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燈黃卷，在王世襄舊居芳嘉園裏並不是辛苦寂寞的陳舊解釋，而是趣味橫生、雅興洋溢的代名詞，比如王世襄與那些玩物交流所寫出來的絕妙文章，與諸多名家高士相聚時的清賞雅玩，以及詩書畫和美食並舉的一次次聚會。不過，芳嘉園雅集的背景竟然又是一場極不正常的政治運動。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像是報春的驚雷一般，使他們的內心裏歡欣鼓舞，倍感振奮。接著，毛澤東在一周之內連續兩次發表講話，鼓勵文化藝術界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對此，向來行事小心謹慎的“書生”們，卻始終持有一種觀望猶疑的態度。對於“書生”們波瀾不驚的平平反應，毛澤東似乎能夠予以理解，隨後他不僅敦促中央有關部門積極進行思想發動，而且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長達四個小時熱情洋溢的講話。同時，毛澤東還指示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為“書生”們展開爭鳴提出了命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既然如此，向來視天下為己任的“書生”們，便開始當仁不讓地“鳴放”起來。在昏暗的社會裏，“書生”們學會含沙射影的語言文字技巧；而在政治清明時，“書生”們則直言不諱，甚至語出驚人。然而，如此全麵、廣泛、徹底地揭露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弊病，很容易使一些人對黨的領導失去信任和信心，這對於一個年輕的執政黨來說並不是能夠輕易坦然接受的。果然，毛澤東在冷眼觀望的同時，迅速在腦海中形成了“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按說，當初毛澤東極力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熱情鼓勵黨內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時，確實表現出聞者足戒、聞過則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理和姿態。然而，時間僅僅過去了一個月，為什麽“風向”竟突然轉變了呢？對此，在1986年出版的李維漢所著《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是這樣解密的：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誌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麽“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誌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誌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誌要彭真同誌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誌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誌已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
1991王世襄與鬱風在芳嘉園留影
隨著毛澤東這篇文章的發表，大批高級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了極為不公的嚴酷迫害。自然，曾在“三反”運動中蒙受冤屈的王世襄，因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並聯係自身遭遇，提出自己在“三反”運動中被無端審查關押及隨後被開除出故宮博物院等問題，也成為“出洞之蛇”被劃為了“右派”。
成為“右派”的王世襄，隨即被取消了即將派赴甘肅敦煌工作一年的資格，並從研究室降到資料室做一些日雜資料事務，不再從事他已經取得不菲成績的音樂研究工作。同時，民族音樂研究所為了改造王世襄的“右派”思想，專門派遣中層領導文彥同誌負責對他進行“幫助”，並指定他每周或每十天進行一次思想匯報。麵對這一次不公正的人生打擊，王世襄沒有像“三反”運動中那樣一度消沉無望，而是更加堅定走自己已經決定了的自珍之路。王世襄堅信：“凡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鍥而不舍的精神，又天佑不短命的人，放在任何地方都會出成果。”不過，這一時期關於王世襄在民族音樂研究方麵所取得的成果，因為前一章中已有大量篇幅作了介紹，在此隻想就其埋首芳嘉園與鄰競學雅聚等往事，進行一些零散的延伸性記述。
芳嘉園作為北京東城區朝陽門內的一條胡同，早在晚清時就因這裏居住過慈禧太後的弟弟，即光緒皇帝的嶽父桂祥公爵而聲名顯赫。至於今天芳嘉園的盛名完全因為王世襄所成就，那不能不說是文化魅力掩蓋了權勢之故。位於桂祥公爵府第西側的芳嘉園3號，是王世襄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老宅，這是一座北京傳統的前後三進四合院，前院正廳的東耳房被打通成過道，一直通向中院，這裏就是王世襄、黃苗子和張光宇三家共居多年的市內桃源。
一進入中院，迎麵是一道刷綠油的竹柵欄，柵欄上爬滿了荼，靠近院子南端的粉牆，權作是照壁將前院與中院隔開，粉牆的陰架上擺放有一二十盆蘭草，地上則栽種有一行夏日盛開的玉簪花，台階旁還有許多用瓦盆瓷缽栽種的各色小花小草，庭院正中擺放有一盆百年古柏，這株與文徵明一手卷中所畫極為相似的古柏，可是王世襄當年費盡周折從安徽黟縣一故家買回來的，每有朋友來到芳嘉園時總要圍繞著這株古柏走上兩圈才進屋。在中院三間正房左右還有兩株百年以上的海棠樹，後來東邊那株因為樹齡太老而枯死，王世襄便將四根大樹幹鋸成兩尺多高的樹樁，不久又從山貨店裏買到一塊直徑約有一米的青石板，像滾車輪一樣從店裏推滾回家，擺放在那四根樹樁上之後，遂成為夏夜朋友們來此圍坐喝茶雅談的好地方。在這青石板圓桌後麵靠近屋基處，是王世襄特意從城北一老園藝家園中移植來的一畦永遠長不高的寬葉矮竹，在中院東廂房前有一架幹走龍蛇饒有畫意的藤蘿，西廂房前則是一株太平花和兩株極為罕見的單瓣如盤中心花蕊繁密的芍藥。據黃苗子夫人鬱風回憶說，這庭院中還有棗樹與核桃樹各一株。王世襄就是在如此詩意盎然的小院裏，寫出了今天依然活躍在廣大讀者心中的那些文字，如《明式家具研究》與《髹飾錄解說》等這樣專業性極強的學術著作，也因為文采洋溢而為人們津津樂道。
王世襄向來不是一個吝嗇的人，特別是對於美的享受，無論是藝術之美還是生活之美，他都積極呼朋喚友與之共享。如今，芳嘉園小院經過王世襄多年營造，已成為北京城裏難得的一片詩意天地，所以與誌同道合者徜徉其中便成為他的一種希望。恰巧，著名書畫家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因為某種“誤會”，於1958年初應王世襄之邀搬進了芳嘉園3號，並在東廂房一住就是二十多年。關於黃苗子和鬱風夫婦遭遇的那場“誤會”，似乎還應該從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南社俱樂部說起，因為最初的根源就在那裏產生。
由柳亞子主持的南社俱樂部，當時已經聚集了一百零八位社會名流和文學藝術家，於是有人便將《水滸傳》中一百單八將的綽號按照某種附會編排到這些人的身上，比如黃苗子對應的綽號是“矮腳虎”。在這裏，黃苗子首先結識了新文化運動幹將鬱達夫，隨後通過鬱達夫而與他的侄女鬱風相識、相知、相愛，並最終衝破重重阻力並結蓮蒂。
2000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與黃苗子、鬱風夫婦在觀賞名畫
民國二年（1913），黃苗子出生在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一書香世家，父親黃冷觀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與同是會員的國民黨要員吳鐵城交誼深厚。幼年時，因為父親在香港創辦中學，黃苗子便在香港跟隨父親的同學即嶺南名家鄧爾雅學習國文，在古詩詞與書法方麵打下了極為深厚的根基。與此同時，黃苗子對漫畫產生了濃厚興趣，十六歲時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並發表在由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雜誌上，這使他對上海充滿了無限向往。民國二十一年（1932），黃苗子從香港跑到上海投筆從戎，父親黃冷觀緊急給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鐵城拍發電報，拜托他關照兒子黃苗子。於是，黃苗子便被吳鐵城安排進上海市政府任職，但是身在官場的他卻心係藝壇，與上海許多畫家及藝術家成為至交。
與黃苗子家庭背景大不相同的鬱風，祖籍雖然在浙江富陽，但是於民國五年（1916）出生在北京，父親鬱華是曾經營救過著名左派人士田漢、陽翰笙和廖承誌等人的著名大法官，三叔鬱達夫則是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少年時，鬱風受到叔父鬱達夫的影響，對新文藝極為熱愛，遂進入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民國二十二年（1933），鬱風跟隨父親和叔父來到上海，隨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藝術係，拜在大畫家徐悲鴻和傳奇女畫家潘玉良門下學習西洋畫，從而使自己的畫藝大為長進。在學習西洋繪畫藝術的同時，鬱風還經常跟隨叔父鬱達夫與聚集在南社裏的上海文學藝術界人士交流，並因此得以與同樣在南社文藝圈裏比較活躍的黃苗子相識。
兩人相識相愛後，因為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不得不輾轉來到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在這裏，當黃苗子向鬱風求婚時，以革命者自居的鬱風因黃苗子當時仍任職國民政府，一時難以抉擇。於是，黃苗子找到時常與他聚在一起的共產黨人夏衍，擔當自己的說客向鬱風進行遊說，最終兩人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在重慶舉行了特別的婚禮。在婚禮上，人們可以見到各種政治麵貌的貴賓，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不管是左派的革命健將還是文學藝術或戲劇書畫界的知名人士，即便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在這裏都相逢一笑共祝這對新人新婚誌喜。當年柳亞子和郭沫若曾寫有這樣一首合詩：
躍冶祥金飛鬱鳳，舞階幹羽格黃苗。
蘆笙今日調新調，連理枝頭瓜瓞標。
極為巧妙地將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姓名嵌入其中，真可謂是絕妙好詩。
婚後的黃公館，遂成為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各色友人聚會的場所，他們在此或打牌清談或自發地搞起了統一戰線。至於距離黃公館不遠處由著名報刊編輯唐瑜自費建造的“碧廬”，更是文化藝術界朋友經常歡聚交流的最佳場所，諸如革命家兼藝術家夏衍、散文家徐遲、漫畫家丁聰、劇作家吳祖光、畫家葉淺予、電影明星金山、翻譯家馮亦代、歌唱家盛家倫，以及書畫家黃苗子和鬱風夫婦等，都是這裏不可或缺的常客。當然，與這些藝術家性情相投並頻繁交往的，還有駐紮在重慶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潘漢年、廖承誌和喬冠華等人。眾所周知，周恩來等人在重慶為了做好國統區的統戰工作，與文化藝術界的諸多名流高士交往密切。為了擴大影響也曾組織有關藝術家創作或從解放區引進一些文藝節目在重慶演出，比如從革命聖地延安引進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就曾在當時國統區中心重慶引起了極大轟動。特別是劇中有一陝北名詞“二流子”，因為所指的是自由散漫不務正業之人，所以引起了經常到“碧廬”來的這些生性“閑散”藝術家們的濃厚興趣，遂相互之間便用“二流子”開起了彼此的玩笑。
有一次，郭沫若來到“碧廬”閑聊時，竟興致勃勃地要為“碧廬”題寫“二流堂”匾額，因一時沒能找到宣紙隻好作罷，但“二流堂”的名號便從此流傳開來。因為在那種特殊環境中這裏曾安頓了一大批文化藝術界名流，因此民國三十七年（1948）喬冠華曾深情地說：“將來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來的，繼續做團結文藝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個文藝沙龍式的場所，讓文藝界的人有一個休閑的地方。”
