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歲的草嬰坐在病床旁邊的椅子上，穿件紅黑相間的毛衣，氣定神閑。華東醫院統一的細條紋薄棉襖正搭在他的膝上。
“我也不曉得今朝為啥要換衣裳。”草嬰慢慢道。
“不是同你講過，記者今天要來采訪。”妻子盛天民幫他掖掖衣領。
草嬰孩子一樣笑了，嗯，想起來了。
護工遞給他一隻小白碗，裏麵有一些切成小塊的蘋果。說著話，草嬰忘記了蘋果，把碗擱在床上。護工指指碗，意思“您還沒吃完呐”，草嬰立刻將碗抱進懷裏，放一小塊進嘴。那神態，是順從、純淨。
說著話，護工又問：“爺爺要不要上廁所？”
“要的要的。”草嬰孩子一樣報告。
查看草嬰在不同年份的影像，不難發現他的語調越來越緩慢，說出的句子越來越短。除了眼前的事情記不大牢，坐著容易打瞌睡，他對很久以前的事情還記得一些。他的思維也相當清晰，如聽完某個提問能立即指出：“這個問題太深奧，我要寫好幾本書才能回答。”
眼前這位看起來已經返老還童的先生，在“文革”結束後的20多年裏，不要編製、不要職稱、不拿工資，冷冷清清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共400多萬字，以及肖洛霍夫、萊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張八仙桌不夠攤這些譯著。那些疊成一卷卷、布滿了藍墨水漬跡的手稿，堆成了“等身”的高度。
在很長時間裏，他生了病，隻能到街道小醫院診治。即使在市委領導的關照下，也一拖再拖。最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怒責下屬”，草嬰有了“醫療待遇”。也難怪，有關部門領導不會換算“大翻譯家”相當於“行政幾級”。
問：世博會馬上要開了，聽說盛家早先做的盛滋記醬油得過1915年萬國博覽會金獎，那醬油您吃過麽？
草嬰：沒有，那時候我還沒有生呢。
盛天民：小時候吃到過的，是得獎你還沒有出生。（轉向我）他們家還做腐乳、黃酒、醋什麽的，1949年後“公私合營”，到60年代廠還在。 <blockquote>
寧波鎮海盛家是鎮海望族，從康熙朝到民國之前，族中考取功名、做官的有408人，近代出國留洋學業有成者、實業家則不計其數。
1923年，草嬰在駱駝橋盛家出生，原名盛峻峰。據《鎮海誌》記載，盛峻峰的曾祖父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創辦了盛滋記釀園。1915年，由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拍板，中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參加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190萬人在耗資9萬元的中國陳列館裏參觀了4000多件中國貨。最後，杭州張小泉剪刀、貴州茅台酒和盛滋記醬油獲得金獎——這件事，2006年的草嬰還記得清清楚楚，也是在華東醫院，他親口告訴家鄉來訪的記者。 </blockquote>
問：聽說徐訏是您表哥？
草嬰：哎，是的。他比我大好多（15歲），是我母親堂兄的兒子。 <blockquote>
草嬰的母親徐書卷是慈溪縣的大家閨秀。徐家出了個比張愛玲出道還早的浪漫派小說家徐訏。他的小說《鬼戀》被寧波鎮海人陳逸飛拍成電影《人約黃昏》。 </blockquote>
問：能說說您父親嗎？
草嬰：我父親學的是西醫。同濟大學最早隻有一門醫科，我父親是1919年從同濟醫學院畢業的。畢業以後，在上海開診所行醫，大概一年多一點。這之後他就回老家去了，在寧波鐵路醫院當院長。
我父親一輩子做事是很認真很仔細的，因此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方麵的教育。家裏的經濟狀況是蠻好的，因為有祖傳的醬園。我爺爺我父親都行醫，醬園有專門的經理打理。
問：聽說他後來再回上海時，把你們住的花園洋房捐給了甬江女子中學。
盛天民：那是後來的事了。1937年日本人離寧波越來越近，他父親就帶著全家人，那時候叫逃難，到上海。那個花園洋房在寧波是很好的房子，日本人來了以後，占了，部隊駐在裏麵，抗戰勝利還給他們家。1949年以後，他父親考慮到不大會回寧波住了，就捐給了學堂。
問：寧波人在上海出名的不少，像上海博物館老館長馬承源，畫小人兒書的賀友直，還有畫家陳逸飛。
草嬰：寧波人在上海影響蠻大的，從前上層一點的都住在法租界。
盛天民：草嬰他們家那時候住在複興公園，從前叫法國公園，對麵。是租的新式裏弄房子，沿馬路，有一個小花園。
問：旁邊住著柳亞子先生。
草嬰：對的。我們家是519號，他就是隔壁，515號，是花園洋房。我經常去他家，他家裏是中式擺設。他是名人嘍，總有好些人找他。我學俄文的事他也知道的，所以是歡迎我去的。
問：我看一些老人的回憶錄，都寫“租”什麽地方住，當年不興買房嗎？
盛天民：是啊，不像今天，那時候都是租，但是要付一筆比較大的款子，叫訂金，相當於買一個租賃權，每個月的租金倒是比較少的。我們1947年結婚，住在錦江飯店後麵的幸福公寓，訂金就是草嬰他們家付的。
問：能講講盛家的家風嗎？
盛天民：寧波很早就有開放風氣，在草嬰父親這輩人裏就有許多人留洋，所以他們家裏既有傳統、也有西式的影響。家裏擺設也是中西合璧的，有條幅字畫，也有沙發。草嬰的父親留學日本，受的是德國式的教育，所以做事非常嚴謹，一絲不苟，這一點好像傳給了草嬰。最大的一個姑媽留學法國，大姑父也留法，回來之後到杭州當市長，叫趙什麽……還有一個姑媽留學美國。
草嬰：（冷不丁緩緩道出）趙、誌、遊（1931年6月—1934年2月任杭州市長）。他是中國第一個會開飛機的人（做駕駛方向盤動作）。 <blockquote>
老兩口核對著人名、事跡，翻檢著記憶中壓箱底的部分，場麵很有些溫暖。此時若有畫外音，該是孫道臨先生的聲音：他們一起走過60多年。
孫道臨是草嬰的老朋友，曾為他朗讀過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的翻譯手稿，草嬰據此做音韻上的調整。在華東醫院，他們也曾經是鄰居，兩人的病房挨著。 </blockquote>
問：小時候，您挨過打嗎？
草嬰：從來不打的。家裏小人兒有許多，我父親最最寵愛、最最寶貝的就是我。
問：為啥呢？
草嬰：因為我比較聽話，功課也比較好。
盛天民：（悄悄地）上麵幾個都是女小孩。 <blockquote>
後來，盛峻峰有了小他8歲的弟弟盛曉峰。盛曉峰從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當編輯。 </blockquote>
問：那時候您一個月有五塊銀洋零花錢，蠻多的哦。
