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證件者和買賣舊護照的走私販子,把用過的護照稱為“書”。這類護照得經過查核,才能交給黑市販子販賣或使用。把個人護照賣給我們經紀人的毒蟲、逃犯或窮外國人,都有可能是在自己的國家或他國犯下重罪的通緝犯。不少走私販子因此被捕。他們買了護照,予以變造,出任務,結果卻在外國機場被捕,因為護照的原持有者因殺人、搶劫或各種走私罪名遭到通緝。為確保客戶滿意,以及自家走私販子的安全,埃杜爾·邇尼要求,買來或偷來的每個新護照都得接受兩道檢核。


    孟買國際機場有個海關官員有權使用機場計算機,他負責第一道把關工作。迎尼命人將需要查核的每本護照,其發照國、護照號碼、原持有人姓名都寫在一張紙上,在那位官員指定的時間和地點交給他。紙上所列出的護照,凡是在計算機裏已特別標注的,他就杠掉。一、兩天後,那官員交回那張紙。那些受到特別標注的護照,有部分是因為原持有者已被宣布是國際通緝對象,有些則是因為原持有者被列為嫌犯:曾參與非法毒品、軍火買賣,或具有使安檢人員不安的政治因素。不管是什麽原因,受到特別標注的護照就不能在黑市販賣,或供遨尼的走私販子使用。受到特別注記的護照仍然有用處。可以拆掉騎縫線,取下可用的部分,充當其他護照的空白頁。在印度境內,這類護照還有其他用途。外國人住進飯店時得出示護照,供飯店人員在c 表格上登錄,但每個城市總有些地方對於護照與持有者間的吻合程度,查核得並不仔細。對這類飯店而言,隻要是護照,都沒問題。帶著這種經特別注記的護照,雖然不能到印度以外的地方,卻能在印度境內四處走動,不用擔心被抓,讓樂於與人為善的飯店經理能符合最起碼的法律規定。


    經過海關人員查核、未經特別標注的護照,則送到第二道檢驗關卡:各航空公司的辦公室。各大航空公司也存有一份特別標注的護照清單,從信用評等不佳或詐騙過航空公司,到搭乘飛機時涉及動粗的任何事故,凡是有不良紀錄者,其護照名字和編號都會列入其中。走私販子幹不法勾當時,理所當然想避開航空公司人員、海關人員或警方的注意,總希望自己被當成一般旅客,隻引來例行的草草關注。不管出於什麽原因,凡是經計算機特別標注的護照,對走私販子來說都是一張廢紙。埃杜爾·巡尼在孟買大部分的大型航空公司辦公室安排了人,由他們查核我們買進的護照編號和姓名,回報受到特別標注的護照。通過這兩道關卡的安全護照,比所有到手護照的一半更少,之後會被賣掉,或供哈德的走私販子使用。


    購買迎尼非法護照的顧客,主要有三大類。第一類是經濟難民,也就是因為饑荒而被迫離開家園,或為了過更好的日子而前往他國的人。有想到德國工作的土耳其人,想到意大利工作的阿爾巴尼亞人,想到法國工作的阿爾及利亞人,想到加拿大和美國工作的幾個亞洲國家的人。一戶人家,或者是好幾戶人家聯合,有時甚至是整個村子湊集各人微薄的所得,集資向埃杜爾買一本護照,送一個特別寵愛的兒子,到他們所憧憬的美好地方。到了當地,那人工作償還借款,最後買本新護照,讓其他年輕男女可以過來。護照價格從五千到兩萬五千美元不等。哈德拜的銷售網每年賣出約一百本這種貧窮護照,扣除所有固定成本後,他一年獲利超過百萬美元。政治難民是第二大宗客戶。迫使他們逃亡國外的動亂往往非常嚴重。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是族群、宗教、種族衝突的受害者。有時,動亂是立法促成的:1984 年,英國決定於十三年後將殖民地香港歸還中國時,數千名未獲承認為英國公民的香港人,一下子成為潛在客戶。放眼全世界,不管什麽時候,都有兩千萬難民住在難民營或庇護所。埃杜爾·迎尼的護照生意經紀人,生意應接不暇。政治難民買一本新護照,要價一萬到五萬美元不等。走私進戰區所涉及的風險愈大,逃出戰區的需求愈高,要價就愈高。


    埃杜爾非法護照生意的第三種客戶,是從事非法活動的人。有時候,這些和我同類的人,如偷竊犯、走私者、職業殺手等,會需要新身份,以逃避警方的追緝。但大部分情形下,埃杜爾·巡尼的特殊客戶,通常是那種比較可能去蓋監獄、抓人入獄的人,而最不可能是在獄中服刑的人。他們是獨裁者、軍事政變領袖、秘密警察,以及在個人罪行曝光或貪腐政權下台時,不得不潛逃出境的貪腐政權官員。我親自經手的一個人是烏幹達的逃犯,盜取了一百多萬美元。那是國際貨幣機構撥出來興建基礎公共設施的經費,包括興建一所兒童醫院的經費。結果,那所醫院沒蓋成,還把生病、受傷和垂死的孩童運到一處偏遠的營地,任他們自生自滅。我安排在紮伊爾的金沙薩與他見麵,那人付我二十萬美金,買了一本毫無瑕疵、絕不會出問題的瑞士護照,以及一本從未用過的原版加拿大護照,安全地飛到委內瑞拉。