誠如喬冠華所言，1949年後音樂家戴浩以幾根金條在北京東單買下一棟破樓，經過一番裝修後取名為“棲鳳樓”，隨即戴浩和音樂大師盛家倫兩對夫婦搬住進去，不久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從香港回到北京後也入住其中，再後來還有吳祖光和新鳳霞夫婦又遷居到這裏，隨即使“棲鳳樓”有了北京“二流堂”之名。經常往來這裏的有：齊白石、老舍、梅蘭芳、洪深、潘漢年、黃佐臨、柯靈、於伶、張光宇和張正宇，等等，可謂是名流高士雲集，他們雖然身份、職業或興趣愛好都不盡相同，但是彼此之間坦誠交流，相互切磋，各自都從對方所從事的不同藝術領域中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文化養分。
後來，黃苗子曾感慨地說過這樣一句話：“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險！”確實，1957年發動“反右”運動時，便有人向中央匯報說重慶的“二流堂”如今又在北京恢複了。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更是在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字字粗黑的標題讓人怵目驚心。於是，受到“二流堂”一案株連者不僅有黃苗子和鬱風夫婦，還有“叛徒”陽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務”葉淺予、“美國特務機關陸軍戰略情報局”丁聰、中央印鈔廠廠長馮亦代、“大漢奸大叛徒”潘漢年、“混世魔王”趙丹、“反動漫畫家”張光宇和張正宇兄弟倆、“工藝美術界霸頭”張仃、“大政治騙子反黨老手”華君武、“大右派”聶紺弩，等等。至於黃苗子和鬱風夫婦，被關押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竟然在同一個監獄卻互不相知。這是插話。
下麵還是來看一看被鬱風稱之為芳嘉園全盛期即“文革”前那幾年間，黃苗子和鬱風夫婦搬進這座在文化界久負盛名的小院後，與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及其友人們競學的一些往事吧。
初入芳嘉園3號小院，鬱風驚訝地發現：那些本該陳列在博物館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被擠在一堆，高條案下麵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麵是矮幾，一層一層地套著。光滑而顯露木紋的花梨長方桌上，放著瓶瓶罐罐，吃剩的麵條，半碗炸醬。紫檀雕花編藤麵的榻上堆放著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寢的地方了。大書案邊上的座椅竟然是元代式樣帶腳凳的大圈椅，而那結構精美的明代臉盆架上搭放著穿過待洗的衣服。就是這樣，由於沒有空間，生活用品和收藏品便無法分開了。
那麽，偌大的三進四合院怎能說沒有空間存放這些貴重的明式家具收藏品呢？原來，在黃苗子和鬱風夫婦搬進芳嘉園時，王世襄的這座三進四合院隻剩下中院供其居住，不久又遭遇北京市出台了一項極不合理之房改政策，促使他再請張光宇夫婦入住西廂房成為兩家之芳鄰。對此，王世襄曾向筆者這樣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北京市想出了一個沒收私人房產的政策，凡出租房屋在十五間以上的，房產由北京市統一管理，在幾個月之內原房產主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十的租金（大致如此，具體的規定已記不清）。在此之後，房產歸公，也就是被沒收了。我父親有一所已經出租的房在東單洋溢胡同，不到十五間，再加上幾間才符合改造規定。因此房管局、派出所、居委會聯合起來一再動員我出租西廂房，如不同意，便以在這裏辦街道托兒所或街道食堂相威脅。我作為一個出身不好的舊知識分子，哪敢違抗，何況還戴著“右派”的帽子。隻好把多年收集到的家具堆置北屋，西廂房騰空請光宇先生入住。
其實，邀請張光宇夫婦入住芳嘉園西廂房時，戴著“右派”帽子的王世襄並沒有明哲保身，而是十分坦然地說：“我是個書呆子，從不問政治。……我沒有想到這些，這說明我這個人頭腦簡單。不過，物以類聚，其實沒有別的什麽。”確實，王世襄、黃苗子、張光宇三家人在芳嘉園小院裏聚齊後，他們除了相互激勵做學問搞研究之外，實在沒有什麽可供政治嚼舌的事由。那時，王世襄除了整理或撰述《高鬆竹譜》《畫學匯編》《雕刻集影》《髹飾錄解說》和《清代匠作則例匯編》等著作之外，還將大多精力用在了搜集明式家具等藏品上。這是後話。
對於與王世襄、袁荃猷夫婦“結孟氏之芳鄰”這一平生之快事，黃苗子後來曾這樣記述說：
論曆代書畫著述和參考書，他比我多。論書畫著述的鑽研，他比我深（他寫有一本《中國畫論研究》）。論探索學問的廣度，他遠勝於我。論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時我一般早上5點就起來讀書寫書，但4點多，暢安書房的台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
為此，黃苗子還寫有一首七絕感歎道：
尤愆如山負藐躬，逡巡書硯豈途窮；
臨窗燈火君家早，慚愧先生苦用功。
其實，與黃苗子形容王世襄在這期間苦學經曆所不同的是，鬱風則從生活方麵記述了他那看似平淡卻也透露出無比幸福的狀態：
我們同住在他的芳嘉園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聽見他推著單車從我們東廂房窗下走出大門。他是先到朝陽門大街舊文化部大樓前打太極拳，等到七點，對麵朝陽菜市場一開門便進去買菜，所有男女售貨員都是他的“老友記”，把最新上市的鮮魚、嫩菜、大閘蟹等都留給他。然後到賣早點攤上裝滿一大漱口缸的熱豆漿，一手端著，一手扶車把騎回家來，與夫人共進早餐。不分冬夏，天天如此。
看似平淡的生活在文人或藝術家的調劑下，實在可以生出許多令人豔羨的雅趣和佳話來。對此，王世襄的一段回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有關線索：
說到芳嘉園的來客，大都三家主人都認識，往往為了訪一家，同時又訪另兩家。或聽見來客的語聲，不待分別拜訪，三家已湊在一起了。當時常來我處並曾在我大案上作畫的北京畫家有溥雪齋、惠孝同、陳少梅、張光宇等先生。南方畫家有傅抱石、謝稚柳、唐雲等。不作畫隻聊天的有常任俠、向達、王遜、黃永玉諸公。
由此可見，這可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如此，我們下麵還是來選擇幾則故事，讓讀者一同感受文人雅士雅集時的雅俗之趣吧。
民國三十四年（1945）王世襄自四川返回北京後，一次在張伯駒先生家與清宗室貝子溥伒溥雪齋先生相識，隨後溥雪齋先生便成為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最使人感到率真、愉快之良師益友之一”，以至每每“遇有賞心樂事，美景良辰，法書名畫，妙曲佳音，甚至見到近日妄人俗子，荒誕離奇，弄姿作態，不堪入目之作，均不禁同時說出：‘要是雪齋先生在，將做何表情，有何評論’”。由此可知，這位溥雪齋先生不僅精擅書畫樂曲，還是一位俚俗不讓的性情可愛之人。
確實，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王世襄即將完成《中國畫論研究》著述時，就曾萌生前往求教當時任教於輔仁大學藝術係的溥雪齋先生之心，隻因一次偶過先生門前見家人護擁其登車規儀不減當年之威赫，便打消了拜見的最初想法。不曾想，三年後王世襄與溥雪齋先生在張伯駒先生家中一見如故，遂成忘年莫逆之交，相互之間論詩猜字或談笑風生已經毫無拘束了。
比如，一日溥雪齋先生信步從無量大人胡同蝸居之地來到芳嘉園，一進門便端坐在王世襄那宋牧仲大畫案前，拈筆作畫，不意一幅古意盎然的山水已呈現案前，這不由使溥雪齋先生頻頻自呼曰：“獨！獨！獨！”王世襄明白這原本屬於張伯駒先生口頭禪的“獨”字，即相當於今天的“酷”字，因此可知溥雪齋先生對於自己的繪畫技藝還是比較自賞的，當然就其情態而言也知其實在是一位妙人。關於溥雪齋先生書畫技藝之高妙，我們從收於王世襄《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那幅自稱“獨”的山水圖軸中可見，還能在收於同書中的一幅空穀幽蘭軸，以及一幅由其即席添補水藻落花的袁荃猷夫人所繪的金魚圖軸中，可以窺見其在繪畫方麵的精深技藝。至於溥雪齋先生在音樂方麵的天賦，王世襄曾這樣記述說：
先生擅三弦，伴奏岔曲子弟書。曾從賈闊峰學琴，荒蕪已久，而心實好之。知荃猷從管平湖先生學琴，煩為彈奏。不數月，平沙、良宵，先生已能脫譜，綽注無誤。旋與查阜西先生、鄭瑉中兄遊，琴大進。梅花、瀟湘等曲，皆臻妙境。於此又見先生之音樂天才。
此外，關於溥雪齋先生真率性情之可愛，還有兩事可知：當年有一次，溥雪齋先生騎馬飛奔進宮救火時，發現一株多油脂的白皮鬆在焚燒過程中竟然如火樹銀花般美觀，禁不住高聲喊道：“那個好看！”還有一次，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拜訪溥雪齋先生不覺已至飯時，隻見溥雪齋先生命家人提一電風扇出門，不久換得十元錢並賒得一些肉回來，遂告訴家人說：“熬白菜，多擱肉。”見此情景，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不敢亦不忍辭去，而當他倆偷窺溥雪齋先生時，卻見他神情怡然如舊。由此可見，溥雪齋先生確實是語言詼諧幽默之人，更是不掩飾真情的可交之人。如果讀者對其也饒有興趣的話，王世襄還有這樣一段關於溥雪齋先生之生動回憶：
在猜押詩條過程中，可以看到與會者的性情，亦饒有意趣。如一次伯駒先生公布上句原文，旁有小字一行，寫明某號某字，乃為雪齋而作。因他知道雪老喜歡在哪些字上下注，故特意虛配一個，讓他誤押上當。結果雪老果真在該字上下注。伯駒先生十分得意，笑得如此爽朗天真，仿佛小兒買糖抓彩又得獎似的。可愛的童真，一時流露無疑。又如雪齋先生早年豪賭，一夜之間將數百間雕梁畫棟的九爺府輸個精光。此時他已家無恒產，鬻書賣畫，罕有人問津，日子並不好過。而當押詩條看準某字認為是原文時，會抓起一樣東西，如煙缸之類，往標明該號的格中一放，名曰“豎旗杆”，即將各家所下之注一並集中至此，由他一人承擔勝負。其往日豪情，卻又一次在此流露。
因此，王世襄評價說：“雪老之為人，絕無城府，性格坦白率真，更是可愛之至。”遺憾的是，“文革”中紅衛兵猖狂時，這位溥雪齋先生在一日清晨攜幼女出走後，從此杳無音信。因此，撥亂反正後當北京市文史館為溥雪齋先生舉行追悼會時，王世襄則撰挽聯曰：
神龍見首不見尾
先生工畫複工書
押詩條，是舊時文人雅集時的一種文字遊戲，亦有“詩謎”“敲詩”和“打詩寶”之謂。對此，在《漢語大辭典》的“詩謎”條下，有“以詩句為謎麵的謎語”之解釋。具體而言，該大辭典中還有記載說：
其法以長四五寸的紙條，摘錄古人詩一句，而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以封套籠之，不令外見。別配四字，與紙尾原字，書於句旁。猜者就五字中選擇一字，選中為勝。
據王世襄記述說，20世紀四五十年代張伯駒在北京創立詞社時，曾經常在各家中舉行押詩條雅會，參加者有貝勒載潤、貝子溥雪齋、餘季豫、王冷齋、啟功、鄭天挺、唐立庵和於思泊等人，年齡最小的王世襄雖然每次都“敬陪末座”，但是押詩條時卻並非總是“墊底”，因此可知其舊詩文功底深厚之一斑。既然《漢語大辭典》中押詩條已經解釋得如此清楚明白，在此不想再列舉具體詩例以說明，有興趣者不妨翻開王世襄《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附錄五“奇文共賞析——押詩條”，從中可見一典型範例。因為下麵著實應該記述王世襄與張伯駒兩相交往的一些情緣趣事了。
民國三十四年（1945）秋，王世襄自四川返回北平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時，曾因工作需要及對文物愛好而前往拜訪張伯駒先生，而這位集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和京劇藝術研究家於一身的文化高士奇人，竟與王世襄一見如故，遂成為莫逆之交，有幾事為證。一是王世襄任職故宮博物院想在書畫著錄方麵做些研究時，張伯駒先生竟然將其用全部家產變賣後所搜購的中國傳世書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跡——西晉陸機《平複帖》，主動借與王世襄一月有餘，供其詳加觀摩研究。關於王世襄與張伯駒先生這段不可思議的翰墨情緣，以及王世襄對《平複帖》之研究經過，王世襄曾在《〈平複帖〉曾在我家》一文中予以詳述：
1947年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時，我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麵做一些工作。除備有照片補前人所缺外，試圖將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簽、本文、款識、印章、題跋、收藏印、前人著錄、有關文獻等分欄詳列，並記其保存情況，考其流傳經過，以期得到一份比較完整的記錄。上述設想曾請教於伯駒先生並得到他的讚許。
為了檢驗上述設想是否可行，希望找到一件流傳有序的煊赫名跡試行著錄，《平複帖》實在是太理想了。不過要著錄必須經過多次的仔細觀察和抄寫記錄，如此珍貴的國寶，伯駒先生會同意拿出來給我看嗎？我是早有著被婉言謝絕的思想準備去向他提出請求的。不期大大出乎意料，伯駒先生說：“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複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就這樣，我把寶中之寶《平複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