草嬰：哎，好像是的。
問：嗬嗬，您不是花四塊錢去學俄語麽？
草嬰：對的對的，你不講我也有點忘記了。那時候五塊大洋是蠻大的一筆錢呢。四塊麽，學俄語，剩下一塊麽，買參考書。我從來不亂用錢的，沒有看過一場電影。
盛天民：家教很嚴的。 <blockquote>
1931年10月21日，寧波地區的《時事公報》刊登了一條消息：《小學生盛峻峰獨捐30金》，說的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寧波各界抗日救國的募捐活動中，8歲的盛峻峰在校捐出30塊大洋。這筆錢，在當時可買100斤豬肉或150斤麻油。這是父親盛濟舲囑咐兒子以自己名義捐的——父親用這種方式，把“愛國”兩個字交代給兒子。
抗戰初期，國內首次出版《魯迅全集》20卷，定價20元，但預訂隻收8元。盛峻峰用積攢的零花錢訂了一套，從此“反複讀”，並借給同學傳閱。全集的後10卷，都是魯迅的譯作，草嬰說他後來走上翻譯之路，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盛峻峰在英國人辦的雷士德工學院學的是英文，那時候進步書刊和俄羅斯文學作品大量湧入，他起意學習俄文。循著報上一條廣告，他敲開一戶人家的門。開門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俄國中年婦女，問明來由後告訴他學費是每小時一元銀洋。盛峻峰算了算，要求每周上一次課，並按俄婦指點去霞飛路一家俄僑開的書店買了教材：《俄文津梁》第一冊。 </blockquote>
問：那時候上海俄國人多嗎？
草嬰：很多的。有一些流亡貴族，先是到哈爾濱，然後慢慢進入內地。當時哈爾濱大概有十萬白俄，上海大概有兩萬。
盛天民：我們小時候，“老大昌”邊上有一排俄國人開的餐館、西點房、食品店。哈爾濱食品廠就在淮海路上，賣那種很大的麵包，還有像實心球一樣大的奶酪，外麵包著紅紅的蠟。我們常在那裏買棒頭糖吃。
問：您那時候工作過的塔斯社，是什麽背景？
草嬰：就是蘇商，叫匝開莫。
盛天民：其實背後就是蘇聯，名義上是商人匝開莫，相當於今天的法人代表。那時候各個國家的新聞社都在上海有分社，像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國人。我記得1949年前草嬰在塔斯社工資蠻高的，像今天白領一樣。
問：怎麽還有電台？
草嬰：塔斯社辦了好幾樣，一份中文刊物叫《時代》、一張英文報紙叫《每日戰訊》，有人開玩笑叫它“淡來黃牛絲”（daily war news諧音），還有一個就是“呼聲電台”。我記得有一位蘇聯的女廣播員，可以對著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來。負責音樂節目的是一個中國人，叫李德倫，年紀很輕，每天早上看到他咬著大餅油條來上班，一邊吃，一邊拿唱片出來放。1949年後，他去蘇聯學了指揮，後來做到中央交響樂團團長。
盛天民：草嬰翻譯好的稿子就拿給桂碧清去讀，她是王元化的姐姐，在電台當播音員，是草嬰介紹給薑椿芳的。
問：那時候也跟傅雷先生打過交道吧？
草嬰：主要是薑椿芳，叫我到傅雷家拿稿子。
盛天民：那時候國民黨是封鎖戰爭消息的，隻報勝仗不報敗仗，所以要“偷聽敵台”才能知道比較全麵的情況。傅雷是通法語的，他聽法國通訊社的短波廣播，記下來，然後譯成中文。薑椿芳先生請傅雷翻譯，他答應了，草嬰就常常去石門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裏拿翻譯稿。傅雷比他大15歲，大概沒有什麽深談，印象就是人很和氣。
薑椿芳先生當時是地下黨負責人，發展了很多黨員，像滿濤、張可，他是先認識張可然後才認識王元化的。那個時候草嬰大概18歲，經人介紹認識了薑椿芳——他早年在哈爾濱學俄文的，水平很高。上海那時候沒幾個人懂俄文，薑椿芳就看中草嬰，讓他幫忙翻譯。草嬰的第一部譯作就發在時代社辦的《蘇聯文藝》上，是普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 <blockquote>
反胡風時，滿濤成為批鬥對象，“反右”時，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關部門請草嬰寫批判文章，草嬰一個字也不寫，他說：“我不能昧著良心批判他們呀。”
90年代初，草嬰講，知識分子要有五樣東西：良心、頭腦、眼光、脊梁、膽識。
“人活著，不能說違心話，做違心事；不論什麽事，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分析、判斷，不能彎腰曲背，隨風搖擺。”
從40年代到50年代，在“以蘇為師”的大背景下，草嬰翻譯過大量介紹蘇聯國家製度、企業中的黨管理、婚姻家庭、兒童教育的著作，以及俄語文法讀物，他的翻譯功力已現崢嶸。同時，他繼續向中國讀者引介文藝作品，像理定的《清風》，巴夫連科的《母親》《幸福》，波列伏依的《勝利》，喬治·古裏亞的《複仇者》，班台萊耶夫的《諾言》《翹尾巴的火雞》，不少篇目入選當時的中學語文課本。 </blockquote>
20世紀80年代草嬰在廈門大學講課 <blockquote>
1955年，草嬰翻譯的《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尼古拉耶娃等著）發表後，當時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讀了這篇小說，號召全國青年團員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學習“關心人民疾苦，反對官僚主義”。一年後，王蒙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草嬰的學生、俄蘇文學研究者章海陵說：“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很可能是文學瀏覽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很多‘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嬰優秀的譯筆，令原作大為生色。”
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是一部裏程碑式的作品，1956年的最後一天開始在《真理報》上連載。衛國戰爭期間，“不是陣亡就是叛徒”，許多幸存的蘇聯官兵歸來後都承受過巨大苦難。據華東師範大學徐振亞教授說，那年除夕，莫斯科廣播這篇小說時，真是萬人空巷，許多蘇聯人站著聽，在寒風中流下眼淚。“草嬰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馬上感覺到其中的內涵意義，立刻動手翻譯。”
