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比芝加哥要漂亮得多，而且更具藝術氣息。內陸城市總是令我感到窒息，我為再一次來到海邊而激動。
我們落腳在第六大道旁一個邊道的旅社裏，旅社裏的這群人奇怪得很，他們跟那群波西米亞人一樣，似乎有一個共同點：沒有錢付賬單，時刻有被掃地出門的危險。
那天早上，我來到戴利劇院的後台入口處報到，再次見到了這個大人物。我想向他重新解釋我的理想，可是他看起來很忙，很煩。
“我們從巴黎請來了最偉大的啞劇明星簡·梅，”他說，“如果你能演啞劇，我可以給你個角色。”
在我眼裏，啞劇從來稱不上是一門藝術。動作可以和語言無關，它本身就是抒情的，是情感的表達；而在啞劇裏人們用手勢來代替語言，這既不屬於舞蹈藝術，也算不得表演藝術，而是介於兩者之間毫無生機的一種形式。然而，除了接受這個角色，我別無選擇。我把劇本帶回家練習，但是整件事在我看來愚蠢得很，並且跟我的理想和抱負相去甚遠。 啞劇明星簡·梅第一次彩排就讓我大失所望。簡·梅身材嬌小，但脾氣非常暴躁，動不動就會爆發。那次我被告知我應該指著她表示“你”，按著自己的心表示“愛”，然後猛拍自己的胸膛表示“我”，一切看起來可笑極了。彩排時我忘了按自己的心，我的表現令簡·梅十分厭惡，她跑到戴利先生那裏，說我毫無天分，勝任不了這個角色。聽說這些後，我意識到這將意味著我們一家將困在可怕的旅館裏，交不起房租，忍受無情的女房東的折磨；我想起了一個歌舞團中的小女孩前幾天被扣押行李流落街頭，想起了可憐的母親在芝加哥所遭受的一切。想到這些，我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了下來。我想我看起來一定很悲痛和可憐，因為戴利先生做出了更親切的舉動。他輕拍我的肩，並對簡·梅說：
“你看她哭起來多有表現力啊，她會學會的。”
但是這種排演對我而言是一種折磨。他們要求我做的動作在我看來粗俗且呆板，而且跟他們的配樂毫無關聯。然而年輕人適應性強，最後我也能很好地融入這個角色了。
簡·梅在啞劇中扮演男主角皮羅特，其中有一幕是我向皮羅特示愛。在配樂的三個不同小節中，我應該逐漸靠近並親吻“他”的臉頰。帶妝彩排的時候，由於我吻得太過用力以致在皮羅特潔白的臉頰上留下了紅色唇印，刹那間，皮羅特變回了簡·梅，她勃然大怒，一記耳光打在我臉上。這就是我走向劇院生活的“迷人”開端。
然而，隨著彩排的深入進行，我不禁開始欽佩這位非凡而表演生動的啞劇女演員了。如果不是被啞劇這種錯誤和乏味的形式所拘泥，她應該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舞蹈家。但是啞劇這種形式太束縛人了，一直以來我都想與啞劇對話：
“如果你想說，為什麽不說呢？為什麽像在聾啞病院裏一樣費勁兒地做動作？”
首演之夜來臨了，我身著執政內閣時代式的藍色絲綢演出服，戴著金色假發和大草帽表演啞劇。可悲啊，我本來是想帶給世界一場藝術革命的，而今卻打扮成這樣，找不到自己。親愛的母親坐在第一排，她很是想不通。即使那時她也沒提出來回舊金山，但我看得出來她非常失望，因為我們諸多的努力換來的竟是如此糟糕的結局。
那次啞劇排演期間，我們沒有錢了，被趕出了旅社，又在第十八街上租了兩間空房子。沒有錢坐車，我經常是步行去位於第二十九街的奧古斯丁·戴利劇院。為了縮短路程，我常常跑土路，穿人行道，跨樹林。我有各種各樣的辦法應對窘況。沒有錢，我就不吃午飯，在午飯時間躲進包廂裏睡大覺以節省體力，下午再空著肚子排演。就這樣排演了6周，之後正式演出一周後，我才拿到報酬。