將《平複帖》請回家來，我連想都沒敢想過，而是伯駒先生主動提出來的。那時我們相識才隻有兩年，不能說已有深交。對這樁不可思議的翰墨因緣，多年來我一直感到十分難得，故也特別珍惜。
當然，王世襄珍惜的不僅是他與張伯駒先生這一段翰墨因緣，還有對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一帖”《平複帖》的無比珍惜。對此，王世襄在文章中記述了其無比虔誠之情態：
（將《平複帖》請）到家之後，騰空了一隻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複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淨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桌旁另設一案，上放紙張，用鉛筆作記錄。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才把諸家觀款，董其昌以下溥偉、傅沅叔、趙椿年等家題跋，永瑆的《詒晉齋記》及詩等抄錄完畢，並盡可能記下了曆代印章。其中有的極難識讀。如鈐在帖本身之後的唐代鑒賞家殷浩的印記，方形朱文，十分暗淡，隻有“殷”字上半邊和“浩”字右半隱約可辨。不少印鑒不要說隔著陳列櫃玻璃無法看見，就是取出來在燈光照耀下，用放大鏡看也難看清。《平複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一時頓覺輕鬆愉快，如釋重負。
經過這次對《平複帖》仔細地閱讀和抄錄，王世襄不僅僅是獲得了一次著錄書畫的實習機會，還根據著錄撰寫了《西晉陸機〈平複帖〉流傳考略》一文，後來刊登在1957年第一期的《文物參考資料》上，並被《故宮博物院藏寶錄》轉載。王世襄每每想起此事，久久不能平複的激動心情中，更多的是對張伯駒先生的懷念和尊敬。
二是王世襄所藏傳世名琴“鬆風清節”，曾經張伯駒先生的介紹才得以入藏吉林省博物館之緣，在此隻能點到為止，因為這留待下文詳述似乎為宜。
三是王世襄養蘭與張伯駒先生畫蘭之緣。對此，王世襄寫道：
伯駒先生搬到後海南岸居住時，有一年元宵節後不久我騎車去看他，見案上放著一幅他畫的蘭花。我們從畫蘭談到養蘭。我說北方養蘭不太適宜，家中雖無名種，普通的春蘭卻年年開花，我也就心滿意足了。他問起北方養蘭需要什麽條件。我說從春暖到秋深，支一個架子，放在南牆背陰處就行了。入冬以後則須放入近似花洞子的地方。我的三間北房，隻有正中一間有廊子，入冬後用竹竿、秫秸紮一個大拍子，糊高麗紙，把廊子封好。正中留門，掛棉門簾，地上不時灑水，這種溫、濕度對蘭花正合適。屋內熱氣多少會透些過來，入夜結薄冰，日出即化。放在這裏的蘭花，大大小小十幾盆，都開得很好。每年須換一次從紹興運來的土，換前須把根清洗幹淨並把壞死的修剪掉，晾幹後再重栽。伯駒想了一下，認為現在他家不具備上述條件，也受不了換土的累。現在你既有蘭花，先借一盆給我擺擺，開過即奉還。他立即叫女兒傳彩騎車隨我回家取蘭花。我選了一個方盆的，已開、未開的有五六朵，用報紙圍好，幫她捆在車座後架子上，帶回家中。在此後的兩三年，每年我都選一盆給他送去。
這就是王世襄與張伯駒先生之間的君子之交。
四是關於張伯駒先生在王世襄家中雅聚時的一件“俗趣”。
1947年一個盛夏夜晚，我請伯駒和幾位朋友在芳嘉園家中吃晚飯，潘素夫人照例是請也到，不請也到，把伯駒照顧得無微不至。因為伯駒到朋友家和在自己家一樣，我行我素，有時過於任性，夫人便會在旁提醒一下，伯駒也就心領神會了。其實朋友們都十分欣賞他的毫無拘束、天真可愛，絕不會對他的不拘小節有絲毫介意。
那天晚飯後，在院中乘涼，伯駒躺在藤榻上，大家坐藤椅。聊得高興，不覺已逾十點。因怕招蚊子，廊子上隻開一個燈，光線較暗。我看見伯駒不時坐起來，不時又躺下，生怕是因為藤榻不舒服所致。等各位起身要回家時，伯駒說他的襪子找不到了。我說借他一雙，他又不要，隻好光腳穿鞋而歸。原來伯駒腳上有濕氣，夜晚發癢，在家時總是用手指摳腳，北京俗稱“串胡同兒”。正為此他才有時躺下，有時坐起。恰好那晚有片刻潘素夫人在屋中看荃猷的刻紙。倘她一直都在院中就會發現伯駒又在我行我素了，她將湊到伯駒耳旁，說一聲“不太雅觀”，伯駒的襪子也就不會丟了。
次日清晨，襪子找到了，在我養的黑狗“小寶”窩中，已經被撕得一絲絲、一縷縷了。
那麽，眾慕大名的張伯駒先生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呢？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3月14日，張伯駒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字家騏，號叢碧，別號遊春主人、好好先生（這兩個別號都與其藏品有關）。關於其生平曆程，有關史料中有這樣一大段記載：
張伯駒幼年入私塾，後就讀於天津新學書院。民國五年（1916）入袁世凱混成模範團騎兵科學習，畢業後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因不滿軍閥混戰，民國十六年（1927）起投身金融界，曆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稽核，南京鹽業銀行經理、常務董事，秦隴實業銀行經理等職。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度去西安，後致力於寫詩填詞。抗戰勝利後，曾任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河北省政府顧問、華北文法學院國文係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平美術分會理事長等職。民國三十六年（1947）6月在北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委員，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饑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北平解放後，曾任燕京大學國文係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張伯駒遭到迫害和誣陷，1972年周恩來總理得悉後，指示有關部門聘任他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78年得到平反。晚年，張伯駒還擔任過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昆曲研習社顧問、民盟中央文教委員等職。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由以上簡曆，我們大致可以知曉張伯駒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而這種傳奇色彩大致與王世襄相似。因此，在這裏首先從張伯駒的收藏談起，而關於這位當年與張學良、溥侗（號西園主人）、袁克文（號寒雲）並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書畫收藏，不能不首先談到曾在王世襄家一月有餘的那幀《平複帖》。
《平複帖》是西晉大文學家陸機（字士衡）所書，雖然隻有九行八十五個字，但是在中國法書墨跡中除了出土的戰國竹簡、繒書和漢代木簡之外，這是現今存世可考年代最早的一件法書真跡，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曆史，比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帖還要早六十多年。對此，董其昌曾說：
右軍（王羲之）以前，元常（鍾繇）以後，唯存此數行為希代寶。
而王世襄則進一步解釋道：“何況刻在《三希堂法帖》位居首席的鍾繇《薦季直表》原非真跡，而且此卷自從在裴景福處被人盜去後已經毀壞，無從得見。故在傳世的法書真跡中，自以《平複帖》為第一。”
人們之所以如此推崇《平複帖》，不僅僅因為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法書真跡，還因為它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漢隸向草體轉變的唯一明證，其上還鈐蓋或題簽有宋徽宗、董其昌、韓世能、梁清標、安岐等曆代諸多名家印璽、名章和題跋，這些都是包括王世襄在內後世書家、鑒賞家或收藏家特別看重並潛心考釋的主要原因和內容。流傳有序的中華法書第一帖《平複帖》，在清乾隆年間入藏內府，先為乾隆皇帝的母親孝聖憲皇後所有，後賞賜予醉心書畫的成親王永瑆，永瑆為此將府邸改稱為“詒晉齋”，可見這位王爺確實將其奉為至寶。到了清同治年間，該帖轉歸恭王府所有，民國初年又為清宗室著名書畫家溥儒溥心畬所收藏。
民國二十五年（1936），當時遠居上海的張伯駒得知這位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盛譽的西山逸士溥心畬先生，在將上文談到那幅唐代韓幹《照夜白圖》卷賣與上海古董商人後流失海外一事時，對於藏於其手的《平複帖》命運極為擔心，隨即委托北京閱古齋好友韓伯文從中斡旋，希望溥心畬不要將該帖售與外國，如果出售的話請轉售與他，而溥心畬聞後則表示自己暫時不缺錢花，即便出售也不能少於二十萬大洋。對於溥心畬的這一表態，張伯駒在感到稍稍欣慰的同時，也為那天文數字的售價有些望塵莫及。
到了民國二十六年（1937），張伯駒在參加由葉恭綽（字遐庵）組織舉辦的“上海文獻展覽會”上得遇張大千時，隨即想請張大千親自到北京與溥心畬協商，表示自己願意出資六萬大洋購買《平複帖》。不料，溥心畬堅持非二十萬大洋不賣的態度，使張大千的遊說就此擱淺。轉眼間到了這年春節前夕，已經從上海返回北京過節的張伯駒，在從天津到北京的火車上巧遇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字沅叔）先生，並從其口中得知溥心畬因辦理母親喪事花費較大以致急需款項之消息，遂拜托傅增湘先生前往溥心畬家中與其洽談購買《平複帖》一事，不意竟以四萬元大洋成交。得此稀世之珍後，張伯駒“真可謂視同頭目腦髓，形影不離”，即便“遭受匪徒綁架，並以‘撕票’相威脅以索取巨資的時候，他也關照夫人‘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
平息一場因《平複帖》而遭警匪綁架風波之後，張伯駒舉家遷往西安，一路上他“藏此帖於衣被中，未嚐去身”。然而，就是這樣一件“不惜以祖傳和多年積蓄的巨額家財”乃至身家性命求購和保護的《平複帖》，張伯駒卻能主動借與王世襄拿回家中觀摩研究了一月有餘，到了1956年竟然連同唐李白《上陽台帖》卷、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草書卷、宋蔡襄自書詩冊、宋範仲淹《道服讚》卷、宋吳琚書雜詩卷和元趙孟頫草書《千字文》卷，共八件國寶級精品書畫無償捐贈給了國家。隨後，張伯駒又和夫人、著名金碧青綠山水畫家潘素女士，陸續將中國傳世最早山水畫跡隋展子虔的《遊春圖》卷、宋黃庭堅的《諸上座》帖、宋徽宗趙佶的《雪江歸棹圖》卷、宋楊婕妤的《百花圖》卷和元錢選的《山居圖》卷等多件書畫名跡，也無償地捐贈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館等國家有關機構。
同樣令人感到萬分遺憾的是，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張伯駒先生幾乎一次也未能幸免，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當夫婦二人被送往吉林省舒蘭縣時，竟然因為身體羸弱不能勞動而遭到拒收，隨即不得不返回北京成了沒有任何供給關係的“黑戶”，乃至那幾年間就連購買糧食吃飯的糧票也得依靠親友們周濟勻湊。即便到了1982年初，我們還能從黃永玉先生於1995年5月出版畫冊中那一幅題為“大家張伯駒先生印象”的畫像及其上密行小字的一大段題簽中，窺知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的張伯駒先生當時生活之慘況：
某日餘偕妻兒赴西郊莫斯科餐廳小作牙祭，忽見伯駒先生蹣跚而來，孤寂索漠，坐於小偏桌旁。餐至，紅菜湯一盆，麵包果醬，小碟黃油二小塊，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將抹上果醬及黃油之四片麵包細心裹就，提小包自人叢緩緩隱去。餘目送此莊嚴背影不忍它移，半月後驚聞伯駒先生逝世，人生常有如此巧機緣，不足愴也。餘曾對小兒如雲：張先生一生喜愛人間美好事物，嚐盡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居然能喝如此蹩腳紅菜湯，真大忍人也！……夫人國畫家音樂家潘素係餘同行，老人手中之麵包即為其帶回者。情深若是，發人哀思。
行文至此，不覺愴然淚下。這就是家藏書畫富比天下的一代大收藏家張伯駒，這就是能將一部《古文觀止》倒背如流的張伯駒，這就是二十多歲竟然將三千多卷《二十四史》通讀兩遍的張伯駒，這就是可以把三百五十四卷《資治通鑒》從頭講到尾的張伯駒，這就是能夠脫口而出一兩千首唐詩宋詞的張伯駒，這就是著有《叢碧詞》《春遊詞》《秦遊詞》《霧中詞》《無名詞》《續斷詞》《氍毹紀夢詩》《氍毹紀夢詩注》《洪憲紀事詩注》《亂彈音韻輯要》《叢碧書畫錄》《素月樓聯語》等等著述的張伯駒，這就是“視勳名如糟粕，看勢利如塵埃”的超凡之士張伯駒，這就是周汝昌所謂“我所平生見到的，文化高人很多，這樣人也少少”的張伯駒，這就是史樹青讚曰“我們近代沒出過這樣高的人，有學問的人，有涵養的人”的張伯駒，這就是劉海粟稱之為“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湧出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姊妹藝術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的張伯駒……