草嬰後來寫道：“我在翻譯時心情激動，常常停下筆來擦眼淚……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損失大約4000萬人，因此戰後幾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擺著沒人動用的餐具……”
草嬰對肖洛霍夫的許多作品都感興趣，1949年前譯過《學會仇恨》，之後又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重譯時改名《新墾地》）、《頓河故事》，甚至蘇聯作家克魯賓的訪談《訪問肖洛霍夫》發表後，草嬰也很快譯介到《解放日報》上。
在草嬰心目中，托爾斯泰是俄羅斯文學的巨人，他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們宣示博愛、自由和人道主義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繼承托氏精神及技藝最成功的一位，所以，草嬰在50年代傾力翻譯肖洛霍夫的作品。 </blockquote>
問：俄羅斯出了許多了不起的作家，像契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像寫出《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寫出《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您為什麽對托爾斯泰情有獨鍾？
《頓河故事》 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
《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 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
《幸福》 上海時代出版社（1950年）
《一個人的遭遇》 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
草嬰：通過70年代發生的事，我越來越清楚，曆史上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用自己的意誌決定他們的命運，是人類苦難的根源。要讓這種悲劇不再上演，就要培養人和人之間美好的感情，建立平等關係，宣揚人道主義精神。托爾斯泰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盛天民：你說的好些作品，是後來引進中國的，對我們這輩人來說，托爾斯泰的作品是最早接觸到的。
問：如果還有精力，您會選些別的俄羅斯大家的作品來譯麽？
草嬰：還是（想譯）托爾斯泰。 <blockquote>
草嬰曾撰文介紹過蘇聯5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他對俄國詩人也很熟悉，翻譯過葉塞寧、馬雅可夫斯基、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的部分詩作。
1985年，草嬰第一次隨代表團去了蘇聯，並踏上了托爾斯泰故園的土地。這是圖拉市附近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占地380公頃，有白樺樹林和湖泊，“好像風景區”。草嬰說：“他是一個真正的大貴族、大地主，卻那麽關心窮苦農民，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他覺得托爾斯泰是愛與善的化身，是真理和幸福追尋者；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輝，是經曆了兩千多年封建統治的中國特別需要喚醒的。 </blockquote>
問：在您之前，《安娜·卡列尼娜》有周揚的譯本；《複活》有汝龍、力岡的譯本；《戰爭與和平》有郭沫若、高植的譯本，您在翻譯時會不會對照著看一看？
草嬰：沒有時間這樣做。 <blockquote>
草嬰有句名言：我像猶太人吝嗇他們的每一塊錢那樣，吝嗇自己的每一分鍾。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書房裏，像上班一樣跟那些細小的俄國文字做伴。有一次一個朋友借住他家，早上聊了幾句，草嬰說：“對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訴記者，他工作的時候，子女們都知道不能打攪。
草嬰認為，好的翻譯應該是讓異國讀者讀譯文的感受與本國讀者讀原文的感受相當。
他曾經向朋友透露過他翻譯的幾道程序：先通讀幾遍，使人物在頭腦中形象清晰；接著逐字逐句翻譯；然後對照原文，看看有無脫漏、誤解的地方；接下來從中文角度審閱譯稿，常請演員朋友朗讀，改正拗口之處；最後根據編輯意見做必要的調整。
《戰爭與和平》中，有559個人物，草嬰做過559張小卡片，將每個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點寫在上麵，直到真正進入小說中的世界，他才開始動筆。此外，托翁展開如此浩瀚的曆史畫卷，迫使他廣泛涉獵俄國的哲學、宗教、政治、經濟、軍事、風俗以及俄國人的日常生活習慣。這四卷作品，他整整譯了六年，成稿116萬字。
今天，559張卡片和4本已經翻爛了的原著都在他的書櫥裏。 </blockquote>
盛天民：我記得大概是汪道涵講過，草嬰翻的《安娜》比周揚的好。
草嬰：講過這話的麽，也不止一個嘍。 <blockquote>
徐振亞教授在《複活》的三種譯本中，首推草嬰的譯本。一位研究者李蟠曾經比較過汝龍和草嬰的譯本，汝龍譯本43.4萬字，草嬰譯本36.5萬字。徐振亞說，草嬰吃透了原著，所以用詞準確、傳神，也更簡練。 </blockquote>
問：您翻譯了那麽多蘇俄小說，在那麽多女性形象裏，您最喜歡誰？
草嬰：安娜·卡列尼娜嘍。翻譯的時候，我常常哭的，一個人偷偷哭。 <blockquote>
學生章海陵記述過這樣一件事：有天上門拜訪，發現老師有些異樣，思想不集中，又有些激動。他起身告辭，草嬰一再挽留。過了一會兒，草嬰動容地說：“安娜死了……我剛才在翻譯‘安娜之死’，心裏真難過。”
草嬰曾寫過，在閱讀安娜命運的過程中，他不得不陷入深思，“通過這樣的深思，人的精神會變得高些，心靈不知不覺會漸漸得到淨化。” </blockquote>