在紐約演出了3周之後，公司就到各地做每夜巡演。我一周有15美元的薪水，除了自己的開支，一半都寄回家給母親維持生計。每到一處，我不住賓館，而是拖著行李箱四處去找最便宜的旅館。我將自己每天的花銷控製在50美分以內，有時不得不拖著疲憊的身體步行數英裏找便宜住所。有時候我找到的住所住著非常奇怪的鄰居。還記得有一次我住的那個房間連鑰匙都沒有，有幾個喝醉酒的男人一直想闖進我的房間。我嚇壞了，趕忙把沉重的行李拖到門前橫放，用它擋住門。即使那樣我也不敢入睡，警醒著熬了一整夜。我想象不出還有什麽生活比這種所謂的隨著劇團“隨波逐流”更淒慘。
簡·梅精力充沛，她每天在背台詞，對自己總也不滿意。
我隨身帶了幾本書，不時地閱讀。每天我都給伊凡·米拉斯基寫一封長信，我相信現實的境況遠不止我向他描述的那樣悲慘。巡演兩個月之後，我們的劇團回到了紐約，這次巡演並不成功，而是給戴利先生造成了經濟損失，簡·梅又回到了巴黎。
我呢，我再次找到戴利先生，試圖用我的藝術打動他，但是他看起來像聾了一樣，對我的建議提不起一點興趣。
“我正在籌劃演出一場《仲夏夜之夢》，”他說，“如果你願意，可以在仙女那一場跳舞。”
我的舞蹈理想是表達人類的情感，對仙女之類的根本沒有興趣。但我還是同意了，並且提議我要在泰坦尼亞和奧伯龍上台前，伴著門德爾鬆的詼諧曲在森林那一場起舞。
《仲夏夜之夢》上演了，我身著一條整齊的白色束腰長裙，外麵蒙一層金紗，背上插著兩個金光閃閃的翅膀。我強烈反對插翅膀的，在我看來那很可笑。我想告訴戴利先生不用那紙塑的玩意兒我也能把翅膀用舞蹈表現出來，可是他固執得很。演出第一晚我在舞台上獨舞，高興異常。 鄧肯演出《仲夏夜之夢》，在劇中扮演長著翅膀的仙女
在這裏，我終於獨自站在這個偉大的舞台上，在這麽多的觀眾麵前跳舞了，我確實跳了，跳得那麽投入，觀眾報以自發的掌聲。
我獲得了所謂的成功，當我插著翅膀下台的時候，本以為會看到戴利先生高興地向我祝賀。可是結果正好相反，他相當生氣，“這裏不是音樂廳！”他吼道。難道我該對觀眾的掌聲充耳不聞嗎？第二天晚上，當我開始跳舞時，我發現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就這樣，以後每次我都是在黑暗中為《仲夏夜之夢》跳舞，舞台上除了白色的翅膀亂晃，觀眾再也看不到什麽。
在紐約過了兩周之後，《仲夏夜之夢》也開始四處巡演，我再次開始乏味的旅程，開始尋找小旅館，隻是我每周的薪水漲到了25美元。
就這樣一年過去了。
我過得很不開心。我的理想，我的抱負，我的追求，看來全無出路。我在公司幾乎沒什麽朋友，他們覺得我是個怪人。我在幕後常常帶著一本馬克·奧裏利烏斯（注：西方哲學家）的書。我想利用斯多葛學派的哲理來緩解無時不在的痛苦。不管怎樣，這次巡演我還是交到了一個朋友——扮演泰坦尼亞皇後的年輕女孩莫德·溫特。她非常甜美，並且富有同情心。但是她有一個怪癖，就是以橘子為生，其他食物一概不吃。我想她算是不食人間煙火吧。多年之後，我得知她死於貧血。
奧古斯丁·戴利劇院裏的明星是艾達·雷恩。盡管在下屬麵前居高臨下，但她也不失為一個偉大的女演員。我在劇院裏唯一的樂趣就是看她表演。她很少參與我所加入的巡演，但當我回到紐約時，經常看到她演羅莎琳德、碧兒翠絲和波西亞等人物。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演員之一，但是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在日常生活中絲毫不在意周圍的人是否喜歡她。她非常驕傲和冷淡，跟我們打招呼看起來都很費勁。有一天，舞台旁貼出了這樣的告示： 美國偉大的女演員艾達·雷恩
