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鳴放”到了關鍵時刻,王蒙命運的一大拐點出現了。5月15日,毛澤東寫成《事情正在起變化》,提出“反右”。據說,對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給他們先看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接他去機關看一個文件;等了幾個小時,通知又來:不去了。


    在王蒙要不要劃“右派”的問題上,領導們也拿捏不準。在團組織相對文明的啟發幫助下,王蒙交代了思想深處的一些問題,比如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也不賴。最後周揚拍板:劃。


    批判會後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個青年時代最帥的照片:將小棉襖甩在肩上,一臉陽光瀟灑,有點普希金風格。他也提道:“隻有一個晚上,我很慌亂,一夜無眠,不斷地起夜小便。”


    1958年夏,王蒙“戴帽子”。10月,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其時王蒙正在山溝裏勞動,妻子在山西上大學,故起名“王山”。兩個多月後,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對著兒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嬰兒回之以啊啊啊。


    王蒙有三個孩子,每個孩子的名,都印刻他與妻子的一段經曆,有山有石,有伊犁。


    勞動使人強健、接地氣、開眼界、長知識。比如北京東城的大糞比西城的有勁、價格高,因為東城富人多。


    鬥爭中也有發現:基層“右派”(來自各行各業)有一種受虐、虐人的積極性,他們願意互相批鬥,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強暴轉施於人時,表現得習以為常、駕輕就熟。王蒙有悟: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無欲者授受最親。這本是一個人性彰顯、適於反躬自問、問一問“個人在運動中該負什麽責任”的題目,卻被平反後的大部分人略過了。


    1957年結婚5個月在頤和園後湖。拍攝者:鮑乃鏞


    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拍攝者:鮑乃鏞


    “文革”的爆發是必然的,王蒙說。他的老友馮驥才說,推動“文革”的,不僅是遙遠的曆史文化和近前社會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點,嫉妒、怯弱、自我、虛榮,乃至人性的優點,勇敢、忠實、愚誠,全部被調動出來,成為一支支可怕的力量。


    “文革”中,王蒙燒掉了家中所有帶字跡的紙,包括日記。他丟失了鋼筆,也不心疼,安慰自己免得“禍從筆出”。1969年,他重新拿起筆,為剛出生的女兒記嬰兒日記。他讀大量相關書籍,研究記錄嬰兒便秘、腹瀉、消化的經驗,直到孫輩們出生仍能發揮作用。他被子女們授予“屎學家”稱號。


    1979年,周揚見到王蒙:“你現在成了老作家。”王蒙心裏一酸: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寫成《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21歲半,再回文壇,23年過去了。


    馮驥才告訴我,他的生命裏有兩次歸零。一次是從“文革”抄家的廢墟中爬出來,一次是從唐山大地震的廢墟中爬出來。有那麽幾分鍾,他有神經錯亂的表現。


    張賢亮告訴我,22歲進監獄,蹲了22年,出來時還沒碰過女人。他與叢維熙被稱為“大牆文學之父/之叔”。


    艾青錯劃“右派”21年,平反時給他三個字:搞錯了。詩人算了算,每個字要了他7年的光陰。


    晚年嗓音退化、風度依舊的周揚,對從各個角落裏踉蹌著複出的作家們說:“你們說要幹預生活,其實是幹預政治,結果是政治也要來幹預你。你幹預一下政治,也許沒什麽大不了的。政治幹預一下你,你會受不了。”


    1979年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多人合集《重放的鮮花》。人們爭相傳閱,細嗅政治風向的變化。每一篇小說詩歌後麵,都活生生站著一個摘帽子“右派”。這批包括王蒙、劉賓雁、陸文夫、劉紹棠、鄧友梅、公劉、流沙河、李國文、耿簡在內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壇,成了新時期文學的領軍人物。


    1988年2月在廣州迎賓館迎春節,與夏衍在一起


    1988年,陪同胡啟立同誌看望冰心


    朱學勤就是在那段時間裏接觸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橋梁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鄉插隊時,他已讀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個80年代,我對王蒙印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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