問：陳村先生講他不到20歲的時候讀安娜，嫌托爾斯泰太煩，節奏太慢，讀不進去。
2006年5月31日草嬰在俄羅斯駐滬領事館領獎
草嬰：巴金先生講過，托爾斯泰是19世紀文學的高峰，代表19世紀的良心。他的小說是爐火純青的。 <blockquote>
90年代中期，陳村領了縮寫《安娜·卡列尼娜》的差使，發覺原著很難刪，於是寫道：“他的手筆是很難學會、更難超越的……托爾斯泰所營造的藝術空間，使得他的小說永遠不可能被替代。電視也罷，電影也罷，都不能傳遞原著的神韻。這樣的作品是永生的。” </blockquote>
問：幾年前我采訪過赫魯曉夫的孫女，她說起美國人是不大懂得“俄羅斯心靈”的。您讀了那麽多原著，對“俄羅斯心靈”有什麽認識？
草嬰：這個民族的人比較深沉，比較含蓄，也比較憂鬱。 <blockquote>
1987年，草嬰獲得蘇聯作家協會授予的“高爾基文學獎”。頒獎辭中有這樣兩句話：“（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blockquote>
問：我看到您晚年的一些文字，對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有了一些重新認識。
盛天民：抗日戰爭以前，受魯迅影響，他對蘇聯很向往。我們當時都年輕，滿腔熱情，希望國強民富，人人平等，都有飯吃；崇尚自由、平等、博愛……斯大林到底打敗了希特勒，攻占柏林，消息傳來我們都很振奮……（轉向草嬰）後來對斯大林也不崇拜了。
草嬰：嗯嗯。 <blockquote>
草嬰在給藍英年的兩封信中說：“以前我們對蘇聯的看法完全是‘一邊倒’，我們從能接觸的材料中隻看到它光明的一麵，隻聽到對它的一片讚歌，因此對蘇聯文學也換著同樣單純的態度。……近年來，我讀了高爾基以前沒有公開出版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羅曼·羅蘭封存50年重見天日的《莫斯科日記》和紀德的《訪蘇聯歸來》，對蘇聯的曆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讀了您寫的一係列文章，真如撥開重重迷霧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曆史和一個未被包裝的高爾基。”
正是為了除掉這種曆史的包裝，“文革”過後，草嬰與巴金先生一道，為“建立‘文革’博物館”奔走斡旋，終未如願。當傑出攝影人楊克林編著了上下兩卷《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畫冊之後，兩位老人的文字出現在畫冊最前麵。草嬰在序言中說：“凡有良知的人都會從心底發出呼聲：再也不能讓這樣的曆史悲劇重演。”
比較草嬰與妻子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顯看出：身高差距不見了。這場浩劫令他的身體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勞動，他因大出血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壓斷了90斤身軀下的胸椎骨。草嬰說：胸椎骨斷了，脊梁骨沒有斷。 </blockquote>
問：當年完全靠稿費養家麽？是不是稿費蠻高的？
盛天民：1949年前還可以的，後來不高。以後他們這些搞翻譯的等於開始自謀生路。1954年成立了華東作家協會，專業會員就八個人，巴金是會長，專職翻譯就是羅稷南、傅雷、滿濤、夢海和草嬰。雖說掛靠文聯，但是沒有編製，也不拿工資，就是靠稿費；但50年代有印數稿費的，每次加印還有稿酬可拿。“反右”的時候姚文元說要取消稿費，後來就沒有了。“文革”以後千字50元，幾十年沒變過。
問：據說1982年，盛姍姍是用父親三年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費2000塊，換了一張去美國的機票。
盛天民：是的，一次性付給2000元。 <blockquote>
從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總印數為77.5萬冊。這隻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數據。而千字50元的譯稿標準，五六年沒有變過。
1996年，草嬰寫下這樣的話：“一些大學生，學好了外語到中外合資企業去賺大錢，真正甘於寂寞從事翻譯的鳳毛麟角。有些大學生中外文基礎都很好，但他們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都沒有落實，無法從事他們心愛的工作。” </blockquote>
問：“文革”後，領導出麵請您當上海譯文社社長，為啥不當呢？
草嬰：我就是想把托爾斯泰全部翻出來，這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問：有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人講過這麽一個看法：真正的世家子弟，在緊要關頭都是蠻舍得的，錢財舍得，烏紗帽也舍得。
盛天民：結婚60多年，我覺得草嬰是一個骨頭蠻硬的人—1975年那次胸椎斷了，他沒有資格看病，醫生叫他一動不動躺在木板上半年，讓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樣躺了一年，稍微動一動都痛得鑽心，但他挺過來了。他碰到事情也很冷靜，會用自己的頭腦去分析，不肯趨炎附勢，還有就是耐力非常之好。我們家裏的人都很尊敬他、支持他。
草嬰：人的精力時間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到最應該用的地方，這就是勝利。
盛天民：他們當年許多一起搞翻譯的人，後來許多到北京去了，當官了。這些年碰到草嬰，他們會講，“還是你好，有這麽多作品留下來。”是呀，當官這種，過去了就過去了。
問：現在有沒有什麽現象是讓您比較擔心的？
草嬰：比較擔心的就是，現在的人比較淺薄。（盛天民問：還有呢？）嘸沒啥了。
盛天民：還有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比較厲害，他以前講起過。
草嬰：唔唔，對咯。
問：女兒有作品在世博園裏，阿要去看看啊？
盛天民：會的會的，等天氣暖和一點，我要推他去的。
采於上海 寫於2010年5月
小女兒盛姍姍早年學國畫，後赴美習油畫，她以大型油畫及玻璃雕塑聞名。世博園內，有一組她的大型室外玻璃裝置《開放長城》。這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雙年展上亮相。
