。
路上和兩個兵閑談，知道前麵某處常有盜匪路劫。我身上有鈔票八百餘元，擔起心來。我把八百元整數票子從袋裏摸出，用破紙裹好，握在手裏。倘遇盜匪，可把鈔票拋在草裏，過後再回來找。幸而不曾遇見盜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勝。到區公所一問，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夥鋪裏。我找到夥鋪，相見互相驚訝，談話不盡。此時我兩足酸痛，動彈不得。夥鋪老板原是熟識的，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窩裏，一邊飲酒，一邊談話，感到特殊的愉快。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有其溫暖的一麵。
次日得宜山友人電話，知道我的兒女四人中，三人已於當日找到車子出發。啊！原來在我步行九十裏的途中，他們三人就在我身旁駛過的車子裏，早已疾行先長者而去了！我這裏有七十二歲的老嶽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歲的男孩、十歲的女孩，以及一歲多的嬰孩，外加十餘件行李。這些人物，如何運往貴州呢？到車站問問，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車站，見一車中有浙大學生。蒙他們幫忙，將我老姐及一男孩帶走，但不能帶行李。於是留在德勝的，還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餘件，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車愈加困難。而戰事日益逼近，警報每天兩次。我的頭發便是在這種時光不知不覺地變白的！
在德勝空住了數天，決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覓汽車。這早上來了十二名廣西苦力，四乘滑竿，四個腳夫，把人連物，一齊扛走。迤邐而西，曉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風。舊小說中所寫的關山行旅之狀，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館也很漂亮。我賃居某旅館，樓上一室，鏡台、痰盂、茶具、蚊帳，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館。老板是讀書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氣；但問起向貴州的汽車，他隻有搖頭。我起個大早，破曉就到車站去找車子，但見倉皇、擁擠、混亂之狀，不可向邇，廢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曉到車站，我手裏拿了一大束鈔票而找司機。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鈔票，抱歉地說，人滿了，搭不上了！有的問我有幾個人，我說人三個，行李八件（其實是五個，十二件），他好像嚇了一跳，掉頭就走。如是者凡數次。我頹唐地回旅館。站在窗前悵望，南國的冬日，驕陽豔豔，青天漫漫；而予懷渺渺，後事茫茫，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傳聞敵將先攻河池，包圍宜山、柳州。又傳聞河池日內將有大空襲。這晴明的日子，正是標準的空襲天氣。一有警報，我們這位七十二歲的老太太怎樣逃呢？萬一突然打到河池來，那更不堪設想了！
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好幾天，前途似乎已經絕望。旅館老板安慰我說：“先生還是暫時不走，在這裏休息一下，等時局稍定再說。”我說：“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萬一打到這裏來，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說：“我有家在山中，可請先生同去避亂。”我說：“你真是義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為報呢？”他說：“若得先生到鄉，趁避亂之暇，寫些書畫，給我子孫世代寶藏，我便受賜不淺了！”在這樣交談之下，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二三分還想覓車向都勻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紅閃金紙對聯來，要我寫字。說：“老父今年七十，蟄居山中。做兒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觴上壽，欲乞名家寫聯一副，托人帶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蓽生輝！”我滿口答允。就到樓下客廳中寫對。墨早磨好，濃淡恰到好處，我提筆就寫。普通慶壽的八言聯，文句也不值得記述了。那閃金紙是不吸水的，墨瀋堆積，曆久不幹。門外馬路邊太陽光作金黃色。他的管賬提議：抬出門外去曬，老板反對，說怕被人踏損了。管賬說：“我坐著看管！”就由茶房幫同，把墨跡淋漓的一副大紅對聯抬了出去。我寫字時，暫時忘懷了逃難。這時候又帶了一顆沉重的心，上樓去休息，豈知一線生機，就在這裏發現。