    阿布杜拉在南美、亞洲、非洲的經紀人,和支持垮台獨裁政權的盜用公款者、拷問者、重要官員、嚴格執行軍紀的軍官搭上關係。跟他們打交道帶給我的憤怒與羞愧,更甚於我在哈德拜底下做過的其他事。當我還年輕、還是自由之身時,我曾替報紙和宣傳手冊撰文。我花了數年工夫研究、揭露那類人所犯的罪行。為了替那些罪行的受害者討回公道,我站上抗議的最前線,投身約一百場的警方暴力衝突。而現在,與這類人打交道時,我仍感到些許往日的仇恨和叫人窒息的憤怒;但我所熟悉的歲月已然消逝,那個帶著革命理想的社會運動人士,早已把理想埋葬在海洛因和犯罪中。而且我還是個通緝犯,列名懸賞的通緝犯。我是幫派分子,每天都和哈德的黑幫聯合會為伍。因為聯合會出手相救,我才能脫離獄中的折磨。


    因此,我在哈德的組織裏善盡職責,協助那些殺人如麻的魔頭逃過被處決的命運。他們當權時處決了許許多多的同胞,最後失勢,被自己的同胞判死刑,卻因我相助,逃過一死。但我不喜歡這工作,不喜歡他們,也讓他們知道,我不喜歡。每一次交易我都盡可能壓榨他們,惹得他們暴跳如雷,而我則從那種憤怒的反應中得到些許慰藉。那些周顧人權的家夥還討價還價,叫我怒不可遏。要他們拿出刮自民脂民膏的錢,還一副義憤填膺的模樣。但最後,他們全都讓步,同意我們的條件。最後,他們付出大把鈔票。


    在哈德拜的組織裏,似乎沒有人和我一樣憤怒或羞愧。這世上大概沒有哪群人比職業犯罪者更痛恨政治和政治人物。在他們眼中,所有政治人物都是無情且貪腐的,所有政治體製都偏袒有權有勢的有錢人,欺壓無力反抗的窮人。久而久之,在某種意義上,我漸漸認同他們的觀點,因為讓他們產生那種觀點的經驗,我也親身體驗過。牢獄生涯已讓我對侵犯人權有了切身的體驗,法庭每日的判決,更證實了我們對法律的認知:不管在哪個國家,哪種製度底下,有錢人總是能用錢讓司法天平倒向他們。另一方麵,哈拜德組織裏的犯罪分子,展現了讓諾斯替教派信徒也欣羨不已的“人人平等”作風。他們不管客戶的膚色、信仰、種族或政治立場,詢問客戶的過去時絕不予以評斷。不管對方有多純真或多邪惡,他們都隻問一個問題:你多急著要?答案決定價格,每個付錢買了護照的客戶,從此重生,過去的曆史和罪惡,在成交那一刻一筆勾銷。沒有哪個客戶比較好,也沒有哪個客戶比較爛。


    埃杜爾,跡尼做生意唯利是圖,完全不管道德是非,滿足將領、傭兵、盜取公共財產的人和殘酷求刑者的需要,絲毫不覺得良心不安。放空一切道德,使他們每年淨賺約兩百萬美元。對於這收入的來源或得到這樣的收入,埃杜爾·迎尼從不覺得良心不安,但在花掉這些錢方麵,他卻迷信宗教。保住惡人性命所賺到的每一塊錢,都用於一項難民拯救計劃,那是哈德拜製定的計劃,為了安置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伊朗人與阿富汗人。每有軍閥或其黨羽買走一本護照,就代表替伊朗、阿富汗難民買了五十份護照、身份證或旅行證。因此,在心靈迷宮中,命運喜歡圍繞著貪婪和恐懼,獨裁者付出了高額費用,拯救了許多因獨裁而遭逢不幸的人。


    克裏須納和維魯把他們變造護照的本事全部傳授給我,一段時間後,我開始實際下場,為自己試做美國、加拿大、荷蘭、德國及英國護照,創造新身份。我的功夫沒他們好,永遠也趕不上他們。高明的偽造者是藝術家,他們的藝術眼光必須涵蓋刻意創造的汙痕,好讓假護照的每一頁都顯得逼真自然,就和變造或做出來的細節一樣毫厘不差。他們創造的每一頁都是一幅迷你畫,具體而微地體現他們的藝術才能。印章稍稍蓋歪的角度或隨意蓋成的模糊印跡,對這些迷你油畫來說很重要,就像大畫家的肖像畫中,玫瑰垂下的形狀、位置和顏色也很重要。不管是以怎樣高明的技藝完成,那效果始終都孕育自藝術家的直覺,而直覺是不可言傳口授的。


    我能幫的,就隻是替每本新出爐的護照編造曆史。從外國人那裏弄來的舊護照,裏麵的旅行紀錄往往有幾個月,乃至幾年的空白。有些護照上的簽證早已過期,必須從護照上“抹除”那段過期時間,護照才能用。為了在最後一次簽證到期前,蓋上孟買機場的出境章,讓人以為護照持有者已在簽證有效期間內出境,我開始利用維魯刻製的備用出入境印章,為每本護照打造國與國之間移動的曆史。我一點一滴地將每本護照更新,最後讓每本護照都有印度的新簽證,蓋上孟買機場的入境印。填補那段空白的一連串出入境印,一律得先經過繽密的規劃,才能蓋下。克裏須納和維魯搜集了各大航空公司的飛行日誌,裏麵列有所有進入、離開歐、亞、非、美洲的航班和各航班的起飛日期及抵達時間。如果在某本英國護照蓋上一個印,表明護照持有者已到過那地方,比如七月四日,抵達雅典,就表示我們蓋印前已確定,那一天有一班不列顛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雅典機場。通過這種方式,每本護照都有了有憑有據的旅行資曆,擁有飛行日誌、時刻表、氣象資料支持的旅行資曆,從而使護照的新主人有了可信的個人經曆。


