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六年（1947）3月初，王世襄正式就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從而開始了他圓夢故宮全身心投入到這個龐大博物館的基本建設之中。那麽，故宮博物院到底是怎樣一座博物館？它有何曆史淵源？具有怎樣的文化魅力？具體機構是如何設置的？王世襄任職期間又有何得失呢？
如此，我們不能不鑿通並穿越已經封閉了多年的曆史隧道，去揭開蒙在於民國初年由明清兩朝皇家禁宮演變為故宮博物院上的神秘麵紗，否則將難以理解王世襄為何一心要身許其中，並不惜暫時忘卻自己立誌從事學術研究之夙願，而甘心去做諸多事務性工作。確實，作為明清兩朝皇宮的紫禁城，民國年間就被廣大民眾稱之為“故宮”，也就是過去的皇宮的意思。演變為故宮的紫禁城，明清兩朝有著非常完善而嚴密的保護管理機構，到了民國，為了管理好已經歸屬於人民的這座皇家宮苑，國民政府也成立了一個管理機構——清室善後委員會。雖然這個管理機構的組成人員幾乎都是當時政府大員和社會名流，但它畢竟是一個帶有民間性質的臨時性組織，麵對變化莫測的政治時局，許多時候它難以保證這座世所罕見皇家宮苑的安全。於是，成立一個長期而正式的政府管理機構已經是迫在眉睫了。
提出這一動議的，依然是清室善後委員會中那些身為文化名流的委員們，因為他們不僅懂得故宮裏珍藏的文物的無比價值，而且明白時局實在是不容樂觀，一旦發生動蕩，故宮中那眾多珍貴的文物必將成為某些奸小權貴覬覦的首選，那麽它們的命運就實在不敢保證了。如果這些珍貴文物遭到了損失，將永遠無法彌補。為此，清室善後委員會經過多次商討，決定盡快落實《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中的第四條：
委員會以二個月為期，如遇必要時，得酌量延長之，其長期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工廠等當於清理期間，另組各項籌備機關，於委員會取消後，仍繼續進行。
其實，民國十三年（1924）11月7日，攝政內閣就有過類似的明文規定，但並沒有明確提出要組建什麽專門管理機構，隻是提到要籌備圖書館和博物館。既然如此，這些委員們更是有了籌建這一機構的依據，現在需要解決的就是這個機構的名稱和組織條例等具體問題了。
關於名稱，顯然是難不住這些全國一流專家學者們的，他們在參照世界其他皇宮演變成“故宮”後所取名稱的同時，當然也考慮到要體現本國的特色，如德國柏林的皇宮博物院、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珀宮博物館，就是直接在宮殿原來名稱後麵加上博物院或博物館幾字而已。不過，當時是否有人提議把故宮也取名為“紫禁城博物院”，就不得而知了。既然紫禁城被馮玉祥將軍徹底從清皇室手中收歸國有，民眾也直接叫它故宮，那就叫“故宮博物院”好了。
名稱好定，籌建工作可謂是千頭萬緒，既要結合實際情況確定博物院的性質，又要就它的職能及組織結構等，一一考慮得周全、合理而又具有科學性。既然取名為博物院，又冠以故宮二字，那自然是專門負責管理和研究故宮裏所藏文物之事務。有了這麽一個大的前提，再加上攝政內閣當初的規定以及故宮中所藏文物的性質特點，遂決定其中必然要籌建圖書館和博物館兩個部分。關於博物館不用多說，因為故宮裏的藏品幾乎都屬於文物範疇，而且種類繁多，品質精絕，每一件都可稱得上是稀世珍寶。至於組建圖書館，那條件更是得天獨厚，曆時五百多年的兩朝皇家宮苑，許多帝王都是真正的學問家和藝術家，他們不僅自己進行創作，留下了無數高品質的文學藝術作品，還組織當時全國一流的學問大家編撰了諸多珍貴書刊秘籍，單是人們所熟悉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康熙字典》及《古今圖書集成》等皇皇巨製，就已經是世界其他圖書館所無法比擬的了。當然，故宮這座如此龐大的皇家博物院，不僅收藏珍品數量罕見，而且其研究價值也無與倫比，它已經成為世界五大宮殿之一，也是世界博物館（院）中的佼佼者。
民國十四年（1925）9月29日，是北京皇家紫禁城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召開全體會議，一致表決通過了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提議，審議並通過了《臨時組織大綱》和《董事會理事會章程》這兩個對故宮來說具有一定曆史意義的綱領性法規。同時，他們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還推選出了二十一名董事和九名理事，全部是當時的政府要員或社會知名賢達。故宮博物院已然成立，其組織機構成員又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那麽它是否就能夠達到人們預期的設想或者完成其應有的曆史使命呢？麵對已經翻過去的那一頁史冊，人們自然都有著自己的答案。
時間車輪滾行到民國十四年（1925）10月10日時，這座皇家禁宮被正式命名為故宮博物院，當時隻是簡單地籌建了古物館和圖書館，並籠統地把紫禁城裏的所有文物珍寶都歸列其中，其條理性和科學性都無從談起，所以國民政府後來又調整其組織機構，改設了古物、圖書和文獻三大館。在故宮博物院《組織法》中有這樣的明確規定：
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直隸於國民政府。院中設秘書處、總務處，負責日常事務；設立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合稱故宮三大館，負責有關業務；院長下設副院長、秘書長、總務處長、三館館長和副館長，均是從全國知名人士、學者專家中選充。
