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決定將該年度最高榮譽獎授予中國的王世襄，旨在表彰其為發掘和傳播幾近湮滅的中國家具等傳統工藝文化所做出的開創性卓越貢獻。當這一消息傳來時，王世襄正在醫院陪護已報病危的老伴袁荃猷，但是神誌依然清醒的袁荃猷女士與王世襄可謂是心心相印、血脈相通，兩人共同決定將十萬歐元獎金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
2006年6月，當中荷友好小學在武夷山市一個叫五夫的小鎮落成時，荷蘭王國駐中國大使及夫人特地趕到武夷山市參加這所見證中荷兩國文化友誼學校的落成典禮，王世襄則因年事已高身體羸弱等原因未能前往，而袁荃猷女士卻於兩年多前神歸道山了，也就是在她和王世襄共同決定以獎金捐建希望小學的那年那月底。
2003年10月王世襄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
老伴袁荃猷辭世後，王世襄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幾近崩塌，遂不顧九秩高齡賦《告荃猷》組詩十四首並短序。淨心捧讀時，人們不能不被老人這種發乎中動於情的深沉傾訴和追憶催迫得心鼻發酸，淚水涔下，特別是其中表露出那種真誠而樸實的愧疚與懷念之情，真可謂是撼人靈魂、感天動地。茲錄王世襄“悼亡詩”前幾首及短序如下：
出行二人同提一筐，行人見白頭偕老，每有羨意，惜終有先行者。
提筐雙彎梁，並行各挈一。
待置兩穴間，生死永相匹。
年年葉落時，提筐同撿拾。
今年葉又黃，未落已掩泣。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
知君不我怨，我痛無時已。
君刻大樹圖，我賦大樹歌。
相濡複相助，歲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餘生待若何。
昨夜見君來，談笑皆自若。
言甫就醫歸，病痊可勿藥。
夢醒喜成悲，涕淚枕邊落。
何如不複醒，夢裏常歡樂。
潸然淚讀中，不由懷想袁荃猷女士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她與王世襄在長達五十八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中，相互之間到底有何助益呢？
2007年11月5日，筆者在采訪中國文物研究所劉誌雄先生時，他曾直言不諱地坦誠相告說，市麵上一些關於王世襄的書刊文字，幾乎全都是順遂王世襄對老伴多年支持自己事業的一種感懷之說，即袁荃猷女士為了王世襄的事業是甘願全部犧牲和奉獻，以至於竟沒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對於這種說法，劉誌雄先生以自己與王世襄夫婦相識相交二十多年的親曆親聞，特別表示並不能認同，反而認為這不僅沒有參透王世襄文章中感懷之真情，也完全與袁荃猷女士的本真性情不相符合，雖然她為了王世襄的事業付出巨大，但是並非沒有自己的性情、見解和成就。
2006年6月，王世襄捐建的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學落成
對於劉誌雄先生之所言，筆者在細心揣讀王世襄有關文章及袁荃猷女士的幾部著述後，不僅表示認可和相信，也有一種深深的理解和感悟。否則，袁荃猷女士何以能編著出獲得國家圖書獎的皇皇巨著，又何能以自己素無繪圖基礎之筆，繪製出讓治學極為講究甚至有些苛刻的王世襄表示讚賞和欽佩的圖畫呢？誠如斯言，我們實在希望了解一個並非沒有自我且願意表述自己生活感悟和學術觀點的袁荃猷女士，隻是不知筆者在這裏的努力能否還原真實的袁荃猷女士，也不知能否讓筆者采訪後不久便不幸病逝的劉誌雄先生滿意和如願。
自幼在祖父身邊長大的袁荃猷，從小就在家館中接受傳統國學的滋潤和教養，還有幸師從汪孟舒先生學習書法、繪畫和古琴藝術，後來又得到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的悉心傳授，因此培養了她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書畫藝術和古文物器物的濃厚興趣。據說，當年在燕京大學求學時，她常常到圖書館借閱相關圖書典籍，諸如書畫書籍和敦煌、雲岡及龍門等石窟圖錄等，都是她案頭枕邊常備常翻之圖籍。對此，別說袁荃猷是一位年少女生，即便當年燕京大學的男生中也是極為鮮見的，至於她絕妙之刻紙藝術和娟秀之行楷書法，那更是罕有匹比者，這從2002年4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以及《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第三卷中由其手錄的那些詩詞中，不難窺見一斑。由此可見，王世襄與袁荃猷當年在燕京大學從相識到相愛當是一份天賜良緣，因為他們自幼接受的文化教育和藝術熏陶是何其相似啊！就連他們的相識也是以中國繪畫藝術為紐帶的。
原來，就在王世襄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潛心論畫時，低年級同學袁荃猷正在該校讀大學，當時因為編撰一本中小學國畫教材苦於缺少參考資料且無人指點，遂在其就讀教育係主任的引薦下找到了王世襄，隨後在王世襄的輔導下順利編撰完成，從此兩人也在頻繁接觸和相互交流學習中產生了愛慕之情。然而，在那個戰火紛飛、國難深重的歲月裏，他們的愛情並不能水到渠成地進展下去，特別是隨著王世襄離京南下求職謀生，一時由於行蹤未定就連書信也無法正常傳遞。待王世襄穿越皖南烽火線來到四川李莊就職於中國營造學社後，才因為這裏“特殊的環境，密聚的學人，可敘之事漸多，書信也頻繁起來”。
其實，我們相信王世襄和袁荃猷都是性情浪漫的人，何況他們當時正處在熱戀之中，熱戀中的青年男女是最講究並懂得享受浪漫的，比如我們在前文中曾提及的，王世襄以一對自己火繪葫蘆片嵌鑲紅木圓盒盛放紅豆獻送給袁荃猷以表達相思之情，便是證明。
作為名人傳記，傳主的書信和筆記是最最珍貴的真實參考資料，遺憾的是筆者見之甚為有限，如果有朝一日能有《王世襄書信集》公開出版的話，那無疑將是修正和充實這部傳記的一座資料寶庫。在此，筆者之所以有此奢望和念想，是因為今日依然不能獲見王世襄在四川李莊一年間與袁荃猷鴻雁傳書之內情，否則本章節內容肯定要比現在充實豐富得多。即便如此，我們依然不難想象當年蟄居在四川李莊的王世襄，留給聚居在那裏諸多學人的印象，身著白色西裝，手牽壯碩獵犬，高大英俊、風流倜儻之瀟灑風采。但是他時刻牽掛遠在千裏之外的熱戀女友袁荃猷之內心情感，恐怕難有旁人知曉內情，即便王世襄能夠向他人述說，又有誰能夠理解和寬慰他呢？