“我也不曉得今朝為啥要換衣裳。”草嬰慢慢道。
“不是同你講過，記者今天要來采訪。”妻子盛天民幫他掖掖衣領。
草嬰孩子一樣笑了，嗯，想起來了。
護工遞給他一隻小白碗，裏麵有一些切成小塊的蘋果。說著話，草嬰忘記了蘋果，把碗擱在床上。護工指指碗，意思“您還沒吃完呐”，草嬰立刻將碗抱進懷裏，放一小塊進嘴。那神態，是順從、純淨。
說著話，護工又問：“爺爺要不要上廁所？”
“要的要的。”草嬰孩子一樣報告。
查看草嬰在不同年份的影像，不難發現他的語調越來越緩慢，說出的句子越來越短。除了眼前的事情記不大牢，坐著容易打瞌睡，他對很久以前的事情還記得一些。他的思維也相當清晰，如聽完某個提問能立即指出：“這個問題太深奧，我要寫好幾本書才能回答。”
眼前這位看起來已經返老還童的先生，在“文革”結束後的20多年裏，不要編製、不要職稱、不拿工資，冷冷清清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共400多萬字，以及肖洛霍夫、萊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張八仙桌不夠攤這些譯著。那些疊成一卷卷、布滿了藍墨水漬跡的手稿，堆成了“等身”的高度。
在很長時間裏，他生了病，隻能到街道小醫院診治。即使在市委領導的關照下，也一拖再拖。最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怒責下屬”，草嬰有了“醫療待遇”。也難怪，有關部門領導不會換算“大翻譯家”相當於“行政幾級”。
問：世博會馬上要開了，聽說盛家早先做的盛滋記醬油得過1915年萬國博覽會金獎，那醬油您吃過麽？
草嬰：沒有，那時候我還沒有生呢。
盛天民：小時候吃到過的，是得獎你還沒有出生。（轉向我）他們家還做腐乳、黃酒、醋什麽的，1949年後“公私合營”，到60年代廠還在。 <blockquote>
寧波鎮海盛家是鎮海望族，從康熙朝到民國之前，族中考取功名、做官的有408人，近代出國留洋學業有成者、實業家則不計其數。
1923年，草嬰在駱駝橋盛家出生，原名盛峻峰。據《鎮海誌》記載，盛峻峰的曾祖父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創辦了盛滋記釀園。1915年，由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拍板，中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參加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190萬人在耗資9萬元的中國陳列館裏參觀了4000多件中國貨。最後，杭州張小泉剪刀、貴州茅台酒和盛滋記醬油獲得金獎——這件事，2006年的草嬰還記得清清楚楚，也是在華東醫院，他親口告訴家鄉來訪的記者。 </blockquote>
問：聽說徐訏是您表哥？
草嬰：哎，是的。他比我大好多（15歲），是我母親堂兄的兒子。 <blockquote>
草嬰的母親徐書卷是慈溪縣的大家閨秀。徐家出了個比張愛玲出道還早的浪漫派小說家徐訏。他的小說《鬼戀》被寧波鎮海人陳逸飛拍成電影《人約黃昏》。 </blockquote>
問：能說說您父親嗎？
草嬰：我父親學的是西醫。同濟大學最早隻有一門醫科，我父親是1919年從同濟醫學院畢業的。畢業以後，在上海開診所行醫，大概一年多一點。這之後他就回老家去了，在寧波鐵路醫院當院長。
我父親一輩子做事是很認真很仔細的，因此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方麵的教育。家裏的經濟狀況是蠻好的，因為有祖傳的醬園。我爺爺我父親都行醫，醬園有專門的經理打理。
問：聽說他後來再回上海時，把你們住的花園洋房捐給了甬江女子中學。
盛天民：那是後來的事了。1937年日本人離寧波越來越近，他父親就帶著全家人，那時候叫逃難，到上海。那個花園洋房在寧波是很好的房子，日本人來了以後，占了，部隊駐在裏麵，抗戰勝利還給他們家。1949年以後，他父親考慮到不大會回寧波住了，就捐給了學堂。
問：寧波人在上海出名的不少，像上海博物館老館長馬承源，畫小人兒書的賀友直，還有畫家陳逸飛。
草嬰：寧波人在上海影響蠻大的，從前上層一點的都住在法租界。
盛天民：草嬰他們家那時候住在複興公園，從前叫法國公園，對麵。是租的新式裏弄房子，沿馬路，有一個小花園。
問：旁邊住著柳亞子先生。
草嬰：對的。我們家是519號，他就是隔壁，515號，是花園洋房。我經常去他家，他家裏是中式擺設。他是名人嘍，總有好些人找他。我學俄文的事他也知道的，所以是歡迎我去的。
問：我看一些老人的回憶錄，都寫“租”什麽地方住，當年不興買房嗎？
盛天民：是啊，不像今天，那時候都是租，但是要付一筆比較大的款子，叫訂金，相當於買一個租賃權，每個月的租金倒是比較少的。我們1947年結婚，住在錦江飯店後麵的幸福公寓，訂金就是草嬰他們家付的。
問：能講講盛家的家風嗎？
盛天民：寧波很早就有開放風氣，在草嬰父親這輩人裏就有許多人留洋，所以他們家裏既有傳統、也有西式的影響。家裏擺設也是中西合璧的，有條幅字畫，也有沙發。草嬰的父親留學日本，受的是德國式的教育，所以做事非常嚴謹，一絲不苟，這一點好像傳給了草嬰。最大的一個姑媽留學法國，大姑父也留法，回來之後到杭州當市長，叫趙什麽……還有一個姑媽留學美國。
草嬰：（冷不丁緩緩道出）趙、誌、遊（1931年6月—1934年2月任杭州市長）。他是中國第一個會開飛機的人（做駕駛方向盤動作）。 <blockquote>
老兩口核對著人名、事跡，翻檢著記憶中壓箱底的部分，場麵很有些溫暖。此時若有畫外音，該是孫道臨先生的聲音：他們一起走過60多年。
孫道臨是草嬰的老朋友，曾為他朗讀過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的翻譯手稿，草嬰據此做音韻上的調整。在華東醫院，他們也曾經是鄰居，兩人的病房挨著。 </blockquote>
問：小時候，您挨過打嗎？
草嬰：從來不打的。家裏小人兒有許多，我父親最最寵愛、最最寶貝的就是我。
問：為啥呢？
草嬰：因為我比較聽話，功課也比較好。
盛天民：（悄悄地）上麵幾個都是女小孩。 <blockquote>
後來，盛峻峰有了小他8歲的弟弟盛曉峰。盛曉峰從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當編輯。 </blockquote>
問：那時候您一個月有五塊銀洋零花錢，蠻多的哦。
草嬰：哎，好像是的。
問：嗬嗬，您不是花四塊錢去學俄語麽？
草嬰：對的對的，你不講我也有點忘記了。那時候五塊大洋是蠻大的一筆錢呢。四塊麽，學俄語，剩下一塊麽，買參考書。我從來不亂用錢的，沒有看過一場電影。