到了民國十八年（1929）2月，國民政府國務院任命易培基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3月5日由易培基院長任命了各館、處負責人，他們分別為：古物館館長由易培基兼任，副館長是馬衡；聘任莊蘊寬為圖書館館長，副館長是袁同禮；張繼出任文獻館館長，沈兼士任副館長；秘書長是李宗侗，俞同奎任總務處處長。後來，圖書館館長莊蘊寬因故不能赴任，改聘江翰任館長，不久到任。雖然院長具有各項事務的決策權和人事任免權，但院中的最高監督機構則是理事會，由它裁決院中一切重大事務，包括《組織法》的修訂，院長、副院長人選的任免，財政的預算、決算，藏品的收藏、保管和處理，文物的收購，以及專門委員會的設立，等等，都要經過理事會的同意並受理事會的監督、裁決。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成員除了政府和軍界要員外，都是社會各界的知名賢達人士和學者。據有關檔案記載，第一屆國民政府任命的理事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李煜瀛、易培基、黃郛、鹿鍾麟、於右任、蔡元培、汪精衛、江翰、薛篤弼、蔣中正、宋子文、馮玉祥、閻錫山、柯邵忞、何應欽、戴傳賢、張繼、馬福祥、胡漢民、趙戴文、班禪額爾德尼、恩克巴圖、馬衡、沈兼士、俞同奎、陳垣、李宗侗、張學良、胡若愚、熊希齡、張璧、王寵惠等，其中任何一個名字都記錄著一段不平凡的曆史。所以，為了盡早進入王世襄就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這一正題，在此不得不簡述古物館成立之初的一些概況。
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隻設立兩個館室——古物館和圖書館，當時出任古物館館長的是易培基，擔任其助手的是後來誣陷其致死的副館長張繼。在同一館室共事不足半年，因為北伐戰爭等原因導致北京時局動蕩不穩，易培基和張繼先後離開北京，他們兩人的職務分別由莊蘊寬和俞同奎擔任。這年10月，古物館修繕了紫禁城西側慈寧宮北鄰的西三所，並選定它作為古物館館址。一年後故宮博物院改組時，莊蘊寬辭去古物館館長職務，改由江庸接任，副館長又增添了馬衡。這時，古物館開設了建設、編錄、流傳和事務四個部門，第二年又增加了照相室，這是預備影印流傳宮藏書畫珍品和出版刊物而設的。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6月，北伐戰爭勝利結束，國民政府統一華北，北京自然也在其接管之內。所以，一直形同虛設的故宮博物院人事任命正式啟動，德高望重的李煜瀛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委員長，而易培基也成了第一任院長並兼古物館館長。
故宮博物院運行走上正軌後，易培基著手調整古物館人員，下設科長、科員、辦事員和書記等。科長沒有什麽好說的，而科員和辦事員卻分為一、二、三等的不同級別，如一等科員有兩人：譚元、易顯謨，一等辦事員有蔡理庭、那誌良和吳玉璋三人。當時，為審查和鑒別宮廷中的這些古物，易培基還從社會各界聘請古器物、曆史和文獻等方麵的專家學者，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這些委員們都是名噪京師的古物研究方麵的專家，如江庸、沈尹默、吳瀛、俞家驥、容庚、陳漢第、郭葆昌、福開森、鄧以蟄、蕭愻、關冕鈞、王褆、鋼和泰、錢桐等，以及德高望重的丁佛言、廉泉和曾熙，他們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的審查特別是鑒別做出了貢獻。
記得有人把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比喻為宮廷的珍寶庫，這確實不虛，因為一個“庫”字就足以說明其到底收藏有多少宮廷珍寶了。據有關史料記載，僅民國十八年（1929）之後的三年間收藏入館的古物珍寶，就多達一萬五千餘件，其提物聯單分為古字聯單、物字聯單和館字聯單三種，其中古字號的有五千六百八十七件、物字號的有四千七百二十四件、館字號的有四千七百零四件。試想，要把這麽多的古物珍寶進行集中、審查、鑒別後再分類保管和收藏，那將是一項怎樣繁重、細致而又艱巨的工作。而古物館人員並沒有被困難嚇倒，不僅嚴格按照審查、鑒別、分類登記、整理和移送庫房收存等手續進行工作，而且還對珍貴的古器物進行了傳拓。所謂傳拓，就是將珍貴古物上的紋飾和文字經過特殊材料處理後得以複製下來，以便研究和流傳。這種工藝要求高、工序多、手藝精，是中國傳統工藝中比較特別的一種。古物館人員盡管費了大量心血，在故宮文物南遷之前也僅傳拓了一百多種，其中包括散氏盤、嘉量、大鼎、頌鼎和龍母尊等名品重寶。即便如此，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王世襄出任該館科長時，需要緊急處理的事務依然紛繁複雜。
那麽，當時的古物館到底是怎樣一種狀況呢？我們從王世襄對整個故宮博物院狀況的回憶中不難推知古物館當時的混沌狀況，“故宮博物院從成立之日起到抗戰勝利雖已有二三十年，但頻年戰亂，沒有也不可能做多少工作。有些宮殿，文物與非文物混雜在一起，甚至竟覆蓋在塵土之下，使我產生自己被壓在塵土下的感覺。至於分類編目和妥善保管，就更談不到了”。確實，王世襄早在擔任“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時，就曾針對故宮博物院的這種現狀向院長馬衡提出過建議：應該先“弄清家底，加強保管”，然後才能開展藏品陳列及學術研究等事宜。並利用工作之餘積極參與其中的一些基礎性建設，比如提集文物、開辟庫房、修繕房屋、添置設備、分類編目，等等。至於開設楊寧史青銅器、郭葆昌瓷器兩個專門陳列室，王世襄都曾投入極大的熱情與精力。如今，王世襄出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一職，以上這些基礎事務性工作他更感到責無旁貸。又經過一番實際調查後，王世襄發現古物館因為比文獻館、圖書館藏品龐雜繁多而顯得更為混亂不堪。不必說館藏物品分類編目保存了，就連一些介於文物與非文物之間的物品，也混雜在文物與普通日用品當中，甚至許多物品被胡亂地堆放在一間庫房內，根本就不曾提集辨識出來，更談不上評定級別了。另外，偌大的一個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竟然隻有延禧宮一處庫房，而且還是在火焚後的宮殿舊址上修建起來的新式建築，上下兩層的建築麵積僅存放屬於古物館所有的文物精品也不敷使用。對此，王世襄走馬上任經調查了解後，很快確定了工作思路，即除了之前所做過的提集文物、開辟庫房、修繕房屋、添置設備和分類編目之外，還製定出了確保以上幾項工作有效開展的措施章程。既然本章標題中有“雜務纏身”四字，下麵不妨記述王世襄主持參與的幾件“雜務”。