好在僅僅過了一年之後，阻隔王世襄與袁荃猷兩人之間戀情的日寇侵華戰爭終於結束了，這就預示著這對戀人相見有期。特別是當王世襄獲知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成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這一消息時，他明白如果自己能夠參加這項工作，便可以請求派遣自己返回北京。當然，我們完全相信王世襄當時渴望參加“清損會”之真實目的，就是要為國追繳那些遭受損失的珍貴文物，這從隨後他全力以赴從事這項艱巨任務並取得巨大成績中可得證明，特別是他不顧與袁荃猷新婚燕爾而是一心偵查追繳文物之舉動，更讓人們對他當時從李莊急迫趕往重慶請求馬衡和梁思成推介他參加“清損會”的行為表示深刻理解，因為他對文物博物館事業的熱愛可以說是深入骨髓。不過，我們似乎還不該忘記或能夠理解王世襄渴望早日返回北京的另一個願望，那就是與相戀多年且已經分別一年多的袁荃猷共訴衷腸，這從王世襄返回北京的當年底便與袁荃猷喜結連理這件事上可以明了。當王世襄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為“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又因交通工具緊張而一時難以成行時，隻有用歸心似箭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恐怕是比較貼切的。而就在這時，王世襄因陪同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副館長翟蔭調查中國戰後文物損失情況，遂得以搭乘美國軍用飛機提前返回了北京。
民國三十四年（1945）11月初，與戀人袁荃猷一年不曾相見的王世襄，一邊忙於籌備成立“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一邊忙於籌備與袁荃猷結婚事宜，真可以說是忙碌並幸福著。當年歲末，王世襄與袁荃猷這對情投意合的年輕人終於喜結連理，從此袁荃猷也開始了與王世襄曆經兩情相悅、同喜共憂、琴瑟和鳴、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長達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
不過，新婚燕爾的王世襄並沒能與妻子袁荃猷度過一個所謂的蜜月時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偵查追繳文物上。而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文物事業的袁荃猷，對丈夫王世襄所從事的這項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每天不僅與丈夫分享著追繳文物大有進展的喜悅，也共同承受著追繳文物陷入困境時的惆悵，真可謂是同喜同悲，心心相連。比如，當王世襄為了追繳德國僑商楊寧史非法購買的青銅器而遭遇國民黨九十四軍阻撓一籌莫展時，妻子袁荃猷與丈夫一樣憂心忡忡、束手無策。隨後又因在朱啟鈐先生運籌帷幄下一舉解決了接收楊寧史青銅器和郭觶齋藏瓷兩件事後，夫妻倆又不由得額手稱慶、欣喜萬分。就這樣，在王世襄追繳文物的整整一年間，雖然事務極其繁忙、複雜和曲折，但是因為能夠與妻子朝夕相伴，特別是有了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他始終擁有一股蓬勃的朝氣和強勁動力。
轉眼間到了民國三十五年（1946）12月，王世襄受命前往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不得不暫時離開已經身懷六甲的妻子袁荃猷。好在王世襄在日本工作的時間不長，便於第二年2月押運著一百零七箱善本書返回國內，出色地完成了“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之使命，隨即走馬上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一職。進入夢寐以求的故宮博物院工作後，王世襄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博物院的基礎設施建設當中，他一心想著要把故宮博物院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博物院。人逢喜事精神爽，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的王世襄，因為心情舒暢、工作愉快，總感覺渾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而隨著愛子王敦煌的出生，他和妻子袁荃猷更是每天都徜徉在幸福的河流當中。
幸福似乎總是稍縱即逝，身體本來較弱的妻子袁荃猷，自兒子王敦煌出生後不久便感染上了肺結核，當時由於醫療條件有限和藥物缺乏等原因，她的肺結核病竟然出現了危險的空洞。後經協和醫院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的精心治療，袁荃猷的病情才逐漸有所緩解，但是臥床靜養一年時間也未能脫離危險，而這時王世襄卻迎來了到美國等地參觀考察博物館的機會。麵對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到國外參觀學習這一心存良久的難得機會，王世襄一時間陷入了兩難境地。而一貫支持和理解丈夫事業的袁荃猷卻沒有絲毫猶豫，堅決支持王世襄前往美國等地參觀學習，並寬慰丈夫說她可以把父母接來照顧自己。就這樣，待王世襄從國外參觀學習一年回來後，雖然妻子袁荃猷的病情因為有了青黴素已大有好轉，但是對此他一直到晚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自私的人”，不該把出國參觀學習的機會看得比妻子的生命還重要。
女大學生袁荃猷
不過，短暫的分別使夫妻倆更加恩愛，特別是隨著王世襄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穩定而順利地開展，他們終於有時間和精力來滿足兩人的共同興趣——文物收藏。此後，雖然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王世襄也始終陷於政治運動之旋渦中，但是他的明式家具及各類藏品竟然多是在此期間所搜集，這從其為所收藏品標注的時間上可以得到確證。如果說政治運動使王世襄始終掙紮在冤獄之中的話，那麽忙裏偷閑、見縫插針地搜集到諸多藏品，則又使夫妻兩人時常沉浸在如獲至寶的幸福當中。雖然為了搜集藏品曾導致生活常常陷入拮據，但是兩人並沒有為此而產生過分歧，這不能不說是妻子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讓王世襄在收藏世界裏如魚得水、大有收獲。比如，有一次妻子袁荃猷讓王世襄到鼓樓商店去買內衣，而王世襄路經一家小古玩店時，發現其中有一尊明青銅藏傳米拉日巴尊者像，頓時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於是將原本用來買內衣的錢把那尊銅像買了回去。而妻子袁荃猷不僅沒有怪罪丈夫王世襄，反而表示出她也非常喜歡這尊銅像，並坦誠地說：“要是我也先把他請回來，內衣以後再說。”