老板親自上樓來，說有一位趙先生要見我。我想下樓，一位穿皮上衣的壯年男子已經走上樓來了。他握住我的手，連稱“久仰”，“難得”。我聽他的口音，是無錫、常州之類，鄉音入耳，分外可親。就請他在樓上客間裏座談。他是此地汽車加油站的站長，來得不久。適才路過旅館，看見門口曬著紅對子，是我寫的，而墨跡未幹，料想我一定在旅館內，便來訪問。我向他訴說了來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說：“我有辦法。也是先生運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輛運汽油的車子開都勻。所有空位，原是運送我的家眷，如今我讓先生先走。途中隻說我的眷屬是了。”我說：“那麽你自己呢？”他說：“我另有辦法。況且戰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後才好走的。”講定了，他起身就走，說晚上再同司機來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驚喜之下，幾乎雀躍起來。但一刹那間，我又消沉，頹唐，以至於絕望。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我對人事都懷疑。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他的話豈可盡信？況在找車難於上青天的今日，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幸！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免得她們空歡喜。
豈知這天晚上，趙君果然帶了司機來了。問明人數，點明行李，叮囑司機。之後，他拿出一卷紙來，要我作畫。我就在燈光之下，替他畫了一幅墨畫。這件事我很樂願，同時又很苦痛。趙君慷慨樂助，救我一家出險，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是很樂願的。但在作畫這件事說，我一向歡喜自動，興到落筆，毫無外力強迫，為作畫而作畫，這才是藝術品，如果為了敷衍應酬，為了交換條件，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我的手就不自然，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故凡筆債——平時友好請求的，和開畫展時重訂的——我認為一件苦痛的事。為避免這苦痛，我把紙整理清楚，疊在手邊。待興到時，拉一張來就畫。過後補題上款，送給請求者。總之，我歡喜畫的時候不知道為誰而畫，或為若幹潤筆而畫，而隻知道為畫而畫。這才有藝術的意味。這掩耳盜鈴之計，在平日可行，在那時候卻行不通。為了一個情不可卻的請求，為了交換一輛汽車，我不得不在疲勞憂傷之餘，在昏昏燈火之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這在藝術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當晚勉力執行了。
次日一早，趙君親來送行，汽車順利地開走。下午，我們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都勻。汽車站壁上貼著我的老姐及兒女們的住址，他們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離散了十六天之後，在安全地帶重行團聚，老幼俱各無恙。我們找到了他們的時候，大家笑得合不攏嘴來。正是“人世難逢開口笑，茅台須飲兩千杯！”這晚上十一人在中華飯店聚餐，我飲茅台酒大醉。
一個普通平民，要在戰事緊張的區域內舒泰地運出老幼五人和十餘件行李，確是難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對聯的因緣，居然得到了這權利。當時朋友們誇飾為美談。這就是張其昀先生所謂“藝術的逃難”。但當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微細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詩雲：“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隻有宗教。所以我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趙君名正民，最近還和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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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6年4月29日作於重慶。原載於《導報》1946年8月1日第1卷第1期。
(2)即浙江大學教育係心理學教授黃翼（黃羽儀）。
其實與其稱為“藝術的逃難”，不如稱為“宗教的逃難”。因為如果沒有“緣”，藝術是根本無用的。且讓我告訴你這逃難的經過：那時我還在浙江大學任教。因為宜山每天兩次警報，不勝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餘裏外的思恩縣的學生家裏。自己和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為了教課，兒女是為了讀書。敵兵在南寧登陸之後，宜山的人，大家憂心悄悄，計劃逃難。然因學校當局未有決議，大家無所適從。我每天逃兩個警報，吃一頓酒，遷延度日。現在回想，真是糊裏糊塗！
不久賓陽淪陷了！宜山空氣極度緊張。汽車大敲竹杠。“大難臨頭各自飛”，不管學校如何，大家各自設法向貴州逃。我家分兩處，呼應不靈，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2)，代我及其他兩家合雇一輛汽車，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勻。言定經過離此九十裏的德勝站時，添載我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時打長途電話到思恩，叫他們連夜收拾，明晨一早雇滑竿到四十裏外的德勝站，等候我們的汽車來載。豈知到了開車的那一天，大家一早來到約定地點，而汽車杳無影蹤。等到上午，車還是不來，卻掛了一個預報球！行李盡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兩把汗。幸而警報不來；但汽車也不來！直到下午，始知被騙。丟了定洋一百塊錢，站了一天公路。這一天真是狼狽之極！