一、提集文物。提集文物時，古物館人員必須配合總務處人員一同進行。先是對照由總務處掌管的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登記的原始文物名冊，在總務處庫房找到本該屬於古物館範疇的物品後提走，同時分別在原始文物名冊上將此物注銷，在古物館文物總登記簿上注冊標明，填寫內容包括品名、原始號、件數、提集日期、經手人、備注及分類號等，然後將該物送到古物館庫房並由庫房負責人簽收。這些一般情況下都是為了集中文物而前往提集，至於有時因為需要使用一處房屋而騰挪物品去提集時，就必須先將該處文物提完，把所剩非文物或搬移他處或歸並存放，這就需要提前派出視察組先到該處查看情況，比如了解文物數量多少、房屋具體情況如何、剩下非文物可往何處搬移、有無空隙可以容納從他處移來之物品，否則即便騰空一處，如不敷他處利用，也是枉費時間和精力。
二、開辟庫房。民國三十五年（1946）王世襄參與開辟庫房時，曾選定故宮東北部的北五所作為古物館次一級文物庫房。每所三層院落內“積土盈尺，草樹叢生，小房倒塌，大房滲漏”，單是清理工作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據王世襄回憶說，當時因為要將北五所的東西挪至甲處則必須先騰空乙處，而要想騰空乙處又須將丙處物品挪移丁處。因此往往必須經過多次這樣搬移，才能將北五所某一處房內東西搬走。而要想妥善完成上述一事，不僅需先派出多個視察組視察設計好挪移的步驟，而且還要根據建築條件和出入路線等情況事先做好安排，譬如存放大件文物的地方入口與出口必須都要方便，出口入口不方便處則隻能存放小件文物。而要達到這樣的效果，王世襄等人不得不繪製出北五所的平麵圖，並製訂多個方案，經多次調動安排才能初步確定下來。
三、修繕房屋，添置設備。在開辟北五所庫房時，王世襄麵對的是一處小房坍塌、大房瓦麵殘破滲漏、椽檁斷折致使房屋塌陷透天的嚴重破損局麵。當時，由於故宮博物院每年隻有少量修繕費用，且多用於修整開放遊覽路線等工程，能夠爭取到部分款項用於修繕庫房已屬不易，所以古物館在爭取到有限的修繕經費後，不得不精打細算將錢有效地用在刀刃上。為此，王世襄針對故宮博物院以往修繕中曾出現過營私舞弊等現象，每天親自爬上房頂監工檢查，至於室內工程，從計劃設計到具體施工更是不敢懈怠。北五所改造成為庫房後，王世襄等人又忙著添置陳列存放文物的設備，這同樣需要精打細算。於是，王世襄等古物館人員在充分利用舊有書格或貨架外，還到處尋找故宮往年所存之舊料，親自設計繪製圖樣，然後向承包商提出明確而嚴格的製作要求，並在驗看樣品合格後再正式製作。
四、分類編目。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分類分級分庫儲藏，使研究者需要提取時，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準確地找到該文物。關於這項工作的具體步驟，王世襄將其大致分為擬定古物館分類法、擬定編號辦法、擬定分類編目卡片、製定編目號簽、擬定文物分類薄、擬定分類分級分庫儲藏辦法和設置藏品指引卡等幾個步驟，比如擬定文物編號時，每一個編號由三部分組成，即代表類的冠字、號數和年號。當時王世襄采用的是使用藏品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作為代表類的冠字，例如b代表銅器，p則代表瓷器等。
五、擬定各種工作程序。王世襄等人當時擬定了這樣幾種：一是提集文物程序，二是分類編目程序，三是庫間調撥程序，四是由庫房提往陳列及撤陳後送回庫房之程序，五是由庫房或陳列室提往修複及修複完畢送回庫房或陳列室之程序，六是由庫房或陳列室提往傳拓及傳拓完畢送回庫房或陳列室之程序，七是由庫房或陳列室提往拍照及拍照完畢送回庫房或陳列室之程序。
六、陳列工作。王世襄初到故宮博物院時，其構想中的工作重點就是藏品之陳列，這從他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就熱衷參與布置“楊寧史呈獻銅器及兵器陳列室”及“郭觶齋捐獻瓷器陳列室”兩事中可以知曉一二。所以，民國三十六年（1947）重新布置禦書房前院陶瓷陳列室及景仁宮銅器陳列室時，王世襄都積極參與其中的部分工作，並為鍾粹宮書畫陳列室更換部分展品，另外還在西路布置了匏器陳列室。
七、文物修複。這是王世襄極感興趣的一項工作，所以每有文物修複工作時，他都盡量前往參觀並虛心向這些特藝技師請教，有時就連午飯期間也不忘與他們進行交談。那時已經開始搜集研究明式家具的王世襄，對於家具修複方法及要求總是能提出自己獨到而準確的見解。至於文物傳拓及攝影方麵，王世襄也因為興趣所致，能夠協助技師們處理建立拓片及照片底片賬冊等事宜，並因此掌握了有關的一些技能。
八、收購從偽滿皇宮中散出之書畫。眾所周知，末代皇帝溥儀遜位暫住故宮時，曾經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將一千多件各代精品書畫盜移出宮，後來又攜帶至在日本人扶植下成立的偽滿洲國。偽滿洲國在蘇聯紅軍打擊下垮台後，這些珍貴書畫便隨著驚慌出逃的溥儀等人散落民間。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後，這批書畫在偽滿首都長春等地逐漸散出，甚至有人懷揣一些價值連城的書畫精品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兜售，以至吸引諸多藏家和古玩商紛紛奔赴東北。藏家自然以收購到這些曾經是皇家所藏的書畫為秘藏，而一些唯利是圖的古玩商人則為了牟取暴利不惜將其出賣給外國人。