王世襄、袁荃猷結婚照
性格、情趣和愛好都極為相投的夫妻倆，正是在這種夫唱婦隨的幸福和諧中度過了遭受冤獄的艱難歲月，並在人生磨難和同榮共辱中，探討並最終選擇了今後要走一條正確的人生之路，那就是“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地走自珍之路。對此，王世襄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妻子袁荃猷在思想上對他的幫助，他才能夠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始終堅持走這條自珍之路，從而讓世人對他的努力和成就有了一個客觀公正的正確評價。對此，王世襄在文章中曾這樣回憶說：
荃猷深明大義，在工作上對我的幫助，盡人皆知。思想上的幫助尤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宮開除後，她提出一定要堅強，對能否堅強的道理，更是一語中的。她說：“堅強要有本錢，本錢就是自己必須清清白白，沒有違法行為，否則一旦被揭發，身敗名裂，怎還能堅強？！你有功無罪，竟被開除公職，處理不公問題在上級，因此我們完全具備堅強的條件。”我們從此時起探討選擇今後要走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
正是基於對丈夫王世襄一心為文物事業而甘願奉獻的深沉了解，表麵柔弱的妻子袁荃猷有時也會變得十分剛直堅強，甚至麵對強權也毫無懼色。比如，王世襄在“三反”運動中遭受逼供和被關押期間，袁荃猷在有關部門對王世襄進行徹底審查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後，便找到看守所負責審訊王世襄的老班長，理直氣壯地慷慨陳詞，曆數丈夫王世襄自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十五年（1945—1946）追繳文物的一件件往事，以及奔赴日本費盡周折運回一百零七箱善本書等經過，使看守所老班長也不由為之打動。這就是弱女子袁荃猷的堅強！
堅強的弱女子袁荃猷，是一個能夠理解和支持丈夫事業的好妻子，還是一個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才女，更是一個勇於擔當、敢於迎難而上的智識聰慧之人。對此，我們且看王世襄在《告荃猷》組詩中第十首所追憶一事：
明式家具，一經圖解，更見其比例之勻稱、結構之巧妙，拙作中有線圖多至數百幅者，均勞君繪製，常至深夜。
哲匠從來擅巧思，每經圖解見神奇。
陰陽衲鑿縱橫線，畫到西窗月落時。
其實，我們今天能夠在《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這兩部皇皇巨著中欣賞到成百上千幅精妙線圖，並不僅僅依靠袁荃猷女士這種“畫到西窗月落時”的勤奮，更在於她擁有敢於迎難而上的自學天賦。誠如王世襄在文章中所說，妻子袁荃猷在繪製明式家具線圖之前，“根本沒有用過製圖筆（通稱鴨嘴筆），且在我收集研究家具之前，她並不了解其造型及結構”，但是當王世襄先後延請工藝美術學院家具係畢業的高才生及家具廠家繪圖師幫忙繪製難盡人意時，妻子袁荃猷竟然從頭學起，從一開始勉強承擔繪圖任務到後來讓“難伺候極了”的王世襄滿意乃至讚不絕口，妻子袁荃猷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而當明式家具那種精心設計、雅而不俗、雕琢精細、攢鬥巧妙的花紋圖案，通過王世襄細膩的文字敘述和袁荃猷精妙的線圖展示，讓世界人民直觀形象地觀賞到結構縱橫複雜、榫卯陰陽交錯的明式家具之風格與神韻，誰能不承認袁荃猷女士確實具有非凡的自學才能和繪圖天賦呢？
王世襄與袁荃猷婚後情投意合
對於妻子袁荃猷精通琴棋書畫，我們不妨先說說她在古琴音樂方麵的造詣。眾所周知，袁荃猷女士先後師從汪孟舒和管平湖這兩位古琴大師學琴，雖然王世襄為其謙說沒有接受過音樂學教育，隻能做一些有關中國音樂史的資料工作，但是他沒有否認，當有外賓到民族音樂研究所參觀並想聽一聽中國的古琴音韻時，還是要邀請袁荃猷女士演奏幾曲的。試想，民族音樂研究所領導邀請袁荃猷女士為外賓演奏古琴，豈是王世襄所說她“也能演奏幾曲”的水準？其實，我們可以想象，在一個天高雲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王世襄與妻子袁荃猷在古老而清靜幽雅的芳嘉園四合院裏，彼此對坐在那張自製的黃花梨琴案前，在檀香嫋嫋中以“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共撫一曲《瀟湘水雲》或《水仙操》之情景，那簡直就是讓神仙也要羨慕十分的眷侶生活。讓世人萬分豔羨的還有王世襄在《題荃猷山水襄補叢林》一詩中所描述的，即夫妻倆站在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前，一人潑墨勾勒突兀之山石，一人提筆繪出其間綠樹枝丫。這就是王世襄與妻子袁荃猷真實生活之一景：
君畫突兀山，我寫丫杈樹。
雲生山樹間，是真合畫處。
由此可見，在生活中妻子袁荃猷實在是一個充滿情趣的人，並非人們片麵想象中那種一味為丈夫王世襄奉獻犧牲的角色和形象。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到袁荃猷女士的幾部著作，因為這也許是說明其並非一味奉獻犧牲而是擁有自己事業並取得斐然成績的最好實例。
供職中國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期間，袁荃猷女士一直從事中國音樂史料工作，逐漸步入到國外所謂“音樂圖像學”的範疇，並致力於收集樂器以外一切與音樂有關的內容和圖像。因此，她特別渴望能夠有機會到全國各地博物館特別是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和收集音樂圖像資料，但是在當時那種極端不正常的社會狀態下，這些本屬正常的學術研究願望都成為了一種夢想或泡影。不過，外在艱難的客觀環境並不能阻止袁荃猷女士在這方麵的工作熱情和動力，她將自己經過多年搜集來的資料製作成數百張幻燈片，然後又編寫成了《中國音樂史參考圖片》一書，使其成為全國各地音樂院校講授音樂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而當該書編撰完成出版時，袁荃猷女士竟然主動辭讓主編一銜，目的則是為其中一位參與者能夠順利地評定上職稱。