公司通知各位，無須向雷恩小姐問好！
實際上，我在戴利劇院的兩年期間，從未有幸跟雷恩小姐說過話。很明顯，她認為劇院裏的二流演員根本不值得她注意。我還記得一天戴利劇團裏的一組人讓她久等了，她就用手劃過我們的頭頂大喊：“啊，老板，你怎麽能讓我等這群小人物啊！”（我就是這群小人物之一，我很不喜歡她這麽說我們！）我不明白作為一個如此偉大的藝術家和迷人的女子，艾達·雷恩怎麽能做出這種事來。我隻能把原因歸結為：她都將近50歲的人了，長期以來在戴利劇團裏一直備受愛戴，可能她討厭戴利最近為劇團挑選一些漂亮女孩，毫無理由地或者未經雷恩小姐同意就突然讓她們做主角，並且一演就是兩三周或兩三個月。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艾達·雷恩滿懷欽佩，那時候如果能得到來自她的哪怕一點點親切鼓勵，對我的生活都會意味著太多太多。但是兩年期間她根本看都沒看我一眼。事實上，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暴風雨》演出快要結束時，我在劇中米蘭達和費迪南的婚禮上跳舞慶祝，整個我跳舞期間，她都明顯地把頭扭向一側，我尷尬得很，差點兒就演不下去了。 身著演出服的艾達·雷恩
在《仲夏夜之夢》巡演期間，我們最後來到了芝加哥。我歡天喜地地去見我的未婚夫。又是夏天，每當我不用排演的時候我都和他去樹林裏悠閑地散步，我越來越懂得如何欣賞伊凡·米拉斯基的智慧。幾周之後，我離開芝加哥回到紐約，我們達成了協議：他隨我去紐約，我們隨後成婚。哥哥聽說這件事後，幸好打聽了一下，才知道他在倫敦已經結婚。為此母親嚇壞了，堅持讓我和他分手。
我們落腳在第六大道旁一個邊道的旅社裏，旅社裏的這群人奇怪得很，他們跟那群波西米亞人一樣，似乎有一個共同點：沒有錢付賬單，時刻有被掃地出門的危險。
那天早上，我來到戴利劇院的後台入口處報到，再次見到了這個大人物。我想向他重新解釋我的理想，可是他看起來很忙，很煩。
“我們從巴黎請來了最偉大的啞劇明星簡·梅，”他說，“如果你能演啞劇，我可以給你個角色。”
在我眼裏，啞劇從來稱不上是一門藝術。動作可以和語言無關，它本身就是抒情的，是情感的表達；而在啞劇裏人們用手勢來代替語言，這既不屬於舞蹈藝術，也算不得表演藝術，而是介於兩者之間毫無生機的一種形式。然而，除了接受這個角色，我別無選擇。我把劇本帶回家練習，但是整件事在我看來愚蠢得很，並且跟我的理想和抱負相去甚遠。 啞劇明星簡·梅第一次彩排就讓我大失所望。簡·梅身材嬌小，但脾氣非常暴躁，動不動就會爆發。那次我被告知我應該指著她表示“你”，按著自己的心表示“愛”，然後猛拍自己的胸膛表示“我”，一切看起來可笑極了。彩排時我忘了按自己的心，我的表現令簡·梅十分厭惡，她跑到戴利先生那裏，說我毫無天分，勝任不了這個角色。聽說這些後，我意識到這將意味著我們一家將困在可怕的旅館裏，交不起房租，忍受無情的女房東的折磨；我想起了一個歌舞團中的小女孩前幾天被扣押行李流落街頭，想起了可憐的母親在芝加哥所遭受的一切。想到這些，我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了下來。我想我看起來一定很悲痛和可憐，因為戴利先生做出了更親切的舉動。他輕拍我的肩，並對簡·梅說：
“你看她哭起來多有表現力啊，她會學會的。”