為此，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認為，這些書畫原是故宮舊藏，故宮博物院應該積極予以收購。可故宮博物院的收購實力甚至不及一些資財雄厚的藏家或古玩商人，比如張大千、張伯駒及惠孝同等。即便如此，馬衡也不願眼看著這些原屬故宮的書畫流散他人之手，於是他一方麵積極向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申請款項，一方麵主動與北京等地古玩商人聯係，希望他們能夠顧及民族文化之大義，將其所搜購的這批書畫轉售於故宮博物院。同時，為了能夠鑒別這些書畫之真偽，故宮博物院特別邀請了一些書畫專家為之鑒別並評議價格。當然，故宮博物院在識別這批書畫上也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他們早在成立之初便編印了一部《故宮已佚書畫目》，這是一部較為權威的參考書目。遺憾的是，由於故宮博物院製定有古玩商先送書畫到故宮並經鑒定評定後才能向行政院請款，且能否請到款項還是未知數的這一愚笨方法，致使一些古玩商不願意將珍品書畫送往故宮博物院，而是拿一些不甚重要的書畫來敷衍塞責，暗中則將精品書畫售與出價高的藏家。所以，在這場搶購東北散出書畫的爭奪戰中，偌大的故宮博物院可以說是連連敗北，毫無戰績。而王世襄作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也隻是負責與前來故宮送售書畫的古玩商聯係接洽，查閱相關書畫著錄記載並整理抄錄有關文獻資料，以供專家審查評價時做參考。至於正式評議這些書畫時，王世襄也隻是做些審查記錄等事務性工作，根本不敢奢望自己也能直接參與出資收購事宜，因為以故宮博物院所申請之專款根本不夠買下這批書畫中的任何一件精品。
九、圖書資料工作。與文獻館和圖書館相比，古物館是圖書資料最少的一個館，所以連專門的圖書資料室都沒有，至於要想查找一些急需使用的資料，那隻能是漫無頭緒地亂找一通而已。比如在收購東北散失書畫過程中，王世襄因經常需要翻閱《故宮已佚書畫目》予以參照，結果發現這本書畫目錄實在是“一部流水賬，漫無次序”，遂提議應該按照書畫家姓名筆畫多少進行重新編次，如此查找起來就會方便很多。
與整理這種案頭資料工作所不同的是，對書畫藝術鍾情不渝的王世襄還促成了曾任南洋公學校長的福開森之女福梅齡將其父所藏二十餘箱有關書畫方麵的書籍捐贈給了古物館，使古物館圖書資料室成為故宮博物院內收藏書畫書籍最多的一個圖書室。關於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王世襄曾在回憶文章中有過詳細的記述，起因依然是收購東北散失書畫使王世襄想起福開森藏有這批書畫書。原來，早在王世襄就讀燕京大學研究院撰寫《中國畫論研究》論文時，他就得知有一部由金陵大學排印出版的《曆代著錄畫目》參考書，該書署名就是美國人福開森。非常巧合的是，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在南洋公學讀書時便認識時任校長福開森。於是王世襄由父親帶領特意找到寓居北京的福開森，向他借閱相關資料，因而得知他藏有諸多這方麵的書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福開森自知早晚將被日本人遣返回國，遂約請王世襄為其整理他所藏的那批書畫書籍，並編寫一本目錄寄存出去，以便今後查找。大約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秋或者是民國三十二年（1943）春，福開森與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的女兒福梅齡一同被遣返回美國，而之前據說他已經將這批書畫書寄存在了北京圖書館。
太平洋戰爭結束時，福開森已經去世。其女兒福梅齡則返回北京繼續在協和醫院工作，並提取了那批曾由他父親所藏的書畫書籍。對此，王世襄一直較為關注，曾向馬衡建議說應該動員福梅齡將這批書畫書籍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在得到馬衡讓他酌情從事的指示後，王世襄遂多次找到福梅齡商談此事。而福梅齡一開始並沒有正麵答複，後因其父生前與南京金陵大學關係密切，且已有一批文物捐贈給了金陵大學，所以她認為這批書似乎也應該捐贈金陵大學較為適宜。對此，王世襄告知她說金陵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並非專門研究古代藝術之機構，這批書畫書籍對其並不見得比對故宮博物院更有作用。另外，王世襄還認為金陵大學擁有一座規模較大的圖書館，福梅齡這批書畫書籍中他們那裏可能已經有了一部分。
對於這一建議，福梅齡遂請當時正準備前往南京辦理赴美簽證的王世襄抽時間到金陵大學查看一下，如果該圖書館確實已經有與這批書畫書籍重複者，她就願意將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隨即，王世襄在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證實了他的這一揣想，並將情況告知福梅齡，她終於同意將這批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王世襄將此事向馬衡匯報後，便搭乘飛機到上海，遠渡大洋彼岸的美國考察博物館去了，所以前往福梅齡處運取那批書畫書籍一事，王世襄沒能親自參加。
十、接收古物陳列所。由朱啟鈐先生倡議創設的古物陳列所，原先並不隸屬於故宮博物院，直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經國民政府行政院命令才被故宮接收。民國三十七年（1948）春夏之交，故宮博物院集中人力利用兩三個月的時間，與古物陳列所工作人員混合編成六個組，按照古物陳列所提供的文物賬冊，對所有文物逐一進行清點交接，並將所屬庫房及陳列室一並接收為故宮博物院所有。在這項工作中，王世襄沒有編入組內做具體清點工作，而是負責記錄統計各組工作進度，並幫助各組總結交流經驗，督促各組工作能夠齊頭並進地展開。據王世襄回憶說，故宮博物院接收古物陳列所是民國三十七年（1948）投入人力多、用時長的一項臨時性工作。
除了以上所列十件“雜務”外，王世襄還參與了一些招待國民政府要員及美國軍隊高級將領到故宮博物院參觀、擔任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宿舍分配，以及提集文物、布置文物陳列、參加財務會議和清理庫房灰塵等事務性工作，可以說是事務紛亂複雜，極為繁忙，根本沒有時間從事他原本內心所渴望的學術研究工作，甚至連一篇文章也沒寫過。對此，我們實在應該明了王世襄身許故宮博物院的一片赤誠之心，否則將難以理解他日後為何對半個多世紀前被故宮博物院無端開除一事始終耿耿於懷，因為那種對心靈與情感的嚴重傷害至今也沒有解藥。這是後話，因為下麵即便不按時序進行寫作的話，也需要揭開王世襄人生曆程中雖然短暫卻是不能輕視的一段異國遊曆讀畫之美好記憶了。