    我第一次試用自行偽造的護照,是在國內的轉機航線上,也就是所謂的“漂白”路線。孟買有數千名伊朗和阿富汗難民想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和其他地方尋求庇護,但那些國家的政府拒絕。隻要能踏上那些西方國家的土地,他們就可以自稱是尋求庇護者,交由投奔國評估申請庇護是否正當。他們是政治難民,名副其實的尋求庇護者,因此他們在投奔國境內提出的申請往往會如願。關鍵在於要先把他們弄進加拿大、瑞典或其他熱門的庇護國。


    “漂白”是我們用的辦法。孟買的伊朗人或阿富汗人想買機票前往那些庇護國時,得出示那些國家發的最新簽證。但他們無法從合法渠道拿到簽證,更別提假簽證了,因為一比對領事館的紀錄,假簽證就會立即被識破。因此我用假簽證,買一張飛往加拿大或瑞典的機票。身為打扮體麵、歐洲麵孔的白人,我通關時向來隻受到草率的檢查,從來沒有人特意去查證我的簽證。我要幫忙的那位難民,則買了同班飛機上的國內線機票,從孟買到德裏。我們登機時收到登機證,我的是綠色國際線登機證,他的是紅色國內線登機證。飛機一升空,我們就交換登機證。到了德裏機場,隻有持有綠色國際線登機證者,可以留在機上。我拿著國內線登機證,在德裏下飛機,讓那位難民繼續飛往加拿大或瑞典,或我們選定的任何目的地。抵達後,他會宣稱尋求庇護,核定庇護的過程隨之展開。在德裏,我會在五星級飯店待上一晚,然後買另一張機票重複這過程,漂白,和另一位難民搭同班飛機從德裏飛往孟買。


    這辦法很管用。那幾年,我們偷渡了幾百名伊朗、阿富汗醫生、工程師、建築師、學者和詩人,到他們指定的國家。


    每往返一趟漂白航線,我就賺進三千美元,有一段期間,我每個月跑兩趟。我坐了三個月的國內線班機,從孟買到德裏、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再返回孟買,接著埃杜爾·迎尼派我出第一次國際走私任務。我帶了十本護照到紮伊爾。克裏須納和維魯已利用從紮伊爾首都金沙薩寄來的訂戶人頭照,將那些護照變造成天衣無縫的假護照。我用塑料袋封好,用膠帶貼在身上,穿上三層衣服,飛到悶熱、重兵而極度混亂的金沙薩國際機場。


    那趟任務非常危險。那時候,紮伊爾是中立地帶,夾處在諸多血腥戰爭之間,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納米比亞、蘇丹、烏幹達、剛果等,情勢混亂。紮伊爾是行事瘋狂的獨裁者蒙博托的禁裔,在那王國境內,每樁犯罪活動的利潤,都有一部分流入他的口袋。蒙博托甚得西方強權歡心,因為西方強權主動兜售的昂貴殺人武器,他一律買下。莫布圖用武器對付國內的工運人士和社會改革者,西方強權即使看不過去,也從未公開表示過關切。西方政府在招待國王和總統的迎賓處所,隆重款待這位獨裁者。在這同時,有數百名男女在他的監獄裏被折磨得死去活來,而那些西方政府也正通過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我。我心裏很清楚,我的走私護照任務一旦出差錯,在蒙博托的首都被捕,西方政府的這位盟友會很樂於替他們除掉我。


    不過我喜歡金沙薩的狂野不羈,從黃金、毒品到火箭發射器,各種違禁品在這裏公開買賣,生機勃勃。這城市到處是來自非洲各地的傭兵、逃犯、罪犯、黑市投機商,以及睜大眼睛、冷血無情的機會主義者。在那裏我感到如魚得水,如果可以,我會待得更久,但不到七十二小時,我就得把護照交給對方,收回十二萬美金的貨款。那是哈德拜的錢,我急著交給他。我匆匆搭上飛回孟買的第一班飛機,向埃杜爾·迎尼報到。這趟任務,我的報酬是一萬美元,得到實地經驗,認識了逛尼組織的非洲分部。那時候我覺得,得到那份認識和經驗,值得冒這樣的險。那筆金錢報酬不重要。即使隻有那報酬的一半或更少,我大概也會幹。我知道大部分孟買人跑這麽一趟,報酬比我低許多。


    除此之外,我還置身險境。對某些人而言,危險是毒品,甚至是春藥。而對過著逃亡生活的我、每日每夜害怕被殺或被捕的我而言,危險是另一種東西。危險是我用來殺死壓力這條惡龍的長矛。危險有助於我入睡。每當我去危險的地方,做危險的事,就有一股新的恐懼籠罩著我。那個新恐懼會蓋過憂慮,那大半時候讓我憂心得睡不著的憂慮。任務完成,新恐懼漸漸消失,我整個人會陷入疲乏後的平靜。渴求危險工作的人,不隻我一個。那趟任務期間,我遇到其他經紀人、走私者、傭兵,他們興奮的眼神和腎上腺素激發的本能反應,和我不相上下。他們和我一樣全在逃避著什麽,他們全在害怕他們無法真正忘記或麵對的東西。似乎隻有豁出性命冒險賺來的危險金錢,才能幫他們暫避幾小時,助他們入眠。