告別張伯駒，我們來看一看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特別指出的一副挽聯吧，即便這副挽聯是不為人們所熟知的宋振庭同誌所書寫，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今人乃至後人對張伯駒先生的敬仰和緬懷：
愛國家、愛民族，費盡心血，一生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
重道義、重友誼，冰雪肝膽，齎誌念一統，豪氣萬古淩霄！
如果有機緣，筆者願意為張伯駒先生作傳，這是一大心願，也是鄭重的插話。
共居或經常來往於王世襄芳嘉園的，除了以上所述幾位大家外，還有聶紺弩、啟功、葉淺予、沈從文、張正宇和黃永玉等，他們相互之間交流古文詩詞、文物書畫、雅音妙樂或見聞趣事，在那個顛倒狂亂的年代裏彼此充實溫暖著對方。這就是魅力四射的芳嘉園。不過，本章標題中既然有“競學”二字，除了以上所述黃苗子等人與王世襄展開不同領域競學之外，絕對不能忽視與王世襄在家具收藏方麵相抗衡乃至有超越之嫌的另一位大師級嘉賓——陳夢家。
王世襄早在就讀燕京大學時就認識陳夢家，不過那時陳夢家雖然住在“王家花園”裏，但是因為兩人沒有共同興趣，故見麵時隻是鄰居式的寒暄而已。確實，那時的王世襄依然沉浸在各類遊藝玩樂之中，而陳夢家則是早已成名的新月派詩人，當時又跟隨容庚先生在燕京大學攻讀古文字學，所以當時兩人之間並無深交。直到1952年，陳夢家任職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並搬居錢糧胡同時，兩人的交往才頻繁密切起來，而連接兩人關係的紐帶，就是後來使王世襄蜚聲世界的明式家具收藏和研究。關於兩人當年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麵的競學，王世襄曾有文章記述其間的一些趣事：
……那時我們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興趣，不時想著對方又買了什麽好物件，彼此串門才多起來。
我們既已相識多年，現在又有了同好，故無拘無束，不講形式，有時開玩笑，有時發生爭論，爭到麵紅耳赤。夢家此時已有鴻篇巨製問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買我買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對明紫檀直欞架格（《明式家具珍賞》135），在魯班館南口路東的家具店裏擺了一兩年，我去看過多次，力不能致，終為夢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樣把大量精力傾注到學術研究中，經常騎輛破車，扣故家門，逛鬼市攤，不惜費工夫，所以能買到夢家未能見到的東西。我以廉值買到一對鐵力官帽椅（《明式家具珍賞》44），夢家說：“你簡直是白撿，應該送給我！”端起一把來要拿走。我說：“白撿也不能送給你。”又搶了回來。夢家買到一具明黃花梨五足圓香幾（《明式家具珍賞》74），我愛極了。我說：“你多少錢買的，加十倍讓給我。”抱起來想奪門而出。夢家說：“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門攔住。有時我故意說他的家具買壞了，上當受騙，惹逗他著急。一件黃花梨透空後背架格（《明式家具珍賞》132）是他得意之物，我偏說是“捯飭貨”，後背經人補配。一件黃花梨馬紋透雕靠背椅（《明式家具珍賞》40）他更是認為天下雕工第一。我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鏡架拚湊而成的，還硬說在未裝上靠背之前就曾見過這具杌凳，言之鑿鑿，真使他著了急。事後我又向他坦白交代我在說瞎話，“不過存心逗逗你而已”……
實際上我們誰也不曾真想奪人所好，搶對方的家具，但還要像煞有介事地表演一番，實因其中有說不出的樂趣。被搶者不僅不生氣，反而會高興：“我的家具要是不好，你會來搶嗎？！”給對方的家具挑毛病，主要是為了誇耀自己的眼睛賽過你。不管說得對不對，我們從來也不介意，能聽到反麵意見，總會有些啟發。待冷靜下來，就會認真地去考慮對方的評論。至於買家具，彼此保密是有的，生怕對方捷足先登，自己落了空。待買到手，又很想給對方看看。心裏說：“你看，又被我買到了！”
就這樣，王世襄與陳夢家爭買明式家具的競賽一直持續了十多年，即便是1957年兩人被錯劃為“右派”時也未曾中斷，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才不得不戛然而止。對於多方辛勤搜集求購而來的明式家具，王世襄說：“夢家比我愛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亂堆亂放，來人可以隨便搬動隨便坐。夢家則十分嚴肅認真，交椅前攔上紅頭繩，不許碰，更不許坐。”因此，王世襄對陳夢家開玩笑說：“你這裏‘比博物館還要博物館’。”
非常遺憾的是，對明式家具愛如生命的陳夢家，不幸在“文革”初期就因忍受不了非人般的屈辱和折磨自殺而去，這讓王世襄感到極為悲痛和落寞。因此，王世襄後來曾極為痛惜地說：“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難，活到今天，我相信（他）早已寫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這個題目輪不到我去寫，就是想寫也不敢寫了。”確實，即便王世襄最後所言是自己的謙辭，也不難窺知陳夢家對明式家具的鍾愛，而以他多領域精深的學識和藝術修養，撰寫出與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堪稱雙璧的巨著還是可信可知的。那麽，陳夢家的生平和學識到底有何特色呢？
清宣統三年（1911）4月16日，陳夢家出生在江蘇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學院裏，祖籍浙江上虞，因父親陳金鏞曾親自創辦這所神學院並任“提調”（院長）之職，故此他自幼是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度過，這對他的世界觀與藝術個性產生了深刻影響。自幼喜讀古詩尤其是唐詩的陳夢家，於民國十六年（1927）夏高中尚未畢業就考入了南京“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後改名“中央大學”）法律係，因為在此受聞多與徐誌摩英美浪漫主義詩歌的熏染和影響，並得到兩位先生的特別器重，很快成長為新月詩派的一名重要成員。民國二十年（1931）1月，陳夢家在新月書店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夢家詩集》，隨即詩名大噪成為新月詩派的主要幹將。
同年夏天，陳夢家從中央大學畢業獲得律師執照後，應徐誌摩之邀奔赴上海負責編選新月詩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詩選》，隨後又接手徐誌摩主編的《詩刊》雜誌。同年11月19日，當徐誌摩這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詩哲”，在搭乘飛機前往北京途中不幸於濟南附近黨家莊墜機身亡後，陳夢家對於導師徐誌摩的臨終遺言與悲劇性命運，產生了具有轉變性質的深沉思索。
民國二十一年（1932）上海“一·二八”事變後，陳夢家應聞一多先生之邀來到青島大學，開始在聞一多先生的指導下，從最前衛的新詩世界裏一轉身便投入到甲骨文研究當中。同年夏天，聞一多與陳夢家相繼離開青島前往北京，聞一多隨即任教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而陳夢家則經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劉廷芳推薦進入該院學習，後來因為被院長趙紫宸所器重，並與其愛女趙蘿蕤女士締結良姻。
當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向關內，致使整個華北形勢處於危急之關頭，詩人陳夢家毅然決然地自行出關前往抗日前線，而在目睹國民政府不戰便敗之慘狀後，他悲憤地從抗日前線返回北平，不日出任安徽蕪湖廣益中學國文教員，陳夢家就是那時在獅子山青陽廬創作了抒情長詩《往日》與《泰山與塞外的浩歌》這兩部氣勢磅礴、構築宏偉的詩篇。民國二十三年（1934）1月，陳夢家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跟隨容庚先生專門從事古文字學研究，就此開始將主要精力轉向學術研究方麵，基本上與新詩做了功成身退的告別。民國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陳夢家由聞一多先生推薦開始輾轉到湖南長沙清華大學及雲南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直到民國三十三年（1944）經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先生和清華大學金嶽霖先生的介紹，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為止。在歐美幾年間，陳夢家曾遊曆美、英、法、瑞典、丹麥和荷蘭等國家，致力訪問和收集這些國家博物館、古董商和私人手中所藏的中國青銅器，準備編撰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錄。
民國三十六年（1947）秋天，陳夢家拒絕美國一些學術機構的盛情挽留，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和驚人毅力，克服種種困難返回中國，開始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時，陳夢家轉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委與考古通訊雜誌社副主編等職，開始以其在考古學、金石學和古文字學等方麵所做出的具有劃時代的貢獻而蜚聲世界。
1957年，陳夢家與王世襄等人一樣雖然被錯劃為“右派”，但是他竟以極大的治學熱情和毅力，用了近十年時間將故宮博物院所藏九百餘張青銅器拓片與夏商周三代著錄，進行了一一核對和研究，直到1966年9月3日含著滿腔的怨恨自殺而亡。
雖然1978年12月28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為陳夢家先生舉行了具有平反意義的追悼會，但是正如王世襄所說：“這是中國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也是全世界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還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是，舊的損失已經無法彌補，新的損失竟依然在延續。1998年，陳夢家於1956年以那部長達七十萬言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綜合性研究著作《殷墟卜辭總述》所得稿酬，購買並隨後存放過諸多明式家具重器的那座四合院，竟然因為要建設一處區級辦公大樓而麵臨被拆除的命運。這樣一座“集建築、人文和文物價值於一身”的名人故居要被拆除之境況，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知識界和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1998年5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先生，國家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名城市規劃專家鄭孝燮先生，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先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舒乙先生（老舍之子），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梁從誡先生（梁思成之子），這六位學者經過實地考察和論證，聯名指出對這座最遲建於明末清初具有典型北京四合院格局的故居建築，應該予以重點修繕和保護，而不應極不負責任地進行拆除。
然而，專家的呼籲之聲實在是顯得過於微弱了。隨後，趙紫宸之子、“兩航”起義功臣趙景心出麵請求有關文物主管部門進行文物鑒定，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趙景心由此而提起行政訴訟，但是依然未能獲得成功。於是，自陳夢家夫婦搬入後近五十年不曾遭到破壞的這座珍貴建築，在推土機的轟隆聲中和鐵鏟之下，瞬間便消失在了滾滾灰塵中。