如此，我們不能不鑿通並穿越已經封閉了多年的曆史隧道，去揭開蒙在於民國初年由明清兩朝皇家禁宮演變為故宮博物院上的神秘麵紗，否則將難以理解王世襄為何一心要身許其中，並不惜暫時忘卻自己立誌從事學術研究之夙願，而甘心去做諸多事務性工作。確實，作為明清兩朝皇宮的紫禁城，民國年間就被廣大民眾稱之為“故宮”，也就是過去的皇宮的意思。演變為故宮的紫禁城，明清兩朝有著非常完善而嚴密的保護管理機構，到了民國，為了管理好已經歸屬於人民的這座皇家宮苑，國民政府也成立了一個管理機構——清室善後委員會。雖然這個管理機構的組成人員幾乎都是當時政府大員和社會名流，但它畢竟是一個帶有民間性質的臨時性組織，麵對變化莫測的政治時局，許多時候它難以保證這座世所罕見皇家宮苑的安全。於是，成立一個長期而正式的政府管理機構已經是迫在眉睫了。
提出這一動議的，依然是清室善後委員會中那些身為文化名流的委員們，因為他們不僅懂得故宮裏珍藏的文物的無比價值，而且明白時局實在是不容樂觀，一旦發生動蕩，故宮中那眾多珍貴的文物必將成為某些奸小權貴覬覦的首選，那麽它們的命運就實在不敢保證了。如果這些珍貴文物遭到了損失，將永遠無法彌補。為此，清室善後委員會經過多次商討，決定盡快落實《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條例》中的第四條：
委員會以二個月為期，如遇必要時，得酌量延長之，其長期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工廠等當於清理期間，另組各項籌備機關，於委員會取消後，仍繼續進行。
其實，民國十三年（1924）11月7日，攝政內閣就有過類似的明文規定，但並沒有明確提出要組建什麽專門管理機構，隻是提到要籌備圖書館和博物館。既然如此，這些委員們更是有了籌建這一機構的依據，現在需要解決的就是這個機構的名稱和組織條例等具體問題了。
關於名稱，顯然是難不住這些全國一流專家學者們的，他們在參照世界其他皇宮演變成“故宮”後所取名稱的同時，當然也考慮到要體現本國的特色，如德國柏林的皇宮博物院、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珀宮博物館，就是直接在宮殿原來名稱後麵加上博物院或博物館幾字而已。不過，當時是否有人提議把故宮也取名為“紫禁城博物院”，就不得而知了。既然紫禁城被馮玉祥將軍徹底從清皇室手中收歸國有，民眾也直接叫它故宮，那就叫“故宮博物院”好了。
名稱好定，籌建工作可謂是千頭萬緒，既要結合實際情況確定博物院的性質，又要就它的職能及組織結構等，一一考慮得周全、合理而又具有科學性。既然取名為博物院，又冠以故宮二字，那自然是專門負責管理和研究故宮裏所藏文物之事務。有了這麽一個大的前提，再加上攝政內閣當初的規定以及故宮中所藏文物的性質特點，遂決定其中必然要籌建圖書館和博物館兩個部分。關於博物館不用多說，因為故宮裏的藏品幾乎都屬於文物範疇，而且種類繁多，品質精絕，每一件都可稱得上是稀世珍寶。至於組建圖書館，那條件更是得天獨厚，曆時五百多年的兩朝皇家宮苑，許多帝王都是真正的學問家和藝術家，他們不僅自己進行創作，留下了無數高品質的文學藝術作品，還組織當時全國一流的學問大家編撰了諸多珍貴書刊秘籍，單是人們所熟悉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康熙字典》及《古今圖書集成》等皇皇巨製，就已經是世界其他圖書館所無法比擬的了。當然，故宮這座如此龐大的皇家博物院，不僅收藏珍品數量罕見，而且其研究價值也無與倫比，它已經成為世界五大宮殿之一，也是世界博物館（院）中的佼佼者。
民國十四年（1925）9月29日，是北京皇家紫禁城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清室善後委員會組織召開全體會議，一致表決通過了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提議，審議並通過了《臨時組織大綱》和《董事會理事會章程》這兩個對故宮來說具有一定曆史意義的綱領性法規。同時，他們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還推選出了二十一名董事和九名理事，全部是當時的政府要員或社會知名賢達。故宮博物院已然成立，其組織機構成員又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那麽它是否就能夠達到人們預期的設想或者完成其應有的曆史使命呢？麵對已經翻過去的那一頁史冊，人們自然都有著自己的答案。
時間車輪滾行到民國十四年（1925）10月10日時，這座皇家禁宮被正式命名為故宮博物院，當時隻是簡單地籌建了古物館和圖書館，並籠統地把紫禁城裏的所有文物珍寶都歸列其中，其條理性和科學性都無從談起，所以國民政府後來又調整其組織機構，改設了古物、圖書和文獻三大館。在故宮博物院《組織法》中有這樣的明確規定：
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直隸於國民政府。院中設秘書處、總務處，負責日常事務；設立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合稱故宮三大館，負責有關業務；院長下設副院長、秘書長、總務處長、三館館長和副館長，均是從全國知名人士、學者專家中選充。