    我陸續執行了第二、第三、第四趟非洲任務,平安無事。我用了三本不同的護照,每次在不同的印度國際機場出入境,然後搭國內線班機回孟買。德裏、孟買間的漂白飛行繼續不輟。與哈雷德的貨幣交易員和部分黃金買賣商一起執行的專門任務,讓我忙得不可開交。大多數時候,我都忙得沒時間專,自地想卡拉。


    雨季快結束時,我去了一趟貧民窟,陪卡西姆·阿裏一起做每日的巡查工作。他檢查排水溝,叫人修理受損的小屋,讓我想起住在貧民窟時,我多麽敬佩他、仰仗他。穿著新靴子和黑牛仔褲走在他旁邊,我看著身強力壯的年輕小夥子光著腳,穿著腰布,徒手挖刮,一如我過去所做的。我看著他們用支柱律住擋土牆,清理堵塞的排水溝,確保貧民窟在雨季結束前不致淹水。我羨慕他們,羨慕那工作的重要性和他們投入工作的認真。那讓熱情而絕對的投入,我曾深刻感受過。清理工作完成時,貧民窟居民那帶著驕傲與感激的微笑,也曾投射在我臉上。但對我來說,那樣的生活已經遠去。那種非金錢所能衡量的收獲和慰藉,已經一去不複返,一如我在澳大利亞體驗過而失去的那種生活。


    或許是察覺到我的感傷,卡西姆帶我走向一處空地,普拉巴克和強尼正在那裏為婚禮做初期準備。強尼和約十二名鄰居正在搭架大帳篷的骨架,作為婚禮的舉行地點。不遠的地方,其他男人正在搭建小舞台,婚禮結束後兩對新人要坐在那上麵,收受親友的贈禮。強尼熱情地招呼我,跟我說普拉巴克出去跑出租車,日落後會回來。我們一起繞著帳篷骨架走一圈,檢查搭建得是否牢固,討論塑料棚或棉布棚的優劣和成本。


    強尼邀我喝茶,帶我們到一群舞台工人那裏。我以前的鄰居吉滕德拉是這工程的監工。妻子死於霍亂後,他傷心消瘦了好幾個月,但眼前他似乎已走出那悲痛。他沒有過去那麽粗壯,那熟悉的大肚子已緊縮成t 恤底下緊實的小丘,但他眼裏再度綻放出希望,他的微笑不再是強顏歡笑。他兒子薩提什,自母親死後,一下子長大很多。與他握手時,我偷偷塞了一張百元盧比的紙鈔在他手裏。他同樣偷偷的收下,迅速塞進短褲口袋裏。他投過來的微笑很熱情,但喪母之痛仍未平複。他的眼神有點空洞,那是一種曆經震驚哀痛的黑洞,吞噬所有疑問、卻不釋出任何答案。他回去幹活,割下一段段椰子纖維繩,供大人捆綁支撐用的竹竿,年輕的臉龐一臉木然。我懂那表情。有時我會在無意之間,在鏡中看到那種表情:那是當屬於幸福的信任與純真被硬生生奪走,而我們不管對或錯、因此而自責時,會有的表情。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怎麽來的嗎?”我們吸飲美味的貧民窟熱茶時,強尼問我。“不知道,”我答,微笑呼應他眼裏的大笑,“你沒告訴過我。”


    “我在克勞福市場附近的人行道上出生。我母親住在那裏的一個小地方,一個用塑料板和兩根竿子搭起的簡陋小屋。塑料板一端固定在牆上,招牌的下麵。你知道嗎,那個招牌破爛不堪,牆上隻剩下兩張海報的兩小塊。一邊是電影海報的一小塊,上麵寫了強尼這個名字。在旁邊,有張較顯眼的雪茄廣告海報——對,你猜對了,上頭隻有雪茄這兩個字比較明顯。”


    “她喜歡那個,”我替他接下去說,“她……”


    “把我取名為強尼·雪茄。你知道,她父母把她趕出家門,而我父親拋棄了她,所以她死也不願意用那兩個姓替我取名字。她在人行道上使勁兒生下我時,一直盯著強尼、雪茄那兩個字,她把那當作是個征兆,開個玩笑,請不要見怪。她是個非常、非常頑固的女人。”


    他望著那個小舞台,看著吉滕德拉、薩提什和其他人把薄夾板抬上去,搭造地板。“好名字,強尼,”片刻之後我說,“我喜歡,這名字帶給你好運。”