一生“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釀別人的酒”的一代大師陳夢家，多少年來早已湮滅在了時間的紅塵中，而今就連一點關於他的記憶也不讓留下，怎能不讓人再次愴然淚下呢？好在還有他當年搜集的那些精美絕倫的明式家具，其親友後來一並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否則我們真的連一點念想也沒有了。夢家應感欣慰，因為在上海博物館那華貴的家具展廳裏除了他所熟悉的諸多藏品外，還有明式家具知音、老朋友王世襄後來所做的捐贈。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像是報春的驚雷一般，使他們的內心裏歡欣鼓舞，倍感振奮。接著，毛澤東在一周之內連續兩次發表講話，鼓勵文化藝術界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對此，向來行事小心謹慎的“書生”們，卻始終持有一種觀望猶疑的態度。對於“書生”們波瀾不驚的平平反應，毛澤東似乎能夠予以理解，隨後他不僅敦促中央有關部門積極進行思想發動，而且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長達四個小時熱情洋溢的講話。同時，毛澤東還指示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為“書生”們展開爭鳴提出了命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既然如此，向來視天下為己任的“書生”們，便開始當仁不讓地“鳴放”起來。在昏暗的社會裏，“書生”們學會含沙射影的語言文字技巧；而在政治清明時，“書生”們則直言不諱，甚至語出驚人。然而，如此全麵、廣泛、徹底地揭露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弊病，很容易使一些人對黨的領導失去信任和信心，這對於一個年輕的執政黨來說並不是能夠輕易坦然接受的。果然，毛澤東在冷眼觀望的同時，迅速在腦海中形成了“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按說，當初毛澤東極力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熱情鼓勵黨內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時，確實表現出聞者足戒、聞過則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理和姿態。然而，時間僅僅過去了一個月，為什麽“風向”竟突然轉變了呢？對此，在1986年出版的李維漢所著《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是這樣解密的：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誌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麽“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誌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誌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誌要彭真同誌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誌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誌已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
1991王世襄與鬱風在芳嘉園留影
隨著毛澤東這篇文章的發表，大批高級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了極為不公的嚴酷迫害。自然，曾在“三反”運動中蒙受冤屈的王世襄，因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並聯係自身遭遇，提出自己在“三反”運動中被無端審查關押及隨後被開除出故宮博物院等問題，也成為“出洞之蛇”被劃為了“右派”。
成為“右派”的王世襄，隨即被取消了即將派赴甘肅敦煌工作一年的資格，並從研究室降到資料室做一些日雜資料事務，不再從事他已經取得不菲成績的音樂研究工作。同時，民族音樂研究所為了改造王世襄的“右派”思想，專門派遣中層領導文彥同誌負責對他進行“幫助”，並指定他每周或每十天進行一次思想匯報。麵對這一次不公正的人生打擊，王世襄沒有像“三反”運動中那樣一度消沉無望，而是更加堅定走自己已經決定了的自珍之路。王世襄堅信：“凡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鍥而不舍的精神，又天佑不短命的人，放在任何地方都會出成果。”不過，這一時期關於王世襄在民族音樂研究方麵所取得的成果，因為前一章中已有大量篇幅作了介紹，在此隻想就其埋首芳嘉園與鄰競學雅聚等往事，進行一些零散的延伸性記述。
芳嘉園作為北京東城區朝陽門內的一條胡同，早在晚清時就因這裏居住過慈禧太後的弟弟，即光緒皇帝的嶽父桂祥公爵而聲名顯赫。至於今天芳嘉園的盛名完全因為王世襄所成就，那不能不說是文化魅力掩蓋了權勢之故。位於桂祥公爵府第西側的芳嘉園3號，是王世襄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老宅，這是一座北京傳統的前後三進四合院，前院正廳的東耳房被打通成過道，一直通向中院，這裏就是王世襄、黃苗子和張光宇三家共居多年的市內桃源。
一進入中院，迎麵是一道刷綠油的竹柵欄，柵欄上爬滿了荼，靠近院子南端的粉牆，權作是照壁將前院與中院隔開，粉牆的陰架上擺放有一二十盆蘭草，地上則栽種有一行夏日盛開的玉簪花，台階旁還有許多用瓦盆瓷缽栽種的各色小花小草，庭院正中擺放有一盆百年古柏，這株與文徵明一手卷中所畫極為相似的古柏，可是王世襄當年費盡周折從安徽黟縣一故家買回來的，每有朋友來到芳嘉園時總要圍繞著這株古柏走上兩圈才進屋。在中院三間正房左右還有兩株百年以上的海棠樹，後來東邊那株因為樹齡太老而枯死，王世襄便將四根大樹幹鋸成兩尺多高的樹樁，不久又從山貨店裏買到一塊直徑約有一米的青石板，像滾車輪一樣從店裏推滾回家，擺放在那四根樹樁上之後，遂成為夏夜朋友們來此圍坐喝茶雅談的好地方。在這青石板圓桌後麵靠近屋基處，是王世襄特意從城北一老園藝家園中移植來的一畦永遠長不高的寬葉矮竹，在中院東廂房前有一架幹走龍蛇饒有畫意的藤蘿，西廂房前則是一株太平花和兩株極為罕見的單瓣如盤中心花蕊繁密的芍藥。據黃苗子夫人鬱風回憶說，這庭院中還有棗樹與核桃樹各一株。王世襄就是在如此詩意盎然的小院裏，寫出了今天依然活躍在廣大讀者心中的那些文字，如《明式家具研究》與《髹飾錄解說》等這樣專業性極強的學術著作，也因為文采洋溢而為人們津津樂道。
王世襄向來不是一個吝嗇的人，特別是對於美的享受，無論是藝術之美還是生活之美，他都積極呼朋喚友與之共享。如今，芳嘉園小院經過王世襄多年營造，已成為北京城裏難得的一片詩意天地，所以與誌同道合者徜徉其中便成為他的一種希望。恰巧，著名書畫家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因為某種“誤會”，於1958年初應王世襄之邀搬進了芳嘉園3號，並在東廂房一住就是二十多年。關於黃苗子和鬱風夫婦遭遇的那場“誤會”，似乎還應該從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南社俱樂部說起，因為最初的根源就在那裏產生。
由柳亞子主持的南社俱樂部，當時已經聚集了一百零八位社會名流和文學藝術家，於是有人便將《水滸傳》中一百單八將的綽號按照某種附會編排到這些人的身上，比如黃苗子對應的綽號是“矮腳虎”。在這裏，黃苗子首先結識了新文化運動幹將鬱達夫，隨後通過鬱達夫而與他的侄女鬱風相識、相知、相愛，並最終衝破重重阻力並結蓮蒂。
2000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與黃苗子、鬱風夫婦在觀賞名畫
民國二年（1913），黃苗子出生在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一書香世家，父親黃冷觀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與同是會員的國民黨要員吳鐵城交誼深厚。幼年時，因為父親在香港創辦中學，黃苗子便在香港跟隨父親的同學即嶺南名家鄧爾雅學習國文，在古詩詞與書法方麵打下了極為深厚的根基。與此同時，黃苗子對漫畫產生了濃厚興趣，十六歲時創作的漫畫《魔》入選香港學生畫展，並發表在由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雜誌上，這使他對上海充滿了無限向往。民國二十一年（1932），黃苗子從香港跑到上海投筆從戎，父親黃冷觀緊急給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鐵城拍發電報，拜托他關照兒子黃苗子。於是，黃苗子便被吳鐵城安排進上海市政府任職，但是身在官場的他卻心係藝壇，與上海許多畫家及藝術家成為至交。
與黃苗子家庭背景大不相同的鬱風，祖籍雖然在浙江富陽，但是於民國五年（1916）出生在北京，父親鬱華是曾經營救過著名左派人士田漢、陽翰笙和廖承誌等人的著名大法官，三叔鬱達夫則是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少年時，鬱風受到叔父鬱達夫的影響，對新文藝極為熱愛，遂進入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民國二十二年（1933），鬱風跟隨父親和叔父來到上海，隨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藝術係，拜在大畫家徐悲鴻和傳奇女畫家潘玉良門下學習西洋畫，從而使自己的畫藝大為長進。在學習西洋繪畫藝術的同時，鬱風還經常跟隨叔父鬱達夫與聚集在南社裏的上海文學藝術界人士交流，並因此得以與同樣在南社文藝圈裏比較活躍的黃苗子相識。
兩人相識相愛後，因為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不得不輾轉來到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在這裏，當黃苗子向鬱風求婚時，以革命者自居的鬱風因黃苗子當時仍任職國民政府，一時難以抉擇。於是，黃苗子找到時常與他聚在一起的共產黨人夏衍，擔當自己的說客向鬱風進行遊說，最終兩人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在重慶舉行了特別的婚禮。在婚禮上，人們可以見到各種政治麵貌的貴賓，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不管是左派的革命健將還是文學藝術或戲劇書畫界的知名人士，即便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在這裏都相逢一笑共祝這對新人新婚誌喜。當年柳亞子和郭沫若曾寫有這樣一首合詩：
躍冶祥金飛鬱鳳，舞階幹羽格黃苗。
蘆笙今日調新調，連理枝頭瓜瓞標。
極為巧妙地將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姓名嵌入其中，真可謂是絕妙好詩。
婚後的黃公館，遂成為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各色友人聚會的場所，他們在此或打牌清談或自發地搞起了統一戰線。至於距離黃公館不遠處由著名報刊編輯唐瑜自費建造的“碧廬”，更是文化藝術界朋友經常歡聚交流的最佳場所，諸如革命家兼藝術家夏衍、散文家徐遲、漫畫家丁聰、劇作家吳祖光、畫家葉淺予、電影明星金山、翻譯家馮亦代、歌唱家盛家倫，以及書畫家黃苗子和鬱風夫婦等，都是這裏不可或缺的常客。當然，與這些藝術家性情相投並頻繁交往的，還有駐紮在重慶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潘漢年、廖承誌和喬冠華等人。眾所周知，周恩來等人在重慶為了做好國統區的統戰工作，與文化藝術界的諸多名流高士交往密切。為了擴大影響也曾組織有關藝術家創作或從解放區引進一些文藝節目在重慶演出，比如從革命聖地延安引進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就曾在當時國統區中心重慶引起了極大轟動。特別是劇中有一陝北名詞“二流子”，因為所指的是自由散漫不務正業之人，所以引起了經常到“碧廬”來的這些生性“閑散”藝術家們的濃厚興趣，遂相互之間便用“二流子”開起了彼此的玩笑。
有一次，郭沫若來到“碧廬”閑聊時，竟興致勃勃地要為“碧廬”題寫“二流堂”匾額，因一時沒能找到宣紙隻好作罷，但“二流堂”的名號便從此流傳開來。因為在那種特殊環境中這裏曾安頓了一大批文化藝術界名流，因此民國三十七年（1948）喬冠華曾深情地說：“將來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來的，繼續做團結文藝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個文藝沙龍式的場所，讓文藝界的人有一個休閑的地方。”
誠如喬冠華所言，1949年後音樂家戴浩以幾根金條在北京東單買下一棟破樓，經過一番裝修後取名為“棲鳳樓”，隨即戴浩和音樂大師盛家倫兩對夫婦搬住進去，不久黃苗子和鬱風夫婦從香港回到北京後也入住其中，再後來還有吳祖光和新鳳霞夫婦又遷居到這裏，隨即使“棲鳳樓”有了北京“二流堂”之名。經常往來這裏的有：齊白石、老舍、梅蘭芳、洪深、潘漢年、黃佐臨、柯靈、於伶、張光宇和張正宇，等等，可謂是名流高士雲集，他們雖然身份、職業或興趣愛好都不盡相同，但是彼此之間坦誠交流，相互切磋，各自都從對方所從事的不同藝術領域中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文化養分。