到了民國十八年（1929）2月，國民政府國務院任命易培基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3月5日由易培基院長任命了各館、處負責人，他們分別為：古物館館長由易培基兼任，副館長是馬衡；聘任莊蘊寬為圖書館館長，副館長是袁同禮；張繼出任文獻館館長，沈兼士任副館長；秘書長是李宗侗，俞同奎任總務處處長。後來，圖書館館長莊蘊寬因故不能赴任，改聘江翰任館長，不久到任。雖然院長具有各項事務的決策權和人事任免權，但院中的最高監督機構則是理事會，由它裁決院中一切重大事務，包括《組織法》的修訂，院長、副院長人選的任免，財政的預算、決算，藏品的收藏、保管和處理，文物的收購，以及專門委員會的設立，等等，都要經過理事會的同意並受理事會的監督、裁決。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成員除了政府和軍界要員外，都是社會各界的知名賢達人士和學者。據有關檔案記載，第一屆國民政府任命的理事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李煜瀛、易培基、黃郛、鹿鍾麟、於右任、蔡元培、汪精衛、江翰、薛篤弼、蔣中正、宋子文、馮玉祥、閻錫山、柯邵忞、何應欽、戴傳賢、張繼、馬福祥、胡漢民、趙戴文、班禪額爾德尼、恩克巴圖、馬衡、沈兼士、俞同奎、陳垣、李宗侗、張學良、胡若愚、熊希齡、張璧、王寵惠等，其中任何一個名字都記錄著一段不平凡的曆史。所以，為了盡早進入王世襄就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這一正題，在此不得不簡述古物館成立之初的一些概況。
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隻設立兩個館室——古物館和圖書館，當時出任古物館館長的是易培基，擔任其助手的是後來誣陷其致死的副館長張繼。在同一館室共事不足半年，因為北伐戰爭等原因導致北京時局動蕩不穩，易培基和張繼先後離開北京，他們兩人的職務分別由莊蘊寬和俞同奎擔任。這年10月，古物館修繕了紫禁城西側慈寧宮北鄰的西三所，並選定它作為古物館館址。一年後故宮博物院改組時，莊蘊寬辭去古物館館長職務，改由江庸接任，副館長又增添了馬衡。這時，古物館開設了建設、編錄、流傳和事務四個部門，第二年又增加了照相室，這是預備影印流傳宮藏書畫珍品和出版刊物而設的。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6月，北伐戰爭勝利結束，國民政府統一華北，北京自然也在其接管之內。所以，一直形同虛設的故宮博物院人事任命正式啟動，德高望重的李煜瀛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委員長，而易培基也成了第一任院長並兼古物館館長。
故宮博物院運行走上正軌後，易培基著手調整古物館人員，下設科長、科員、辦事員和書記等。科長沒有什麽好說的，而科員和辦事員卻分為一、二、三等的不同級別，如一等科員有兩人：譚元、易顯謨，一等辦事員有蔡理庭、那誌良和吳玉璋三人。當時，為審查和鑒別宮廷中的這些古物，易培基還從社會各界聘請古器物、曆史和文獻等方麵的專家學者，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這些委員們都是名噪京師的古物研究方麵的專家，如江庸、沈尹默、吳瀛、俞家驥、容庚、陳漢第、郭葆昌、福開森、鄧以蟄、蕭愻、關冕鈞、王褆、鋼和泰、錢桐等，以及德高望重的丁佛言、廉泉和曾熙，他們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的審查特別是鑒別做出了貢獻。
記得有人把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比喻為宮廷的珍寶庫，這確實不虛，因為一個“庫”字就足以說明其到底收藏有多少宮廷珍寶了。據有關史料記載，僅民國十八年（1929）之後的三年間收藏入館的古物珍寶，就多達一萬五千餘件，其提物聯單分為古字聯單、物字聯單和館字聯單三種，其中古字號的有五千六百八十七件、物字號的有四千七百二十四件、館字號的有四千七百零四件。試想，要把這麽多的古物珍寶進行集中、審查、鑒別後再分類保管和收藏，那將是一項怎樣繁重、細致而又艱巨的工作。而古物館人員並沒有被困難嚇倒，不僅嚴格按照審查、鑒別、分類登記、整理和移送庫房收存等手續進行工作，而且還對珍貴的古器物進行了傳拓。所謂傳拓，就是將珍貴古物上的紋飾和文字經過特殊材料處理後得以複製下來，以便研究和流傳。這種工藝要求高、工序多、手藝精，是中國傳統工藝中比較特別的一種。古物館人員盡管費了大量心血，在故宮文物南遷之前也僅傳拓了一百多種，其中包括散氏盤、嘉量、大鼎、頌鼎和龍母尊等名品重寶。即便如此，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王世襄出任該館科長時，需要緊急處理的事務依然紛繁複雜。
那麽，當時的古物館到底是怎樣一種狀況呢？我們從王世襄對整個故宮博物院狀況的回憶中不難推知古物館當時的混沌狀況，“故宮博物院從成立之日起到抗戰勝利雖已有二三十年，但頻年戰亂，沒有也不可能做多少工作。有些宮殿，文物與非文物混雜在一起，甚至竟覆蓋在塵土之下，使我產生自己被壓在塵土下的感覺。至於分類編目和妥善保管，就更談不到了”。確實，王世襄早在擔任“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時，就曾針對故宮博物院的這種現狀向院長馬衡提出過建議：應該先“弄清家底，加強保管”，然後才能開展藏品陳列及學術研究等事宜。並利用工作之餘積極參與其中的一些基礎性建設，比如提集文物、開辟庫房、修繕房屋、添置設備、分類編目，等等。至於開設楊寧史青銅器、郭葆昌瓷器兩個專門陳列室，王世襄都曾投入極大的熱情與精力。如今，王世襄出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一職，以上這些基礎事務性工作他更感到責無旁貸。又經過一番實際調查後，王世襄發現古物館因為比文獻館、圖書館藏品龐雜繁多而顯得更為混亂不堪。不必說館藏物品分類編目保存了，就連一些介於文物與非文物之間的物品，也混雜在文物與普通日用品當中，甚至許多物品被胡亂地堆放在一間庫房內，根本就不曾提集辨識出來，更談不上評定級別了。另外，偌大的一個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竟然隻有延禧宮一處庫房，而且還是在火焚後的宮殿舊址上修建起來的新式建築，上下兩層的建築麵積僅存放屬於古物館所有的文物精品也不敷使用。對此，王世襄走馬上任經調查了解後，很快確定了工作思路，即除了之前所做過的提集文物、開辟庫房、修繕房屋、添置設備和分類編目之外，還製定出了確保以上幾項工作有效開展的措施章程。既然本章標題中有“雜務纏身”四字，下麵不妨記述王世襄主持參與的幾件“雜務”。