    他對我微笑,漸漸變成大笑。


    “還好那不是通便劑之類的廣告!”他說得口沫橫飛,我聽了大笑,噴出茶水回敬他。“你們的婚事拖了好一陣子,”我們再度能開口說話時,我說,“為什麽耽擱了?"“都是因為庫馬爾啦。你知道,他想做生意賺大錢,替兩個女兒辦上風風光光的嫁妝。普拉巴克和我告訴他,我們完全不信那一套。你也知道我們不要嫁妝。那些規矩,有點老套。但是普拉巴克老爸的觀念很不一樣。他從鄉下寄來一份清單,列出他想要的嫁妝。他想要一隻金表:精工自動表,一台新腳踏車,還有其他東西。他要的那款腳踏車是他替自己挑的,我們告訴他太大了。我們跟他講,他的腿太短,踩不到踏板,更別提踩到地,yaar ,但他非要那台腳踏車不可。總之,我們正在等庫馬爾湊齊嫁妝和相關物品。婚禮排定ro 月最後一個禮拜,光明節和相關活動到來之前。”“那會是很熱鬧的一個豐l 拜,我朋友維克蘭也要在那個禮拜結婚。”“你會來婚禮吧,林?”他問,微微皺起眉頭。強尼是那種幫助別人就掏心掏肺的人,這種人反過來有求於人或表達個人期望時,往往就顯得很不自在。“我絕對不會錯過,”我答,大笑,“我會叮叮當當地過來1 。我是說真的,你聽到叮當聲時,就知道我在路上。”


    1 原文i''ll be there with bells on,意為我會盛裝以赴,但說話者在此使用其字麵意思。


    我離開強尼時,他在和薩提什講話。那男孩聚精會神地聽著,盯著強尼的臉,眼神木然如墓碑,我想起卡拉到貧民窟找我那一天,他是如何緊抓住我的腿,如何害羞而真誠地對著卡拉微笑。那段回憶劃破我已死的心。有人說人永遠無法回到過去,當然是很有道理,但反之亦然。人必須回去,人時時會回去,不管回去有多艱難,都絕不能停下回去的腳步。


    我需要纖解心情,便騎摩托車離開,前往r ·k 製片場,我加大油門,在車輛間頻頻左彎右拐,高速穿梭。一天前,我已找了八個外國人,送到莉薩那裏。要找到外國人、說服他們在寶萊塢電影裏演不說話的角色,對我而言並不難。同樣那些德國、瑞士、瑞典或美國遊客,碰上印度籍的選角經紀人,反應大概會是猜疑和敵意;但碰到我,反應就很熱情。住在貧民窟以觀光導遊為業的那幾年,我碰過形形色色的外國遊客,我已經摸索出迅速底得他們信賴的打交道方式。那方式相當複雜:兩分搞笑風趣、兩分逢迎謅媚、一分打情罵俏,外加一點調皮、一絲據傲、少許鄙夷。導遊工作也讓我和科拉巴區幾家主要餐館打下好關係。我帶團的那幾年,總會把他們帶進蒙迪巡餐廳、皮卡迪利餐館、狄普提果汁吧、愛德華八世、梅茲班餐廳、艾普薩拉餐廳、史特蘭得咖啡屋、理想餐館,以及遊客行經地區的其他餐館,鼓勵他們消費。需要外國人在寶萊塢電影跑龍套時,我就去那些餐廳找人。店老板、經理、夥計個個熱情歡迎我。隻要看到一群合適的年輕男女,我就走上前,問他們有沒有興趣演印度電影賺外快。有餐廳職員替我作擔保,我通常幾分鍾就能得到他們的信任,談定事情。然後我打電話給莉薩·卡特,安排隔天派車來接人。


    這套辦法很管用。我們開始合作之後的幾個月內,莉薩努力向各大製片場和製片人承包選派演員的工作。昨天我雇來的那些外國人,就是最近一次找的那群外國人,是我們第一次替著名的r ·k 製片場找人。


    我很想親眼看看那個聲名顯赫的大製片場,當我騎車穿過大門,看到像灰色船帆的高大鐵皮人字屋頂,我鬱悶的心情也跟著煙消雲散。對莉薩·卡特和她那一類人而言,電影的夢幻世界激起他們近乎敬畏的感覺。對於電影世界,我並不感到敬畏,但也不是毫無感覺。每次走進製片場的奇幻世界,電影攝製作業的神奇,總有一部分教我震懾,教我驚豔,把我從我經常淪陷的陰鬱海洋中拉出來。


    警衛帶我到隔音攝影棚,莉薩和她那群德國人正在那裏等著。我來時正值拍攝作業的休息期間,莉薩正端著咖啡和茶分給那些年輕外國人。攝影棚裏有幾張桌子圍著舞台擺設,布置成現代夜總會的模樣,他們就圍坐在其中兩張桌子旁。我向他們打招呼,互相說了些俏皮話,然後莉薩把我支到一邊。


    “他們怎麽樣?”隻有我們兩人時,我問。


    “很好,”她開心地說,“我想,他們有耐性,不緊張,樂在其中,拍出來的東西會很棒。林,你最後兩星期派來的人很優秀。製片很高興,我們可以……你知道的,我們真的可以在這一行做出一番成績,你和我。”


    “你喜歡這一行,不是嗎?"