老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
不惜以金針度人的袁荃猷女士，還有過一次編書倒貼錢的稀有舉動。1988年，袁荃猷女士退休後又被民族音樂研究所返聘在家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參與編撰“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全書，她負責編撰的是第一卷——《北京卷》。毫無疑問，作為一套具有二三十卷之多的“中國音樂文物大係”之首卷，袁荃猷女士負責的《北京卷》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體例和翔實的內容，否則勢必會影響全書之體例和質量。姑且不詳細論述由袁荃猷女士負責主編的《北京卷》內容如何，單是從“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全書後來獲得國家圖書獎來看，她主編的《北京卷》無疑是具有一種提綱挈領之作用。而有趣甚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袁荃猷女士在主編時主張所有條目都由文物所在單位同誌負責編寫，並擬定了按照字數多少計算稿酬，可由於她一時疏忽統計有誤，當稿酬統一領到時才發現根本不夠分配，於是她為了符合定例情願自費彌補，遂使此事成為朋友之間長期傳說的一樁美談。
1997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在上海博物館看望他們曾收藏過的明式家具
至於袁荃猷女士不顧年屆八旬高齡創作新稿拾掇舊作出版《遊刃集——荃猷刻紙》一事，更讓人們對她有了一種別樣的認知。關於袁荃猷女士刻紙藝術和摹繪山水景致這平生兩大嗜好，王世襄在《告荃猷》第九首詩中曾發出這樣的愧疚：
君曾一再言，平生有二好：
訪古摹飾文，遊山寫實貌。
一自助著書，製圖兼編校。
伏案年複年，勤勞致衰耗。
二好願未酬，我痛難償報。
因為《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之出版，王世襄始終悔恨說因為自己的鼓勵和“慫恿”，竟讓年屆八旬的老伴袁荃猷在近兩年時間內日夜伏案勞作，致使身體健康受到了嚴重損害而先他離開世間。其實，王世襄不必愧疚自責，已歸道山的袁荃猷女士如果在世外聖境有知的話，一定不願意看到老伴王世襄因為對她滿懷愧疚而損傷自己羸弱的身體，何況她所嗜愛的刻紙藝術畢竟已經結集出版，以印製精美的《遊刃集——荃猷刻紙》這種方式呈現於世人麵前，並大受讚歎和好評。我們不妨打開裝幀精美、設計巧妙的《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首先看到的就是王世襄為此所作的一首“慫恿”題詩及詩注：
畫稿盈箱篋，朱箋刻未遑。
頻遭風雨襲，時為補縫忙。
秋水眸仍澈，柔荑指不僵。
刃過皆剔透，老發少年狂。
荃猷喜遊刃於紙，積稿盈篋，而為國難家務所擾，久置未刻，孰意年屆八旬，目明指活，不減當年。為編印此集，竭數月之力而盡刻之，可謂老發少年狂矣。
試想，這又何嚐不是兩位老人相互勉勵、扶持著為中華文化事業所進行的一種孜孜不倦努力的人生寫照呢？在《遊刃集——荃猷刻紙》中，收錄了袁荃猷女士自20世紀40年代至出版當年近六十年間刻紙藝術之成果，共分為舊作、慶賀、樂舞、文物、花草和拾萃六個部分，約有六百多幅作品，真可謂是巧奪天工、琳琅滿目、目不暇接、美不勝收。其中，除了記載時代印記和傳遞社會生活氣息之作外，占有極大比重的則是文物類刻紙，比如涉及繪畫、雕塑、玉器、陶器、漆器、青銅器和畫像磚石等內容的就達兩百多幅，且“每選一圖，雖有舊稿，也要找來原器圖片，以免失真”，這恐怕不僅與作者夫婦長年從事文物工作有關，還反映了袁荃猷女士在治學上細致和嚴謹的作風。至於“花草”一類，簡直就像是進入一處春光明媚、百花爭豔、鳥語花香、繁花似錦的大花園，其實這就是當年芳嘉園那座四合院內之景象。如若不信，請看作者自己所說：
早在（20世紀）40年代，芳嘉園庭院中就有各種花草。南牆下一溜玉簪花，綠油油的葉片，雪白的花苞，淨潔無瑕。西南角有四五叢芍藥，單瓣重蕊，都是名種。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一串串小白花，散發出陣陣幽香。東北牆角，植竿牽繩，牽牛花緣繞而上，燦若朝霞，搖曳多姿。東廂房外，一大架藤蘿，盛開時，蝶鬧蜂喧。過道門外，有一棵淩霄，攀緣到影壁上，抬頭仰望，藍天白雲，托著黃得發紅的花朵，絢麗奪目。
對此，袁荃猷女士表示：“這裏刻的，就是從幾個速寫本裏，畫滿了的草稿中選出來的。”正因如此，不僅王世襄後來對這些刻紙作品有“淳厚巧妙的古韻，生動活潑的生機，鐫刻得淋漓盡致”之評價，作者袁荃猷女士也發出了“俱往矣，天高氣爽，雨順風調，萬紫千紅，繁華爛漫。但盼眼仍明，手仍健，還能再作些喜滋滋、活潑潑的刻紙，使精神常在最美好的圖像中升華”之感歎和期盼，這怎能說不是兩位老人對生活和文化的一種熱愛呢？
遺憾的是，凝結了袁荃猷女士長達六十年刻紙藝術的心血之作《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在2002年4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僅僅一年多之後，這位老人卻沒能再作些喜滋滋、活潑潑的刻紙作品，便帶著老伴王世襄的無限深情離他而去。回想袁荃猷女士與自己長達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王世襄愧疚自責之情與日俱增，遂有大量感天動地的緬懷舊日深情生活的詩文噴薄而出。比如，收錄在2007年7月出版的《錦灰不成堆》一書開頭那四篇文章，不論是帶有總結定論性質的《集美德於一身》一文，還是《三言兩語說荃猷》，抑或直接題為《我負荃猷》，都讓人們在淚眼迷茫中不忍卒讀。至於前麵已經多有引錄的《告荃猷》一組“悼亡詩”，在此還想再抄錄一首：
五十八年多禍患，苦中有樂更難忘。
西山待我來歸日，共賞朝霞與夕陽。
囉唆如許，還不若讓我們來共同默誦王世襄在《大樹圖歌》中所吟唱：
我年三十一，荃猷廿五餘，
結縭五十載，鬢發皆蕭疏。
情趣多諧契，書畫常自娛，
同硯臨禊帖，淡墨學倪迂。
或展折股箑，君畫我作書，
或緬濠梁趣，題詩朱砂魚。
典釵易古斫，愛此唐桐枯，
鬆風與梅月，一一入我廬。
合彈平沙曲，鴻雁下寒蘆，
笑我指生澀，綽注每齟齬。
老妻多巧思，事事我弗如：
不諳運規矩，家具將無圖；
不工描彩繪，髹器誰能摹。
興來製剪紙，裁刻費功夫，