盛天民：家教很嚴的。 <blockquote>
1931年10月21日，寧波地區的《時事公報》刊登了一條消息：《小學生盛峻峰獨捐30金》，說的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在寧波各界抗日救國的募捐活動中，8歲的盛峻峰在校捐出30塊大洋。這筆錢，在當時可買100斤豬肉或150斤麻油。這是父親盛濟舲囑咐兒子以自己名義捐的——父親用這種方式，把“愛國”兩個字交代給兒子。
抗戰初期，國內首次出版《魯迅全集》20卷，定價20元，但預訂隻收8元。盛峻峰用積攢的零花錢訂了一套，從此“反複讀”，並借給同學傳閱。全集的後10卷，都是魯迅的譯作，草嬰說他後來走上翻譯之路，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盛峻峰在英國人辦的雷士德工學院學的是英文，那時候進步書刊和俄羅斯文學作品大量湧入，他起意學習俄文。循著報上一條廣告，他敲開一戶人家的門。開門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俄國中年婦女，問明來由後告訴他學費是每小時一元銀洋。盛峻峰算了算，要求每周上一次課，並按俄婦指點去霞飛路一家俄僑開的書店買了教材：《俄文津梁》第一冊。 </blockquote>
問：那時候上海俄國人多嗎？
草嬰：很多的。有一些流亡貴族，先是到哈爾濱，然後慢慢進入內地。當時哈爾濱大概有十萬白俄，上海大概有兩萬。
盛天民：我們小時候，“老大昌”邊上有一排俄國人開的餐館、西點房、食品店。哈爾濱食品廠就在淮海路上，賣那種很大的麵包，還有像實心球一樣大的奶酪，外麵包著紅紅的蠟。我們常在那裏買棒頭糖吃。
問：您那時候工作過的塔斯社，是什麽背景？
草嬰：就是蘇商，叫匝開莫。
盛天民：其實背後就是蘇聯，名義上是商人匝開莫，相當於今天的法人代表。那時候各個國家的新聞社都在上海有分社，像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國人。我記得1949年前草嬰在塔斯社工資蠻高的，像今天白領一樣。
問：怎麽還有電台？
草嬰：塔斯社辦了好幾樣，一份中文刊物叫《時代》、一張英文報紙叫《每日戰訊》，有人開玩笑叫它“淡來黃牛絲”（daily war news諧音），還有一個就是“呼聲電台”。我記得有一位蘇聯的女廣播員，可以對著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來。負責音樂節目的是一個中國人，叫李德倫，年紀很輕，每天早上看到他咬著大餅油條來上班，一邊吃，一邊拿唱片出來放。1949年後，他去蘇聯學了指揮，後來做到中央交響樂團團長。
盛天民：草嬰翻譯好的稿子就拿給桂碧清去讀，她是王元化的姐姐，在電台當播音員，是草嬰介紹給薑椿芳的。
問：那時候也跟傅雷先生打過交道吧？
草嬰：主要是薑椿芳，叫我到傅雷家拿稿子。
盛天民：那時候國民黨是封鎖戰爭消息的，隻報勝仗不報敗仗，所以要“偷聽敵台”才能知道比較全麵的情況。傅雷是通法語的，他聽法國通訊社的短波廣播，記下來，然後譯成中文。薑椿芳先生請傅雷翻譯，他答應了，草嬰就常常去石門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裏拿翻譯稿。傅雷比他大15歲，大概沒有什麽深談，印象就是人很和氣。
薑椿芳先生當時是地下黨負責人，發展了很多黨員，像滿濤、張可，他是先認識張可然後才認識王元化的。那個時候草嬰大概18歲，經人介紹認識了薑椿芳——他早年在哈爾濱學俄文的，水平很高。上海那時候沒幾個人懂俄文，薑椿芳就看中草嬰，讓他幫忙翻譯。草嬰的第一部譯作就發在時代社辦的《蘇聯文藝》上，是普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 <blockquote>
反胡風時，滿濤成為批鬥對象，“反右”時，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關部門請草嬰寫批判文章，草嬰一個字也不寫，他說：“我不能昧著良心批判他們呀。”
90年代初，草嬰講，知識分子要有五樣東西：良心、頭腦、眼光、脊梁、膽識。
“人活著，不能說違心話，做違心事；不論什麽事，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分析、判斷，不能彎腰曲背，隨風搖擺。”
從40年代到50年代，在“以蘇為師”的大背景下，草嬰翻譯過大量介紹蘇聯國家製度、企業中的黨管理、婚姻家庭、兒童教育的著作，以及俄語文法讀物，他的翻譯功力已現崢嶸。同時，他繼續向中國讀者引介文藝作品，像理定的《清風》，巴夫連科的《母親》《幸福》，波列伏依的《勝利》，喬治·古裏亞的《複仇者》，班台萊耶夫的《諾言》《翹尾巴的火雞》，不少篇目入選當時的中學語文課本。 </blockquote>
20世紀80年代草嬰在廈門大學講課 <blockquote>
1955年，草嬰翻譯的《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尼古拉耶娃等著）發表後，當時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讀了這篇小說，號召全國青年團員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學習“關心人民疾苦，反對官僚主義”。一年後，王蒙發表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草嬰的學生、俄蘇文學研究者章海陵說：“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很可能是文學瀏覽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很多‘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嬰優秀的譯筆，令原作大為生色。”
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是一部裏程碑式的作品，1956年的最後一天開始在《真理報》上連載。衛國戰爭期間，“不是陣亡就是叛徒”，許多幸存的蘇聯官兵歸來後都承受過巨大苦難。據華東師範大學徐振亞教授說，那年除夕，莫斯科廣播這篇小說時，真是萬人空巷，許多蘇聯人站著聽，在寒風中流下眼淚。“草嬰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馬上感覺到其中的內涵意義，立刻動手翻譯。”