    “的確。”她說,投來一個讓我後腦勺都能感覺到的微笑。然後她的表情變得較為嚴肅而堅定,那是在不抱希望而仍奮力一搏者的臉上會見到的堅定。她是個美人胚子,孟買肉欲叢林裏的加州海灘美女,她已奮力擺脫緩緩致人於死的海洛因,和周夫人“皇宮”窒悶荒淫的生活,是個拉拉隊陽光女孩。古銅色的皮膚毫無瑕疵,天藍色的眼睛綻放決心,長而卷的金發從臉部往後梳,束成優美的發式,與她端莊穩重的象牙色褲裝相得益彰。她打敗了海洛因,與她的眼神相接時,我心裏不禁如此想著。她打敗了海洛因,擺脫了那個東西。我忽然感覺到她有多麽勇敢,感覺到她內在的勇氣。一旦知道那勇氣,你自然知道如何找到它,就和老虎眼神裏那凶狠、冷漠的威嚇一樣,輕易就可察覺,叫人神迷忘我。


    “我喜歡這工作,”她說,“我喜歡這裏的人,這個工作。我喜歡這樣的生活,我想你也應該會喜歡。”


    “我喜歡你。”我微笑。


    她大笑,挽住我的手,帶我在攝影場四處逛。


    “這部片子叫paancll paapi 。”她說。


    “五個吻……”


    “不對,是paapi ,不是papi ,用這字是在玩雙關語。paapi 是小偷,papi 是接吻。所以,實際意思是五個小偷,但也有五個吻的玩笑意思,因為那是部浪漫愛情喜劇。女主角是姬米·卡特卡爾。我覺得她很性感迷人,她的舞跳得不是很好,但很漂亮。男主角是昌基·潘迪,他可以演得很好,真的很好,如果他不要老是出岔子的話。”“說到這,毛裏齊歐有沒有再來騷擾你們?"“完全沒有他的消息,但我擔心烏拉。她已經不見人影一整天。她前晚接了莫德納的電話,匆匆離開。那是他幾個禮拜以來第一次露臉。自那之後,我就沒有她的消息,她答應我會打電話。”


    我伸手撫平額頭上的皺眉,再往上梳過淩亂的頭發。


    “烏拉知道自己在幹什麽,”我低吼道,“她不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我幫她,因為她找我幫忙,因為我喜歡她。但我愈來愈厭煩烏拉、毛裏齊歐、莫德納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莫德納有沒有跟她說那筆錢的事?"“我不知道,或許有。”


    “哎!那筆錢仍然下落不明,莫德納也是。街頭上一直有男孩告訴我,毛裏齊歐四處在找莫德納,不找到絕不罷休。烏拉的處境也好不到哪去。六萬美金,雖然不是天文數字,但因為比那更少的錢而被殺的,也不是沒有。如果那筆錢在莫德納手裏,在毛裏齊歐仍在找他期間,最好不要讓他靠近烏拉。”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眼神突然呆滯,流露憂慮。


    “我不擔心烏拉,”我說,語氣更輕柔,“我擔心你。如果莫德納回來,你要待在阿布杜拉身邊一陣子,或我身邊。”


    她看著我,緊抿雙唇,想說什麽卻說不出口,或不願說出口。


    “說說這場戲?”我建議,想把我們帶離烏拉漸漸淪入的寒冷黑色漩渦生活。“這部電影在演什麽?"“發生在夜總會,或至少是電影版的夜總會。男主角從有錢的政治人物那裏偷了一件珠寶,嗯……大概是,然後跑到這裏躲起來。他看到那女孩,也就是姬米,在演大型歌舞劇,迷上她。警察出現時,他把珠寶藏在她的假發裏。接下來的情節演他如何想辦法接近她,取回珠寶。”她停下,端詳我的表情,想解讀我眼神的意思。“那……我猜你覺得那有點蠢。”


    “沒有,我不這麽覺得,”我大笑,“我喜歡這部戲,徹頭徹尾喜歡。在真實世界裏,那個男人會直接痛打她,取回珠寶,甚至可能會開槍射她,我比較喜歡寶萊塢版的世界。“我也是,”她說,大笑,“我喜歡那樣的世界,喜歡他們用彩繪帆布和細木條拚湊出來的世界,他們……就像是在製造夢境之類的東西。我知道那戲叫人覺得煽情,但我是說真的,我喜歡這個世界,林,我不想回去另一個世界。”


    “嘿,林!”有人從背後叫我。原來是昌德拉·梅赫塔,製片人之一。“耽擱你一分鍾?" 我離開莉薩與那群德國遊客,到一台金屬起重機下見昌德拉·梅赫塔,樹狀的明晃晃燈光由起重機撐住。他反戴棒球帽,鬆緊帶緊箍住頭,讓他的胖臉顯得更圓。大肚脯下是褪色的反vis 牛仔褲,克塔長衫從上往下,幾乎把大肚子完全蓋住。密閉製片場有點潮濕的空氣,讓他汗流俠背。


    “嘿,老哥,如何?我一直想見你,yaar 。”他說話的聲音讓人覺得別有居心。“我們去外麵透透氣,我熱得快把他媽的紅利都燒光了,yaar 。


    我們在金屬圓頂建築之間漫步,穿著戲服的演員和拿著道具、器材的男子,與我們擦身而過。途中,九個漂亮的跳舞女郎,身穿怪異的羽毛戲服,經過我們身邊,要去某個隔音攝影棚。我不禁轉過頭去,身體健止民著轉,最後竟往回走了一小段。昌德拉·梅赫塔連正眼都沒有瞧她們一眼。


    “嗯,林,我想跟你談的是……”他說。我們走著時,他輕碰我手肘。“是這樣的,我有個朋友,是個生意人,在美國有不少生意。achaa (嗯),怎麽說呢··… 他碰上盧比換美金的現金流問題,yaar 。我很希望你·一有人告訴我,現金不流動時,你幫得上忙。”“我想,那筆現金應該換成美金,流動才順暢?"“對,”他微笑,“很高興你了解他的問題所在。


    “回堵的情形有多嚴重?"


