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王世襄同誌和我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時期的一段往事和情誼


    羅哲文


    我和世襄同誌(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先生在八十年前就把研究營造同人稱為同誌,言誌同道合者,並早已稱世襄為同誌)的交往,從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時期共同學習古建築的調查研究開始,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沒有中斷過。抗戰勝利,複員北平,新中國成立,他在逆境之中,以至粉碎“四人幫”參加全國政協,為家具、鴿子而努力等,近七十年可追思回憶之事甚多。今僅就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追思回憶,寄托懷念之情,並以在2009年12月8日國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館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主辦的“王世襄先生追思會”上,即席所成小詩一首中的幾件往事,以為追思回憶:


    難忘六十六年前,古建班門習調研。


    雜草叢中勘古墓,旋螺殿下測飛簷。


    陪都共赴護瑰寶,學社辛勤複匯刊。


    老友魂兮巴蜀望,巴山蜀水笑開顏。


    古建班門習調研


    世襄同誌於1943年在北平燕京大學中文係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滿腔熱情,衝破日寇占領區的重重封鎖,來到被稱為大後方的四川重慶參加抗戰和尋求工作,因被一些“正統”觀念研究院所和文教機構拒收(當時的大學研究生是很缺少的)找到了梁思成先生,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見他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和廣泛的技藝才能,認為正是營造學社所需要的人才,便毅然接納他成為學社的正式工作人員,給予了助理研究員的職稱,並對他進行培養和重用。


    中國營造學社自1946年進入清華大學創辦清華建築係(營建係),並與清華大學合辦建築研究所,到1948年北平圍城,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為解放軍提供了《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在解放戰爭中為保護文物做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後即完全停止了工作。曾經在學社工作過的同誌僅世襄和我兩人了,他的離去更使我無限感傷。在四川李莊、重慶這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中,我和世襄同誌同窗共事,在梁思成、林徽因和劉致平、莫宗江等師長先進的教導與指引下,學會了基本的古建田野測繪調查研究技能,也決定了世襄同誌一生近七十年的學術生涯和豐碩成果。在他的第一篇宋墓考古報告的後記中,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雜草叢中勘古墓


    中國營造學社在四川時期,除了調查測繪一些古建築外,還參加了許多考古發掘工作。考古發掘中很需要建築測繪和研究的工作,如莫宗江先生參加了成都王建墓的考古發掘,陳明達先生參加了彭山、樂山崖墓考古發掘,劉致平先生也在李莊清理了宋墓。世襄先生的第一篇田野調研報告即是《四川南溪李莊宋墓》(這篇報告雖然十分簡要)該宋墓早已被盜掘一空,文物珍寶已經蕩然無存,但墓室建築結構與藝術依然無恙,卻是研究宋代建築的參考資料。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分配我和王世襄一起測繪,並分配劉致平、莫宗江先生作為指導,田野工作完成之後他寫研究文章報告,我畫圖。報告完成之後他一定要寫上我的名字,我說畫圖隻是工具、次要的,作為協助即可,他認為“助”不好,後來寫了個協理工作。


    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他的後記,說明了他在營造學社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指導下對其一生學問產生的很大影響。由原來隻是從事狹小的畫學圖籍藝術研究,而擴展成了多方麵的學術領域研究,特別是古建築的廣闊領域,室內室外裝修,家具門窗,油飾彩繪等。他重要的學術成果《明式家具珍賞》《髹飾錄解說》等都是在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和梁思成先生的直接關懷和指導下完成的。就是在抗戰勝利後參加戰區文物保護和戰後文物接管,也是在梁思成先生的極力舉薦之下參與的。


    他的文學基礎很好,從這篇宋墓調研報告的後記中可以看出,現將他的手跡原文影印如下:


    旋螺殿下測飛簷


    這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安排的王世襄、盧繩和我共同實習田野古建築調查研究的一個項目。在李莊附近有一座早已聞名的亭閣式建築,它內部的藻井呈旋渦式的精巧如意鬥拱,在曆史文獻上有明確的記載,是明代萬曆二十四年(1596)建造的。初步去考查了一下,確實有鬥拱比較雄大、出簷較為深遠的特征,於是派我們去實測研究。這一任務主要由盧繩來承擔,我和王世襄做輔助工作,主要是拉皮尺量尺寸,盧繩勾畫草圖注尺寸。這一建築雖然不算十分高大,但結構特殊,在四川當時所知明代建築很少的情況下,也算是十分珍貴了。盧繩後來寫了一篇較為豐富的考察報告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七卷一期上。其時,他已回中央大學建築係任教,文字和圖也是我為之抄寫描繪石印的。