物象融俗雅，格調前所無。
我生度八秩，甲戌五月初，
老妻以何壽，鄙彼玉與珠。
瀏覽古紋飾，取舍幾躊躇，
定稿始遊刃，團欒樹一株。
片紙奚足貴，珍之如頭顱，
枝間與葉底，處處見真吾。
為此托歌詠，與樹同呼吸。
歌成老妻喜，喜謂道不孤。
婆娑欲起舞，相將至庭除，
老舞不成步，老眼半模糊，
人老情不老，嗬嗬笑相扶。
試問，今日夫妻又有幾人堪與相比？
2006年6月，當中荷友好小學在武夷山市一個叫五夫的小鎮落成時，荷蘭王國駐中國大使及夫人特地趕到武夷山市參加這所見證中荷兩國文化友誼學校的落成典禮，王世襄則因年事已高身體羸弱等原因未能前往，而袁荃猷女士卻於兩年多前神歸道山了，也就是在她和王世襄共同決定以獎金捐建希望小學的那年那月底。
2003年10月王世襄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
老伴袁荃猷辭世後，王世襄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幾近崩塌，遂不顧九秩高齡賦《告荃猷》組詩十四首並短序。淨心捧讀時，人們不能不被老人這種發乎中動於情的深沉傾訴和追憶催迫得心鼻發酸，淚水涔下，特別是其中表露出那種真誠而樸實的愧疚與懷念之情，真可謂是撼人靈魂、感天動地。茲錄王世襄“悼亡詩”前幾首及短序如下：
出行二人同提一筐，行人見白頭偕老，每有羨意，惜終有先行者。
提筐雙彎梁，並行各挈一。
待置兩穴間，生死永相匹。
年年葉落時，提筐同撿拾。
今年葉又黃，未落已掩泣。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
知君不我怨，我痛無時已。
君刻大樹圖，我賦大樹歌。
相濡複相助，歲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餘生待若何。
昨夜見君來，談笑皆自若。
言甫就醫歸，病痊可勿藥。
夢醒喜成悲，涕淚枕邊落。
何如不複醒，夢裏常歡樂。
潸然淚讀中，不由懷想袁荃猷女士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她與王世襄在長達五十八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中，相互之間到底有何助益呢？
2007年11月5日，筆者在采訪中國文物研究所劉誌雄先生時，他曾直言不諱地坦誠相告說，市麵上一些關於王世襄的書刊文字，幾乎全都是順遂王世襄對老伴多年支持自己事業的一種感懷之說，即袁荃猷女士為了王世襄的事業是甘願全部犧牲和奉獻，以至於竟沒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對於這種說法，劉誌雄先生以自己與王世襄夫婦相識相交二十多年的親曆親聞，特別表示並不能認同，反而認為這不僅沒有參透王世襄文章中感懷之真情，也完全與袁荃猷女士的本真性情不相符合，雖然她為了王世襄的事業付出巨大，但是並非沒有自己的性情、見解和成就。
2006年6月，王世襄捐建的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學落成
對於劉誌雄先生之所言，筆者在細心揣讀王世襄有關文章及袁荃猷女士的幾部著述後，不僅表示認可和相信，也有一種深深的理解和感悟。否則，袁荃猷女士何以能編著出獲得國家圖書獎的皇皇巨著，又何能以自己素無繪圖基礎之筆，繪製出讓治學極為講究甚至有些苛刻的王世襄表示讚賞和欽佩的圖畫呢？誠如斯言，我們實在希望了解一個並非沒有自我且願意表述自己生活感悟和學術觀點的袁荃猷女士，隻是不知筆者在這裏的努力能否還原真實的袁荃猷女士，也不知能否讓筆者采訪後不久便不幸病逝的劉誌雄先生滿意和如願。
自幼在祖父身邊長大的袁荃猷，從小就在家館中接受傳統國學的滋潤和教養，還有幸師從汪孟舒先生學習書法、繪畫和古琴藝術，後來又得到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的悉心傳授，因此培養了她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書畫藝術和古文物器物的濃厚興趣。據說，當年在燕京大學求學時，她常常到圖書館借閱相關圖書典籍，諸如書畫書籍和敦煌、雲岡及龍門等石窟圖錄等，都是她案頭枕邊常備常翻之圖籍。對此，別說袁荃猷是一位年少女生，即便當年燕京大學的男生中也是極為鮮見的，至於她絕妙之刻紙藝術和娟秀之行楷書法，那更是罕有匹比者，這從2002年4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以及《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第三卷中由其手錄的那些詩詞中，不難窺見一斑。由此可見，王世襄與袁荃猷當年在燕京大學從相識到相愛當是一份天賜良緣，因為他們自幼接受的文化教育和藝術熏陶是何其相似啊！就連他們的相識也是以中國繪畫藝術為紐帶的。
原來，就在王世襄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潛心論畫時，低年級同學袁荃猷正在該校讀大學，當時因為編撰一本中小學國畫教材苦於缺少參考資料且無人指點，遂在其就讀教育係主任的引薦下找到了王世襄，隨後在王世襄的輔導下順利編撰完成，從此兩人也在頻繁接觸和相互交流學習中產生了愛慕之情。然而，在那個戰火紛飛、國難深重的歲月裏，他們的愛情並不能水到渠成地進展下去，特別是隨著王世襄離京南下求職謀生，一時由於行蹤未定就連書信也無法正常傳遞。待王世襄穿越皖南烽火線來到四川李莊就職於中國營造學社後，才因為這裏“特殊的環境，密聚的學人，可敘之事漸多，書信也頻繁起來”。
其實，我們相信王世襄和袁荃猷都是性情浪漫的人，何況他們當時正處在熱戀之中，熱戀中的青年男女是最講究並懂得享受浪漫的，比如我們在前文中曾提及的，王世襄以一對自己火繪葫蘆片嵌鑲紅木圓盒盛放紅豆獻送給袁荃猷以表達相思之情，便是證明。
作為名人傳記，傳主的書信和筆記是最最珍貴的真實參考資料，遺憾的是筆者見之甚為有限，如果有朝一日能有《王世襄書信集》公開出版的話，那無疑將是修正和充實這部傳記的一座資料寶庫。在此，筆者之所以有此奢望和念想，是因為今日依然不能獲見王世襄在四川李莊一年間與袁荃猷鴻雁傳書之內情，否則本章節內容肯定要比現在充實豐富得多。即便如此，我們依然不難想象當年蟄居在四川李莊的王世襄，留給聚居在那裏諸多學人的印象，身著白色西裝，手牽壯碩獵犬，高大英俊、風流倜儻之瀟灑風采。但是他時刻牽掛遠在千裏之外的熱戀女友袁荃猷之內心情感，恐怕難有旁人知曉內情，即便王世襄能夠向他人述說，又有誰能夠理解和寬慰他呢？