一、提集文物。提集文物時，古物館人員必須配合總務處人員一同進行。先是對照由總務處掌管的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登記的原始文物名冊，在總務處庫房找到本該屬於古物館範疇的物品後提走，同時分別在原始文物名冊上將此物注銷，在古物館文物總登記簿上注冊標明，填寫內容包括品名、原始號、件數、提集日期、經手人、備注及分類號等，然後將該物送到古物館庫房並由庫房負責人簽收。這些一般情況下都是為了集中文物而前往提集，至於有時因為需要使用一處房屋而騰挪物品去提集時，就必須先將該處文物提完，把所剩非文物或搬移他處或歸並存放，這就需要提前派出視察組先到該處查看情況，比如了解文物數量多少、房屋具體情況如何、剩下非文物可往何處搬移、有無空隙可以容納從他處移來之物品，否則即便騰空一處，如不敷他處利用，也是枉費時間和精力。
二、開辟庫房。民國三十五年（1946）王世襄參與開辟庫房時，曾選定故宮東北部的北五所作為古物館次一級文物庫房。每所三層院落內“積土盈尺，草樹叢生，小房倒塌，大房滲漏”，單是清理工作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據王世襄回憶說，當時因為要將北五所的東西挪至甲處則必須先騰空乙處，而要想騰空乙處又須將丙處物品挪移丁處。因此往往必須經過多次這樣搬移，才能將北五所某一處房內東西搬走。而要想妥善完成上述一事，不僅需先派出多個視察組視察設計好挪移的步驟，而且還要根據建築條件和出入路線等情況事先做好安排，譬如存放大件文物的地方入口與出口必須都要方便，出口入口不方便處則隻能存放小件文物。而要達到這樣的效果，王世襄等人不得不繪製出北五所的平麵圖，並製訂多個方案，經多次調動安排才能初步確定下來。
三、修繕房屋，添置設備。在開辟北五所庫房時，王世襄麵對的是一處小房坍塌、大房瓦麵殘破滲漏、椽檁斷折致使房屋塌陷透天的嚴重破損局麵。當時，由於故宮博物院每年隻有少量修繕費用，且多用於修整開放遊覽路線等工程，能夠爭取到部分款項用於修繕庫房已屬不易，所以古物館在爭取到有限的修繕經費後，不得不精打細算將錢有效地用在刀刃上。為此，王世襄針對故宮博物院以往修繕中曾出現過營私舞弊等現象，每天親自爬上房頂監工檢查，至於室內工程，從計劃設計到具體施工更是不敢懈怠。北五所改造成為庫房後，王世襄等人又忙著添置陳列存放文物的設備，這同樣需要精打細算。於是，王世襄等古物館人員在充分利用舊有書格或貨架外，還到處尋找故宮往年所存之舊料，親自設計繪製圖樣，然後向承包商提出明確而嚴格的製作要求，並在驗看樣品合格後再正式製作。
四、分類編目。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分類分級分庫儲藏，使研究者需要提取時，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準確地找到該文物。關於這項工作的具體步驟，王世襄將其大致分為擬定古物館分類法、擬定編號辦法、擬定分類編目卡片、製定編目號簽、擬定文物分類薄、擬定分類分級分庫儲藏辦法和設置藏品指引卡等幾個步驟，比如擬定文物編號時，每一個編號由三部分組成，即代表類的冠字、號數和年號。當時王世襄采用的是使用藏品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作為代表類的冠字，例如b代表銅器，p則代表瓷器等。
五、擬定各種工作程序。王世襄等人當時擬定了這樣幾種：一是提集文物程序，二是分類編目程序，三是庫間調撥程序，四是由庫房提往陳列及撤陳後送回庫房之程序，五是由庫房或陳列室提往修複及修複完畢送回庫房或陳列室之程序，六是由庫房或陳列室提往傳拓及傳拓完畢送回庫房或陳列室之程序，七是由庫房或陳列室提往拍照及拍照完畢送回庫房或陳列室之程序。
六、陳列工作。王世襄初到故宮博物院時，其構想中的工作重點就是藏品之陳列，這從他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就熱衷參與布置“楊寧史呈獻銅器及兵器陳列室”及“郭觶齋捐獻瓷器陳列室”兩事中可以知曉一二。所以，民國三十六年（1947）重新布置禦書房前院陶瓷陳列室及景仁宮銅器陳列室時，王世襄都積極參與其中的部分工作，並為鍾粹宮書畫陳列室更換部分展品，另外還在西路布置了匏器陳列室。
七、文物修複。這是王世襄極感興趣的一項工作，所以每有文物修複工作時，他都盡量前往參觀並虛心向這些特藝技師請教，有時就連午飯期間也不忘與他們進行交談。那時已經開始搜集研究明式家具的王世襄，對於家具修複方法及要求總是能提出自己獨到而準確的見解。至於文物傳拓及攝影方麵，王世襄也因為興趣所致，能夠協助技師們處理建立拓片及照片底片賬冊等事宜，並因此掌握了有關的一些技能。
八、收購從偽滿皇宮中散出之書畫。眾所周知，末代皇帝溥儀遜位暫住故宮時，曾經以賞賜其弟溥傑為名，將一千多件各代精品書畫盜移出宮，後來又攜帶至在日本人扶植下成立的偽滿洲國。偽滿洲國在蘇聯紅軍打擊下垮台後，這些珍貴書畫便隨著驚慌出逃的溥儀等人散落民間。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後，這批書畫在偽滿首都長春等地逐漸散出，甚至有人懷揣一些價值連城的書畫精品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兜售，以至吸引諸多藏家和古玩商紛紛奔赴東北。藏家自然以收購到這些曾經是皇家所藏的書畫為秘藏，而一些唯利是圖的古玩商人則為了牟取暴利不惜將其出賣給外國人。