後來，黃苗子曾感慨地說過這樣一句話：“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險！”確實，1957年發動“反右”運動時，便有人向中央匯報說重慶的“二流堂”如今又在北京恢複了。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更是在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字字粗黑的標題讓人怵目驚心。於是，受到“二流堂”一案株連者不僅有黃苗子和鬱風夫婦，還有“叛徒”陽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務”葉淺予、“美國特務機關陸軍戰略情報局”丁聰、中央印鈔廠廠長馮亦代、“大漢奸大叛徒”潘漢年、“混世魔王”趙丹、“反動漫畫家”張光宇和張正宇兄弟倆、“工藝美術界霸頭”張仃、“大政治騙子反黨老手”華君武、“大右派”聶紺弩，等等。至於黃苗子和鬱風夫婦，被關押進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竟然在同一個監獄卻互不相知。這是插話。
下麵還是來看一看被鬱風稱之為芳嘉園全盛期即“文革”前那幾年間，黃苗子和鬱風夫婦搬進這座在文化界久負盛名的小院後，與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及其友人們競學的一些往事吧。
初入芳嘉園3號小院，鬱風驚訝地發現：那些本該陳列在博物館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被擠在一堆，高條案下麵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麵是矮幾，一層一層地套著。光滑而顯露木紋的花梨長方桌上，放著瓶瓶罐罐，吃剩的麵條，半碗炸醬。紫檀雕花編藤麵的榻上堆放著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寢的地方了。大書案邊上的座椅竟然是元代式樣帶腳凳的大圈椅，而那結構精美的明代臉盆架上搭放著穿過待洗的衣服。就是這樣，由於沒有空間，生活用品和收藏品便無法分開了。
那麽，偌大的三進四合院怎能說沒有空間存放這些貴重的明式家具收藏品呢？原來，在黃苗子和鬱風夫婦搬進芳嘉園時，王世襄的這座三進四合院隻剩下中院供其居住，不久又遭遇北京市出台了一項極不合理之房改政策，促使他再請張光宇夫婦入住西廂房成為兩家之芳鄰。對此，王世襄曾向筆者這樣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北京市想出了一個沒收私人房產的政策，凡出租房屋在十五間以上的，房產由北京市統一管理，在幾個月之內原房產主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十的租金（大致如此，具體的規定已記不清）。在此之後，房產歸公，也就是被沒收了。我父親有一所已經出租的房在東單洋溢胡同，不到十五間，再加上幾間才符合改造規定。因此房管局、派出所、居委會聯合起來一再動員我出租西廂房，如不同意，便以在這裏辦街道托兒所或街道食堂相威脅。我作為一個出身不好的舊知識分子，哪敢違抗，何況還戴著“右派”的帽子。隻好把多年收集到的家具堆置北屋，西廂房騰空請光宇先生入住。
其實，邀請張光宇夫婦入住芳嘉園西廂房時，戴著“右派”帽子的王世襄並沒有明哲保身，而是十分坦然地說：“我是個書呆子，從不問政治。……我沒有想到這些，這說明我這個人頭腦簡單。不過，物以類聚，其實沒有別的什麽。”確實，王世襄、黃苗子、張光宇三家人在芳嘉園小院裏聚齊後，他們除了相互激勵做學問搞研究之外，實在沒有什麽可供政治嚼舌的事由。那時，王世襄除了整理或撰述《高鬆竹譜》《畫學匯編》《雕刻集影》《髹飾錄解說》和《清代匠作則例匯編》等著作之外，還將大多精力用在了搜集明式家具等藏品上。這是後話。
對於與王世襄、袁荃猷夫婦“結孟氏之芳鄰”這一平生之快事，黃苗子後來曾這樣記述說：
論曆代書畫著述和參考書，他比我多。論書畫著述的鑽研，他比我深（他寫有一本《中國畫論研究》）。論探索學問的廣度，他遠勝於我。論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時我一般早上5點就起來讀書寫書，但4點多，暢安書房的台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
為此，黃苗子還寫有一首七絕感歎道：
尤愆如山負藐躬，逡巡書硯豈途窮；
臨窗燈火君家早，慚愧先生苦用功。
其實，與黃苗子形容王世襄在這期間苦學經曆所不同的是，鬱風則從生活方麵記述了他那看似平淡卻也透露出無比幸福的狀態：
我們同住在他的芳嘉園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聽見他推著單車從我們東廂房窗下走出大門。他是先到朝陽門大街舊文化部大樓前打太極拳，等到七點，對麵朝陽菜市場一開門便進去買菜，所有男女售貨員都是他的“老友記”，把最新上市的鮮魚、嫩菜、大閘蟹等都留給他。然後到賣早點攤上裝滿一大漱口缸的熱豆漿，一手端著，一手扶車把騎回家來，與夫人共進早餐。不分冬夏，天天如此。
看似平淡的生活在文人或藝術家的調劑下，實在可以生出許多令人豔羨的雅趣和佳話來。對此，王世襄的一段回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有關線索：
說到芳嘉園的來客，大都三家主人都認識，往往為了訪一家，同時又訪另兩家。或聽見來客的語聲，不待分別拜訪，三家已湊在一起了。當時常來我處並曾在我大案上作畫的北京畫家有溥雪齋、惠孝同、陳少梅、張光宇等先生。南方畫家有傅抱石、謝稚柳、唐雲等。不作畫隻聊天的有常任俠、向達、王遜、黃永玉諸公。
由此可見，這可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如此，我們下麵還是來選擇幾則故事，讓讀者一同感受文人雅士雅集時的雅俗之趣吧。
民國三十四年（1945）王世襄自四川返回北京後，一次在張伯駒先生家與清宗室貝子溥伒溥雪齋先生相識，隨後溥雪齋先生便成為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最使人感到率真、愉快之良師益友之一”，以至每每“遇有賞心樂事，美景良辰，法書名畫，妙曲佳音，甚至見到近日妄人俗子，荒誕離奇，弄姿作態，不堪入目之作，均不禁同時說出：‘要是雪齋先生在，將做何表情，有何評論’”。由此可知，這位溥雪齋先生不僅精擅書畫樂曲，還是一位俚俗不讓的性情可愛之人。
確實，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王世襄即將完成《中國畫論研究》著述時，就曾萌生前往求教當時任教於輔仁大學藝術係的溥雪齋先生之心，隻因一次偶過先生門前見家人護擁其登車規儀不減當年之威赫，便打消了拜見的最初想法。不曾想，三年後王世襄與溥雪齋先生在張伯駒先生家中一見如故，遂成忘年莫逆之交，相互之間論詩猜字或談笑風生已經毫無拘束了。
比如，一日溥雪齋先生信步從無量大人胡同蝸居之地來到芳嘉園，一進門便端坐在王世襄那宋牧仲大畫案前，拈筆作畫，不意一幅古意盎然的山水已呈現案前，這不由使溥雪齋先生頻頻自呼曰：“獨！獨！獨！”王世襄明白這原本屬於張伯駒先生口頭禪的“獨”字，即相當於今天的“酷”字，因此可知溥雪齋先生對於自己的繪畫技藝還是比較自賞的，當然就其情態而言也知其實在是一位妙人。關於溥雪齋先生書畫技藝之高妙，我們從收於王世襄《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中那幅自稱“獨”的山水圖軸中可見，還能在收於同書中的一幅空穀幽蘭軸，以及一幅由其即席添補水藻落花的袁荃猷夫人所繪的金魚圖軸中，可以窺見其在繪畫方麵的精深技藝。至於溥雪齋先生在音樂方麵的天賦，王世襄曾這樣記述說：
先生擅三弦，伴奏岔曲子弟書。曾從賈闊峰學琴，荒蕪已久，而心實好之。知荃猷從管平湖先生學琴，煩為彈奏。不數月，平沙、良宵，先生已能脫譜，綽注無誤。旋與查阜西先生、鄭瑉中兄遊，琴大進。梅花、瀟湘等曲，皆臻妙境。於此又見先生之音樂天才。
此外，關於溥雪齋先生真率性情之可愛，還有兩事可知：當年有一次，溥雪齋先生騎馬飛奔進宮救火時，發現一株多油脂的白皮鬆在焚燒過程中竟然如火樹銀花般美觀，禁不住高聲喊道：“那個好看！”還有一次，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拜訪溥雪齋先生不覺已至飯時，隻見溥雪齋先生命家人提一電風扇出門，不久換得十元錢並賒得一些肉回來，遂告訴家人說：“熬白菜，多擱肉。”見此情景，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婦不敢亦不忍辭去，而當他倆偷窺溥雪齋先生時，卻見他神情怡然如舊。由此可見，溥雪齋先生確實是語言詼諧幽默之人，更是不掩飾真情的可交之人。如果讀者對其也饒有興趣的話，王世襄還有這樣一段關於溥雪齋先生之生動回憶：
在猜押詩條過程中，可以看到與會者的性情，亦饒有意趣。如一次伯駒先生公布上句原文，旁有小字一行，寫明某號某字，乃為雪齋而作。因他知道雪老喜歡在哪些字上下注，故特意虛配一個，讓他誤押上當。結果雪老果真在該字上下注。伯駒先生十分得意，笑得如此爽朗天真，仿佛小兒買糖抓彩又得獎似的。可愛的童真，一時流露無疑。又如雪齋先生早年豪賭，一夜之間將數百間雕梁畫棟的九爺府輸個精光。此時他已家無恒產，鬻書賣畫，罕有人問津，日子並不好過。而當押詩條看準某字認為是原文時，會抓起一樣東西，如煙缸之類，往標明該號的格中一放，名曰“豎旗杆”，即將各家所下之注一並集中至此，由他一人承擔勝負。其往日豪情，卻又一次在此流露。
因此，王世襄評價說：“雪老之為人，絕無城府，性格坦白率真，更是可愛之至。”遺憾的是，“文革”中紅衛兵猖狂時，這位溥雪齋先生在一日清晨攜幼女出走後，從此杳無音信。因此，撥亂反正後當北京市文史館為溥雪齋先生舉行追悼會時，王世襄則撰挽聯曰：
神龍見首不見尾
先生工畫複工書
押詩條，是舊時文人雅集時的一種文字遊戲，亦有“詩謎”“敲詩”和“打詩寶”之謂。對此，在《漢語大辭典》的“詩謎”條下，有“以詩句為謎麵的謎語”之解釋。具體而言，該大辭典中還有記載說：
其法以長四五寸的紙條，摘錄古人詩一句，而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以封套籠之，不令外見。別配四字，與紙尾原字，書於句旁。猜者就五字中選擇一字，選中為勝。
據王世襄記述說，20世紀四五十年代張伯駒在北京創立詞社時，曾經常在各家中舉行押詩條雅會，參加者有貝勒載潤、貝子溥雪齋、餘季豫、王冷齋、啟功、鄭天挺、唐立庵和於思泊等人，年齡最小的王世襄雖然每次都“敬陪末座”，但是押詩條時卻並非總是“墊底”，因此可知其舊詩文功底深厚之一斑。既然《漢語大辭典》中押詩條已經解釋得如此清楚明白，在此不想再列舉具體詩例以說明，有興趣者不妨翻開王世襄《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附錄五“奇文共賞析——押詩條”，從中可見一典型範例。因為下麵著實應該記述王世襄與張伯駒兩相交往的一些情緣趣事了。
民國三十四年（1945）秋，王世襄自四川返回北平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時，曾因工作需要及對文物愛好而前往拜訪張伯駒先生，而這位集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和京劇藝術研究家於一身的文化高士奇人，竟與王世襄一見如故，遂成為莫逆之交，有幾事為證。一是王世襄任職故宮博物院想在書畫著錄方麵做些研究時，張伯駒先生竟然將其用全部家產變賣後所搜購的中國傳世書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跡——西晉陸機《平複帖》，主動借與王世襄一月有餘，供其詳加觀摩研究。關於王世襄與張伯駒先生這段不可思議的翰墨情緣，以及王世襄對《平複帖》之研究經過，王世襄曾在《〈平複帖〉曾在我家》一文中予以詳述：
1947年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時，我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麵做一些工作。除備有照片補前人所缺外，試圖將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簽、本文、款識、印章、題跋、收藏印、前人著錄、有關文獻等分欄詳列，並記其保存情況，考其流傳經過，以期得到一份比較完整的記錄。上述設想曾請教於伯駒先生並得到他的讚許。
為了檢驗上述設想是否可行，希望找到一件流傳有序的煊赫名跡試行著錄，《平複帖》實在是太理想了。不過要著錄必須經過多次的仔細觀察和抄寫記錄，如此珍貴的國寶，伯駒先生會同意拿出來給我看嗎？我是早有著被婉言謝絕的思想準備去向他提出請求的。不期大大出乎意料，伯駒先生說：“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複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就這樣，我把寶中之寶《平複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
將《平複帖》請回家來，我連想都沒敢想過，而是伯駒先生主動提出來的。那時我們相識才隻有兩年，不能說已有深交。對這樁不可思議的翰墨因緣，多年來我一直感到十分難得，故也特別珍惜。
當然，王世襄珍惜的不僅是他與張伯駒先生這一段翰墨因緣，還有對被收藏界尊為“中華第一帖”《平複帖》的無比珍惜。對此，王世襄在文章中記述了其無比虔誠之情態：