好在僅僅過了一年之後，阻隔王世襄與袁荃猷兩人之間戀情的日寇侵華戰爭終於結束了，這就預示著這對戀人相見有期。特別是當王世襄獲知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成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這一消息時，他明白如果自己能夠參加這項工作，便可以請求派遣自己返回北京。當然，我們完全相信王世襄當時渴望參加“清損會”之真實目的，就是要為國追繳那些遭受損失的珍貴文物，這從隨後他全力以赴從事這項艱巨任務並取得巨大成績中可得證明，特別是他不顧與袁荃猷新婚燕爾而是一心偵查追繳文物之舉動，更讓人們對他當時從李莊急迫趕往重慶請求馬衡和梁思成推介他參加“清損會”的行為表示深刻理解，因為他對文物博物館事業的熱愛可以說是深入骨髓。不過，我們似乎還不該忘記或能夠理解王世襄渴望早日返回北京的另一個願望，那就是與相戀多年且已經分別一年多的袁荃猷共訴衷腸，這從王世襄返回北京的當年底便與袁荃猷喜結連理這件事上可以明了。當王世襄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為“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又因交通工具緊張而一時難以成行時，隻有用歸心似箭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恐怕是比較貼切的。而就在這時，王世襄因陪同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副館長翟蔭調查中國戰後文物損失情況，遂得以搭乘美國軍用飛機提前返回了北京。
民國三十四年（1945）11月初，與戀人袁荃猷一年不曾相見的王世襄，一邊忙於籌備成立“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一邊忙於籌備與袁荃猷結婚事宜，真可以說是忙碌並幸福著。當年歲末，王世襄與袁荃猷這對情投意合的年輕人終於喜結連理，從此袁荃猷也開始了與王世襄曆經兩情相悅、同喜共憂、琴瑟和鳴、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長達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
不過，新婚燕爾的王世襄並沒能與妻子袁荃猷度過一個所謂的蜜月時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偵查追繳文物上。而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文物事業的袁荃猷，對丈夫王世襄所從事的這項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每天不僅與丈夫分享著追繳文物大有進展的喜悅，也共同承受著追繳文物陷入困境時的惆悵，真可謂是同喜同悲，心心相連。比如，當王世襄為了追繳德國僑商楊寧史非法購買的青銅器而遭遇國民黨九十四軍阻撓一籌莫展時，妻子袁荃猷與丈夫一樣憂心忡忡、束手無策。隨後又因在朱啟鈐先生運籌帷幄下一舉解決了接收楊寧史青銅器和郭觶齋藏瓷兩件事後，夫妻倆又不由得額手稱慶、欣喜萬分。就這樣，在王世襄追繳文物的整整一年間，雖然事務極其繁忙、複雜和曲折，但是因為能夠與妻子朝夕相伴，特別是有了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他始終擁有一股蓬勃的朝氣和強勁動力。
轉眼間到了民國三十五年（1946）12月，王世襄受命前往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不得不暫時離開已經身懷六甲的妻子袁荃猷。好在王世襄在日本工作的時間不長，便於第二年2月押運著一百零七箱善本書返回國內，出色地完成了“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之使命，隨即走馬上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一職。進入夢寐以求的故宮博物院工作後，王世襄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博物院的基礎設施建設當中，他一心想著要把故宮博物院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博物院。人逢喜事精神爽，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的王世襄，因為心情舒暢、工作愉快，總感覺渾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而隨著愛子王敦煌的出生，他和妻子袁荃猷更是每天都徜徉在幸福的河流當中。
幸福似乎總是稍縱即逝，身體本來較弱的妻子袁荃猷，自兒子王敦煌出生後不久便感染上了肺結核，當時由於醫療條件有限和藥物缺乏等原因，她的肺結核病竟然出現了危險的空洞。後經協和醫院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的精心治療，袁荃猷的病情才逐漸有所緩解，但是臥床靜養一年時間也未能脫離危險，而這時王世襄卻迎來了到美國等地參觀考察博物館的機會。麵對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到國外參觀學習這一心存良久的難得機會，王世襄一時間陷入了兩難境地。而一貫支持和理解丈夫事業的袁荃猷卻沒有絲毫猶豫，堅決支持王世襄前往美國等地參觀學習，並寬慰丈夫說她可以把父母接來照顧自己。就這樣，待王世襄從國外參觀學習一年回來後，雖然妻子袁荃猷的病情因為有了青黴素已大有好轉，但是對此他一直到晚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自私的人”，不該把出國參觀學習的機會看得比妻子的生命還重要。
女大學生袁荃猷
不過，短暫的分別使夫妻倆更加恩愛，特別是隨著王世襄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穩定而順利地開展，他們終於有時間和精力來滿足兩人的共同興趣——文物收藏。此後，雖然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王世襄也始終陷於政治運動之旋渦中，但是他的明式家具及各類藏品竟然多是在此期間所搜集，這從其為所收藏品標注的時間上可以得到確證。如果說政治運動使王世襄始終掙紮在冤獄之中的話，那麽忙裏偷閑、見縫插針地搜集到諸多藏品，則又使夫妻兩人時常沉浸在如獲至寶的幸福當中。雖然為了搜集藏品曾導致生活常常陷入拮據，但是兩人並沒有為此而產生過分歧，這不能不說是妻子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讓王世襄在收藏世界裏如魚得水、大有收獲。比如，有一次妻子袁荃猷讓王世襄到鼓樓商店去買內衣，而王世襄路經一家小古玩店時，發現其中有一尊明青銅藏傳米拉日巴尊者像，頓時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於是將原本用來買內衣的錢把那尊銅像買了回去。而妻子袁荃猷不僅沒有怪罪丈夫王世襄，反而表示出她也非常喜歡這尊銅像，並坦誠地說：“要是我也先把他請回來，內衣以後再說。”