找旅館住了一夜。第二日我決定辦法：叫兒女四人分別攜帶輕便行李，各自去找車子，以都勻為目的地。誰先到目的地，就在車站及郵局門口貼個字條，說明住處，以便相會。這樣，化整為零，較為輕便了。我惦記著在德勝站路旁候我汽車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車先到德勝。找了一個朝晨，找不到。卻來了一個警報，我便向德勝的公路上走。息下腳來，已經走了數裏。我向來車招手，他們都不睬，管自開過。一看表還隻八點鍾，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決定徒步四十五裏到懷遠站，然後再找車子到德勝。拔腳邁進，果然走到了懷遠。
懷遠我曾到過，是很熱鬧的一個鎮。但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長街，店門都關，不見人影。正在納罕，猛憶“豈非在警報中？”連忙逃出長街，一口氣走了三四裏路，看見公路旁村下有人賣團子，方才息足。一問，才知道是緊急警報！看表，是下午一點鍾。問問吃團子的兩個兵，知道此去德勝，還有四十裏，他們是要步行赴德勝的。我打聽得汽車滑竿都無希望，便再下一個決心，繼續步行。我吃了一碗團子，用毛巾填在一隻鞋子底裏，又脫下頭上的毛線帽子來，填在另一隻鞋子底裏。一個兵送我一根繩，我用繩將鞋和腳紮住，使不脫落。然後跟了這兩個兵，再上長途。我準擬在這一天走九十裏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紀錄。
路上和兩個兵閑談，知道前麵某處常有盜匪路劫。我身上有鈔票八百餘元，擔起心來。我把八百元整數票子從袋裏摸出，用破紙裹好，握在手裏。倘遇盜匪，可把鈔票拋在草裏，過後再回來找。幸而不曾遇見盜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勝。到區公所一問，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夥鋪裏。我找到夥鋪，相見互相驚訝，談話不盡。此時我兩足酸痛，動彈不得。夥鋪老板原是熟識的，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窩裏，一邊飲酒，一邊談話，感到特殊的愉快。顛沛流離的生活，也有其溫暖的一麵。
次日得宜山友人電話，知道我的兒女四人中，三人已於當日找到車子出發。啊！原來在我步行九十裏的途中，他們三人就在我身旁駛過的車子裏，早已疾行先長者而去了！我這裏有七十二歲的老嶽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歲的男孩、十歲的女孩，以及一歲多的嬰孩，外加十餘件行李。這些人物，如何運往貴州呢？到車站問問，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車站，見一車中有浙大學生。蒙他們幫忙，將我老姐及一男孩帶走，但不能帶行李。於是留在德勝的，還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餘件，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車愈加困難。而戰事日益逼近，警報每天兩次。我的頭發便是在這種時光不知不覺地變白的！
在德勝空住了數天，決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覓汽車。這早上來了十二名廣西苦力，四乘滑竿，四個腳夫，把人連物，一齊扛走。迤邐而西，曉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風。舊小說中所寫的關山行旅之狀，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館也很漂亮。我賃居某旅館，樓上一室，鏡台、痰盂、茶具、蚊帳，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館。老板是讀書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氣；但問起向貴州的汽車，他隻有搖頭。我起個大早，破曉就到車站去找車子，但見倉皇、擁擠、混亂之狀，不可向邇，廢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曉到車站，我手裏拿了一大束鈔票而找司機。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鈔票，抱歉地說，人滿了，搭不上了！有的問我有幾個人，我說人三個，行李八件（其實是五個，十二件），他好像嚇了一跳，掉頭就走。如是者凡數次。我頹唐地回旅館。站在窗前悵望，南國的冬日，驕陽豔豔，青天漫漫；而予懷渺渺，後事茫茫，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傳聞敵將先攻河池，包圍宜山、柳州。又傳聞河池日內將有大空襲。這晴明的日子，正是標準的空襲天氣。一有警報，我們這位七十二歲的老太太怎樣逃呢？萬一突然打到河池來，那更不堪設想了！