（將《平複帖》請）到家之後，騰空了一隻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複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曬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淨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桌旁另設一案，上放紙張，用鉛筆作記錄。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才把諸家觀款，董其昌以下溥偉、傅沅叔、趙椿年等家題跋，永瑆的《詒晉齋記》及詩等抄錄完畢，並盡可能記下了曆代印章。其中有的極難識讀。如鈐在帖本身之後的唐代鑒賞家殷浩的印記，方形朱文，十分暗淡，隻有“殷”字上半邊和“浩”字右半隱約可辨。不少印鑒不要說隔著陳列櫃玻璃無法看見，就是取出來在燈光照耀下，用放大鏡看也難看清。《平複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一時頓覺輕鬆愉快，如釋重負。
經過這次對《平複帖》仔細地閱讀和抄錄，王世襄不僅僅是獲得了一次著錄書畫的實習機會，還根據著錄撰寫了《西晉陸機〈平複帖〉流傳考略》一文，後來刊登在1957年第一期的《文物參考資料》上，並被《故宮博物院藏寶錄》轉載。王世襄每每想起此事，久久不能平複的激動心情中，更多的是對張伯駒先生的懷念和尊敬。
二是王世襄所藏傳世名琴“鬆風清節”，曾經張伯駒先生的介紹才得以入藏吉林省博物館之緣，在此隻能點到為止，因為這留待下文詳述似乎為宜。
三是王世襄養蘭與張伯駒先生畫蘭之緣。對此，王世襄寫道：
伯駒先生搬到後海南岸居住時，有一年元宵節後不久我騎車去看他，見案上放著一幅他畫的蘭花。我們從畫蘭談到養蘭。我說北方養蘭不太適宜，家中雖無名種，普通的春蘭卻年年開花，我也就心滿意足了。他問起北方養蘭需要什麽條件。我說從春暖到秋深，支一個架子，放在南牆背陰處就行了。入冬以後則須放入近似花洞子的地方。我的三間北房，隻有正中一間有廊子，入冬後用竹竿、秫秸紮一個大拍子，糊高麗紙，把廊子封好。正中留門，掛棉門簾，地上不時灑水，這種溫、濕度對蘭花正合適。屋內熱氣多少會透些過來，入夜結薄冰，日出即化。放在這裏的蘭花，大大小小十幾盆，都開得很好。每年須換一次從紹興運來的土，換前須把根清洗幹淨並把壞死的修剪掉，晾幹後再重栽。伯駒想了一下，認為現在他家不具備上述條件，也受不了換土的累。現在你既有蘭花，先借一盆給我擺擺，開過即奉還。他立即叫女兒傳彩騎車隨我回家取蘭花。我選了一個方盆的，已開、未開的有五六朵，用報紙圍好，幫她捆在車座後架子上，帶回家中。在此後的兩三年，每年我都選一盆給他送去。
這就是王世襄與張伯駒先生之間的君子之交。
四是關於張伯駒先生在王世襄家中雅聚時的一件“俗趣”。
1947年一個盛夏夜晚，我請伯駒和幾位朋友在芳嘉園家中吃晚飯，潘素夫人照例是請也到，不請也到，把伯駒照顧得無微不至。因為伯駒到朋友家和在自己家一樣，我行我素，有時過於任性，夫人便會在旁提醒一下，伯駒也就心領神會了。其實朋友們都十分欣賞他的毫無拘束、天真可愛，絕不會對他的不拘小節有絲毫介意。
那天晚飯後，在院中乘涼，伯駒躺在藤榻上，大家坐藤椅。聊得高興，不覺已逾十點。因怕招蚊子，廊子上隻開一個燈，光線較暗。我看見伯駒不時坐起來，不時又躺下，生怕是因為藤榻不舒服所致。等各位起身要回家時，伯駒說他的襪子找不到了。我說借他一雙，他又不要，隻好光腳穿鞋而歸。原來伯駒腳上有濕氣，夜晚發癢，在家時總是用手指摳腳，北京俗稱“串胡同兒”。正為此他才有時躺下，有時坐起。恰好那晚有片刻潘素夫人在屋中看荃猷的刻紙。倘她一直都在院中就會發現伯駒又在我行我素了，她將湊到伯駒耳旁，說一聲“不太雅觀”，伯駒的襪子也就不會丟了。
次日清晨，襪子找到了，在我養的黑狗“小寶”窩中，已經被撕得一絲絲、一縷縷了。
那麽，眾慕大名的張伯駒先生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呢？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3月14日，張伯駒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字家騏，號叢碧，別號遊春主人、好好先生（這兩個別號都與其藏品有關）。關於其生平曆程，有關史料中有這樣一大段記載：
張伯駒幼年入私塾，後就讀於天津新學書院。民國五年（1916）入袁世凱混成模範團騎兵科學習，畢業後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因不滿軍閥混戰，民國十六年（1927）起投身金融界，曆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稽核，南京鹽業銀行經理、常務董事，秦隴實業銀行經理等職。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度去西安，後致力於寫詩填詞。抗戰勝利後，曾任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河北省政府顧問、華北文法學院國文係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平美術分會理事長等職。民國三十六年（1947）6月在北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委員，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饑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北平解放後，曾任燕京大學國文係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張伯駒遭到迫害和誣陷，1972年周恩來總理得悉後，指示有關部門聘任他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78年得到平反。晚年，張伯駒還擔任過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昆曲研習社顧問、民盟中央文教委員等職。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由以上簡曆，我們大致可以知曉張伯駒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而這種傳奇色彩大致與王世襄相似。因此，在這裏首先從張伯駒的收藏談起，而關於這位當年與張學良、溥侗（號西園主人）、袁克文（號寒雲）並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書畫收藏，不能不首先談到曾在王世襄家一月有餘的那幀《平複帖》。
《平複帖》是西晉大文學家陸機（字士衡）所書，雖然隻有九行八十五個字，但是在中國法書墨跡中除了出土的戰國竹簡、繒書和漢代木簡之外，這是現今存世可考年代最早的一件法書真跡，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曆史，比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帖還要早六十多年。對此，董其昌曾說：
右軍（王羲之）以前，元常（鍾繇）以後，唯存此數行為希代寶。
而王世襄則進一步解釋道：“何況刻在《三希堂法帖》位居首席的鍾繇《薦季直表》原非真跡，而且此卷自從在裴景福處被人盜去後已經毀壞，無從得見。故在傳世的法書真跡中，自以《平複帖》為第一。”
人們之所以如此推崇《平複帖》，不僅僅因為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法書真跡，還因為它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漢隸向草體轉變的唯一明證，其上還鈐蓋或題簽有宋徽宗、董其昌、韓世能、梁清標、安岐等曆代諸多名家印璽、名章和題跋，這些都是包括王世襄在內後世書家、鑒賞家或收藏家特別看重並潛心考釋的主要原因和內容。流傳有序的中華法書第一帖《平複帖》，在清乾隆年間入藏內府，先為乾隆皇帝的母親孝聖憲皇後所有，後賞賜予醉心書畫的成親王永瑆，永瑆為此將府邸改稱為“詒晉齋”，可見這位王爺確實將其奉為至寶。到了清同治年間，該帖轉歸恭王府所有，民國初年又為清宗室著名書畫家溥儒溥心畬所收藏。
民國二十五年（1936），當時遠居上海的張伯駒得知這位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盛譽的西山逸士溥心畬先生，在將上文談到那幅唐代韓幹《照夜白圖》卷賣與上海古董商人後流失海外一事時，對於藏於其手的《平複帖》命運極為擔心，隨即委托北京閱古齋好友韓伯文從中斡旋，希望溥心畬不要將該帖售與外國，如果出售的話請轉售與他，而溥心畬聞後則表示自己暫時不缺錢花，即便出售也不能少於二十萬大洋。對於溥心畬的這一表態，張伯駒在感到稍稍欣慰的同時，也為那天文數字的售價有些望塵莫及。
到了民國二十六年（1937），張伯駒在參加由葉恭綽（字遐庵）組織舉辦的“上海文獻展覽會”上得遇張大千時，隨即想請張大千親自到北京與溥心畬協商，表示自己願意出資六萬大洋購買《平複帖》。不料，溥心畬堅持非二十萬大洋不賣的態度，使張大千的遊說就此擱淺。轉眼間到了這年春節前夕，已經從上海返回北京過節的張伯駒，在從天津到北京的火車上巧遇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字沅叔）先生，並從其口中得知溥心畬因辦理母親喪事花費較大以致急需款項之消息，遂拜托傅增湘先生前往溥心畬家中與其洽談購買《平複帖》一事，不意竟以四萬元大洋成交。得此稀世之珍後，張伯駒“真可謂視同頭目腦髓，形影不離”，即便“遭受匪徒綁架，並以‘撕票’相威脅以索取巨資的時候，他也關照夫人‘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
平息一場因《平複帖》而遭警匪綁架風波之後，張伯駒舉家遷往西安，一路上他“藏此帖於衣被中，未嚐去身”。然而，就是這樣一件“不惜以祖傳和多年積蓄的巨額家財”乃至身家性命求購和保護的《平複帖》，張伯駒卻能主動借與王世襄拿回家中觀摩研究了一月有餘，到了1956年竟然連同唐李白《上陽台帖》卷、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草書卷、宋蔡襄自書詩冊、宋範仲淹《道服讚》卷、宋吳琚書雜詩卷和元趙孟頫草書《千字文》卷，共八件國寶級精品書畫無償捐贈給了國家。隨後，張伯駒又和夫人、著名金碧青綠山水畫家潘素女士，陸續將中國傳世最早山水畫跡隋展子虔的《遊春圖》卷、宋黃庭堅的《諸上座》帖、宋徽宗趙佶的《雪江歸棹圖》卷、宋楊婕妤的《百花圖》卷和元錢選的《山居圖》卷等多件書畫名跡，也無償地捐贈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館等國家有關機構。
同樣令人感到萬分遺憾的是，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張伯駒先生幾乎一次也未能幸免，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當夫婦二人被送往吉林省舒蘭縣時，竟然因為身體羸弱不能勞動而遭到拒收，隨即不得不返回北京成了沒有任何供給關係的“黑戶”，乃至那幾年間就連購買糧食吃飯的糧票也得依靠親友們周濟勻湊。即便到了1982年初，我們還能從黃永玉先生於1995年5月出版畫冊中那一幅題為“大家張伯駒先生印象”的畫像及其上密行小字的一大段題簽中，窺知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的張伯駒先生當時生活之慘況：
某日餘偕妻兒赴西郊莫斯科餐廳小作牙祭，忽見伯駒先生蹣跚而來，孤寂索漠，坐於小偏桌旁。餐至，紅菜湯一盆，麵包果醬，小碟黃油二小塊，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將抹上果醬及黃油之四片麵包細心裹就，提小包自人叢緩緩隱去。餘目送此莊嚴背影不忍它移，半月後驚聞伯駒先生逝世，人生常有如此巧機緣，不足愴也。餘曾對小兒如雲：張先生一生喜愛人間美好事物，嚐盡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居然能喝如此蹩腳紅菜湯，真大忍人也！……夫人國畫家音樂家潘素係餘同行，老人手中之麵包即為其帶回者。情深若是，發人哀思。
行文至此，不覺愴然淚下。這就是家藏書畫富比天下的一代大收藏家張伯駒，這就是能將一部《古文觀止》倒背如流的張伯駒，這就是二十多歲竟然將三千多卷《二十四史》通讀兩遍的張伯駒，這就是可以把三百五十四卷《資治通鑒》從頭講到尾的張伯駒，這就是能夠脫口而出一兩千首唐詩宋詞的張伯駒，這就是著有《叢碧詞》《春遊詞》《秦遊詞》《霧中詞》《無名詞》《續斷詞》《氍毹紀夢詩》《氍毹紀夢詩注》《洪憲紀事詩注》《亂彈音韻輯要》《叢碧書畫錄》《素月樓聯語》等等著述的張伯駒，這就是“視勳名如糟粕，看勢利如塵埃”的超凡之士張伯駒，這就是周汝昌所謂“我所平生見到的，文化高人很多，這樣人也少少”的張伯駒，這就是史樹青讚曰“我們近代沒出過這樣高的人，有學問的人，有涵養的人”的張伯駒，這就是劉海粟稱之為“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湧出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姊妹藝術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的張伯駒……