    這裏要說到世襄的情況,他本不諳拉皮尺量尺寸之道,但是為了學習也很是賣力。我和他上上下下,滿場地奔跑,我上房他在下麵指點部位,盧繩記錄形製和尺寸。他很注意飛簷的挑出比例和尺度,因為這是鑒別古建築年代的一個標準。最有意思的是,他後來也把這一工作當作玩意兒來對待,這就不覺得累了,有點“寓學於樂”的意味,而他被稱為“大玩家”的說法從這時就已開始了。


    這裏還回憶起一件我和他玩蛇的故事。他說起在北平玩鷹、玩狗、玩鳥、玩蟈蟈的情況,我說還有一件東西要不要玩,他問是什麽,我說說出來不要害怕,就是“蛇”。他有些緊張,我說不要緊,我能玩,可教你,他說試試看。四川多蛇,李莊學社經常有蛇出沒,有一次我隔壁盧繩的鬥室中忽然從屋頂上掉下一條蛇來,嚇得他驚叫起來,我馬上過去把它趕走了。我和世襄發掘古墓時,雜草叢中也有蛇,他起初有些怕,知我會玩蛇也就膽大了。在旋螺殿測繪時,忽然從鬥拱上掉下蛇來,我馬上過去抓住了它,等它一點也不動了,舉起來玩了一陣才把它放了。四川許多人都能抓蛇,打蛇要訣是抓“七寸”、打“七寸”,就是蛇頭之下七寸的地方是它的神經中樞,一抓、一打就不動了。這裏也有學問,無毒蛇可抓,有毒的先要猛打,還要看蛇的大小定位,並非全在七寸位置。我教了世襄幾次,他也了解了,但仍然不敢玩蛇,他說這玩意兒北方沒有,不好玩,人都怕,玩不出門道來,就罷休了。


    陪都共赴護瑰寶


    要說的這件事情(陪都共赴護瑰寶)我和世襄雖然當時都在重慶,但未曾見過麵,是後來談起各自工作時才知道的。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出現轉折,軸心國德、意、日行將敗北,歐洲戰場上的德、意法西斯相繼失敗,在亞洲,中國和太平洋各國對日本侵略軍的反擊也取得了節節勝利,中美盟軍計劃聯合向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和日本國土進行轟炸,重慶國民政府成立了“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在反攻戰爭和轟炸中保護戰區的文物古跡。梁思成先生被任命為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為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實際上是由梁思成先生在負責工作,他親自草擬了敵占區的古建築文物目錄,他的手稿最近已在美國有關曆史檔案中找到。在文物目錄上,還附有所在地區的文物位置圖。由於這一工作十分浩繁,目錄還有英文對照,因為世襄的英文甚好,於是在1944年夏天梁思成先生把世襄從李莊調往重慶為他整理編校目錄(見1986 年第5、6 期與1987 年第1 期《文物天地》王世襄所寫的《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以及1994 年1 月號香港《明報月刊》王世襄所寫的《梁思成和〈戰區文物目錄〉》)。我也同時被梁思成先生由李莊調到重慶參加在軍用地圖上畫圖、標識出文物古建築位置的工作。由於我的工作是絕密的,所以兩三個月時間都是在一座小樓頂層上單獨的一個房間裏,思成師每天抱著一捆圖紙用鉛筆畫上標誌符號,我用繪圖墨水鴨嘴筆上墨,為的是要複印發到軍隊的指揮員手中。梁思成先生在這裏背著國民政府十分秘密地向盟軍(美軍)提出了保護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古建築的特殊建議,因為在當時尚未認識到珍貴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財富的意義,較之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早了三十年。這一行動如果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或其他部門知道了就形同賣國。我當時在標識地圖的時候也驚異有一批日本地圖上的古建築,但隻是按老師的指示做工作罷了,絕對機密不敢提問。直到1947年北京大學宿白先生聽梁思成先生講座時,少數人才聽聞了梁思成先生談到這一保護人類共同遺產——京都、奈良文物古建築的事。


    最近,我在詳讀《梁思成全集》時果然發現他在《為什麽要保護古建築》一文中,伏筆談了一句“保護敵國的古建築”。時在1944年,正是盟軍大規模轟炸日本本土的前夕,後來東京、大阪等被轟炸成焦土,而古都京都、奈良未被轟炸,大批相當於中國隋、唐、宋、元、明、清的木構古建築得以保存。最近,日方友好人士和政界要人正籌備在明年(2010)古都奈良正式建都一千三百周年之際,在奈良為梁思成先生豎立紀念碑銅像,以表彰他保護日本古都文物古建築的功績。


