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的性格在母體中便已定型。我出生前那段時間母親精神不佳，處境艱難。除了冰牡蠣和冰香檳，她幾乎難以進食。如果有人問我何時開始跳舞，我會告訴他：“在母腹中的時候，很可能是牡蠣和香檳的作用使然——因為這都是女神阿佛洛狄忒的食物。”
那時我母親經曆著如此的痛苦，所以她經常說：“這個即將出世的孩子肯定不正常。”“她估計是個畸胎。”事實上，好像從我降生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手舞足蹈，情緒激動，我母親喊道：“看我說的沒錯吧，這孩子是個小瘋子！”但是沒多久，我就成了整個家庭和朋友的開心果，大人把還穿著嬰兒服的我放在桌子中間，我就會隨著播放的任何音樂起舞。
我最初的記憶中有一場大火。還記得我從樓上的窗子裏被扔了下來，一個警察伸出臂膀把我接住，那時我大概兩三歲吧，但是已經深刻地記住了那種舒適感。當時尖叫聲和火焰連成一片，就在這種混亂中，我記住了警察給我的安全感，小胳膊纏住他的脖子。他應該是個愛爾蘭人吧。我聽到母親發瘋地呼喊：“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們！”她以為我的兩個哥哥還在樓裏，我看到她想衝進樓裏，卻被人群擋著進不去。再後來，我就記得這倆男孩在酒吧裏被發現，他們正坐在地板上穿鞋襪，然後被帶進了車廂，之後就坐在吧台前喝熱咖啡了。
我出生在海邊，我發現所有我生命中的大事也發生在海邊。自然而然地，我對樂章、對舞蹈的最初想法源於海浪的韻律。我是在阿佛洛狄忒之星的照耀下出生的，阿佛洛狄忒也是生於海上，她的星辰上升，我便諸事順利；這一時期，我生活平靜，創作力提高。我也發現阿佛洛狄忒之星的消失會給我帶來厄運。或許而今的星相學已經不像古埃及或迦勒底時代那樣重要了，但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肯定還會受到行星運轉的影響，如果父母明白這一點，研究星相，就能培養出更加完美的孩子。
我也相信，一個人生在海邊和生在山間，生活會迥然不同。大海總是吸引著我，而身在山間，我會有種莫名的不安，總是渴望飛翔。大山總會給我一種牢籠的束縛感，望向山頂，我不像大多數遊客那樣心生仰慕，隻有一種想跨越它們趕快逃離的欲望。我的生命和藝術都源自大海。
我們小的時候母親很貧窮，但我對此還是應該心存感激。那時，母親沒錢為我們請仆人或家庭教師，也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自由自在地成長，有機會享受童年的樂趣並受益終生。我母親是個音樂家，以教授音樂為生，她去學生家教課一去就是一整天，晚上還要教幾個小時。從學校的牢籠裏逃出來我就自由了，我就能獨自去海邊漫步，自我陶醉。看到那些身邊總是跟著保姆或家庭教師、一直受到保護、被精心照顧著的著裝整齊的孩子，我是多麽同情他們啊！他們還有什麽選擇？我母親太忙了而想不到可能降臨到孩子身上的危險，因此我的兩個哥哥和我才得以恣意率性地生活，有時候也會碰上點兒危險，這要是讓母親知道了肯定嚇得不輕，所幸她並未察覺，這時候的無知是一種幸福。要說的是，我也很幸運，因為正是這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使我有了舞蹈創作的靈感，有了對自由的表達。我從未遭受過那些無休止的“不要怎樣怎樣”的禁令，在我看來那樣的童年簡直是痛苦不堪。
才剛滿5歲的我就上了公立學校。我認為母親謊報了我的年齡，她覺得有必要給我找個地方把我看管起來。所謂“三歲看老”，我相信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能看出我成為舞蹈家和革命者的苗頭。我母親受洗並成長於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在發現我父親不再是那個她一直想象中的完美丈夫之前，她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之後她便和我父親離婚了，獨自帶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麵對這個世界。從那時起，她關於天主教的信念就完全顛覆了，成了一個地道的無神論者，還成了鮑勃·應格沙爾（美國著名無神論者）的追隨者，經常給我們讀他的作品。