草嬰後來寫道：“我在翻譯時心情激動，常常停下筆來擦眼淚……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損失大約4000萬人，因此戰後幾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擺著沒人動用的餐具……”
草嬰對肖洛霍夫的許多作品都感興趣，1949年前譯過《學會仇恨》，之後又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重譯時改名《新墾地》）、《頓河故事》，甚至蘇聯作家克魯賓的訪談《訪問肖洛霍夫》發表後，草嬰也很快譯介到《解放日報》上。
在草嬰心目中，托爾斯泰是俄羅斯文學的巨人，他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們宣示博愛、自由和人道主義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繼承托氏精神及技藝最成功的一位，所以，草嬰在50年代傾力翻譯肖洛霍夫的作品。 </blockquote>
問：俄羅斯出了許多了不起的作家，像契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像寫出《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寫出《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您為什麽對托爾斯泰情有獨鍾？
《頓河故事》 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
《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 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
《幸福》 上海時代出版社（1950年）
《一個人的遭遇》 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
草嬰：通過70年代發生的事，我越來越清楚，曆史上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用自己的意誌決定他們的命運，是人類苦難的根源。要讓這種悲劇不再上演，就要培養人和人之間美好的感情，建立平等關係，宣揚人道主義精神。托爾斯泰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盛天民：你說的好些作品，是後來引進中國的，對我們這輩人來說，托爾斯泰的作品是最早接觸到的。
問：如果還有精力，您會選些別的俄羅斯大家的作品來譯麽？
草嬰：還是（想譯）托爾斯泰。 <blockquote>
草嬰曾撰文介紹過蘇聯5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他對俄國詩人也很熟悉，翻譯過葉塞寧、馬雅可夫斯基、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的部分詩作。
1985年，草嬰第一次隨代表團去了蘇聯，並踏上了托爾斯泰故園的土地。這是圖拉市附近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占地380公頃，有白樺樹林和湖泊，“好像風景區”。草嬰說：“他是一個真正的大貴族、大地主，卻那麽關心窮苦農民，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他覺得托爾斯泰是愛與善的化身，是真理和幸福追尋者；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輝，是經曆了兩千多年封建統治的中國特別需要喚醒的。 </blockquote>
問：在您之前，《安娜·卡列尼娜》有周揚的譯本；《複活》有汝龍、力岡的譯本；《戰爭與和平》有郭沫若、高植的譯本，您在翻譯時會不會對照著看一看？
草嬰：沒有時間這樣做。 <blockquote>
草嬰有句名言：我像猶太人吝嗇他們的每一塊錢那樣，吝嗇自己的每一分鍾。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書房裏，像上班一樣跟那些細小的俄國文字做伴。有一次一個朋友借住他家，早上聊了幾句，草嬰說：“對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訴記者，他工作的時候，子女們都知道不能打攪。
草嬰認為，好的翻譯應該是讓異國讀者讀譯文的感受與本國讀者讀原文的感受相當。
他曾經向朋友透露過他翻譯的幾道程序：先通讀幾遍，使人物在頭腦中形象清晰；接著逐字逐句翻譯；然後對照原文，看看有無脫漏、誤解的地方；接下來從中文角度審閱譯稿，常請演員朋友朗讀，改正拗口之處；最後根據編輯意見做必要的調整。
《戰爭與和平》中，有559個人物，草嬰做過559張小卡片，將每個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點寫在上麵，直到真正進入小說中的世界，他才開始動筆。此外，托翁展開如此浩瀚的曆史畫卷，迫使他廣泛涉獵俄國的哲學、宗教、政治、經濟、軍事、風俗以及俄國人的日常生活習慣。這四卷作品，他整整譯了六年，成稿116萬字。
今天，559張卡片和4本已經翻爛了的原著都在他的書櫥裏。 </blockquote>
盛天民：我記得大概是汪道涵講過，草嬰翻的《安娜》比周揚的好。
草嬰：講過這話的麽，也不止一個嘍。 <blockquote>
徐振亞教授在《複活》的三種譯本中，首推草嬰的譯本。一位研究者李蟠曾經比較過汝龍和草嬰的譯本，汝龍譯本43.4萬字，草嬰譯本36.5萬字。徐振亞說，草嬰吃透了原著，所以用詞準確、傳神，也更簡練。 </blockquote>
問：您翻譯了那麽多蘇俄小說，在那麽多女性形象裏，您最喜歡誰？
草嬰：安娜·卡列尼娜嘍。翻譯的時候，我常常哭的，一個人偷偷哭。 <blockquote>
學生章海陵記述過這樣一件事：有天上門拜訪，發現老師有些異樣，思想不集中，又有些激動。他起身告辭，草嬰一再挽留。過了一會兒，草嬰動容地說：“安娜死了……我剛才在翻譯‘安娜之死’，心裏真難過。”
草嬰曾寫過，在閱讀安娜命運的過程中，他不得不陷入深思，“通過這樣的深思，人的精神會變得高些，心靈不知不覺會漸漸得到淨化。” </blockquote>
問：陳村先生講他不到20歲的時候讀安娜，嫌托爾斯泰太煩，節奏太慢，讀不進去。
2006年5月31日草嬰在俄羅斯駐滬領事館領獎