    學社辛勤複匯刊


    這是世襄和我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時期,共同參加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學術刊物是一個研究單位十分重要的事,調查研究的成果都要在刊物上發表,積累的資料和經驗,也是向資助單位和個人、向社會的公開報告。已經出版的六卷《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由於抗戰期間顛沛流離,加之條件極端困難,隻好一度停辦了。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李莊鄉下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然狠下決心要恢複。1943年至1944年,學社隻剩下了梁、林二師和劉、莫二公,以及世襄和我幾個人,思成師常在重慶,徽因師躺在病床上,致平先生為家小所累,主力就是莫宗江先生、世襄和我三人。今天,人們從匯刊七卷一、二期上不難看出,謄寫、描圖大部分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手跡。


    恢複匯刊可以說是學社同人全體總動員,全民齊動手,在齊心協力、互相幫助的情況下進行的。田野考察報告,各種寫作、翻譯文章,都要自己寫、自己抄,圖自己畫,一些離社的人的文章和圖,我們三人分別為之抄寫和描繪。第一步是選擇了石印的方法,因為它比油印好,能表現手寫手繪的真實性。其法是在一種特製藥紙上用特製的墨水書寫和畫圖,然後將它拓印在光平的石板上,用橡皮滾筒加上油墨壓印出來,效果甚好。我們三人每天分別把寫好的藥紙送到鎮上的石印鋪裏,印好後背回到學社來。約有三裏的路程,道路十分難走,但心裏非常高興,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成果。印完之後,還有一個十分繁重的任務,就是要把雙麵的印張折疊起來,以便裝訂。兩百本上百頁上萬張的印張都要一張一張用手工折疊,實不容易。於是,發動全體,實在也沒有幾人,就連徽因先生的老母親也來參加了。然後,就是分頁成本、垛齊、裝訂,這又是一番複雜而又技術性很強的活兒。世襄兄本來不諳此道,但在此大氣氛下也幹得不錯,而且他也把它當成一個好玩的事來玩,雖然沒有多大的學問可言,也算是一個玩的工作吧。裝訂完了之後,還要發行,也都是我們背到鎮上郵局去的。


    世襄和我秋天從重慶回來之後,就一直在忙著七卷一、二期匯刊恢複之事,足足半年多的時間,總算完成了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時期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兩期匯刊的內容十分精彩,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建築的報告首次發表,西南古建築調查的文章和國外城鎮、住宅的介紹等,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艱苦奮鬥而又樂觀的精神,永遠也不能忘記。不久,鬼子投降,世襄被梁思成先生推薦參加戰後文物接管保護工作。1946年回到北平後,我們又重新相聚。


    其他


    在李莊我和世襄好玩之事很多,在那樣的條件下,沒有劇場、沒有電影等任何文娛活動,隻能找些事情自娛自樂。在李莊時,他就喜歡廚藝,不僅向我們請的廚師學了不少手藝,而且經常到鎮上有名的飯館“留芬”去學藝,當然是先要吃飯付錢,然後到廚房與廚師拉關係,漸漸成了朋友。世襄有個特點,三教九流諸色人等都能混到一起,各種場合他都叫著我一起去玩,後山采橘子,過江抓兔子等,他都找我和他一起去。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於世襄、莫宗江和我三人均是單身,幾乎每天下班後都結伴到鎮上去玩。世襄年紀最大,長莫宗江兩歲,長我近十歲。他牽著一條大黃狗,是金嶽霖先生養的,很肥胖,叫菲提(fat),金回昆明西南聯大後就歸了他。莫宗江背了一個竹筐,為了上街買點東西之用,我提著一個竹籃子,他在前,莫宗江跟著,我在後。到了鎮上,找一個茶館坐下來,喝茶,吃花生瓜子,與大學教授、學生及當地士紳人等談天說地,自娛自樂消遣,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前些年去李莊時,還有一些老人說起當年的情景。快七十年過去了,兩位良師益友已駕鶴仙去,我已八十有六,真有人生苦短之感。


    2009年12月8日


    作者注:1944年初,羅哲文與王世襄兩位前輩先賢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相識後,就建立起了極為深厚的情誼,直到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辭世,這種曆久彌新而醇厚綿長的情誼竟延續了長達近六十六年之久,這僅從羅哲文先生在2009年12月8日由國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館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主辦的“王世襄先生追思會”上,即席所成的一首小詩中不難獲知。七年前,本書作者在羅哲文先生的美言引薦下,得以拜訪王世襄先生並為其作傳,後有幸得到羅哲文先生這位當時中國營造學社唯一健在者的厚愛,將其依照先生所作小詩中所述兩人在四川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期間交往幾事而撰寫的回憶文章作為本書序言,在此敬以萬分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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