為此，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認為，這些書畫原是故宮舊藏，故宮博物院應該積極予以收購。可故宮博物院的收購實力甚至不及一些資財雄厚的藏家或古玩商人，比如張大千、張伯駒及惠孝同等。即便如此，馬衡也不願眼看著這些原屬故宮的書畫流散他人之手，於是他一方麵積極向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申請款項，一方麵主動與北京等地古玩商人聯係，希望他們能夠顧及民族文化之大義，將其所搜購的這批書畫轉售於故宮博物院。同時，為了能夠鑒別這些書畫之真偽，故宮博物院特別邀請了一些書畫專家為之鑒別並評議價格。當然，故宮博物院在識別這批書畫上也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他們早在成立之初便編印了一部《故宮已佚書畫目》，這是一部較為權威的參考書目。遺憾的是，由於故宮博物院製定有古玩商先送書畫到故宮並經鑒定評定後才能向行政院請款，且能否請到款項還是未知數的這一愚笨方法，致使一些古玩商不願意將珍品書畫送往故宮博物院，而是拿一些不甚重要的書畫來敷衍塞責，暗中則將精品書畫售與出價高的藏家。所以，在這場搶購東北散出書畫的爭奪戰中，偌大的故宮博物院可以說是連連敗北，毫無戰績。而王世襄作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也隻是負責與前來故宮送售書畫的古玩商聯係接洽，查閱相關書畫著錄記載並整理抄錄有關文獻資料，以供專家審查評價時做參考。至於正式評議這些書畫時，王世襄也隻是做些審查記錄等事務性工作，根本不敢奢望自己也能直接參與出資收購事宜，因為以故宮博物院所申請之專款根本不夠買下這批書畫中的任何一件精品。
九、圖書資料工作。與文獻館和圖書館相比，古物館是圖書資料最少的一個館，所以連專門的圖書資料室都沒有，至於要想查找一些急需使用的資料，那隻能是漫無頭緒地亂找一通而已。比如在收購東北散失書畫過程中，王世襄因經常需要翻閱《故宮已佚書畫目》予以參照，結果發現這本書畫目錄實在是“一部流水賬，漫無次序”，遂提議應該按照書畫家姓名筆畫多少進行重新編次，如此查找起來就會方便很多。
與整理這種案頭資料工作所不同的是，對書畫藝術鍾情不渝的王世襄還促成了曾任南洋公學校長的福開森之女福梅齡將其父所藏二十餘箱有關書畫方麵的書籍捐贈給了古物館，使古物館圖書資料室成為故宮博物院內收藏書畫書籍最多的一個圖書室。關於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王世襄曾在回憶文章中有過詳細的記述，起因依然是收購東北散失書畫使王世襄想起福開森藏有這批書畫書。原來，早在王世襄就讀燕京大學研究院撰寫《中國畫論研究》論文時，他就得知有一部由金陵大學排印出版的《曆代著錄畫目》參考書，該書署名就是美國人福開森。非常巧合的是，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在南洋公學讀書時便認識時任校長福開森。於是王世襄由父親帶領特意找到寓居北京的福開森，向他借閱相關資料，因而得知他藏有諸多這方麵的書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福開森自知早晚將被日本人遣返回國，遂約請王世襄為其整理他所藏的那批書畫書籍，並編寫一本目錄寄存出去，以便今後查找。大約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秋或者是民國三十二年（1943）春，福開森與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的女兒福梅齡一同被遣返回美國，而之前據說他已經將這批書畫書寄存在了北京圖書館。
太平洋戰爭結束時，福開森已經去世。其女兒福梅齡則返回北京繼續在協和醫院工作，並提取了那批曾由他父親所藏的書畫書籍。對此，王世襄一直較為關注，曾向馬衡建議說應該動員福梅齡將這批書畫書籍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在得到馬衡讓他酌情從事的指示後，王世襄遂多次找到福梅齡商談此事。而福梅齡一開始並沒有正麵答複，後因其父生前與南京金陵大學關係密切，且已有一批文物捐贈給了金陵大學，所以她認為這批書似乎也應該捐贈金陵大學較為適宜。對此，王世襄告知她說金陵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並非專門研究古代藝術之機構，這批書畫書籍對其並不見得比對故宮博物院更有作用。另外，王世襄還認為金陵大學擁有一座規模較大的圖書館，福梅齡這批書畫書籍中他們那裏可能已經有了一部分。
對於這一建議，福梅齡遂請當時正準備前往南京辦理赴美簽證的王世襄抽時間到金陵大學查看一下，如果該圖書館確實已經有與這批書畫書籍重複者，她就願意將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隨即，王世襄在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證實了他的這一揣想，並將情況告知福梅齡，她終於同意將這批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王世襄將此事向馬衡匯報後，便搭乘飛機到上海，遠渡大洋彼岸的美國考察博物館去了，所以前往福梅齡處運取那批書畫書籍一事，王世襄沒能親自參加。
十、接收古物陳列所。由朱啟鈐先生倡議創設的古物陳列所，原先並不隸屬於故宮博物院，直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經國民政府行政院命令才被故宮接收。民國三十七年（1948）春夏之交，故宮博物院集中人力利用兩三個月的時間，與古物陳列所工作人員混合編成六個組，按照古物陳列所提供的文物賬冊，對所有文物逐一進行清點交接，並將所屬庫房及陳列室一並接收為故宮博物院所有。在這項工作中，王世襄沒有編入組內做具體清點工作，而是負責記錄統計各組工作進度，並幫助各組總結交流經驗，督促各組工作能夠齊頭並進地展開。據王世襄回憶說，故宮博物院接收古物陳列所是民國三十七年（1948）投入人力多、用時長的一項臨時性工作。
除了以上所列十件“雜務”外，王世襄還參與了一些招待國民政府要員及美國軍隊高級將領到故宮博物院參觀、擔任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宿舍分配，以及提集文物、布置文物陳列、參加財務會議和清理庫房灰塵等事務性工作，可以說是事務紛亂複雜，極為繁忙，根本沒有時間從事他原本內心所渴望的學術研究工作，甚至連一篇文章也沒寫過。對此，我們實在應該明了王世襄身許故宮博物院的一片赤誠之心，否則將難以理解他日後為何對半個多世紀前被故宮博物院無端開除一事始終耿耿於懷，因為那種對心靈與情感的嚴重傷害至今也沒有解藥。這是後話，因為下麵即便不按時序進行寫作的話，也需要揭開王世襄人生曆程中雖然短暫卻是不能輕視的一段異國遊曆讀畫之美好記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