草嬰：巴金先生講過，托爾斯泰是19世紀文學的高峰，代表19世紀的良心。他的小說是爐火純青的。 <blockquote>
90年代中期，陳村領了縮寫《安娜·卡列尼娜》的差使，發覺原著很難刪，於是寫道：“他的手筆是很難學會、更難超越的……托爾斯泰所營造的藝術空間，使得他的小說永遠不可能被替代。電視也罷，電影也罷，都不能傳遞原著的神韻。這樣的作品是永生的。” </blockquote>
問：幾年前我采訪過赫魯曉夫的孫女，她說起美國人是不大懂得“俄羅斯心靈”的。您讀了那麽多原著，對“俄羅斯心靈”有什麽認識？
草嬰：這個民族的人比較深沉，比較含蓄，也比較憂鬱。 <blockquote>
1987年，草嬰獲得蘇聯作家協會授予的“高爾基文學獎”。頒獎辭中有這樣兩句話：“（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blockquote>
問：我看到您晚年的一些文字，對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有了一些重新認識。
盛天民：抗日戰爭以前，受魯迅影響，他對蘇聯很向往。我們當時都年輕，滿腔熱情，希望國強民富，人人平等，都有飯吃；崇尚自由、平等、博愛……斯大林到底打敗了希特勒，攻占柏林，消息傳來我們都很振奮……（轉向草嬰）後來對斯大林也不崇拜了。
草嬰：嗯嗯。 <blockquote>
草嬰在給藍英年的兩封信中說：“以前我們對蘇聯的看法完全是‘一邊倒’，我們從能接觸的材料中隻看到它光明的一麵，隻聽到對它的一片讚歌，因此對蘇聯文學也換著同樣單純的態度。……近年來，我讀了高爾基以前沒有公開出版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羅曼·羅蘭封存50年重見天日的《莫斯科日記》和紀德的《訪蘇聯歸來》，對蘇聯的曆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讀了您寫的一係列文章，真如撥開重重迷霧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曆史和一個未被包裝的高爾基。”
正是為了除掉這種曆史的包裝，“文革”過後，草嬰與巴金先生一道，為“建立‘文革’博物館”奔走斡旋，終未如願。當傑出攝影人楊克林編著了上下兩卷《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畫冊之後，兩位老人的文字出現在畫冊最前麵。草嬰在序言中說：“凡有良知的人都會從心底發出呼聲：再也不能讓這樣的曆史悲劇重演。”
比較草嬰與妻子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顯看出：身高差距不見了。這場浩劫令他的身體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勞動，他因大出血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壓斷了90斤身軀下的胸椎骨。草嬰說：胸椎骨斷了，脊梁骨沒有斷。 </blockquote>
問：當年完全靠稿費養家麽？是不是稿費蠻高的？
盛天民：1949年前還可以的，後來不高。以後他們這些搞翻譯的等於開始自謀生路。1954年成立了華東作家協會，專業會員就八個人，巴金是會長，專職翻譯就是羅稷南、傅雷、滿濤、夢海和草嬰。雖說掛靠文聯，但是沒有編製，也不拿工資，就是靠稿費；但50年代有印數稿費的，每次加印還有稿酬可拿。“反右”的時候姚文元說要取消稿費，後來就沒有了。“文革”以後千字50元，幾十年沒變過。
問：據說1982年，盛姍姍是用父親三年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費2000塊，換了一張去美國的機票。
盛天民：是的，一次性付給2000元。 <blockquote>
從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總印數為77.5萬冊。這隻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數據。而千字50元的譯稿標準，五六年沒有變過。
1996年，草嬰寫下這樣的話：“一些大學生，學好了外語到中外合資企業去賺大錢，真正甘於寂寞從事翻譯的鳳毛麟角。有些大學生中外文基礎都很好，但他們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都沒有落實，無法從事他們心愛的工作。” </blockquote>
問：“文革”後，領導出麵請您當上海譯文社社長，為啥不當呢？
草嬰：我就是想把托爾斯泰全部翻出來，這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問：有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人講過這麽一個看法：真正的世家子弟，在緊要關頭都是蠻舍得的，錢財舍得，烏紗帽也舍得。
盛天民：結婚60多年，我覺得草嬰是一個骨頭蠻硬的人—1975年那次胸椎斷了，他沒有資格看病，醫生叫他一動不動躺在木板上半年，讓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樣躺了一年，稍微動一動都痛得鑽心，但他挺過來了。他碰到事情也很冷靜，會用自己的頭腦去分析，不肯趨炎附勢，還有就是耐力非常之好。我們家裏的人都很尊敬他、支持他。
草嬰：人的精力時間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到最應該用的地方，這就是勝利。
盛天民：他們當年許多一起搞翻譯的人，後來許多到北京去了，當官了。這些年碰到草嬰，他們會講，“還是你好，有這麽多作品留下來。”是呀，當官這種，過去了就過去了。
問：現在有沒有什麽現象是讓您比較擔心的？
草嬰：比較擔心的就是，現在的人比較淺薄。（盛天民問：還有呢？）嘸沒啥了。
盛天民：還有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比較厲害，他以前講起過。
草嬰：唔唔，對咯。
問：女兒有作品在世博園裏，阿要去看看啊？
盛天民：會的會的，等天氣暖和一點，我要推他去的。
采於上海 寫於2010年5月
小女兒盛姍姍早年學國畫，後赴美習油畫，她以大型油畫及玻璃雕塑聞名。世博園內，有一組她的大型室外玻璃裝置《開放長城》。這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雙年展上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