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好幾天，前途似乎已經絕望。旅館老板安慰我說：“先生還是暫時不走，在這裏休息一下，等時局稍定再說。”我說：“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萬一打到這裏來，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說：“我有家在山中，可請先生同去避亂。”我說：“你真是義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為報呢？”他說：“若得先生到鄉，趁避亂之暇，寫些書畫，給我子孫世代寶藏，我便受賜不淺了！”在這樣交談之下，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二三分還想覓車向都勻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紅閃金紙對聯來，要我寫字。說：“老父今年七十，蟄居山中。做兒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觴上壽，欲乞名家寫聯一副，托人帶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蓽生輝！”我滿口答允。就到樓下客廳中寫對。墨早磨好，濃淡恰到好處，我提筆就寫。普通慶壽的八言聯，文句也不值得記述了。那閃金紙是不吸水的，墨瀋堆積，曆久不幹。門外馬路邊太陽光作金黃色。他的管賬提議：抬出門外去曬，老板反對，說怕被人踏損了。管賬說：“我坐著看管！”就由茶房幫同，把墨跡淋漓的一副大紅對聯抬了出去。我寫字時，暫時忘懷了逃難。這時候又帶了一顆沉重的心，上樓去休息，豈知一線生機，就在這裏發現。
老板親自上樓來，說有一位趙先生要見我。我想下樓，一位穿皮上衣的壯年男子已經走上樓來了。他握住我的手，連稱“久仰”，“難得”。我聽他的口音，是無錫、常州之類，鄉音入耳，分外可親。就請他在樓上客間裏座談。他是此地汽車加油站的站長，來得不久。適才路過旅館，看見門口曬著紅對子，是我寫的，而墨跡未幹，料想我一定在旅館內，便來訪問。我向他訴說了來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說：“我有辦法。也是先生運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輛運汽油的車子開都勻。所有空位，原是運送我的家眷，如今我讓先生先走。途中隻說我的眷屬是了。”我說：“那麽你自己呢？”他說：“我另有辦法。況且戰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後才好走的。”講定了，他起身就走，說晚上再同司機來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見燈光，驚喜之下，幾乎雀躍起來。但一刹那間，我又消沉，頹唐，以至於絕望。因為過去種種憂患傷害了我的神經，使它由過敏而變成衰弱。我對人事都懷疑。這江蘇人與我萍水相逢，他的話豈可盡信？況在找車難於上青天的今日，我豈敢盼望這種僥幸！他的話多分是不負責的。我沒有把這話告訴我的家人，免得她們空歡喜。
豈知這天晚上，趙君果然帶了司機來了。問明人數，點明行李，叮囑司機。之後，他拿出一卷紙來，要我作畫。我就在燈光之下，替他畫了一幅墨畫。這件事我很樂願，同時又很苦痛。趙君慷慨樂助，救我一家出險，我寫一幅畫送他留個永念，是很樂願的。但在作畫這件事說，我一向歡喜自動，興到落筆，毫無外力強迫，為作畫而作畫，這才是藝術品，如果為了敷衍應酬，為了交換條件，為了某種目的或作用而作畫，我的手就不自然，覺得畫出來的筆筆沒有意味，我這個人也毫無意味。故凡筆債——平時友好請求的，和開畫展時重訂的——我認為一件苦痛的事。為避免這苦痛，我把紙整理清楚，疊在手邊。待興到時，拉一張來就畫。過後補題上款，送給請求者。總之，我歡喜畫的時候不知道為誰而畫，或為若幹潤筆而畫，而隻知道為畫而畫。這才有藝術的意味。這掩耳盜鈴之計，在平日可行，在那時候卻行不通。為了一個情不可卻的請求，為了交換一輛汽車，我不得不在疲勞憂傷之餘，在昏昏燈火之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這在藝術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當晚勉力執行了。
次日一早，趙君親來送行，汽車順利地開走。下午，我們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都勻。汽車站壁上貼著我的老姐及兒女們的住址，他們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離散了十六天之後，在安全地帶重行團聚，老幼俱各無恙。我們找到了他們的時候，大家笑得合不攏嘴來。正是“人世難逢開口笑，茅台須飲兩千杯！”這晚上十一人在中華飯店聚餐，我飲茅台酒大醉。
一個普通平民，要在戰事緊張的區域內舒泰地運出老幼五人和十餘件行李，確是難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對聯的因緣，居然得到了這權利。當時朋友們誇飾為美談。這就是張其昀先生所謂“藝術的逃難”。但當時那副對聯倘不拿出去曬，趙君無由和我相見，我就無法得到這權利，我這逃難就得另換一種情狀。也許更好；但也許更壞：死在鐵蹄下，轉乎溝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憐的動物！極微細的一個“緣”，例如曬對聯，可以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詩雲：“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隻有宗教。所以我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說是“宗教的”。
趙君名正民，最近還和我通信。
————————————————————
(1)1946年4月29日作於重慶。原載於《導報》1946年8月1日第1卷第1期。
(2)即浙江大學教育係心理學教授黃翼（黃羽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