除此之外，母親認為多愁善感毫無意義，在我很小的時候，她就告訴了我們關於聖誕老人的真相，結果，那次在學校過聖誕節，老師在發糖果和蛋糕的時候說：“孩子們看，聖誕老人給你們帶來了什麽禮物！”我站起來嚴肅地說：“我不相信你，根本就沒有聖誕老人。”老師非常生氣：“糖果是給相信聖誕老人的小女孩兒準備的！”我回敬道：“那麽我就不要你的糖果。”老師很不理智地生氣了，她拿我做反例，命令我上前坐在地板上。我就上前去，轉身麵對同學們，做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著名的演講，“我不相信謊言，”我喊道，“我母親告訴我，她因為沒有錢扮演不了聖誕老人，隻有那些有錢的母親才能假扮聖誕老人送禮物。”
這時，老師過來抓住我，使勁把我往地板上摁，但是我猛烈地踢腿並緊抓她不放，她隻是成功地把我的腳踝按在了地板上。見沒有如她願，她又命令我站到牆角，盡管站在那裏，我還是轉過頭大叫，“沒有聖誕老人，沒有聖誕老人！”最後她不得不讓我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高呼：“沒有聖誕老人！”但是一想到被剝奪了糖果的不公正待遇和說真話而受罰的情景，我還是隱隱作痛。在給母親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還在問：“難道不是嗎，沒有聖誕老人，不對嗎？”她回答道：“沒有聖誕老人，也不存在上帝，隻有自己的信念能幫自己。”那個晚上，我就坐在母親腳邊的墊子上，聽她給我們讀鮑勃·應格沙爾的演講。
在我看來，一個孩子在學校接受的普通教育是毫無用處的。記得在班裏我有時名列前茅被認為出奇的聰明，有時又排名倒數被認為笨得無可救藥。這完全取決於記憶的技巧，取決於我有沒有不厭其煩地去背誦我們剛學到的內容。班級排名如何對我來說真的不重要，上課是再枯燥不過的事情了，我就老是看鍾表，時針指向3的時候我們就解放了。我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得自於母親對我們的晚間教學，她彈奏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紮特、肖邦等人的作品給我們聽，或者大聲朗誦莎士比亞、雪萊、濟慈或彭斯的作品節選。那幾個小時我們像著了魔似的。大多數詩歌母親都用心朗誦，我6歲那年，有一天在學校的慶祝日，我模仿母親朗誦了威廉·利托的作品《安東尼致克利奧帕特拉》，震驚全場：
“我就要離去，埃及，我就要離去！
暗紅色的生命之潮即將消逝。”
還有一次，老師要我們每個人寫下自己的生活經曆，我這樣寫道：
“5歲的時候我們在第二十三街區有一間房屋，因為沒錢付房租，我們搬離那裏去了第十七街區，沒過多久，由於錢少被房東趕出來，我們搬到了第二十二街區，還是沒法安住，我們又搬到了第十街區。”
這段經曆我就是這麽寫的，全是關於無止境地搬遷。當我站起來朗讀時，老師很生氣，認為我在開玩笑，我被帶到了校長麵前，他找人叫來了我母親。當我可憐的母親讀我的作文時，她突然放聲大哭，並且鄭重地說我寫的都是真的，這就是我們的流浪生活。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我希望學校能有所改變。在我印象中，公立學校的教學，是對小孩子的殘酷束縛及不理解。我還記得餓著肚子或者冷腳踩著又濕又冰的鞋子努力坐在硬板凳上的那種痛苦。對我來說，老師就是個殘忍的怪物，專門來這兒折磨我們，而我們經受的這些苦難還不敢講出來。 年幼的鄧肯將頭發束到頭頂，開始“扮演”舞蹈老師的角色
家庭的貧困未曾給我帶來任何苦痛記憶，我們把貧窮看得稀鬆平常。我唯一記得的便是在學校的遭遇。對於一個驕傲而又敏感的孩子而言，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育製度就如同坐監獄般使人蒙羞，一直以來我都在抗爭。
我6歲的那年，有一天母親回到家發現我召集了6個鄰家小孩子，都還沒怎麽會走路的那種，我讓她們坐在我麵前的地板上，教她們舞動臂膀。母親問我怎麽回事，我告訴她我辦了自己的舞蹈學校。她被我逗樂了，坐到鋼琴前麵為我伴奏。我的舞蹈學校就這樣開辦下來，還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沒過多久，鄰近的小女孩都被送來學舞蹈，她們的家長還給我一點錢做學費。這是後來被證實為一條有效的謀生之路的開始。
我10歲的時候，舞蹈班擴大了，我就跟母親說再去上學也沒什麽用，隻是浪費時間，不如用這時間來做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賺錢。我把頭發束到頭頂，聲稱自己16歲了，因為我比同齡人長得要高，所以大家都相信。跟著祖母長大的姐姐伊麗莎白，之後也過來加入我們，跟我一起教授舞蹈班。我們的生源擴大，並去舊金山的許多有錢人家教學。