    “哩!我想大概一萬塊應該就能打通。


    我把哈雷德·安薩裏目前的美元匯率告訴他,他同意那條件。我跟他談好,隔天在製片場見他。我要他把那些比等值美元還要大捆的盧比紙鈔放在軟背包裏,等我騎摩托車去收。我們立刻握手成交,想著我所代表的那個人:阿布德爾·哈德汗大人,昌德拉或我都絕不會提到他名字的那個人,我握手時施加了讓對方稍不舒服的力道。我隻是要讓他感到微痛,隱約的些許疼痛,但那使他更加專注地注視我和善微笑上麵冷酷的眼神。


    “昌德拉,如果你知道會把事情搞砸的話,就連試都不要試。”我警告道,被捏疼的感覺從他的手上傳到他眼睛裏。“沒有人喜歡被耍,特別是我那些朋友。


    “呢,當然不會,巴巴!”他用開玩笑的口吻說,但難掩眼中的驚恐之色。“沒問題,koi bahlnahi !放心!我很感激你能幫我,我的……怎麽說,幫我的朋友解決問題,yaaro 我們慢慢走回隔音攝影棚,發現莉薩和昌德拉的製片同僚在一塊。“嘿,老兄!你行的!”克利夫向我打招呼,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往夜總會片場的那些桌子。我望向莉薩,她隻是舉起手,向我示意:你自己看粉辦吧,老兄。“怎麽回事,克利夫?"“我們還需要一個男的,yaar 。需要一個男的白人,坐在那兩個可愛的女孩中間。”“呢,不要。”我不肯,想掙脫他的手,又怕會傷到他。我們來到桌邊,那兩個德國女孩站起來,伸手把我拉往她們中間的位子。“我不行!我不會演!我怕鏡頭!我不要!" " na , komm''schon! h?r''auf ! " (得了吧,拜托!)其中一個女孩用德語說,“你昨天不是才告訴我們這有多容易,na ? "她們很迷人。我挑中他們那幫人,因為他們全是健康迷人的男女,那笑容正在誘惑我加入。我突然想到那代表什麽意思:身為澳大利亞通緝要犯的我,頂著逃亡身份,在至少十個國家約三億人會看到的電影裏竟然飾演一角,那可是件既蠢又危險的事。


    “呢!有何不可。”我聳聳肩。


    克利夫和舞台工作人員後退,演員各就各位。明星昌基·潘迪是孟買人,英俊、健美、年輕。我在跟印度朋友看過的一些電影裏看過他,發現他本人比銀幕上更英俊、更有觀眾緣,教我頗為驚訝。一名化妝助理舉起鏡子,讓昌基梳理他的三千煩惱絲。他凝視鏡子,眼神之專注,就和外科醫生在執行複雜而重要的手術過程時一樣。“你錯過了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一個德國女孩小聲對我說,“這家夥花了很多時間,才學會跳這場舞。他ng了好多次,每次一ng,拿著spiegel……就是鏡子的那個矮子就會跳出來,然後我們就看著那家夥再把頭發梳一遍。如果把那些nc 畫麵和那個矮子拿著鏡子讓那家夥梳頭發的畫麵全拍下來,我告訴你,光是那樣,就能拍成一部賣座喜劇。”


    攝影師一眼對著鏡頭,定住不動,導演站在他旁邊,對燈光組人員下達最後指示。導演助理一個手勢,要求全場安靜。攝影師宣布開拍。


    “音樂!”導演下令,“開拍!"幾隻體育館級的大喇叭放出音樂,在片場發出砰然巨響。那是我聽過最大聲的印度電影音樂,但我喜歡。姬米·卡特卡爾等所有舞者,以誇大的動作走上人造舞台。


    姬米從舞台一邊輕快地走到另一邊,再一一走過每張桌子旁邊,全程跳舞,配合音樂對嘴唱歌。男主角加入共舞,然後扮演警察的演員出現,男主角鑽到桌下。這場戲在整部電影裏隻占五分鍾,卻花了一整個早上排演,花了大半個下午拍攝。我的演藝處女作,其實隻出現在兩個一閃而過的畫麵。當姬米跳著整套誘人的舞步,停在我椅子背後時,鏡頭有兩次捕捉到我開心的微笑。


    我們叫了兩輛出租車送那些外國遊客回去,莉薩坐我的摩托車回城裏。那是個相當熱的傍晚,她脫掉外套上車,扯掉長發上的發夾。她雙手環抱我的腰,臉頰貼在我的背上。她是個好乘客,是那種絕對信賴駕駛的騎車本事,而且將自己與駕駛的身體融為一體的乘客。隔著我的白色薄襯衫,我感覺到她緊貼在我背上的胸部。我的襯衫迎著暖風敞開,她的雙手抓著我腰部緊實的皮膚。我騎摩托車從不戴安全帽。後座扣有一隻安全帽,供乘客使用,但她選擇不戴。當我們等車子過去或轉彎而停下,強風偶爾會把她長而卷的金發吹到我肩膀上,吹進我嘴裏。馬鞭草花的香味,在我唇上久久不散。她的大腿輕輕貼著我,好似準備或威脅要使出她大腿所有的力氣夾住我。我想起記憶中的另一雙大腿,那晚在卡拉屋裏,貼在我手掌上柔滑如月光的肌膚。就在這時,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摩托車停下等紅綠燈時,她開口說話。“那個小孩後來怎麽了?"“哪個小孩?"