王世襄、袁荃猷結婚照
性格、情趣和愛好都極為相投的夫妻倆，正是在這種夫唱婦隨的幸福和諧中度過了遭受冤獄的艱難歲月，並在人生磨難和同榮共辱中，探討並最終選擇了今後要走一條正確的人生之路，那就是“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地走自珍之路。對此，王世襄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妻子袁荃猷在思想上對他的幫助，他才能夠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始終堅持走這條自珍之路，從而讓世人對他的努力和成就有了一個客觀公正的正確評價。對此，王世襄在文章中曾這樣回憶說：
荃猷深明大義，在工作上對我的幫助，盡人皆知。思想上的幫助尤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宮開除後，她提出一定要堅強，對能否堅強的道理，更是一語中的。她說：“堅強要有本錢，本錢就是自己必須清清白白，沒有違法行為，否則一旦被揭發，身敗名裂，怎還能堅強？！你有功無罪，竟被開除公職，處理不公問題在上級，因此我們完全具備堅強的條件。”我們從此時起探討選擇今後要走一條正確的人生道路。
正是基於對丈夫王世襄一心為文物事業而甘願奉獻的深沉了解，表麵柔弱的妻子袁荃猷有時也會變得十分剛直堅強，甚至麵對強權也毫無懼色。比如，王世襄在“三反”運動中遭受逼供和被關押期間，袁荃猷在有關部門對王世襄進行徹底審查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後，便找到看守所負責審訊王世襄的老班長，理直氣壯地慷慨陳詞，曆數丈夫王世襄自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十五年（1945—1946）追繳文物的一件件往事，以及奔赴日本費盡周折運回一百零七箱善本書等經過，使看守所老班長也不由為之打動。這就是弱女子袁荃猷的堅強！
堅強的弱女子袁荃猷，是一個能夠理解和支持丈夫事業的好妻子，還是一個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才女，更是一個勇於擔當、敢於迎難而上的智識聰慧之人。對此，我們且看王世襄在《告荃猷》組詩中第十首所追憶一事：
明式家具，一經圖解，更見其比例之勻稱、結構之巧妙，拙作中有線圖多至數百幅者，均勞君繪製，常至深夜。
哲匠從來擅巧思，每經圖解見神奇。
陰陽衲鑿縱橫線，畫到西窗月落時。
其實，我們今天能夠在《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這兩部皇皇巨著中欣賞到成百上千幅精妙線圖，並不僅僅依靠袁荃猷女士這種“畫到西窗月落時”的勤奮，更在於她擁有敢於迎難而上的自學天賦。誠如王世襄在文章中所說，妻子袁荃猷在繪製明式家具線圖之前，“根本沒有用過製圖筆（通稱鴨嘴筆），且在我收集研究家具之前，她並不了解其造型及結構”，但是當王世襄先後延請工藝美術學院家具係畢業的高才生及家具廠家繪圖師幫忙繪製難盡人意時，妻子袁荃猷竟然從頭學起，從一開始勉強承擔繪圖任務到後來讓“難伺候極了”的王世襄滿意乃至讚不絕口，妻子袁荃猷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而當明式家具那種精心設計、雅而不俗、雕琢精細、攢鬥巧妙的花紋圖案，通過王世襄細膩的文字敘述和袁荃猷精妙的線圖展示，讓世界人民直觀形象地觀賞到結構縱橫複雜、榫卯陰陽交錯的明式家具之風格與神韻，誰能不承認袁荃猷女士確實具有非凡的自學才能和繪圖天賦呢？
王世襄與袁荃猷婚後情投意合
對於妻子袁荃猷精通琴棋書畫，我們不妨先說說她在古琴音樂方麵的造詣。眾所周知，袁荃猷女士先後師從汪孟舒和管平湖這兩位古琴大師學琴，雖然王世襄為其謙說沒有接受過音樂學教育，隻能做一些有關中國音樂史的資料工作，但是他沒有否認，當有外賓到民族音樂研究所參觀並想聽一聽中國的古琴音韻時，還是要邀請袁荃猷女士演奏幾曲的。試想，民族音樂研究所領導邀請袁荃猷女士為外賓演奏古琴，豈是王世襄所說她“也能演奏幾曲”的水準？其實，我們可以想象，在一個天高雲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王世襄與妻子袁荃猷在古老而清靜幽雅的芳嘉園四合院裏，彼此對坐在那張自製的黃花梨琴案前，在檀香嫋嫋中以“大聖遺音”伏羲式古琴，共撫一曲《瀟湘水雲》或《水仙操》之情景，那簡直就是讓神仙也要羨慕十分的眷侶生活。讓世人萬分豔羨的還有王世襄在《題荃猷山水襄補叢林》一詩中所描述的，即夫妻倆站在明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前，一人潑墨勾勒突兀之山石，一人提筆繪出其間綠樹枝丫。這就是王世襄與妻子袁荃猷真實生活之一景：
君畫突兀山，我寫丫杈樹。
雲生山樹間，是真合畫處。
由此可見，在生活中妻子袁荃猷實在是一個充滿情趣的人，並非人們片麵想象中那種一味為丈夫王世襄奉獻犧牲的角色和形象。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到袁荃猷女士的幾部著作，因為這也許是說明其並非一味奉獻犧牲而是擁有自己事業並取得斐然成績的最好實例。
供職中國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期間，袁荃猷女士一直從事中國音樂史料工作，逐漸步入到國外所謂“音樂圖像學”的範疇，並致力於收集樂器以外一切與音樂有關的內容和圖像。因此，她特別渴望能夠有機會到全國各地博物館特別是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和收集音樂圖像資料，但是在當時那種極端不正常的社會狀態下，這些本屬正常的學術研究願望都成為了一種夢想或泡影。不過，外在艱難的客觀環境並不能阻止袁荃猷女士在這方麵的工作熱情和動力，她將自己經過多年搜集來的資料製作成數百張幻燈片，然後又編寫成了《中國音樂史參考圖片》一書，使其成為全國各地音樂院校講授音樂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而當該書編撰完成出版時，袁荃猷女士竟然主動辭讓主編一銜，目的則是為其中一位參與者能夠順利地評定上職稱。