那時我母親經曆著如此的痛苦，所以她經常說：“這個即將出世的孩子肯定不正常。”“她估計是個畸胎。”事實上，好像從我降生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手舞足蹈，情緒激動，我母親喊道：“看我說的沒錯吧，這孩子是個小瘋子！”但是沒多久，我就成了整個家庭和朋友的開心果，大人把還穿著嬰兒服的我放在桌子中間，我就會隨著播放的任何音樂起舞。
我最初的記憶中有一場大火。還記得我從樓上的窗子裏被扔了下來，一個警察伸出臂膀把我接住，那時我大概兩三歲吧，但是已經深刻地記住了那種舒適感。當時尖叫聲和火焰連成一片，就在這種混亂中，我記住了警察給我的安全感，小胳膊纏住他的脖子。他應該是個愛爾蘭人吧。我聽到母親發瘋地呼喊：“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們！”她以為我的兩個哥哥還在樓裏，我看到她想衝進樓裏，卻被人群擋著進不去。再後來，我就記得這倆男孩在酒吧裏被發現，他們正坐在地板上穿鞋襪，然後被帶進了車廂，之後就坐在吧台前喝熱咖啡了。
我出生在海邊，我發現所有我生命中的大事也發生在海邊。自然而然地，我對樂章、對舞蹈的最初想法源於海浪的韻律。我是在阿佛洛狄忒之星的照耀下出生的，阿佛洛狄忒也是生於海上，她的星辰上升，我便諸事順利；這一時期，我生活平靜，創作力提高。我也發現阿佛洛狄忒之星的消失會給我帶來厄運。或許而今的星相學已經不像古埃及或迦勒底時代那樣重要了，但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肯定還會受到行星運轉的影響，如果父母明白這一點，研究星相，就能培養出更加完美的孩子。
我也相信，一個人生在海邊和生在山間，生活會迥然不同。大海總是吸引著我，而身在山間，我會有種莫名的不安，總是渴望飛翔。大山總會給我一種牢籠的束縛感，望向山頂，我不像大多數遊客那樣心生仰慕，隻有一種想跨越它們趕快逃離的欲望。我的生命和藝術都源自大海。
我們小的時候母親很貧窮，但我對此還是應該心存感激。那時，母親沒錢為我們請仆人或家庭教師，也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自由自在地成長，有機會享受童年的樂趣並受益終生。我母親是個音樂家，以教授音樂為生，她去學生家教課一去就是一整天，晚上還要教幾個小時。從學校的牢籠裏逃出來我就自由了，我就能獨自去海邊漫步，自我陶醉。看到那些身邊總是跟著保姆或家庭教師、一直受到保護、被精心照顧著的著裝整齊的孩子，我是多麽同情他們啊！他們還有什麽選擇？我母親太忙了而想不到可能降臨到孩子身上的危險，因此我的兩個哥哥和我才得以恣意率性地生活，有時候也會碰上點兒危險，這要是讓母親知道了肯定嚇得不輕，所幸她並未察覺，這時候的無知是一種幸福。要說的是，我也很幸運，因為正是這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使我有了舞蹈創作的靈感，有了對自由的表達。我從未遭受過那些無休止的“不要怎樣怎樣”的禁令，在我看來那樣的童年簡直是痛苦不堪。
才剛滿5歲的我就上了公立學校。我認為母親謊報了我的年齡，她覺得有必要給我找個地方把我看管起來。所謂“三歲看老”，我相信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能看出我成為舞蹈家和革命者的苗頭。我母親受洗並成長於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在發現我父親不再是那個她一直想象中的完美丈夫之前，她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之後她便和我父親離婚了，獨自帶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麵對這個世界。從那時起，她關於天主教的信念就完全顛覆了，成了一個地道的無神論者，還成了鮑勃·應格沙爾（美國著名無神論者）的追隨者，經常給我們讀他的作品。
除此之外，母親認為多愁善感毫無意義，在我很小的時候，她就告訴了我們關於聖誕老人的真相，結果，那次在學校過聖誕節，老師在發糖果和蛋糕的時候說：“孩子們看，聖誕老人給你們帶來了什麽禮物！”我站起來嚴肅地說：“我不相信你，根本就沒有聖誕老人。”老師非常生氣：“糖果是給相信聖誕老人的小女孩兒準備的！”我回敬道：“那麽我就不要你的糖果。”老師很不理智地生氣了，她拿我做反例，命令我上前坐在地板上。我就上前去，轉身麵對同學們，做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著名的演講，“我不相信謊言，”我喊道，“我母親告訴我，她因為沒有錢扮演不了聖誕老人，隻有那些有錢的母親才能假扮聖誕老人送禮物。”