但是這種排演對我而言是一種折磨。他們要求我做的動作在我看來粗俗且呆板，而且跟他們的配樂毫無關聯。然而年輕人適應性強，最後我也能很好地融入這個角色了。
簡·梅在啞劇中扮演男主角皮羅特，其中有一幕是我向皮羅特示愛。在配樂的三個不同小節中，我應該逐漸靠近並親吻“他”的臉頰。帶妝彩排的時候，由於我吻得太過用力以致在皮羅特潔白的臉頰上留下了紅色唇印，刹那間，皮羅特變回了簡·梅，她勃然大怒，一記耳光打在我臉上。這就是我走向劇院生活的“迷人”開端。
然而，隨著彩排的深入進行，我不禁開始欽佩這位非凡而表演生動的啞劇女演員了。如果不是被啞劇這種錯誤和乏味的形式所拘泥，她應該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舞蹈家。但是啞劇這種形式太束縛人了，一直以來我都想與啞劇對話：
“如果你想說，為什麽不說呢？為什麽像在聾啞病院裏一樣費勁兒地做動作？”
首演之夜來臨了，我身著執政內閣時代式的藍色絲綢演出服，戴著金色假發和大草帽表演啞劇。可悲啊，我本來是想帶給世界一場藝術革命的，而今卻打扮成這樣，找不到自己。親愛的母親坐在第一排，她很是想不通。即使那時她也沒提出來回舊金山，但我看得出來她非常失望，因為我們諸多的努力換來的竟是如此糟糕的結局。
那次啞劇排演期間，我們沒有錢了，被趕出了旅社，又在第十八街上租了兩間空房子。沒有錢坐車，我經常是步行去位於第二十九街的奧古斯丁·戴利劇院。為了縮短路程，我常常跑土路，穿人行道，跨樹林。我有各種各樣的辦法應對窘況。沒有錢，我就不吃午飯，在午飯時間躲進包廂裏睡大覺以節省體力，下午再空著肚子排演。就這樣排演了6周，之後正式演出一周後，我才拿到報酬。
在紐約演出了3周之後，公司就到各地做每夜巡演。我一周有15美元的薪水，除了自己的開支，一半都寄回家給母親維持生計。每到一處，我不住賓館，而是拖著行李箱四處去找最便宜的旅館。我將自己每天的花銷控製在50美分以內，有時不得不拖著疲憊的身體步行數英裏找便宜住所。有時候我找到的住所住著非常奇怪的鄰居。還記得有一次我住的那個房間連鑰匙都沒有，有幾個喝醉酒的男人一直想闖進我的房間。我嚇壞了，趕忙把沉重的行李拖到門前橫放，用它擋住門。即使那樣我也不敢入睡，警醒著熬了一整夜。我想象不出還有什麽生活比這種所謂的隨著劇團“隨波逐流”更淒慘。
簡·梅精力充沛，她每天在背台詞，對自己總也不滿意。
我隨身帶了幾本書，不時地閱讀。每天我都給伊凡·米拉斯基寫一封長信，我相信現實的境況遠不止我向他描述的那樣悲慘。巡演兩個月之後，我們的劇團回到了紐約，這次巡演並不成功，而是給戴利先生造成了經濟損失，簡·梅又回到了巴黎。
我呢，我再次找到戴利先生，試圖用我的藝術打動他，但是他看起來像聾了一樣，對我的建議提不起一點興趣。
“我正在籌劃演出一場《仲夏夜之夢》，”他說，“如果你願意，可以在仙女那一場跳舞。”
我的舞蹈理想是表達人類的情感，對仙女之類的根本沒有興趣。但我還是同意了，並且提議我要在泰坦尼亞和奧伯龍上台前，伴著門德爾鬆的詼諧曲在森林那一場起舞。
《仲夏夜之夢》上演了，我身著一條整齊的白色束腰長裙，外麵蒙一層金紗，背上插著兩個金光閃閃的翅膀。我強烈反對插翅膀的，在我看來那很可笑。我想告訴戴利先生不用那紙塑的玩意兒我也能把翅膀用舞蹈表現出來，可是他固執得很。演出第一晚我在舞台上獨舞，高興異常。 鄧肯演出《仲夏夜之夢》，在劇中扮演長著翅膀的仙女
在這裏，我終於獨自站在這個偉大的舞台上，在這麽多的觀眾麵前跳舞了，我確實跳了，跳得那麽投入，觀眾報以自發的掌聲。