老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
不惜以金針度人的袁荃猷女士，還有過一次編書倒貼錢的稀有舉動。1988年，袁荃猷女士退休後又被民族音樂研究所返聘在家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參與編撰“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全書，她負責編撰的是第一卷——《北京卷》。毫無疑問，作為一套具有二三十卷之多的“中國音樂文物大係”之首卷，袁荃猷女士負責的《北京卷》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體例和翔實的內容，否則勢必會影響全書之體例和質量。姑且不詳細論述由袁荃猷女士負責主編的《北京卷》內容如何，單是從“中國音樂文物大係”全書後來獲得國家圖書獎來看，她主編的《北京卷》無疑是具有一種提綱挈領之作用。而有趣甚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袁荃猷女士在主編時主張所有條目都由文物所在單位同誌負責編寫，並擬定了按照字數多少計算稿酬，可由於她一時疏忽統計有誤，當稿酬統一領到時才發現根本不夠分配，於是她為了符合定例情願自費彌補，遂使此事成為朋友之間長期傳說的一樁美談。
1997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在上海博物館看望他們曾收藏過的明式家具
至於袁荃猷女士不顧年屆八旬高齡創作新稿拾掇舊作出版《遊刃集——荃猷刻紙》一事，更讓人們對她有了一種別樣的認知。關於袁荃猷女士刻紙藝術和摹繪山水景致這平生兩大嗜好，王世襄在《告荃猷》第九首詩中曾發出這樣的愧疚：
君曾一再言，平生有二好：
訪古摹飾文，遊山寫實貌。
一自助著書，製圖兼編校。
伏案年複年，勤勞致衰耗。
二好願未酬，我痛難償報。
因為《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之出版，王世襄始終悔恨說因為自己的鼓勵和“慫恿”，竟讓年屆八旬的老伴袁荃猷在近兩年時間內日夜伏案勞作，致使身體健康受到了嚴重損害而先他離開世間。其實，王世襄不必愧疚自責，已歸道山的袁荃猷女士如果在世外聖境有知的話，一定不願意看到老伴王世襄因為對她滿懷愧疚而損傷自己羸弱的身體，何況她所嗜愛的刻紙藝術畢竟已經結集出版，以印製精美的《遊刃集——荃猷刻紙》這種方式呈現於世人麵前，並大受讚歎和好評。我們不妨打開裝幀精美、設計巧妙的《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首先看到的就是王世襄為此所作的一首“慫恿”題詩及詩注：
畫稿盈箱篋，朱箋刻未遑。
頻遭風雨襲，時為補縫忙。
秋水眸仍澈，柔荑指不僵。
刃過皆剔透，老發少年狂。
荃猷喜遊刃於紙，積稿盈篋，而為國難家務所擾，久置未刻，孰意年屆八旬，目明指活，不減當年。為編印此集，竭數月之力而盡刻之，可謂老發少年狂矣。
試想，這又何嚐不是兩位老人相互勉勵、扶持著為中華文化事業所進行的一種孜孜不倦努力的人生寫照呢？在《遊刃集——荃猷刻紙》中，收錄了袁荃猷女士自20世紀40年代至出版當年近六十年間刻紙藝術之成果，共分為舊作、慶賀、樂舞、文物、花草和拾萃六個部分，約有六百多幅作品，真可謂是巧奪天工、琳琅滿目、目不暇接、美不勝收。其中，除了記載時代印記和傳遞社會生活氣息之作外，占有極大比重的則是文物類刻紙，比如涉及繪畫、雕塑、玉器、陶器、漆器、青銅器和畫像磚石等內容的就達兩百多幅，且“每選一圖，雖有舊稿，也要找來原器圖片，以免失真”，這恐怕不僅與作者夫婦長年從事文物工作有關，還反映了袁荃猷女士在治學上細致和嚴謹的作風。至於“花草”一類，簡直就像是進入一處春光明媚、百花爭豔、鳥語花香、繁花似錦的大花園，其實這就是當年芳嘉園那座四合院內之景象。如若不信，請看作者自己所說：
早在（20世紀）40年代，芳嘉園庭院中就有各種花草。南牆下一溜玉簪花，綠油油的葉片，雪白的花苞，淨潔無瑕。西南角有四五叢芍藥，單瓣重蕊，都是名種。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一串串小白花，散發出陣陣幽香。東北牆角，植竿牽繩，牽牛花緣繞而上，燦若朝霞，搖曳多姿。東廂房外，一大架藤蘿，盛開時，蝶鬧蜂喧。過道門外，有一棵淩霄，攀緣到影壁上，抬頭仰望，藍天白雲，托著黃得發紅的花朵，絢麗奪目。
對此，袁荃猷女士表示：“這裏刻的，就是從幾個速寫本裏，畫滿了的草稿中選出來的。”正因如此，不僅王世襄後來對這些刻紙作品有“淳厚巧妙的古韻，生動活潑的生機，鐫刻得淋漓盡致”之評價，作者袁荃猷女士也發出了“俱往矣，天高氣爽，雨順風調，萬紫千紅，繁華爛漫。但盼眼仍明，手仍健，還能再作些喜滋滋、活潑潑的刻紙，使精神常在最美好的圖像中升華”之感歎和期盼，這怎能說不是兩位老人對生活和文化的一種熱愛呢？
遺憾的是，凝結了袁荃猷女士長達六十年刻紙藝術的心血之作《遊刃集——荃猷刻紙》一書，在2002年4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僅僅一年多之後，這位老人卻沒能再作些喜滋滋、活潑潑的刻紙作品，便帶著老伴王世襄的無限深情離他而去。回想袁荃猷女士與自己長達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王世襄愧疚自責之情與日俱增，遂有大量感天動地的緬懷舊日深情生活的詩文噴薄而出。比如，收錄在2007年7月出版的《錦灰不成堆》一書開頭那四篇文章，不論是帶有總結定論性質的《集美德於一身》一文，還是《三言兩語說荃猷》，抑或直接題為《我負荃猷》，都讓人們在淚眼迷茫中不忍卒讀。至於前麵已經多有引錄的《告荃猷》一組“悼亡詩”，在此還想再抄錄一首：
五十八年多禍患，苦中有樂更難忘。
西山待我來歸日，共賞朝霞與夕陽。
囉唆如許，還不若讓我們來共同默誦王世襄在《大樹圖歌》中所吟唱：
我年三十一，荃猷廿五餘，
結縭五十載，鬢發皆蕭疏。
情趣多諧契，書畫常自娛，
同硯臨禊帖，淡墨學倪迂。
或展折股箑，君畫我作書，
或緬濠梁趣，題詩朱砂魚。
典釵易古斫，愛此唐桐枯，
鬆風與梅月，一一入我廬。
合彈平沙曲，鴻雁下寒蘆，
笑我指生澀，綽注每齟齬。
老妻多巧思，事事我弗如：
不諳運規矩，家具將無圖；
不工描彩繪，髹器誰能摹。
興來製剪紙，裁刻費功夫，
物象融俗雅，格調前所無。
我生度八秩，甲戌五月初，
老妻以何壽，鄙彼玉與珠。
瀏覽古紋飾，取舍幾躊躇，
定稿始遊刃，團欒樹一株。
片紙奚足貴，珍之如頭顱，
枝間與葉底，處處見真吾。
為此托歌詠，與樹同呼吸。
歌成老妻喜，喜謂道不孤。
婆娑欲起舞，相將至庭除，
老舞不成步，老眼半模糊，
人老情不老，嗬嗬笑相扶。
試問，今日夫妻又有幾人堪與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