這時，老師過來抓住我，使勁把我往地板上摁，但是我猛烈地踢腿並緊抓她不放，她隻是成功地把我的腳踝按在了地板上。見沒有如她願，她又命令我站到牆角，盡管站在那裏，我還是轉過頭大叫，“沒有聖誕老人，沒有聖誕老人！”最後她不得不讓我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高呼：“沒有聖誕老人！”但是一想到被剝奪了糖果的不公正待遇和說真話而受罰的情景，我還是隱隱作痛。在給母親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還在問：“難道不是嗎，沒有聖誕老人，不對嗎？”她回答道：“沒有聖誕老人，也不存在上帝，隻有自己的信念能幫自己。”那個晚上，我就坐在母親腳邊的墊子上，聽她給我們讀鮑勃·應格沙爾的演講。
在我看來，一個孩子在學校接受的普通教育是毫無用處的。記得在班裏我有時名列前茅被認為出奇的聰明，有時又排名倒數被認為笨得無可救藥。這完全取決於記憶的技巧，取決於我有沒有不厭其煩地去背誦我們剛學到的內容。班級排名如何對我來說真的不重要，上課是再枯燥不過的事情了，我就老是看鍾表，時針指向3的時候我們就解放了。我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得自於母親對我們的晚間教學，她彈奏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紮特、肖邦等人的作品給我們聽，或者大聲朗誦莎士比亞、雪萊、濟慈或彭斯的作品節選。那幾個小時我們像著了魔似的。大多數詩歌母親都用心朗誦，我6歲那年，有一天在學校的慶祝日，我模仿母親朗誦了威廉·利托的作品《安東尼致克利奧帕特拉》，震驚全場：
“我就要離去，埃及，我就要離去！
暗紅色的生命之潮即將消逝。”
還有一次，老師要我們每個人寫下自己的生活經曆，我這樣寫道：
“5歲的時候我們在第二十三街區有一間房屋，因為沒錢付房租，我們搬離那裏去了第十七街區，沒過多久，由於錢少被房東趕出來，我們搬到了第二十二街區，還是沒法安住，我們又搬到了第十街區。”
這段經曆我就是這麽寫的，全是關於無止境地搬遷。當我站起來朗讀時，老師很生氣，認為我在開玩笑，我被帶到了校長麵前，他找人叫來了我母親。當我可憐的母親讀我的作文時，她突然放聲大哭，並且鄭重地說我寫的都是真的，這就是我們的流浪生活。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我希望學校能有所改變。在我印象中，公立學校的教學，是對小孩子的殘酷束縛及不理解。我還記得餓著肚子或者冷腳踩著又濕又冰的鞋子努力坐在硬板凳上的那種痛苦。對我來說，老師就是個殘忍的怪物，專門來這兒折磨我們，而我們經受的這些苦難還不敢講出來。 年幼的鄧肯將頭發束到頭頂，開始“扮演”舞蹈老師的角色
家庭的貧困未曾給我帶來任何苦痛記憶，我們把貧窮看得稀鬆平常。我唯一記得的便是在學校的遭遇。對於一個驕傲而又敏感的孩子而言，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育製度就如同坐監獄般使人蒙羞，一直以來我都在抗爭。
我6歲的那年，有一天母親回到家發現我召集了6個鄰家小孩子，都還沒怎麽會走路的那種，我讓她們坐在我麵前的地板上，教她們舞動臂膀。母親問我怎麽回事，我告訴她我辦了自己的舞蹈學校。她被我逗樂了，坐到鋼琴前麵為我伴奏。我的舞蹈學校就這樣開辦下來，還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沒過多久，鄰近的小女孩都被送來學舞蹈，她們的家長還給我一點錢做學費。這是後來被證實為一條有效的謀生之路的開始。
我10歲的時候，舞蹈班擴大了，我就跟母親說再去上學也沒什麽用，隻是浪費時間，不如用這時間來做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賺錢。我把頭發束到頭頂，聲稱自己16歲了，因為我比同齡人長得要高，所以大家都相信。跟著祖母長大的姐姐伊麗莎白，之後也過來加入我們，跟我一起教授舞蹈班。我們的生源擴大，並去舊金山的許多有錢人家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