    “那天晚上跟你在一塊的那個,記得吧!在卡拉家裏。”


    “他很好。我上禮拜在他伯父家裏見過他。他長大很多,長得很快,現在在上私立學校。他不喜歡學校,但他最後會接受的。”


    “想他嗎?"


    綠燈了,我換檔,催油門,駛進十字路口。我沒答話。我當然想念他,他是個好孩子。但我也想念女兒,想念媽媽和我所有的家人。我想念朋友,想念我所有的朋友,在絕望的那幾年裏,我認定不可能再見到他們。對我而言,想念我所愛的人,猶如在哀痛死去的人,而且還更悲慘許多。因為,就我所知,他們都沒死。我的心,有時是滿布墓碑的墓園,而石碑上一片空白。每個夜晚,獨自一人在屋裏時,那份哀痛和想念往往壓得我透不過氣。梳妝台上有一疊疊鈔票,有剛偽造好的,可送我到任何地方的護照。但我無處可去。不管到哪裏,都見不到我心愛的人,那些失去聯係或永遠消失的人。因此,不管到哪裏,都沒有意義,沒有歸屬,沒有愛。


    我是逃犯,已從人間蒸發;我是失蹤者,在行動中失蹤。但在我逃亡的心靈裏,他們才是失蹤者。在我逃亡期間,失蹤的是我曾熟悉的那整個世界。逃亡之人奔跑,忍痛想毀掉過去,想連帶毀掉所有蛛絲馬跡,那些會泄漏他們是什麽樣的人、來自何處、哪些人曾愛過他們的痕跡。然後他們跑進自我棄絕的境地,以求存活,但總是失敗。我們能否認過去,但無法躲避過去的折磨,因為過去是個會說話的影子,亦步亦趨地跟著我們,時時提醒我們是什麽樣的人,直到我們死去為止。


    我們騎著車,從滿天晚霞的傍晚,騎到藍黑的夜幕升起。我們隨著海風衝進光的隧道,落日的長袍從這城市的肩上滑落。莉薩的雙手在我堅實的皮膚上移動,像是海水不斷襲來,波濤洶湧。在我們共騎時,有那麽片刻,我們合而為一,成為一個欲望,一個以妥協收場的承諾,一張品嚐涓滴流下的危險與喜悅的嘴。然後某種東西,或許是愛或恐懼,在漸暖的風中低語,驅策我做出選擇:這是如此年輕、自由,好像你將永遠這般。


    “我該走了。”


    “不進來喝杯咖啡或什麽的?”她問,站在她公寓門口,手拿著鑰匙。“我該走了。”


    “你跟卡維塔說的那個故事,她真的很感興趣,貧民窟那兩個女孩的故事。那兩個死而複生的女孩,她就講了這些,藍色姐妹花,她如此稱呼她們。我不知道她為什麽這樣說,但那名字取得很棒。”


    她在找話說,把我留住。我凝視她天藍色的眼睛。


    “我該走了。”


    兩個小時後,我毫無睡意,她吻別時嘴唇的溫潤猶存,所以電話鈴響時,我不覺得詫異。


    “你能不能立刻過來?”我拿起電話時,她說。


    我沒出聲,努力想找個欲拒還迎的說辭。


    “我找過阿布杜拉,但他沒回。”她繼續說,然後我聽到她的聲音裏有屈服、驚嚇和茫然。


    “怎麽了?發生了什麽事?"


    “我們碰上麻煩了,有麻煩事……”


    “是毛裏齊歐?你沒事吧?


    “他死了,”她小聲而含糊地說,“我殺了他。”


    “還有別人在嗎?"


    “別人?”她含糊重複道。


    “還有其他人在那裏,在你公寓裏嗎?"“沒有。我是說,有,烏拉在這裏,還有他在地板上。那是……”


    “聽好!”我以命令的口吻說道,“鎖上門,別讓任何人進來。”


    “門被撞壞了,”她小聲說,聲音愈來愈微弱,“他破門而入時,把鎖撞壞了。”“好,拿東西頂住門,椅子或什麽的。門不要開著,等我到。”


    “烏拉很慌張,她……她很難過。”


    “不會有事的,一定要堵好門,別打電話給任何人。別跟任何人講,別讓任何人進來。飽兩杯咖啡,多放點牛奶和糖——四勺,和烏拉坐下來喝。如果她需要,給她一杯烈酒。我這就去,十分鍾內會到。撐下去,保持冷靜。”


    夜裏,我騎上摩托車,穿過擁擠的街道,蜿蜒駛入通亮的燈海中,腦中一片空白,沒有恐懼,沒有憂慮,沒有興奮的顫抖。用安全的最大速度狂級,每次換檔都猛催油門 ,讓轉速表的指針一下子就跑到最高轉速的紅區。而那正是卡拉、狄迪耶、阿布杜拉和我,我們每個人,正在做的事,隻是每個人的做法不同。我們都正以安全的極速在狂帆生命,還有莉薩,以及毛裏齊歐,都正在讓指針轉到紅區。


    在金沙薩,有個荷蘭傭兵告訴我,他唯一一次不再恨自己,是在他麵對的危險變得極大,大到他在不假思索或毫無感覺的情況下,馬上付諸行動的時候。我真希望他沒跟我說過這句話,因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一晚我騎車咫車時,心中平靜得幾乎像是不起一絲漣漪的湖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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