我獲得了所謂的成功，當我插著翅膀下台的時候，本以為會看到戴利先生高興地向我祝賀。可是結果正好相反，他相當生氣，“這裏不是音樂廳！”他吼道。難道我該對觀眾的掌聲充耳不聞嗎？第二天晚上，當我開始跳舞時，我發現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就這樣，以後每次我都是在黑暗中為《仲夏夜之夢》跳舞，舞台上除了白色的翅膀亂晃，觀眾再也看不到什麽。
在紐約過了兩周之後，《仲夏夜之夢》也開始四處巡演，我再次開始乏味的旅程，開始尋找小旅館，隻是我每周的薪水漲到了25美元。
就這樣一年過去了。
我過得很不開心。我的理想，我的抱負，我的追求，看來全無出路。我在公司幾乎沒什麽朋友，他們覺得我是個怪人。我在幕後常常帶著一本馬克·奧裏利烏斯（注：西方哲學家）的書。我想利用斯多葛學派的哲理來緩解無時不在的痛苦。不管怎樣，這次巡演我還是交到了一個朋友——扮演泰坦尼亞皇後的年輕女孩莫德·溫特。她非常甜美，並且富有同情心。但是她有一個怪癖，就是以橘子為生，其他食物一概不吃。我想她算是不食人間煙火吧。多年之後，我得知她死於貧血。
奧古斯丁·戴利劇院裏的明星是艾達·雷恩。盡管在下屬麵前居高臨下，但她也不失為一個偉大的女演員。我在劇院裏唯一的樂趣就是看她表演。她很少參與我所加入的巡演，但當我回到紐約時，經常看到她演羅莎琳德、碧兒翠絲和波西亞等人物。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演員之一，但是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在日常生活中絲毫不在意周圍的人是否喜歡她。她非常驕傲和冷淡，跟我們打招呼看起來都很費勁。有一天，舞台旁貼出了這樣的告示： 美國偉大的女演員艾達·雷恩
公司通知各位，無須向雷恩小姐問好！
實際上，我在戴利劇院的兩年期間，從未有幸跟雷恩小姐說過話。很明顯，她認為劇院裏的二流演員根本不值得她注意。我還記得一天戴利劇團裏的一組人讓她久等了，她就用手劃過我們的頭頂大喊：“啊，老板，你怎麽能讓我等這群小人物啊！”（我就是這群小人物之一，我很不喜歡她這麽說我們！）我不明白作為一個如此偉大的藝術家和迷人的女子，艾達·雷恩怎麽能做出這種事來。我隻能把原因歸結為：她都將近50歲的人了，長期以來在戴利劇團裏一直備受愛戴，可能她討厭戴利最近為劇團挑選一些漂亮女孩，毫無理由地或者未經雷恩小姐同意就突然讓她們做主角，並且一演就是兩三周或兩三個月。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艾達·雷恩滿懷欽佩，那時候如果能得到來自她的哪怕一點點親切鼓勵，對我的生活都會意味著太多太多。但是兩年期間她根本看都沒看我一眼。事實上，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暴風雨》演出快要結束時，我在劇中米蘭達和費迪南的婚禮上跳舞慶祝，整個我跳舞期間，她都明顯地把頭扭向一側，我尷尬得很，差點兒就演不下去了。 身著演出服的艾達·雷恩
在《仲夏夜之夢》巡演期間，我們最後來到了芝加哥。我歡天喜地地去見我的未婚夫。又是夏天，每當我不用排演的時候我都和他去樹林裏悠閑地散步，我越來越懂得如何欣賞伊凡·米拉斯基的智慧。幾周之後，我離開芝加哥回到紐約，我們達成了協議：他隨我去紐約，我們隨後成婚。哥哥聽說這件事後，幸好打聽了一下，才知道他在倫敦已經結婚。為此母親嚇壞了，堅持讓我和他分手。