告別張伯駒，我們來看一看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特別指出的一副挽聯吧，即便這副挽聯是不為人們所熟知的宋振庭同誌所書寫，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今人乃至後人對張伯駒先生的敬仰和緬懷：
愛國家、愛民族，費盡心血，一生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
重道義、重友誼，冰雪肝膽，齎誌念一統，豪氣萬古淩霄！
如果有機緣，筆者願意為張伯駒先生作傳，這是一大心願，也是鄭重的插話。
共居或經常來往於王世襄芳嘉園的，除了以上所述幾位大家外，還有聶紺弩、啟功、葉淺予、沈從文、張正宇和黃永玉等，他們相互之間交流古文詩詞、文物書畫、雅音妙樂或見聞趣事，在那個顛倒狂亂的年代裏彼此充實溫暖著對方。這就是魅力四射的芳嘉園。不過，本章標題中既然有“競學”二字，除了以上所述黃苗子等人與王世襄展開不同領域競學之外，絕對不能忽視與王世襄在家具收藏方麵相抗衡乃至有超越之嫌的另一位大師級嘉賓——陳夢家。
王世襄早在就讀燕京大學時就認識陳夢家，不過那時陳夢家雖然住在“王家花園”裏，但是因為兩人沒有共同興趣，故見麵時隻是鄰居式的寒暄而已。確實，那時的王世襄依然沉浸在各類遊藝玩樂之中，而陳夢家則是早已成名的新月派詩人，當時又跟隨容庚先生在燕京大學攻讀古文字學，所以當時兩人之間並無深交。直到1952年，陳夢家任職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並搬居錢糧胡同時，兩人的交往才頻繁密切起來，而連接兩人關係的紐帶，就是後來使王世襄蜚聲世界的明式家具收藏和研究。關於兩人當年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麵的競學，王世襄曾有文章記述其間的一些趣事：
……那時我們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興趣，不時想著對方又買了什麽好物件，彼此串門才多起來。
我們既已相識多年，現在又有了同好，故無拘無束，不講形式，有時開玩笑，有時發生爭論，爭到麵紅耳赤。夢家此時已有鴻篇巨製問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買我買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對明紫檀直欞架格（《明式家具珍賞》135），在魯班館南口路東的家具店裏擺了一兩年，我去看過多次，力不能致，終為夢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樣把大量精力傾注到學術研究中，經常騎輛破車，扣故家門，逛鬼市攤，不惜費工夫，所以能買到夢家未能見到的東西。我以廉值買到一對鐵力官帽椅（《明式家具珍賞》44），夢家說：“你簡直是白撿，應該送給我！”端起一把來要拿走。我說：“白撿也不能送給你。”又搶了回來。夢家買到一具明黃花梨五足圓香幾（《明式家具珍賞》74），我愛極了。我說：“你多少錢買的，加十倍讓給我。”抱起來想奪門而出。夢家說：“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門攔住。有時我故意說他的家具買壞了，上當受騙，惹逗他著急。一件黃花梨透空後背架格（《明式家具珍賞》132）是他得意之物，我偏說是“捯飭貨”，後背經人補配。一件黃花梨馬紋透雕靠背椅（《明式家具珍賞》40）他更是認為天下雕工第一。我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鏡架拚湊而成的，還硬說在未裝上靠背之前就曾見過這具杌凳，言之鑿鑿，真使他著了急。事後我又向他坦白交代我在說瞎話，“不過存心逗逗你而已”……
實際上我們誰也不曾真想奪人所好，搶對方的家具，但還要像煞有介事地表演一番，實因其中有說不出的樂趣。被搶者不僅不生氣，反而會高興：“我的家具要是不好，你會來搶嗎？！”給對方的家具挑毛病，主要是為了誇耀自己的眼睛賽過你。不管說得對不對，我們從來也不介意，能聽到反麵意見，總會有些啟發。待冷靜下來，就會認真地去考慮對方的評論。至於買家具，彼此保密是有的，生怕對方捷足先登，自己落了空。待買到手，又很想給對方看看。心裏說：“你看，又被我買到了！”
就這樣，王世襄與陳夢家爭買明式家具的競賽一直持續了十多年，即便是1957年兩人被錯劃為“右派”時也未曾中斷，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才不得不戛然而止。對於多方辛勤搜集求購而來的明式家具，王世襄說：“夢家比我愛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亂堆亂放，來人可以隨便搬動隨便坐。夢家則十分嚴肅認真，交椅前攔上紅頭繩，不許碰，更不許坐。”因此，王世襄對陳夢家開玩笑說：“你這裏‘比博物館還要博物館’。”
非常遺憾的是，對明式家具愛如生命的陳夢家，不幸在“文革”初期就因忍受不了非人般的屈辱和折磨自殺而去，這讓王世襄感到極為悲痛和落寞。因此，王世襄後來曾極為痛惜地說：“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難，活到今天，我相信（他）早已寫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這個題目輪不到我去寫，就是想寫也不敢寫了。”確實，即便王世襄最後所言是自己的謙辭，也不難窺知陳夢家對明式家具的鍾愛，而以他多領域精深的學識和藝術修養，撰寫出與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堪稱雙璧的巨著還是可信可知的。那麽，陳夢家的生平和學識到底有何特色呢？
清宣統三年（1911）4月16日，陳夢家出生在江蘇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學院裏，祖籍浙江上虞，因父親陳金鏞曾親自創辦這所神學院並任“提調”（院長）之職，故此他自幼是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度過，這對他的世界觀與藝術個性產生了深刻影響。自幼喜讀古詩尤其是唐詩的陳夢家，於民國十六年（1927）夏高中尚未畢業就考入了南京“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後改名“中央大學”）法律係，因為在此受聞多與徐誌摩英美浪漫主義詩歌的熏染和影響，並得到兩位先生的特別器重，很快成長為新月詩派的一名重要成員。民國二十年（1931）1月，陳夢家在新月書店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夢家詩集》，隨即詩名大噪成為新月詩派的主要幹將。
同年夏天，陳夢家從中央大學畢業獲得律師執照後，應徐誌摩之邀奔赴上海負責編選新月詩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詩選》，隨後又接手徐誌摩主編的《詩刊》雜誌。同年11月19日，當徐誌摩這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詩哲”，在搭乘飛機前往北京途中不幸於濟南附近黨家莊墜機身亡後，陳夢家對於導師徐誌摩的臨終遺言與悲劇性命運，產生了具有轉變性質的深沉思索。
民國二十一年（1932）上海“一·二八”事變後，陳夢家應聞一多先生之邀來到青島大學，開始在聞一多先生的指導下，從最前衛的新詩世界裏一轉身便投入到甲骨文研究當中。同年夏天，聞一多與陳夢家相繼離開青島前往北京，聞一多隨即任教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而陳夢家則經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劉廷芳推薦進入該院學習，後來因為被院長趙紫宸所器重，並與其愛女趙蘿蕤女士締結良姻。
當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向關內，致使整個華北形勢處於危急之關頭，詩人陳夢家毅然決然地自行出關前往抗日前線，而在目睹國民政府不戰便敗之慘狀後，他悲憤地從抗日前線返回北平，不日出任安徽蕪湖廣益中學國文教員，陳夢家就是那時在獅子山青陽廬創作了抒情長詩《往日》與《泰山與塞外的浩歌》這兩部氣勢磅礴、構築宏偉的詩篇。民國二十三年（1934）1月，陳夢家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跟隨容庚先生專門從事古文字學研究，就此開始將主要精力轉向學術研究方麵，基本上與新詩做了功成身退的告別。民國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陳夢家由聞一多先生推薦開始輾轉到湖南長沙清華大學及雲南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直到民國三十三年（1944）經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先生和清華大學金嶽霖先生的介紹，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為止。在歐美幾年間，陳夢家曾遊曆美、英、法、瑞典、丹麥和荷蘭等國家，致力訪問和收集這些國家博物館、古董商和私人手中所藏的中國青銅器，準備編撰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錄。
民國三十六年（1947）秋天，陳夢家拒絕美國一些學術機構的盛情挽留，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和驚人毅力，克服種種困難返回中國，開始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時，陳夢家轉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考古學報》編委與考古通訊雜誌社副主編等職，開始以其在考古學、金石學和古文字學等方麵所做出的具有劃時代的貢獻而蜚聲世界。
1957年，陳夢家與王世襄等人一樣雖然被錯劃為“右派”，但是他竟以極大的治學熱情和毅力，用了近十年時間將故宮博物院所藏九百餘張青銅器拓片與夏商周三代著錄，進行了一一核對和研究，直到1966年9月3日含著滿腔的怨恨自殺而亡。
雖然1978年12月28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為陳夢家先生舉行了具有平反意義的追悼會，但是正如王世襄所說：“這是中國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也是全世界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還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是，舊的損失已經無法彌補，新的損失竟依然在延續。1998年，陳夢家於1956年以那部長達七十萬言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綜合性研究著作《殷墟卜辭總述》所得稿酬，購買並隨後存放過諸多明式家具重器的那座四合院，竟然因為要建設一處區級辦公大樓而麵臨被拆除的命運。這樣一座“集建築、人文和文物價值於一身”的名人故居要被拆除之境況，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知識界和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1998年5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先生，國家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名城市規劃專家鄭孝燮先生，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先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舒乙先生（老舍之子），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梁從誡先生（梁思成之子），這六位學者經過實地考察和論證，聯名指出對這座最遲建於明末清初具有典型北京四合院格局的故居建築，應該予以重點修繕和保護，而不應極不負責任地進行拆除。
然而，專家的呼籲之聲實在是顯得過於微弱了。隨後，趙紫宸之子、“兩航”起義功臣趙景心出麵請求有關文物主管部門進行文物鑒定，沒有得到任何結果。趙景心由此而提起行政訴訟，但是依然未能獲得成功。於是，自陳夢家夫婦搬入後近五十年不曾遭到破壞的這座珍貴建築，在推土機的轟隆聲中和鐵鏟之下，瞬間便消失在了滾滾灰塵中。
一生“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釀別人的酒”的一代大師陳夢家，多少年來早已湮滅在了時間的紅塵中，而今就連一點關於他的記憶也不讓留下，怎能不讓人再次愴然淚下呢？好在還有他當年搜集的那些精美絕倫的明式家具，其親友後來一並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否則我們真的連一點念想也沒有了。夢家應感欣慰，因為在上海博物館那華貴的家具展廳裏除了他所熟悉的諸多藏品外，還有明式家具知音、老朋友王世襄後來所做的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